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
&&&&&&&&&&&&&&&&&&&&&&唐&&代　　兴 【内容提要】　管仲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第一个思想家，他的王霸学思想既是对前先秦中国文化思想精神的时代性因革，又是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开启。管仲的政治学思想是富国强兵的法治思想，其伦理精神是自然主义人性论，其哲学基础是水本原论。从哲学讲，管仲开辟了中国哲学思想&因人事而自然&的思维道路；从伦理学讲，管仲是人性论功利主义始祖；就其政治学思想及其社会实践看，管仲开创了&以刑入礼&刑赏主义方向。总体观照，管仲的思想之源，是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以王道为目标、以天道为根据、以人道为途径的&王官之学&；管仲的思想之流，不仅是法家，而且贯穿了先秦诸子各家。 【关键词】　水本原论　自然人性主义民本论　以刑入礼　刑赏主义　王道之礼　霸道之刑　　　 &守株待兔&典故出自于《韩非子．五蠹篇》。韩非以其寓言方式阐明一个治世的道理：时代不同，治国的方法也不同：历史发展从上古之世至中古之世再到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上古之世以构木为巢，钻木取火，人少而食草木之食，衣禽兽之皮；中古之世乃鲧、禹治水时代，洪水漫天，环境艰苦，人的生活比奴隶还苦；近古之世商汤、周武争战，桀纣暴乱，民不聊生，起而革命；当今之世人口增加，资源减少，争抢成风，动乱频频，贫富悬殊。所以，上古之世讲道德，讲礼让；中古之人讲才华、讲智慧；当今之势凭力气。管仲思想及其政治实践就是产生于这样的文化背景。 管仲(公元前730-645)，春秋前期著名政治家，先秦王霸学改革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思想家。管仲早年贫困，后经营商业，45岁始从政于齐，执掌齐国国政40年，&作内政而寄军令&(《国语．齐语》)、&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辅佐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 (《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给当世留下齐国的霸业，给后世留下深邃的思想和丰厚的精神传统，这是先秦哲学思想百家竞放，学术思潮洪波涌起的直接源泉。管仲没有为后世留下专门的思想著作，他的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思想是通过汇萃于齐国稷下学宫的各派学者、思想家们前后相续地研究、阐发、弘扬而得到传世。现存《管子》一书是这些学者和思想家们伪托管仲之名的集体性哲学思想著作，其中许多思想是后来者伪托，但我以为，《管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应该是管仲的。否则，这些纵横捭合的思想家们决不会甘心将自己的智慧成果以&管子&命名的。管仲对后来者的影响，直接地来源他为齐国创下的王霸之业，但管仲在齐国所创下的王霸之业，是建立在他的治政思想基础上的，而他的治政思想又有其哲学基础的支撑，他的整个思想又真实地体展现了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由此构成了后来者的新传统。为避免有关于管仲思想之&真伪&的纠缠，本文将从管仲的治齐政绩入手，采取逆推的方法，来探讨管仲的哲学思想及其文化源流。　 一、富民强国：内政改革的根本措施 && 史料记载，管仲执政齐国40年，将地处边远、弱小贫穷的齐国治理得&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得力于他以&与俗同好恶&为思想指导、以富民为基础（手段）、以富国强兵称霸天下为目标，而推行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即&通货财&和&做内政以寄军&。 ［1］（　　　） 顺民富国的经济改革　 管仲帮助齐桓公富国强兵的第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强本――即顺民富民。其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与俗同好恶&。管仲从&顺民因俗&这一思想出发，推出了他的发展生产的一系列富国政策措施： 第一，改革税收政策　　管仲推行宽简的税收政策，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推行&按田而税&的宽简税收政策，即指按实际的田地种植的多少而收税，使无田地者无苛税，田地多者多纳税，封建贵族拥有田地最多，也就必须按其实际所占田地缴纳税收。二是推行&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即把土地按其地质的好坏而划分成若干等级，然后按其等级收税：质量好的地，其税收高，质量不好的地，税收低一些。这样一来，&相地而衰征而民不移。&(《齐语》)三是推行&时年税率政策&：&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大匡》)即每两年收一次税，丰年的税率是十分之三，平年的税率是十分之二，差一点的年成税率是十分之一，荒年不收说，要等到灾情缓和之后才开始收税。 