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去年底,上海人民政府发布了《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提出了开展  (本文共1页)

面对全球性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趋势,碳交易市场的崛起成为必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交易机制的约束下,碳排放额等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了进行交易的商品属性,针对碳排放权和减排量的国际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以碳排放权和减排量为主的碳交易市场机制主要有三种: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ET)。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现阶段参与碳交易市场主要是通过CDM,因此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碳资产主要由CDM项目所产生的碳资产,即CDM碳资产。目前,我国是CDM碳资产最大的供给方,CDM碳资产价值对于我国相关CDM项目投资决策和项目价值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全球碳市场和国内碳市场角度,总结了国际碳市场种类和国内碳市场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了碳资产的由来,概念和特征及碳资产评估的经济学基础,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清洁发展机制运行原理和明确界定了CDM碳资产的内涵及其特殊性。其次... 

目前,欧盟、美国、日本都已建成碳交易市场。其中,欧盟碳交易市场建设最为成功,它成功推动了欧盟内各国企业之间通过交易欧盟统一发放的碳排放配额实现减排目标。我国碳交易市场正处于试验发展阶段,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以获得成功发展。碳价格需维...  (本文共2页)

中国在碳交易方面迈出这样的关键一步,也是我国环保市场培育和发展的突破性进展碳交易是指买卖双方通过购买合同或者碳减排购买协议,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购买方向出让方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额,...  (本文共4页)

短期内建立与完善自愿碳交易市场仍然是推进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的重点。"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到2015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本文共1页)

金融支持可以有效地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在我国商业银行业普遍处于忽视应对气候变化的局面下,将商业银行业强制纳入碳交...  (本文共7页)

【本刊讯】截至6月底,我国7个省市的碳交易市场全部开市,首个碳排放权交易所—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运行一周年,我...  (本文共2页)

作者：碳排放资网小编 发布时间： 11:46

在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之后，各部门和各领域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力保碳中和目标实现。作为源头的化石能源和火力发电行业将面临巨大调整。

以煤炭行业为例，2021年9月和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发布两份纲领文件《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文件中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阶段将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十四五”时期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2021年1月底中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2021年1月，全国淘汰关闭退出煤矿4800多处，退出产能每年近8亿多，48个产煤地市整体退出煤炭开采行业。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不断推进，未来传统能源企业的资产搁浅风险会逐步显现，因此提前研究资产搁浅、预判资产带来的风险有着重要意义，也将有效指导企业风险防范策略的制定。

经济发展中资产搁浅是无法避免的经营风险，但是到2000年前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和政府以及社会对待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同后果的态度也可能导致资产搁浅。在应对气候变化逐步成为国际共识、各国相继提出各自实现碳中和明确目标的背景下，与气候相关的资产搁浅问题也日益得到金融、政府组织机构的关注。尤其是2016年，178个缔约方签署的《巴黎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２℃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以内”的长期目标，这将更大范围内造成高碳能源资产的提前贬值。

劳合社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划分为自然风险和社会转型风险。与环境相关的自然风险和社会转型风险导致的资产搁浅的传导路径如下图1所示。

图1 与环境相关的自然风险和社会转型风险

导致的资产搁浅传导路径

2021年中国钢铁、煤炭的价格上涨与碳达峰碳中和在各行业各领域陆续落地的路线图有着直接联系，为了完成碳排放目标，政府的拉闸限电直接导致煤炭等的产出下滑，供应不足引发价格飞涨。可以预见高耗能的企业将会逐步受到限制，进而经营成本会逐步提高，资产搁浅成为大势所趋。

2021年3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新能源技术发展迅速，近10年来光伏发电和陆上风电项目的单位千瓦平均造价下降幅度高达75%和30%，新能源的供给的大幅度提升降低了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同时，随着低碳社会和低碳生活的提倡，人们逐渐适应更加环保的生活方式，发展低碳经济、走向低碳社会已成为共识。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为例，中国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352.1万辆，同比增长1.6倍，这些都将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

由于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具有负外部性的问题，因此国际组织和各国通过建立以市场为代表的市场化机制，以实现通过激励新能源和节能减排行业的发展来解决减排的正外部性，约束化石能源行业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国家还可以通过碳税等方式，以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实现最优能源结构，提高能效，治理环境污染，实现双碳目标，这也将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从而造成能源企业资产搁浅。

2021年危平教授等将资产搁浅带来的风险划分为公司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全球经济风险四个层面。企业要清醒地认识到自然风险和社会转型可能造成的资产搁浅带来的企业风险。因为企业风险很直接的可以成为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而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可能扩展为全球性的经济风险。最终这将对企业防范财务风险、各个国家和金融组织机构维护金融稳定带来巨大挑战。传统能源企业想要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前准备好应对资产搁浅风险的资产管理策略就变得十分必要。

图2 资产搁浅的风险扩展

1、对存量资产进行压力测试

传统能源企业持有大量的高碳排放资产，由于“双碳”政策的出台，传统能源企业必须进行转型。而通过压力测试，正确地面对并充分评估可能面临的相关风险，预判极端情况，做好风险预案对传统能源企业是必要的。2021年的中国煤炭价格的飞涨，可以视为对传统能源企业风险承受的压力测试，事实证明我国的能源安全并未达到国家和各个大型能源企业的预期，也充分说明资产搁浅问题如果未得到重视也有可能会衍生出其他的企业风险、金融风险或者系统性风险。

2、有计划地淘汰落后高

落后产能中很多都是高碳排放产能，因此应该有计划地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可以通过制定去产能政策、提高环保标准、确定合理补偿机制和采用科学方式进行监管，实现去产能目标。

