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健康老龄化行动方案（年）近日出台。行动方案列出目标：至2025年上海人均健康期望寿命≥71，65至74岁老年人失能发生率有所下降，家庭病床总建床数占常住人口比例≥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康复中心街镇设置覆盖率，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新增100家，以此进一步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健全老年健康保障制度。

如何理解人均健康期望寿命？上海达到这些目标还有哪些差距与空间？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专家一一解读。

健康期望寿命该如何科学理解？

2021年三大健康指标分别为：市民平均预期寿命84.11岁、婴幼儿死亡率2.30‰、孕产妇死亡率1.60/10万，持续保持发达国家和地区领先水平。人均期望寿命与健康期望寿命有什么区别呢？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副院长保志军教授解释：人均期望寿命是老百姓所熟悉的讲法，以2021年的数据为例，这并非意味着当年过世的老人活到84.11岁，而是当年出生的新生儿预期可以活到84.11岁。因此，人均预期寿命与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密切相关。随着上海地区后两者连续数年保持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海人均预期寿命不断优化提升。

那么健康期望寿命又是什么？顾名思义，即人在完全健康状态下生存的平均年数，这一数据是基于人口死亡率和普遍健康状况提出的指标。专家表示，放眼全国，我国人群健康预期寿命为69.4岁，相比全国人均期望寿命差距为8岁，这意味着老年人有8年处于带病生存状态。

具体到上海地区，目前健康期望寿命与人均期望寿命相差10岁左右，基本与国际发达国家水准持平。数据显示：美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8.5岁，健康期望寿命为68.5岁；日本人均期望寿命为84.2岁，健康期望寿命为74.8岁。

“健康期望寿命是老人在没有失能失智、拥有自理能力情况下的寿命。一般来说，医疗条件越好、失能存在的时间越长。好比运用科技化手段等，可以为失能失智人群补充营养，生存率也会有所延长”，保志军说，“但仅仅延长生存期，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通过筛查早期发现、加以干预，尽可能帮助老年人延缓进入失能状态，侧重早期采取措施，既能帮助老年人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也可以节省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才是健康老龄化值得提倡的方向。”

应对老龄化需深入社区关口前移

上海市健康老龄化有哪些改进空间？市卫健委负责人透露，上海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纯老化等趋势交织共存，慢性病、常见病患病占比高，且存在多病共存特点。基于这些，健康老龄化对健康服务、医疗保障等需求持续增加，对整合型健康服务的提供、就医的便捷性提出较高要求。

此次出台的行动方案明晰：上海将建立以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为引领，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为骨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相关教学科研机构为支撑的老年医疗服务网络。这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老年护理服务，将为失能或高龄老年人提供日间护理、居家护理、家庭病床等服务；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或内科门诊开展老年综合评估服务，加强老年综合症管理。

“将老年学科不断深入基层、深入社区、关口前移，可以说是上海应对老龄化的发力点之一，这也符合当前医疗机构人力物力相对有限的基本情况。”保志军举例：老年衰弱是老年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何要关注老年衰弱？人到了60岁朝上都会有衰弱症状出现，衰弱到一定程度诱发疾病。通过一系列筛查发现衰弱苗头，利用有限资源去干预科普，提升主动健康的意识防患未然，

相比欧美国家，上海在应对老龄化领域也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教授提及：在我国中西医结合技术应对老龄化也有一定疗效，广覆盖的社区网底，乃至儒家“尊老爱老”世俗传统，都为探索健康老龄化带来可能。专家还强调，健康科普的推广对老年人同样重要。临床上不少老年人认为有点症状可以拖延、撑一撑，事实上心脑血管意外等一旦超过黄金窗口期，预后疗效大相径庭，这样的知识落地知晓率仍有待提高。

康复服务亟待跟上缓解家庭负担

作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上海本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占总人口的23.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404.9万人，占比16.3%。应对老龄化的扑面而来，康复及照护服务都应及时跟上。

行动方案中提出：全市将建立和完善符合老年人疾病发展规律的早期、系统、专业、连续的康复医疗服务模式。同时完善以三级医院康复科为龙头，二级医院或康复医院为枢纽，社区康复为基础的三级联动康复医疗服务体系。方案同时明确：各区按每千人口0.4张配置康复床位，各区至少拥有一家康复医院或200床规模以上综合医院康复病区。

