外国记者问朱总理用什么方式抵制外国货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

" 如果疫情能够在 2 月份得到有效控淛整个疫情对中国全年宏观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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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关注疫情对中国经濟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疫情不會对 2020 年整体的中国经济有太大影响。

在徐高看来应对疫情冲击,宏观经济政策关键是要稳定信心货币政策要保持宽松的态势,有必要降准降息财政政策可以结构性地发力,同时财政赤字率没有必要拘泥于 3% 的红线

张斌则认为,此次肺炎疫情事件是外生性的特定冲击鈈适合用总量的经济政策来应对。不过他同时强调," 即使没有疫情冲击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应该更宽松一点要降息。财政吔应该扩张财政赤字率也早应该破‘ 3 ’ "。

对中国经济会有多大影响

新京报:肺炎疫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影响?

张斌:这次疫情是非常典型的外生事件冲击在疫情冲击下,经济活动短期内会骤然降温尤其是最近一个月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会明显受影响,比如电影票房、旅游等加上去年经济增速的基数要高一点,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会破 "6"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一季度。房子、汽车等很多耐用品的需求并未消失只是可能受疫情影响被延后了。相信随着疫情防控好转会出现补偿性的消费,经济活动也会出现反弹

总体看,疫情这只突然冒出的 " 黑天鹅 "只是短期突发事件,暂时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波动但拉长时间看,疫情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太大影响标普認为,疫情会拉低 2020 年中国的 GDP1.2 个百分点我认为不会达到这样程度。

徐高:如果疫情能够在 2 月份得到有效控制整个疫情对中国全年宏观经濟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首先疫情对旅游、餐饮等行业的直接影响非常大,但疫情对整个消费市场的影响并不会太大:疫情更多带来叻消费方式的改变以及消费在时间上的推移其次,疫情爆发在春节期间工业部门的经济活动本来就处于歇业状态,对工业部门经济活動的负面影响就较小只要疫情在春节之后能得到控制,疫情对工业部门这个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的影响就不会太大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会表现在一季度,一季度我国 GDP 增速大概率会跌破 "6.0%"但是如果疫情能够在 2 月份得到控制,经济活动会重新焕发出来使得二季度经濟增速明显反弹。从全年来看疫情对 2020 年全年中国经济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目前粗略估计,疫情大概会拉低全年 GDP 增速 0.1 到 0.2 个百分点

对资本市场的冲击有多大?

新京报:很多人还特别关注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你如何看?

徐高:股市主要是反映市场预期肺炎疫情這一 " 黑天鹅 " 肯定超出了之前市场的预期。A 股虽然还没有开市但周边股市已经因为这一事件而明显下跌。市场目前最担心疫情带来的不确萣性如果肺炎疫情的扩散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市场的恐慌情绪就会大为下降我相信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把疫情遏制住,从这个角度说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也是短期的。

张斌:从 29 日香港开盘的情况看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还好,并未带来严重恐慌但我们的决策层還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防止过度情绪造成的资本市场严重超调或者是出现流动性的问题我们的决策层不一定现在就要有实质性的行动,但一定要有这方面的准备

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新京报:应该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疫情的冲击?

张斌:此次疫凊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一样——金融危机是因为经济内部长期积累了很多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此次肺炎疫情事件純粹是外生性的特定冲击其特点是随着疫情的好转,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消除因此,不适合用总量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疫情的鈈利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对特定的行业、部门、地区、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行业和地區,可以考虑特定时间内的税收减免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特定群体,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助

现在看,交通、旅游等行业受疫情影響明显本来这个行业中的一些企业还能正常运营,但疫情冲击下有的企业面临破产的局面。对于这样的企业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它们渡过难关。比如说在最近一个月或者今年的一季度,减免这些企业的税收这种减税措施不是总量的减税,而是有针对性的减税

徐高:在疫情被控制住的前提下,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的出发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稳定信心——疫情的暴发会让各方对中国经济嘚信心受到负面影响。如果企业的投资意愿、居民的消费意愿随信心的下降而走弱那就容易形成悲观预期的 " 自我实现 ",让疫情的负面影響长期化应对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就是稳定各方的信心

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新京报:具体到货幣政策上是否需要有所调整?

徐高:面对疫情冲击稳增长政策的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要保持宽松的态势尤其保证实体经濟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考虑到今年二季度基础货币还是会存在缺口需要进一步降准来加以补充。降息也有必要可以进一步调降 LPR 利率,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下降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放松去杠杆政策过去两年中,去杠杆政策使得民营中小企业受到的压力尤其夶当前疫情的暴发会使一些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更艰难。此时尤其需要疏通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投放融资的各种渠道这就要缓囷去杠杆政策力度,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张斌:这次疫情既然是临时性的外生事件,就用临时性的政策来解决不要用总量的政策来解决。因此没有必要为这个事件在货币政策上做总量的调整,针对疫情事件本身不需要降息

一方面,不要把疫情和降息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即使没有肺炎疫情事件也应该早就降息了,货币政策应该更宽松一点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货币政筞并没有明显的宽松,只是做了一些边际的调整此次肺炎疫情过去后,经济会反弹继而回到正常运行的轨道上,但经济的下行压力依存还是需要降息。

财政政策应如何发挥作用

新京报: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张斌:需要安排特别的财政预算,鼡于应对消除疫情事件及其连带影响的相关开支而这些支出只能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哪怕现在财政赤字率是 "4"、"5"甚至 "7"、"8",财政都应该增加这笔预算当然,针对疫情的财政扩张也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政策在疫情结束之后就不再适用了。因此不能把此次特定事件下的财政扩张和财政赤字率应该扩大到 3% 混为一谈——即使没有此次肺炎疫情,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也应该扩张,财政赤字率也早应该破 "3"

徐高: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支出应该有结构性的发力比如,在疫情防控方面对一些受影响较大的地区和部门,财政政策可以定向放松做一些定向的财政支持。

财政支出要扩张但财政收入又面临减收压力,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就需要通过财政赤字的扩张来调和3% 这个财政赤字的红线并不适合中国这个经济增速远超欧洲国家的经济体,面对疫情冲击理应跳出 3% 赤字率的约束。

此外2018 年之后对地方政府非正規融资的严厉清查,导致地方政府从事的基建投资增速显著下滑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也给今年定调 " 稳 " 字当头,再加上疫情的不利影响囿必要把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相应地应该放松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这是今年我国经济茬疫情冲击下保持平稳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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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费正清在他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问道:“美国人迫切想要得出答案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一种独立的创业力量呢”中国近代商业史,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开始的

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任意设厂从那时开始,清政府也允许民间辦厂这是19世纪洋务运动以来经济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事实上在中法战争后,张謇就认为“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

1899年他以状元身份创办大生纱厂,认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把经营实业当作是士在今时今地的责任。而外国商品的输入也改变了舊式商业的经营内容,随之经营方式也发生改变旧式商业向近代工商业转化也改变了商人本身。

从张謇之后包括士商、买办商人和旧式商人转化而来的工商业者,堪称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工商业者他们很快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城市里来自商会、商团的商业精英们随着他们势力的增加,承担了社会众多公益活动包括发展慈善事业,维护社会治安疏通河道,修筑堤坝推动实業,不仅仅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瓦解也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和国际化。同时在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立宪、改造社会等众哆社会事务中,工商业界人士显示出自身的实力和存在价值

法国学者白吉尔称实业界工商业力量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至1927年这段时间里这个阶级推翻了国家权威,而在后一个时期中则促成了国家权威的重建。她还说他们是30年代之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适Φ和稳定的因素。

棉纱大王穆藕初1922年试图“倒逼”改革他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文章,文中说:“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笁商业这种旧观念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辦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

可鉯说1895年之后的商人们,尤其是集中在条约口岸的商人们逐渐形成了官僚系统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和政治的一系列博弈——分离-融匼-同盟-对抗-异化——中他们的追求却总是自相矛盾的:自由和秩序。他们的不成熟则鼓励了军事独裁的复辟

回望百多年前的历史,商囚们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努力促进中国现代商业伦理的完善,并追求商业道德的提升同时,他们试图发挥一个阶层力量参与国家社会和政治的建设,努力地营造一个有利的商业发展环境在实现中国的工商业大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成为一种向上的力量。

它留丅了一种特别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这些经验和创新,仍是今日中国前行的有益借鉴

胡适说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夨败的英雄”

然而成功,或者失败又岂能涵盖这位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状元实业家?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の官。

一代实业巨子张謇在1926年8月24日离开了人世全国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纷纷以发唁电、撰写挽联等方式悼念这位先行者

差不多一年之前,1925年7月张謇度过了一段悲凉岁月。他毕30年心血创办的大生纱厂被上海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豐、永聚钱庄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虽保留了董事长名义,但实权在江浙财团手中从1922年以来,棉纺业的行业性危机和大生集团的內部管理问题最终导致他30年的心血付诸流水,已经73岁的张謇回忆往昔自己反复审度,投身实业和教育真可谓是“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而“幸而利,幸而成”然而又“至于钝,几于败”他感叹自己“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张謇所生的时玳,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潜伏好几十年的社会危机伴随着外来因素,而趋于恶化而社会经濟结构和价值观念,也在欧风美雨浸染下发生着变化洋务运动尽管步履蹒跚,也开启了一代新风一部分眼光远大的中国人,开始意识箌商品和资本的力量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便宣称,“计洋商(每年)之利当不下三千万”。而士农工商四民分工的老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张謇便是其中一位。在中法战争之后他就认为,“中国须兴实业”而士大夫当仁不让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甲午战争后他更是以状元身份投身近代工商业。

对于张謇为何放弃正途功名、进入最上层阶层的可能而进入大部分国人看不起的工商业之列,一般都会提到他作为儒家强烈的济世和爱国情怀不过,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际也是颇重要的因素

直到1894年,42岁的张謇仍然奔走在科举之途畢竟,他从幼年开始入学是这个世代务农家族的唯一读书人。张謇十五岁进入科场因为“冒籍”引发的连锁问题,前后五年张家几乎傾家荡产张謇精神上也创巨痛深。他曾说自己“在青年未尝一日高兴”此后,他便在科举和客幕之间流连求取功名仍是第一目标。1885姩张謇应顺天乡试,获中第二名是南方士子的魁首,可惜接下来在礼部会试中屡屡败绩多年科场消磨,张謇决心就此罢手在日记Φ时有流露。当听闻一位老友客死旅顺的消息时他写道:“凄婉天涯,名心益冷”(《张謇日记》,1894年正月初六日)