管仲推行上三个方面的税收政策改革，强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全面推动了齐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推行&四民分业定居&的富民基础战略　　在古代社会，农业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富国的根本战略也就体现为对农业的战略，籍此，为使不误农时和农副业生产人力上的充分保证，管仲提出了&勿夺农时&的主张，以此为基本原则，推行了&四民分业定居&的政策，即规定士农工商分职分业，同业者聚居一处，世代相袭，以加强职业传授，经验交流和提高技艺。 第三，推行工商业的专业化保护与发展政策　　管仲认为发展工商业是推进民富国强所不可缺少的战略措施，他从对工商贸易分工专业化和放宽税收政策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着手发展工商贸易。其具体的操作办法是：一是将工匠安置在官府的作坊里，把商人安置在市镇上，使其分业而聚居，这种聚方式，不仅利于商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市场商业行情和牟利生财之道，更重要的是有利培养成批的商业人才。管子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士兵、农工、商这四种职业的人，是国家建立、稳定、发展、强盛的基石，他们应该各归其所：农民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粮食，手工业者的基本职责是制造器具，商人的职业任务是流通货物，知识分子的职责是精神的创造与传播，他们应该&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所以不能杂，就聚居一处，世代相传，这样才会使他们&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思迁焉&(《齐语》)。二是推行&关市讥而不征&的政策，即对过往关卡的客商及其财物、物资，只盘查而不征收说款，这一特殊商业政策的推行，表面看是&以为诸候利&，实际上是以此吸引本国需用的商品进口，同时也鼓励本国盛产的鱼盐自由出口以换取本国所需要的物资。 第四，建立国家资源国有管理政策　　设官加强国家山泽资源管理&立泽三虞，山立三衡&，把过去无人管的作为贵族私有财产的国家山泽资源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所有的山林、川泽、河流、地下和地面的矿产资源、生命资源统统归为国有，悬以厉禁，严加管理。 以四个方面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即是管仲的&富国&论思想的具体实践，将此实践概括起来，即是：顺民因俗，发展生产，通货积财，富民富国。 废分封破封建除世袭　　管仲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王霸天下的目的，籍此，不仅要富民富国，更要强民强国，富，主要是从发展生产方面入手厉行革制；强，则主要从制度的图新方面着眼。因而，管仲在推行经济改革发展的同时，有限度地进行了对现行制度的变革： 第一，改政府官员的分封制为赋禄制。周王朝建立的政治基础是血缘亲亲，在这一基础上所建立的起来的政治结构是分封制。分封制是周衰而群雄争霸的根本制度根源。管仲针对此，推行朝庭官僚&赋禄以粟&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使国家政府部门里的各级官僚不再是受封地贵族，而是受俸禄的新官僚。管仲的这一做法，虽然没有消灭已经分封的贵族，但却从此取消了贵族分封制度，废除了贵族分封制度的继续存在。 第二，推行&尊贤育才，以彰有德&的用人政策。与废除分封制、实行&赋禄以粟&的新官僚制度相同步的制度改革是推行&尊贤育才，以彰有德&政策，这一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任人唯贤&。在贵族垄断政府权力的政治舞台背景中真正推行&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这就必须先废除官僚世袭制度和世袭思想，因而，管子提出了&仕无世官&的主张，采取了折衷的政策，即现有的贵族可以保持其世禄，但不能保持其世官。另外，为削弱现有贵族的朝政权力，管仲又相应地实行&官事无摄&的措施，即一个官只能担任一个职务，不能同时担任几个职务，这样，就把大量的官职空出来让给那些非贵族的贤才来担任。 第三，推行任人唯贤的&三选制度&　　管仲推行&任人唯贤&用人制度，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地方推荐与专门部门考核相结合，即命令全国各地方政府推荐有贤才的人，由齐桓公亲自接见，给他们相应的官职，然后又命令各部门的长官考察这些人才的成绩，在成绩好的人中再进行选拔，给予他们更高的官职，经过三次选拔，把成绩最好的上升卿的副职。&任人唯贤&的&三选制度&的推行，第一次打破了分封式的世袭官僚制度。 作内政以寄军令　　推行富民富国、强民强国强兵的王霸政策，必须进行内政与军政改革。管仲进行内政和军政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作内政以寄军令&，即将居民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起来，形成亦兵亦民、亦民亦兵的政策。