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论文篇三：《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

　　【提要】本文认为：近代史应是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并就近代史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近代史的转捩点以及近代史研究方法论等，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近代史;研究;方法论

　　一、近代史：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

　　所谓近代，本是个相对的概念。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不宜固化，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同样也不宜固化。

　　所谓近代，本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指“距身所处不远的时代”。“近代”一词，起源甚早。西汉人讲“近代”，说的是战国;三国人讲“近代”，说的是两汉。[1]那时还没有所谓近代史的概念。但近代史本身还是有的，是客观的存在。公羊学讲三世，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就是在讲近代史。孔子编《春秋》，司马迁著《史记》，班固修《前汉书》，其基本的或主要的内容，也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近代史。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其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一方面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也即所谓“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又是相对稳定的，包含了一些具有绝对的历史时间的内容。中国的近代，过去讲80年，不久前讲110年，都曾有其道理，有其划分的依据，但现在看来都已远远不够涵盖的了。至少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清史(主要是晚清史)、民国史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都是应该包括在里面的。这是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所以，从发展的眼光看，所谓近代史的时间范围是不宜固化的。

　　而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同样也不宜固化。所谓“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性质的判断，对今后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可能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它适应过去的情况，但未必依然适应于今后。因为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绝对的中国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只是指从清王朝前中期的治到晚清民国时期的乱，再由晚清民国时期的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新走向治的这么一个过渡时期或中间环节。这一过渡时期或中间环节，有点类似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王朝之间的过渡，比如说，西汉末年经由新莽过渡到东汉，晚唐经由五代过渡到北宋，等等。当然，这一时期也有自己的新的时代特点——多了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因素。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后推移，如果我们仍用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以这么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或中间环节来专指中国的近代，显然就不再那么合适和恰当了。

　　近代史是一门真正“与时俱进”的学问，千万不要被以往既有的种种分期及其理论束缚住我们自己的手脚和遮挡住自己的视野。而从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近代，我们应该能够把握住一些属于共性的东西，应该能够感受到直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脉动或主旋律。但这需要我们从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加以把握，从更深的认识层次上加以发掘，而不能满足于或停滞于既有的认识及其理论说明。

　　二、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了解其是如何改变着整个世界。

　　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所谓近代在英语里是modern，与现代是同一个词)，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从形成到发展，虽几经挫折(比如若干时期的经济危机乃至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用全面战争来解决问题)，但直到目前似乎还没有衰竭的景象。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的历史。这样说，可能是有那么一点“触目惊心”，但却绝不是危言耸听。

　　恩格斯在1895年，即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回顾和检讨了他和马克思在年以及《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持的立场。恩格斯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他们曾经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表明，“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他还谈到，甚至在巴黎公社“胜利的起义”之后，统治权已“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之时，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还是不可能的。[2]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也对资本主义作过分析论证。列宁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垂死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提出：“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4]现在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借用恩格斯当年说过的话：历史表明，所有有着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2003年8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有一篇题为《资本的意志催生成功企业》的，介绍一本名叫《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书。文章不是很长，但其对资本于20世纪末叶重新在中国崛起的兴奋和赞美却溢于言表：

　　《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一书，超前地观察到资本时代的到来，并向人们展示了资本时代的征服者们靠什么崛起，如何在改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怎样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将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改革时代，拿出来阅读、分析的话，就会有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这是一个最具挑战、最具征服、最具扩展的时代，是私营财团崛起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精彩、最有魅力的部分，是由一大批私营企业家不懈的努力和开拓所描绘的。

　　除了以最低的成本获取财富以外，他们所作的一切，还力图打破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的桎梏，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与税收，并把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试验出来的理论，提供给中国的决策者。……新工业文明的力量，带着他们内心无法压抑的渴望，唤起了他们对财富的无限幻想和创业的激情。

　　在演绎了被资本市场洗礼的一个个私营财团的财富时，本书也将国有财团面临的严峻境遇描绘得一目了然……40多年的计划经济正在被国内、国际两个资本市场用力地清洗。从作者娓娓的叙述中，揭示出这样一个主题：资本的力量，正把国有企业从行政调控中，拉向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让它接受如何尊重资本所有者的权利。

　　有人质疑说：资本的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还是有区别的。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我本人没有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也没见过这方面的有分量的论述。但我曾看到过这样的报道，说是有位民工用自己的微薄的收入，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想了解一下他的老板们究竟是怎样剥削自己的。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了解其究竟是如何改变着整个世界。