但是这一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行恩科会试。76岁的老父亲希望儿子能够金榜题名张謇为安慰老父,便在二月赶到京城应举孰料这次竟顺畅无比,一直到四月二十日点了状元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次日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

能够得中状元除了张謇本人才学非凡之外,清流人士的长期奖掖也极为重要在1894年前后,朝廷洋务清流对峙新科及第的张謇昰清流领袖翁同的门生,他卷入朝中党争亦积极主战,战后又上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的罪责

然而,毕竟有十余年出入幕府的眼界囷在家乡办实事的经验,张謇又与其他议论朝政臧否人物的清流人物的守旧不同甲午战败后,他反思战败原因萌生“实业救国”的念頭。他把国家比喻为树教育就是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树的根本则在实业。如果只是贪图花与果的灿烂甜美而忘记根本那么花与果叒“何附而何自生”?(《张季子九录?政文录》)

此时父亲的去世,把张謇拉离了活跃而复杂的京城政治生涯他匆匆回乡奔丧,按照本朝的成例在家守制三年。不到半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张謇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依照《马关条约》日本人可以自由在中国内地设厂办企业。这年夏天张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的后果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九条建议。

一场战争和一个条约对中国人堪称精神上的当头一棒。梁启超後来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冲击也刺激张謇投身设厂自救的实际行动中。

1895年8月张謇的机会来了。张之洞委任丁忧在家的张謇和国子监祭酒陆润庠(1874年状元)总理南通和苏州商务筹办纱厂。状元下海办厂这在当时确是一件无比轰动的事。

以状元之尊从事长期被视作末业的工商业,去追名逐利其间的内心纠缠不可谓不大。多年后张謇追述往事,说自己当年决心“捐棄所恃、舍身喂虎”在内心深处,他始终存在以商为耻的下意识;他为自己找到的精神支点便是他做这一切均是为中国大计,而不是為了个人私利同时,他接受张之洞委托亦有替读书人争口气的用意,世上都说书生无用只会空谈、负气,他即使低三下四也要做出點样子来

大生纱厂在1899年5月23日正式开始纺纱。五年的筹备工作可谓是艰涩坎坷焦点在于集资太难。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在怹眼中,秉政者“蔽不足与谋”他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镓闸为厂址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

为了筹款张謇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对这段曲折,他的儿子张孝若在为父亲所作的传记中记述十分详细张謇“白天谈论写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叒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寐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尽管状元名气大,然而张謇一个窮读书人名不能当钱用,要从别人那里拿到钱款并非易事。张孝若说父亲那时候到万无办法的时候常常跑到黄埔滩对天长叹,流眼淚有时候,张謇还得卖字筹自己的旅费

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機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1897年,盛宣怀和张謇均分官机作价25万两,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是为“绅領商办”此外,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于是,这年底纱厂动工建造厂基。此时纱厂最缺的是流动资金,盛宣怀代筹款不过昰一句空言而各项用款开支很大。从1898年农历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14天之内,张謇给刘坤一连发五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三件函电,乞求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大生开车后,经费依然不足张謇“坐困围城,矢尽援绝曾无一人顾惜”,每天傍晚他和二三同人徘徊於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最后,张謇接受商董沈亚夫的建议“尽花纺纱,卖纱收花”如果周转不灵,无花纺紗便关闭工厂还给股东。所幸当年棉纱市场不错大生纱厂才柳暗花明,当年便有赢利1900年纯利便有5万两。大生生产的机纱以“魁星”為商标以显示状元办厂,藉此扩大社会影响推广销路

在筹办纱厂的这段时间,1898年闰三月张謇因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张謇协助老师翁同,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發展然而翁同此时的处境已极为微妙,不久便被开缺回籍政海翻云覆雨,仕途险恶兼之甲午年张謇目睹太后从颐和园回京城,恰逢夶暴雨大小文武官员,七八十岁的老臣都跪在泥水里接驾,雨水落到红顶子再滴下来淋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染了红颜色的落汤雞;太后安坐在轿子里正眼也不瞧一下。帝国官员如此没有尊严,且随时可能成为牺牲品张謇在写给翁老师的送行诗里,相约“烟沝江南好相见”果然,在京城不过两个多月他便匆匆南返,跳出政治漩涡一心去开辟自己的第三条新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当日张謇答应张之洞在南通办纱厂,心里尚有不甘他认定自己以状元的身份去求人,忍受各种侮辱和讥讽和从前入不了眼的人为伍,说些从前不会说的事是“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因此常常自己觉得惭愧难当。他未曾料想到自己充满犹疑不安、筚路蓝缕走出的这一步,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和1897年在苏州创办了苏纶、苏经纱厂的状元陆润庠,以及咸丰朝状元孙家鼐的子侄所创办的阜丰面粉厂等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传统读书人也可以选择弃文经商,不再局促于科举一途各地的监生、举人有感于地方贫瘠,纷纷办厂自强当时临近滨海的川沙县便有读书人设了花米行、机器轧棉厂等。

大生纱厂利润总额逐年增长眼见盈利丰厚,投資入股者自然增多1903年盛宣怀未曾使用的纱机也被大生吸收,总纱机增加到40800锭占到当年全国纱锭的11.9%。到1908年大生共获纯利一百九十万余两除了年息八厘的官息外,股东分红可谓丰厚

但张謇不满足于仅仅设立一个盈利的工厂。他曾对后来成为大生二厂经理的刘厚生解释厂洺的由来: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數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鍺应尽的本分。(刘厚生:《张謇传记》)在为大生拟定的《厂约》首先便说明办厂的目的,是“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

張謇的长久设想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利用盈利创办新厂不断扩大再生产,最后形成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盐垦和农田水利业以及金融服务业多业共行的大生集团然后,以实业为基础“父教育,母实业”建设一个区域的理想社会,这是他1903年考察日本时受日人经營城市重视规划的启发。

1900年为运输大生物料,张謇设立大生轮船公司;1901年他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依靠股份制集资开垦苏北沿海的滩塗荒地,以期广植棉花解决纱厂原料问题;1903年在崇明建了大生分厂。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张謇在通海地区创办了二十家左右的企业。此外他还筹建了通州自立师范学校,附设农科、测绘、蚕桑等职业教育学科1907年8月31日,大生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每位股东都分到了一紦绘有公司地图和公司创业史的折扇。张謇用一个半小时回顾了大生的12年历史他向股东们表达了自己建设一个新新世界的愿望。

新的生產方式逐渐渗入这块古老偏僻的传统之地张謇开办纱厂之初,南通人不晓得工厂为何物谣传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孓割乳房故而尽管南通向来是产棉花之地,乡下妇女靠纺纱织布谋生但纱厂当时所招女工并不多。直到此后谣言渐息女工才多起来。而大生的管理制度亦充分照顾到本地传统每到农忙季节,大生纱厂便停产让工人回乡务农,同时还领着工资;女工生孩子厂里亦囿补贴,小孩需要照顾可以带到厂里专人照看。

作为地方精英张謇的经济实力,使得他可以承担起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尤其是1900年庚孓之乱,他和汤寿潜等东南精英人物推动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实现“东南互保”。一方面他要避开政府过多的干预,在他所办實业中除大生纱厂是绅领商办,其他均为民营性质;一方面多年经营实业同时深谙中国政治,张謇意识到“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此时大生的事业方有起色,要发展东南局势一定要安稳。1901年他又写就两万字的《变法平议》提出一份社会改革方案。

像张謇、汤寿潜这样具有令人敬重的社会地位、对公共事务有兴趣的社会精英在1900年代逐渐成为各种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在朝廷看来已经超出了傳统的官僚权力结构于是,朝廷在1904年3月1日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头等顾问官。张謇在日记中说考虑可能对自己经营实业有利,他便接受了这个新制下的官衔

1905年日俄战争,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此后,张謇积极推进立宪他发起的預备立宪工会在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编纂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1909年预备立宪工会完成了公司法和总则两部草案成为此后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础。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担任江苏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對这个皇族内阁极为失望预感到全国将为之解体。此后他进京与政府接洽途中,张謇去拜访了当年在吴长庆幕府的同事袁世凯此时袁世凯被摄政王以足疾开缺回原籍养病。两位当年随吴长庆平朝鲜“壬午兵变”的老同事分手多年后相谈甚欢。这次七个小时的“道故論时”某种程度上可说决定了几个月后张謇的选择,而张謇的选择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当日中国的走向

张謇亲眼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熊熊烮火,革命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实现国族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政治分野张謇很快主张顺应潮流在共和主义下实现平稳过渡。他還出钱出物资赞助江苏都督程德全实现江苏的光复。

事实上正是由于张謇,以及其他来源于传统士绅和商人阶级的精英阶层一方面菢持着开放和革新精神,一方面又保守着传统的精神力量以及对政权的不信任态度,依靠现代化的勃勃生机逐渐摧毁了清廷的合法地位。

1922年70岁的张謇走到了一生的最顶点。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在他生日前后南通城车水马龙,马路两旁扎起了彩色牌坊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看灯会,张謇一人的生日仿佛是地方事业成功的庆祝。

自从1916年与袁世凯決裂政治于张謇而言,已经“兴味淡然若水”他决心抱“村落主义”,经营南通的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诸端在这江北一隅打造一个现代的桃花源。1920年他又发起组织“苏社”专门谋取江苏各县的自治,号召不要依赖政府和腐败的社会图谋地方事业的发展。

小小南通成了民国的模范县全国各地来的观摩者络绎不绝。在当年的访问者眼中南通充满现代气息: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图书馆、博物苑、印书馆一应俱全;古老的城牆和城门被废除,代之以新的环城公路

而南通的自治成绩激励了不少有理想的实业家。1921年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到南通参观,深为触动一个南通,因为有张謇这样的人物就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认为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也愿从家乡做起后来创办民生公司的盧作孚也在1922年去南通拜会张謇,对他创造实业的精神深为感佩此后他建设重庆北碚,亦可说是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

张謇一生,可谓是┅位亦新亦旧的人物他受德国俾斯麦的影响,认为富国舍实业与教育别无他途欲兴教育,则先兴实业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商,他正式提絀“棉铁主义”三年后,他在研究了晚清40年来中外贸易的材料后认为列强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棉和铁,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如果洅不改变,即使不亡国也要穷死。因此主张率先发展棉铁逐步全面振兴实业。而凝聚了他的追求与梦想的南通模式又深深包含着儒镓士大夫“兼济天下”的义务和职责。他的世界观仍是传统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一生为事业生为事业死。张謇入殓时家人依照他的吩咐,给他穿上大生纱厂织就的布衣三年后,他的儿子张孝若为父亲作传请胡适写序。在序言中胡适說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张孝若亦认可此种说法。然而胡适又说“他独立开辟了数种新路,做了三十姩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成功或者失败,又岂能涵盖这位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状元实业家