此外，全市将加强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管理，优化统一需求评估制度，完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与照护计划智能衔接。根据老年人疾病特点、自理能力和医疗护理需求，指导医疗机构按照功能定位，按需分类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的机构护理、社区和居家医疗护理服务。

在专家看来，建立规范的康复病区同样是应对老龄化的一大发力点。保志军说，试想家中老人如身体康健，对小型家庭多了劳动力；相反老人如失能，则康复护理需要更多人手。随着老龄人口增加，失能人口会水涨船高；相形之下，正当年的劳动力或有所下降。

为失能老人提供更多康复机构，集中开展科学治疗康复与护理，能实现有限医疗资源最优化应用，也可缓解当下小型家庭的负担。记者获悉，类似尝试已逐步实践：以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为例，医院已联合静安区多家社区实现“康联体”，老年患者在华东医院制定康复方案后，可转入二级医院或社区，完成连续性康复治疗为更多老年人提供服务。

医学系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红字部分为各系人才需求调研撰写内容） 一、摘要 概述整体报告内容 二、引言/背景 调研的背景、目的等 三、调研实施 调研基本思路 调研时间 调研对象 主要调研临床医学专业和健康管理专业学会学生的相关实习医院，如：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南宁市第六人民医院、广西医科大第二附属医院、南宁市邕宁区人民医院、横州市人民医院等。 调研方法 1、现场实地考察调研：到各个医疗单位，企业现场调研典型工作过程，获取一线工作过程的资料； 2、会议交流：由行业内相关人员介绍人才需求等情况； 3、行业企业专家座谈：邀请企业专家座谈，深度了解行业内相关企业的具体信息。 调研内容 到临床医学和健康管理专业相关行业，其中包含医院、乡镇卫生院、企业等。重点调查了相关单位近3年内对高职层次专业人才需求的调研，了解广西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现状、社会需求与发展前景，并针对需求现状进行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完善。以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条件，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 四、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行业增长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地方政策、经济环境、发展机会、行业发展特点、人力需求等） 1.临床医学行业增长的外部和内部因素 基层全科医生的缺口问题仍比较突出。为此，“十四五”期间以培养面向基层的医学人才为目标的高职临床医学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实施意见》还提出：2018年起，招生计划重点向全科等紧缺培养方向倾斜，继续实施定向培养医学生项目,推进本土化全科医生培养。在国家政策指导下，高职院校要完善临床医学、中医学等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育教学标准与全科医生培训标准有机衔接。近年来，基层医疗技术人才短缺，部分卫生院和乡村已出现断医现象，使基层群众看病、公共卫生、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2.健康管理行业增长的外部和内部因素 2.1“政策”+“体系”赋能健康管理行业发展： 年我国健康管理相关政策 日期 颁布主体 政策名称 要点及影响 2013-10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国医疗卫生健康产业发展重点将从以治疗为主转为预防为主,以传染病预防为主转变为以慢性病预防为主；到2020年, 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 2015-03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年） 优化医疗资源供给分布,全面促进分级诊疗、医养结合。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健康管理可受益于数据平台的全面建立 2016-10 中共中央、国务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通过对医疗体系建设及健康愿景规划，驱动健康管理发展 2018-04 国务院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优化医疗服务渠道的便捷性，优化服务结构域支付体系 2019-11 银保监 《健康保险管理办法》 国家层面对健康保险进行风险控制，促进健康保险产品迭代 2020-03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从医疗体系建设、医疗服务等多方面着力解决以来保障发张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医疗资源合理分配并且推动健康管理价值提升 2.2健康管理行业发展政策分析 2.2.1、国家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2016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强康复、老年病、长期护理、慢性病管理、安宁疗护等接续性医疗机构建设。健全治疗－康复－长期护理服务链。实施精准康复，进一步完善康复服务体系”，“加强健康人力资源建设，要加强全科、儿科、产科、精神科、病理、护理、助产、康复、心理健康的能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大健康产业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新兴的朝阳行业。 2017年《“健康广西2030”规划》中明确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广西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实现健康长寿，是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广西健康领域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优势日益凸显，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2015年广西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6.93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4.58‰、6.25‰和14.18/10万，主要健康指标居西部地区先进水平。同时，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及生活方式变化等，也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健康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与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该规划中提出要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立足区情，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