　　三、中国走向世界：由体系内的互动到体系外的互动

　　中国曾经就是一个世界。过去的两千多年，主要是体系内的互动，是中国自身不断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近代以来的中国，主要面临的是体系外的互动。是否走向全球一体化，如何走向全球一体化，现在还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

　　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中国本身曾经就是一个“世界”。自战国秦汉以来，在前人称为“天下”而现在被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先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曾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一统帝国的文官统治制度，士农工商的稳定社会结构，笑傲世界的四大科学技术发明，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之于世界的伟大贡献。

　　除此而外，还有一大贡献，这就是在我们这片并不算是很大的土地上所聚集起来的曾经占世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说是五分之一，但这是为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成果，实际上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宣传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时一样，仍然是22%)。千万不要忽略或小视这一点，因为其他很多自然条件相对比我们优越的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只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孕育并维持着一个独具魅力的伟大文明，世世代代持续地繁衍着占全世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样的贡献难道还不够大吗?!

　　然而在近代以来，中国确实落伍了。这种落伍，有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的困扰。其问题是：在一个有着四大发明的伟大国度，为什么不能发展起近代科学的体系?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的一个判断，即“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的反命题。这牵涉到怎样看待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加速”发展和中国的所谓停滞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有着种种不同的回答。

　　而这一问题，现在看来也可以有新的解释，基于事物相互关联角度的解释。一位系统进化论者曾指出相互关联之于事物加速发展的作用。以我们所熟悉的“20个问题”的游戏为例。这一游戏的规则是只能以“是”或“否”来回答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必须服从逻辑的前后一致性。一般的，只要提问的人有足够的技巧，完全可以从一般到特殊，加速地形成正反馈，在20个问题以内得到答案。但是，问题的引人入胜之处不仅仅在于不超过20个提问而找到答案，而在于：即使我们事前没有设定答案，只要游戏者在不矛盾的规则的约束下，最后还是能够达到特定的目标——同样是从一般引向特殊，而且愈演愈快，从而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产生了目标。[6]

　　所谓“全球一体化”的问题也是一个经过相互关联而加速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当然还可以继续争论下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人类，我们是生活在这一共同的星球上，即使在近代以前，各种文明(或文化或民族、国家)也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因此，尽管没有那些针对20个问题的“是”或“否”的约束或“提示”，也还是有着地球人所必须共同遵守的若干规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相互关联。地理大发现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相互关联，因而也是加速了世界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变化。

　　西欧的近代化，其加速发展，离不开美洲的发现，在相当程度上也离不开来自遥远的东方的信息(这似乎已有了足够多的证据)。可是反过来，我们有没有想过：明清两代的闭关自守，之所以愈演愈烈，不也正是对外来信息的一种本能的保护性的反馈吗!这就是说，闭关自守也是对策，同样也是“相互关联”所引起的应对的结果。

　　一个对内高度发达已到烂熟程度的文明，对外来信息的这种显得过于“脆弱”的保护性反馈，看上去很奇怪，然而却是历史的事实。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说法，正是对于这种反馈的从机理上的最为生动的写照。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有人说，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的缘故，但我们对于这个命题实在是很难“证是”，也很难“证伪”)。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秦皇汉武的时代，我们的先人也还是很有些“霸气”的，一点也不比今天的美国佬差，甚至还要更“牛”一些，即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7]但到宋明以下乃至近代以来确实不行了。晚清的中法战争，中国的陆军在镇南关和谅山打了胜仗，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败而败”。我们当然可以指责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的软弱无能，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因为国内政局不稳，只能急于求和。攘外必先安内，“稳定”压倒了一切。

　　这种对外“相互关联”的过度的保护性反馈，并不能真正地起所谓的“保护”作用，反而加速了中国自身既有体系或秩序的更新。换句话说，正是对外的“相互关联”破坏了中国原有的体系或秩序。毛泽东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角度，曾多次向来访的日本友人表示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因为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会觉悟，不会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8]。这充分说明了体系或秩序内部的坚固或稳定，确实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加以打破。

　　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道加速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发展。地球已在迅速变“小”。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曾经成功地将生活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融合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灿烂的文明，有着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请注意：前面所提到的众多人口正是我们这一伟大文明的最重要的成果)。但近代以来，它必须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重新接受别人所制定的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过去的两千多年，主要是体系内的互动，是中国自身不断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主要面临的是体系外的互动。这是一个痛苦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再与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治乱交替的改朝换代的过程交织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痛苦了。而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对这一痛苦过程的描述或画像。

　　四、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种辩证的结构性诠释

　　所谓“半殖民地”实即“边缘化”。由世界的中心到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一非常痛苦的转换过程。处于痛苦转换中的中国，其核心问题有二：一是民族独立，一是近代化。

