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想红却红不了，有人埋头走路却不留神就红了，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彪就是这种。“解读政策的多了去了，他能红的确让人意外，网络时代的事，谁能说得清呢？”一位徐彪的同行说道。

　　 徐彪能红起源于他在11月18日在雪球网上发布的一篇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章，因语言通俗易懂，分析条理清晰而被网友“猛戳”，他也被媒体誉为“三中全会最通俗最全面的解读”。

　　 11月25日傍晚，上海的一家餐厅，应约而至的徐彪背着双肩包，穿着休闲夹克和运动鞋，脖子上挂着工作证，有点像网友总结的“IT男”形象，不过或许就是这种轻松随意，才让他的文章更容易被接受。

　　 在证券投资的圈子里，因为一两句“惊世言论”或者异于常人的性格而一炮走红的分析师并不少见，而因为一篇长达7000字的文章一夜蹿红，徐彪是第一个。

　　“做一次寻章摘句的老雕虫”

“寻找捷径或许是人类的天性，投资者们早已习惯宁可听信不知道第几手的小道消息，也不愿意静下心来仔仔细细研究文件。人弃我取，就让我们再做一次寻章摘句的老雕虫，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去咂摸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逻辑之丝将其串起来。”11月13日夜里10点40分，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徐彪在雪球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三中全会解读》的文章，徐彪以一段文采十足的开场白立刻提起了网友的阅读兴趣。

　　 这篇文章将近7000字，发布当晚转发就超过百人，而且评论数与转发数大致相当，这说明转发的网友基本都读过文章，网友“孙大炮的鸡窝”评论称： “还是评论给力，言简意赅，还能从评论中看到大多数人的意见。”

　　 “研究中央文件精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徐彪也坦承，“在公告出来当天，我们就要在半小时内读完，然后提出观点，形成研究报告，发给买方或客户，不可能有多高的质量。”徐彪说，在11月12日，他一直研究到夜里12点才把思路理清，第二天下班后回家再把文章写出来。

　　 对于此次走红，徐彪表示有点意外。“关于改革的研究文章一直在写，偏偏这篇被网友看中了。”徐彪笑着说，“中央的政策文件比较抽象，老百姓并不会细读，所以我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他们，‘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个机构是整个改革中最核心的，最终得出结论是未来的改革必将持续超预期，后来发布的中央决定果然出现了‘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表述。”

　　每天读《人民日报》

　　 徐彪说，他不想像股评家一样见面就谈股票，而更想聊一些股票之外的话题。

　　 于是记者就建议聊聊分析师的工作生活，一提这个，徐彪立刻故意作出一副似有千言万语的表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分析师是个拼命的行业。”徐彪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他先给记者描述了他一天的作息时间。“早上6点起床已经是最晚的了，以前是开车上班，后来不开了。”徐彪说，不开车不是因为心疼油钱，也不是因为怕堵车，而为了能利用上下班在路上的时间，“在地铁上就要浏览头天晚上的最新市场动态，《人民日报》是必读的。”

　　 早上到公司后，徐彪会在2分钟内解决早饭，“其实都是饼干之类的，没有正经饭，我们桌上都是一大堆方便面、饼干之类的，随时就吃点对付过去。”

　　 到8点钟，传说中的券商晨会就开始了，一直到9点钟，他们要把所有信息汇总、梳理，写成报告发给领导和客户。然后关上电脑背上书包，就要出门到其他机构客户那里开会，他们称之为“路演”。

　　 徐彪说：“一般是上午一场，下午两场，有时一天4场，中午还有午餐交流会，就差把上厕所时间也利用起来了。”

　　 直到下午5点多钟，“徐彪们”才回到自己的公司，此时其他部门已经下班了，可是“徐彪们”的活才刚刚开始。“比如处理紧急事务，回复一大堆邮件，把白天忙的内容分解给每个人，一般7点多才能回家，像大家看的研究报告都是回家后写的。”但是和早上一样，徐彪必须利用路上时间把研究报告的框架想好。

　　 “每天真正能陪儿子和老婆的时间也就吃晚饭的一个小时，吃完饭就要立刻开始写研报。”徐彪说，那篇让他走红的文章就是前一天晚上几乎半个通宵完成的，而像这种状态几乎是家常便饭。