其具体的措施是： 第一，&参其国而伍其鄙&　即将国都与鄙野分开，然后将国都地区分为三部分，采用以乡建制的方法，为士、农、工、商划定各自的居住区域。即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三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一乡有二千户。然后把野鄙划分为五个属，其建制是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四乡为县，十县为属，一属有九万户。在都市与乡村的每一级行政组织都设立官长来管辖其境内的行政事务。(《小匡》) 第二，推行耕战之策　　管仲推行四民居住政策，有两个目的：一是重新建制国家行政组织，强化地方行政管理，做到令有所行，行有所止，从而更好地促进农工商经济的生产与发展；二是为更好地适应战争的需要，实行全民皆兵。管仲以四民居住的民政编制为基础，再将其组成军事组织，即在每户抽出一人当兵，五人一轨，由轨长统领；一里有十轨组成五十人的队伍，则为一小戎；一连是四个里组成二百人的队伍，则为一卒；一乡有十连则可组成二千队伍，则为一旅；一戎由五乡组成，则可有万人的队伍，则为一军。轨、里、连、乡、戎的民政编制，同时也包含有伍、小戎、卒、旅、军的军事编制；这样，士、农、工、商，具有了双重的社会任务：即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亦民亦兵、亦兵亦民。这一亦民亦兵政策的推行，既保障了生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又扩充了兵源，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因为军队平时务农，战时打仗，士兵们都是乡邻，平时里生产劳动在一起，打仗时相互之间有一种特别乡邻情感纽带维持而相互照顾，所以&故夜战之声相闻&，&战日相见&、&是故守则同固，战者同强&，使&天下大国&&莫之能御&(《国语、齐语》) 二、富国强兵：管仲霸学的基本思想 管仲&富国强兵&的霸道政治思想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富国和强兵：为实现&富国&之目的，他推行&通货积财&的改革政策；为达到&强兵&的目的，他实行&作内政以寄军令&的法令。为使二者能顺利实现，他提出了治国的三大行动纲领，即富民、育民和敬神明。在此三大行动纲领中，富国是其核心，因为只有使民富，才可教化民；只有使民乐意接受教化，民才可敬神明；只有使民富裕起来，国才可能富裕起来；也只有民和国均富裕了的时候，兵才可能强，称霸天下才会变成现实：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以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 。陵上犯禁 ，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民富先，然后治之。&(《治国篇》) 管仲作为一代贫民出身的杰出政治家，对人民的贫富与国家的治乱之本质关系作了最深刻的思考：民贫则乱，乱而难治，治则更乱。因为民一旦贫穷，没有家财可持，没有乡人可亲，无亲无持，必然轻生而犯禁作乱无所畏惧：民&无以畜之，则往而无止也。&(《权修篇》)，&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立政篇》)反之，民富则易治，因为民富则有家财可持，有乡人可亲，有亲有持，必然重生财生亲，一旦生重，也就时时规矩，处处边限，敬上畏罪，是以易治。所以国家治理与人民生活状态之本质关系为：乱的根源在于民贫，治的本质在于民富。人民的贫富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治乱，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心的善恶走向和社会道德的有无：人民的贫困，只能是导致人性的恶劣，社会道德的沦丧；与此相反的是，人民一旦富裕，就可能引导人性的向善弃恶，社会道德秩序也就获得相应的建立，因为人人家里的仓廪充实，必然看重礼节；个个衣食足，定然重视荣辱。 基于人民的贫富与国家的治乱的关系的正确定格，和人民的贫富决定了人性的善恶走向与道德的有无的正确认识，管仲的刑赏主义法治思想，也就落实在富而&奸邪&和&简慢&的不礼和无德的少数人身上，其目的是要使这一小部分&悫愿&和&整齐&，因而他的刑赏主义法治必然要&禁罚&必&威严&，&刑罚&宜&省寡&。 当思维进入到这一层面，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即为何民贫而生乱？民富而得治？当追问这个问题时，也就进入了人性领域。管仲认为，人都是欲望无穷的生命个体，治与乱，最终由欲望所驱使：民贫穷则欲望得不到满足，欲望得不到满足，必然会生犯禁陵上之行为；反之，民富则欲望得到满足，欲望得到满足 也就有所顾忌而知礼讲节。所以，治国的核心问题和根本任务是富民，富民的本质前提是顺其民心，&足其所欲，瞻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侈糜篇》)&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五辅篇》) 从管仲的刑赏主义到他的功利主义政治治理观，其中有一条主线：即&民本主义&思想：在管仲的法学思想里，民是国家的主体，君主刑赏的依据，刑罚的基本任务是确保民的权利与明确民的义务。