在煤电领域，发电效率低的煤电企业将被率先挤出市场。中国正在通过科学有力的监管方式和合理的补偿机制加速煤电行业去产能。对于现役电厂，应提前选择退出或者追加投资以满足新标准。

在石油化工领域，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和华经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炼油能力达8.9亿吨/年，其中，新增炼油能力1.62亿吨/年，淘汰落后产能0.68亿吨/年。加上2015年淘汰的落后产能0.4亿吨/年，中国已累计淘汰落后产能1.1亿吨/年。2021年10月26日中国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提升至80％以上。

原油一次加工能力10亿吨是硬性指标，而拟在建项目均为国家正常审批项目，几乎不可能取消或缩减规模，可预见的产能已严重超标。因此对小规模和落后产能的淘汰，将成为我国炼油产能达标的主要方式。石油能源企业，必须考虑到淘汰落后产能产生的资产搁浅的风险，有计划地退出落后产能，淘汰高碳排放资产。

3、搁浅资产灵活性改造和战略封存以提高利用率

国际能源署（IEA）发表的《2020年版能源技术展望》显示：现有煤电厂平均年龄在中国才13年，在大多数亚洲国家低于20年，欧洲约35年，而在美国能够超过40年。中国现有火电大约50%的在过去10年内投运，85%的是过去的20年内投运，剩余的设计寿命仍有数十年，对火电灵活性改造势在必行。

2016年6月14日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建立中丹火电灵活性合作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了国内火电灵活性改造示范试点项目。国家政策也在鼓励煤电厂不作为基本负载而转化为平衡负载来运行。加快推进通过确定严格的环保排放标准关停部分落后的煤电机组后，根据不同机组的服役年限、机组容量以及当地需求进行评估，评估出来确实属过剩产能、但尚能保留的，通过灵活性改造使部分成为新能源保障服务的有价值的机组，其余机组进行战略封存。

当然这种方式使得煤电企业可能面临成本增加而收入下降的局面，其正常运行所需固定投入可在系统辅助服务成本中支付。通过积极的供给侧改革措施，盘活有用资产、控制煤电新增数量能够使煤电搁浅风险逐渐降低，最大程度地减少搁浅资产规模。

4、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提前部署碳CCUS技术

一方面，提升能源效率的可以帮助能源企业节约运营成本，延缓资产搁浅进度，另一方面节省下来的资金还可以投入高碳资产去碳化的新技术开发，形成良性循环。

虽然CCUS技术的成本到目前为止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对于我国和企业来说CCUS仍是实现净零排放的重要选择，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对于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赖、原有能源企业巨大的碳捕集封存的潜力决定的。通过强化CCUS政策，对现有化石燃料电厂进行CCUS改造，要求新的化石燃料电厂必须采用CCUS技术，对于促进化石能源企业转型有重要意义。不但可以延长化石能源淘汰时限，缓解资产搁浅时限，还可以留出足够时间解决能源企业转型导致的就业问题。

5、投资中加大低碳资产投入降低高碳资产比例

防范资产搁浅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及时止损措施，首先要减少对高碳资产即高风险资产的投入，而且要在项目投资评价中充分预估“双碳”导致的能源需求变化引发产能过剩风险进而导致的资产搁浅。能源企业需要根据面临的“双碳”的新环境，从投资组合中排除高碳投资项目或纳入低碳投资项目。虽然中国煤电效率在全球都领先，但是为避免高碳路径锁定，错过减排的最佳时机，能源企业应将投资的一部分重点集中在新能源及储能配套, 把握降本增效的最佳时期。

以五大发电2021年新增新能源并网为例：华能集团超1000万千瓦，国家能源集团1968万千瓦，大唐集团核准（备案）2568.24万千瓦，国家电投2392万千瓦。而中国石化也正加快打造世界领先洁净能源化工公司，构建“一基两翼三新”产业格局，“十四五”期间将大力发展新能源业务，并把氢能作为新能源业务主攻方向，其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2021年11月30日正式启动建设，这是我国首个万吨级光伏绿氢示范项目，也是全球在建的最大光伏绿氢生产项目，投产后年产绿氢可达2万吨。

6、投资评估时考虑新技术迭代带来的早期新技术资产搁浅风险

虽然我们在不断地采用新能源新技术，但是新技术本身也存在技术迭代，技术迭代就必然导致早期新技术资产搁浅风险。因此从资产全生命周期角度考虑资产回收价值，对于需要大规模投资的新技术，需要采用试点、中试等多层次的投资方式，充分考虑评估因产品和技术快速迭代而导致资产存在潜在的减值风险，甚至是资产搁浅。

以光伏产业为例，在20多年的发展中就经历了数次行业大调整，每一次都会有一批领先的企业因为光伏技术的更新迭代和自身技术跟不上市场变化导致破产倒闭，退出了市场。这种状况同样出现在储能产业，由于电池行业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一些电池技术还没有进入市场就已经落后，储能设备的技术变化导致前期大规模的投资无利可图，造成资产搁浅。

在“双碳”约束下，传统能源企业面临的资产搁浅的风险将会逐步显现。要保持稳定、安全的消纳风险，减少对企业的冲击，实现企业低碳转型，传统能源企业应提前充分认知资产搁浅的产生原因和传导路径，有效识别风险，做好风险预案。有计划地通过压力测试、淘汰落后产能、机组灵活性改造、减少高碳资产投入、提高低碳资产投入、提升能源效率、部署CCUS技术、谨慎评估新技术迭代速度等多种方式形成低碳转型的资产管理策略，实现未来企业低碳可持续发展转型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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