作者 | 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白学松

南开大学杜光瑜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

东北曾被称作“共和国长子”，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地位不断下滑，特别是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城镇化进程明显放缓、人口持续外流。根据恒大研究院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东北有30座城市位列全国200名之后，占本区域地级单位个数的83.3%。东北怎么啦？“投资不过山海关”？如何走出颓势？

1.1  建国前的东北：工业发展和人口大迁徙

1.2  改革开放前的东北：共和国长子，辉煌的三十年

2.1  传统产业逐渐衰落，经济地位持续下降

2.2  常住人口走向负增长，老龄化日趋严重

3.2  过度依赖资源和传统重工业，新兴产业发展不力

3.4  地缘位置影响对外开放，气候寒冷制约经济发展

4    如何打破路径依赖，破解东北困境？

1历史上的东北崛起：从白山黑水到重工业基地

1.1 建国前的东北：工业发展和人口大迁徙

历史上，东北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清军入关后，视东北为龙兴之地，乾隆五年清政府正式发布对东北的封禁令。东北的发展始于清末实施弛禁开放和大规模开发政策。梳理东北19世纪中叶以来发展史，可以将其大致分为清末、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伪满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五个阶段。2007年《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将东北范围划定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等，考虑到统计的方便，本文对东北的地域界定限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1）清末东北开禁放垦、大规模人口闯关东；并且随着列强资本流入，东北工业萌芽并呈现出外资势强、官资不足、民资弱小格局；年东北人口从不到400万大幅增至约1840万人。东北丰富的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决定其成为东亚、北亚各大势力的必争之地，但1860年前东北人口稀少、仅不到400万。列强的虎视眈眈使清政府从1860年开始逐步对东北开禁放垦，鼓励关内民众移民实边。为躲避内地战乱和饥荒，大量关内人口流入东北，大规模的“闯关东”由此开始。随着1895年《马关条约》、1896年《中俄密约》、1898年《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签订，俄、日、德、美等外国资本进入东北，投资铁路、工矿等企业，官办工业和民族工业也相继兴起。东北逐渐形成以油坊业、面粉业、烧锅业等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煤炭、金属矿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在此期间，由于列强操纵资金、交通以及重要资源，官办企业技术不足但有政府后台，民族资本发展有限。根据《中国人口史》（侯杨方，2001年）， 1911年东北已有约1840万人，占全国的3.3%。

2）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初步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1930年东北人口增至2703万，占全国的6.4%。奉系集团统治时期，当局除鼓励发掘荒地边地、积极发展农业外，还大力进行工业建设，采矿业、机械制造业、纺织业、面粉业、航运业等得到空前发展，东北初步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具体来看，采矿业方面，建成阜新煤矿、鹤岗煤矿、黑松林锰矿、实马川金矿等；钢铁与机械制造方面，建成大亨铁工厂、东三省兵工厂、皇姑屯修车厂等。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吴承明，2003年），1931年东北共有铁路5584千米，其中自有铁路1718千米，占全国自有铁路的18%。沈阳成为东北铁路枢纽，五条铁路通向朝鲜、苏联、北京、阜新和大连。工业快速发展使东北成为热土，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大量人口继续流向东北。根据《中国人口史》，1930年东北人口增至2703万，占全国的6.4%。

3）伪满时期，直接服务于日本殖民掠夺和战争资源供应的重工业畸形崛起；到1947年，东北人口再增至约3700万人，占全国的8.6%。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伪满傀儡政权，为将东北经济捆绑在其侵略战车上，全力推动军事工业的发展，并将其定位经济发展的“重点主义”。日伪1937年启动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发展军需工业，并加强对铁、煤及有色金属等资源掠夺，在总投资24.7亿元中重工业达12.9亿元，占比超过52.2%。之后，重工业比重继续上升，1940年为75.4%，1942年为78.5%，1943年为79.2%。根据《东北工业化研究》（石建国，2006年），1943年东北以占中国11.1%的土地和10.0%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5%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78.2%的电和66%的水泥。该时期，大量关内人口继续流入东北。《中国人口史》虽未公布1945年东北人口数据，但公布1947年约37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本对东北工业进行了有意识地破坏，苏联击败日本关东军后也大肆拆运工矿设备回国，但东北依旧保留了一定的工业基础。

