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前几天，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大部分都是无用的人”的言论，让大部分网友都觉得很刺耳。然后，本来挺小众的吴老师，就突然破圈了。
不过，人家吴老师回应了，自己懒得破圈，只想服务好精英人群。
吴老师一如此前直播带货翻车一样，回应起争议，仍然是一身的道理。
换句话说，在人家精英眼中，“大部分依然还是无用的人”，这些人根本不在吴老师的视野范围内。
正如留言区读者所说，现在的社会不缺精英，缺的是让全社会也跟着一起受益的精英。
客观来说，服务好少数的精英，就能让吴晓波财富自由了。他没必要服务大多数人。
而从可行性层面考虑，服务大多数人，是需要很强的能力和更大的胸怀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说实话，在这方面，吴老师远远不如一个“农民”——谢国民。
2015年，谢国民就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2019年，建国70周年大会上，谢国民再次受邀登楼观礼。
不仅如此，不久前的百年大庆中，据报道，谢国民再次被邀请。在这样重大的历史时刻，更是荣誉倍增。
至于谢国民这个人，严格说起来甚至“不算是中国人”。
或许，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人。如果说他是正大集团背后的老板，就是那个做了正大综艺的正大集团，或许就有不少人听说过。
那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想必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泰国首富。
不过，他一直是中国的儿子。
谢国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祖上是中国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正如他所说，谢国民祖上是潮汕农民。他的父亲谢易初，也是与粮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
谢家的命运转折发生于100年前。
1922年，一场史上罕见的台风袭击了潮汕地区，无数民房、庄稼被毁，8万余人死伤，幸免于难的谢易初成为了早期下南洋谋生的潮汕人之一。
逃到异国他乡的谢易初，起初只能靠打零工为生，总为生计发愁。
好在泰国的潮汕老乡多，于是在同宗的帮助下，他租了一间小屋，出售从家乡带来的菜籽。
农民出身的谢易初对种子特别偏爱。他给这家店取名“正大庄”，也就是后来令谢家连续11年蝉联泰国首富的正大集团前身。
“农业是正大的根，中国是正大的本。”
谢易初育有四子，他用“正大中国”四字给四个儿子命名，老大叫“正民”，老二叫“大民”，老三叫“中民”，老四叫“国民”。
连起来就是“正大中国”之“民”。
四子中，谢易初之所以选择老小谢国民为接班人。他曾这样笑着解释，“四仔喜欢养鸡，又在汕头和香港念过书，中文好，正大交给他正合适。”
从财经作家的眼光来看，谢国民是绝对的精英。然而，谢国民以及谢家诸多后人，服务的都不是精英，而是社会最底层、离精英最远的广大农民。
那么，如果不服务精英，专门服务农民，丢人吗？
“能卖的都卖掉，但不要动农业、食品业。”
“所有的银行都要立刻收回贷给我们的钱。”谢国民回忆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是他一生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我们不得不卖掉大量产业，断臂求生。”
泰国境内莲花超市75% 的股份卖了；亚太石化关闭了……
“好在终于凑够了还银行的钱，祖业从农业到食品业保住了。”基本盘还在，军心就稳了，但这些，还不足以让谢国民渡过危机。
暂时松了口气，谢国民向北看了几眼，心道，“那里（中国）是我的根，有9亿农民，农业是农民的根也是正大集团的。”
于是，他各处“拆墙”，危机中反而加大对中国的投资。1997年，正大在中国上海的第一家超市——易初莲花超市，顺利开业；2000年，正大创立了中国生物制药；2002年，上海正大广场顺利开张……
但，时代已变，随着20余年改革开放的深入，外资靠一纸批文就能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新希望、通威等国内民营农牧企业已经崛起，其中创办新希望的刘永好兄弟后来还会成为了中国首富。
但是谢国民旗下公司的各个负责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切。
2003，一篇题为《10年亏损9个亿，泰国正大 100多家中国农牧公司生死一线》的文章披露：
仅 2002年，天津正大就亏损 7000 万元人民币，而黑龙江正大更是以每年近 1 个亿的速度在亏损，累计亏损达 9 个亿……
靠变卖产业断臂求生的正大集团，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一向彬彬有礼的谢国民坐不住了，气道：“这帮人还以为是垄断时代么？”
改革开放后，众多外商还在犹豫不决时，谢国民第一个吃螃蟹，获得了深圳市“001 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
这也让正大集团享受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策红利。
当政策红利被市场竞争取代的时候，负责中国业务的国际精英，连问题出在哪都不知道，还躺在旧日功劳簿上夸夸其谈。
“9 亿的亏损是必然的，是依仗‘001 号外商’头衔不思进取的结果。”谢国民在渡过危机后，对外界说道。
生气归生气，谢国民不得不亲自回到中国解决问题。
没什么大道理，先要找到正大的根。他亲自下猪场、鸡场、农田，教每一位副董事长养猪、养鸡、育种。
谢国民的祖上是农民，农民是他的客户。农民买他的猪种、鸡种和饲料去养殖，买他的粮种去种植。他要求，团队处处要替农民着想。
农民苦啊，不让这帮高管亲自搞一搞，他们怎么会明白种子、饲料、粮食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更不明白什么样的农业技术能真正帮助到农民。
