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的货币需求相差甚远，从计划经济转让向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制度的变迁，更是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进而影响不同经济主体的持币动机，并对货币需求的变化起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制度变迁和模式改变作为一个潜在且关键的解释变量影响着货币需求。此外，对货币需求的分析是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以及进行具体操作的重要依据。在我国向市场体制转轨且金融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货币属性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交易媒介功能转向多功能并存。01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货币需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学习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在顶层设计上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在该体制的约束下，政府将计划手段运用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并对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和产品进行高度集中的管控，价格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物价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商品被明确划分为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其中的消费资料主要用于流通，而生产资料则不参与流通，主要用于计划调拨。考虑到计划经济的特殊属性，这一阶段的商品流通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显著特征，即由政府部门统一计划，由国营企业统一经营和管理，使得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表现为交易性需求。首先，对居民而言，其货币需求主要是围绕日常生活所需的交易需求，没有金融市场和非货币金融资产，少量的货币储蓄也主要用于预防性目的而不是用于投资。其次，对企业而言，其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受政府部门统一管控而无法自主决定，对货币的需求仅限于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金，而对于预防性和资产性的货币需求甚少。此外，当时我国尚未对外开放，所以货币需求并未受到外汇因素以及国外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影响。在货币需求主要由商品流通所决定的时代，货币需求与商品供给之间存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我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8:1经验公式由此产生。该公式根据正常年份的货币流通量，运用倒推法，首先计算出正常年份的货币流通速度，然后根据公式即可计算出预期的货币需要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这一经验公式也随之失去了其实用价值和应用意义。02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我国的货币需求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制度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体制，市场供求状况逐渐改善，对不同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选择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体制革新引起的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价格双轨改革引起的物价水平的上升、国民收入向个人的倾斜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变革引发的不确定预期，大幅度增加了我国的货币需求总量，从而改变了我国的货币需求结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转向市场经济，利率、汇率、规模等变量对宏观经济和微观行为主体的影响也逐步增强。伴随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发展，货币的职能也重新复归。体制改革对居民货币需求的影响从货币的交易性需求来看，在经济体制深化转型的背景下，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家庭经济功能显著增强，而这也极大地扩增了交易性货币需求规模。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国企的改制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使得其家庭收入呈现出大规模攀升的趋势，实际收入跨越式增长，这也使得个体家庭在满足日常消费的交易性需求基础上，增加了居民个人储蓄量。从货币的预防性需求来看，由于居民对未来的收支结构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担忧，在新体制下以预防性为目的的个人货币需求偏好逐渐增强，居民更倾向于进行预防性储蓄以便应对突发性支出。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制也相应转向市场化，一方面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和增加货币工资用于支付部分医疗、失业和养老等费用；另一方面，政府还引入了商业性的保险制度，居民通过购买商业性保险产品来增加保险系数和安全感。社会保障体制的社会化改革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也增加了居民对预防性货币的需求。从货币的投资性需求来看，在投资方面，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闲暇资金的增加以及金融意识的逐步增强，金融为居民提供了更丰富的资产选择，货币的资产性需求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居民增加了投资组合选择，资产负债结构也日益丰富。因此，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居民货币需求量激增。此外，随着社会财富逐步向国民集聚，国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提升，对货币预防性和投资性的动机加深。正因如此，个人货币需求逐步从外生货币供给逐步向内生机制转变。企业改革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和原材料均在地方政府的统一调配下得以分配；而企业的现金也主要用于办公经费等零星支出，整体货币需求量较小，且表现形式较为单一。1983年，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开始实施，货币不再表现为中性的，企业的货币需求随之大幅增加。从交易性需求的角度来看，“放权让利”的目的在于将原本企业手中“大一统”的管理权下放到企业手中。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市场化为目标的体制机制、运营经营成为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致使企业对于生产性运营资金的需求与日扩增，原本按计划以物资调拨为主转变为通过市场进行商品化交易，大量的产销活动都要借助货币进行交易，即企业在日常经营中面临的交易性货币需求增加。从预防性需求的角度来看，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剧增，因此为了有效应对市场风险，同时企业对于生产性运营资金存在较大的需求，需要持有预防性资金以备不时之需，即企业在应对不确定时面临的预防性货币需求增加。从资产性需求的角度来看，企业空余可支配收入增加，并逐渐开始持有债券与实物资产，而期间的货币需求也随着利率、证券收益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等各种市场因素的变动而不断受到影响。随着企业银行存款迅速增多，加上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大多数企业选择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以增加市场占有率的粗放型经营模式，企业的投资欲望变得十分强烈。但在渐进式改革对企业放权让利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约束机制，货币需求的约束条件严重软化，导致扩张投资成为企业的普遍选择，因此这种缺乏成本与风险约束的投资规模盲目扩大，对货币产生了大量的非理性需求，造成企业商业信用活动中的违约拖欠现象日益严重，导致了改革以来的数次通货膨胀。由此可见，经济的释能与政府的放权虽然极大促进了市场的自主性以及货币的需求量，由此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货币需求的无节制扩大会带来负面效应，企业的超常货币需求极有可能导致三角债等现象日益严重。因此，如何把握企业货币需求均衡十分重要。体制改革对政府货币需求的影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居民和企业的货币需求基本由自主决定，政府参与直接生产经营活动的程度大幅削弱，这意味着货币需求不再受政府的统一支配与强制安排，而是基于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影响而变动。同时，在转型经济体制下，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由计划者转变为参与者，会产生诸如职能性、行政性等货币需求动机。通常情况下，当政府财政赤字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扩充财库，政府会产生扩张性货币需求动机，从而加大对税收政策的调控力度，强迫性征收部分税收，以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仅如此，政府还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支出，以合理控制经济走势。扩张性需求动机会通过货币流通作用于不同的经济领域，如果政府的作用方向是商业领域，那么商品市场的产品价格深受影响；如果政府的作用方向是金融领域，那么金融市场的价格则遭受波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短缺制约，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向国家倾斜，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物价与泛福利并存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在对企业放权让利的过程中，国家放松了工资福利方面的管制，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加之工资制度的货币化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引入，居民部门收入大幅跃升，个人货币需求也随之日益扩大，逐渐成为货币需求的主体。不仅交易性、预防性的货币需求与收入同方向增长，而且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兼备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证券资产相对缺乏，居民最理性的资产选择仍然是持有货币性资产，致使居民的货币需求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价格体制改革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价格体制改革使政府放松对价格的管制，价格在经济活动中开始发挥调节作用，使得交易性货币需求大幅增加。2020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2.3，2020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2019年上涨2.5%。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价格水平也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