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北京经济增速逐渐好于全国增速。目前，本市已形成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其中，中关村示范区一枝独秀，收入占比近六成。在上周六于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北京经济论坛上，多位专家齐聚分析北京宏观经济形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在论坛上发布了2019北京市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在总体经济运行方面，北京经济稳中求进，经济增速从2018年及2019年第一季度与全国经济增速持平后，表现逐渐好于全国增速。具体来看，北京市与全国一、二、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6.4%、6.3%、6.2%和6.4%、6.2%、6.0%。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物价方面，北京2019年前三个季度物价指数小幅温和上涨，同比上涨2.1%，经济运行实现了良好的稳增长态势。2019年11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2%，低于全国同比上涨4.5%的水平。从不同产业看，2019年北京第二产业增速放缓，第三产业强势增长。新兴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主力。在新兴产业聚集方面，王晋斌分析，北京已逐步形成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金融街、北京商务中心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临空经济区和奥林匹克中心区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产业集聚是现阶段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更是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政策抓手。具体数据来看，2019年1至3季度，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实现总收入64310.8亿元，其中，中关村示范区一枝独秀，实现收入42738.1亿元，占比58%。具体分析六大功能区运行情况，收入增速方面，中关村示范区、金融街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三个发展模式成熟功能区收入增速更快；在入驻企业数量方面，2019年前三季度只有北京商务中心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小幅增长，其他四个功能区单位数维持稳定，这主要源于北京2019年“减量”发展的工作重点。值得一提的是，中关村示范区已成为中国数据资源和大数据企业最为密集的地区，中关村大数据企业已达1600余家，产业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有效授权专利5800余件，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主要集中在海淀区和朝阳区。2019年度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中，中关村企业有22家，占全国的44%，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2020年5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通过线上直播方式成功举办北京经济论坛（总第3期）“北京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处于复工复产关键过渡期的北京新经济”。首发院副院长、经济学院张杰教授在主旨报告中深度分析了北京2020年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形势，解读了北京经济全面复苏和高质量发展模式形成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问题。以下为演讲实录：一、北京2020年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北京第一季度GDP增速同比下滑6.6%，与全国和其他重点城市的情况不太一样。第一季度的数据说明两方面问题：第一，类似于深圳这样以出口为导向的城市，受到全球新冠疫情负面冲击比较大；第二，北京严防严控的政策并没有对北京宏观经济带来额外的负面冲击。北京第一季度工业部门增加值降幅显著，但是3月份降幅大幅度收窄。抗疫相关制造业领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20年地区季度，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4.7%，降幅比1到2月份收窄1.5个百分点。相比全国层面一季度工业增加值8.5%的降幅，显得下滑趋势较为突出。但是与上海地区一季度工业增加值17.4%的降幅，北京的降幅比较小。北京四大支柱产业的增加值呈现“1升3降”的现象。3月份支柱产业增加值增速均呈现好转的态势。我们看一季度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了5.9%，电力行业下降1.4%，医药行业下降了5.3%，汽车行业下降30.2%，其下降是全球的趋势。北京的高精尖产业复苏的态势更为明显，后续恢复的态势加快。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下降4.2%和10.4%。第三产业部门受全球新冠疫情负面冲击比较大，恢复周期需要一段时间，整体向好的状态基本可期。互联网经济显示一定的发展活力。2020年北京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4.8%。同期，全国层面下降5.2%，上海地区下降2.7%，杭州地区下降1.1%，深圳地区下降1.8%。因为北京是全国服务业占比最高的城市，所以北京服务业比上海、杭州、深圳下滑的态势更明显，呈现这样负面增长态势跟北京产业结构是相关的。第三产业中，行业分化明显。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分别增长了5.5%和3.5%，教育行业增长1.8%。科技服务业、商业服务业、文体娱乐业均呈现两位数幅度下滑。1到2月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收入增长9.6%，带动信息服务业保持增势；互联网广告企业收入增长9.9%，拥有电子商务平台的规模以上教育业企业收入增长58.2%，对稳定北京服务业和稳定北京居民收入起很好的拉动作用。北京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受冲击影响效应比较大，但3月份降幅呈现明显收窄态势，高精尖产业领域的投资增速呈现出相对较好态势。一季度，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同比下降7.1%，降幅比1到2月份收窄12.8个百分点。对比来看，全国同比下降16.1%，深圳同比下降16.1%，上海下降9.3%，杭州市下降6.0%，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北京受到冲击相对比较小，后续发展能力比较强。