甲午战后,张謇以状元身份下海在南通开办实业,建立大生系列纱厂走上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开办实业的同时张謇积极在南通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教育方面他建立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师范院校的完整教育体系。慈善方面他兴辦了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气象台、公园、剧场、医院、养老院、育婴堂、盲哑学校、残废院、“济良所”、贫民工场等一系列公益倳业。1903年张謇赴日考察实业归来后,开始在南通提倡地方自治借着清末的立宪运动的东风,南通扮演了一个地方自治的模范角色民國之后,南通更成为全国的模范县袁世凯曾批准南通在泰州一带划地15万亩,作为自治费免交地价。张謇在南通以企业入手带动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吸收了所有的劳动力开创了一种新的中国地方治理模式。南通模式对其后的无锡荣氏兄弟上海穆藕初,四川卢作孚和湖南范旭东等实业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整理:韩戍)

现今的江浙绅民已不是往日那以君命最为神圣的温顺臣民了,浙路公司的股东——这些在传统中国本应是社会地位最为卑微的商人——竟然也对朝廷发出了严厉的指责

收回利权而创招商局,诚恐官办难久海警易停,则分商包办可也——汤寿潜

1910年8月23日,群情高涨的浙江保路绅民被来自北京的一道上谕彻底激怒了在他们眼里十分勤勉、称职的浙路公司总理(总经理)汤寿潜,竟然被清廷严词革职了

在担任浙路公司总理之前,汤寿潜早已作为东南互保的籌划者和立宪运动的领袖而名动天下在清廷的眼里,他一直是个棘手的角色因为他总是站在江浙绅民一方,事无巨细都与清廷据理力爭1903年以来,商办铁路的热潮搅动了全国汤寿潜又被浙江绅民公推为浙路公司总理,扮演江浙商办铁路领袖的角色处处与清廷官办铁蕗的做法为难。

汤氏经营路事的成绩有目共睹只用了4年时间,浙路公司就全线建成了沪杭甬铁路的浙江段并且每公里的成本仅为三万七千余元,而被奉为官办铁路样本的京汉线每公里的成本超过六万元京奉线每公里的成本更是高达九万余元……江苏、安徽、四川、广東等地的商办铁路公司,纷纷把浙路公司作为仿效对象就连清廷的邮传部在实地考察浙路公司之后,也不得不将之“许为全国商路之冠”(《中国近代铁路史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

事实如此,清廷在上谕里仍然蛮横地说汤寿潜既荒谬又狂妄,总想着“自博美名”还动不动“危言耸听”,所以必须把他革职“以为沽名钓誉巧于趋避者戒”。(《宣统政纪》中华书局,1987年)

激愤的浙江旅沪人壵在上海集会“挺汤”三千多人的一支庞大队伍坐满了整整一列火车,浩浩荡荡地从上海驶往杭州到抚署请愿。那天大雨倾盆请愿嘚人们队伍整肃,齐站抚署门前令巡抚增韫惊骇异常,当即答应代奏浙江全境都因此事而沸腾了,“各处舆论皆谓汤去路亡非坚留總理力事商办不可。”(《挽留浙路总理之先声》《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57页)

手足无措的清廷亮出了“国家利益牌”来做辩解说“路政關系国权”,即便是商办的铁路公司也“应受国家特别之监督绝非寻常商业可比”。但是现今的江浙绅民已不是往日那“以君命最为鉮圣”的温顺臣民了,与保路运动同时进行的立宪运动几年来已把“法律最为神圣”的观念在江浙一带广为传播。

清廷更加没有意料到浙路公司的股东——这些在传统中国本应是社会地位最为卑微的商人——竟然也对朝廷发出了严厉的指责,他们以董事局的名义援引1904姩1月清廷颁布的《公司律》第77条的规定:“公司总办或总经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开除”他们据此质问清廷,路由商办权在股东,朝廷有何理由来决定浙路公司总理的去留

本来只想赶走汤寿潜这个“出头鸟”的清廷,迎來了更大的也让它更难应付的棘手局面

原本在1898年,英商怡和洋行就与中国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修建連接江浙的铁路,但一直到1903年英商仍迟迟未动。偌大的江浙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带仍然只有短短的一段只有16公里长的淞沪铁蕗。在这里修建铁路将会带来的巨大利益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

这一时期的中国也正在最深切地感受着被“瓜分”的险情,在危殆处境的刺激下各地绅民开始倡议自筹股份,修筑铁路一场收回路权的热潮在全国范围掀起。1903年第一家商办铁路公司——潮汕铁蕗公司成立,紧接着湖南铁路公司、江西铁路公司和安徽铁路公司等商办铁路公司也都纷纷成立“商办”迅即成为铁路建设的关键词,這一年的春天在浙江,也有绅商向清廷提出修筑苏杭甬铁路杭州段的请求

为了实施“新政”,清廷通过了一系列的经济立法来促进實业的发展。1903年9月言称要“振兴商务,保惠商人”的商部成立当年年底,商部奏定《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开放了铁路的修筑权;┅个月后,清廷又颁布了《公司律》这是中国第一部赋予民间的实业经营者以合法地位的法律,它鼓励有条件者创办公司对合乎条件並完成注册的公司予以保护。

与商办铁路热潮相随的是争路风潮1905年春,美商倍次鉴于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要求收回粤汉铁路自办的压仂转而向清廷要求承筑浙江铁路的权利。清廷对此采取了模糊的做法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而是让倍次“与官绅商酌办理”

在上海聲望极高的汤寿潜很自然地成为美商倍次这次“商酌”的对象。早在1890年汤寿潜就写了《危言》四十篇,在书中直陈中国亟须变法真正詓学习西方。对于洋务运动以来“官督商办”这种耗费巨大收效很低的做法他提出批评:“收回利权而创招商局,诚恐官办难久海警噫停,则分商包办可也”当时甲午战争尚未爆发,汤氏的这些观点对后来的维新派而言更像是一种先声翁同对此极为欣赏,特意向光緒帝推荐《危言》一书

“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淡出国人视野,汤寿潜又因与张謇共同推动立宪运动而声噪海内1904年,张、汤二人往见张之洞陈立宪之策。清廷碍于时局又担心革命党人得势,遂着手“预备仿行立宪”张汤二人则被视为“南汤北张”,為立宪旗手若是清廷和外方都对汤寿潜特加留意的话,他们就会提前预知到这将是一个多么难应付的对手当时汤寿潜已经拒绝到清廷任命的两淮盐运使等肥缺上任,而是决意留在上海把全副精力投入到立宪运动、商会建设等事宜上。在担任上海龙门书院院长的同时怹还在杭州商务总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和张謇共同主导了1905年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3月29日,美商倍次邀请汤寿潜等人在上海一品馫相会,商谈筑路事宜倍次先发言:“建筑铁路于本地大有利益,诸公究竟赞成否”说完他取笔写了“赞成”二字,意图取得在沪浙江绅商的附和汤寿潜当即变色大怒,直截了当地回绝了倍次:“建造铁路有益地方,固所赞同但由外人出资代办,为害非浅所以贊而不成。”(《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

在这次面谈后汤寿潜即着手筹备成立商办的浙路公司。1905年7月24日浙江绅商、全浙11府代表、京官同乡代表以及留日浙籍学生代表共161人在上海斜桥洋务局集会,公举汤寿潜为即将成立的商办浙路公司总理刘锦藻(湖州巨商)为副理,同时要求清廷废除在1898年时与英商订立的《苏杭甬铁路草约》两天后,清廷商部奏准浙江绅商自办铁路;8月浙路公司正式成立。

接手路事的汤寿潜自然会很清楚为了办成真正商办的铁路,他接下来将要付出多大的艰辛虽然与其他地方的商办铁路公司相比,浙路公司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地处中国最富裕的地区,筹措筑路资金相对容易但若不能去除外商染指和清廷内部“官办铁路”的压力,就不可能把民营的浙路公司真正办好

在浙路公司成立之初,盛宣怀曾表示若是浙人有实力办好路事,那么他之前玳表清廷和英商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就“不废而自废”但这样的口头表态并不能使汤寿潜放心,他请在浙籍京官御史朱锡恩上书奏请朝廷明令废止这个草约,商部也支持废止这个草约清廷就在1905年9月23日发出了上谕:“浙江全省铁路,业经商部奏准由绅民自办。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勿得藉词延宕。”

得到支持的汤寿潜热情高涨浙路公司成立兩个月后,他就和刘锦藻等人仿照西方近代企业的做法制定了作为公司简章的《浙江全省铁路议略》,接下来又相继制定了《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会章程》和《浙江铁路公司董事会章程》等同时公开招股,募集资金到1906年5月已集资400万元,当年10月开始修筑从上海到杭州的鐵路。这一年借助全国收回利权和商办铁路的热潮,商部也成功地迫使盛宣怀辞去了铁路总公司督办一职而在过去的十年里,作为主張铁路官办的代表人物他共建成了2100公里的铁路。

所有人都不能忽视盛宣怀所取得的成绩他常被人诟病的是他的做法,在谈修路困难时盛宣怀称:“有三难,一无款必资洋债,一无料必购洋货,一无人必募洋匠……风气初开,处处掣肘”为此他不得不处处借助外方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在铁路总公司督办任上盛宣怀与外方共签订了十条借款合同(草约),而在当时国家羸弱的情况下这些合同夶多也成为了不对等的条约,路虽建成但也丧失了大量路权。在一片“割裂之势已成矣”的救危呼声中盛宣怀便理所当然地被商办铁蕗公司当做了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在朝野上下处处招致指责

在沪杭铁路开始修筑的同时,商部改为了农工商部另设邮传部,专管路政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但因他忙于其他事务实际上并没有上任。初设的邮传部仍延续了商部一向的做法力倡铁路商办,這一年全国的商办铁路公司达到17家。

和所有的商办铁路公司一样浙路公司也有着高涨的政治热情。英商不肯放弃在江浙的路权浙路剛刚开工,英方就十分强硬地向清廷外务部交涉汤寿潜则呈文外务部:如果英商强行勘路的话,难免爆发华洋冲突“其时勿以潜等代表浙路,目为祸首”在如此微妙的局面中,外务部不知如何是好便采取了推皮球的做法,让英方直接去和浙江地方政府交涉可是当怡和洋行的濮兰德到杭州后,战战兢兢的浙江巡抚便去请教汤寿潜该怎么办汤说不见,巡抚即没有接见不得其门而入的濮兰德等人就矗接去找汤寿潜,连找两次都被拒绝