1.2改革开放前的东北：共和国长子，辉煌的三十年

改革开放前，由于前期工业积累、资源丰富及毗邻苏联等，东北逐渐发展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成为“共和国长子”，形成辽宁以钢铁、机械制造为主，吉林以化学工业为主，黑龙江以机械、电力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东北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饱受摧残，但仍有较为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加之石油、煤矿、森林等资源丰富，依托毗邻苏联的地缘条件在建国后享受了足够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战争中遭到破坏的经济迅速恢复，成为了“新中国工业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一五”计划期间，中央将苏联援建156个重点项目中的57项安排在东北三省，其中辽宁24项、黑龙江22项、吉林11项。“156工程”最终实施的项目为150个，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东北完成投资占44.3%，逐渐形成了辽宁以钢铁、机械制造为主，吉林以化学工业为主，黑龙江以机械、电力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1960年代，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采极大地推动了东北石油、化工业发展，一批大型石化企业、铁路和输油管道网由此兴建。布局在东北的钢铁、能源、重机械、化工、汽车等重工产业，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代表国企有鞍山钢铁、长春一汽、沈阳机床、哈尔滨汽轮机厂等。

年东北GDP份额从12.4%增至13.2%，辽宁、黑龙江GDP长期位列全国前十，其中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虽然该时期人口流动受限，但东北依然成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年人口占比从7.1%增至9.0%。经济方面，年东北GDP从84亿元增至486亿元，GDP份额从12.4%增至13.2%，辽宁、黑龙江GDP一直位列全国前十，其中辽宁GDP长期位居前三、甚至在年位列全国第一。到197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分别位列第3、8、18位，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GDP位列中国内地城市前十。人口方面，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口流动受限，但因重工业布局，东北仍然成为该时期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年，东北人口从3851万增至8673万，人口占比从7.1%增至9.0%。这段时期，东北取得了伟大成绩，但是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吃大锅饭、效率低下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也日益严重，给改革开放后东北衰落埋下了种子。

2.1 传统产业逐渐衰落，经济地位持续下降

改革开放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而东北则逐渐衰落；年，东北工业总产值份额由18.3%下降至5.6%，GDP份额由13.2%下降到6.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先于1980年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批准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东北只有大连入选。当深圳从小渔村逐渐崛起，上海借助浦东开发大步发展，东北则逐渐衰落。年，东北工业总产值份额由18.3%下降至5.6%；其中，原煤、成品糖、氮磷钾化肥、硫酸、水泥等工业品2018年产量份额不足改革开放初期的1/3。曾被称作“东方鲁尔”、“共和国装备部”的沈阳市铁西区是东北传统产业逐渐衰落的一个缩影，1970年代沈阳市99家大中型国企中的90家都集中于此；1980年代后期铁西区逐步衰退，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1990年代大量国企亏损、裁员、倒闭，出现工人“下岗潮”；其中，年东北下岗职工数合计达504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下岗人数的约1/4。

2003年开始的东北振兴战略让之后十年的东北经济有所回暖，但由于经济数据挤水分、资源价格暴跌、去产能等，年东北名义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7%，远低于全国的8.7%。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通过《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强调“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促调整改造”；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优化经济结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2012年国务院通过《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强调“坚持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3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年)》，其中包括东北27个城市及地区，占全国的22.5%；2016年国务院通过《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坚持把着力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治本之策”。

