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您好,现在月月来为大家解答以上的问题。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区别，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争相信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您好,现在月月来为大家解答以上的问题。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区别，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争相信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货币主义的出现旨在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及理论进行批判。2、凯恩斯主义认为控制经济波动最有效的手段是财政政策，使用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控制利率。3、由于长期执行财政政策，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压低利息刺激投资，使得西方国家在提高国民收入的努力中，忽视了货币数量的增加所造成的通货膨胀。4、货币主义试图从理论上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2]，说明货币数量在长期中对价格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且是影响总需求变动的主要原因。5、从而在政策上，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主张使用稳定货币供给的经济政策：单一的政策规则。6、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理论依据如下：（1）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和古典的货币数量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古典货币数量论认为价格水平决定于货币数量；反之，货币数量变动的后果是价格水平的变动而非国民收入的变动。7、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则认为在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变动可以导致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动，主要理由是货币数量的变动可以导致利率的变动，进而影响投资的变动，并最终导致国民收入的变动。8、货币主义试图在使货币数量理论在复杂假设的情况下重新得到同古典货币理论相似的观点：一方面，从长期的观点讲，货币数量增加的最终结果是价格水平的变化而非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动；另一方面，货币主义也承认在短期内货币数量的变动可能导致国民收入的变动。9、货币主义认为货币的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在给定的货币国民收入的条件下，或在给定的p、y条件下），而凯恩斯理论则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不稳定的（在p、y稳定的条件下，由于金融市场内货币需求随利率而变动，从而货币流通速度是不稳定的）。10、这种观点差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V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会变动，从而货币供给M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可以影响实际国民收入。11、货币主义则认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在短期内是可能变动的。12、而长期中是稳定的，从而货币数量的增加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导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导致价格水平的上涨。13、（2）在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上两者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14、无论货币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认为需求是波动的主要原因，应该从需求管理上控制经济波动。15、但是两者在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的看法上有所差别。16、凯恩斯主义认为：总需求（总支出）中的投资是极不稳定的支出，容易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如利润的预期、利息、收入）而发生波动。17、政府的财政行为是抵消私人部门投资波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从而财政政策是控制国民收入变动的最有效的方式。18、另外，由于私人部门的投资是利率的函数，政府的货币供给行为可以改变利率并间接地影响私人部门的投资，所以货币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稳定投资。19、货币主义认为；由于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货币的总支出或总需求取决于货币供给或信用水平，从而货币供给或信用的变动是造成总需求变动的主要原因，因此货币政策是稳定总需求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20、（3）货币主义认为利率的变动对投资的影响较大，从而IS曲线趋于一条水平线；相反L（r）受利率的影响较小，从而LM曲线趋于一条垂直线。21、相反，凯恩斯主义则认为投资受利息的影响不大，而L（r）受利率的影响大。22、从而IS曲线趋于一条垂直结（改：垂直线），LM曲线趋于一条水平线。23、货币主义认为财政政策控制总需求效果不大，而货币政策效果明显。24、反之，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的效果不大，而财政政策效果明显。25、两种理论试图从IS及LM曲线特征上进一步论证各自的政策主张。26、（4）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政策。27、最基本的理由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无法自行达到均衡的充分就业状态，而货币主义则提出自然率假说[3]。28、试图重新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其内在的稳定性及自行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能力，从而主张政府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并指出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不仅没有控制经济波动，反而可能是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之一，因为经济政策具有滞后效应。29、上述分歧使得货币主义提出的经济政策是使货币供给保持稳定，并在稳定中有所增长。30、增长的比例等于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其目的是使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国民收入的自然增长。本文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小伙伴们会喜欢。版权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基础货币范文第1篇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分析基础的不足
一直以来，欧洲经济运行结果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所以对加入货币区后单一货币政策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对称效应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理论基础。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单一货币政策产生的不对称效应，在欧洲各国不再拥有独立的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更大的经济弹性——主要表现为工资物价的弹性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实现。于是，对欧盟各国是否具备这些所谓的“调整机制”下的条件进行证明就成为许多国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内容。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却没有明确得到欧洲国家能够通过较大的经济弹性来避免单一货币政策造成的空间不对称效应的结论，甚至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据表明欧盟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
如何判断最优货币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1961年9月蒙代尔的开创性研究明确提出应该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但是早有学者指出这种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连蒙代尔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后来，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一批经济学家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些评判标准不仅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某些标准之间还有相互替代、彼此矛盾或存在交叉和因果关系以及内生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整合与再发展。相关的评述在国内学者的文献中也屡见不鲜，所以笔者以为在最优货币区本身评判标准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仍以此作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问题的分析基础是不合适的。