　　 听到这儿，记者心里不禁有点内疚，徐彪马上笑着说：“你不用内疚，我们一周7天有三四天晚上都有应酬，就算不陪你聊天，也会有其他人。”

　　 但实际上，徐彪也承认，自己是故作轻松。“儿子和爱人意见很大，之前说好上周日要陪他们，最后公司临时安排要见几批机构，经常对家人食言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徐彪苦笑着说，“可是这个怎么解决呢？一天只有24小时，如果我今天少干一小时，明天就要多花一小时。”

　　 不过说到最后，徐彪话锋一转：“千万不要把分析师说得那么苦，不然就没人做分析师了。”

　　策略就是做福尔摩斯

　　 “做策略分析师是需要激情的，否则无论如何干不下去。”徐彪说，“周末本来是享受家庭的欢乐，但分析师却还要工作，如果你不喜爱这个职业，那带着对家庭的内疚，很难熬过去。”

　　 从徐彪口中得知，他2008年开始，在联合证券（后与华泰证券合并）负责金融工程，之后进入做内部研究，在2011年下半年进入，然后在今年9月份进入华泰证券，担任策略研究部总监。

　　 徐彪说，他的分析师生涯还算比较顺当，“在光大证券之前，主要为公司内部做研究，到光大后才开始进入卖方研究机构，才发现这个行业竞争太激烈，大家都很拼命。”

　　 徐彪说，每年一度的新财富评选是卖方分析师们竞争最白热化的舞台，“名次的高低变化都决定着分析师的职务、奖金、饭碗，为了获得好评，几乎是什么招都用上，各种卖萌、悲情都是老套路了。”

　　 然而现实却是，券商的研报预测准确度一直是“差评”如潮，以至于券商的言论经常会被媒体理解为反向指标。

　　 “很多卖方报告不靠谱是客观存在的。”徐彪坦承，“主要原因是很多分析师不接地气，因为他们的报告都太过学术化，就是‘界面不友好’，让人看着要打瞌睡；另外他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专业投资人，把普通投资者挡在门外。”

　　 徐彪认为，策略研究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本质上，分析师和算命的没有两样。大家都在预测，最后检验你的只有结果。不过准确率有时意义不大，“即便是索罗斯预测的成功率也不高，现在国内分析师肯定比不上索罗斯，但是他能成功是因为在最有把握的机会上下了重注。”

　　 国内的策略分析领域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徐彪认为，国内的策略分析师的发展经历四个阶段，最初脱胎于技术研究，也就是90年代初的那批股评家，然后演化到基本面研究，在2009年后，出现了资金面研究，而从现在开始，政策面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而且其重要性超过前三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就是四个变量，在每个历史阶段，这些变量的重要性都不同，但很多分析师依然没有变通，抱着他认为重要的变量不放，所以判断就会出现失误。”徐彪说。

　　 其实在采访前，记者大致浏览了徐彪发在微博中的大部分文章，其中有个特点是，徐彪并不仅仅局限在行情的分析上，而是有更多的文章内容属于国内外时政范畴。对此，徐彪告诉记者，这与他当年在银行做过贵金属分析有关。

　　 “在研究贵金属的过程中发现，它们的价格与经济的关系并不紧密，最重要的是地缘政治，索罗斯说过，黄金是最讲政治的东西。”而或许正是出于对政治的敏感性，让徐彪感觉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信号，“从逻辑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无疑是分别应对国外和国内的严峻形势，集中权力推动改革。”

　　 徐彪说，对各种变量的认知必须要有变化，而策略分析就是做福尔摩斯，什么都要懂，然后才能发现这些新的变量。“一个好的策略分析师今天下岗，明天就能成为优秀的基金经理。”

　　 Q：你现在知名度飙升，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A：对我个人来说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名气大了就会有各种议论，说错了也容易被人揪出来。但对分析师行业一定是好事，可以纠正公众对分析师的认知偏差，大家没必要神化分析师，但也没必要妖魔化，我们就是普通职业。

　　 Q：这几年券商研究所大幅萎缩，你认为卖方应该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去转型？

　　 A：现在的确是报告过程，供求失衡，机构也不愿意为报告付费，新的盈利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我觉得有四个方面很确定，一是为机构提供个性化服务，二是把目光投向普通投资者，三是服务于公司自营和资管，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研究互联网，它已经改变了一切，卖方研究也必然要改变。

