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观点 / 正文关于经济学中“货币本质”问题的探讨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周子衡
发布日期：2023-02-20 09:37
　　所谓“货币本质”问题，不是由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并非出自经济学范畴，也未被纳入货币理论体系中来。与投资、消费、资本、劳动等诸多基础经济问题一样，货币经济理论只是定义货币概念、计量货币运行，量化分析货币活动，而不触及其所谓的“本质”，既无须刻意作答，也谈不上去伪存真，更未尝有货币本质上的共识。因此，经济研究本无所谓“货币本质”问题。　　“莫须有”的货币本质问题　　货币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提法，但未能以其抽象性而成为货币学说的“原问题”，货币理论研究也从未以其作为立足点或出发点。虽如此，经济学人仍不时地跳脱学术领域的羁绊，去抽象地思考并力图穷尽货币的本质问题。并非经济学人更善于此作跨学科探索，而恰恰佐证了仅凭既有货币经济分析的框架体系不足以揭示无穷无尽的货币变化。　　在西方，不同于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经济学的发生、成熟与发达较为晚近，未曾以“起源”或“本质”等概念逻辑建构立说。在东方，虽对货币功用及发生来源未曾有完备的理解，但也未纠结于抽象地定义货币，更未设定并回答“货币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立足抽象的货币定义，以预设货币本质为标准，反诸于解析具体的货币现象，裁定新生的货币事实，不免徒生焦虑，甚至坠入误区。　　“命名”与“定义”货币的差异　　历史上，货币只是被“命名”，而未曾获其“定义”。　　针对具体货币对象的“命名”，并无繁难，而涵及所有货币类别或实物的抽象“定义”，则十分困难。所谓货币、通货、钱币、纸币、法币，诸如此类的泛称，或来自具体的货币命名，或长期惯成的统称，仍属命名，而非定义。　　近三个世纪以来，银行货币渐成经济体系中主要甚至唯一的货币来源，其间，过往各种各样货币命名也仅以货币单位的名称保留下来。至于文化层面的货币活动，仍大体保其传统，未能左右经济意义上的货币活动。银行货币实践深化了货币的理论认识，发展出高度体系化的货币经济理论，但其货币“定义”实则局限于银行货币部分，仍自觉不自觉地大体沿袭了命名货币而不作定义的通例或成案，学术上的货币概念远未成熟。　　银行时代，泛称为“货币（Money）”者，实则都是基于银行账户体系的“银行货币”。有着不同发行者的各银行货币，其相互间的兑换与流通也极为畅便，然则统称为“通货（Currency）”。以《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及《新帕尔格雷夫金融学大辞典》为例，并不存在“货币”（Money）词条，而仅出现了“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一词，且行文数千字，旨在描述与解释，根本无所谓概念定义可言。“通货”（Currency）部分则给出了简白的列举——“通货，包含票据（Notes）与硬币（Coin）”。　　货币的命名或与定义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命名货币——仅对已有的货币冠以名称或作出描述或解释而已；定义货币——意味着凡符合其定义者，即可确定为“货币”，近乎“预设”了货币判定的标准。谁来预设、预判货币成立与否？何来此种需要？其标准或依据何在？经济学理论体系根植于“事实”，货币经济理论研究所限在于实际发生的货币现象及其事实。如果就超出事实或现象的部分做研究，即在假定条件下进行“推导或推论”，那么货币定义是否应作为某种推导或推论下的产物？迄今为止，尚看不到此种学术趋向。　　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货币、商品、信用、资本、劳动、土地……大体均围绕着现实而言，相互之间并不会有概念上的歧义。因此，经济学对其货币研究的具体对象是明确的，但尚未能跨越时空局限，抽象定义“货币”，未给予广泛的货币现象或事实以明确的定义。　　通过命名与列举的方式，经济社会及其研究者可描述出其所处各时期的货币事实的整体状况。进入银行货币时代，也未因定义货币或解答货币本质等问题而生困惑。货币究竟是什么？这仍只是一道思考题……　　从银行货币到数字货币　　当前，经济学家与货币学者们认为，经济意义上的货币范围盖指所谓的“银行货币”，事实层面上主要涉及银行账户货币及流通中的票据（含纸币）和硬币。　　问题是，银行货币时代货币事实的复杂性渐渐超出了以往各个时期——钱币学时代看得见摸得着的通货极度萎缩掉了，即便是银行纸币与硬币也大不同于过往；尤其在电子支付大行其道后，经济社会中的大众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货币“沦为数字符号”般抽象难以感知，也似乎与铸币时代货币价值的物理实感相去甚远。　　随着数字经济到来，数字支付无所不在、数字决策无时不在，货币的数理感知超出了以往的货币认知。此外，加密币、稳定币、数字币、数字代币、非同质化代币（NFT）等新鲜概念频出，或已令人无所适从，不得不求助于抽象地定义货币及其本质。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吗？　　商品、货物、土地及劳动等以货币计价，并将计价结果记入账目，这一系列活动旨在标准化或量化相应的经济活动，由此创造出或选择了计量单位——unit of account。自此，经济社会开启了货币化及其不断演进、深化与拓展的历史进程，是为货币历史的发生。　　虽然计量的需求或来自“交换”或“分配”等需要，提供了“动机”或“目的”，但是交换或分配活动并不必然派生出货币计量的标准单位。因此，不应当将货币计量无端地指定为信用关系。货币计量的发明与运行，旨在量化经济活动。量化需求有其动机及针对性，也包括物的功用与属性，不应一概限定为人际关系，也无从认定货币计量乃至货币计账单位的选择是某种信用活动，更无从判定货币计量折射出的一定是所谓的“信用关系”。有如计量一头猪与两只羊间的（货币）差额，所为在于物与物间的量化比较，而无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的发生。　　“货币本质是信用关系”，这一判定不适于货币计量。那么其适用于货币支付吗？货币支付与信用支付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排斥。信用发生恰恰意味着没有发生货币给付。即便货币本质是信用关系，仍旧不能认定每一笔货币支付都是信用安排，都映射出信用关系。