　　“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总结。

　　半殖民地，无可非议，因为那曾是历史的事实。半殖民地，也就是所谓“边缘化”。中国(中央之国)已不再是所谓世界的中心，在近代的世界地图上，经度0度的所在是英国的格林威治天文台，而不是中国北京的天坛。也就是说，近代的世界中心是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吉利而不是已经被边缘化了的中华帝国。地理经度的0度同时也是“世界时间”的原点，中国传统的记时授历系统也因此不得不纳入“世界时间”的体系。

　　半封建，争论多一点。但经过认真推究，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关键不在所谓的“半封建”，而在于“封建”之说本身的不确切。只要我们把所谓的“封建社会”，看作是对此前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一个漫长时代的不那么确切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外号”，就可以体察到：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晚清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过渡阶段，还是很切合实际的，而且是相当辩证的结构性的诠释。

　　半殖民地，就要对外反对帝国主义，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半封建，就要对内反对封建主义，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刘大年所总结的中国近代的两大基本问题——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目前为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认识的最为概括和完整的总结[9]。但他的总结，现在看来也可以进一步发展，可以将其归并为一句话两层意思，即：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所谓民族独立，在鸦片战争乃至甲午战争之前还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中国本来就是独立国，而在抗日战争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问题又已不复存在。而解决社会发展，即所谓工业化、近代化(现在叫做现代化)的问题，又是和世界的其他地区相比较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的。

　　所谓世界走向中国，以前是西方向东方学习，汲取其丰富的知识营养;稍后就是强盗般的窥视乃至用坚船利炮打上门来，逼迫东方的老大帝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在1967年的一番议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清楚。[10]

　　可见，他老人家直到当时对此事还是耿耿于怀。

　　由于我们的历史包袱太重，国家又太大，所谓“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否走向世界，如何走向世界，始终是困绕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的大问题。魏源的《海国图志》，国人自己并不重视，但却惊醒了我们的东邻。西学的东渐，中国传统的饱学之士多抱敌视或怀疑的态度，反而是“苦力王”的国度“太平天国”能够加以接受。这个问题迄今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历史并不是笔直地走一条路。这期间仍会有许多的反复和曲折。

　　五、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对外战争，惟有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即使是“惨胜”，也毕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抗日战争成了中国复兴的枢纽。但我们对那场战争的研究还很不够……

　　中国的近代，从治经由乱再到治，这是经历了一个周期的过程，也即所谓“始衷终”的发展变化。中国的近代，又是一个急剧变化加速发展的过程，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即所谓“亘古未有之巨变”。这一急剧变化的过程，应该有其转捩点。这一转捩点，或其变化的枢纽，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比如，太平天国的“扫北”——现在的近代史书上一般说是“北伐”，扫北军从一开始秋风扫落叶般的胜利，到其两年后的最后败亡，有其转捩点。这个转捩点就是其1854年初进驻直隶的静海、杨柳青一带时，因无法应付北方冬季的严寒而造成大量战士冻死冻伤的非战斗减员[11]。又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转捩点照现在公认的看法应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那么，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捩点究竟在什么时候?不同的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看法。比如说甲午战争，或者是戊戌变法，甚至是五四运动。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主要是看研究者们究竟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历史。

　　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是胜利者写的。这只是一种简化了的说法。历史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样子，并不是宿命的，决定论的。正如一些自然科学家所指出的：“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12]“倒走迷宫”法——即由迷宫的出口倒过头来找其入口——确实是一较为简单的办法，也有其道理。这就是由最后的胜利者回过头来看历史。但这样做的危险，是有可能陷入历史决定论或宿命论的窠臼，以为历史本来就应该如此。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历史的迷宫似乎永远没有“出口”，究竟谁是真正的胜利者?现在也看得不那么清楚了。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列强似乎是无敌的。列强们曾经横行于天下。一百年前的庚子之役，当八国联军以其新式武器来对付义和团的大刀长矛时，结局是不难预料的。英美意法德日奥俄，他们是不可一世的胜利者，是当时世界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正如那时的“厚颜无耻的帝国主义者”的一首歪诗所说的那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马克沁，而他们没有……”[13]一百年后的今天，一年一度，召开所谓的八国峰会，几乎仍是那八个国家，但少了一个奥地利，多了一个加拿大。这说明西欧、北美，乃至俄国、日本之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发达地区，这一基本态势一百多年以来仍然没有改变。

