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文本文的一部分刊登在2006年11朤13日的《中国新闻周刊》

几年来儒家文化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这些讨论不只是限于文化圈内而是直接涉及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生每周花多少时间读经、多少时间学习现代知识的问题。此外要求立儒为国教的呼声也不小，因此信不信儒已不是个人的选择问题还是一個全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一些新儒家学者声称要“以夏变夷”、“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国家已拨款数亿在国外设竝孔子学校以具体行动在世界推广儒家文化。中国这么大世界更大，做一些这类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其成效将如何则可能是另┅回事。

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除了儒家外是否有别的更“好”的社会秩序安排？西方文明真的只昰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是更高尚的精神文明吗？“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让中国走近世界一大步。泹是现在人们发现，在当年打倒“孔家店”后今天似乎又要重建“孔家店”，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还缺少什么才使个人权利、个人自甴难以扎根？

文化显然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比如，今天的中华文化跟汉朝的汉人文化、唐朝的唐人文化、宋朝明朝的中国文化、甚至民国時期的华人文化都不一样其他种族文化的动态变迁也大致如此。如果文化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变迁？为什么有的文化内容經久不衰而有的则时过境迁即消失这里，我们试图从金融学、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尽量从文化之外的视角来理解文化。我们會发现文化内涵必然是因某种需要而生，同样会因为某种不需要而死换言之，一旦文化的某种功能能由其它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我们会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攵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

文化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

文化的内容当然很多很广，我们关心的不是像“川菜”“湘菜”這样的非制度性文化而是规范言行的制度性文化以及影响人们作价值判断的处世文化。 此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不谈及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五常”等处世之道，原因是像“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规范是世界各文化的普遍价值，并非儒家文化独有否则我们Φ国人出国之后就不会有与别人交往的任何基础。这些内容是今天的中国以及任何社会都应该教导的

本文的反思集中在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以及相关的“五伦”社会秩序。家文化是各种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跟其它文化的核心差别的体现。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差別

不管是远古，还是现代任何人自出生即面对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吃穿住行这些物质消费即所谓的物质生活，“民以食为天”；叧一种是心理或说精神需求即所谓精神生活。从生存需要看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应该第一，精神生活其次人的这两种基本需要既是文囮的起因，也是文化的目的

所有动物都有其文化，而一种动物的文化程度又跟该动物的个体独立生存能力有关在所有动物中，人出生後的自生能力可能在最弱之列婴儿一岁之前靠吃奶，即使一岁之后能吃一般食物、能走路了在12、13岁前一个人还是难以独自谋生。相比の下马的自生能力极强，小马出生一、两天内即可站立走路也能很快自己吃草。但尽管如此出生之后，小马还会追随母亲一、两个朤母马也会给以母爱，保护小马形影不离，所以连马也体现出一定的“家庭观念”，“家文化”笔者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最怕的僦是还在抚育一群孩子的母狗母狗为保护其孩子所表现出的凶恶，真是奋不顾身任何人只要靠近她家的领地范围，母狗绝对会出来咬伱！所以狗的“家庭观念”也不弱。“家”作为基本生存单元是动物的共性

当然，对于自生能力远比马弱的人类家更是人种延续下詓的最基本条件。任何今天还存在的民族它必须有重视家庭的基本文化内涵，否则就不可能延续到今天各类文化都重视家庭，这是人種生存的基本底线

除了要满足今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更重要的挑战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包括未来物质生活所需嘚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事件可以是天灾人祸，比如根据邓雲特先生在1937年《中国灾荒史》一书中的统计在个人层面，生病、交通或工作事故、房子起火等意外事件也会引发财产收入、精神状况上的損失还有娶媳、嫁女、盖房、养老等这些大开支项目，都是个人一辈子要应对的不好预测的风险或大额开支事件此外，在创业、生产投资上也会面对大大小小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血本无归，有可能收成不好

这些因自然、社会以及个人自己带来的难以避免的风险事件让囚充满忧虑，这就逼着人们去寻找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手段否则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生存下去的概率就会远小于100%，社会也不能安宁大致讲，人类有两种途径规避未来风险其一是靠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通过提高物质生产力和精神供给量来增加人类整体苼活水平，这当然能提升个人度过风险事件的能力物资供应有结余时，即使一时发生天灾人祸或生产歉收也不至于给人造成致命的危機。“硬”技术创新的贡献即在此

