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白银紧缺为什么会引发经济危机会引发战争吗?

大明王朝的倾覆,不仅仅是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最深层原因,其实还是经济问题。

那是明朝统治者搞经济不行吗?

还真不是,明末的社会经济崩塌,其实更多是外部原因,在当时的技术手段限制下,明朝统治者哪怕是一代英主再世也无力挽回。

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深入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

15世纪,欧洲开始大航海时代。

16世纪,欧洲的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了中南美洲,而葡萄牙人控制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到东南亚的贸易航线。

世界已经初步被欧洲人的贸易网络连接起来。

虽然明朝没有主动参与其中,但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也被动纳入了世界贸易中。

在16世纪中后期,西班牙人在南美发现了巨大的银矿山,并且发明了用水银提纯银矿石的技术,使得白银产量大增。

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并以马尼拉为基地,发展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

一边有了银子,一边又有对中国贸易的基地,就等着中国打开国门了。

我们知道,明朝很长时间里,都是实行海禁的。

但这个时候,随着倭寇的基本肃清和财政吃紧,开放海洋贸易就没什么阻力了。

1566年登基的隆庆皇帝,就是著名的万历皇帝的父亲,在上台一年后解除之前的海禁政策,开放外贸。

日本这边呢,在1570年也开放了长崎港,吸引了来自中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商人。

一时间,整个东亚海域贸易繁荣,商船络绎不绝。

这就形成了一条国际贸易链:

欧洲人在南美搞到了大量白银,这些白银又通过菲律宾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另一条路线哗啦啦地流入中国,用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特产。

另外,欧洲人的到来也带动了盛产白银的日本开放对外贸易。

据统计,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从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也有一半之多流入中国。

这点在之前的文章《 》里有详细介绍。

这么多白银的流入,带来的不光是经济繁荣、国库充盈这样的好事,它也使明帝国的财政和经济越来越依赖境外的白银输入。

其实中国是缺金少银的,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王朝一直用铜来做为主要货币,秦汉时期的什么一掷千金,这里的金其实就是黄铜,并不是真正的黄金。

一方面明朝不产白银,另一方面白银又成为了社会经济的流通货币。

这搁在现代化国家来说,那就是铸币权不在政府手里,经济兴衰被人卡脖子了。

如果白银一旦无法像之前那样流入,那明朝就会无钱可用,那社会经济就是发生通货紧缩,进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果不其然,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16世纪,欧洲还发生着一件大事,就是宗教改革。

围绕着新教与旧教的对立,欧洲各国也分裂成两大阵营,这其中就掺杂了各国之间的权力之争。

比如,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英国海盗劫掠西班牙商船,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并且被打败,等等,这些背后都有宗教矛盾方面的原因。

这些事件都让西班牙大受打击。

在1618年,欧洲爆发了新教和旧教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欧洲很多国家都被卷进去,足足打了30年,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三十年战争”。

西班牙国王历来以天主教守护者自居,所以西班牙在战争中是旧教阵营的主力之一。

这场战争对西班牙造成很大影响,经济和海外殖民地的治安都大大下降,对中国的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1634年,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宣布,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出口。

1639年,马尼拉出现排华事件,许多中国商人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屠杀。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从印度果阿到澳门,再从澳门到广州的白银运输通道被切断。

简单地说,西班牙的衰败,让南美的白银无法继续流入中国。

上面提到了,日本也产白银,也是流入中国的,那日本方面怎么样呢?

在17世纪初,德川家康结束了日本战国的战乱,建立江户幕府,由于不用打仗了,对进口军需物资的需求下降,日本的对外贸易也缩水了。

后来,因为担心西方人带来的天主教,德川幕府索性颁布锁国令,严格限制外贸。

就这样,美洲和日本两条通向中国的白银通道,都在17世纪收紧,最终基本断绝,导致明朝的白银进口量大幅度跌落。

下面我们来说说,白银输入减少是怎么引发明朝的危机的。

明代的官员俸禄,是从实物化向货币化演变。

一开始朱元璋时代,官员开支直接发粮食,多大的官领多少粮,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改用纸币,后来改成用布帛,再后来改用白银。

虽然从以物易物到货币化,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当时的人还不懂得通货膨胀的原理,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它们的价格从长期来看是上涨的,但是明朝的薪俸没有随之调节。

换句话说,物价在涨,工资没涨。

明代后期大量流入的美洲和日本白银,快速推高了物价。

史学家的研究证明,从1632年到1639年,松江地区的米价上涨了2倍以上;在浙江北部,米价更是翻了4番。

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白银流入又忽然锐减,这就等于说,物价已经涨上去了,生活成本全面提高了,而这个时候你的资金链断了,这还怎么活呢?

如果搁现在,可以搞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印钱来抵御通货紧缩,但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认知水平,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接着,经济上的问题,很快又转化成了政治问题。

薪俸不足以维持官员的正常开销,怎么办?

结果只能是,官员要么权力寻租,贪污腐化,要么懒政怠政不作为,这样一来,官场的风气和效率都全面下降。

而中央财政也同样如此,已经高度依赖的境外白银断流了,而明朝庞大的政府机构、军队、宦官等服务人员,还有遍及全国的皇族,这都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来供养,朝廷无力支付,只能想办法节流,裁撤一些部门。

其中就包括邮政系统的缩编,一批邮政系统的从业者下岗,而这其中就包括李自成。

这种局面在明朝后期一直在恶化,到崇祯17年,明朝危亡前夕,太仓只有区区4200两白银,守北京的官军一年领不到饷银,可以说穷到了极点,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也都差到了极点。

你可以会说,以前没白银的时候,古代王朝也活得好好的啊,没货币,大不了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咯,生活是难过了点,起码死不了吧。

明朝末年是祸不单行啊,通货紧缩带来经济危机已经让明朝头疼的了,天灾又来了。

现代的气象学研究表明,在1615年到1675年这段时间,全球气温下降了2到3摄氏度。

别小看这点降温,这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时北方的农作物生长,比往年短了两周左右。

同时,水旱灾害频发,人口大量死亡,而当时的卫生条件下,这又导致了瘟疫。

从1626年至1640年,明帝国发生了连续性的自然灾害和瘟疫,人口大量减少。

而这个现象,不只是明朝,当时的欧洲和印度也有发生。

在同时期稍后,1645年到1715年间,出现了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地球表面温度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

这段时间在欧洲被称为“路易十四小冰河时代”,因为它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位的时间基本重合。

而明朝遭遇的天灾,可能就是路易十四小冰河时代的前奏。

这种极端的气候条件,加剧了欧洲和中国的政局动荡,无论从自然条件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来看都很糟糕,身陷其中的明朝,终于没能幸免。

我们知道,导致明朝灭亡的,除了李自成的起义军,还有东北的女真人。

为什么女真人就没遭到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天灾呢?

都是地球人,凭什么你没事?