　　但列强真的就是那么不可一世吗?不见得。两次世界大战，乃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打击，毋须多说。就说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19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曾是那么踌躇满志。90年代末轰炸南斯拉夫，又是志在必得，还顺带地端掉了中国的大使馆。然而曾几何时，一个“九一一”恐怖行动，就把偌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至今不得安宁。恐怕美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者。

　　再回过头来从中国史的角度看。一部到抗日战争为止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大大小小的外国资本主义，都曾经跑来欺负过我们。但抗日战争的结局不同了。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有人说是“惨胜”，但“惨胜”毕竟仍是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不待说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即使是国民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战的最后阶段也已能够取得一些战斗甚至战役的胜利。在缅甸战场上，得到系统训练和新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其表现也比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军队要好。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国共两党内战，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众成了胜利者。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还是得益于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14]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应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1937年秋，当吕正操将军指挥原东北军第691团，脱离了丢下部队不管的军部、师部而向冀中敌后进发时，仅一个团部，加两个营的兵力，还不到两千人。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短短几年间就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组建了14个主力团，两个游击支队，5个游击总队。1942年华北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军区主力胜利突围，仅留下一个主力团即第24团(还是一个小团)坚持斗争。但在1945年大反攻的形势下，重建的冀中军区又在杨成武将军指挥下迅速从一个小团发展为26个团的抗日武装。[15]

　　抗日战争焕发了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古老民族的青春。但这场战争对中国沿海近代工业的破坏又是空前的(一是由于中国近代工业的畸形分布，二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近代工业的摧残和掠夺)。毛泽东在1947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曾代表中共中央号召解放区的人民：家家纺纱，村村织布。这是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强化而不是近代工业的发展。而中共政权后来的走向与其在七大政治中所设想的联合政府也有了很大的差异。

　　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著中，有四篇改动最大，《论联合政府》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三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实践论》、《矛盾论》)。认真比较一下《论联合政府》在1945年最初发表时的原文及其在《毛泽东选集》中所作的改动，应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在即之时所设计的中国前景蓝图的原貌及其以后种种变动的痕迹。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捩点。但这场战争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包括正面的乃至负面的)，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还要下更大的功夫，花更大的气力。[16]

　　六、近代史研究方法论：处处有路透长安

　　西人熟谚曰：“条条道路通罗马。”但那条条道路都是通向罗马——一个伸入地中海的半岛上的帝国首都的。其实在古老的东方，也有着同样的熟谚，甚至其内涵还要更丰富一些，那就是：但得绿杨堪系马，处处有路透长安。

　　西人有言：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是迄今仍为西方人们所乐道的与方法论有关的熟谚。英语的说法是：“Allroad slead to Rome.”但那条条道路，都是通向罗马——一个伸入地中海的半岛上的帝国首都的。即使马克思主义亦难跳出西方视野的“三界”之外，因为任何体系总有其出发的坐标原点。

　　其实在古老的东方，也有着同样的熟谚，那就是：处处有路透长安。不仅意思和“条条道路通罗马”差不多(通即是透)，连语句结构也几乎一样(但仔细咀嚼一下，还是有些微妙差别。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古谚的内涵似更丰富些)。我们的前人有许多好的东西需要继承发扬，尤其是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但有一条，不能食古不化，不能钻进去出不来。那是很危险的。最好是在熟悉掌握现代西方的方法论的前提下，再认真地向古人学习。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是中国人，不错;但我们更是属于这个时代，即地球越益变小的时代。

　　我本人了解熟悉这条古谚的过程本身也很有意思。

　　这条古谚见《增广贤文》，原文是两句：“但得绿杨堪系马，处处有路透长安。”再追究一下，可以知道是出自《五灯会元》，起源是很早了[17]。《增广》本是民间的通俗读物，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类似。但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它已不可能很了解了。相反地，出于我们的知识结构和经历，对前一条西方倒是早就耳熟能详(大概至迟是初中阶段学英语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罗马之成为地跨欧洲大陆的罗马共和国乃至罗马帝国的首都，大概只维持了数百年的时间。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是会修筑许多道路的。古罗马是这样。古代中国更是这样。长安之成为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大帝国的首都，时间远较罗马长得多(历时超过一千年)。长安周围，因是大陆腹地，修路的条件也远较地处亚平宁半岛的罗马优越，而且也确曾修筑了不少宽敞的驿道。西方关于罗马还有其他许多熟谚(如“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古代中国之于长安，同样也有相当多的熟谚(如“西望长安不见家[佳]”之类)。很显然，不会没有这样一条关于通向长安的道路的古谚，只是由于时光的流迁，现代的人们对其已经较为隔膜而已。由于头脑中时时带着这样的问题，后来，当然是找到了。喜悦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