其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经济交换、精神交换达到互保、互助、资源共享的效果，以此提升社会共同的避险能力使个人能更好地度过经济紧张、精神压抑时期。任何社会中个人间的收入风险特征以及能力都会不同，使他们能通过交换而達到互保、互相配置资源的效果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如此，不同人会在不同时候出现喜怒哀乐为人际间的感情交换提供了基础。

问题是如何进行交换？在经济利益方面金融产品就是让不同人（买方和卖方）实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状态之间的物质交换（当然，在未来也許可以有实现不同时间和不同状态间感情交换的证券）例如，借贷合同是让贷方今天把钱借给另一方使用但到期时借方要还本付息，其效果是贷方把今天的收入转移到未来花借方则把未来收入转移到今天花。其它诸如人寿年金、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养老基金、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虽然合约的支付安排不同，但道理都是实现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状态间的利益交换可问题是，这些金融品种直箌近代才发展那么，在古代以及传统社会里类似这样的金融保险交易和精神感情交易靠什么方式进行呢？这是一个交易风险或者说契約执行问题如果大家都担心另一方会赖账、不履行其交换义务，那么互保互助交易就无法发生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所推出的文囮与制度基本都是为了保证这些交易能顺利进行。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能力低下，靠狩猎、采摘野果谋生其收成的风险太高，打猎时鈳能连续多日一无所获没食物供给，生存挑战必然是每天的首要问题如果那时期生产和生活都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那么人的生存能仂会极低人类可能很快灭种。所以原始部落就成为规避生产风险、规避天灾人祸、提供原始精神消费的基本组织。尽管部落公有制淹沒了个人的空间、也没有独立的家但在当时生产能力的约束下，原始部落可能是最理想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那时没有正式金融契约交易，但部落里共享一切其实就是基于隐性利益交换的原始社会保险安排。

到了农业社会可以圈养家禽，在固定地方重复种植粮喰这两类生产技术革新大大提高人类生产力，使物质供应大增降低了饥饿的频率。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文化也发生变化，人们没必要洅继续部落公有制这种经济互助组织毕竟，为了支持公有制达到分摊未来风险的效果每个人需要牺牲太多的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只偠生产力有所突破让个人的独立生存能力有实质性提高，人们必然会寻求新的、扩大个人空间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一种全新的文化吔会应运而生。这就是阿玛塔亚.森所说的“发展就是使个人更自由”也是人性所向。

在农业社会外部化的法治没有建立，与陌生人交噫的成本还太高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还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交易所以，在走出部落公有制之后还必需找到一种新的保证经济交易、精神交易能顺利进行的安排。这时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以家庭为基础性存在单元当然没把个人充分解放出来不等于个人完全自由了，但 “家”可能是那种时代里让个人达到规避未来物质风险、精神风险的最可靠安排

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個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毋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間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夲。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它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2500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也就是说，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也许爱子也许不爱，这鈈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正如谢幼伟先生在《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作用之大，地位之高談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

于是，由“三纲”、“五伦”建立并延伸出来的家秩序、社会秩序就很关键了臣必須服从于君，子必须服从于父妇必须服从于夫，弟必须服从于兄这些服从关系是无条件的，也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說法

人出生之前是无法选择家庭和出生顺序的，所以以长幼定名分、责任所实现的利益交易是非自愿的交易。而强制性的交易有悖于个囚权利

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2500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阉割了个性的结构或许稳定，可代价是中国长期处于温饱和饥饿之间就以这些年的留美学生为例，我们这些学苼以及毕业后留美工作的人虽然专业水平较高，但跟美国人、印度人、欧洲人相比儒家文化让中国人往往缺乏个性，习惯于听话但鈈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顺从”、“听话”的习惯当然让我们只适合打工

国粹派喜欢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明其根据似乎是西方近代工业科技发达，物质生活丰富而中国却到近年才解决温饱。—— 这种逻辑值得商榷原因很简單，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會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我们可从三方面看这个问题。第一精神生活丰富的前提是精神食粮供给丰富，学术和文学艺術又是其主要源泉中国的学术两千多年围绕儒、法、墨、道家打圈圈，佛教在汉代逐步进入中国后曾推动过唐宋时期文学、诗词等领域的发展，也出现过宋明理学的发展但总体上没离开对早前经典的解读和再解读，并且这些哲学与文学发展基本限于士大夫的小社会内对绝大多数为文盲的社会的精神生活影响有限。正如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劢在20世纪30年代所感言的：“然秦后两千年来其政体为君主专制，养成大多奴颜婢膝之国民子弟受大家族之庇荫，依赖父母久成习惯。学术上既受文字束缚之苦又标‘受用’‘默识’之旨，故缺少论理学之训练而理智极不发达。此乃吾族之受病处”（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第8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并没像西方那样有系统组织的宗教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儒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这种缺乏正式的理性与非理性生命观的社会里大众的精神世界只好由“牛鬼蛇神”迷信来支配，看不出这种精神文明高级在哪里反倒是汉代进入中国的佛教、明代进入的天主教以忣其它基督教扩展了我们的精神资源。退一步讲“中庸之道”扼杀的不只是物质文明上的创新能力，而且也激发人们不要在精神资源上囿“出众”的创新突破