这就有了一个很有趣的悖论。

明朝遭遇经济危机,那是因为它已经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份子,有超前的货币化薪酬制度。

而这种先进、超前,决定了明朝对全球经贸体系的高度依赖。

所以一旦世界动荡,明朝不可能独善其身,这就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只要和美国有贸易关系的,或多或少都有影响,严重的,政府还破产了。

而女真部落呢?别说全球贸易体系,他们连货币化还没实现呢。

努尔哈赤崛起之前,女真部族的经济来源是用人参、貂皮之类的土产,换取明朝的铁器等物品,这种非常初级的经济,跟全球经贸体系和结算体系不沾边,所以受的影响就小。

而小冰河期气候,虽然也对东北的农作物生产造成了影响,但农作物不是女真人的主要食物来源。

他们还有畜牧、渔猎、采摘,受的影响相对也小。

至于瘟疫,人口少、居住分散、还有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都有利于阻止了瘟疫的扩散。

你看,这就是落后原始的经济体,打败先进发达的经济体。

本来已经内外交困的明朝,如果统治阶级团结一心,或许还能撑会,撑到国际局势好转和小冰河期过去,那也能重振大明雄风。

但好死不死,明朝还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

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党”,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完全是两回事。

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纪律,而更像是一种因为政见、利益、派系相近,甚至因为籍贯,而结合在一起的同气相求。

说白了,是帮亲不帮理的。

这种党争多数时候起到的,不是现代政治中不同政党相互制衡监督的作用,而更多时候是一种无谓的意气之争,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内耗。

明末的党争起源于17世纪初期。

1604年,江南著名学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曾经的讲学旧址上修复了东林书院,这就是东林党人的起源。

东林党人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开放地方政权、革新吏治。

在经济上,东林党人提出惠商恤民、反对矿税等主张。

从今天的角度看,东林党人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有的学者将东林党称为“明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但是历史证明,东林党人在政治上是很失败的。

东林党人进入朝堂是在万历后期,很快,到了天启年间,东林党主要的对手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

阉党勾结权贵,党同伐异,同时实行矿税等苛捐杂税。

天启年间,魏忠贤得势,残酷迫害东林党人,东林书院都被拆了,但是东林党人的主张和他们的遭遇,感染了更多江苏、安徽的士大夫和底层文人。

1624年,江南几个大社团合并,成立了应社,以张溥、周钟为首。后来,应社又改名为复社。

此后,复社成为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核心团体,人称“小东林”,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

1627年崇祯皇帝登基,很快办了魏忠贤,阉党垮台。

本来崇祯在即位之初还是很有抱负的,认为天下弊病的根源就是阉党,清除了魏忠贤,再重用跟阉党敌对的东林党之类的清流,就能实现天下大治。

然而跟复社成员的接触让他发现,这伙人既难驾驭,又不像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私,也会为自己谋求利益,同样的靠不住。

于是1634 年以后,崇祯用人就不再考虑是哪帮哪派,而是希望通过不断换人来防止朋党做大。

崇祯朝17年入阁的多达50人,其中还有4人被处死,这么频繁的换人,政策的连贯性就无从谈起了。

而内阁官员,今天还是高官,明天可能就被拿下,甚至被杀,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也没有谁愿意实心做事,都是混日子。

于是,朝廷陷入了分裂和极度低效运转中。

这样的局面虽然不能要东林党和复社来负全责,但他们一切以党派出发的思维方式,确实是起了负面作用。

这也消解了他们思想上的进步性,导致他们在后世也有很大的争议。

朝廷分裂对国事的延误,在两件事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第一件事是,1641年,崇祯终于认识到不能对清兵、起义军两线作战,于是,悄悄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接触,但他本人不愿对是战是和在朝堂上公开讨论。

结果,陈新甲泄露了机密,闹出轩然大波。

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陈新甲也被处决了,其实他是为崇祯背了锅。

而从此,清再没有给明提供议和的机会。

第二件事,是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本想南迁,在南京建立临时中央重组军队,延续明朝国祚。

1644年3月6日,他暗示翰林学士李明睿等人提议皇帝南迁,太子留守京师,结果北方籍大臣留恋北方家产,同时担心到了南京,自己的权势会被南方人夺取,因此激烈反对,南迁之议作废。

4月初,崇祯再次就南迁廷议,这次大臣们提出太子南迁,皇帝与北方籍大臣留守。

崇祯当然不愿意留下,因为一旦北京城被破,他没能跑掉,那就算能保住性命,势必皇位也会被太子取代。

崇祯当然不能同意让太子南迁,但又不能明说,于是干脆整个把南迁的策略给否了,还批评提议者说:“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你们想让我抱头鼠窜没面子吗?

皇上口风突变,谁还敢再说南迁呢?

结果,崇祯没走成,太子也没走成。

崇祯和皇室成员身死国破不说,还导致后来的南明政权为谁是正统继承者相互猜忌大打出手,无法合力抗清。

崇祯死后,党争的贻害还波及了南明政权。

南明政权选出一个无能的福王朱由崧来继承帝位,史可法等人被排挤。

这就是党争的余波,而这也给了清军征服南京的好机会。

由于党争,明朝的残余力量没法达成合作共同面对强敌,终于,像历史上的东晋、南宋那样偏安一隅的机会也没了。

福王政权覆灭后,鲁王、唐王、桂王等几个称帝的明朝宗室也被清朝逐一剿灭。

可以说,直到明朝彻底灭亡,党争才算落幕。

我们看古装片,都把东林党描绘成好人,阉党是坏人。

其实东林党真不是什么好鸟。

党争的问题,是以朋党利益和个人名誉为第一追求,无视或者看不到更高层面的国家利益。

在手段上,把政治层面的问题跟道德问题混为一谈,从道德角度指责对手,谁占有道德制高点谁就嗓门大,往往造成因人废言。

让一些听起来很崇高但没有可行性的、情绪化的主张占上风,而一些务实的意见没人敢表露,或者一露头就被喷死。

比如前面说的议和、迁都,明明都是务实可行的策略,但是一跟道德挂上钩,谁提议和谁就是汉奸,谁提迁都谁就是胆小鬼,这就是典型的党争思维和语境。

这种环境下,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利国利民的真知灼见被提出来了,大家只能比着表姿态。

而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时候,你还摆个道德姿态,管什么用呢?

为了国事,崇祯曾经向当时最有的大儒刘宗周问计国策。

结果刘宗周还是那一套——“文人不贪财,军人不怕死,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国家自然就好了”。

现在打仗呢?国家乱成一团,你扯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

崇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重用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

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

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

崇祯每一条路,都被这些文臣堵死,你说惨不惨。

最后逼死大明的,当然就是战争了。

战争是金钱粉碎机,已经陷入经济危机和天灾的明朝,本来就揭不开锅了,还要对付起义军和关外的后金。

怎么办?只能提高税负填补军饷。

明末有著名的三饷,即辽饷、剿饷与练饷。

辽饷加派是为后金入侵,辽东战事紧急,军饷不足而起。

剿饷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筹措军费。

练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练兵所用。

朝廷没钱,老百姓也没钱啊。

税负越重,老百姓越活不下去,那造反的人就越多,朝廷就需要更多钱去镇压,你去镇压吧,那税负就又得加重......