其次，国外学者在通过最优货币区理论不能直接寻求到消除单一货币政策在成员国经济中不对称影响的机制的情况下，决定先验证经济结构差异是否是单一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差异的原因，然后再探索减少或消除这种差异的措施手段，像Carlino和Defina(1998)、Arnold(1999)和Guiso等(1999)都得出了同样的实证分析结果——经济结构差异确实导致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国内学者的结论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各地区在要素禀赋上具有的自然差异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差异确实是货币政策产生不同区域影响的一个原因，但是正如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从地区经济结构差异角度挖掘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问题的原因是没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因为任何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不是货币本身而是经济结构差异的问题的话，那么货币政策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研究的意义。
最后，从现实情况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与经济的结合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不断松动，创新成果日渐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越来越突出，已经有不少国内学者或者在理论著述中系统研究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机理，或者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最优货币区理论明显地是建立在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古典二分法的前提条件下，于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就被陷于“经济结构差异”中，而考察哪种地区经济结构能对货币量的变动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笔者认为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还存在现实性和前提性不足。
二、国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简单回顾
严格来说，现代货币政策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研究热情放在了货币政策的数量、时间、政治等效应分析方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区域效应。Scott(1955)通过图示比较了不同行政地区(district)和不同组别银行的自由储备的时间变动，结果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在从中心市场向周边其他地区传导的过程中存在重要的时滞现象。尽管当时Scott的文章本意并不是想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但是他的分析却开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先河，是最早证明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差异的文献。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者们开始直接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域作用差异，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区域真实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不过从实质上看，这些文献都是依据货币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来反映两大学派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因此这些文献中采用的分析方法都来自货币学派或新古典综合学派。其中，货币学派主要运用圣·路易斯方程的简约式模型进行研究，试图证明的是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和整个国家一样，其商业周期的波动也是由货币和货币政策直接导致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是Beare(1976)的文章；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更为丰富，有基于大型区域宏观模型的研究，试图证实货币政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上，都是间接影响经济的，并且不同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的作用弹性存在差别，有关于区域利率差异的研究，着重分析引起区域利率差异的各种因素，还有关于区域信贷可得性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妨碍区域信贷市场正常运作的因素识别上。但是，这两个学派的研究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欠缺，以及它们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使得1980年代以后它们都逐步为新的主流学派所代替。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的诞生，使得加入欧元区的各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单一的货币政策，于是学者们纷纷挖掘出早期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展开新的研究，从而促使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的论述，这样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中的说服力都在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正是新、后凯恩斯主义具有前沿性的研究，也是本文重点介绍的国外研究成果。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新进展——新、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结果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再次趋于白热化，理论界学派林立，难以达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设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建立了不完全竞争论、市场协调时令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一系列更贴近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范式，从而再次证明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且在强调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同时，从不完全信息模型开始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效应，其研究焦点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信息如何导致区域间资本移动率下降，进而造成金融资源错误分配和产生区域信贷配给。
另一方面，以新剑桥学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早期的货币理论出发，在特别强调经济过程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过程是随着真实时间而不是逻辑时间演进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在理论上不仅不存在经济运行会从不均衡状态返回到均衡状态的情况，而且实现预期均衡的说法也没有任何意义。基于这样的背景，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金融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原因。
1．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作用，认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市场在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一个由多地区组成的国家来说必须要重视各地区的经济金融特征，因为当一个地区监督风险投机的成本高于其他地区时，国家的信贷市场就可能会沿着地区的行政区划而出现分割，从而促使地方银行成为当地借款人融资的主要来源，地方银行的经营健康状况并因此而直接关系到当地投资项目的融资能力。同时，银行考虑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的情况下，往往不再选择价格调整而是转向数量控制，最终形成的是配给均衡。
在这种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区域信贷配给观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的分析重点集中在金融结构方面，认为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才是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传导过程中的表现不同的根源。他们以不完全信息模型为分析前提，认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区域分割性，地方银行拥有的财富一方面是其拓展贷款能力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为区域信贷配给的形成提供了解释。而地方银行与外部银行相比，对当地企业和其他借款人的情况更熟悉，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资金监管，在当地的市场上也更具竞争力，因此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关于当地投资机会的信息，进而使得地方投资者也会更加依赖当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于是，不同地区的银行业发展状况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2．货币内生前提下的后凯恩斯主义观点。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突破了过去各学派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认为传统文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要么关注经济结构，要么关注金融结构，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实际上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例如产业集中度往往会受到金融集中程度的促进，然而要强调这种关系，必须要打破传统经济系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即不能将经济再分割为货币和实体两部分，要承认货币是非中性的，进而建立货币供给内生前提。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时间中，所有的决策都需要随着未来变成现在和现在成为过去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解决真实经济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是连接现实和未来的桥梁，持有货币等于认可将来在资产上会有决定力量，经济主体在没有把握下做出的决策因而可以被推迟或解除，于是货币表现出显著的非中性特征，而且基于对货币供给全过程的考察，货币还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从而彻底否定了传统的二元论。