分领域看，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也下滑，但有一个亮点，民间投资增长了4.6%。并且高技术产业和高精尖产业体系投资增长比较快。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在电子、医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46.1%和12.9%。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投资增长了1.4倍。北京市场消费在全球疫情冲击下呈现较大幅度下滑态势，特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受冲击更大。但消费领域的新模式新业态发展良好。一季度，北京市场总消费同比下降12.5%，服务业消费额下降了4.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21.5%。这主要是因为住宿餐饮业零售额下降了48.4%，并且3月份降幅比1到2月份扩大了8.6个百分点。百货传统业零售额均下降3成以上，汽车、石油制品和家用电器分别下降47.9%、42.5%和31.5%，降幅比1到2月份都有不同程度扩大，下滑程度比较明显。北京市居民收入增长的趋势放缓，凸显疫情冲击对北京地区就业和收入问题所造成的重大影响，迫切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解决。一季度，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7%，比上年同期回落3.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其实际增长0.9%，其中工资性收入4.9%，是北京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主导因素。北京与全国差别在于，受到冲击的群体的收入暂时减少，工资性收入是主导性因素。与上海地区相比，一季度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增长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上增速为1.5%。杭州地区相比，一季度杭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1.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1%。北京工资跟上海相比没有明显优势，但是和杭州相比，北京的下滑幅度并没有太明显，由此可以看出它是相当可控的。北京CPI上涨明显，其中，食品类和医疗保健类商品和劳务是价格上涨主导因素。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8%，高于上年同期2个百分点，比1到2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13.1%，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9.7%。北京和上海相比，上海是3.4个百分点，比上海略高一点。在遭受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的翘尾、新冠疫情冲击以及上年同期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效应下，2020年一季度北京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1.0%，降幅较2月份扩大4.5个百分点，同期税收收入下降14.4%，降幅呈现扩大的趋势。全国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上海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1.3%，北京下降11.0%。和全国以及其他地区相比的话，北京并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因此不要对北京公共收入下滑有过分担心。这是普遍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北京出口呈现正增长的态势，其后续能力值得关注，核心在于民营企业出口能力严重不足。一季度，北京地区（包含中央在京单位）进出口较去年同期下降6.2%，其中，进口下降8.4%，出口增长4.4%。3月份，北京地区出口下降了2.3%，我们有理由担心北京地区的出口量是否可持续。北京的两大核心支撑产业值得高度关注。北京第一大产业是金融业，这次新冠疫情冲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支撑作用。北京金融业呈现逆势增长，金融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5.5%，金融业增加值一季度高达22.5%，并且对整个北京的税收收入起着压舱石的作用。一季度北京金融业实现地方财政同比增长8.4%，占全市财政收入19.4%。另外高精尖产业体系复苏节奏相对较快，彰显出特定的经济恢复能力和维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韧性和稳定性。一季度北京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4.2%和10.4%，降幅比1到2月份收窄4.1个百分点和4.4个百分点，整个收窄幅度明显好于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水平。二、对北京经济全面复苏过程中暴露出的重大问题与战略判断北京是经济受到冲击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后期的经济恢复能力业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业“伤害”最深。因为大部分的服务业，无论是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都需要人的面对面的交流服务。北京的服务业2019年GDP占比达83.52%，，高于上海的72.7%。所以服务业比重越大的城市在此轮新冠疫情受伤就越重。这也是北京经济下滑原因。面对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坚定不移的国家发展战略，即便面临全球新冠疫情的重大冲击，北京经济不仅不能拖后腿，还要起到领头羊和中流砥柱的作用。北京2020年GDP实际增速应该设在3.5%到4.5%之间。经过我们和北京各界的艰苦努力，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这是因为北京市的经济增长有如下独特的支撑点：一是主导产业金融业的逆转增长态势；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全面建设加快，带来大量的投资；三是利用全面部署高精尖制造业体系的建设；四是新基建的着力建设，特别是启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核心的北京特色新基建项目。将基础研究占北京全社会R&D经费支出比重由12%提高到15%以上，长期目标可设定在30%以上。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其在社会GDP的比重，至少要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5%以上，长期来看应超过30%。