明朝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潭中,怎么也逃不出来。

明朝的倾覆,其实有国际因素,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深入,明朝也加入了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中。

国际贸易造就了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大繁荣,但这样的经济基础其实非常脆弱,因为铸币权不在自己手里。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白银输入急剧减少,明朝爆发了通货紧缩式的经济危机。

屋漏偏逢连夜雨,明朝又迎来小冰河期,农作物收成受到影响,加上瘟疫蔓延,真的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起义军遍地和后金的崛起,给了明朝很大的军事压力,为此增加税负筹集军饷。

但老百姓也没钱啊,造反的百姓就更多了。

朝堂上也是党争不断,一群只会扯道德大旗的百官们,为了个人利益,斗得你死我活,宁可让国破家亡,也要把政敌整死。

经济危机、天灾、党争、战事,四大祸事一起来,大明想不亡都难啊。

我们都知道,接管大明江山的,是满清。

那为什么不是已经攻入北京、坐上皇帝宝座的李自成呢?

论兵力,李自成比满清多。

论出身,虽然李自成不是贵族,但好歹也是汉人,而且民间声望极好,“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的口号是响当当的。

下一篇,我们来说说,满清为什么能接下朱家留下的汉人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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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根据经济理论与实践经验,发达经济体的国际收支往往会出现持续的国际收支恶化乃至逆差现象。然而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而言,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却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处于持续显著的国际收支顺差。本文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在明清白银货币体系下,货币供给及其增长主要源于海外白银的流入,相应产生了对于获取海外白银的强劲需求。白银对于明清时代中国社会而言,并非是一种轧平贸易差额的平衡手段;白银本身就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根本目标。在白银货币体系下,不仅国内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难以保证实现,同时用庞大的国内经济资源换取白银的做法不仅在短期内牺牲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福利和未来的增长空间,在长期内也由于"海外白银悖论"而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

  关键词:白银;货币体系;国际收支差额;海外白银悖论

  无论是基于相应的经济理论,还是从日常观察所见,通常我们会看到发达的经济体在贸易收支上往往处于一种逆差或是收支状况不断恶化的状态。宏观经济理论指出:一国的净出口取决于本国收入、外国收入和汇率三个因素,其中本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导致进口支出增加和贸易收支的恶化(多恩布什、费希尔和斯塔兹,2000)。在实践中,当今世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西欧国家往往也处于持续的贸易逆差之中,或是贸易差额的持续恶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彭信威(2015)认为:两汉时期黄金数量减少的最重要原因是贸易入超所导致的黄金外流;漆侠(2009)亦指出:该原因是两宋300年中铜钱在海外贸易中所出现的持续外流现象。

  然而,明清时代的中国却处于一种明显与此相悖的情形:一方面明清帝国被认为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长期处于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1;另一方面,明清时代中国却处于持续并且显著的贸易顺差,以及相应的海外白银的持续大量流入。这种情形不仅与上面所说的经济理论和现实经验相悖,就连明清时代的持续海外白银流入现象也与此前汉唐宋等朝代里中国持续的货币外流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状况产生出一系列问题:

  如何解释明清时代的持续贸易顺差现象、以及与之相应的巨量海外白银流入?

  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是否背离了普遍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路径?

  一、对流行解释的探讨

  一个流行的解释是,(明清)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缺乏进口需求,而同时却面对着针对中国商品的巨大需求,从而导致了中国持续数百年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相应的巨额海外白银流入。乾隆皇帝给对马戛尔尼使团上谕中的一段文字就鲜明地表明了这种观点:“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觔,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斯当东,2016)。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清代君主对于中外贸易关系中的这种自得,即: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商品有着迫切的需求;而中国社会对于外国的商品则没有多大兴趣。学者们则将上述现象进一步将庞大的海外需求归结于中国产品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优势,以及在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出口中的主导地位,并认为海外白银的流入是为了补偿日本和西欧等主要贸易伙伴在对华贸易中的贸易差额所致(樊树志,2005;弗兰克,2005)。

  上述解释虽然在逻辑上自洽,但其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缺乏兴趣的假设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以丝绸之路为依托,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不仅起步早,而且还非常繁荣。自两汉到宋元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不仅贸易规模日益扩大,贸易商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对于域外商品的广泛兴趣。薛爱华(2016)指出,“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北方的马、皮革制品、裘皮、武器;南方的象牙、珍贵木材、药材和香料;西方的纺织品、宝石、工业用的矿石以及舞女等均是唐朝人渴望得到的外国商品。漆侠(2009)统计宋代从海外进口的货物种类超过410种,大致可以分为物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药品、工艺品和奢侈品五类;而中国对外出口的物品中除了丝绸、瓷器等物品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合法的金银器以及大量的铜钱走私外流。万志英(2018)认为:南宋在对外贸易中是用本国所生产的丝绸和陶瓷等商品换取本国所缺乏的商品,如东南亚的香料、象牙、珊瑚、朱砂、香木以及辣椒,日本的木材、硫黄、黄金,以及13世纪晚期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万明(2007)研究了南宋宝庆《四明志》、元至正《四明续志》和明《皇明永乐志》中关于外国输入物品的记录,统计出南宋和元代的外来市舶物品分别有163种和223种,而明永乐年间仅仅是贡市的日本物品就达到了248种。可见在明清以前的汉唐宋元一千多年的时期中,中国社会始终表现出对域外商品的浓厚兴趣和强劲需求,这种趋势也一直延续到明代初期。

  相较于中国市场对于海外商品需求的种类,更为重要的还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外贸易的进出口规模,以及与之相应的金银和铜钱跨境流向。相较于明代中叶到晚清时期持续的外贸顺差和海外白银流入,传统中国在自两汉至宋元的长时段中却往往是表现出持续的外贸逆差和铜钱、金银流出。黄金作为西汉时期的一种重要支付手段,既体现在帝王大量的黄金赏赐中,也被用于各种对政府的支付上,包括赎罪金和诸侯进奉的酎金。而到了东汉时帝王赏赐黄金的现象就严重缩水。彭信威(2015)在分析两汉时期黄金流通数量减少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贸易入超导致的黄金外流。尽管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措施,两宋政府仍长期面临着大量铜钱流失到北方辽、金政权和海外国家的局面(乔幼梅,1982;漆侠,2009)。蒙元时期蒙古贵族将在中国北方所搜括的大量白银委托给名为“斡脱”的商人群体,用于从西亚购买所需的奢侈品(爱宕松男和李治安,1983;万志英,2018)。传统中国在上述历史时期中出现的持续大量金银和铜钱外流表明:中国市场对于外国商品的需求不仅规模巨大,并且在在明清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经常是高于外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水平。