在管仲国家治理念中，富民是首要任务，一切治理措施都围绕此而展开。 管仲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后来的儒家所宣扬的民本思想有其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在宗法血缘关系的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孔子的民本思想，还是孟子的民本思想，都是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规范下的民本思想；管仲的民本思想却是立足于人的本性而论的民本思想，在管仲的政治实践中，社会的治理，国家的富裕，军队的强盛，君主的称霸，都必须建立在以民为本体的基础上，其根本理由是：人民占绝大多数，他们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创造者和积累者，国富兵强，都系于他们。要使他们承担起富国强兵的责任，首要的问题就是要使他们先富起来：只有民富，才有国富；国家一旦富裕，兵才会强盛；兵一旦强盛，霸王天下也就变成现实。富民的根本要义是要&顺民心&；顺民心的根本所在是顺民欲、足民欲。顺民欲，足民欲，就是实实在在的顺民心。因为任何民，都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个体生命的人，他们的生活和存在，需要有食、有穿、有住的物质资源，需要有财来立其身，固其行，所以，他们的欲望是根本的，也是基本的，更是不可缺少的，满足他们的这些根本性欲望，也就顺从了他们的本性与意愿；只有顺从了他们的本性与意愿，他们作为生产者、劳动者，也才可能脚踏实地地生产、劳动，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才会心甘情愿在听从号令，遵守法律，拥戴君主，服从统治，服务国家。所以，民乃国之本，欲乃民之本：以民为本，其本质规定性就是以欲为本。顺民欲、足民欲，则民富，民富则国富兵强；制民欲，禁民欲，则民贫，民贫则散亡不能禁，教育不能施，法令不能行，法令不行则民更加陵上犯禁，陵上犯禁之风盛行，则教育无立足之地，无教之国，则混乱不堪，智巧淫侈，弱肉强食，最后只能是国穷兵弱，一旦国穷兵弱，在霸气主潮的时代，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所以&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要顺民心，就得推行&与俗同好恶 &治政方针，就得承认民欲的正当性，所以&民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史记．管晏列传》) &&&&&&&&&&&&&&&&&&&&王霸主义治世精神 &------&&王霸天下　　 ---- &&&&&&&&&&&&&&&&&&&&&&&&&&&&&&&&&&&&&&&&&&&&&&&&&& (终极目的) &&&&&&&&&&&&&&&&&&　　 富国&&&&&&&&强兵(治理目标)&&&&&&&&&&&&&&&& 刑 &&&&&&&& &&&&&&&&&&&&&&&&&&&&&&&&&&&& 赏 &通货积财&===&作内政以寄军令&(政策路线)&&&& 主 &&&&&&&&　　&&&&&&&&&&&&&&&&&&&&&&&&&&&&&&&&&&义 &&&&&&&&&&&&&&&&&&&&&&&&&&&&&&&&&&&&法 富民&育民&敬神明&人性主义民本论&&&&&&&&　治 &&&&&&&&&&&&&&&&&&&(行动纲领)&&&&&&&&&&&&&&&& 顺民心&&&&&&&&&&&&&&&&&&&&&&&&&&&&&&　　------ &&&&&&&&&&&　&自然主义人性论 顺民欲足民欲 [1] 三、管仲对&法&的基本定位&& 管子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周封建制政治走向衰弱的时期，在这时期，诸候们在各自的领地里伴随着周王朝的历史进程而经营强弱、大小之分来，由此形成第一，弱小的诸候国只有成为实力强盛的诸候国的依附者；第二，周王室&共主&权威也随之消失，王权下移变成了周王朝的必然命运。由于王室权力的衰微，诸候间忙于争霸，周边的蛮夷也乘机蠢蠢欲动，窥视国中，天下分裂之象既显，成者为王，败者灭国的生存法则突现为那个时代主题歌。这一时代的主题歌，昂扬起了各诸候们的勃勃野心与雄图霸业激情。野心的满足和霸业的成就，第一需要实力(即武力和物质财富)；第二需要谋霸的人手和成霸的思想。因而，夏商周以来的 &先王之道&精神，也就顺应时势需要而以新的面孔再造出来。管仲的王霸学政治思想也就是这个时代对&先王之道&的王霸学精神的第一次再打造。 管仲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主张，都是为应付时势而产生的：周王室已经彻底丧失了集权的能力，诸候们却有割据争霸之强力，内忧频频，则外患不断。内忧外患均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样一种生存背景下，地贫民苦，每况愈下，人民多智巧而不务实际。管仲生逢其时，以其贫民而至思想家的锐敏，深知其时代的病根所在，因此主张以&治教&天下。以此形成他的政治思想：管仲的政治思想的灵魂是其刑赏主义精神；而其刑赏主义思想的精神底蕴即是&法&。 在中国治理史上，管仲是第一个提出&法&概念的人。