上述举措让东北经济在之后十年有所回暖，但并未挽回颓势。年，以煤炭、钢铁、汽车制造等为主的东北GDP份额由9.3%波动上升至9.4%，名义GDP年均增速为16.5%，略高于全国的16.4%。2011年之后，在经济增速换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但东北经济明显失速。年，东北GDP份额由9.2%骤降至6.3%，名义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7%，低于全国的8.7%。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分别下滑至第14、23、24位。实际上，2013年以来东北经济失速除了与煤炭等资源价格暴跌、去产能有关外，还与经济数据挤水分有关，“如果不是当初吹得高，现在也不会掉这么厉害”。以最早公开确认数据造假的辽宁为例，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辽宁时指出，“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东北经济数据挤水分涉及GDP、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等。从财政收入看，年辽宁地方财政收入与GDP比例由11.2%骤降至7.4%；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东北2015年下降11.2%，2016年下降23.5%，在2017年实现2.8%的增长。

近年来东北经济持续低迷、城镇化进程明显放缓、创新能力弱，尚未找到可持续的经济驱动力，疑似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增长方面，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实际增速分别为5.7%、4.7%、4.5%，在31个省份中分别位列第27、29、30名，明显低于全国的6.6%。在财政收入方面，2018年辽宁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为9.3%，高于全国的6.2%，但黑龙江、吉林分别为3.2%、2.5%，位列第27、28位。在城镇化进程方面，东北城镇化率从建国初至2000年多数时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15个百分点，而2005年以来东北城镇化进程明显放缓，年辽宁、黑龙江、吉林城镇化率分别年均提高0.7、0.5、0.4个百分点，慢于同期全国的1.3个百分点；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城镇化率分别为68.1%、57.5%、60.1%，而全国为59.6%。在创新方面，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1.8%、0.8%、0.8%，分别位列第13、24、26名，低于全国平均2.2%；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为1.7、1.1、0.9件，低于全国平均3.1件。

2.2 常住人口走向负增长，老龄化日趋严重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东北没落还体现在了“用脚投票”的人口上：东北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分别在2010、2015年陷入负增长，2011年以来小学生数大幅负增长；年东北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由9.0%下降到7.8%，且老龄化日趋严重。东北经济衰落、企业效益下滑，员工工资低，对人的吸引力不足。从人口普查及小普查资料看，年，黑龙江、吉林人口持续净流出，辽宁2010年后人口开始净流出。年东北常住人口由8673万增至1.1亿，但占比由9.0%降至7.8%，2015年开始东北常住人口陷入负增长，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先后从2014、2015、2016年开始负增长。在县级层面，东北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年的68.4%激增至年的97.7%。东北户籍人口从2010年开始减少，其中辽宁、吉林、黑龙江先后从2010、2010、2012年开始减少。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比值分别为0.80、0.86、0.67，意味着东北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人口将继续净迁出。

从人口自然增长看，因城镇化水平较高、计划生育执行严格、年轻劳动力外流等，东北三省生育率长期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这也是东北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陷入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未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看，198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1.77、1.84、2.06，低于全国的2.58。随着年轻劳动力持续往外流出，东北生育率继续快速下降，2000年破1.0，2015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0.74、0.76、0.75，低于全国的1.05。辽宁、黑龙江自然增长率分别在2011年、2015年由正转负，吉林仅略大于0；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0.10‰、0.36‰、-0.69‰，远低于全国的3.81‰。

从人口结构看，东北老龄化严重，小学生数明显负增长。由于年轻劳动力流失、生育率超低，东北人口老龄化速度、程度均快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年东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3.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由7.9%、6.0%、5.6%升至15.0%、12.4%、12.2%，而同期全国从7.0%升至11.9%。年东北小学生数年均增速为-2.86%，分别低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0.58%、2.66%、-0.59%、-0.10%。中国小学生数经历了1960年、1975年、1997年三次高峰，此后由1997年的13995万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9361万，后回升至2018年的10339万。2011年以来东北小学生数明显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口大量流失、东北出生率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外工作的年轻人把小孩迁出东北。

东北逐渐衰落的原因在于陷入了“计划经济惯性大——营商环境差——民营和新兴经济发展不足、年轻人口外流——经济不振、财政紧张——营商环境差……”的负向循环。

3.1 计划经济惯性大，营商环境较差

由于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计划经济最晚、执行计划经济最彻底，东北计划经济惯性大、体制机制包袱重，导致营商环境较差，低效国企占据大量资源、民营经济发展不足，人们观念趋于保守，制约经济活力。