  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而言,如何理解海外流入白银的性质,也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按照前述乾隆的逻辑,我们原本并不需要海外商品,但考虑到海外国家对于中国商品的巨大迫切需求,因此加以“恩恤”,允许继续开展双边贸易。在这种“恩恤”型贸易模式下,中国获得的要么是海外国家的朝拜服务,或者是其使节进贡的价值有限的物品,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中国一方给予对方的却是其迫切需要的大量中国物品。所谓的“恩恤”恰恰体现在中国接受这种贸易利益非对等性时给予贸易伙伴的经济恩惠。这种特点在明清时期的朝贡贸易中有较明显的体现。庄国土(2005)指出:在明代的朝贡制度中,明廷通过“厚往薄来”的贵赐交换贡品,让“朝贡国”获得暴利,换取“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虚荣。陈文(2011)则指出:明朝在朝贡体制下将金银、钞币、丝织品和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朝贡国,换来了府库中大量囤积的苏木和胡椒等贡品。在这种“恩恤”贸易模式下,中国一方所获得的物品经济价值有限,但明清政府为此所耗费的财政支出却远高于所获物品的经济价值。

  如果乾隆的话语是针对明清时期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而言,则其表述无疑还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的。然而如果将这种理解进一步延伸到整个对外贸易活动,并且将流入的海外白银也看作是体现“恩恤”的特殊物品,类似于前述的胡椒、苏木,则势必会产生重大的理解偏差,也会严重地影响到政府对于对外贸易的政策导向。

  如果将中国接受流入的白银看作是类似于接受苏木、胡椒等贡品一样的“恩恤”行为,则白银“恩恤”背后的财政支出规模将大大高于传统朝贡贸易下的“恩恤”支出。陈文(2011)估算了1790年安南西山朝“阮光平使团”近200天的沿途接待用银需用银4万两,清廷还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用于装点场景和显示富庶等。学者估计与明清王朝保持较密切关系的安南,在明代和清代总共的出使次数分别为79次和128次。考虑到针对外国使团的财政开支,明清政府对外国使臣来华次数和时间均进行严格限制。如果一个若干年一次,每次耗费几万两白银的官方朝贡就已经让明清政府感觉到财政压力,并相应地调整其朝贡规模和频率,明清政府又如何可能负担年均规模高得多的白银“恩恤”活动呢?根据前述统计,晚明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规模年均约200万两,如果接受白银也是施予贸易伙伴国商团的“恩恤”,那么明清时代给予外国商团的“恩恤”势必大大超过给予外国官方正式使节的“恩恤”,同时外国商团还无需面对外国使节的出使次数和停留时间限制。显然这并不符合明清政府对外的政策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以明代政府有限的财政收入水平,200万两规模的“恩恤”财政支出更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目标。黄仁宇(2006)估计明代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约为3700万两白银,陈春声和刘志伟(2010)的估计更高一些,达到四五千万两白银。这些数值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的全部财政收入的汇总,而能够供中央政府灵活支配的财政收入就大大低于上述水平了。李华瑞(2016)指出:万历前期中央财政的年收入只有约400万两白银,而仅万历时期的年例银支出就达到了380万两,仅够用于支付九边的年例饷金。在明廷财政状况如此困窘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能够拿出年均200万两白银的“恩恤”来,更不可能长期持续地提供规模如此之大的“恩恤”。

  可以想见,明清时期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并非是作为体现王朝对外“恩恤”而被动接纳的物品,海外白银持续流入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之长,说明了这不可能是明清政府借助自身财政资源所能够主动控制的经济进程,只能是民间主动接受海外白银的经济结果。从两汉到宋元时期中国社会对于海外商品的持续大量需求来看,也很难认为中国社会在明代中叶以后对海外商品的浓厚偏好出现了根本性萎缩,尤其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全面恢复和发展的背景下。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是:之所以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持续的对外贸易顺差和与之相应的海外白银流入,并非是因为中国社会对于外国商品突然丧失了兴趣,而是因为中国社会在过往一千多年中对于海外商品的持续巨大需求突然转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特殊海外商品:白银。而这一巨大转变的背景就是明代中叶中国货币体系出现的根本性变革。

  二、解释持续贸易顺差和海外白银流入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了一个“货币真空——白银落地——重银主义——海外白银流入和持续贸易顺差”分析框架,认为:明初洪武货币体系的崩溃所导致的巨大货币真空最终带来了明政府和市场对白银货币的接受,由此使得白银成为政府和民间所积极追求的目标,进而推动了海外白银的持续大量流入、以及与之相应的持续贸易顺差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对海外商品原有的巨大需求并非消失了,而是被更为庞大和迫切的白银需求所压制和替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类似于西方重商主义一般的、积极寻求获取海外白银的重银主义阶段。在此背景下,白银并非是作为体现“恩恤”的中介物而存在的,获取白银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中追求的主要目标。

  西方的大量文献中均记录了中国社会对于白银的巨大、迫切的需求。布罗代尔(2002)指出:葡萄牙人最先于十六世纪注意到中国人对白银的偏爱。一名葡萄牙人于1633年断言,“中国人只要一嗅到银子的气味,就把山一般的货币带来”。西班牙人安东尼奥·乌劳在1787年称,“中国人不断劳动为取得本国所没有的白银”。全汉昇(2012)指出,参与菲律宾贸易的西班牙人发现中国货物售价非常低廉,“各种货物的价格,低廉到几乎等于不用货币购买那样”;而菲律宾总督在给国王的上书中称,“他们(中国商人)把各种货物卖得这样便宜,以致我们只好作这样的想法:要不是在他们国家里不需要什么劳力来生产这些东西,那便是他们不用花费什么本钱便可得到这些东西”。陈昆和汪祖杰(2011)指出,中国主要大宗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仅相当于欧洲产品的1/4到1/3。上述事实反映出,白银在中国具有明显高于欧洲和西属美洲的市场价值,商人用丝货等商品来换取白银并运回中国,将可以获得远高于其他商品的利润率。全汉昇(2012)发现:中国商人在马尼拉贸易中的获利经常在100%以上,有时甚至达到200%;西班牙商人在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从事丝货贸易净利润亦可以达到投资额的100-300%。