另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流动偏好论，认为流动偏好能够解释不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其推广至资产定价的一般理论，并指出流动偏好不仅仅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还可以被视为货币供给理论。他们认为，在现代货币经济中，银行在货币供给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根据自身流动偏好的变化所进行的资产选择不仅会导致货币供应数量的变化，还会引起货币可得性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发生改变，因此必须重视银行资产和负债双方面的的流动偏好变动。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出现差异并不仅仅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存在地区差别这一个原因导致的结果，而应该被看作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地区的所有部门，即当地的投资者、储蓄者和银行，这被后凯恩斯主义者称为“防御性融资行为”。沿着这一思路，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正确分析就应该考虑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地区空间差异以及货币政策可能对这些变量产生的影响，同时这两个变量的引入也意味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不能受制于所谓的“不对称冲击”上，而是应该密切注意货币政策对金融行为的影响。
下图展示了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下的区域信贷供求产生机制。
首先，无论是地区银行还是国家银行，也不管它们的存款基础有多少，银行发展阶段将决定其扩大信贷规模的能力，即货币供给的内生程度。银行的发展阶段越高，银行体系越发达，受到自身存款基础的约束就越小，信用扩张的能力则越强。因此，银行系统处于发展早期的地区将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低储蓄或存款率的束缚。
其次，流动偏好在任何银行结构下都会对区域信贷的供求双方同时产生作用，即不仅影响银行对区域内发放贷款的意愿，也会影响储蓄者与借款者的行为。从银行的角度看，当区域内可观测到的风险较高或评估较困难时，流动偏好就会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而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可能由地区收入增长率、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等方面的预期和中央银行所创造的货币环境的预期效应两个因素所影响。从储蓄者的角度看，较高的流动偏好将鼓励储蓄者在其资产组合中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并可能会产生金融资源外流，从而降低该地区的信用创造和资金的可得性。资金外流是否会影响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不考虑银行区域存款基础时银行扩张其信贷的能力；二是这种区域资金外流对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不过，在资金外流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应的源头可能在其他部门而不是金融部门。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高流动性偏好意味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期低迷，以至于投资者不愿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地区信贷需求。
这种信贷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使我们很难识别清楚是否有区域信贷缺口存在。所以，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区域差异可能使一些地区的信用创造能力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为此，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也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例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SheilaA．Dow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她和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证实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明确存在，而且各地区信用的不稳定性不仅是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受到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因货币政策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四、简单评价
总体来看，国外有关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研究在规范和经验研究两方面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学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效应，而且对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货币主义者证明货币传导是主渠道，货币供应量对区域收入产生影响，进而通过各地区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表现出政策的区域影响差异；新古典凯恩斯学派突出强调利率传导渠道，证明利率存在地区差异，从而带来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不同，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最优货币区理论针对欧盟货币区同时对传统货币传导渠道和信用传导渠道在各成员国中的表现进行研究，并且在传导机制国别差异的研究之外增加了经济周期差异和经济冲击的不对称研究，但结果更支持货币传导渠道；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通过信贷配给理论下的信用传导渠道差异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并认为法律制度体系差异所造成的金融结构差异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虽然也注重的是信用传导机制，但无论从分析的基础前提看，还是从分析的内容和方法上，都与其他学派有很大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性偏好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差异是真正原因。
所以，国内学者沿袭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表现来研究区域效应的分析角度是正确的，但是从研究前沿看，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而应该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转向金融结构差异的研究角度，特别是导致银行信贷资金配给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上，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的金融行为的影响。这也是新、后凯恩斯主义两个学派同时强调的核心问题。但是，两派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别，在借鉴时要注意每个学派所持观点的前提和存在的局限性，要取其精华，不可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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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祝丹涛．最优货币区批判性评析［J］.世界经济，2005，(1)：17-34基础货币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基础货币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一、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和各商业银行的负债
基础货币，或称高能货币、强力货币，在西方经济学中，它通常指创造存款货币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与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这两者的总和。
为了了解基础货币怎么成为中央银行的负债，我们有必要回顾货币的发展史。托马斯·梅耶认为，任何一种能执行交换中介、价值标准或具有完全流动的财富贮藏手段职能的物品都可能是货币(广义)。门格尔认为，使用任一特定的物品作为货币(狭义)，是一种社会习惯，而这种习惯是通过某种历史过程发展而来的。那么，为什么每人都愿意以有用的东西去交换现在仅仅是交换中介的货币呢?
在门格尔看来，初期人类交换的目的，针对最眼前的需要，因而无论何人都只着眼于通过交换所能获得的各种财货的使用价值。当财货所有者认为其自己所拥有的财货的使用价值，但较另一人所拥有的财货的使用价值为小，而另一人对于这两个财货恰好作相反评价时，交换才得以成立。但这种直接交换要取得成功，并非容易之事。