逆势加大对这些基础研究的投入，实现北京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任务。消费恢复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内北京GDP增速的恢复能力。此次经济的下滑，主要一是第三产业传统服务业部门遭受了重大冲击；二是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优势产业受到的冲击；三是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受到的冲击；四是至少200多万的高校学生无法返校，对北京消费贡献为零；五是各种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外地人员不能及其返岗。北京必须要采取有利消费和投资刺激一揽子政策，强力恢复消费能力，率先形成需求和供给良性互动格局。同时，不要太在乎短期内北京政府的税收收入不足和政府财政收支逆差问题。此轮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必然会对北京财政收支平衡造成影响，急剧扩大政府财政逆差。北京把发展思路主导产业做好的话，今后的税收不是问题，因此不要太过于担心税收问题。北京市税收有两个源泉，一个是金融业，第二是高精尖制造业体系。金融业已经为北京贡献了很大的税收收入，达到40%以上。而北京的高精尖制造业体系还没有发展起来。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北京能够把高精尖制造业体系发展起来，税收便不成问题所以，只要北京把产业发展起来，双轮驱动做好，面临短期的财政问题可以采取中央对北京财政专项扶持计划，大力发行首都建设专项债，以及北京城市副中心专项债，解决短期的资金问题。此外，北京还要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不仅仅是将北京定位为全球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策源地。更应该将北京定位为中国本土跨国企业研发和关键核心产业生产的发源地、重点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和核心生产基地布局的集聚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瞻性研究基地和重点生产基地。而本土跨国企业一定是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具有全球领先力的，能够持续研发的高科技企业，恰好完全符合北京地区的综合优势和发展的地位。如果北京有三家华为这样的企业，税收根本不是问题了。在此轮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北京可持续发展带来最大的冲击和教训是，北京的高精尖制造业比重相对过低，导致抵御全球疫情冲击的内生能力不足，充分暴露出第三产业服务业占GDP过高的比重所蕴含的经济风险，以及维持经济发展能力的脆弱性。除了总部经济以外，真正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北京不到8%。我们建议有必要尽快实施将北京的高精尖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5%以上的重大发展战略。并且，要处理好“都”和“城”的关系。“都”要保障政治高效运行，“城”就是发展经济。所以把高精尖制造业体系落在“城”的层面去发展是根本符合北京“都”和“城”关系的。比如说北京市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它的高精尖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可以设定为20%，甚至更高，不要一刀切。北京作为首都如果都放弃了，发展不起来高精尖制造业体系，整个京津冀的经济根本就没有希望，甚至中国整个北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都会失去主心骨。这个问题不是危险耸听，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只有北京地区有这么多的人才、资金、技术、创新能力去发展高精尖的制造业的体系，其他地区都和北京有差距；如果北京都不能发展起来的话，也意味着别的地方根本不具备条件。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到北京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正在发生逐步下滑的现象。人才净流出量过大，说明北京全国高端人才的中心地位正在下滑，这不利于北京的高质量发展模式。2019年，北京对于人才的吸引远远低于上海和深圳，这个现象应该被高度重视。最后，要如何真正落实和深刻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大现实价值以及具体的发展路径呢？不少调研都显示北京的产业用地基本上没有了，但也许这不是问题。把发展视角放在京津冀我们可以发现，六环和七环之间有广阔的产业和工业发展用地。我们完全可以在六环和七环之间打造特定的京津冀的产业发展带，去发展这些高精尖的制造业，高精尖的产业体系。并且高精尖的制造业是环境友好型的、智能制造型的，对环境和人口都没有压力，它只创造大量的GDP和税收。三、近期北京的工作重点和可能的六点改革突破口一是北京最高决策层在统筹和制定防控疫情和稳增长政策，及时发力，重点发力，集中发力，系统发力，制定比较好的全面恢复的机会。北京2100万的常住人口，相当比重都是在国家机关、科研高校、国有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就业工作，而疫情对他们的收入影响较小，因此北京的消费基础仍然强劲，这对北京的快速恢复奠定了基础。二是在全球疫情持续时间不明确，中国4月份某些关键指标反弹增长动力不足情形下，由于北京的特殊定位和较长时期的防控管理模式，我们不要太乐观。第二季度经济恢复能力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对实现全面实现3.5%的GDP增速目标会带来较大的制约因素。越是在这种复杂情形下，越要彰显北京最高决策层的战略定力和谋划智慧。主动把握好“都”和“城”的关系，在保证“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要主动发挥“城”在经济恢复增长中的主导作用。要把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及三城一区，各种非核心城区的经济发展，放在更加重要首要的位置。三是考虑北京服务业和本地内需双重主导型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特征。抓住弥补居民收入缺口和就业机会这些关键问题，这是带领北京经济跳出当前经济下滑困境的核心任务。部分群体的收入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收入下降带来需求下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应当认清北京这一问题所在，抓住弥补特定居民群体收入缺口和就业机会这一关键问题，唯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北京经济增长的动力才会逐步恢复。四是将保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安全和畅通，作为促进北京高精尖产业体系发展的基础工作任务。