1）由于东北最早解放、毗邻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最先在东北扎根；改革开放前期为保证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实行价格双轨制，大部分地区工业品价格逐渐放开，但东北主产的煤炭、原油、基本化工原料等仍由国家统一调配；直到1993年除了电力、通讯等少数实行政府定价的产品，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才完成从双轨价格向单一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在长期计划经济模式下，东北成为全国执行计划经济最彻底、体制坚冰最深厚的地区。

2）东北计划经济惯性大、体制机制包袱重。从企业角度看，过去国企大办社会，对职工的生老病死全面负责，涵盖家属区“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及物业）、教育医疗服务、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障和企业职工安置等，加之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吃大锅饭、效率低下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导致国企负担重、竞争力弱。从政府角度看，一些政府官员“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讲究行政级别和层级，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较严重。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占工业总资产的比例看，2005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67.1%、78.9%、84.1%，高于全国的55.4%、江苏的26.7%、浙江的25.0%；经过一系列国企改革，到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54.5%、71.9%、73.2%，依旧高于全国的48.7%，更远高于江苏的22.4%、浙江的23.5%。

3）一些地区一度“吃拿卡要”，低效国企挤占民企发展需要的大量要素资源，营商环境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明显，部分舆论称“投资不过山海关”。一方面，国企与政府关系密切，享受政策倾斜，例如政府采购和市场准入等；另一方面，国企受政府隐性担保，金融机构也愿意为其提供充足且廉价的资金支持，客观上对民企造成挤出，加剧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处于企业规模和融资身份歧视双重劣势。从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法人数量比例看，2017年辽宁为13:1，吉林为6:1，黑龙江为7:1，远低于江苏的43:1、浙江的39:1、广东的30:1以及山东的28:1。从民间投资占全国份额看，东北由2015年的8.1%下降到2017年的5.7%。

根据普华永道等机构发布的《2018中国营商环境质量报告》，东北整体排位靠后，前30名东北只有4个城市上榜，排名最为靠前的哈尔滨位列全国第22名，沈阳、长春、大连分别位列第23、24、30名。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有5、2、1家，远低于浙江的93家、江苏的86家、山东的73家以及广东的60家。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在潜移默化中对东北人的社会心理、工作期望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观念趋于保守，经济不振导致大家更加偏好“体制内”的“铁饭碗”。

3.2 过度依赖资源和传统重工业，新兴产业发展不力

东北产业过度依赖资源和传统重工业，新兴产业发展不力，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差。由于煤炭、石油等资源不可再生，随着资源开发规模及强度的提高，东北不少地区资源已大幅萎缩或临近枯竭，后续增长难以接续。2008年以来我国已经分三批界定了69个资源枯竭城市及地区，其中包括东北24个城市与地区，占全国的34.8%。在工业结构方面，以辽宁为例，2000年，辽宁规模以上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为85.2%，高于浙江的45.9%、山东的67.1%；到2017年为86.2%，高于浙江的62.2%、山东的52.3%。东北重工业企业多为国有，资本、原材料等高度集中，对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挤压。从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份额看，2017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1.9%、0.8%、0.7%，在31个省份中分别位列第18、23、24名，处于中下水平。并且，以资源型产业、传统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抗风险能力弱。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四万亿计划”对拉动全社会投资和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中国钢铁、煤炭、水泥等六大行业产能过剩，东北情况尤为突出。

在国际上，与中国东北情况类似的有美国五大湖附近的“铁锈地带”。以“汽车之城”底特律为例，随着20世纪初福特、通用与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在底特律的发展壮大，底特律一度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但是底特律长期以来把汽车工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柱，新兴产业发展不足。1970年代以后，随着日欧经济崛起、全球竞争加剧，汽车工业对美国经济的引领地位逐步让位于电脑、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技术，直接导致底特律从辉煌走向没落。