  学者在讨论中国思想史时,屡屡引用明末陆王学派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表述,而这也正是明代末期社会一种重要的思想思路(葛兆光,2013)。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吸收引进舶来品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对于中国而言,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也是一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神和物质材料的过程。不仅汉唐宋元和近代的中国社会均展现出对外国商品的巨大需求,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外国商品亦展现出“心同理同”的心理偏好。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从天学、地图知识到西洋火炮技术均展现出浓厚的兴趣,也绘制了自己的地图,设计、制造出中国自己的红衣大炮,徐光启等人甚至试图借助建立一支采用西洋炮兵技术的炮兵队伍来提高明军的战斗能力(葛兆光,2013;黄一农,1996)。然而,何以中国人,尤其是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对于西洋商品却表现出极为有限的需求偏好?简单地说,中国人对于其他进口商品的需求明显地被抑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对于海外白银的需求是如此地强烈和迫切,以至于使得商人进口白银所获得的利润率明显超过了其他舶来品,从而显著地降低了商人进口白银以外商品的积极性。在明清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白银也并非是一种被动的、显示中国社会对外“恩恤”的差额平衡支付手段,而是中国社会主动进口的特殊商品,是用以充当中国社会的主要货币之用的。而且国内市场对于白银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短期内甚至看不到边际收益递减的丝毫迹象。回报巨大、市场需求近乎无限,更不存在变现的困难,这就足以让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放弃其他商品进口需求了。显然中国民间主导的对外贸易中基本的贸易动机就是以物易银,白银并非是一种作为“恩恤”的贸易差额结算手段,白银本身就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从事对外贸易的基本诉求。

  而之所以中国社会对于白银有着长期持续的巨量需求,其背景原因还要从明初“洪武体制”在明代中叶所出现的一系列演变中去寻求:

  (一)明代中叶宝钞货币体系的解体和实物赋役体系的白银化,激发了市场对白银的巨大需求

  明洪武八年(1375)正式发行大明宝钞,并且先后禁止金银和铜钱的流通,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时进入了仅允许宝钞流通的阶段。然而,明廷滥发宝钞的做法使得宝钞迅速贬值,虽然明廷采取了包括禁止使用金银铜钱、通过增加税种、税额和多种罚款名目来回笼宝钞,希望确保“钞法”的通畅,但并未挽回宝钞的颓势,短短半个世纪时间里宝钞的价值已经缩水为发行初期的1%左右,并且此后继续大幅下跌。到了弘治()以后,“宝钞在货币经济上,已没有若何意义”(彭信威,2015)。这使得不仅市场日益排斥宝钞,明廷和官员亦希望将其收入折换成白银。正统初年,明政府放松了白银和铜钱禁令,明代的货币体系逐步进入一个银钱并行、以银2为主的阶段。与唐宋等王朝积极铸行铜钱的做法不同,明代政府铸造的铜钱数量严重不足。白银则一方面中国的白银产量原本有限,加上元代统治者将所搜掠来的大量白银用于支付西亚的购买奢侈品交易中,这使得明初中国社会的白银存量也极其有限(万志英,2018)。再加上宝钞的退出流通,使得明代中叶产生了巨大的货币真空。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市场对白银的需求水平,使得白银在国内市场具有很高的购买力水平。

  另一方面,随着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货币需求,这更加剧了明代中叶的通货紧缩程度,也意味着白银的购买力水平进一步提高。以米价为例,明初洪武朝()的价格为每公石0.461两白银,永乐朝()就降至0.285两,而到正3统()和天顺朝()则分别为0.254两和0.256两(彭信威,2015)。白银在中国国内市场的购买力水平与国际市场的价值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无疑大大增加了进口白银所能获取的贸易收益。与进口白银相比,进口传统的奢侈品无论是在市场规模和回报上都相形见绌,这就势必导致传统的商品进口需求被“挤出”。

  明代中叶,政府财政体系的普遍折银做法,亦加剧了市场对白银的需求。正统初年的漕粮折银(“金花银”)被普遍认为是财政收入折银化的滥觞,此后赋役折银做法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条鞭法”。而明初所形成的实物赋役和户等制度在明代中叶也日益走向市场化,白银在政府的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以军制为例,明初建立了保证兵员供应和保障的军户和卫所制度、民运体系和开中体制,其本意是建立一个基于行政手段和短补给保障线的军事力量,该保障体系到明代中叶就日益运转失灵,募兵制、民运粮折银和运司纳银制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军事体系日益需要借助白银的收入和支出来保障军事体系的正常运转,这使得获取足够的白银收入对于王朝的正常运转越来越重要(赵毅和范传南,2011)。这也成为明政府日益依赖赋役白银化的重要推手,政府赋役折银水平的不断提高无疑大大提高了市场对白银的需求。

  (二)白银的供求缺口和宋元以来白银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明代中叶社会出现明显的“重银主义”倾向,并成为推动海外贸易和决定贸易结构的主导因素

  虽然白银在唐宋时代的货币职能进一步发展,但远未成为市场的基本货币。金德平(2013)总结了中国社会白银货币职能的发展历程,指出:白银在先秦到隋代只是作为一种财货存在,在唐代到明中叶的长阶段中日益增加了其大额支付、价值储藏和国际货币职能,但由于在价值尺度和交易职能上应用有限,还属于不完全货币,只是明代正统年间开始正式获得计价和流通职能,并以银锭形式成为此后四五百年间的主要货币。事实上,白银在传统社会的应用可以看到鲜明的北方民族和西亚因素。以宋代为例,白银应用的最主要领域无疑是两宋对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岁币支付。而北方游牧民族对于白银的接受也受到了西亚因素的很大影响,包括其统治区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更多地参与西亚的白银货币体系中去,从而建立起接受和使用白银的支付体系,在辽金元等北方政权的货币体系中亦更多地融入了白银元素。相对而言,即便是唐宋王朝更多地接触白银,中原王朝亦较少在其货币体系中搀入白银元素。就明代而言,之所以政府和市场在缺乏货币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走向接受白银,无疑元代对白银的重视、尤其是元代纸钞制度是以白银作为准备金的做法,对于中国社会接受白银产生了巨大的路径依赖惯性。而当这种思维惯性面对宝钞崩坏和钱法混乱而产生的巨大货币真空时,整个明代社会从上到下走向全面接受白银作为基本货币,无疑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在此背景下,明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才会展现出如西方人士所观察到的现象所反映出来的对白银的巨大渴求,而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商品的廉价,亦反映出白银在中国国内的高额购买力,是白银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事实上,且不论西方传教士对于白银在中国购买力高的例子是否准确,即便真的如布罗代尔(2002)所引用的资料所说的那样,一个银元可以买到足够一个人半年吃的面包,以晚明时期普通工人每月不超过1两白银的收入水平,也很难让明代的普通百姓真正认同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商品物美价廉的观感4。事实上,如果对比此前的汉唐宋元时代,明代人的生活水平远不能称之为更高,反而是明显地低于此前的朝代。西方人所称的中国商品廉价,不过是因为白银的国际价值与明代中国的国内价值差异悬殊所致。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才可以理解何以在西方人笔下的明清中国商人显现出对域外白银的迫切需求。我们可以称之为“重银主义”。中国商人在域外追求白银的迫切性可能与16世纪以来西方商人迫切地希望从东方和新大陆获得金银的迫切程度相当。就此意义而言,中国社会在明清时代仍旧存在着对外来商品的持续巨大需求,只不过这种需求在明清时代主要作用于一种特殊商品——白银之上了。而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原汉族区域对于白银的这种需求,本身就来自域外之影响。