有必要将北京打造为核心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的重要基地。过度依靠别人会产生较大经济风险，北京要抓住这一轮的机会，把自己打造为中国核心产业链，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的重要基地。五要兼顾考虑北京稳消费和消费补偿性增长和反弹性增长的机会，提前做好谋划布局的战略准备。对此，三点建议可供参考：一是考虑适当加大投放家庭用车的购买指标，释放有效需求，支持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和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恢复；二是针对北京地区居民受到疫情冲击导致收入大幅度降低以及生活困难的群众，采取按照身份证发放现金补贴的方式加以扶持。估算北京地区的受影响居民群体可能在80万左右甚至更高，按照每人补贴1万的标准，至少需要政策财政资金支出80亿元左右；三是当前北京发放消费券先进补贴的规模既分散又小，对整个消费补偿性增长和反弹性增长的启动作用有限，是不是考虑把总盘设在200亿元以上。六要继续完善和强化各种政策扶持体系，帮扶市场主体应对疫情难关。其关键点是能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到群众和企业对象方面，不能走过场。不要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甚至某些利益集团所干预，才能使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编辑：李碧莹投稿、合作、联系我们：futurecity@xjbsmartcity.com}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北京报道时至年中，又见经济大盘点。国务院总理李强在7月6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二季度延续恢复态势。此前在6月15日国新办举行的2023年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5月份，国民经济继续恢复。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持续显效，生产需求稳步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同时也要看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对我国发展带来诸多影响。表现在数据上，5月经济数据同比普遍回落。比如，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1.7%，比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比上月回落2.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803亿元，同比增长12.7%，比上月回落5.7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88815亿元，同比增长4.0%，比1—4月份回落0.7个百分点……怎么看待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我国经济前景到底如何？李强总理在7月6日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表示，对当前经济形势，要全面、辩证、长远地分析研判，既看一般性也看特殊性，既看增速也看结构和动能，既看国内也看世界，既看当下态势也看长远趋势。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上半年动力略显不足一季度GDP增长4.5%，这一数据远高于2022年底市场的一致预期。但是进入二季度之后，各项经济数据均有所放缓，通胀指标明显走弱，内生需求不足的问题凸显。尤其是5月，一些生产需求主要指标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日前接受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访谈时表示，综合同比和环比数据来看，当前确实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而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直观表现是价格疲软，价格的持续疲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CPI同比持平，环比下降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7月10日解读称，从环比看，CPI下降0.2%，降幅与上月相同；从同比看，CPI由上月上涨0.2%转为持平。“当前，CPI涨幅总体低位运行，核心CPI涨幅也处于较低水平，是受到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世界经济低迷、国内需求仍显不足，以及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多重因素影响，总的来看是阶段性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从投资看，亦不乐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民间投资则下降0.1%。“说明民间投资的动力不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从三大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看，投资增速也在不同程度地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6.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0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1.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有关指标增速回落，说明确实存在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许宪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内生动力不强的短期表现，是总需求不足；中长期表现在供给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但“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针对当前经济面临的需求不足、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会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当前经济复苏进程并未中断5月份经济数据的回落，是否意味着经济复苏进程的中断，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当前经济复苏进程并未中断，但恢复的斜率可能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慢一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在不确定性中复苏是当前经济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了两个关键词：不确定性和复苏。