　　路是干什么用的?是让人走的。鲁迅先生曾有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人为什么要走路?这又回到了“相互关联”的问题上来了。

　　关于“相互关联”，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断臂的维纳斯之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维纳斯雕像，是失去双臂的。但人们都认为她是美的。美在何处?所谓残缺之美。手臂断了，所以才给我们以丰富的想像空间。断肢可以再植，维纳斯的断臂当然也可以复原，而且甚至有资料说明原来的手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而似乎是所有的复原都不为人们所认同。为什么失去的必须是双臂?为什么所有的复原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一现象使得我们不得不探讨手臂的功能。手臂是做什么用的?是人与外界进行相互交流、相互联系的工具，所谓“手段”是也。而所谓的“复原”，无非就是给出一种为人们所认同的特定解。但这种努力显然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毕竟有着各种不同的可能解，而一切的尝试又都是合理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处处有路透长安。

　　我很赞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有关空间研究的见解。

　　任何历史的研究，本来都是在时间内的研究。早在春秋时代，我们的前人就提出要“始衷终皆举之”，反对一问三不知(即不知始、不知衷、不知终)[18]。也就是必须要理解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一维的时间矢，这对史学来说是最主要的，是史学的基本功。但是还要有空间的概念。

　　所谓空间，就是结构，说白了，也就是相互关系、相互联系。而这种种关系和联系又是我们目前所能感受到的四维时空所不够概括的，这就需要引申进“多维”。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教授2002年访华时曾在杭州发表讲演，其主题就是多维空间。十维，十一维。但他所讲的是宇宙论。

　　滨下武志教授的空间按照我的理解也是多维的：中央与地方，内地与沿海，乃至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港口之间，等等。这样一来，一些以前所不能解释的或无法理解的东西也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了。滨下教授举了琉球群岛的例子。仅从地理的角度，琉球作为海岛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很不起眼。但若从海上贸易的角度，它给人们所留下的印象就截然不同了。

　　前不久，近代史所的青年学者读书会讨论了法国学者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蒙塔尤是法国的一个边远山乡，拉杜里所叙述的蒙塔尤的故事，在时间上相当于中国的元代中期。此书在叙述上头绪较多，方法也较新颖，它所展示给我们的，也是一个多维的空间。《蒙塔尤》在欧美世界之成为所谓雅俗共赏的“大众情人”，还有文化方面“寻根”的背景。

　　但我们的一些学者似乎不太喜欢“相互关联”。对于历史的发展，往往喜欢讲一句“应从各自社会的内部寻找原因”。这样讲其实是很不全面的，有可能引向错误的结果。因为它忽视了对外的相互关联，也就是所谓外因，而在事物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外因实际上是决不能忽略不计的，在很多场合实际上是起决定作用的。即使体系内部完全适应了，“摆平”了，高度“烂熟”了，还有个对外的问题。只须举一个例子，还是前面提到过的那句老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足以验证这种见解的不全面。

　　[1]《战国策·楚四》：“近代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三国志·吴·孙登传》：“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参见《辞源》“近代”条。

　　[2]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91-612页。

　　[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2卷，第323-439页。

　　[4]《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通过。

　　[5]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26页。

　　[6]参见闵家胤、钱兆华编著：《全息隐能量场与新宇宙观》，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尤见其第五章。

　　[8]参见毛泽东：《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383页。

　　[9]参见刘大年：《〈追求集〉序》，见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并参见刘大年：《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原载1995年8月15日《人民日报》，收入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同前，第125页。

　　[10]转引自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

　　[11]参见姜涛：《重读〈李秀成自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98-199页。

　　[13][美]阿西摩夫(I.Asimov)：《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第三分册)，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1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3卷，第1031页。

　　[15]参见冉淮舟、刘绳著：《留给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战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迄今所见较为系统全面论述抗日战争的学术著作，当首推刘大年所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17]按：《五灯会元》中有关熟谚甚多，如“大道透长安”，“路路透长安”，“家家有路透长安”，“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首透长安”，等等。

　　[18]《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

1、《CEO的海军陆战队》

老板推荐的一本书，闲来读了下，写的确实不错，笔记如下。

该书说的是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法则如何应用到商业中。

海军陆战队的特点是机动作战进行攻坚，所谓机动作战，就是当面对充满不确定性和敌意的环境时，运用速度，出其不意，集中力量猛攻敌人软肋，以求用最少的资源，达到最大的冲击效应。

在战场上，取得战果意味着以己方最小的代价，去粉碎敌方的作战意图；在商场上，取得战果意味着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应用信息、资金、设备和人力，去获得最大化的利润。

