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之前都不是特别了解郑艺彬，就是属于“知道、好帅、唱得很不错、说话好听，同城愿意买票”这个程度，直觉就是他很不广东，胸襟宏远。看了两遍《一个音乐剧演员的诞生》，觉得我瞎猜得似乎有些谱，然后另一方面更超过我的预料。

怎么讲“不广东”这个感觉，广东人往往座右铭是“关你屁事”“关我屁事”。所谓“敢为天下先”那是拿来政治吹水的。真正了解的都知道广东人除了自我，其实特别保守，会很拼很搏命，在行业里精益求精，但不爱改变舒适圈，不爱突破和变动。在外混世界的广东人最终都会回家叹世界，就算你知道这一点，你也很难改变自己。

我就属于，不太喜欢广东人的广东性，但又摆脱不了的那类。北漂三年，发展也算可以，但最后也是回到家接受了一个薪资少N多挺没意思的工作（当然后来又改行了）。在北京的时候，经常爬香山然后逃票进植物园，新会人梁启超家族墓地在那里，这家人给过我们祖上一点雪中送炭的帮助，所以我每次路过都会拜一拜，也会感叹这一家人真的是很不广东，很中原，很与众不同，是把眼光从一隅扩大到更广阔的世界，把身心献给更宏远有意义的事业。这种思想也许对中原的知识分子很正常，但一个广东人真的是要有很强大、博大的内心，舍弃很多原来固守的习惯，去接受更多的东西，才会把异乡当家，去志在四方的建功立业。

记得长沙巡演D1，散场后正好跟一个姐妹坐同一班普快火车连夜回广东，在车上就聊天，她是在广东工作的福建人，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聊到广东人和福建人的地域特点造成的人种性格区别，我就感慨郑艺彬是最不广东的广东人，徐均朔是最福建的福建人。

（类比一下，就是陈江华是最广东的广东人，王哲林是最不福建的福建人，只是瞎说八道，喵迷拉链迷就不必来杠了）

以前跑体育，特别跑青训，见过非常非常多苗子，泡在球馆里，跟他们，跟教练都打过很多交道，一起拿小刀片烤全羊，一起喝酒，哭哭笑笑各种事，我会是觉得，想法比技术身体更重要，因为技术——年轻接受力强的年龄段，国内强队训练水平都差不多，你要说能国内就练出甩出别人几条街的也不现实，身体——专业队没身体条件差的，90分跟95分的区别。有没有对未来有正确想法，有没有更高要求是特别重要的事。

以前我真的对一个我特别特别看好的球员说过“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你条件那么好，现在又在中国最好的队，很多球迷期待，应该是对未来有更高的目标，才会有一番成就，因为在这里，在这个队，大家的期待是不一样的。”类似这样的话（想起来，好像真的只跟球员说过一次，以我的身份说这个其实好像不太合适，但那时我也年轻么，憋不住）。现在，这个球员，泯然龙套，得其下了。

然后其实看现在的选秀节目，对于艺人也差不多——按理说这行并不是吃青春饭的，因为除了跳舞，其他行当巅峰按道理肯定不是20上下，业务能力需要积累应该是中年才比较吃香。但现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人人都想红，艺人更新太快，资本并没耐心去等，有等的功夫不如再去捧个更嫩的，淘汰速度比手机还快，真的能残存十几年最后靠业务能力留下的凤毛麟角了，所以又很大程度很像体育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看郑艺彬这个访谈，又突然想到“取法乎上得其中”，为什么出现这个联想，我也不太明白，直觉吧。虽然他是讲话很严谨，不车大炮，并没有具体讲怎么“上”，但我似乎是可以感觉到他心里的“上”，他不是被时势推赶着走，是自己往选择的方向走。

虽然现实中，也许“得其中”也是很大概率的未来，而达成“得起上”的，所经历的历程几乎是抽筋削骨般重塑整个人，那种重塑是让我隔得那么远也会觉得很心痛的，做自己是必不可能的。我也不知道未来郑艺彬会怎样，但那条自己选的路，还是让人敬重。

笔者曾先后于《视听技术》和《中国电子报》上介绍过Video—CD,但后来接触到一些VCD机和看到更多的资料后,认为在技术上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VCD、在西方科技发达国家只有极少数领域用的VCI-),我们却抱过来大力推广,真还应当认真地再研究和审慎地再推敲。近来,见到一些主张搞VCD的人发表的意见,如认为“从性能价格比看,VCD适合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VCI)机好像是专门为我国开发的,是中国式的影碟机”,“VCD机生产上马容易,CD机也好改VCD机”,“在开发VCD机方面,我们同国外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VCI)片的生产成本只有几元,中国的老百姓买得起”等;而在论及DVD时,则认为,“3—5年甚至7—8年,DVD也不会取代VCD'’,“DVD也许在5—6年内还是一个高价位高质量的影视明星概念”,“DVI)技术复杂,记录密度高、光头精度和纠错能力也高,激光管需另行研制,I)VD节目源需另行拍制”,“双层:DVD为减少翻面的麻烦,...