他要求，每一位高管都要懂中国，懂农业，知道农民需要什么。“不懂中国，不为中国农民考虑，多少钱也干不好。”
农民不稳，国家就不稳，哪个农民穷的国家会发达？他相信中国农民的潜力，更相信这个国家，迟早会让农民都富起来。
谢国民并不是唯一重视中国农民的人。
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他经过多年的实际调研，用一句话总结出了当时农民的现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在2005年十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三农”一词被正式提出。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国废除了《农业税条例》，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从进入21世纪开始，直至今日，国家已经发布了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只有农民富了，乡村才算是真正振兴。
不得不说，谢国民的路选对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就是祖业——农业。”
这句话是他父亲谢易初亲口告诉他的，父亲说这是谢家祖训。
听了祖训，扎根中国市场、以农业为本，不仅让正大集团渡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逃脱了2003年的经营危机。
不过，谢国民怀疑所谓祖训，其实是他父亲自己总结的经验，只不过借了祖宗之名。
谢国民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因为这太像他父亲亲身经历的总结。
1922年，谢易初家园被毁，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靠着家乡的菜籽，在泰国挣下一番家业。
二战爆发后，谢易初积攒二十余年的产业被战火付之一炬，他没有被打倒。二战结束后，他靠出口鸭毛，翻了身。
尤其是改开以前，父亲靠农业“改了命”，更是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在中国解放前夕，谢易初返回家乡澄海外砂，租了100亩地，搞了个私人农场，并雇了十几个工人，种了一大片瓜果蔬菜。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潮汕人尤其看重，这一点从潮汕成批的豪宅就可以看出。
谢易初也没能免俗，不仅当了“地主”，还在老家置办了不少产业。
解放后，面对土地改革，明白事理的谢易初主动上交了自己的家产，甚至还被评为“开明地主”。
不仅如此，靠着育种的技术能力，国家还委聘谢易初为农场副场长和担任澄海侨联主席等职位。
后来，因为表现太过优秀，带着“地主”帽子的谢易初，还当过澄海县人委委员和广东省政协委员。
期间，因为育出了大批优良种子，谢易初在汕头被群众亲切称为“谢技师”。1957年，他选育的谷种，让澄海县成为全国第一个水稻年亩产1000斤的县。
他所在的农场，还获得周总理签名、国务院颁发的先进国营农场奖状。1965年，谢易初因胃出血，去了香港做手术，并于1966年重回泰国。
1968年，谢易初感觉对公司的管理有些力不从心，就把集团交给了年仅29岁的谢国民。交接的时候，谢易初叮嘱谢国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咱们谢家的祖训，遇到困难了就想一想。”
谢易初也再三嘱咐儿子们：“虽然国内现在还很穷，条件也不好，但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回去做点儿事，把养猪、养鸡办起来，把好种子种起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谢易初在海外听到祖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激动得一夜没睡，83岁高龄的他嘴里不断念叨：
“改革开放了，我要帮一帮祖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
那一年，中国的GDP是3678.7亿元，只占2020年的0.00362；那一年，深圳还只是荒凉的小渔村，人口只有 1 万人。
直到1979年，中国颁布了第一个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当时，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决心，还将信将疑，众多外资持观望状态，谢国民却带着2500万美元来到中国，一口气拿下了深圳、珠海、汕头三张“0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
尽管当时中国还很穷，条件也很差。
“我们住的是政府的招待所，没有热水，洗澡用很小很小的热水壶。”后来谢国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但是，“要回去做点事”的时刻已经到了。
所以，谢国民义无反顾地回来了。
中国有句古话，“化作春泥更护花”，在中国文化浸润下长大的谢易初，也践行了这一点。
1983年2月5日，谢易初在泰京曼谷病逝，终年87岁。谢易初逝世以后，他的孩子秉持着他的遗愿，捐献港币300万元建造澄海华侨中学“易初科学馆”，并以农业为根，持续投资中国。
如果你去澄海华侨中学“易初科学馆”，就能看到一个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观察葡萄的瘦削老者。
如果你去汕头，兴许还能听到谢易初中学众多学子的朗朗书声。
正大来到中国之前，如果有人说，一个农民能养一万只鸡，一定会被认为是神经病。
可事实上，40年前的谢国民做到了。
45年前，谢国民到美国考察，发现当地的一个农民可以养一万只鸡。他认为可以把这种模式引入到泰国乃至中国。