因此，将货币支付与信用活动画上等号是逻辑不通的。　　所谓货币本质即信用关系，不得从货币计量或货币支付中获得支持，那么只有从货币发行中找依据了。货币史上，并非所有货币发行都是信用发行，且各有成败。单以信用发行为据，不免以偏概全。退而求其次，仅就银行货币或法币而言，货币本质是否可以确定为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答案是否定的。信用发行中的信用，是一种外在的强制保证，仍不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　　发行者保证发行货币的可流通性或可接受度。该保证是法律或政治意义上的，而非经济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信用”并非所谓的“价值”保证，而是“（强制）流通”保证。这也就是法币的原则或效力所在，依法流通，而非所谓的据其价值而流通。货币的信用发行本质是强制流通，也无从必然相应催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更非一定派生出信用流通，也常有其失败的案例发生。　　总之，所谓货币本质问题，理论上莫须有，现实思考或有其裨益，但也无须强求答案。理论终归是灰色的，而货币生命之树常青。　　（作者为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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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20年，回望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概有五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十年前想不到的。过去十年的五个意外第一，中国的GDP增速从2009年的9.4%，逐渐下降到了去年的6.1%。当然对于这个事实，可以有悲观和乐观的两种解释。一方面，中国经济并没有像乐观者所预言的，在过去十年里仍然保持7-8%的增速。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像悲观者所预言的，遭遇到“硬着陆”。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表现仍然出色。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也从2009年的8.5%，上升到了去年的16.3%。第二，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从2009年的141%上升到了2019年的245%（社科院数据）。这个事实，同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十年前的乐观者恐怕不会想到，中国经济将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加杠杆。但一方面，悲观者恐怕也不会想到，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加杠杆，却没有发生任何接近债务危机的事件。第三，房价的迅速上升。十年前楼市空头，在一轮轮的房价上涨后，早已销声匿迹。而调控楼市，不论是十年前还是现在，对于政府而言都是极其困难，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第四，上证指数和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上涨。这个结果，恐怕是十年前的股市多头万万没想到的。但正如许多市场人士指出的，大盘十年不涨掩盖了市场内部的波澜壮阔。在银行、能源等行业长期低迷的同时，消费、科技等行业在过去十年中表现优异。第五，移动通信发展神速。2010年6月发布的iPhone 4，标志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从微博微信到抖音B站，移动通信在过去十年中，深刻地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从淘宝到美团，电商的渗透率也在过去十年中大幅提升。MMT的黄金十年如果说还有一点想不到，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从十年前的默默无闻，到今天在政界和金融市场上都拥有了大批拥趸。这倒不是因为MMT的理论本身有多强大，事实上这些理论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MMT在政界成为热门话题，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贫富差距加速扩大，MMT主张通过政府赤字来达到充分就业，受到西方许多左翼人士的追捧。而在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则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MMT的预测能力比主流理论要好很多。过去十年，MMT的一系列预测，如政府赤字不会导致利率上升，以及货币宽松不会导致通胀上升，都是事前争议巨大，但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为什么MMT的预测能力如此强大呢？在笔者看来，MMT有两个主要的理论来源：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以及凯恩斯理论。MMT大多数惊世骇俗的政策主张来自前者，而它的预测能力则主要来自后者。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凯恩斯理论诞生的上世纪30年代，和过去十年的全球经济环境非常相似。过去十年全球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效需求长期不足，而结果就是“三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至于有效需求为什么会长期不足，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家庭和企业都要去杠杆，导致需求不足。第二种解释是，人口逐渐老龄化，人口红利消退。第三种解释是，由于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富人有钱不花，而穷人没钱花，所以需求不足。