“不确定性”是指复苏环境的不确定性并未持续收敛；“复苏”是指我们正在努力摆脱三年来全球疫情等因素综合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亦认为，上半年整体经济仍处于复苏当中，只是复苏的程度相对而言比预期要弱。许宪春表示：“中国经济遭受三年疫情冲击，恢复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处在曲折的恢复过程中。”但是，在复苏过程中，中国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需要重视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表示，应重点关注“五个20%”，即青年群体调查失业率突破2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0%、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0%、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0%、消费者信心指数缺口高达20%。“这‘五个20%’不仅对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产生了巨大干扰，也表明相关领域的压力已经突破自我修复能力，如不及时治理，将会危害中国经济向第二和第三阶段复苏的顺利转换。”刘晓光说。在他看来，“五个20%”也充分说明下半年要实现从恢复式增长向扩张式增长的转变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宏观经济的恢复还不充分，总需求相对不足，与长期增长轨道还有较大差距；微观基础修复尚未充分展开，各方面预期还较低迷，各方面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经济复苏的良性循环尚未有效建立，局部领域恶性循环轮番冲击，需要通盘考虑尽快破局。要以高质量投资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总需求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投资和消费。目前，基建投资已成为应对当前三重压力，实现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回顾我国发展历程，无论是1998年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都是刺激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并产生了持续性影响。针对当前投资瞄准传统基建，李迅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过去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一旦经济不行了，马上想办法进行投资，而且主要还是进行传统基建投资”。今年以来，我国传统基建投资增速不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5%，接近10%。“基建投资增长接近10%，投资项目是不是都能够有比较好的投资回报率？是不是都能够提质增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能就不是一个高质量的投资。”李迅雷说。他举例称：“比如，从成都到重庆，已经修了成渝中线、西渝、渝昆三条高铁，而且各大城市也都在修地铁，看上去都是民生工程，但是到底要修多少才是合理的？”李迅雷提出这个观点，是基于当前我国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的现实，而且不少中小城市不仅自然人口减少，还出现净人口流出。对此，他认为投资要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比如预期投资回报率是多少？要提出比较好的方案，而不是为了稳增长而去投资。投资的目的应该为了高质量增长，这就需要思考所投的项目是不是跟高质量增长相吻合。”李迅雷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去年我国120万亿国内生产总值中，固定资产投资是39.8万亿，投资率是37%。而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包括印度，其投资率仅20%略高一点，相比之下，中国的投资率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尽管如此，当前我国在投资领域也遇到了新问题——缺少好项目。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日前表示，今年3月全国入库项目是3.4万个，比去年同期下降了接近10%。“现在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明显，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回落了1.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增速高位回落，民间投资增速在低位上继续回落。”许宪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民间投资罕见出现负增长，致投资增长低迷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但是近期我国的民间投资却罕见地出现了负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5月我国民间投资同比下滑0.1%，比整体投资增速低4.1个百分点，大幅低于国有投资8.5个百分点的增速。“民间投资不振是投资增长低迷的原因之一。疫情以来，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较大，2020—2022年，民间投资平均增速仅为3%，比同期的整体投资平均增速低了1.3个百分点。这也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许宪春说。一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约54%，堪称投资界的主力军，也是创造就业的重要力量。在学者看来，目前民间投资不振、民间投资意愿不足的背后原因，主要是由于整体经济增速在下滑，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其实经济下行很正常，在经济长周期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始终保持投资的旺盛，所以对这个问题应该更加长远来看，不能说当前遇到了什么问题，马上就解决，还是应该着眼于长期。”李迅雷说。在他看来，民营经济投资意愿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需，在于消费端，“因此，重点和抓手还应该放在促消费方面”。在投资不畅的情况下，黄群慧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拉动经济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消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没有意义，补短板、促升级等方面的投资都是有意义的，但是拉动经济最根本的动力还在消费。