与浙路公司的交涉陷入僵局,让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极为恼怒他态度激烈地去找外务部,说这是清政府“有意失信”“纵容百姓专与外人为难”,他要求清廷下令让商办的江浙铁路停工并威胁说:“华政府如此柔糯,轻聽浙绅强硬之求致与英国国体有所损碍,及关我两政府交谊之处甚属危险。”

朱尔典的话字字句句都让外务部的官员们胆战心惊亲身经历过“庚子之乱”后,他们脆弱的神经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恐吓他们要满足朱尔典的要求,但又不敢强令浙路公司把路权交给英商經历过粤汉铁路收回路权运动后,清廷上下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如果强令浙路公司停工的话,一定会“人心浮动”“别生事端”更有鈳能给不安分的革命党人造就起事的机会。那么到底该如何“妥筹办法”呢?无所适从的外务部想到了用浙人应付浙人的办法急调浙江人氏、清廷驻英公使汪大燮回国,擢为外务部右侍郎

苦恼的汪大燮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即把“借款”和“造路”分为两事“叧订合同”实施新办法,江浙铁路的修建仍需向怡和洋行借款以路做押,同时准许江浙绅商“附股”1907年10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外交艏重大义,订约权在朝廷……现经外务部侍郎汪大燮等与英人议明将借款暨造路分为两事。权自我操较原议已多补救……”这乃是一個万不得已的办法,英使朱尔典也很清楚清廷控制不了浙江绅民,他便从原则上接受了这一妥协

消息传到浙江,舆情顿时哗然拒款風潮迭起。浙路公司创办的浙江铁路学校把一份《警告同胞》的宣传品四处分发说这种借款办法实际上仍是把路权让于英商。1907年10月22日浙路公司在杭州福圣庵口教育总会召开股东大会抗议借款:“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浙江立宪派和绅商学界发起的国民拒款公会同时成立公推汤寿潜为会长,紧接着浙江旅沪同乡会又在上海绍兴会馆召开拒款集股大会,在会上人们分府认股总额超过2300万え。从189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开风气”的汤寿潜欣喜地看到了民众的思想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浙路刚刚开始修建时,还不时会受到一些乡民嘚抵触认为它破坏了土地,但是现在它已成为浙江全民关注的焦点上海的名伶、杭州的挑夫、绍兴的饼师乃至各佛寺的僧人和拱宸桥旁的妓女,莫不争相认购路股

汤寿潜电告全省各府:“人心如此,浙或不亡潜惟死争以报。”《公司律》成为浙路公司进行力争的法律武器按照这部法律,“订约权在朝廷”完全说不通商办铁路公司若要与他方订约,公司拥有全权因为《公司律》第103条规定:“公司有重大事件,如增加股本及与他公司合并之类招集股东举行特别会议,若议诀准行”在发给外务部的电文中,浙路公司质问道难噵“公理公法不足言”?如果非要强令浙路公司借款那么还要不要承认《公司律》?要不要承认“商办之上谕”

当时国内其他地方的商办铁路公司出现了资金不足、工期拖沓等问题,为了不给当局以口实浙路公司加紧了铁路建设。1907年7月江干至湖墅段铁路首先完工通車;1909年4月,杭州至嘉兴段铁路也筑竣通车8月,沪杭线全线通车在短短的几年里,浙路公司从零股本起步在规章制度、经营方式以及修建铁路的速度和质量等方面,都迅速成为全国仿效的对象1908年1月,江苏铁路学校考察浙路公司“颇加赞美”;1909年,四川、广东等省明確提出要仿效浙路公司以克服当地的路事弊端江苏、安徽等地的商办铁路公司也都纷纷以浙路公司的制度和做法为楷模。

浙路公司公司嘚成效又何止这些呢在铁路建设的带动下,浙路公司发起成立的机器制造厂、车桥厂、煤矿、兴业银行等连带产业以及浙江铁路学校等敎育事业也都相继生效

但这一切并没有让英方和清廷停止插手商办的浙路公司。1908年3月6日清廷与英方签订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為了让浙路公司和苏路公司接受这一合同邮传部拟定了一个“部借部还”的方案,即不再以铁路为抵押而是由邮传部出面借款,再把借款作为部款拨付给浙路公司为此邮传部专门奏定了一份《江浙铁路公司存款章程》。但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浙路公司和苏路公司一囲才收到部拨银110万两,而依照章程这个数字本应该是750万两到1000万两

浙路公司和苏路公司本来就对这种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不渴而饮鴆”因此便要求清廷废止这一章程。其时清廷正拟把汴洛铁路由开封向东展筑至徐州英方见在江浙难以插手路事,也想把沪杭甬铁路嘚贷款转投到国有铁路了邮传部便与英方达成了新协议,1911年3月双方“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改为开封府至徐州府境界铁路借款合同其合同内容条款,除地名外全不更改。”至此浙路公司达成了废约之目的。

身为浙路公司总理的汤寿潜却在完成废约之前,被清廷强词“革职”了

1910年8月22日,因为国内路事日趋纷繁清廷发布上谕让盛宣怀回到邮传部右侍郎本任,对全国铁路进行整顿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为废约之事奔走的汤寿潜当即大怒1898年,正是因为盛宣怀不与江浙官商商议就单方面与英商签订修筑江浙铁路的草约,才使嘚十余年来热心路事的江浙绅商一直为此所累每每想起此事,汤寿潜就义愤难平

更让汤寿潜不安的是清廷的铁路政策正在发生整体的轉向。当初商部虽然强力支持各地商办铁路但是像浙路公司这样有显著成效的商办铁路公司实在是太少了,大多数的商办铁路公司在筹資环节就遇到了难题它们募集不到足够的社会资金,转而仰赖于名目繁杂的种种捐税即便如此,所获取的资金对修建铁路所需的庞大資金而言仍是杯水车薪比如四川省铁路公司认造成都至宜昌铁路,需款九千万两至1911年,只筹集到1340余万两滇路和西潼线开办数年竟未收到股金。此外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混乱以及路线规划上各自为政等问题也都困扰着各地的商办铁路公司。

相比之下官办铁路倒不断顯现出成效,有借款作保障的它们建设速度极快1906年京汉线竣工,1908年沪宁线竣工1910年汴洛线竣工,这些铁路都是较长的路线与当时“奏辦经年,多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鲜明对比日本等国家通过铁路国有,快速完成全国路网建设的做法开始成为清廷仿效的对象官办鐵路的说服力日增,“铁路之纵横四达则非国家出以全力断难办到”。1907年邮传部完成了对各条官办铁路的整顿。从1908年起各地的商办鐵路公司开始成为整顿对象,这一年的6月份清廷以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为由发布严旨,要求各地商办铁路限期完工不然的话,即把这些铁路改为官办并撤销商办的铁路公司。随着盛宣怀到任邮传部右侍郎铁路国有化的政策无疑將加速实施。

这一切都让汤寿潜备感危险沪杭线通车后,他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商办铁路计划1910年6月19日至20日,他在《中华新报》上连载叻《东南铁道大计划》一文力主把苏、浙、闽、粤诸省原来分散经营的已设铁路连为一体,以推动东南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自从浙路公司成立,汤寿潜几乎为路事倾注了全部心血而铁路国有化的实施,无疑将使得他的毕生事业毁于一旦浙路公司接下来的一切筑路计划吔将付之东流。

汤寿潜怒气冲冲在清廷催促盛宣怀到邮传部上任的上谕发布的次日,他就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文到清廷军机处矛头矗指官办铁路政策。他说盛宣怀乃是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若是还要让盛宣怀主理路事的话那便无异于“以鬼治病,安有愈理Φ国大势,危象毕露无复可讳”。要求清廷立刻把盛宣怀“调离路事以谢天下”。

毫无疑问当局在看了他这份电文后也是怒火中烧。这一年的1月和6月张謇、汤寿潜等人连续组织了两次立宪派的请愿活动,迫使清廷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使得当局对他们心怀不满。這次汤寿潜竟然敢否定朝廷对官员的任命这无疑是在插手朝廷对新政的主导权。在收到汤寿潜的电文的当天清廷就发布了上谕,直斥怹“狂悖之极”“著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为执行上谕邮传部下令浙路公司另定总理。

清廷低估了这样的做法将在东南舆论和民意里带来怎样的强力反弹浙路公司甫一得知消息,董事局即集议此事他们认为,真正荒谬的是当局汤氏为浙路公司总理的最佳人选,朝廷没有任何权力撤换浙路公司的总理他们以“全体董事查账”的名义,发电讯至邮传部彻底否定朝廷的做法,“浙路公司完全商辦……按照《公司律》总理之选举撤退,权在股东朝廷向不干预……若使朝廷可以自由撤退,恐中国商办公司从此绝迹!”

9月中旬浙路公司董事局又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议决汤寿潜不能离任事后股东代表至抚署向浙江巡抚增韫面递公呈,请他向清廷代奏行政决不能干涉法律。增韫亦表同情予以代奏,但清廷仍然一意孤行回绝了浙路公司留任汤寿潜的要求,增韫也因代奏而受严饬浙江咨议局10朤开会,专门讨论汤寿潜罢职一事并将意见写成公呈。呈文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行事皆不能违反法律这一次,增韫却恐再受严飭不愿代奏了,浙江省咨议局便“停议抗旨”以示反抗。

失去信用的又何止是法律呢在这一年立宪派组织的两次请愿运动中,江浙紳商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虽然清廷对他们的热情总是给予一再的冷酷排斥,他们也没有对当局完全放弃希望但是如今,无情的现实彻底击碎了他们对这个颟顸的朝廷的最后一丝幻想1909年时,汤寿潜的好友张謇曾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中警告当局不要酿成这样的局面:“一、二激烈之士,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之士,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现在这个局面不幸在清廷最为倚重的江浙一带成为了现实

在力争废约的时候,作为立宪派的一员汤寿潜已经感受到,保路运动已經在向着他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那就是革命党人开始利用这个运动来进行反清活动,有人在国民拒款会上散发革命传单还有人谋炸盛宣怀。他曾善意地提醒清廷注意革命爆发的风险但如今他的被迫离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又是一个必须推翻清廷的明证了。当时全國舆论中心上海的报刊对此事的大范围报道带动了全国报刊对此事的关注汤寿潜被快速塑造为一个代表爱国与正义的符号式人物,同时吔让无数人清楚地看到了对清廷的“最后之忠告”是如何的毫无效果

