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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个人主义者，要看他的全部，不能简单的看他的局部。
坦诚地说，为什么人们对她的这些写作不信任，就是由于在疫情严重的时期在日记中用描写的手法，用纪实的文字抛出的那个殡仪馆一地手机的照片，这据说是被医生朋友发给她的照片。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传播，也是日记最引人瞩目的事情。
大家在质疑这件事，在问是否有这张照片，就一直根本不敢面对，推三推四，到处说有人想迫害她。但其实最关键是作家应该有最起码的求真之心，不能丧失做人的底线，不能用编造来欺骗天真相信她的读者，而且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这么关键的事情上面的编造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是没有良知的，是一个作家一生永远的羞耻。
真心感到真诚相信方方的读者可怜可悲。
不能不说你们信任的这个作者不诚实，辜负了你们的信任，她是恶劣地在哄骗和耍弄读者。方方现在其实是对你们有责任的。
其实她在欺负的是你们，耍弄的是你们的情绪，玩弄的是你们的感情。何必让你们来为她阻挡真实，让她看着你们这么卑微和容易耍弄呢？你们也应该是有自己思考的人。
还是那句话，武汉有很多艰难，真实已经够有力，不应该用虚假来亵渎。
就是一句话，拿出那个证据来。
太不希望一个中国作家被同胞看成这样，但没有为她辩护的理由：千万人的奋斗与牺牲，14亿人的隔离与努力，换来了方方的荣华富贵。所有中国的牺牲，英雄的事迹，14亿人的努力，他们什么都不要看见，只想要方方的闺阁与听说。不要事实，不要全面，不要中国人的英勇。只要方方的日记。这是血馒头。
一个不要真实的人就会走到这一步，这样对武汉的扭曲，这样的肆意的对于武汉的敌意，这样没有底线的作者。真是让人一叹。
（摘自张颐武微博2020年3月20日、3月22日、4月11日、4月12日）
现在看到因为“方方日记”引起的各种争论，我觉得这是好事，真理不是愈辩愈明吗。把双方的观点摆出来，老百姓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我建议那些反对方方的人，没有必要不断删帖，以至于大家看到了批判方方的文字，却看不到方方自己的文字。
另外，批判就是用理性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没有必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语言里充满杀气。我也不认为，只要是批评政府不作为或者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字，就是和国外敌对势力勾结的。这里面没有逻辑关系。坦率说，我从方方的文字中没有读出对于中国有多少否定和危害，倒是觉得，有些批评她的文字，显得狭隘而固执。
（摘自俞敏洪《疫情日记3月23日丨病毒不应成为煽动情绪的武器》）
中国面临着抵制美国攻击的严峻挑战。这个时候方方日记被美国的出版商加紧出版，散发出来的绝不是什么好味道。本来，中国人对这场疫情认识的大场景已经被欧美在疫情中的深度沦陷很大程度上重置了，这会影响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
她写那些日记时产生的回响是中国内部的一件事，这种回响有当时的场景和逻辑。然而这部日记在今天和之后拿到美国和西方去扩散，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买单。
当然，中国是强大的，不会因为一本方方日记在西方的出版真就怎么样了。从长远看，中国社会需要能够承受多元化所意味的各种代价。但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方方的确带来了对公众的一份刺痛。
（摘自胡锡进文章《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
易中天：作家，学者，厦门大学原教授
不实有两种，一是造谣，二是诛心。造谣就不说了。那不是不守底线，而是涉嫌违法犯罪。
更为常见的不顾事实，是诛心。诛心就是问动机，在动机上做文章。比如有人一口咬定方方的动机是诺贝尔和平奖，这可哪有一丁点事实依据？
但是他们乐此不疲。原因也很简单：诛心并不违法，也不需要取证，可以说是零成本。
可惜，任何手段都是双刃剑，伤人的时候也会伤到自己。其实在我看来，那篇文章对作者自己的伤害比对方方的大得多。想想看吧，你这样把自己沉浸在莫名其妙的愤怒和仇恨中，你认为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吗？
给方方扣上各种帽子同样不智。
中央调查组说，李文亮不是反体制人士，我也认为不是，他就是个恪守职业道德的医生。方方也一样，没忘记自己是作家而已。这就不但牵涉到事实认定，也牵涉到政治智慧。因为所谓政治智慧，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你们硬要说方方反体制，对你们要维护的体制是有利呢，还是不利？
