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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新东方已经发展到一万五千个学生，俞敏洪也成了最早一批的千万富翁。

当时新东方是彻底的家族企业，公司的核心骨干基本都是他家人，他妈妈、他老婆、他姐夫等等，老俞心里明白：他的新东方要想从几千万到一百亿，靠这个草台班子是不行的。新东方要想从家庭式作坊进阶为现代企业甚至国际企业，靠他老妈这位前生产队妇女队长为中坚力量一定是不可能了！

俞敏洪此时脑子里闪现着两个人：徐小平、王强。

这两个人当年敏洪在北大读书时是仰望级的人物。徐小平是北大艺术团指导老师，王强是艺术团团长、学生会主席、俞敏洪的班长。那时的俞敏洪不是一般的默默无闻，徐小平、王强的印象里他属于艺术团站票观众（免费），在艺术团数百人活动现场一般是站在最后排角落里的一位。

放下北大那暗无天日的悲惨经历不表，俞敏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把一个“村办”企业升格为真正国际范的公司？他必须把视线放到海外，从他老师和同学里去寻找。

95年底，穿着廉价西装怀揣一万美刀的“俞老师”登上了跨越太平洋的飞机。

第一站先去加拿大温哥华，先找混的不好的徐小平聊聊。

老徐那时虽然获得了加拿大大学音乐硕士学位，可是并未找到像样的工作，只能在各种餐馆打工。

开着一辆二手车的徐小平接上敏洪进城吃饭，绕着吃饭那条街转了5圈还不停，敏洪奇怪地问他：那不是有很多车位吗？

小平郁闷地回答在那停要付10美金，他要找到一个免费车位。此时腰包装有1万美金的敏洪在“经济基础”上是有优越感的，虽然在“上层建筑”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感。在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最低层次面前，经济基础是绝对占上风的。

在饭桌上，当小平听到敏洪说他的新东方已经是千万级企业时，已经不用做思想工作了，啥别说了，我跟你走，什么特么贝多芬莫扎特，跟着农民英语老师挣大钱去！

另一个预定目标王强跟徐小平不同：

王强当时读完了计算机硕士，找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工作。拿着7万美金的年薪，定居在新泽西的公寓。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中国留学生的顶级状态了。
此时的王强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上都具有优越感，可是一件小事对王强的优越感打击不小——当他带着敏洪在美国校园里散步时，路上有学生认出俞敏洪：“您是新东方的俞老师吗？”
王强心想，当年在北大哪有人认识俞敏洪，现在在美国倒是没有人认出觉得很牛逼的自己了。

在随后的酒桌上，王强想跟老俞聊聊新东方，这次是敏洪心里犯嘀咕了。临出国时，老妈听说儿子要去美国找王强，直接挑明了说：“你千万别把王强叫回来，你能管得住吗？”

还别说，当年的妇女队长虽说把公司带上国际范不行，看人识人还真没得比！

敏洪妈李八妹看人看得很到位呢，她能一眼看出那个班长、学生会主席、艺术团团长不是一路人。将来不定闹出啥事呢。可当时王强是愿意跟老俞回国干的。只是敏洪有顾虑，也没有力邀他一起干。

一是他信老妈的话，二是他也拿不准北大的“王子”是否真的愿意跟他干，别忘了当年王强可是天天喊着老俞给他打开水的，使唤他就跟使唤店里小二一样。

现在位置倒过来了好使不？

王强见敏洪没有力邀他加盟，开始半开玩笑的刺激他：“你不同意我回来，我就在你对面开一所学校，名字就叫新西方，校长叫王强。”
俞敏洪沉默了一会儿弱弱地说：“那就在新东方这个名字下面做吧。”

就这样，标杆式的“中国合伙人”在极为曲折复杂的背景下搭伙了。

1996年王强回国，俞敏洪和徐小平拿着花去首都机场接他。

王强刚接到花坐进车里第一句话就说：“老俞，今天我和小平一无所有。如果有一天我们做的比你好，你能接受吗？”
据徐小平的回忆说，那时车里的氛围很尴尬。
俞敏洪沉默了片刻，说：
“当然，让你们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好，老俞你记住今天这个话”王强说，“这样我就可以一辈子跟着你了，你有这个心态就行”。

看官们请注意：三个合伙人是看在“利益”的份上走到一起了，可是老俞与徐王在价值观层面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的，这为“中国式合伙”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徐王“入伙”后第一个面临的就是“去家族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的第一件具体事就是推行办公室禁烟。