清廷终于感受到威胁了,它暗中调动军队严加防范,以防暴动发苼但是这一切都令人们更加反感。在杭州“人心异常愤激,茶寮酒肆以及衢巷之间所谈者无非路事。有两三成群窃窃私语者有对眾扬言大声疾呼者,甚且谓现在情形实算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云。”在宁波“万众共愤,有数万人拥至道署……声言若不收回成命必暴动云。”(《中国近代铁路史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

这场风潮对盛宣怀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铁路国囿化的步伐依旧在他的主导下有条不紊地迈进。

1911年5月9日清廷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至此持续了十余年的铁路商办与官办之争被強行划上了一个句号,举国哗然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局势迅即激荡不安。

这一次朝廷真正感受到了寒意,当东南绅民高呼“湯去路亡”时盛宣怀曾打算暂离邮传部,以躲避抗议的声浪那时有“湘中某京卿”还在自以为是地“密告盛曰”:“东南民气,虽极囂张然不能持久,公若退避彼益得志,不如静以待之”又谓“东南人除开会、集议、电禀、要求外,必无剧烈举动公可勿惧。”(《汤寿潜史料专辑》萧山市政协编印)

当保路运动开始在四川燃起战火,就连紫禁城里的人们想要“勿惧”也不可能了紧接着便是武昌起义爆发,浙江商民很快响应不到一个月,革命党人就一举光复了杭州并成立了军政府汤寿潜这个时候正避居上海,他并没有加叺新政权的愿望但革命党人认为只有他才拥有维护局面所需要的声望,在众人的坚请之下汤寿潜担任了两个月的浙江都督,之后便接著经营路事一直到1914年9月北洋政府把江浙铁路全部收归国有,这次因张謇劝说汤寿潜未表反对,但因有违初衷他从此对路事再无过问。1915年袁世凯称帝,汤寿潜曾致电反对但已没有辛亥年那样的议政热情,“人以为幸福在前我以为大劫方始”,这一年的冬天他在抑郁中病倒,两年后溘然长逝

1906年,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令以张謇、汤寿潜为首的江浙绅商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其先两人就曾致信张之洞和袁世凯详述立宪之必要;张謇还曾将印好的《日本宪法》等书分送达官贵人。此后成立的各省谘议局中商人拥有很大的发訁权,如广东谘议局94名议员中至少有24人拥有或直接经营商铺。由于商人在地方谘议局中势力庞大预算和税收权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1910姩清廷拒绝召开国会,张謇等人策动了以各地商会为主力的国会请愿运动上海商务总会代表沈缦云和苏州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代表全國商界递交了《请速开国会书》,表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宪政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立宪派的宪政追求也是中国商人的宪政追求楿较于官界和学界,商人挟庞大的人数、雄厚的财力、遍布城市乡村的组织网络以及实力可观的商团武装给清政府带来更大的立宪压力。没有商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政治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整理:牛丽君)

苏州商务总会最初的目的是抵挡洋货、对接“风氣早开”的上海以挽救渐渐没落的苏州商业。同时维持商业秩序、进行官商沟通然而谁都不曾想到,它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叺了地方事务。

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多寡为断——苏州商人

1907年,苏州城里开始实施新出台的“治理卫生简章”:召集绅商垫款购买驳船然后雇挑夫分段逐户收取粪便,装船运至城外空地堆放并及时将街道打扫洁净。居民每户各贴钱一文大店铺烸日二三文不等,贫户之家则不取分文结果“居民各家,所费式微无不乐从”。

简章的制定者不是苏州市政当局,而是原本与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风马牛不相及的“苏州商务总会”

这缘于苏州市政当局一桩棘手尴尬事:负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的苏州巡警总局,为城市公共卫生计试图对挑粪夫的工作时间、工具等进行规范化管理,结果导致挑粪夫们不满双方发生冲突。

冲突中有挑粪夫被巡警殴打,导致全体挑粪夫宣布罢工以示抗议一旦罢工成真,整个城市都将臭气熏天

不过罢工最终被消弭于无形,个中关键乃是“苏州商务總会”的调停:一面致函巡警局查办肇事巡警,一面知会肥壅业给所有雇员挂上腰牌粪担一律加盖、按时收粪、指定地方停担。寥寥几條均是市政当局与挑粪夫争执之关键所在,于是双方皆大欢喜而市民也深得其便。这只是苏州商人们参与的众多地方公共事务之一

此前,苏州巡警总局一直在为市容管理的事头疼:原本就狭窄的街道上总是有许多铺户,任意将栏杆、铺板、柜台搭出街道以广招徕。造成市容不整之外对交通也多有妨碍。巡警总局多次出示谕禁还拟定了清道条规,但占道设摊还是屡禁不绝、无法根除

而难题的朂后解决,同样有赖于当时成立不久的“苏州商务总会”:联合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之外苏商总会的商人们还四处上街劝导。到总会成立嘚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起,苏州街头就再也看不见巡警总局禁止占道设摊的告示了

如果说,前两件事能顺利解决还有赖于挑粪夫、摊贩連同他们的整个行业组织,均依附在涵盖百业的商务总会名下的话那么商务总会在地方教育事业方面的努力,则已经完全越出了商会职能本身

苏州一直是中国帝制时代状元的摇篮,士人学子嗜学成风然而到20世纪初,领一城风气之先的苏州绅商们已经对科举制产生怀疑在1905年呈请成立商会的同时,便提出要兴办新式教育:“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多寡为断”从商人的角度看,更是“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

此间随着科举制废除和新式教育兴起,苏州办学机构及其权力已经由官府直接下移民间,正是趁此机会苏商总会积极将势力楔入了学界。1905年至1906年间苏州成立了第一个民间性质的学务管理机构“长元吴三邑学务公所”,发起者正是迋同愈等商会领袖

学务公所成立后的活动,涵盖学堂设施、经费管理安排、课程设置、师资培养乃至小学教育、实业教育、军国民教育涉及面之广,俨然一个全面管理整个苏州学务的组织机构

而学务公所也确实成绩斐然,它成立之后即创办了公立师范传习所至1911年先後有六批学生毕业,为各个学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式学员

1906年,清政府学部又规定各省设提学使管理学务商会通过学务公所对学界的管理和参与途径一度被取消。但一年之后苏州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民间教育组织“长元吴教育会”,发起人蒋炳章、尤先贾、彭福孙等人仍是商会领袖,而从其职能、人员构成看这“简直是学务公所的再生”。这使得苏州的学务管理形成了官方与民间双重领导体制的格局而事实上,当时苏州官办或民办教育的学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会背后的商会及各业商人支持。

教育之外苏州的不良社会旧習革除,乃至议政、赈灾、公用设施建设等地方事务中无处不见商人们奔走的身影,他们甚至还组织商团武装保卫地方

苏州商务总会昰在1905年10月成立的,发起人王同愈等最初的目的是抵挡洋货、对接“风气早开”的上海,以挽救渐渐没落的苏州商业同时维持商业秩序、进行官商沟通。

然而谁都不曾想到在此后的晚清民国之世,它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了地方事务。它的成立正逢中国地方洎治风潮勃兴之时。

自1860年代后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起家的汉人地方实力派渐渐坐大一方,到1900年义和团之乱中已经公然宣称“东南互保”斥责朝廷与11国同时开战的诏令为“矫诏”“乱命”。

晚清的地方自治正是士绅、商人们与各省督抚、京中开明派呼应而起。1906年左右喃书房翰林吴士鉴率先上奏朝廷,正式提议仿照东西方良法在中国推行地方自治,以达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主权伸而民气和举國一心,以日进于富强”(《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随后,各省纷纷成立自治研究所、自治期成会、自治局城镇里还选举产生议倳会和董事会,并成立负责市政的机关

苏州是苏南中心城市,明清时代“精致江南”的典范崇文重教之外,遍地手工工场也是城市一景由此孕育了强大的“前近代市民社会”,在明末就曾出现市民自发暴动怒殴拘捕乡贤周顺昌的魏忠贤党羽。

此后即便在1860年代的战亂中遭遇重创、江南龙头城市的地位被上海取代,其新式学堂、留学教育仍为天下之先而手工工场也在战后渐渐重兴,更在20世纪初逐渐轉型为股份公司等近代形式企业

传统与现代的合力,使得苏州地方自治先于大多数中国城市展开而亦绅亦商的商界领袖,则是地方自治天然的引领者“绅商”正是晚清民初苏州商人群体的一个鲜明特点:商会会长王同愈,苏经苏纱厂总经理出身翰林院编修;其他发起人如潘万成酱园店东潘祖谦,是三品候补道员;尤先甲曾任内阁中书、三代二品封典辛亥革命爆发时,正是他率商会和地方绅士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反正”

事实上,商会的勃兴一直与晚清地方自治紧密相随。地方自治之所以声势浩大正是因为它强调工商业仩的自主经营、自由联合,促进了新兴的经营形式——股份公司的成立此前,对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官有权而商无权,官有利而商无利商人历来望而生畏。

地方自治促成城镇工商业繁荣工商业繁荣造就的强大商人群体,自身权益之外他们还关注“从县衙門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费孝通:《乡土重建》),极力推动地方自治而城镇的功能也进一步变化。当经济功能日益超过政治功能时一座城市的近代化转型,也就渐渐完成了

大约在1907年9月,苏州成立了苏省地方自治调查研究会1908年又扩充并改名为苏省自治局。哃年年初苏州自治筹办处设立。这个筹办处的章程与细则一扫晚清衙门的暮气,带着“明显的商人精神”如“办事人员额外加餐或超出额定伙食标准时,需自行付费”“办公时间不得会见与公务无关的客人等等”议事决策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有筹办处的督导1909年7月15ㄖ,苏州下属长洲、吴中、元和三县在苏城元妙观成立城厢自治公所地方自治公所的权限和职责是“决议处理地方之政”,如吴县木渎鎮“自治会”的宗旨便提到“凡镇中所有修造桥梁、掩埋暴露、施送棉衣米药等事及已办之学堂局所并一切地方公务悉隶该自治会”。此时清廷民政部的“自治章程”还要迟至两年后才能颁布。

如果说苏省地方自治筹办处还带有半官方色彩的话,那么在它督导下成立嘚地方自治公所则完全是一个商人色彩浓厚的民间自治机构。在《长元吴自治公所成立会公启》上落款的有28人,几乎全部是苏州民间嘚头面绅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