徐景安：退休官员，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我看了几篇方方的日记，觉得她的文字朴实、自然，在隔离的空间里，收集来自朋友、社会的信息，写了自己的感受。其中有二条主线，一是对防疫中存在的问题、漏洞、毛病、不足，进行抨击和批评，二是对防疫中存在的问题、漏洞、毛病、不足产生的原因追责。
我看方方日记都无可指责，而且值得褒扬，反映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良心,勇气和担当。正因为如此，有这么多粉丝愿意看。如果中国有很多个方方，成为义务的吹哨员，这真是社会的进步，治理的改善。
（摘自徐景安文章《方方的“哨音”与王诚的“哲学”》）
我强烈建议公安检察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与境外势力有着何种程度的勾结，与资本集团存在着何种利益共生关系。她领取三份高薪是否涉及职务犯罪，她的五套别墅是否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于这些问题一查到底，反腐败不能只反共产党的干部，党外的干部犯罪，必须一视同仁，否则就是对党员干部的歧视和不公！
方方日记除了造谣将新冠病毒甩锅给武汉，甩锅给中国以外，还大肆攻击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侵犯人权，打压不同声音。
方方这个人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是劣迹斑斑，肆无忌惮！于公，端碗砸锅，卖国求荣，充当颜色革命的急先锋，前朝遗老遗少复辟的文化干将；于私则贪脏枉法，巧取豪夺，吃相太难看，一边卖惨哭穷，一边六套房产，三份工资！如果这样的一条美国狗都打不倒，那真的是我们的社会土壤出了大问题了！
方方现在虽然成了落水狗，但还不是一条死狗，我们必须记住鲁迅先生的话，要痛打落水狗！否则的话，等她一上岸，又要咬人了！大家一起来，痛打落水狗！
（摘自王诚文章《方方的打手与徐景安的晚节！》《方方“招供”了，必须痛打落水狗！》）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方方不仅在遭受大肆围攻、甚至人身威胁的情形下坚持写了下来，而且愈写愈“猛”。她的这六十篇日记，几乎每一篇都是巨大的冒犯。它们不仅让很多人“不舒服”，也不仅令权贵们和那些还在发号施令的人“相目而变色”，也让我们很多人感到汗颜。
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记录，这是顶着暴力和谎言发出的声音。
她的这六十篇日记，并非“完美”（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最可怕也最可笑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完美”了），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们却是不可磨灭的纪念碑，也是那些死难者和无数还活着的人们的安慰。
她不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为我们的文学多少挽回了几分高贵和尊严。
人们常常有口无心地讲“文学是良心的事业”，什么是“良心的事业”？这就是。一场巨大的把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的重大灾难，不仅暴露了我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问题，不仅“见出了人心”，也把文学的千古不灭的尺度再一次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
陈先义：文艺评论家，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
让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就是这么一些散布悲观扩张恐怖的人，他们利用已有的名声，正在国内受到无数无知者的追捧，这对我们的决胜大局将产生极大影响。什么“xx日记”“xx武汉”等等，看了这些东西，这些人曾经有过的所有光环立即荡然无存。因为国家大灾大难的关键时刻，你的根本立场发生了问题。一些社会群众反映很强烈的东西，这样一些明显与抗灾宣传不合拍的东西，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下决心坚决管一管。
前方军民在流血，你在后方用笔打冷炮，破坏抗战。对人民的拼力杀敌你不写，打着舆论监督和写真相的名义，专写恐怖、写尸体、火葬场，专写泄气的乌七八糟的东西，甚至不惜用造谣的手段。对这样的人，我想八路军一定会毫不客气地用“汉奸罪”来处理的。
我们有些人，不是想国家大局，不是想全民抗灾胜利对整个国家的重要意义，而是深藏斗室，自己吓得哆哆嗦嗦，凭着网络搜集的各种马路消息，散布一些乌七八糟的负面东西。实在是与国家利益背道而驰。有些人是胸怀和思路不够开阔，有些就不是这样了。专门把谣言当卖点，把散布恐怖当职业，心里毫无正面的观察。这些人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赢得某些点赞。其实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根本立场出了问题，关键是屁股坐偏了。没有坐在人民一边，坐在了敌对力量的一边。