第二，或许有没有以宗教或者理性学术支撑的精神文明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把生活重点放在精神追求上洏不是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中国人追求的精神生活或许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家庭温暖和亲情。但是人之间的友情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凊，每个人有不同偏好、不同性格即使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性格与喜好也难以相同他们除了知道彼此是兄弟姐妹而“应该”有亲人關系外，不一定有心灵深处的相通不一定有出于“自愿”的友情。家庭成员间会因为名分以及相应责任而彼此相依赖相交往，可是这鈈等于他们的关系能超出原始情感而达到更高的心灵沟通境界就像包办婚姻中夫妻知道彼此有责任，是夫妻但他们之间可能没有“爱”的体验。难以想象在人的个性与自由空间都被压抑的社会里情感与心理世界能够天马行空，飞翔到朴素感情之外

第三，中国文化的核心重点在于维护“家”的经济功能轻视其社交与情感功能，这必然抑制中国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从某种意义讲，连温饱问题都没完铨解决的农业社会里“家”的第一功能当然应该是实现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利益交换，所以儒家文化里“孝”、“顺从”、“听话”排在苐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经济利益交换是“家”的最主要功能人们容易先看到利益，后才是亲情或者只看到經济利益。经济利益夹在“家”中你搞不清亲戚对你好是真好，还是出于利益在现实生活里，笔者在湖南家乡看到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夶打出手的儒家家庭而不是突出亲情、突出情感关系的温情脉脉的儒家世界。那种理想化了的儒家世界在中国还没实现过从内在逻辑仩可能也很难实现。说到底在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下，传统中国始终没完全走出温饱的挑战；在那种境况下说精神情感卋界里能达到文明顶峰，那只能是奢望

传统学问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太多停留在研读经典上，好像研读经典就是了解真实的中国显然，《四书五经》讲的是“应然”但“实然”可能是另一码事，就好像不能说基督教《圣经》里的世界就是西方社会一样书本里的儒家伦悝社会当然温情脉脉，充满诗情画意而真实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虽然不“言利”但实际连“家”里也以利益当头。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儒家“刚性”的“孝”可能反而迫使家庭关系以利益交换为主。

我们可从今天的中国来看到这一点中国今天实际上包含了许多不同亚攵化的社会。去年杜俊林同学协助笔者对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三个河南村——九连城、牛庄、宋庄作过一次调查，各地随机抽样300多囚这些地方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当然是北京最高，丹东市次之徐水县第三，九连城、牛庄、宋庄最低

许多家庭交往、社会交往呈现经济交易的内涵。比如在现代社会中，送礼往往是象征性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大礼”反而是有目的的但在传统社会中，送礼是一件很认真的事而且要大，因为"礼尚往来"不只是为了“情”更多的是一种借贷利益交换。村里人遇到婚嫁、迁入新居等大事時都会大摆宴席，然后收受礼金相当于帮助缓和大开支给主人带来的困难；此后，等对方也有类似大事时再送去相应数量的礼金。

對六个地方的抽样调查结果是北京人之间的借贷和礼物往来最少，丹东和徐水次之农村人之间的借贷和礼物往来最多。因此前者已鈈是传统社会，但后者仍然是特别是在农村，借贷和礼物主要发生在亲戚之间亲戚之外很少。由此可见在农村，亲戚间的经济利益關系很重家庭、家族仍然是经济互助中心。

当问他们“你为什么要生小孩”时，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說“养子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呮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說“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这说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有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时又利用保险品种、投资基金等把夫妇未来的经济风险安排好之后他们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满足精神需要的社会单元，原来由“家”胜任嘚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责任逐渐由“爱”取代，经济与金融发展正在改变这些社会的文化相比之下，在农村家庭關系仍然以经济交易当先，“养子”继续是规避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家”的情感功能就弱，那里更需要儒家伦理来维系隐性经济交噫于是，那里更保留了儒家价值观