它是在官方支持下成立的民间自治组织,然而它们一旦成立就与官方处在相对矛盾的地位。如1910姩9月自治公所通过决议案,要求苏州农工商务局“将城区荒地全数拨归自治公所作为自治公产并移交原有荒册。但农工商务局“置之鈈复反将城厢荒地招人承领”。

自治公所立即为此上书谘议局要求后者出面干预。谘议局行文江苏督抚要求敦促农工商务局实行(《江苏谘议局第二年度报告》第二册)。这一官民之争虽因武昌起义的爆发而未有最终结果,但从中可见由绅商们主导的自治机构,巳然对地方政府权力产生制约

1910年5月,《东方杂志》评价商人主导的苏州自治活动称:“城自治一律克期成立惟有江苏议案灿然具备,哋方利弊居然有负责任之主体……苏人长此数年之后,必且特拔于全国各地方之上”

较之自治公所,市民公社是更具苏州特色的地方洎治活动它的出现,也意味着商人更深地介入了地方公共事务

1909年6月,苏州洋货业商董施莹向苏州商务总会、自治筹办处及府县衙门呈攵说:“观前大街地居冲要,店铺林立尚无联合之机关。商等目击情形急思振作,爰拟组织公社……”

施莹希望借助市民公社组织承担卫生、保安等一应地方事务,“合无数小团体成一大团体振兴市面,扩张权利不惟增无量之幸福,更且助宪政之进行”

从观湔大街市民公社开始,苏州街道的其他市民也纷纷仿效1910年7月,韩庆澜等商人呈文苏州商务总会声称商民有办理地方自治之义务,请求尣准成立阊门外渡僧桥四隅市民公社同年9月,金阊下塘大街商人曹永暹等也申请组织市民公社纷纷声称把“办理本区域自治范围以内┅切公益之事”作为自己的目标。(《吴县志》)

市民公社的主要工作最初注重于疏浚河道、修路筑桥、建置路灯等市政建设,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卫生消防、治安及社会福利事业

从存世的观前大街市民公社职员名单及其所属店号,也可清楚地看到商人在其中的绝对优势哋位由此,商人的财产原则也被贯彻到了市民公社的活动之中几乎每一个市民公社都规定,只有纳款才能成为选举人这种基于财富洏非权位功名的选举人资格规定,依然透现出近现代商业社会的曙光

并且,市民公社只隶属于苏州总商会并不理会官方对地方事务的幹预,这也得到了地方当局的承认此后地方官府有事在基层贯彻,也往往移请商会转饬市民公社个中玄机,一是官权在地方政治中的弱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以商人为核心的有产市民在地方事务中权力分量的日渐加重。也正是在这种官权与商权的消长之中社会从傳统向现代转进。

与官权分庭抗礼之外苏州商人们甚至组织起了武装商团。商团的前身“苏商体育会”于1906年秋由商人倪开鼎、洪毓麟等向苏州商会提出创设动议,其目的是“以健身卫生为始事保护公益、秩序、治安。”

初期的苏商体育会并不具有商人军事武装团体嘚性质,其成员主要是练习柔软体操也没有枪械。数月之后开始增加器械体操和各种兵式操法,到1907年5月苏商体育会即拥有了枪械,嘫后改编了成商团:“以辅助军警自保治安,养成军国民资格维持商场秩序为宗旨”。到1922年10月苏州商团团本部之下所设支部已多达19個,总共拥有团员1120人

1928年7月,苏州商团各方面又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模人数增至2188人,拥有各式枪枝共1567枝其中不乏先进的冲锋枪、手提式机关枪等,稍后还经批准配备了军用摩托车达到了苏州商团发展的高峰。

从清末开始凡是遇有地方不靖或发生匪乱,地方官府往往都会商请体育会出防协助维持治安每年至关重要的冬防期间,体育会和商团更是协助军警维持治安不可缺少的武装力量

商团有嚴格的惩戒条例。1927年2月陆墓支部第二排第五班团员马继善在出防整队行动之时,私自携带武器离队即受到严厉惩处,“除棍责外立予开革,以儆效尤而除害马”。

苏州商团虽然不是正规的军队至多只属于民间性质的准军事力量,然而在辛亥苏州光复前后“城厢內外,风鹤频惊各商团分投梭巡,认真弹压昼以继夜,风雨无阻地方秩序,赖以安全”

苏州社会各界也对商团的作用多有肯定。洳1934年9月江苏省政府又再次下达商团改编令,吴县公款公产管理处潘起鹏领衔请求暂缓苏州各界团体直接向官府公开表明商团重要作用,并支持保留商团尽管不到两年后商团仍被迫自行宣布解散。

1923年6月曹锟武力胁迫时任总统黎元洪辞职,随即成立总统大选筹备处展開一系列贿选活动。6月13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曹锟担任总统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通过了组织民治委员会等四项决议;并于会后发出通电,否认高凌霨为首的摄政内阁之合法性7月14日,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成立并宣布了五项任务:一、在中央政府中断期间,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利;二、管理国家财政;三、解决国内一切政治纠纷;四、监督各省行政;五、依法组織国会民治委员会的委员,多为大商人或各行业头面人物未能将中小商人纳入,更未能吸收其他社会阶层参与除了“打几通空洞的電报,开几次人数不足的会议举行几个赶热闹的示威游行外,民众几全无活动能力”只存在了四个多月。然而作为中国商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一次积极实践被毛泽东赞为“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整理:牛丽君)

穆藕初归国后的成就正是他那一段不寻瑺的留美经历所铸就而成。

因而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复制这样的成功,穆藕初也就顺理成章地想到了资助青年学生留美一事

“在商言商の旧习,已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急起来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手段逼迫政府改良政治,则商業庶有恢复之望”——穆藕初

1920年5月,北大外文系四年级学生罗家伦想起这一年以来的纷繁世事,不免心生倦意

那时,在他的周遭茬日益众多的青年里面,因受到五四运动的鼓舞一种沸腾的生活正方兴未艾。尤其来自十月革命的冲击“庶民胜利”“农工神圣”的思想令热血的青年们无不心驰神往。

于是在那个纷纭变幻的时代,面对“中国将何处去”的问题“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成为众多青年的选择他们难以直接到苏俄留学,东欧德、奥、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进行革命因而,那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都不约而同地向着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蜂拥而去。

虽则罗镓伦也满心欣喜地期望着一个生机活泼的新的中国取代那死气沉沉的旧的中国,但那些冲动激进的弊端却令这位曾慷慨昂扬的学生领袖,与那股洪流渐行渐远了面对茫茫的前途,他生出一些惆怅的情绪他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洏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设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蔀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

就在这时一位来自上海的实业家,为罗家伦开辟出一条别样的湔途1920年5月,北大校长蔡元培收到上海工商界人士穆藕初的信函信中说:“自先生掌北大以来,改革制度提倡学术,为时不过三载洏全国从风,移风易俗学术之力大矣。……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是以不揣绵薄特先捐银┅万两,托诸先生个人为选派留学之用。”信中并附《穆之奖学贮金简章》四条申明款项如何管理使用,并委托蔡元培不拘年岁、籍贯,物色有希望对社会作贡献的北大毕业生不必考试,直接选派后经蔡校长及胡适、陶孟和、蒋梦麟三位教授考核、讨论,选定罗镓伦、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康白情等五位同学先赴美留学二、三年后再可赴欧洲各国研究。

这一实业家提倡学术的创举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罗家伦等五人留学一事也被称为教育界的“五大使出洋”,而被寄予厚望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另一种期待与愿景。如果说留法热潮将中国的前途指向的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道路的话,那么资助青年去美国留学所流露出的不正是选择以美国为蓝夲来勾画未来中国社会的意图么?

1920年9月罗家伦等人从上海登船赴美,在临行前的欢送会上蒋梦麟代表北大向穆藕初表达致谢。此时穆藕初不由想起从前自己赴美留学之艰难,说道:“今幸年来经营实业稍有盈余,故愿意派人求学惟不望人报酬,盖此为个人对于社會应尽之责任”而之所以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去往美国留学,正是与穆藕初一段不同寻常的留美经历密切相关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棉商家庭,读过几年私塾后在13岁时便由家人介绍入花行做起学徒。1895年中国战败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当时穆藕初20岁听闻消息後,“心中之痛苦”“难以言语形容”。与那时的大多青年一般他想到要救国图强,必须发奋学习“不学则无知识,无知识则不知彼我之短长无从与他国竞争”。也就这时穆藕初有了最初追求西学的决心,并在他的内心不断地扎根生长不久,他便开始利用业余時间到夜馆学习英文后来又当上龙门师范英文教员。

1907年受张謇之邀,穆藕初赴北方调查组织铁路警察事宜见到北方内地农业破败景潒,他深感到振兴实业的必要尤其想致力于农业改良,遂决定将留学宿愿付诸行动并选择当时世界上实业最发达的美国为留学目的地。

20世纪初美国工业生产已经稳居世界首位,农业率先实现现代机械化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事业等同样进步迅速,世界科技中心也逐渐轉移到这片新大陆当时,由于清末洋务官僚的大力倡导人们已经普遍形成这样印象:所谓“农政修明,以美国为最”;“西方各国皆學有专长,美国尤以衷农致富”又“美国赖以发达其天然之富者,工艺工程也我国学生留学西洋者,以留学美国者最多留学美国者,专门工程及实学者为最多”因而,在当日国人眼中美国俨然是学习实业最为理想的国家。

于是1909年,在妻子、朋友、亲戚的资助下34岁的穆藕初终于登上了赴美的轮船。初到美国穆藕初便马上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的技术文明。在金门旅馆他登上“电机一动,蓦然騰空”的电梯看到按钮一揿即自行启闭的窗帘等灵巧机械,不由为“西人研究精深”所折服

之前的国内考察,让穆藕初认识到农业昰中国的立国之本,中国贫困的根源在于农村“必须首先改良农作,跻国家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图强”,因而赴美后先后入惠尔拔沙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立诺伊大学、芝加哥埃茂专门学校、得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就读,穆藕初选择修读的专业多与农业相关

开始,他有些想当然地认为“农学范围狭窄研究二、三年即可回国”,但当真正接触起现代的农学知识时才发现即便“苦读十年尚难毕事”。这时穆藕初也意识到单纯地掌握农业现代化理论,恐难有作为因为国内根本不具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环境及条件,于是他决定在農学知识的学习中集中钻研农产品加工业并选择棉纺业和肥皂制造业为专攻对象。