经济报道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时政新闻，没有突发性事件，容易形成枯燥的数据罗列，或者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发展的流水帐。怎样搞好经济报道？不少新闻界同仁总结了自己见仁见智的体会和经验．成为活生生的教材。著名记者艾丰在谈到衡量经济报道成功与否的标准时形象地说，一个人困了，躺在床上还愿意看经济报道，而且能看得明白，这就说明记者的报道成功了。按照这一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使自己的报道获得一定的读者。当然我还远远未做到这一点，只是在努力地实践着、摸索着。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在大政方针走了之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能不能按客观经济规律来执行、如何落实等都无模式可循。所以记者在采写经济报道时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报道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读者才愿意看、爱看、甚至还乐意参与报道。80年代中期，一些个体、私营企业普遍存在争戴“红帽子”的现象，到了90年代，又有竞相摘“帽”的现实要求，1993年底，当我获知宝鸡...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下,仅得其下。”此言不无提醒人们取法技巧和法的重要性。本文以工笔花鸟的取法为主题,探讨在工笔花鸟的学习中哪些方面需要取法、怎么取法乎上以及取法乎上的重要性。一、取法乎上的来源及意义“取法乎上”一词最早出现于孔子教育学生的话语:“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此语是在教育学生,要学习上等的学问。后又有唐太宗之书,《帝范》写道:“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下,故为其下。”其意指效法于精湛、高超的学识技艺。后世学者也有同样的理论。例如,南宋诗论家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书云:“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此乃诗文之取法。清代诗人袁牧在《小仓山房尺牍》中记载:“诗宗韩、杜、苏三家,自是取法乎上之意。”综上所述,取法乎上的含义是效法要选上等的,也只能学到中等的。所以,在选择范本时,人们要选择做好的学习,才能学到更好法度。二、工笔花鸟画中的“上”谢赫六法中对画的品评为“传...

　　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热爱法学。上课时经常走神，课后爱看其他杂书，最爱明清小品文，一本张岱的《陶庵梦忆》看得如痴如醉，至于专业成绩，只求期末不挂科，得过且过而已。首先，我得承认主要还是由于自身懒惰，人一旦沾染上一个“懒”字，事虽易亦难成，不过好老师太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眼里，一个好的老师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主动求知，尤其是法学这种初期学习无比枯燥的学科，太需要老师的循循善诱、耐心点拨了，然而在我有限的的求学经历中，太多老师把教学当做副业，在外多有工作，且上课照本宣科者居多，一旦上完课又难见踪迹。主客观一结合，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法学的认知始终处于半知半解、难入其门的状态。

　　直到毕业两年后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了一篇题为《定分止争——倚天屠龙纷争的民法解释》的文章，标题已经足够吸引我这种“武侠迷”了，看完之后，更是让我惊为奇文。在此文中，作者认为一部《倚天屠龙记》贯穿始终的线索便是屠龙刀的归属问题，然后用民法上的所有权理论加以剖析，全文引证丰富、说理透彻，有“四两拨千斤”之感，加之文采飞扬，看得我是赞叹有加，马上上网四处搜寻作者“朱庆育”的信息。原来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常年教授《民法总论》，深受法大学生喜爱，还被评为“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大教师”，继续翻看搜索结果，居然还有他在法大的《民法总论》授课音频，我顿时喜不自胜，赶紧下载来听。

　　那段时间我白天要上班，晚上一有闲暇就听朱老师的音频，真可谓是着了疯魔。记得朱老师第一堂课并没有讲民法，而是讲了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讲了那个时候条件虽然艰苦，但老师才华横溢且专注学问，学生也大多勤学好问，有“经世济民、敢为人先”的担当，又讲到天才约翰•密尔的成才经历，以此告诫学生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最后谈及对自己的期许，便是“通过教义法学，超越教义法学”，几番话下来，我已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民法学好。

　　不得不说，朱老师民法功底确实很深，且教学注重启发学生思考，民总听完之后，感觉我此前学的散乱的民法一下子变得脉络清晰、井然有序起来，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此之后，我开始对民法乃至整个法学学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又买来许多法学类书籍，从此踏上了研习法学的征途。

　　如今我在法院立案庭工作，业余多有闲暇，正是专注学习、精研业务的好时候，我亦深知法学求知之路漫漫，不过既已略窥门径，唯有苦心孤诣，方能登堂入室，以期将来能如朱老师一般打通法学“任督二脉”，指点“法学江山”，诚如是，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