（摘自陈先义文章《某些文人，看你屁股是不是已经坐偏了？》）
阎连科：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这些日记是时代最坚实的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日记，不要太久，疫情之后的三年或五年，十年八年，在这场疫劫里死去的数千鲜活的生命将会成为记忆的空白。比如17年前的SARS，我们去哪儿还能找到如方方日记这样的记忆作品呢？
历史总是以里程碑的方式来概括、轮廓过往和时间，而方方的日记和许多良知记者的书写，才是里程碑上刻写的最具体的文字。
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我们的才华、勇气和心力，如果不能让我们成为方方那样的写作者，那么至少在猜忌、嘲讽方方的人群里，要没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方方日记和方方日记可以公开流传，体现了我们这个国家政治不断走向进步，社会不断走向成熟。我们看重从苏俄来的那套制度中有极强凝聚力、动员力的部分，也需要清醒地认知和克服那套制度中许多负面的东西。
如果非要去设计一个好作家的标准去要求所有作家，很可能只剩下官媒的评论员而剩不下什么作家，如果非要设计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去甄别其他人，很可能就只剩下“二十八个半”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讲求“和合”，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讲述同一个事件，才是生活的常态和本有的样子。
人们支持方方日记并不是同意和欣赏日记本身所有的内容，而是珍视并试图守卫我们这个国家经历过惨痛磨难、惨痛教训之后，而使我们逐渐成为正常国家的那些点滴进步。
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己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勇气。首先，你敢不敢承认你心中还有一个自己；其次，你敢不敢面对心中的这个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全然不同的自己？
无论是冯天瑜还是方方，尽管他们都说的是一些很平实的话，但所需要的竟然都是一种非凡的勇气。
一个人有没有心目中的自己，这与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一个设想，这是同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当自己说话时要左顾右盼，担惊受怕，总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在勇气上，我们，至少是我，还真的应该向冯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学习，尽管这不一定就能使我从此变得更有勇气，但至少，我会敬佩他们，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摘自陈家琪文章《夜读冯天瑜新启蒙说访谈与方方日记》）
方方的现场叙事，引发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议题，那就是作家在巨大灾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作家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歌德型，这类作家负责赞美苦难，把民众引向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二是揭示者，这类作家负责说出真相，尽管冒着某种被训诫的危险；第三类是审判者，这类作家试图对事件、人物及其象征意义作寓言式的裁决。
方方无疑是罕见的第二类作家。她身居病毒爆发的原点，以女性的敏锐和独特的勇气，在众所周知的语境中，尽其所能地讲述“围城”中的事实和感受，独自建造起一座虚拟的互联网哭墙，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中式奢侈品——真相。
但这完全不符合某些人对第一类作家的期待，也不符合另一些人对第三类作家的期待。人们已经发现，在中国大陆，第三类作家还没诞生，第二类作家凤毛麟角，只有第一类作家四处可见，犹如爬满宫墙的苔藓。
在这一场世界级的大灾难面前，一个作家，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生死叩问。
方方日记这种非虚构文本要比纯粹的文学创作的魅力要大得多，这种文体更切近民众，也更能触动人心，直扺人的灵魂深处。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启蒙意识竟然没有一次能够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不用强制地宣传与灌输，五千多万人每天都在子夜时分自觉等待着阅读方方日记这一刻，这是一个惊人的阅读场景，它打破了虚构文学的局限性。