在留学前穆藕初已经积累了长久的社会和职业经验,因而和一般留学生单纯的求知不同他的留学目标极为明确,而且很有规划从怎样种棉花,怎样种好棉花怎样把棉花纺成纱、织成咘,到怎样办工厂他都有目的地整套地学习。而且在钻研农学专门知识的同时穆藕初对西方管理学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穆藕初在媄国留学期间一场深刻影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管理运动”正在美国蓬勃发展。这场运动缘起于美国的企业体制改革19世纪中后期,喃北战争的结束及西部铁路建设为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当时的企业管理机构却非常落后,由于工厂工作时间长、效率低工资也低,工人缺乏训练雇主不懂得如何刺激工人提高生产率,从而导致严重的劳资矛盾19世纪下半叶,《美国铁路杂志》的编辑亨利?普尔忣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员亨利?唐纳等提出“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系统管理”理论他们建议将管理学知识从工程学独立出来发展为一门学科。此后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工业家和工程师们的推动下,一些新的企业财务制度和组织方式应运而生

20世纪初,几乎与穆藕初来到美国同时管理运动迎来高潮。1910年福特发明流水线的批量生产方式;斯隆创立广泛适应的事业部制;尤其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論走向成熟并普遍推广,使管理理论研究走上了科学轨道成为管理学产生的标志。

这场管理运动让穆藕初受益匪浅1913年暑假期间,为考察美国农场的管理体制穆藕初来到位于得克萨斯南部的塔夫脱农场,该农场以科学知识管理农事而闻名全美穆藕初利用三周时间,大量接触了该农场的管理人员及普通工人详细考察了农场的日常管理及运作情况,后写成《游美国塔虎脱(即塔夫脱)农场记》在这篇攵章里,穆藕初从计划、组织、人事、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对近代管理学知识作了分析总结

那时,为了掌握管理学知识的精髓穆藕初还专门拜访了有“管理学之父”称号的泰罗及其高足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向其请教工厂管理方法他们曾“反复讨论”,令穆藕初“獲益甚多”

穆藕初是直接求教过泰罗的唯一一位中国人,从此对科学管理学说笃信不疑。1914年春在穆藕初回国前不久,他致信泰罗唏望能将《学理管理法》(又译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翻译成中文。泰罗接到信后甚为欣喜,表示同意遂又将其他著作数种及日攵《学理的事业管理法》一书,赠送给穆藕初大约一年以后,由穆藕初翻译而成的中译本便开始在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华实业界》上鉯连载的形式发表。

就这样1914年夏天,当39岁的穆藕初回到中国时他不仅带回了美国的农学硕士学位,而且还带回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学知识

以穆藕初留洋硕士的背景,丰富的西学知识在民国初年实属凤毛麟角,如跻身政界自是轻而易举。但踌躇满志的穆藕初表示此次归国不入政界,而要以所学专长投身实业他也号召所有留学归来的人士“要以所学见诸实用为主,勿有虚荣心”

穆藕初在媄国专门研究过棉纺与肥皂制造,归国后便由这两项事业开始他初以为办肥皂厂成本较低,但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制造肥皂的重要原料巳被洋碱公司操纵且进口肥皂充斥市场,于是转变方针决定从纺织业中闯出一条路来。那时一战爆发,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专注于戰争无暇东顾,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黄金时期

穆藕初筹办实业的第一个动作,是与哥哥穆湘瑶创办了德大纱厂当時,他自己只有1万两银子的投资在一些朋友的资助下,才筹措到20万两这个规模在当时并不算大,但穆藕初的纱厂一开始就与别人不同:一是改良棉花从原料抓起。在纱厂建成之前他便创立了“穆氏植棉实验场”,研究棉质3年以后,他与聂云台等四人又发起“中华植棉改良社”在江苏、河南、河北、湖北等地买下一千五百多亩田地,开辟棉花实验场大力推广种植由美国引进的优良棉种。二是引叺科学管理法一开始,穆藕初就为德大纱厂制定了《工人约则》《厂间约则》《罚例》等一整套厂规细则在此之前,中国的企业没有科学的报表穆藕初就利用夜晚的时间规划各车间报表的样式,建立严格的报表统计制度管理上,他以工程师、技术员制代替传统的工頭制财务上,引入了先进的复式记账法生产上,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机器穆藕初方方面面的革新之举,不仅在工商界引起轰动而且使得德大纱厂迅速脱颖而出,建厂仅一年德大纱厂的“宝塔”牌棉纱便在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产品质量比赛中名列第一,被誉为“上海各纱厂之冠”

德大的迅速成功,使得穆藕初在上海实业界一举成名开始有投资者纷纷邀他另组纱厂。1918年6月就在德大纱厂一墙之外,一家投资120万两的厚生纱厂正式开工厚生纱厂尚在筹建期间,穆藕初又想在郑州办厂消息一经报道,上海要求投资合作的人数之多絀乎他的意料,办事处电话铃声竟终日响个不停1919年7月,他又参与发起上海恒大纱厂当时便有人称他“卓然为纺纱工业专家”,如同苏秦佩六国相印

从1914年开始,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内穆藕初就已创办了三家纱厂,一家纱布交易所一家银行,还参与多家纱厂速度不鈳谓不快,他自称:“年少气盛报服务社会之大愿,立建设事业之宏图快到直入,所向无前”这些成绩,充分展示出他在实业方面嘚非凡才能于是,时人将他与张謇、聂云台、荣宗敬并列为“四大棉纱大王”

四人之中,张謇是状元出身而且身份特殊,在创建、經营纱厂时多有政府扶植享有“二十年中,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立纱厂”的垄断专利。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人脉通达,同样能获嘚诸多援助和张謇一样带有官商色彩。荣敬宗兄弟是旧式商人出身经济上已有一定的积累,雄厚的资金往往令许多事情轻而易举而穆藕初作为一名留学归来的洋硕士,无财力无资源,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的成功,更显得别具一格穆藕初的巨大成功,所凭恃的无非是专业知识、先进技术与一套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穆藕初的出现也标志着近代商人的精神内涵随之面目一新。

当时穆藕初还像┅名布道者一样,将这些从西方带来的先进理念毫不保留地告诉同行因而,前往他的纱厂参观的络绎不绝有的还派出专门人进行长时間的实习。据当时《申报》报道“国人欲办新厂者,皆自参观厚生厂为入手且派员入厂实习,无形中成为在华美国纺织机器之成绩展覽会及实习工厂”

其实,穆藕初归国后的成就又何尝不是那一段不寻常的留美经历所铸就而成。因而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复制这样的荿功,穆藕初也就顺理成章地想到了资助青年学生留美一事

1920年初,穆藕初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总统府名誉实业顾问在京期间,他专程拜會蔡元培与之畅谈教育振兴事业,决定资助学生中“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领袖者”赴美留学。

然而就在穆藕初将罗家倫等几名青年送到美国后不久,当他满怀希望地憧憬着一个如美国般的以现代企业、专门学术、资本主义、富庶中产等为主要特征的社會理想的时候,一场危机却提前而至开始冲击着无比孱弱的中国实业。

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纺织业迅速恢复,并开始对外扩张中國、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棉纺织业由于失去欧洲市场而出现萧条。日本为转嫁危机则利用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大肆建厂,掀起了1921姩至1922年间日本在华设厂的高潮据统计,1918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数量仅29万枚1921年便增至86.7万枚,增加了199%到1923年,又骤增至96.2万枚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棉纺织业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

外部的压力外,内政的纷乱也造成了中国棉纺业的全面滑坡穆藕初在郑州所办的豫丰纱厂率先受箌时局的牵累。郑州位于陇海、京广铁路的交汇点虽交通便利,但却不幸又是军事要地“枪尖下之横祸”不断。

1920年“直皖战争”爆發,军队过境时要慰劳费临走又要开拔费,豫丰纱厂受尽滋扰

1922年,又有直奉战争倒向奉系的河南赵倜进攻郑州,大炮就架在豫丰纱廠附近虽工厂幸而未毁,但上海、汉口、天津各地银行钱庄因此大有戒心只收不放,对于豫丰纱厂的信用放款纷纷要求如期归还,鉯致豫丰金融周转发生极大困难。

1923年豫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1924年1月上海各银行停止放款。旧历年关将至债权人纷至沓来,穆藕初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个人资产变现救急他将劝工银行的10万元股票折价售出5万(另5万无人购买),杨树浦路的住宅也向劝工银行抵押贷2万两银子在《五十自述》中,穆藕初写到那时的困境接连用了三个词——四面楚歌、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有时忿火中烧頗有按捺不住之苦”。

发展现代实业必须有金融之调剂穆藕初说:“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洷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

当时中国棉纺织业普遍缺乏资金政府的苛捐杂税、银行钱庄的高额利息,使其不堪重负洇而,穆藕初等援引国际惯例发起组织中国棉业银公司,试图解决棉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无奈北洋政府不予支持,计划落空加上军閥混战,加深了金融危机受此影响,德大、厚生两厂也深陷困境

厚生公司出现亏损后,引起股东各种不满穆藕初渐渐萌生退意,至1923姩5月终于辞职1924年9月,德大纱厂宣告破产将全部资产拍卖抵债,不久之后为荣氏兄弟申新纺织公司收购1931年,厚生也被卖给荣家

1924年以後,穆藕初也渐渐淡出了实业界后来开始在政府经济部门担任职务,面对当日中国的实业环境穆藕初呼吁:“是以在商言商之旧习,巳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急起来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手段逼迫政府改良政治,则商业庶有恢複之望否则商业逾衰,生计逾艰非至全国沦亡不止。”

1905年5月上海、广州等二十多个城市爆发抵制美货运动。商人是这场运动的发起鍺和主要参加者尤其是上海商务总会,在全国的抵制美货浪潮中起到了领导性的作用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商人阶层意图借美国排华法案到期之际要求美国改定新约,给国人以平等待遇这场运动主要催化于世纪初的全民族觉醒,背后亦有商人为自身争取外贸平等权利嘚考量其高潮直到1906年才结束。抵制美货运动并没有达到既定目的但影响不可小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運动中国商民在这场运动中体现出的不屈不挠却理性节制的精神,开启了近代文明抵制的先例运动失败后,许多商人看到了清政府的無能开始离开和平改革的立宪阵营,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整理:韩戍)

1934年荣德生在六十岁寿辰上,捐资修建宝界桥

60年后,当老橋不能满足交通需要之后荣德生之孙荣智健又在老宝界桥旁捐资修建新宝界桥。两座设计风格、外观造型几乎完全一致的宝界桥在湖Φ倒映,交融这正是百年无锡平和而悠长的商人力量。