但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这种模式，因为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农民太多了，也太穷了，他们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更不懂得如何打开一万只鸡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如果头一批鸡卖不上价钱，农民就很可能倾家荡产，坚持不到挣钱的时候。
因为，农民经受不起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
他们往往是市场动荡的受害者，只看到了亏钱，看不见挣钱。最近两年疯涨和骤降的猪肉价格，想必大家印象深刻。
那么，谢国民是怎么完成这个目标的呢？
谢国民认为，一定不能让农民亏钱。
“如果农民亏本，哪里还有钱来买我的饲料和种子？”
他把农民的养殖风险，转嫁的企业上，大企业亏本一年后，仍有资本支撑到价格上涨的时候，亏的钱都能赚回来。
于是，谢国民派人下到农户，建设标准的鸡棚，提供专业的服务队伍，以及改良过的鸡仔、饲料等。
先帮农户建设一套良好的养殖体系，再以一定的价格收购农户养的鸡，无论市场如何波动，农户都能旱涝保收。
市场好的时候，还能提高收购价，多卖些钱。
在这个环节中，想要通过养殖脱贫致富的农户，只需把他们勤劳的优势发挥出来，做他们擅长的事情——养鸡，在其它的环节，比如饲料、配送、销售等，都由正大解决。
不仅养鸡，后来谢国民把这套模式推广到了养猪、种植等相关农牧业。
农民富起来了，就有购买力了，就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这是谢国民坚持40余年的朴素商业逻辑。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与当前我们的农业扶贫项目何其相似。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正大对中国的投资，不仅使其渡过了多次危机，而且成为后来翻身和壮大的仰仗。
1998年，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正大深陷困境。然而，中国市场交出的160亿元营收和5.3亿元利润，可以说是正大的救命钱。
渡过危机后的谢国民，更加信任中国农民、中国市场，不断追加对中国的投资，20年后，正大不仅“赎回了”曾经卖出的产业，而且在农业的根基上，建起了一个涉及农牧、食品、零售等十多个产业庞大的集团。
业务遍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超过30万人，年销售额超过600亿美元。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失去的迟早会回来。据不完全统计，正大最近10年来发生了多起对外收购业务。
2012年，正大757亿港元从汇丰手中接盘中国平安，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2013年，正大花了66亿美元，收购了泰国零售巨头万客隆。
2015年，正大联手日本伊藤忠商社拿下中国全牌照金融集团——中信集团20%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
2020年，正大集团宣布以创纪录的106亿美元收购英国乐购旗下的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超市业务。
2021年初，正大集团向北京科兴注资150亿泰铢(约32.29亿人民币)，获得科兴中维注册资本的15.03%股权。
对，就是那个你打的新冠疫苗的生产厂家之一。
“这些业务，很多原本就是正大的孩子，我要把他接回来，花多少钱都值得。”谢国民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一连串大手笔收购。
正大的故事，就是水能载舟的真实写照。你打心眼里尊重农民、为农民做实事、踏踏实实为农业做实事，再大的危机也能度过去，曾经失去的也会失而复得。
“你们弟兄几个的名字起得很好，连起来就是正大中国，这说明你们很爱国啊！”
1990年春天，总设计师接见谢国民时说道。
“正大集团到中国投资，而且投资额很大，主要集中在农牧业，难能可贵，希望能成为外商投资的典范。”
总设计师对谢国民主要投资中国的农牧业，十分赞赏。
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农民的儿子，不要听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当年，谢易初之所以选择最小的儿子谢国民作为接班人，或许也是看中了小儿子的性格。
谢国民虽然出生在南洋，却对中国戏剧非常感兴趣。当年，父亲谢易初专心在国营农场种地时，谢国民经常跑去乡下和农民一起看戏曲。
有一次，台上演了一场《梁山伯与祝英台》，剧中人在台上哭，谢国民在台下哭。朋友笑话他，“一个大男人，像个姑娘一样”。
“下一回，绝对不哭了”。
谢国民止住了哭声。没想到下一场演的是《黛玉葬花》，谢国民哭声更大了。
“实在是太感人了，我没有忍住。”
能把农业做好的人，一定要有一颗柔软的心。他要具备感受痛苦的能力，这也是普通的精英人士中十分稀缺的能力。
因为，身在底层的广大农民，他们真的很苦。
就在上周，河南洪水淹没了至少1450万亩农作物，其中940万亩灾情严重，550万亩颗粒无收。
虽然，这对于有着7500多万亩秋粮面积的河南省来说，影响是局部的、短期的，更威胁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可对于受灾的每个农民来说，意味着半年的辛苦付诸东流。
但，我们的救灾队伍，会把他们的损失找补回来。洪水过后，国家立即派专业人员指导受灾农户补种、补栽，把损失降到最低。
并划拨专项资金弥补受灾农户。
新中国建立只有70多年，往上数三代，祖辈们都是农民。如今，身份各异的我们，其实都是农民的孩子。
当下，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6亿人中，基本都是农民，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用的、生长万物的土壤和基石。
让农民过上好生活，是每一个孩子应该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