  三、明清时期以白银为核心货币体系的消极影响分析

  在中国传统王朝时期,明清时期以白银为核心货币体系是一种奇特的存在。不同于秦汉至宋元时期大一统王朝积极调控货币发行形式和数量的做法,明清王朝既不调控白银货币的数量,也没有采取措施来统一其使用标准,在白银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上采取了一种消极无为的姿态。这种无为与近代国家“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不同,后者是建立在充分理解与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的,允许经济主体在资源配置与调拨上享有充分的自由。而国家在货币政策上往往采取积极姿态,积极引导和推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的发展完善,以保证宏观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货币供应保障。明清王朝则是在具体的产业政策上采取严格的政治与经济管制,对于包括对外贸易、盐业、矿业等重要产业采取严格管控,而在白银货币的数量和标准上却采取完全放任的做法。这既不同于同时代西欧国家的货币操作,亦迥然异于此前主要封建王朝的货币政策实践。

  受限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水平,自秦汉至宋元时期主要王朝货币政策的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在唐宋时期货币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例如南宋和元代后期均普遍存在滥发纸币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也应该承认,唐宋元等王朝还是在制度化的框架下努力解决相关的货币问题,并非只是单纯地滥发、滥铸纸币和不足值铜钱。高聪明(1994、1995)指出:宋代政府就通过盐钞制、现钱钞、现钱公据和入便制等一系列信用货币制度和安排,很好地发挥了货币体系对于长途贸易和当地贸易的支持作用,既保证了小额的日常交易,也为长途贸易提供了基于铜钱的信用货币体系。纸币在两宋时期从局部到全国性流通,并在南宋时期取代铜钱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其背后同样反映出两宋政府在铸币材料缺乏的背景下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变革努力(万志英,2018)。元朝政府则通过保持充足的纸钞发行准备、接收百姓以纸钞缴纳各种租税、以及物价管制和纸钞数量控制等制度性措施,使得元代的纸钞在最初发行的20年中保持了坚挺的币值,其后的近70年时间里也只是出现轻微的通货膨胀,只是到了元末的18年才由于滥发纸钞导致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全汉昇,2012)。后人往往认为纸钞制度是导致宋元严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在纸币发行和流通上还是有一套认真设计的制度体系的,并且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了纸钞制度的良好运行。其中的一些类似于称提制度的货币政策操作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南宋和元朝后期的滥发纸币,与其说是纸币制度的失败,倒不如说是在封建王朝后期制度的全面败坏在货币领域的体现罢了,不宜因此对宋元时期的纸币制度做出全面否定。

  与之相对,明代的货币制度就进入了一个先是率性而为,而后消极无为的阶段。明初的宝钞制度可以说是缺乏制度支持的,宝钞的发行和流通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卢伟,2019)。在明初的实物赋役体制下,百姓无法使用持有的宝钞来缴纳赋税。而为了确保宝钞的顺利流通,明初诸帝先后采取禁用金银、铜钱,增设以宝钞形式缴纳赋税等方式来确保社会对宝钞的货币需求,而在供给上则往往将发行宝钞作为解决财政约束的灵丹妙药。由于缺乏制度框架的约束,宝钞的发行数量严重地超出市场的承受能力,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以白银衡量的币值就缩水到发行初期的1%水平,形同废纸(彭信威,2015)。然而,一方面民间有实际的货币需求,政府亦在明初实物财政体系日益难以为继的情形下希望借助货币经济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求,从而双方共同的意愿催生了白银货币体系,而前提就是明政府默认去中心化的货币创造机制,任由市场上新增的白银供应量自动地形成新的增发货币,无需政府信用的背书;政府则通过对于市场化的白银货币信用之接受和利用,来改组和满足政府的财政需求。在此背景下,明代中叶才出现了包括赋役折银、开中制运司纳银制、漕粮“金花银”制度、边镇太仓银补助等一系列的财政货币化变革。清朝全面接受了明代中叶逐步确立的称量白银货币体制,只是在铸钱制度上采取了远比明代积极的制度措施,但在白银领域则沿袭了明代的无为战略。明清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消极无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邱永志(2020)认为:以白银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导致中国社会呈现出信用离散的特征,同期的西欧新兴国家则表现出国家信用日益聚合的趋势,从而使得中西方金融体制在信用层面发生日益扩大的分流。

  具体而言,明清时代基于海外白银流入的货币创造机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消极影响:

  (一)高昂的获取成本

  在外生货币创造机制下,中国社会需要用大量的经济资源去换取白银这种国际货币,其货币发行成本远远高于秦汉以来先后基于铜钱和纸钞的货币制度。这使得原本大量可以提高本国经济福利水平或资本积累的经济资源被用于进口白银以充当基本货币,这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交换行为(卢伟,2019)。

  (二)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相脱节

  外生的货币创造机制使得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与市场的货币需求量之间时常处于脱节状态,导致明清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往往因为白银的流入和流出而游走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严重地影响了本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水平。

  (三)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较低的流通速度

  明清的白银货币是一种称量货币(“银两”),政府并不发行制式的白银铸币。这使得白银在使用中首先需要确定重量和成色,同时还面临着假银、劣银的问题,而各地衡具(称为“平砝”或“平”)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库平”、“关平”、“漕银”、“市平”等多种标准并存的局面(金德平,2013)。连同白银流通过程中的估价、熔铸等环节,就使得白银货币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也明显地抑制了白银货币的流通速度。

  称量货币的上述弊病在清代中叶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外国银元在东南地区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甚至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并且外国银元虽然成色和重量标准低于足色纹银,但其市场价值反而高于后者(金德平,2013;熊昌锟,2019)。市场之所以乐于接受并高估外国银元,其实也反映了对于银两较高交易成本和较低流动性水平的排斥。

  (四)以白银为核心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海外白银悖论”

  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双本位制”的一个根本缺陷(“特里芬悖论”),即:如果要向世界提供充足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则需要美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才能带来美元额外供给;而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带来美元危机,危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这一缺陷先天地决定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难以持续的(姜波克,2010)。

  特里芬悖论反映了当一国的国内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时所面临的结构性缺陷,而明清时代的货币创造机制亦存在着与之类似的结构性缺陷,本文称之为“海外白银悖论”6。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一国国内货币充当国际货币不同,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选择了以国际货币(白银)来充当国内货币。这一货币制度安排同样面临着内在的结构性缺陷:中国社会选择白银这种国际货币作为本国货币,原本是基于这种国际货币相对稳定的国际市场价值,其背后是国际市场的白银供求关系保持平衡,而这意味着中国市场将难以获得所需的海外白银流入;在国际市场白银供大于求条件下,白银将大量流入中国市场,而此时白银的国际市场价值却又会明显贬值,这无疑又违背了中国社会选择白银作为本国货币的初衷。由于中国社会引入白银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国内的货币需求,同时中国经济在较长的时段内保持了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这使得白银的国际价值持续下跌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直观的感受,然而“海外白银悖论”的影响却持续存在,并且在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对外经济往来日益密切的背景下,白银国际价值的持续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日益直观,“镑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更为严重的是,在“特里芬悖论”条件下,美元持续流出美国时面临的贬值压力,会导致市场和各国政府采取抛售美元的方式来抑制美元的泛滥,这就使得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越来越难以维系,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从1944年各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到1973年牙买加体系的确立,正是由于市场和各国政府的用脚投票,导致了这一体系在仅仅维持了不到30年之后就哄然倒塌。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缺陷(“特里芬悖论”)使得这一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自发地导致了体系的崩溃。