方方不是肩扛着闸门的女英雄，也不是施放林中响箭的“吹哨人”，她只是在表达一个智识者的良知，为普通人的心理疾病开一剂良方而已，这就是启蒙者的职责所在，从中我们又望见了人性的微光。
人类不亡，启蒙不死！启蒙者虽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但是她是没有一个私敌的人。
若干年后，当人们谈起这场灾难时，肯定会想到方方日记，它注定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而永恒。
她无意于做英雄，但那些咒骂、谩骂她的人将她逼成了英雄。就像李文亮，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眼科医生，但有人硬是将其逼成英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假如我是文学最高奖的评委，我会毫不犹豫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方方，以文学经典的名义，用善良人性的名义。
（摘自苗怀明文章《话说方方日记——以文学经典和善良人性的名义 》）
一些人对武汉日记的指责，重复着历史上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套路，把现实生活窄化、主观化，反过来又把主观化的“生活”当作生活本身，作为指责作家创作的生活真实性标准。
比如在与病毒搏斗中，要你写红旗飘飘的队伍，写大卡车从四面八方运来全国人民的温暖。这些当然应该写，但作家是通过具体视角写作的，她对生命的哀悼，完全可以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抗疫初期的一些混乱场景的描写，是因为希望改变这种状态，早日终止疫情。
每个人的生活自己作主，生命的形态是无限丰富的，不可能概括成几种标准的类型，更不可能由某个批评者垄断对生活的理解。无限丰富的生命形态，凝聚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今天的读者期待真情与真实，拒绝虚假。而批评者也在读者之中，要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切忌把自己主观化的理解视为生活的全部，回过头又用它来指责别人的那种简单与粗暴。
那种认为写了痛苦和死亡就是消极态度的论调，是把人简单化了，反映的是武断者自己的狭隘和脆弱。少数质疑者曲解武汉日记的文本，纠缠于移花接木后的细节，而对生命的消逝却无动于衷，这只能说明他们惊人的冷漠。至于个别“官老爷”自称代表人民，实际背离了人民的立场，甚至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则是更为深刻的教训。
（摘自陈国恩文章《方方的武汉日记映照出一些人的思维方式没有进步》《“手机照片”质疑者的逻辑缺陷和意图问题》）
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是他获得关于世界的“自明性”知识的起点，因此在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中，人们理应获得的第一权力就是“看”的权力，所以鲁迅宣称，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同理，失去了“看”的权力或者甘愿交出“看”的权力，则意味着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当然扭曲和异化的人是不愿意读方方日记的，因为他们不敢且不愿“看”。
方方是一位老奶奶级的女作家，在这次人人生畏的疫情中，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蔑视四周的冷嘲热讽，用她朴实而又泼辣的文笔，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不卖弄也不煽情，在这场罕见的灾难面前，写出了武汉人面对生死的豁达坚毅，面对病毒的紧张害怕，写出了武汉人的希望与沮丧，眼泪与欢笑，卑微与尊严。“方方日记”是难得的日记体散文，更是宝贵的武汉封城“信史”。
“方方日记”，不过是一个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在武汉封城的疫情期间，每天在电脑上敲出来的文本。
目前所见到的这六十篇日记，并非完美无暇的经典。不过，希望不要由这些日记，牵扯到什么“阴谋”“煽动”“抹黑”“砸锅”上面去，并进而展开对作者的人身攻击。
以平民视角来书写这次“大国抗疫”，是“方方日记”的一大特点，这在体制内的著名作家中可能相当另类。
从个人理性的运用和书写视角的选择来看，方方具有个体与作家的双重觉醒，但这仅限于她个体自觉的范围，与其说具有对社会的启蒙意义，还不如说具有对作家的示范效应。
“方方日记”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是日记使疫情中的国人产生广泛的共鸣，是这些日记具有社会、历史和文学价值，是这些日记回应了社会大众的关切，缓解了困境中人们的焦虑，是这些日记表达了各个阶层的心声，是日记中书写的酸甜苦辣与大众产生了心理共振。