第四种解释干脆说，有效需求不足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才需要特别解释。至于这四种解释哪一个是正确的，恐怕没人知道。社会经济的大时代，决定了不同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经济理论的本质是机制解释，或者说通过某种机制，来解释经济现象。现实中存在许多机制，哪种机制起主导作用，取决于大的宏观环境。不同年代诞生的经济理论，为了解释所在时代的现象，就会强调不同的机制。比如说，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有效需求相对充裕。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主流经济理论，就会强调政府赤字会推高利率，从而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应的机制。相比之下，MMT就会强调政府赤字会压低利率，从而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入”效应的机制。有效需求充裕的时代，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利率，就能使经济摆脱过热或过冷的状态，所以主流理论就会以货币政策为主导，相对轻视财政政策的作用。但在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的时候，像上世纪30年代和过去十年，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就会很明显，像现在许多国家已经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了，经济还是起不来，所以MMT的政策框架就会以财政政策为主导。对于学术界而言，机制解释的精确性和可积累性是最重要的，所以主流学派对MMT最多的批评就是缺少数学模型。但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模糊的正确远远大于精确的错误。而预测的正确，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起主导作用的机制。过去十年的全球经济，就是一个低通胀低利率的环境。这时MMT强调的机制就会变得更重要，而它的预测能力和主流理论相比也会好很多。也要看到，MMT的预测能力来自于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的时代背景。一旦全球经济脱离了低增长低通胀的环境，MMT的预测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另外，MMT很像一个非主流理论的大杂烩，其中有一些观点，的确为我们理解和预测经济提供了有用的视角，但不能因此就全盘接受其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需要采取个别观点个别分析，而不是贴标签的做法。像近期热议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其理论基础来自MMT中的货币国定论，而MMT的预测能力则主要来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凯恩斯理论。从MMT看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正是适合MMT的环境。全球经济的长期有效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中国经济为什么仍然有相对出色的表现呢？MMT对于财政政策的重视，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视角。相比主流理论，MMT更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并着力于打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隔。在MMT看来，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货币政策的失效，不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而是由于实体经济缺乏融资需求。这时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在需求不足的时候人为创造需求。MMT的很大一部分理论，都是在论证政府在财政上的约束，比通常认为的要小很多。而且, MMT认为财政政策不应追求预算平衡，而应追求整个经济的充分就业，也就是所谓“功能财政“。MMT的问题意识，来自西方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立的制度，以及在主流理论的桎梏下，财政宽松远远滞后于货币宽松的现实。而在我国，打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藩篱，远远比西方主要经济体要容易。原因在于我国的宏观管理的核心，不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分立，而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金融集权”。财政支出特别是基建，主要由地方政府来做，而金融资源则主要受中央政府控制。本世纪发展起来的“土地财政“也是如此，大多数房地产政策由地方政府制订和执行，”一城一策“，但对于房地产最重要的金融政策，像首付比率、房贷利率等，则是由央行来决定。这样的制度安排，既保留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和手段，中央又通过控制金融制约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和预算软约束。但在必要的时候，也能够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从而实现了MMT所强调的财政扩张。不论是08年的“四万亿”，还是之后几次稍小规模的经济刺激，无不如此。像2012年夏天放松对融资平台的监管，使基建投资迅速回升。以及2015年3.30三部委地产新政，使房地产市场触底回升。过去几年来自央行的PSL贷款，大力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棚改进程。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经济之能够避免硬着陆，一大原因就在于财政能够有效扩张。