我国的消费水平相比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占比，还是偏低”。拉动消费的重点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拉动和提振消费靠什么？李迅雷的回答简单明了：“重点在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只有收入高了，消费才有可能跟着提高。”黄群慧表示，从过去三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来看，确实是在下降。“疫情之前，我国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基本上是在8.5%以上，到去年第四季度增速已经降到5.0%，今年第一季度虽然稍微有点回升，也只有5.1%，相比以前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有钱才能消费，没有好的收入预期，大家不愿意也不敢去消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其中包括“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从数据看，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是4.5%，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8%。显然，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目标并未达到。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货币信贷快速扩张已经近3个季度，但增长、通胀均未有明显回升，这与历史上的几轮周期是不一样的。造成这种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受损，2022年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可能出现了2011年以来的首次收缩，在2023年上半年可能还未回到2021年时的高点。“当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收缩时，私人部门对未来的信心变差、支出行为更加谨慎，倾向于将存款完全用于储值功能而非消费，在经济运行上就突出体现为内需不足、预期较差。”彭文生说。当前，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居高不下。央行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5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274.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增速比上月末低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1.1个百分点。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长，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和消费，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但过高的储蓄率,必然伴随着投资或消费的不足，尤其是超大规模的储蓄存款背后，结构不均衡问题凸显。李迅雷在对我国居民的存款结构进行研究后发现，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比较缓慢，而且收入占比也比较低。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2022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2%，比5.0%的全国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中间偏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3个百分点。“这些都是属于长期累积下的结构性问题。”李迅雷表示，中低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体，如果主体的消费收入占比较小，增长也比较缓慢，对于提高有效需求难度就比较大。而提高中低居民收入，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当存量的调整有困难，增量的补充还是需要的。因此要精准施策，针对低收入群体、失业群体、低保群体以及老龄化加速过程当中的养老金补充等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李迅雷说。在黄群慧看来，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对收入预期的不确定，而收入与就业密切相关，收入是就业的函数。“目前我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0.8%，如此之高的失业率，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黄群慧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扩大消费首先要扩大就业，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刘尚希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就业和居民收入关乎社会稳定和基本民生，将稳就业和稳收入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发力点，是当下的应急目标之一。“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已经突破2亿人，现有的低保救济政策并不能覆盖新出现的困难群体。因此，可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改进帮扶方式和技术手段，借鉴疫情防控的方式方法，以更加高效、精准地触达目标群体，有效遏制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和居民生计风险的蔓延。”刘尚希说。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近来，“要加大宏观政策配置力度”的呼声高涨。为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复苏，近来，多个部委接续出台稳经济政策，释放积极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近日撰文指出，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的基础仍需巩固。要加快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要促进消费持续恢复，持续提升传统消费，加快培育新型消费，不断壮大消费热点。