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写真事，说真话，有真意，露真情，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在作家学者这个群体中，像方方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摘自戴建业文章《你们，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愧意》《方方日记：对风骨最精彩的演示》）
方方是以人道主义为信仰的作家，秉承五四之余绪，近尊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精神，乃是她的精神传承，平民视角、人道情怀乃是日记文本的最大特色。
方方与那些逆行者、受难者、孤独者、寂寞者彼此隔离又相互守望，同悲欢共命运；为了千千万万平凡的普通人，她决不放弃对涉事官员的叩诘问与追责，对祸国殃民的极左毫不留情。生命至上、尊严无价充溢方方的内心，深入她的骨髓，是封城日记不变的主旋律，谱出了一支悲怆激昂的生命之歌。
方方的独立人格和平等精神，她的正直、善良、勇敢，赢得了千千万万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读者的喜爱与信任；自然，她那浸润着血和泪，交织着悲伤、感动、愤怒、恐惧的日记，必然会引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强烈共鸣，情绪得到宣泄，心灵得到慰藉，精神得到支撑。
他们以海量的留言山呼海啸般应和着方方深情的抚慰和呼唤，留言与日记构成历史的“互文”，创造出一部动人心魄具有史诗意味的生命交响乐。
理性之光照进了被禁锢、被管制、被扭曲、被伤害的心灵，这就是人的觉醒，这就是启蒙！
方方日记的启蒙价值尽在于此。
（摘自邹贤敏文章《方方日记：新启蒙的曙光》）
我一开始就预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在中国当代灾难史上，方方的封城日记会浓墨重彩，留下特殊的一笔。
平民立场、人文情怀、体制反思、民间正义，这几个要素比数据更重要。纠缠她日记中某些细节表达的不准确，完全是别有用心。疫情也是一面照妖镜，历史需要方方这样的陈述者，让我们了解真相，促使我们深入地思考和总结。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忘记痛苦就会更痛苦。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别把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很欣赏方方这句话。正是每个人只求自保，我们才活成了这个样子，说句话都害怕，你还幸福什么？你一句真话都不敢说，你也好意思说你成功、你骄傲、你爱国？
方方在一篇日记中说：“可惜了那么多年轻人。当他们把极左人士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时，他们这辈子恐怕都会在黑暗的深渊中挣扎。”其实不仅是年轻人，还有很多老巨婴，头发白了，牙掉光了，却还没有成熟。
责怪责骂方方者，你有你言说的权利，继续有，永远有，偶尔骂一两句也不是多了不得的事。但是我想提醒你，据说方方日记有5000万的阅读量……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是自媒体时代的奇迹。一个这么多人支持和肯定的作家和她创造的时代文本，你轻易去否定它，需要多大的理由啊？那得多无知啊？
方方的写作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为人的写作，也是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写作。
那些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扑向方方者和跟从者可耻之极！因为在这些人眼里，人永远都是可以利用的材料或者工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既是他们的常道，也是他们当下的非常道。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至少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可能美好的希望！
张抗抗：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如果你习惯了在黑夜之中摸索，别人的一点亮光，都会让你觉得刺眼；
如果你习惯了在泥沼中爬行，别人穿上靴子，你都会觉得是一种冒犯；
当你从宏大的叙事中，寻找胜利的希望和心灵的慰藉，别人发出一点悲鸣，你都觉得聒噪；
当你沉醉于虚伪的赞美诗中，头脑发胀、热血沸腾时，别人一点抱怨都会让你怒不可遏……
（张抗抗微博转发了“方方日记”中的一篇《说谎的记忆》，同时转发别人的这段话表达了对方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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