由于需求的直接满足是人们一切经济努力的最后目标，但假如这个最后目标不能立即达到或直接达到，人们就必须采取接近这个目标的一切办法，即以其商品与使用价值较大的财货相交换。这样，他能够先用他初始拥有的东西较可靠、较迅速并较经济地换得所需财货，达到其最后目标。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习惯的强力影响之下，就到处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在当时当地销售力最大的财货，在交换中最为一般人所乐于接受，因而也最能与其他任何商品相交换。这样一种财货，到最后发展为“货币”(狭义)，所以货币本身含有要求权之意。货币是人类经济的自然产物，丝毫不需要国家的力量，它的形态亦由各地各时的特别经济状态所形成。由于金属具有的天然优势，货币渐渐从家畜等发展成一般金属、贵金属货币形态。
当然，由于贵金属难以检验其真假及成色，并且切凿困难，铸币出现了，也使得贵金属的销售量较以前有更大提高。各国政府也以铸造交易所需的铸币当作自己的职责，不过政府在执行这种职责时,往往滥用其权力，遂使人们忘却铸币成色与质量的保证为铸造者应有的责任。为适应小额交易的需要，以低质金属铸造的小铸币也相应出现。但这类辅币必须按交易所需之数量铸造发行，并能随时兑换为贵金属铸币，才能防止政府滥用铸币发行权。
由铸币发展到商业银行签发银行券，再到中央银行将发行货币权垄断也是一个极长的过程。有实体的铸币和其他实体商品货币源于银行系统之外，被称为“外部货币”(广义)，而银行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内部货币”。银行券是商业银行签发给持有人的，对外部货币的要求权，但它对任何持有人都可支付并可赎回。银行券是签发银行对持有人的负债。每一家银行的银行券以黄金或白银的单位计值，且都能被其他银行普遍按平价(面值)承兑，从而每一家银行的负债在整个经济区域内能平价流通。当银行券处于流通之时，纸币也出现了。两者的分工仅在面额上，银行券多是大面额钞票，纸币则是小面额的。随着政府偏好的中央银行的出现，中央银行便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各商业银行也就将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中央银行的负债)当作自己的资产在中央银行作为存款准备金进行储备。因为大多数国家一般规定，各商业银行除留备用金(将其归为“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用于日常的支付外，还需将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存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就是中央银行对各商业银行的负债，而中央银行投入市场的每张纸币则是其对社会公众的负债。
所以，从货币的发展史来看，货币自始至终都代表着一种对外部货币从而最终对物的要求权。更准确地说，外部货币是持有人的资产，而内部货币却是对银行自身的要求权。今天，既然基础货币发行人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持有人包括公众和各商业银行就对中央银行拥有对外部货币的要求权，中央银行就是全部基础货币持有人的债务人。
二、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不可兑现的负债
不兑现货币的应用，离不开早期使用商品货币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因为不兑现货币是由可兑现货币发展而来的，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为不兑现货币的实行铺好了道路。一国转向不兑现货币，一般是由中央政府赋予单个机构(即中央银行)具有垄断发行货币的特权开始的。中央银行的负债如同黄金白银被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其他银行的储备。然后，政府持久性地取消了中央银行负债的可赎回性，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也就成为不可兑现的货币。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虽然也将此列入负债，但在一般情况下，却是一种长期无需清偿的债务。当今，对货币发行人的要求权不可兑现。此不可兑现货币能够持续流通的首要原因在于国家法律的强制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再者，人们已经熟悉它，并可用自己的物品去交换货币(卖出物品)，再用所交换的货币购买自己想买的在购买能力范围内的任何东西。这样，继续接受它也就有了自我强化的性质：如果交易者知晓其他交易者都接受他们，那么拒绝它对任何交易者都不是自利的。
就中央银行投入市场的纸币而言，人们手中持有它，并不认为自己握有中央银行的债权，倒是认为握有社会财富。人们也逐渐忘记了持有纸币本身对发行人的要求权，人们也忘记了自己的债权人身份。在纸币购买力不变至少是不减少的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不考虑它对外部货币的要求权，因为它本身可直接实现人们换得所需物品的最终目标，而不必将它换成外部货币从而间接换得自己的所需物品，且这在目前也是不现实的。但关键是纸币并不具有稳定的购买力，它可能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这样人们对物的要求权可能无法实现，或实现得很少，也就满足不了人们的最终目标。而纸币购买力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不兑现的货币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央行能按照政府意志随意操纵基础货币量，这是以损失大多数人的福利为代价的。
在可兑现货币制度下，基础货币必须以该国的黄金量为基础发行，如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即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若美元的发行超过了美国拥有的与其等价的黄金量，超过的美元也就不能换取黄金，这种制度将崩溃。实际上，当初这种体系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不可自拔，财政赤字迅速增加从而大量发行美元造成的。在不兑现货币制度下，由于中央银行不兑现其负债，基础货币量发行的多少对中央银行也就无约束作用。中央银行可通过操纵基础货币量的变化为政府融资、敛取铸币税并实施货币政策以实现政府的目标。
三、中央银行通过垄断对基础货币的铸造来为政府获取铸币税
铸币税，是中央银行从发行货币中获得的净收入，它等于发行出来的货币的交换价值与制造货币和维护货币流通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新旧货币没有差别，通过将新货币投入流通，则基础货币的扩张意味着现有货币的价值缩水，也就对货币持有人进行了课税。显然，铸币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税收。而在征收铸币税时，往往伴随着货币供给的增长。
在金银铸币本位下，铸币税指封建主从铸币中所获得的收益，即铸币的面值与实际的金银含量、铸造货币的成本之差。即 s=m－pq－c，s为名义铸币税，m为该批铸币的面值，p为铸币厂为每单位金属支付的名义价格，q是该批铸币所含金属的重量，c是铸造货币的成本。铸币厂常常通过减少铸币重量和贵金属含量、降低贵金属价格等手段增加每批铸币的铸币税。如果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中，竞争将促使铸币面值等于其边际成本，铸币税s=0。但政府竭力在货币生产上推行垄断，希望赚取铸币税。
在不兑现货币制度下，基础货币的黄金含量为0，生产成本也几乎为0，假定q =0和c=0，则m=s，在不考虑物价水平变化的情况下，每年的名义铸币税即为基础货币存量的变化。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控制并发行的，中央银行通过增加基础货币即可增加铸币税。由于中央银行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铸币税大部分为政府获得。如果政府将获取的铸币税再投入基础设施等公共领域，既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又能通过基础设施等的建设为公众谋福利，那么这部分铸币税对公众来说是乐意接受的。但是政府本来就有为其公民提供各种设施的义务，在通过制定十分复杂完备的税法向公民征收各种税收后，它就不应该再征收铸币税这种隐性税收，这样的重复征税牺牲了公民的福利。假如这部分铸币税用于清偿自己的债务或其他用途，那更是对公民福利的巨大牺牲。
中央银行在向市场注入基础货币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市场的货币供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但作为政府的银行，在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时，有责任为政府筹措资金和提供信贷。如果中央银行简单地通过印刷纸币直接为政府偿债，因增加基础货币量而获取的铸币税有助于为政府弥补赤字，但却容易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很多国家从法律上对央行向政府的贷款加以限制。
就我国来说，在《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可通过增加基础货币量，直接借款给政府以解决政府赤字。在《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政府债券，也不提供临时贷款。中国政府发生财政赤字，除了可以增税外，应通过发行期限不等的国债解决。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间接购买政府公债，即社会公众和各商业银行先买下政府公债，中国人民银行再从他们的手中买入，其结果可能比直接买入投入更多的基础货币量，显然间接购买成本高于直接购买成本。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只要能间接购买政府债券，就仍是政府赤字的融资人，其在向市场投入基础货币量时，获取铸币税，间接了结政府的债务。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中国人民银行的预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中央预算，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每一会计年度的收入减除该年度支出，并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的比例提取总准备金后的净利润，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中国人民银行的亏损由中央财政拨款弥补。”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创造的铸币税全部归属财政。
四、基础货币是形成中央银行资产的主要来源
虽然不同的国家，中央银行的组织形式不同，资本构成也不同。不过，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其资金来源大体由资本金、流通中货币、各种存款等构成。资本金包括中央银行实收资本(初始资本金)和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得利润进行分配和上交财政税金后剩余的公积金。有些国有化的中央银行还包括财政增拨信贷基金。按照资本金所有的形式，中央银行可分为全部资本金国家所有、公私股份混合所有、全部股本私人所有、资本金没有等类型。为了更清楚中央银行资产的来源，我们试着寻找其发展路径。