  然而,对明清帝国的外生货币创造机制而言,虽然“海外白银悖论”使得这一体系日益显现出不断扩大的矛盾,但却难以产生出足以摧毁外生货币创造机制的动力。由于明清政府并无干预白银供给的能力,面对“海外白银悖论”时政府难以积极应对,基于民间供给的外生白银货币创造机制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结构性困境:当白银的国际价值日益下降时,本国商人却有着更强的动机进口海外白银,以获取更高的白银贸易收益,就如同19世纪后期主要国家采用金本位制时,中国却充当了世界白银的主要吸纳国角色,用本国的经济资源去换取价值日益贬值的海外白银。另一方面,当白银的国际价值上升时,本国商人则更倾向于出口白银以提高收益。20世纪30年代由于美英等国面对严重经济危机而调整白银政策,导致国际白银价格上升时,对于中国摆脱经济危机至关重要的白银却被商人大量出口至海外,以获取更高的贸易收益,最终导致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全汉昇,2012)。当“海外白银悖论”与“囚徒困境”共同作用时,虽然包括一些士人、官员和商人在内的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这种货币创造机制的消极影响,却难以改变众多市场参与者共同将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引向一个总体经济福利更低的“纳什均衡”。政府缺乏干预货币供给的能力,民间商人主导的白银进出口贸易与宏观经济之间的政策取向完全背离,导致“海外白银悖论”难以被调整和控制,在中国经济近代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给维持国内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亦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在对外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进程中却日益进退失据。

  (五)银钱比价的剧烈波动给清代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不同于明代放任的货币政策,清代货币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是努力维持银钱比价稳定,但其主要的政策目的是保证以白银为中心的赋税征收(陈春声和刘志伟,2010)。在清初100多年中,银钱比价基本上低于1两白银折1000文钱的官价水平,直至乾隆末年才突破了这一水平。此后的嘉庆、道光年间“银贵钱贱”现象日益加剧,到道光末期银钱比价最高曾达到1两白银兑换2355文钱的水平(燕红忠,2008;林满红,2011)。由于民间需要以缴纳白银的形式来完成赋役义务,当普通百姓将日常收入的铜钱兑换成白银纳税时,“银贵钱贱”现象大大加剧了其经济负担。这不仅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清政府最终获得的财政收入亦明显萎缩。而到了19世纪80和90年代,却又出现了“钱贵银贱”的现象,导致大量制钱因窖藏、熔销或套利而绝迹市面,严重地影响到了民间经济活动。银价的下跌还导致了以银标价的物价节节上升(何汉威,1993)。

  就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基本目标而言,清代调控银钱比价的做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尤其是在清政府无法控制白银流动方向和数量的情况下。清初海禁政策严重地抑制了海外白银的流入,努力维持银钱比价不可能为市场提供充足的货币供应。面对嘉道年间的“银贵钱贱”,政府拒绝了发行纸币和以铜钱代替白银的建议,反而是采取了减少或停止铸造铜钱的做法(林满红,2011)。这一时期的白银外流本来已经对于宏观经济形成了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清政府降低铜钱供应量的做法无疑进一步恶化了货币供应量的短缺程度,加剧了经济萧条,激化了社会矛盾。而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国际银价持续下降导致白银大量流入时,“钱贵银贱”导致地方督抚采取大量铸造铜元来解决这一问题。铜元的泛滥进一步恶化了当时的通货膨胀程度(何汉威,1993)。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清政府维持银钱比价的努力显然无助于实现保证合意货币供应量的基本目标。

  中国自明代中叶到晚清所展现的持续外贸顺差本质上是一个封建王朝放弃自身基本货币政策职能、转而借助海外白银流入保障国内货币需求后必然出现的经济结果。由此导致的国内货币供给严重不足,使得中国社会转而积极寻求外生的白银供给来满足国内市场的货币需求。新的货币创造机制固然有利于抑制宋元明初纸钞制度下政府滥发货币所导致的货币市场严重失序,但亦创造着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并且这种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严重。这些结构性矛盾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所带来的成本也是巨大的,亦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了诸多严重的消极影响。外生的白银货币供给机制一方面带来了明清时代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上的结构性脱节,称量白银币制也带来了高昂的交易成本,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近代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外生货币创造机制的固有缺陷日益严重,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本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更加剧了国际市场波动对于中国市场的冲击。用庞大本国经济资源换取的本国货币供给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资本积累,亦远未实现宋代货币政策所达到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脱离了有序货币市场的支撑,明清时代的经济增长既缺乏货币政策支持,亦缺乏充足的资本积累,使得中国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陷于停滞。这也就难怪后人只能感慨中国传统社会的繁荣“造极于赵宋之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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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明朝军事失败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军事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智力资源的对抗。在所有的方面,明朝都占有绝对优势,但最终崩塌,就是因为明朝末年陷入了三重困局:

经济搞不好,天灾挨不过,党争平不掉。可以说,国际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以及政治生态环境,明朝都有致命伤,这才是明朝失败的更主要内因。

首先说经济方面,看看明末的经济为什么搞不好。

要说清这个情况,就不能只看中国一国的历史,而要从16、17世纪全球史的高度来讲,在16世纪中后期,中国和世界上发生了这么几件事:

在南美,西班牙人发现了巨大的银矿山,并且发明了用水银提纯银矿石的技术,使得白银产量大增;在亚洲,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并以马尼拉为基地,发展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

在中国,随着倭寇的基本肃清和财政吃紧,1566年登基的隆庆皇帝,就是万历皇帝的父亲,在上台一年后解除之前的海禁政策,开放外贸;在日本,1570年长崎港开放,吸引了来自中国、葡萄牙等国的商人。

这些看起来彼此孤立的事,其实构成了16世纪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欧洲人在南美搞到了大量白银,这些白银又通过菲律宾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另一条路线布哈拉流入中国,用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特产。

另外,欧洲人的到来也带动了盛产白银的日本开放对外贸易。据统计,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从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也有一半之多流入中国。

然而这么多白银的流入,带来的不光是经济繁荣、国库充盈这样的好事,它也使明帝国的财政和经济越来越依赖境外的白银输入。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明帝国就得不到充足的白银,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明朝的经济看似繁荣,其实相当脆弱。