战争，因为是对立双方，自然条件，内部问题多方博弈和角力的结果，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对手实力，意图，外部因素等，都可能影响决策者的判断力，战争形势也是不断变化，在这样一个充满摩擦冲突、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的环境中，计划变得难以实施，指令和情报含混不清。

机动作战的核心思想在于，成功的将领不会向混乱无序低头，相反，他会利用这一切，构造一个令对方手忙脚乱无所适从的局面。

机动作战的七大原则如下：

瞄准薄弱环节，大胆，出其不意，集中力量，分散决策权，兵贵神速以及战力结合。

薄弱环节，也即敌方软肋，利用敌方弱点，即可最大化瓦解对手。

身处一线去指挥，一线才能获取第一手的情报；

通过巡视进行指挥，通过和一线士兵交谈，小拼图才有可能组织成大的拼图，以发现战机。

战场形势是多变的，根本不可能做到算无遗策，如果凡事中央集权，很可能贻误战机。

通过分散决策权方式，能让最了解形势的人去决策，能最大化的把战机把握住。

海军陆战队鼓励士兵在计算得失概率的前提下大胆冒险。在决策过程中，鼓励各抒己见，也容许大胆的激情而犯下的错误，却不姑息优柔寡断和临阵退缩或投敌。也鼓励军人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果断决策。

提倡错误是可以容忍的，即使作战失败了，只要经过了精心策划，也是值得赞扬的。通过这种导向，鼓励大家大胆决策。

训练大家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决策，通过这种演习，真到了战场上，大家习以为常，自然而然就可以大胆决策而不至于延误战机了。

关键在于影响敌人判断力，而后攻其不备。

常用方式包括秘密行动，扰乱视线，声东击西。

可以使绝对力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在局部的力量优势。

当然了，时间和突破点是一个关键前提。

商业决策和战场上，根据敌方哪块最薄弱，把自己最强的力量集中上去是惯常做法。

再比如，了解自己的业务哪块最关键，哪块最有风险，从而把最牛的人放上去，也是集中力量的具体应用。

通过培养多面手，营造团结氛围，鼓励合作，使得大家发挥1+1>2的作用。

可以看到，这七大原则，前两条，说的是信息获取及变化情况下让最了解情况的人决策的问题；三四五条，说的是决策问题，确保力量集中在敌人薄弱地带；后面两条，说的是执行和配合问题。

这七大原则的发挥，依赖于组织内最大程度的信任，全局观念，主动性和无私（担责和成绩归功于下属）。

领导者要求以身作则，关心下属和定期收集反馈，从而解决大家的问题。

通过这些方式，来确保组织将七大机动原则发挥到极致。

我们都知道，任正非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军队，直到1982年转业，他在军队里度过了14年。

长期的军旅生活，让任正非一直“热衷于”向军队学管理。

五角大楼之脑，即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高产和最神秘的军事科研机构。1958 年，美国国会立法创立DARPA。自那以后，它就一直是美国国防部核心研发部门。

你所知道的最先进的军事武器，包括F117隐形飞机、“全球鹰”与“捕食者”无人机、未来作战指挥所、“联合星”、机动机器人、微波毫米波集成电路、微电子机械系统、X-37空天飞机等项目等当然都是DARPA的贡献。而最前沿的科技，如互联网、人造卫星、计算机、GPS、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穿戴设备等也是DARPA首先发明和研究的，后来才转为民用。

这本《五角大楼之脑》的图书，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安妮·雅各布森基于内幕消息、独家专访、私人文件和公开备忘录等一手资料写成，揭示了DARPA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中，我们能够看到DARPA独特的组织结构、管理方法，以及60多年来它一直能在科技、军事领域保持领先公共领域10~20年的秘密。

对企业来说，能够像DARPA一样，一直保持高效、灵活的组织结构，始终具有前瞻性和强大的创新力，数十年来始终对其他组织拥有压倒性技术优势，是每一个企业都梦寐以求且始终追逐的。从这方面来说，《五角大楼之脑》确实对企业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从组织结构上来说，DARPA 与美国其他军事研究机构大不相同，它尽管拥有约30 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但并不从事具体科研工作。

DARPA 的项目经理和主管将科研项目外包给防务承包商、学术机构或者其他政府组织，然后推动科研成果向军事应用领域转化。

DARPA 嗅觉灵敏、反应敏捷，没有官僚主义或官样文章，并且罕见地保持着一支规模很小的雇员队伍。

DARPA拥有一个扁平化的高度有效的管理机构，主要由6个技术项目办公室和5个职能办公室组成，其中项目办公室为业务部门，5个职能办公室负责后勤保障，局长是最高行政首长。