而西方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欧元区，却一直都存在财政政策远远滞后于货币政策的问题。从MMT看关于债务问题的争论过去十年中，国内外对债务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对此MMT也能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当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私人部门就会存在过剩储蓄。在MMT看来，这时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吸收私人部门的过剩储蓄。二是容忍经济不断下滑，最终通过更低的收入水平，来降低储蓄水平，从而消灭过剩储蓄。但第二种情况下，经济下滑会令人们更加悲观，从而更加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导致出现恶性循环。人们对杠杆率的一大担忧，就是债务风险。在MMT看来，以主权货币发行的政府债务，永远不会违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债务的主体，也就是国企、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或多或少都是广义上的政府债务，而且是以人民币发行的内债。再加上主要借款人主要是国有银行，可以通过地方债置换、企业债转股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所以债务风险是不大的。许多人也有一个疑问，中国继续加杠杆的空间还有多大？在MMT看来，政府并不能无限加杠杆，但政府加杠杆的真正约束，不是预算约束或者违约风险，而在于资源约束和外部约束，也就是通胀和汇率。过去十年全球出于低通胀的环境，再加上我国有巨额外储和资本管制可以稳住汇率，所以通胀和汇率没有构成加杠杆的实质约束，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杠杆率上升很快，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原因。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必然的，如果通胀重来，或者资本管制的放松，都会降低我国加杠杆的空间，增加债务风险。在有效需求长期不足，而且债务风险很小的情况下，我国通过加杠杆，成功地避免了经济陷入下降漩涡。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同意需要为“四万亿”正名。但是，笔者不同意MMT关于政府债务是“免费午餐“的说法。不发生债务危机，不代表高杠杆率就没有成本。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财政主导下的资本配置效率不高，而且将越来越低。第二，不论是基建还是地产，都和土地市场密切相关，这就使得房价调控很难持续，而高房价将导致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财富差距的扩大。第三，增加了对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路径依赖，导致在土地和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正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解释过去十年的五个意外现在，就可以来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几个意外。第一，经济增速的下滑，一方面在于过去十年全球就是处于低增长的环境。而我国占全球经济占比的上升，原因在于“金融集权，财政分权“下，在必要时能够进行财政扩张。第二，债务上升，在于需要通过政府赤字来吸收私人部门的过剩储蓄。在这个意义上，不应该把上升的杠杆率全然看成坏事。更准确的说，高债务更像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问题本身，真正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第三，房价的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是“金融集权，财政分权“的核心，导致地产调控很难持续太久。由此而来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又加剧土地供需错配，导致一、二线城市土地供不应求，进一步推高了当地的房价。第四，上证指数十年不涨，原因在于不断上升的杠杆率，使投资者长期怀疑银行的资产质量。而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导致传统重工业和能源行业的表现长期低迷。但逆周期的宏观政策，也使得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速，从而为消费提供了支撑。第五，科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也和宏观经济密不可分。过去十年低增长低利率的宏观环境，导致大量资金流入科技领域，造就了大批独角兽公司，也加速了科技应用于生活的进程。而财政扩张带来的大量投资，使我国的基础设施突飞猛进，是电商和科技产业链起飞的重要原因。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经济问题MMT的一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十年很有启发。而展望未来十年，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接下来将是一个继续低通胀的时代，还是高通胀的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决定许多事情，包括主流理论和MMT的预测能力孰优孰劣。从前文提到的人口结构、财富分配，以及历史常态来看，低通胀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但历史也不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意外。（作者为胡伟俊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