而外部环境,果然是说恶化就恶化了。在16世纪,欧洲很多国家都被卷进去足足打了30年,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三十年战争”。西班牙国王历来以天主教守护者自居,所以西班牙在战争中是旧教阵营的主力之一。

这场战争对西班牙造成很大影响,经济和海外殖民地的治安都大大下降,对中国的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1634年,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宣布,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出口;1639年,马尼拉出现排华事件,许多中国商人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屠杀;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从印度果阿到澳门,再从澳门到广州的白银运输通道被切断。

而更加祸不单行的是,在17世纪初,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严格限制外贸。这样,美洲和日本两条通向中国的白银通道,都在17世纪收紧,最终基本断绝,导致明朝的白银进口量大幅度跌落。

那为什么白银输入的减少,会对明朝经济产生这么致命的影响呢?这就要从明朝的官员薪资讲起。明代的官员俸禄,一直是从实物化向货币化演变。

一开始朱元璋时代,官员开支直接发粮食,多大的官领多少粮,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改用纸币,后来改成用布帛,再后来改用白银。明代后期大量流入的美洲和日本白银,快速推高了物价。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困局,搞不好的经济。可见,它取决于很多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认知水平,确实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而经济上的问题,很快又转化成了政治问题。薪俸不足以维持官员的正常开销,怎么办?

结果只能是,官员要么权力寻租,贪污腐化,要么懒政怠政不作为,这样一来,官场的风气和效率都全面下降。而中央财政也同样如此,已经高度依赖的境外白银断流了,而明朝庞大的政府机构、军队、宦官等服务人员,还有遍及全国的皇族,这都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来供养,朝廷无力支付,只能想办法节流,裁撤一些部门。

其中就包括邮政系统的缩编,一批邮政系统的从业者下岗,而这其中就包括李自成。这种局面在明朝后期一直在恶化,到崇祯17年,明朝危亡前夕,太仓只有区区4200两白银,守北京的官军一年领不到饷银,可以说穷到了极点,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也都差到了极点。

以上,无论是世界经济衰退,还是气候系统恶化,还都可以算是天灾,但是明朝的第三个困局,就是不折不扣的人祸了,这就是平不掉的党争。我们来看看,党争为什么平不掉。

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党”,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纪律,而更像是一种因为政见、利益、派系相近,甚至因为籍贯,而结合在一起的同气相求。说白了,是帮亲不帮理的。这种党争多数时候起到的,不是现代政治中不同政党相互制衡监督的作用,而更多时候是一种无谓的意气之争,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内耗。

明末的党争起源于17世纪初期。东林党人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开放地方政权、革新吏治;在经济上,东林党人提出惠商恤民、反对矿税等主张。

从今天的角度看,东林党人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有的学者将东林党称为“明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但是历史证明,东林党人在政治上是很失败的。

东林党人进入朝堂是在万历后期,很快,到了天启年间,东林党主要的对手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阉党勾结权贵,党同伐异,同时实行矿税等苛捐杂税。

天启年间,魏忠贤得势,残酷迫害东林党人,东林书院都被拆了,但是东林党人的主张和他们的遭遇,感染了更多江苏、安徽的士大夫和底层文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

1627年崇祯皇帝登基,很快办了魏忠贤,阉党垮台。本来崇祯在即位之初还是很有抱负的,认为天下弊病的根源就是阉党,清除了魏忠贤,再重用跟阉党敌对的东林党之类的清流,就能实现天下大治。

然而跟复社成员的接触让他发现,这伙人既难驾驭,又不像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私,也会为自己谋求利益,同样的靠不住。于是1634 年以后,崇祯用人就不再考虑是哪帮哪派,而是希望通过不断换人来防止朋党做大。

崇祯朝17年入阁的多达50人,其中还有4人被处死,这么频繁的换人,政策的连贯性就无从谈起了。而内阁官员,今天还是高官,明天可能就被拿下,甚至被杀,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也没有谁愿意实心做事,都是混日子。于是,朝廷陷入了分裂和极度低效运转中。

这样的局面虽然不能要东林党和复社来负全责,但他们一切以党派出发的思维方式,确实是起了负面作用,这也消解了他们思想上的进步性,导致他们在后世也有很大的争议。

朝廷分裂对国事的延误,在两件事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第一件事是,1641年,崇祯终于认识到不能对清兵、起义军两线作战,于是,悄悄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接触,但他本人不愿对是战是和在朝堂上公开讨论,结果,陈新甲泄露了机密,闹出轩然大波。

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陈新甲也被处决了,其实他是为崇祯背了锅。而从此,清再没有给明提供议和的机会。

第二件事,是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本想南迁,在南京建立临时中央重组军队,延续明朝国祚。1644年3月6日,他暗示翰林学士李明睿等人提议皇帝南迁,太子留守京师,结果北方籍大臣留恋北方家产,同时担心到了南京,自己的权势会被南方人夺取,因此激烈反对,南迁之议作废。

4月初,崇祯再次就南迁廷议,这次大臣们提出太子南迁,皇帝与北方籍大臣留守。崇祯当然不愿意留下,因为一旦北京城被破,他没能跑掉,那就算能保住性命,势必皇位也会被太子取代。这种事明朝历史上就有过先例,土木堡之变之后,明英宗被俘,明朝为了稳定局势,就另立了明英宗的弟弟景泰帝。

有这样的例子,崇祯当然不能同意让太子南迁,但又不能明说,于是干脆整个把南迁的策略给否了,还批评提议者说:“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你们想让我抱头鼠窜没面子吗?皇上口风突变,谁还敢再说南迁呢?

结果,崇祯没走成,太子也没走成。崇祯和皇室成员身死国破不说,还导致后来的南明政权为谁是正统继承者相互猜忌大打出手,无法合力抗清。

崇祯死后,党争的贻害还波及了南明政权。南明政权选出一个无能的福王朱由崧来继承帝位,史可法等人被排挤。这就是党争的余波,而这也给了清军征服南京的好机会。

由于党争,明朝的残余力量没法达成合作共同面对强敌,终于,像历史上的东晋、南宋那样偏安一隅的机会也没了,福王政权覆灭后,鲁王、唐王、桂王等几个称帝的明朝宗室也被清朝逐一剿灭。可以说,直到明朝彻底灭亡,党争才算落幕。

我们来总结一下党争的问题,那就是以朋党利益和个人名誉为第一追求,无视或者看不到更高层面的国家利益。

在手段上,把政治层面的问题跟道德问题混为一谈,从道德角度指责对手,谁占有道德制高点谁就嗓门大,往往造成因人废言,让一些听起来很崇高但没有可行性的、情绪化的主张占上风,而一些务实的意见没人敢表露,或者一露头就被喷死。

比如前面说的议和、迁都,明明都是务实可行的策略,但是一跟道德挂上钩,谁提议和谁就是汉奸,谁提迁都谁就是胆小鬼,这就是典型的党争思维和语境。

这种环境下,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利国利民的真知灼见被提出来了,大家只能比着表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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