DARPA局长不干预项目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只负责战略性的规划和协调。项目办公室之间互相平行，项目官员有非常大的自主权去识别和资助本人所负责领域内的相关技术项目，一旦出现决策失误，项目官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DARPA因时因需调整机构设置。每个技术办公室的确立完全由战略规划的需求决定，DARPA的项目办公室根据战略方向的变化进行不断调整。例如，2014年4月为进行生物学、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研究，利用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保障国家安全，DARPA成立了生物技术办公室。他们发起并监督几百个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涉及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DARPA认为项目经理是保持其健壮与活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经过60 年的发展，DARPA 现在每年雇用120 个项目经理，每人任期5 年。

美国军队的指挥链条其实非常严密刻板，但DARPA 项目经理在其中拥有超强权威。他们可以启动、继续或者停止研发项目，很少受到外界干涉。DARPA聘任项目经理时非常谨慎。项目经理一般为相关领域的博士，学识丰富；或者担任过军工研究所等部门的管理和研发工作等，对军队需求较为熟悉；还要有实际项目的管理经验；当然还要具备超前的创新思维和开拓精神。这些管理者创新意识极强，大部分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

与传统项目团队相比，DARPA团队成员的灵活性更强，通常来说，它一个项目可以招募到来自5个国家30个机构（包括大学、系统集成商以及零配件供应商）的40余名世界顶级的科研人员，从而在6个月内解决大部分的重要技术瓶颈。随着技术瓶颈不断被解决和新技术难点的出现，项目团队的组成可以随时快速调整。

临时团队并非一盘散沙。DARPA会给项目设定一个较为合理的工作周期（一般不超过5年），从而激发科研热情，形成“紧张”的工作氛围。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项目的既定目标没有实现，就会有其他的团队和方案进入。

值得一提的是，DARPA本身没有任何实验室，它鼓励团队成员在各自所属的机构工作，所以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工作的地方遍布美国和海外的国家实验室、防务承包商公司以及大学实验室。

一旦完成部署前准备，作为研发项目成果的武器或相关系统就会被移交给美国陆军、海军、空军、海岸警卫队等武装力量，以及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局等美国情报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DARPA能始终保持极高的效率的根本原因。

对于华为这种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来说，DARPA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方面的前瞻性和先进性，换言之， DARPA的这种 “强大的创新能力”，也是最需要学习的。

DARPA强大的创新能力，除了前面提到的DARPA的组织结构和项目管理及运作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数以千计各个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几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技术装备研发，并将其科研成果投入实战检验以外，还有以下几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一，DARPA不拒绝来自任何领域的建议。

戈德布拉特原本是世界最大快餐连锁店麦当劳的首席科学家和负责科研、发展和营养的副董事长，他把控着全美国食品卫生恐慌的脉搏。

1993年，吃了杰克死亡餐馆大肠杆菌感染的汉堡后，4个儿童死亡，623 人病重。在想办法提高食品安全，去除病菌的过程中，戈德布拉特和另一个麦当劳的同事一起研制了一项技术——自杀菌包装袋，它能对装在里面的产品消毒。麦当劳并未采用他们的技术，他们认为这项技术可能对政府有用。随后，在调查研究中，戈德布拉特瞄准了DARPA。

他给DARPA打电话说：“我是麦当劳的迈克尔·戈德布拉特，我要找拉里·林恩。” 林恩当时是 DARPA 主任。不一会儿，林恩竟然给他回了电话。他告诉林恩自杀菌包装袋这项技术如何能在战地医院和战场上应用。林恩被打动了，对他说“来 DARPA 吧”，戈德布拉特后来就辞职去了DARPA，并成为了国防科学项目的领导者。

其二，在DARPA，一切想法都值得一试。

被苏联核突袭的假想一直困扰着美国，DARPA被期待研制出防护设备。一位才华横溢、名叫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的科学怪才提出，他相信可以利用地球磁场引力，在大气层上方造成由高能电子组成能覆盖全美，并能将来袭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拦截在飞行轨道上的类似天穹防护盾。

虽然这听起来荒唐可笑，就像漫威里的故事，而且克里斯托菲洛斯的经历不同寻常，他没有受过正式训练，之前在雅典一家电梯厂工作，纳粹占领雅典后，纳粹新老板留下了满厂德文物理学教科书以及科技杂志，克里斯托菲洛斯靠自学德语阅读了这些书籍，随后他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设计高能加速器——粒子回旋加速器之类的东西上”。但是DARPA的负责人约克认为克里斯托菲洛斯的想法应该尝试。