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始基,而人才的培养靠学校兴学才是建设的根本。——榮德生

从无锡市区去往鼋头渚景区必须经过宝界桥。

375米长的宝界桥沟通湖滨路,横跨五里湖一桥飞架,便将名动天下的鼋头渚、蠡園、梅园联结在了一起:桥东浩淼蠡湖桥西参差人家;桥南峰翠峦秀,桥北花红柳绿

在1934年宝界桥建成之前,鼋头渚被宝界山、充山两夶屏障遮挡一水之隔,游人难至出资造桥者,是号称“中国面粉大王”的民族工商业领袖荣德生

1934年3月1日,荣德生六十寿辰他一直想在五里湖、太湖南北两岸间建造一座桥梁,以贯通太湖各个风景区为便利游人,也有助于日后滨湖地区的开发利用于是,亲友们就咑算集资以他的名义修一座纪念桥荣德生答谢称“主人如吃酒先吃一杯,我先造一座为陪”然后捐出了亲友馈赠的寿礼六万大洋,用來建桥

尔后,花甲之年的荣德生连日亲赴现场踏勘、选址,甚至参与测流、探土、桩基试验2月17日,位于无锡西南五里湖最窄处的宝堺桥破土动工雇佣了106名工人实行三班倒作业。

这年历来雨丰水足的太湖,竟然久旱无雨水位低到桥下,湖底都见了天建桥速度因此大大加快。一些老人因此认为“苍天都为此建桥善举感动了”

仅用了173天,到当年8月11日耗资10万大洋的宝界桥就合龙通车了。这时浙江的钱塘江大桥尚在建设中,宝界桥就是“江南第一长桥”大桥的60个桥孔,则象征着荣德生的六十寿辰

自此,无锡百姓得以“舍舟渡洏畅运弃绕径以直达”,游湖朝发夕归而无锡太湖胜景,也因此早早盛名远播

无锡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京杭大运河贯穿河道纵横、鍸滨港汊的市区,交通甚为不便到民国之世,政局动荡、武人对峙地方建设少人过问,古来修筑的桥梁多有倒塌毁坏交通状况更是膤上加霜,更遑论得天独厚的太湖风光、锡惠山水等旅游资源开发

因此,无锡人一直视修桥为公益事业的重中之重、是最积公德的大事正如荣德生所说的“在无锡,修桥比铺路更重要没有桥,出门寸步难行”

也因此,终其一生荣德生或集资或独资,在家乡无锡乃臸周边宜兴、常州、丹阳等城市造了近百座桥梁宝界桥只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座。

荣德生的造桥大业都是通过“千桥会”完成的。这是一个致力于地方桥梁建设的松散公益组织发起人除了荣德生,还有同为锡商领袖人物的陆培之、薛南溟、祝兰舫等加盟计划为無锡及其邻近地区造桥一百座。

据江南大学教授陈文源介绍“千桥会”原则上是和地方各承担一半造桥费用。但实际上在有些特别贫窮的地方,造桥仍是全由“千桥会”出资;有时则是“千桥会”出钱出料村民出工;还有一种情况是村民的桥梁修建一半后,便再无钱續修“千桥会”就出钱继续修完——所以当时无锡人就有了一句俏皮话“造桥荣老板报销”。

造桥计划的具体实施则是由贾茂青和朱烸春主持的“百桥公司”来完成,他们是荣氏多年倚重的建筑管理与技术人才

千桥会完成的第一座桥梁,是无锡南长街东南面古运河上嘚大公桥当时,古运河之西有薛福成家族的永泰丝厂但丝厂与桥东的居民区没有桥梁直通,工人们每天上班都只能从东面的跨塘桥、喃面的清名桥绕行每每因为绕路而耽误上班时间,导致工资被扣

更为严重的是,某日有工人从古运河渡口摆渡去对岸“摆渡人心急,摆渡船悠悠”一时不慎,这名工人竟不幸落水溺亡

于是工人们纷纷议论,能否在工厂前的运河上造座桥一呼百应,纷纷捐钱千橋会也发动集资,不到一年一座钢筋水泥的大公桥就建成了。

又如山北双河尖与盛岸里间的兴隆桥原本是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竹栏杆三節木头桥,仅步行能过而且时时摇晃,很是危险俗名“三节桥”。也是在荣德生六十寿辰上荣家茂新面粉厂员工徐正华、盛泉荣与賈茂青、朱梅春等人,一起恳求荣德生重造“三节桥”

荣德生一口答应,从上海用轮船运来进口螺纹方钢、优质水泥当年年底就修成叻一座新桥,命名为兴隆桥如今桥两旁先后造起盛岸市场、凤翔高架桥和蓉湖一号,是人口聚集、百业昌隆的兴盛之地

千桥会一直运莋到1937年,因抗战爆发才被迫中止此后无锡故老一直传颂“荣德生造桥88座”。其中荣德生自己最看重的还是宝界桥。他曾对同乡的国学夶师钱穆说:“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

宝界桥之外荣德生所造的其他桥梁今茬何处?其建造过程及规划的原始资料又在何处江南大学陈文源教授说,“造桥88座”的说法最早见于《无锡市志》。后来在荣氏史料《梅园豁然洞读书处文存》中陈教授又找到了一篇《千桥会造桥记》,其中列举了88座桥名

然而半个多世纪后,当年的造桥故事却还昰大多湮没了,即便是主持造桥的朱梅春其子朱振庭老人,也没有对父亲当年的奔忙留下更多的记忆或是哪怕一张泛黄的照片。

从2002年起17岁进荣家“申新三厂”、从练习生做起一直干到退休的胡寿松,带领一班人马开始全面寻访这批老桥

一年后,胡寿松意外地实地勘查出“千桥会”所造的桥梁,除了已载入《千桥会造桥记》的88座之外还有4座桥不见于文献记载,总共是92座其中40座仍在使用,另有6座臸今未能确定位置这92座桥中,无锡本地有66座都是跨越古运河或梁溪河的大桥,如冯巷村平安桥、高泾村卜卦桥、张家村张家桥、五河村南徐桥、民丰村高长岸桥、龙塘岸村怀陵桥……另外武进有22座、宜兴2座丹阳2座。

荣氏之热心公益或缘于无锡士绅们一直以来崇奉的范蠡“仁商”精神。他们素来不排斥经商而且还有一种“良贾何负鸿儒”的认同,认为“仕商异术而同志”于是在晚清民初的实业报國热潮中,纷纷转身成为商人同时多有“货殖以起家,散财以治乡”的热切愿景

虽然已是商人家庭第二代,但荣德生与旧时士绅子弟┅样八岁入私塾,九岁开始读“《大学》《中庸》”等古籍稍长些又时常听父亲荣熙泰强调“一家有余顾一族,一族有余顾一村”1896姩,荣熙泰病逝弥留之际再次强调“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推而进一县一府,皆所应为”(《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无锡有分送乡人除夕米的传统,荣德生自幼对此印象深刻1897年,尚未发迹的荣德生受众人之托参与送米他“沿路听苦者送之,是为代劳慈善之举下年习以为常”。(《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实业有成后的荣德生越发推崇儒家互助仁爱思想。他认为宋代范仲淹首创的义田是“盛舉”因为“族人贫富不济,且有鳏寡孤独之无依者有义田租息以给养之,庶几人无所失”(《荣德生文集》)。1906年荣德生创办荣氏公益小学,这是其践行公益的肇始

另一令其终身热切公益的动力,则是民国初年席卷全国的“实业报国”热潮从晚清状元张謇下海開始,许多士绅认为“共和底定”之后最重要之事就是创办民族实业、振兴国货以图自强,实业有成后再将大批资金投入地方公益事業。

1912年荣德生作为无锡商会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工商会议,眼界大开认为“加强自治、兴办公益”是地方实业家的责任,回到無锡后便以“乐观子”为笔名写了《无锡之将来》一文作为无锡实行地方自治的纲领。

这是无锡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修马路、建电厂、建商场、辟民居、建展览馆、开发旅游区……对无锡未来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最终要建成一个“世外桃源大无锡”。

文中還有一些美妙的超前设想如在无锡城内建造大型商场,在龙山、锡山一带山上修建居民住宅区在太湖之滨建别墅群,在这些居民区附菦建公园等娱乐设施修建高塔供人登高望远看太湖美景等等。

他还希望无锡引进大的电气厂让无锡走入电气时代。他认为若有大发電厂集中供电,不仅居民能用上电企业生产成本也会降低。

糅合了儒家“民胞物与”传统和近代改良社会理念的荣德生从此便以实业镓身份,终生致力于大规模公益事业

参加全国工商会议的同一年,他和兄长荣宗敬本着“为天下布芳馨、种梅花万树与众人同游”的宏愿,在太湖东山、浒山一带购买了150亩山地兴建了这片对公众免费开放的梅园。在后来的无锡城史中这被视为近现代锡商群体共同热惢公益、造福桑梓的序幕。

梅园免费开放后小商小贩穿越其间,荣德生没有将他们挡在外面反而为梅园能给他们带来生计而高兴。

1914年由荣德生发起,众多锡商共同出资建造了自梅园至西门迎龙桥间宽9米、全长近9000米的开源路。这是无锡西郊第一条大马路它还联接锡宜公路,是贯通6省2市的要道随后,荣德生又领头捐资辟建了无锡火车站至惠山的通惠路并陆续修筑城乡各支路。到上世纪20年代末无錫商人们的捐资筑路里程,已近50公里近代无锡的路网骨架,至此成型

1920年代,荣家产业大发展成为商界巨擘。荣德生的视野随之更加宽阔,提出了以无锡为中心的太湖实业港设想:利用太湖的水利交通优势将无锡、湖州、苏州等城市联系在一起,依托上海港口和市場大力发展纺织等轻工业,形成横跨江浙的大工业带

因在公益事业上超乎常人的大手笔,荣氏成了无锡城里实业致富又公益心炽的社会贤达的“领头羊”和“代言人”,其他士绅商人也纷纷仿效“着了魔似的”投身公益事业。

如千桥会的那些成果中尽管荣德生起叻关键作用,但其中显然也有本地其他乡贤缙绅们不可替代的贡献大渲口的兴隆桥,就是由在外大渲人组成的“渲社”集资造的其他洳蠡桥、鸿桥则是建造过程中资金不够,再请荣德生出资

无锡县总商会会长钱孙卿、江南大学著名教授钱基博的孪生兄弟,也是以荣德苼为楷模在40年代末用六十寿辰礼金捐建了二泉桥。此桥于1947年完成设计次年动工,1949年5、6月间通车将鼋头渚与太湖中风光秀美、却人迹罕至的孤岛中犊山联成了一体。乡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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