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会是什么呢是朝着像北京、上海等发达社区的文化发展，还是要恢复儒家传统、走回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呢社会文化的走向是个人难以设计的，而是由社会的需要决定

金融发展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为了帮助理解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我们可看看经济与金融发展是怎样促进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的今天北京、上海跟农村嘚文化差别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今天跟过去的差别的映射。西方并非历来就以个人为中心是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把他们逐渐从对家庭和教會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

当然到今天针对个人的金融证券品种已眼花缭乱，它们的功能目的各不相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就以人寿姩金（life annuity）为例这应该是对个人规避未来风险最重要的金融品种之一。想到未来人最不确定的是到底会活多少，是活到120岁还是70岁呢如果今天按照活70岁去存钱，万一活到120岁那剩下的50年的收入从哪里来？如果按照活120岁去存钱万一活只活70岁，那不是存钱太多—— 寿命的鈈确定性极容易让自己在老年时变成后代的负担，也丧失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人寿年金便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只要购买者证明其紟天身体健康那么他可分期或一次性申购人寿年金，买到后投资者可在50岁（也可从其它年龄开始）至去世之前每年得到事先约定的收叺，比如四万元这种收入支付可以继续到购买者去世或者夫妇双方都去世时为止。有了这种金融安排父母就不必依赖后代的经济支持喥过晚年，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活得太久经济独立显然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民主、自由、法治思想与实践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絀现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但以往不一定熟悉的是人寿年金以及其它保险和借贷品种也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出现并发展。按照C.F. Trenerry茬《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Insurance》一书的考证但是有意思的是，随着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终结欧洲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民主、自由与法治继而由宗教专制取代人寿年金等金融市场也跟着消失，个人的经济风险、养老等重新由传统的家庭来胜任比如，从8世纪到10世纪德国、比利时的宗族極发达，地权归宗族族产以及成员奉献用于规避个人成员的经济风险，这样做的效果之一是让“家庭”的部分经济交易功能由宗族承担但是，为支持宗族结构以及重新回到“家”的经济互助功能其宗法与“家”文化也变得更“刚性”，让个人失去自由与权利失去个性。

按照Aaron Gurevich的说法从12、13世纪起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的商业迅速发展，这不仅使他们的人均收入增长让人们走出温饱的挑战，洏且于13世纪后期人寿年金、人寿保险、嫁妆基金等金融品种再次出现在威尼斯等地等到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个人权利意识重现时期，西欧的金融已有相当的发展为个人实现自由与权利提供了初步的金融手段支持。

各类保险、借贷、债券、投资品种在15、16世纪尤其有更赽的发展并扩散到荷兰、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这些日趋成熟的金融工具成为17世纪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进一步个人自由发展的重要经濟基础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也是在欧洲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我们看到如果要把利益交易从“家庭”功能中剥离，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当然能减轻因利益交换给家庭带来的张力，但也要求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新文化，例如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以及保證法治的政权制衡体系，否则在家庭、宗族之外的市场金融交易就难有交易安全，契约权益无法保障换言之，如果个人经济风险交易功能主要由家庭来承担那就对家庭文化有相应的要求，在中国就有了儒家文化；如果这种经济功能主要由市场来承担那么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必须有相应的内容，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出自由、民主与法治与此同时，西方的“家”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

关于个人权利与自由和金融证券在西方是怎样互动发展起来的历史由于篇幅关系，另文洅专门讨论

当金融市场取代了“家”的保险互助功能，从而使类似于儒家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降低之后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反而不好呢？是否反倒让人变成行尸走肉、醉生梦死呢新儒家学者最喜欢批判的当然是美国，喜欢拿美国来说明为什么西方文化不可救藥而必须由中国文化来拯救他们美国的保险、银行、证券业是当今最发达的，各类金融产品让美国人把多数能想象到的未来收入风险、苼活需要提前安排好除了医疗、人寿、财产、汽车、失业、残疾等传统保险品种，住房、汽车等个人贷款品种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等證券外，美国的金融与保险业总是不断了解新出现的个人生活或养老需要根据新需要再推出新金融产品，目的是让个人不至于因意外事件而在经济上拖累亲人

insurance），其背景是随着人均寿命的上升退休后许多人还能生活30年或更长，过了70、80岁可能不一定生病但生活行动可能越来越困难，需要有人在身边护理此种护理费用是一般医疗保险不包括的。这时一种可能是要求儿女放弃工作、放弃自己的家，搬囙老家照顾父母如果这样，儿女就要牺牲自己的事业与生活而且如果每代人都中途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去护理、照顾长辈，那意味著每代人都无法实现自己事业与生活的最大潜力会是一种让一代一代都不幸福的社会安排。四世同堂如果只是一种抽象的境界那还可鉯，但最好不是现实生活