新建立的中央银行要么依靠国家的力量授权和没收某一或某几个私有银行而来，要么国家自己先建立银行再来没收和改造原来的私有银行(如中国)，要么采用其他一些方式。中央银行不是银行业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外部力量强加的或者是政府偏好的结果。由于中央银行的发展路径有很多，初始资本金所采取的形态也较为复杂。
如果中央银行从私有银行转变而来，其私有银行原来的资本金构成是影响现有资本金构成的重要因素，不管它是否是因为国家授权或没收(没收只是改变了所有权人而已)。而私有银行原来的初始资本金构成应该不是它自己所发行的银行券或货币，只可能是某种外部货币，如黄金、白银等，或者是先于它的银行所发行的、被普遍接受的内部货币，因为在它建立时还未发行自己的银行券或货币。如此类推，最早的银行的初始资本金构成只可能是外部货币。 　如果中央银行的发展走的是中国式道路，其建立之初的初始资本金构成(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外部货币或先于它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关键是，由于中央银行被赋予的强大力量和特殊地位，它一建立就能发行自己的新货币或统一发行原来的货币(统称为“新货币”)，而旧货币(包括外部货币)必然对新货币具有可赎回性，并且在新货币被广泛认可和流通时，旧货币也必须兑换成新货币。所以，中央银行是否拥有初始资本金的意义并不是很大。虽然为维护币值稳定，中央银行发行货币须具备一定的准备金，诸如以金、银、外汇、证券作发行准备的现金准备和以短期商业票据、财政短期库券、政府公债等为准备的保证准备。但是中央银行可更多地使用保证准备，如先用自己发行的纸币从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发行的公债，再以政府的公债作为准备发行纸币。
中央银行既然自己能发行货币，并且其货币即负债被社会公众和各商业银行作为资产和财富储备广泛接受，这样，它发行的基础货币对自己而言也就是资产和财富的代名词。它的收益和公积金也采用了自己发行的货币形式。这样，它发行的基础货币即自己无须清偿的负债成为其资产的来源。它的资产业务也就是通过基础货币对商业银行办理再贴现和再贷款、收购黄金和白银、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证券等。通过将基础货币投放到各领域，带动各种资产业务的发展从而形成自己的资产，中央银行就可以调整自己的资本构成。随着基础货币总额的增加，中央银行资产总额也跟着增加。
五、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投放量来调控经济基础货币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现实基础
东亚货币合作在近年来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东亚货币合作的根本目标，是以高度的经济一体化、紧密的政策协调、一致的政治承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货币联盟。然而，从目前的合作形式看，东亚国家距离实现这一长远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一)区域内贸易及经济开放度
一方面根据imf的统计数据，东亚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近年来不断提高，从1970年不到30％，发展到2003年已经超过了50％。可见，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依赖性很高，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将促使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也内在地要求东亚各国之间货币的相对稳定，为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的数据，由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东亚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很高，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文莱、柬埔寨，其开放度均在100％以上，新加坡甚至超过了200％。从2001年到2005年，东亚各国的开放度平均值高达129.88％，普遍高于2001年前的欧盟15国经济开放程度，这说明东亚各国对外部的贸易依赖程度很高，是具有吸引力的。
(二)东亚各国政策目标相似性
根据imf及adb的统计数据，对1987年～2004年东亚国家(地区)进行比较发现，1987年至今，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存在财政赤字，但就相对规模而言，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的财政赤字规模相对较小，财政政策倾向相对比较谨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近年来财政赤字水平较高。由于政府财政状况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倾向，财政赤字越高的国家，越依赖于对本国货币铸币税的控制，因此进行货币与汇率合作的成本越高。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来看，东亚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货币供应量也持续增长。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货币供给数量增长相对平缓，反映其经济发展相对成熟而宏观调控能力比较高。从利率水平看，经济开放度较高的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利率差幅最小，而金融开放度相对较低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利差则比较大，反映出不同国家货币政策取向，也为进行货币合作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困难。
综合上述诸项分析，可初步作出以下判断，东亚经济整体上无论是经济规模、各国政策目标，或是通货膨胀率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二、东亚货币合作中的障碍
(一)内部阻力
1、缺乏区域内的主导货币
欧盟在其成功时期是以德国、法国为核心主导国，以德国马克作为锚币来推动货币一体化进程，因此，不管是区域经济或是货币合作都是不能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的。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尚无法形成这样强有力的依托。日本虽是东亚经济和金融势力最强的国家，但由于经济衰退，加之由于二战中日本侵略给东亚各国造成的苦难，使其在东亚国家中缺乏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基础。这使得日本要成为核心国，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障碍。而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尽管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不贬值，但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体系，使得人民币难以成为锚币。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以区域内货币为核心展开货币合作存在一定困难。
2、政治障碍
欧洲货币合作实践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区域货币合作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与欧盟相比，东亚汇率协调的障碍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领土纠纷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为竞争对象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对待其二战期间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侵略灾难历史的态度。同时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也是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复杂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地区存在大量的领土、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争端。如日韩的“独(竹)岛”之争、中日的钓鱼岛之争等等，造成东亚地缘政治的复杂化。
(二)外部阻力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外部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东亚大部分国家与美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贸易为例，依据imf2005年贸易统计年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额的17.7％，菲律宾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17.3％，中国的这一比例也高达13.7％，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额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13.4％。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增强了美国对东亚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了东亚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而东亚货币合作的快速推进，毫无疑问会增强东亚货币的实力，这无疑会影响到美元在东亚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美国否定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就是例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构建思路
(一)推进区域内大国间的协调