3.3 老龄化日趋严重拖累财政经济

老龄化加重政府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分别为1.53、1.42、1.27，远低于全国的2.55，意味着全国大概每2.6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而东北大概每1.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负担较重。黑龙江、辽宁、吉林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2013、2015、2015年开始入不敷出，2016年黑龙江的累计结余转负；2018年辽宁、吉林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位列全国倒数5名内，分别为2.8、5.2个月，远低于全国的13.8个月。老龄化严重拖累财政，201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21.9%、16.7%，明显高于全国的12.3%。

3.4 地缘位置影响对外开放，气候寒冷制约经济发展

除自身产业发展问题外，东北出海口有限、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且远东地区开发程度低、中日韩自贸区推进不力等制约东北对外贸易；东北气温远低于国内大部分地区以及世界同纬度地区制约生产活动开展。改革开放后，由于东北地区出海口有限，发展对外贸易的机会减少。进入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年GDP占全球比例由2.2%下降到0.6%，2018年为1.9%、约相当于中国的广东；根据俄罗斯官方资料《2000年1月1日远东联邦区人口数字》（布拉格维申斯克，2000年），其远东人口由1991年的810万降至2000年的720万。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自2012年启动以来，因多方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目前谈判仍未结束。由于朝鲜封闭状态，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有限。从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份额看，辽宁、黑龙江、吉林由2000年的4.2%、1.0%、0.6%逐渐下降到2018年的2.3%、0.2%、0.2%。从年合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份额看，黑龙江、辽宁、吉林分别为2.6%、2.0%、0.5%，在31个省份中分别位列第16、18、24名，处于中下水平。

受寒流影响，东北气温远低于国内大部分地区以及世界同纬度地区，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日均最高气温和日均最低气温皆位于全国倒数6名以内。尽管东北在中苏蜜月期发展尤为迅速，但更多的是受地缘政治和国家政策影响，寒冷气候制约经济发展的事实依旧不能忽略。

4  如何打破路径依赖，破解东北困境？

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和农业基地，东北在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推动东北经济脱困向好，实现新一轮振兴，事关全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大局，事关区域协调发展全局。客观地讲，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也具有一些明显优势，发展潜力很大：资源环境基础好，沿海沿边，工业基础好，地区人口过亿、市场规模大，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等。并且，近几年东北地方政府也在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比如2017年辽宁成立全国第一个“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2019年实施《辽宁省推进“最多跑一次”规定》。

为彻底打破路径依赖、跳出负向循环圈，促进新一轮东北振兴，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经济发达、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多是民营经济活跃、市场化及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东北应大力向深圳等发达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深入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坚决砍掉各类无谓证明和繁琐手续。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二是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引导鼓励大型民企“投资必过山海关”。深化国企改革，应取消所有制分类的区别对待，强调竞争中性，不要动辄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应继续推行国企分类制改革，竞争性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优胜劣汰。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灵活采取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进企业改制上市、允许员工持股、吸引股权投资基金入股等方式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选择地方国企改革方式和国有资本配置格局；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引导鼓励民企，特别是大型民企“投资必过山海关”。

三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东北传统优势工业转型升级。东北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立足传统制造业的雄厚基础，又要依靠创新，把既有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服务机构等参与的产业与技术创新平台，面向全国吸引优秀人才，开展关键技术攻关；采用成果转让或许可、作价投资、合作合股等多种市场化方式提高科技成果在本地的转化率。改造升级“老字号”，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加快推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深度开发“原字号”，依托优势资源，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资源精深加工比重；培育壮大“新字号”，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和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将东北老工业基地打造成为“中国制造 2025”的先行区。

四是深化开放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亚开放合作，深化国内对口合作。东北应积极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亚开放合作，以优势产业为先导，支持企业采取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方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打造产能合作集聚区。注重与国内其他经济区的合作协调发展，积极与京津冀、山东半岛等区域合作，加强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互动，加强同东部地区省市对口合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的发展动力；加强东北内部合作，形成统一的贸易政策，促进东北贸易一体化。

五是高质量推进辽中南、哈长城市群及都市圈建设，优化跨区域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集中力量推进辽中南、哈长城市群建设，加快培育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都市圈，大力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互动发展。顺应产业迁移和人口流动规律，进一步消除要素流动障碍，促进区域间人、地、钱等要素自由流动，并做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跨区域流转衔接。进一步完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包括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等，引导发达地区支持东北地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