于是DARPA组织了当时科学界最严肃意义上的顶级思想家、硬科学领域的超人来协助克里斯托菲洛斯完成这项名为“137号工程”的实验。他们当中，有粒子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以及一名经济学家和一名核武器工程师。正是这些人提出了“6 夸克”、虫洞和量子泡沫等概念。其中两人，尤金·威格纳和瓦尔·菲奇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三，DARPA的人员，从科幻小说中汲取灵感。

激光的发明者，诺贝尔奖得主查尔斯·H.汤斯接受作者采访时谈到，他是看过阿列克赛·托尔斯泰 1926 年写的科幻小说《加林死亡射线》后，受启发而发明了激光。

除了查尔斯，DARPA中的很多人都深受科幻小说的影响。在恐怖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开始从科幻小说作家，特别是一个叫西格玛组的民间组织那里，寻找灵感。这个组织的创始人阿兰·安德鲁斯博士是乔治·布什总统任期内的白宫科学官，之前曾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国家核武器生产设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工作。他说，对于西格玛的成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部科幻小说的作者，虚构新技术、新问题和新社会，解读可能产生的科学问题，猜测其对人类的影响”。

一、 冷战的开始催生了 DARPA 的创立

伟大的冯诺依曼将“囚徒困境”的分析框架引入到美苏军备竞赛中，得出的结论是两个超级大国不可能采取合作办法，争取最优结果。更有可能的倒是想办法为自己寻求次优结果，因此，核军备竞赛永远是一个先发制人的游戏。所以，为在军事技术研发领域保持领先，五角大楼设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也就是 ARPA。

这个 ARPA，就是 DARPA 的前身，负责人造卫星和太空项目，也会研发各种“未来武器系统”。创立当年，ARPA 就提交了一份名叫《应急计划》的绝密文件，假想了苏联对美国本土发起核打击前后的情形，这份文件后来被人称作“末日剧本”。为了应对这个假想，他们又发起了匪夷所思的“太空盾牌”项目，除此之外 ARPA 还主导实施了“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研究了如何通过“洗脑”来进行行为矫正和意识控制等等各种常规研究机构不可能开展的项目。可以说，自创立之日起，ARPA 就展示了它惊人的潜力、能力和影响力以及强大的容错能力。

二、越战使 ARPA 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

ARPA 在越战时期变成了 DARPA，D 表示以后只研发防御性武器。DARPA 为了针对“胡志明小道”研发了耗资庞大的“电子隔墙”项目，虽然项目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了，但战后军方意识到它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全新战场概念。正是电子隔墙的大规模投放试验，让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触摸到即时通信这个概念。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应用控制和反馈系统理论，它甚至还为日后有关因特网和人工智能的设计思想打开了视野。而这个项目也再一次证实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在 DARPA，即便是失败的项目，也为人类未来的科技发展开拓了道路。

三、越战失败后 DARPA 却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阶段，DARPA 发明了因特网的前身阿帕网，这是 DARPA 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一项成就。通过对计算机控制的战场指挥和通信系统的研究，DARPA 建成了阿帕网系统，发明了 TCP 传输控制协议和 IP 互联网协议，由此新的计算机节点可以不断无缝接入阿帕网系统。DARPA 还开始引入生物学家，设想运用科技从内部改造战士，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壮、聪明、有耐力、不怕疼。这一时期的 DARPA，已经变成了一个负责科学幻想的部门，不仅如此，他们还投入了巨大资金去实现那些科学幻想。

四、911事件让 DARPA 进入了反恐战争时代

反恐的核心在于情报，为了提高情报筛选能力，DARPA 发起了“完全掌握情报”项目。在 DARPA 的推动下，美国的监视监听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但同时美国人民也逐渐意识到，如此下去，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暴露在联邦政府面前，他们的隐私权会因此受到严重侵犯。因斯诺登泄密事件而暴露在世人面前的棱镜项目，就是来自 DARPA“完全掌握情报”项目的一部分。

五、DARPA 为未来战争所做的技术准备

DARPA 设想的未来战争，首先包括一支完整的机器军队，这个军队里有无人机、地面机器人、无人舰艇、外层空间无人机。这其中有些是机器，有些则是合成的半机械生物。除了那些可怕的杀人机器，DARPA 的研究甚至能够控制人们的思想。他们设想能通过控制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催产素”，发明针对本国和敌国人民的故事系统，最终不用一枪一弹，只要讲讲故事就能战胜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