经验表明，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关键性大国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在本地区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中，任何一国在目前条件下都难以单独承担这一责任。中国是本地区潜在的“市场提供者”，但金融领域相对薄弱。日本则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尤其是日本对东亚其它经济体均有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妨碍了日元发挥关键货币的作用。但作为发达国家，日本金融部门较中国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在此条件下，中、日两国若想通过单边努力推动乃至主导区域金融合作进程，都会面临很大困难；若两国在该领域产生竞争，则会产生更加不利于自身的结果。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或竞争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中国所能提供的巨大市场和日本的金融资源结合起来，恰恰能够满足其它东亚经济体对出口市场和储备资产的需求。因此，两国应当通过合作来共同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使其摆脱对“美元体制”的过度依赖。
(二)区域货币区(sub—clusters)的形成
由于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但可以先在东亚内部形成3个次级货币区，即依据地缘经济政治交往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中华货币区、东盟国家货币区和日元区。这些次级货币区将为进一步深化东亚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中华货币区
中华货币区是包含港澳和大陆的货币区。首先，香港和澳门已经具备了货币一体化的有利条件。从货币层面上看，由于澳门实行与港币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两地间的汇率相当平稳；从实物层面上看，两地的人均gdp相差不多，经济增长速度较为接近，经济结构都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两地的失业率也几乎相同，两地又都是高度开放的地区；从现实基础来看，两地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制度，这创造了两地货币统一的基础。
其次，人民币和港币正在逐步融合。由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在文化传统和地理位置等方面较为接近，两地的贸易和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目前大陆已成为香港首要的贸易伙伴，而在东亚地区，香港也已成为大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港币和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正逐渐形成，因此港币和人民币之间正在不断融合。
2、东盟国家货币区
东盟近年来经济趋同性越来越高，为区内货币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开始进行金融改革进程，重组金融体系，强化金融监管。东盟国家意识到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是抵御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东盟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东盟正在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2002年1月3日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大幅度降低关税(几乎所有的商品关税都降低到了0％－5％)。特别是东盟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比较接近和相似，实现较高层次的货币同盟更加容易。
3、日韩货币区
日本和韩国都是地区经济大国，地理位置接近。由于地缘优势以及它们分别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双方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1999年3月，两国共同发表了以《通向21世纪更紧密的日韩经济关系》为题的研究报告，日、韩双方都认为通过振兴两国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和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可以巩固双边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迈向21世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国必须尽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障碍，并同意在投资促进、税收条约、标准认证、知识产权和wto新一轮谈判等领域开展合作。2003年，两国正式开始建立双边fta谈判并争取尽早完成实质性谈判。2004年，日韩两国贸易总额达664亿美元。
(三)以平行货币推动次区域货币区的融合基础货币范文第4篇
该准则规定,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未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 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不确认损益。即该准则针对不同情况规定了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两种计价基础。因此, 计价基础的选择成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理的一大难点, 本文拟对公允价值计价基础的判断进行分析。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的判断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是新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计价基础使用公允价值的条件之一。企业应当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 判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根据换入资产的性质和换入企业经营活动的特征等, 换入资产与换入企业其他现有资产相结合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用, 从而导致换入企业受该换入资产影响产生的现金流量与换出资产明显不同, 表明该项资产交换具有商业性质。
根据新准则第4 条规定,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性质:
其一, 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通常包括下列情形:
(1) 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金额相同, 时间不同。此种情形是指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总额相同, 获得这些现金流量的风险相同, 但现金流量流入企业的时间明显不同。
(2) 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金额相同, 风险不同。此种情形是指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时间和总额相同, 但企业获得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3) 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相同, 金额不同。此种情形是指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总额相同, 预计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的时间跨度相同, 风险也相同, 但各年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存在明显差异。
其二, 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 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这种情况是指换入资产对换入企业的特定价值(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与换出资产存在明显差异。新准则所指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税后未来现金流量, 根据企业自身而不是市场参与者对资产特定风险的评价, 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加以确定。此外, 新准则还明确规定, 在确定非货币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 企业应当关注交易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关联方关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
二、换入(换出) 资产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判断
换入(换出) 资产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是新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计价基础使用公允价值的另一条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表明换入(换出) 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其一, 换入(换出) 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对于存在活跃市场的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 应当以该资产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
其二, 换入(换出) 资产本身不存在活跃市场, 但同类或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对于同类或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 应当以同类或类似资产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
其三, 换入(换出) 资产不存在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可比市场交易, 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该公允价值估计数的变动区间很小, 或者在公允价值估计数变动区间内, 各种用于确定公允价值估计数的概率能够合理确定的, 视为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在理解《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时, 应认真把握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几种情形和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的判断, 正确确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价基础。此外, 还应按新准则的规定计量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资产成本入账价值, 确认损益及恰当披露相关信息。基础货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倒逼特性；协整；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反应