那之前公司开会是烟雾缭绕，熏得人都睁不开眼。饱受西方文明的徐王实在受不了这个环境，效仿林则徐“虎门禁烟”，并坚持把这条写进公司制度。

虽说不是禁大烟，可几十年的习惯哪是说禁就禁的？这不，第一个抓住“违规”的就是俞妈妈李八妹。

俞妈妈何等人啊，要说新东方的合伙人，她是她儿子第一个合伙人。违规交罚款老妈哪里干呦，只能是儿子代缴完事。

后面“去家族化”的过程可想而知是万分痛苦的，老俞使了20万“银两”遣散了老家的七姑八姨，最后弄到老妈头上。

那天在大堂里，就听到俞妈妈在大厅里又哭又闹的。

王强说：“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以后她就不会这样了。”

俞敏洪站起来径直走到她面前，当着里里外外一大群人，在他妈妈面前跪下了……

在俞徐王“三驾马车”的强力推进下，“去家族化”取得了效果，江阴老家的人都退出去了。

2000年，新世纪新气象，新东方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三位合伙人有了明确分工：老俞负责托福考试，老徐负责签证咨询，老王负责英语口语。

那年新东方的学生人数发展到了20万！从家族企业到现代企业使新东方发生了质的变化。

可是随着快速发展，新东方不断出现新问题。比如原来只有北京一所学校，发展到全国各地都有分校，上海和广州算谁的业绩？图书出版业务算谁的业绩？

俞敏洪不得不开始思考股份制改革。当时包括徐小平和王强在内，新东方共有10位小股东，每个人能分到多少股份，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说白了，“合伙人制“只是个好听的噱头，股份才是每人话语权的体现。

那时新东方11位股东，老俞肯定是绝对控股，其他10位基本是个位数，徐王应该略高一点。

公司经常因为利益问题而争吵，大家都在争地盘、争利益。

开董事会的时候，徐王经常会不留情面地反驳老俞的方案。他们讨论不出结果的时候就吵，吵急眼了就拍桌子，徐王一拍桌子就叫老俞“农民”“土鳖”。

老俞一般情况下还是蛮大气的，其实他大可以说“新东方是我一个人干起来的，你们瞎争个屁呀”，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知道自己是最后一根稻草。那段时间他总是在忍受：“把朋友请回来，本来是一起干事业的，结果事业干不成了，还天天吵架。”

此时的俞敏洪我们不得不说已经开始展现出老大风范，完全不是当年那个在王强屁股后面端茶倒水的马仔了。基本上完成了从农民大学生到现代企业家的蜕变。

倒是昔日洋派的徐王显得小家子气了一点，天天为了利益跟老俞争来争去。动不动就写辞职信威胁，给老俞施加压力。

一次徐小平在信上写：“为了对得起北大，对得起朋友。建议俞敏洪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出国进修留学，成为企业管理的新人。”

为了息事宁人老俞还真让出了董事长的位置。

在后来的一年里，以王强为首的小股东们轮流担任董事长。一年以后，小股东们都过足了董事长瘾，但是新东方在管理上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把俞敏洪请了回来。老俞重新回到了董事长的位置。

2006年，新东方提交了在美国的上市申请。当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只有13家，都是中石油、中国移动等央企，新东方成为了第一家赴美上市的民营教育企业。

上市后的新东方并未解决俞与徐王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是从价值观层面衍生出来的，比如如何看待公司发展的问题，徐小平就与俞敏洪有截然不同看法。

徐小平主张快速扩张，而俞敏洪认为“资本求快，教育求稳”。

为此事矛盾升级，老徐一气之下手机关机，给学生上课都没去。老俞只好代他上了课。回来就开董事会讨论老徐的去留问题。会上老俞为表示公正投了弃权票，其他董事全票通过老徐走人，包括他的同盟军王强。

“我投了同意你离开董事会的票，不是你不符合董事要求，是我们的朋友情谊要降降温，不然三驾马车就真的散伙了。”
徐小平能理解王强的说法，他们之间没有隔阂。
最后徐小平笑着解嘲说：“俞敏洪终于学会了用制度来解决问题了。”
徐小平离开了新东方，他感觉那是一个他挥洒了青春的地方，但是已经与自己无关了。

后来徐小平受朋友启发成立了真格基金，正式开始了投资人生涯。几年后王强也退出了新东方，加入了真格基金。就此三驾马车的“中国合伙人”正式分手。

新东方的制度经历了家族制、合伙制、股份制。

俞徐王的分手标志合伙制结束，股份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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