此外，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准入范围，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补短板项目建设。财政部部长刘昆6月26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表示，下一步，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密切跟踪地方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强化预算执行和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全面提升资金支付效率，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完善税费优惠政策，支持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及时解决经营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持续整治涉企违规收费，防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要扭转当前的经济形势，必须依靠宏观政策的发力，而具体的政策选项则需要权衡政策目标与政策约束。当前最合适的宏观政策组合应改为货币宽松、谨慎的监管放松以及积极的财政扩张。彭文生具体分析，由于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债务负担仍在高位，温和的货币宽松能够起到的作用较小。大幅度的货币宽松虽然有可能明显降低私人部门的偿债负担，但却面临银行经营风险以及汇率波动的双重制约。审慎监管政策如果大幅放松，虽然可能直接刺激房价上升，但也将导致资产价格与债务更加不可持续，进一步积累中长期的经济风险。彭文生认为，目前中国的财政政策仍有扩张空间，狭义政府债务仍有扩张的空间，但政府债务扩张的空间也是非常宝贵的，要用于既能提振短期增长又有利于中长期经济进步或者有明显社会效益的地方。“在财政政策方面，当前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年度预算安排，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打破财政的‘不可能三角’（即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和控制债务这三个目标）。这个问题，国外已有类似实践。比如在居民收入断流的紧急状态下，可以采取财政货币一体化政策措施。疫情发生的三年里，很多居民和家庭收入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可以考虑类似的政策安排。”刘尚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刘元春认为，财政政策需要重新定位，做到真正积极。一方面，应建立新通道，直接向民营企业输血补贴；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在支出节奏和总量上可以有所作为，在稳定房地产投资、补充地方项目资本金等方面，借助更多政策性金融工具进一步发力。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有可能对财政发力形成制约，刘元春表示，如果结合资产存量一起来考虑，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并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严重。重要的是要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对地方债务重组等积极行动进行引导。在货币政策方面，刘元春认为，由于实际利率过高叠加宏观债务率高企，导致经济主体还本付息的成本压力较大，降息的幅度应进一步扩大。李迅雷认为，应谨慎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要觉得下半年经济可能走弱了又要出台强刺激，短期政策就要拉动投资，而拉动投资，债务又增加了。“消费是个慢变量，核心问题在于大家的收入增长预期偏弱，想消费不敢消费，想投资也不敢投资。下半年工作的抓手还是在于促消费，让大家有信心。”李迅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过去一旦经济出现低迷，财政补贴的钱多花在了企业层面，今后政府支出的钱还是要多花在老百姓身上，花在民生领域，这样更有利于促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应当充满信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3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较为稳健：GDP增长5%左右。在2021年和2022年，中国GDP增速目标分别为6%以上和5.5%左右。对于设定GDP增长5%左右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许宪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确定的。今年达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不成问题，我估计可能还会高一些，在5.5%～6%之间。”“这样预判并不意味着今年的经济发展会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去年的经济基数低。而明年基数低的因素就没有了，接下来如果没有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很可能经济增速会回落。”许宪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但许宪春同时表示，“近年来，虽然受疫情影响，发展环境复杂、困难重重，但是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把握好这一点，就能在危机中逆势而上。”正视问题、直面挑战是解决经济发展难题的关键。在7月6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强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盾交织叠加。实现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李强强调，要注重打好政策的“组合拳”，围绕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等，及时出台、抓紧实施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在7月6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表示，尽管当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但更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的累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应当充满信心。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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