货币供给属性之争是货币经济理论界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实际争论中，无论是货币供给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都将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作为其立论基础。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坚持货币供给“乘数机制”，认为货币供给是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实现的，是基础货币决定货币供给量。而内生性理论则相反，其货币供给机制可称之为“倒逼机制”，而货币供给量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最后一个环节。同时，在现实经济实践中，货币政策制订者都以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为依据而制订货币政策，故以基础货币供给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因此，研究一国的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尤其是基础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无论是对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一国现实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判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理论综述
目前，对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的理论研究都体现在货币供给属性的研究之中。现代主流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都体现出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Siney·S·Weintraub（1978）在论述其货币供给内生性时，基于工资加成的价格形成定理认为，货币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导致货币收入的增加，造成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下的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增加，假定货币流动速度不变，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充分就业和实际产出的增长，就必须增加货币供应。Nicholas·Kaldor（1982）在从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角度论述货币内生性时认为，虽然从形式看，现有的货币供应量都是从中央银行渠道出去的，但实质上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自主决定，是中央银行被动地适应公众货币需求的结果。这是因为公众的货币需求经常大量地表现为贷款需求，而银行贷款和货币供给量是紧密相关的，银行贷款的增减实际增减了现有货币供给量。Basil·J·Moore（1988）在论述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时，基于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三大法宝”，认为基础货币的投放取决于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
上述货币供给理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实际经济因素货币供给基础货币供给”的一般形式。可以看出在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中，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时，由于各国中央银行都把基础货币供给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从经济实践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倒逼”环节。
经验研究的程度取决于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基于当代货币供给内生理论，国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具体到最后“倒逼”环节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有限。其中比较有名的是Lombra、Torto（1973）以及Forman、Groves和Eicher（1985）的实证研究，他们证实了美国基础货币的变动是被动的和适应性的。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研究中，其“倒逼特性”只体现到实际经济因素对货币供给量的“倒逼”这一层次。然而，外生货币供给论者都将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立论基础：M·Friedman，A·Schwartsz（1963）、Phillips·Cagan（1965）、Jerry·L·Jordan（1969）、Albert·E·Burger（1971）等都分别从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决定货币供给量这一角度论述其货币供给外生性思想，并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因此，从这一角度说，我国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是不够彻底的，并不能从外生货币供给论的立论基础角度反驳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其实践意义也必然是有限的。
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实证研究必然涉及到实证研究路径的选择问题，而合理的路径选择取决于相关理论争鸣的焦点及其表现形式。因此，笔者将以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为主要变量，展开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环节的实证研究。
二、数据说明和计量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本文将通过对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之间计量关系的研究，以检验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问题。为了表述的全面性，文中将同时分别检验广义货币供给（M2）和狭义货币供给（M1）与基础货币（B）的关系。
由于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较大调整，因此，1997年以后的数据与以往的历史数据是不可比的。本文选取从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共35组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其中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月报。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其取对数值，得三个变量：LNB、LNM2、LNM1，分别代表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供给、狭义货币供给。实证检验过程如下：
（一）ADF检验
由于采用非平稳序列建立模型将很可能导致伪回归。故在分析时间序列问题时，进行单位根检验是必要的。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原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后得到的ADF统计量若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所检验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反之亦然。若为非平稳序列，则继续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以确定其单整阶数。本文采用麦金农临界值，对上述各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LNM2、LNM1、LNB都具有单位根，而其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为I（1）序列。
（二）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是指若干个单整阶数相同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为平稳序列，它可以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EG检验），分别对LNM2、LNB以及LNM1、LNB进行协整检验。
1、对LNB、LNM2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2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243+0.696LNM2
第二步：令
E2=LNB-2.243-0.696LNM2
对E2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E2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这样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表明LNB和LNM2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经过多次试验，删除不显著的滞后量，采用广义差分法得到方程如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2、对LNB、LNM1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1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803+0.708LNM1
第二步：令
E1=LNB-2.803-0.708LNM1