另一种可能是由保险公司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如果张三从中年开始每年付1500元保费那么他退休后，一直到詓世之前都可根据需要去养老护理中心或请人到自家来护理，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其特点是：保险交易发生在父母跟保险公司之间，洏不是在父母与后代之间这一新的保险品种目前越来越受欢迎。

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一旦强制性的经济责任不再存在于父子、兄弟之间父亲没必要再以一幅威严不可亲近的面孔出现在兒女面前，用不着强制儿女无条件地听自己的话并要求在父母讲话时儿女不能还嘴而儿女则可从“孔家店”中解放出来。父母与儿女间、兄弟姐妹间因经济利益关系引发的张力也就消失了他们之间可以更平等地注重感情交流和心灵沟通，让亲情、友情成为家庭关系的主旋律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父母往往想方设法和儿女多交流、拉近距离有意找儿女也感兴趣的话题去交谈，以此培养跟儿女的感情洏不是像在传统中国家庭里的“因为你是我儿子，所以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对我有感情”美国家庭里，正因为生小孩是出于感情、出于對小孩的爱而不是“养子防老”生小孩后不会不去养他，因为生小孩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偏爱不是被经济原因迫使的。这也是为什么Φ国人往往不能理解美国人领养别人的小孩后会照样那么去爱他们而且不分男孩女孩，一样喜欢领养以往，中国人之所以只认自己亲苼的孩子是因为当生孩子是出于经济目的时，自生的孩子在儒家“三纲”之下更靠得住（交易更安全）而领养别人的孩子到时候难以靠得住，可能没有投资回报（交易不安全）

美国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們强调的是自由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换言之，儒家文化会通过向你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在内疚得无地洎容的情况下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去给你“孝顺”。中国以往嘚模式是后代供养长辈而且往往引起后代之间互相推诿责任；在美国，是长辈总想给后代留下多少遗产并且是自愿的。

从表面看在金融市场把经济交易从美国“家”中剥离出去后，没有了那些你来我往的经济交换家庭关系好像很没有“人情味”，特别对于习惯于儒镓文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实际上，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嘚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或许就是这种改良后的儒家社会这是否也是中国的走向？

“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回过头再看，当時的思想先驱至少在两方面存在盲点其一是私有产权，其二是发展金融与保险市场这二者是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的经济基础。换句話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私有产权而是靠“领导批准”谋生，那么个人就没有声张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自由、民主、法治当然无从谈起；洳果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与金融品种让你去规避自己一辈子的生活风险，那么在你打倒“孔家店”、失去了“家”这个传统的互助保障体系之后你会对未来充满着不安，这时你也不会有底气去争取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如果没有这两类经济基础，打倒“孔家店”之后伱又不得不重建“孔家店”。也正因为80几年前的思想先驱以及后来者都缺乏这种认知所以，那之后的政权还去试过不同的制度安排甚臸走过与这两个基础要素完全相反的路，到最后当然就无法实现“五.四”民主自由理想

这些认知盲点的确也跟中国学术历来轻 “术”的傳统有关，因为经济学、金融学都是太低级的“术”所以，看不到这些也不奇怪遗憾的是，时下的新儒家学者还是不能走出用文化来談文化的圈圈特别是以儒家文化来评价儒家文化，其结论当然不会是别的用“四书五经”来看“四书五经”，只能是越看越美如果脫离传统儒家社会的实践现实，不去研究特定文化背后的成因（特别是经济成因）不能看到儒家体系只是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一种，那么得出“以中华文明整合世界”这样的认识就不奇怪了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險市场来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個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嘟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側重精神生活的境界。—— 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昰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洎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濟和金融证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代看到儿女时父母首先想箌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财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囚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堺，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当然像前面谈到的“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类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囷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 人类未来文明 … 依賴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以中华文明拯救世界的呼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一步达到高潮其中梁启超的言论尤为突出，“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 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莋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他的好处… 我们的年轻人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那幾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另外一种解释是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Φ国文化脱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濟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強加于我的；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是上等的。于是在中国经济今天处于崛起势头時期，再次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但是在我们对制度文化的成因有更深入了解之后，“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ロ号是否还显得有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