　　 Q:你认为做一个优秀的策略分析师，需要具有哪些素质？

　　 A：其实做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为投资者解决问题，你首先要先理解市场信息，然后做出预测，最核心的不是把信息给客户，让他们自己做判断，而是你要用自己的逻辑推理，说服客户相信你，这中间有风险，但没有自己的思想的分析师是没有价值的，他顶多是个搬运工。

　　 Q：你刚才说到分析师职业非常辛苦，你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A：首先你必须喜爱这个职业，就像你们做记者一样，如果要干得好就要始终保持热情和兴奋度，享受发现的乐趣。有时候我研究，半夜里突然有一个重大发现，把自己吓得都手脚冰凉，然后如果你把这个重大发现写成报告给读者看，这就有一种成就感。

　　 Q：你如何看目前中国股市的现状？未来机会在哪里？

　　 A：我认为政策这个变量正在越来越左右市场，因为在欧美国家，对经济调控很弱，经常是冲上去然后栽下来，而中国通过调控等于是对冲了市场波动幅度，客观上减少了股市的波动幅度，也就很难出现大的趋势性机会，这就造成了股市越来越依赖政策刺激创造机会，所以政策会成为未来股市的决定性因素。从具体来说，我比较看好新三板，投资者可以积极挖掘。

　　徐彪，吉林大学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学士，复旦大学国民经济专业硕士，曾在招商银行带领宏观策略研究团队连续五个季度看对市场方向，擅长自上而下研究市场。后在光大证券研究所任策略部负责人，现为华泰证券首席策略研究员兼策略研究部总监。

　　大众交通集团董事长杨国平：

　　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是冒险家

　　杨国平说，做企业就不能给自己留后路。成为大企业家的必然要素就是要抓住机遇敢于冒险

　　“干企业的时候不能左右摇晃，看人家干这个很好，就干这个了，我们还是坚定走自己的路。

　　刚涉足金融投资领域不久的上海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国平，拥有鲜为人知的“资本控制”能力。他用一句话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总结了大众交通能获得投资人长期支持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都保持了一个合理而相对稳定的利润率，不会大起大落。”

　　日前，杨国平，作为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MBA同学会会长，参加了该院举行的一次MBA校友返校活动。在活动交流中，一位年轻的校友问到杨国平这20年来获得成功的最大体验是什么，杨国平用了12个字来总结，“敢于创新，敢于冒险，抓住机遇”。在他眼中，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然会是一个冒险家。

　　“企业家都是冒险家”

　　杨国平说， 就像一个城市的名片，而在近20年前，1988年，上海的出租车行业还很乱。当时正担任强生公司党委书记的杨国平，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施展空间，决定出来筹建新的出租车公司。他也深知其中的风险。

　　尽管如此，他仍然向领导提出，去筹建大众出租汽车公司，“如果做不好，我不要领导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我自己去开出租汽车，做一个优秀的司机。”

　　杨国平说，做企业就不能给自己留后路，“一些国有企业搞不好，不是市场原因，也不是资源问题，关键是领导人、企业经营者短期行为。”杨国平认为，成为大企业家的必然要素就是要抓住机遇敢于冒险。

　　1988年，大众出租汽车公司成立之初，几乎没有一分钱，杨国平只能白手起家，当时他向银行借了200万元贷款慢慢起家。转机出现于1992年开始的股份制改革，“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大众出租成为1992年第一批，而从此也成为这第一批上市公司中，14年来仍然有很好发展、股价一直上涨、利润一直增加的为数不多的企业之一。

　　因此，杨国平特别能理解也很支持国有企业，让员工持股。“让职工老有所养，老有所保。”

　　据介绍，大众交通集团目前共有三千多名员工持有公司股份。杨国平说：“我们说做企业的主人，关键要有两证，一个工作证，一个股，没有股权证不能说是企业的主人。”

　　从去年开始，杨国平又作出了一项大胆尝试，投资金融。2006年12月29日，大众交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投资参股光大证券公司。此次大众交通拟认购光大证券6000万股，占其总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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