对E1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发现E1也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N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同样经过多次试验，删掉不显著的变量，我们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也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69）提出，如果由yt和xt滞后值所决定的yt的条件分布与仅由yt滞后值决定的条件分布相同，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非因果性；若加入xt滞后变量有助于改善yt的预测精度，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上述各货币供给对数序列两两配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8到2006年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M2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2的格兰杰原因；LNM1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1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货币供给体系存在明显的“倒逼机制”，具有显著的“倒逼”特性。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货币供应体系中，是广义货币供给以及狭义货币供给决定基础货币供给，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所认为的狭义货币供给通过乘数效应决定广义货币供给的外生货币供给思想。
（四）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本文通过对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揭示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过程。
1、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各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不仅可以对样本期间以外的因果关系检验,而且还将每个变量的单位增量分解为一定比例的自身原因和其他变量的贡献。笔者通过建立VAR（2）模型，进而得出方差分解结果。为了更形象地反映各变量贡献的变化趋势，文章用趋势图给出（见图1和图2）：
从图1可以看出，从第三期开始，广义货币供给（LNM2）对基础货币供给（LNB）的影响持续、显著地增大，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持续地明显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从第一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作用就显著地增强，在第十二期就占到基础货币供给预测误差的50%，并且之后依然持续增强其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是相反的。
2、脉冲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试图描述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的，并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脉冲反应函数来分析LNB对LNM1、LNM的动态冲击的反应。
从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期基础货币（LNB）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供应量增加了约0.042左右，但影响的时间不长，到第四期就回到原来的水平，以后一直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微弱负值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而广义货币供给虽然在第二期对基础货币有一个微弱的负向影响，但很快从第三期开始就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较强正值影响着基础货币的供给。这与上述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吻合的。并且广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有较强的决定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其基本结构与图1相似，第一期基础货币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起反应，但很快就回复到一个持续、稳定微弱的负值影响；从第二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LNM1）就以一个较强的正向值作用于基础货币供给，并且之后以一个较大正值持续稳定地作用于基础货币的供给。而且与图3中不同的是，狭义货币供给并没出现任何对基础货币供给的负向作用，这应是狭义货币比广义货币具有更强流动性的缘故。
三、结论
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供给（对数）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发现，各层次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具有持续的、显著的决定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在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的长期均衡关系上，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都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我国的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点，主流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外生货币供给理论都是认可的。
第二，从货币供给和基础货币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看，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变化都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表明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存在显著的“倒逼”特性，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者所长期坚持的由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决定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思想。
第三，通过方差分解分析，识别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变动的动态影响过程。方差分解的估计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在长期和短期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非常显著而持续的，“倒逼”特性非常明显。
第四，通过估计VAR模型的冲击反应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发现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冲击效果是持续而稳定的。估计结果不仅再次验证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倒逼”特性，而且具体描述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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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盛松成等.现代货币经济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宁咏.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现代货币金融学说》作业1、2、3、4参考答案作业1一、名词解释1．萨伊定律：萨伊认为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其价值只在于能用以购买商品，所以卖出商品得到货币不应该长期保存而是用以购买他物，因此，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2．信用创造论：银行的功能是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能够运用其所接受的存款进行放款，且能用放款的办法创造存款，所以银行的资产业务决定负债业务。银行通过信用创造，能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3．有效需求：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价格就是全体资本家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时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预期总收入，它等于正常利润与生产成本之和；总需求价格是指全体资本家提供一定就业量时，预期社会上购买他们产品所愿意支付的总价格。4．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财富这样一种心理因素。5．流动性陷阱：当利率降至一定的低水平时，因利息收入太低，致使几乎每个人都宁愿持有现金，而不愿持有债务票据。此时金融当局对利率无法控制。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货币需求就脱离了利率的递减函数这一轨迹，流动偏好的绝对性使货币需求变得无限大，失去了利率弹性，此时就陷入了流动性陷阱。6．社会政策：由新剑桥学派提出，是一种改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使之合理化和均等化的政策，用以治理通货膨胀。7．半通货膨胀：在达到充分就业分界点之前，货币数量增加不具有十足的通货膨胀性，而是一方面增加就业量和产量，另一方面也使物价逐渐上涨，但其幅度小于货币量的增加，这种情况凯恩斯称之为半通货膨胀。8．自然利率：借贷资本之间的需求与储蓄的供给恰好相等时的利率，从而大致相当于新形成的资本的预期收益率的利率。9．交易动机：是指人们为了应付日常的商品交易而需要持有货币的动机。10．投机动机：是指人们根据对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测，需要持有货币以便满足从中投机获利的动机。二、单选题1.A2.B3.B4.A5.A6.B7.B8.A9.A10.D11.B12.D上一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