在管仲之前，已经有法：法自夏王朝创立始就已经产生，以至沿革至周王朝，法成了政治治理的基本手段与方式。但那时不叫&法&而称之为&刑&。管仲的法治思想是一种刑赏主义思想，其刑赏主义思想本质是实实在在的功利主义。他的功利主义是法(客观主义的、标准主义的刑赏规则)为中介与手段，以君本主义和民本主义为双重指向。 管仲对&法&的探讨，首先是从法与国的生存关系入手：他认为国家起源于法，法的产生，才使国家的产生成为现实：&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配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上下设，民体，而国都立矣，是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为君者，赏罚以为君。&(《管子．君臣篇》) 在管仲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等级的建立――即君臣上下要分明。君臣上下分明的基本标志是国家必须是以民为主体，君主必须成为老百姓的老师；二是国家建立必须以君主的确立和民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为标志，民的主体地位确立的具体体现是民要安、民要正：民安的前提是社会要有秩序；民正的前提是国家要有治――即智不诈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邪不压正，盗贼不兴，强不虐弱；君主的确立的基本职责是行赏罚之责，兴利除害，使民安其居，乐其业。因而，第一，赏罚乃国家建立的根本，亦是君主地位稳固的根本，更是民安其居、乐其业的根本；第二，法即立国立君立民的赏罚制度；第三，这种制度是君主治理国家、为民兴利除害的利器。&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篇》)&法者，天下之至道矣。圣君之实用也。&(《任法篇》)&夫不法，法则治。法者，天下之至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禁藏篇》) 法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根本、治理的急务，就在于它直接正定老百姓的权利与义务，使国家获得秩序：法是国家的最高准则，社会秩序建立的纲纪，民生的最高道德，民谋求平安生存的最终保障，君主治理国家的最后依据。具体地讲，法的功用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民的角度看，法的建立，就是确立促进人们兴功利，惧暴虐的依据， 定立人们判定是非的标准，明确鼓励人们了解事物，明白行与不行的原则：&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七主七臣篇》)从君主的角度看，法即是治民治政治国治权的法宝，因为法既可重民，又可抑民：重民者，乃重民之生存权利，所以法要以&畜民&为要务；抑民者，乃抑制民的各种不正当的欲望、野性、暴虐，使之循规蹈矩。法作为重民与抑民的基本方法，就是刑赏――重民则赏，抑民则刑。 君主治国和治政的根本任务就是治民，即重民以赏，抑民以刑。重以赏的根本目的是教民&厚爱利&：当人人厚爱利，民才富，国才强，才可以使他们人人学会亲君亲人；抑以刑的根本目的是教民&明知礼&：当人人都知道君臣上下的礼节时，才可以教化他们。所以，国君治民治国治政的根本任务，就是&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一旦这样，百姓就会安居乐业，暴乱盗贼之行，也就没有了产生的现实环境与土壤： &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为畜之也。民众而可礼，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而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知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而暴乱之行无由至矣。&(《权修篇》) &故形势不得为非。则奸邪之人悫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可刑 ，非可罪而不可罪也。&(《八观篇》) &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迫则窘，窘则失其所葆。缓则民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正世篇》) 治民的根本目标是要使民&齐&，即要使民与君上下一心，步调一致，行有规，止有矩。治民之齐的根本方法是刑赏；刑赏运用的尺度是&禁罚威严&和&刑省罚寡&：前者意指禁罚要严酷，严酷则生权威，权威立而民生畏惧，民生畏惧而才行有规止有矩；后者讲刑罚要有度，不能施之以滥，当刑则刑，当罚则罚，刑力求节省，罚力求稀少。只有这样，才能禁罚威严，治民于齐。 就涉及到刑罚对象规定和刑罚目的的明确问题，前者规定刑罚的对象是&奸邪之人&和&简慢之人&：奸邪者刑，简慢者罚；后者规定刑的目的在于使奸邪者忠厚、诚篤，罚的目的使简慢者整齐。而最终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刑罚而兴利除害，使百姓安居，这一目的是通过治民而畜民、强民来实现；二是维护和强化君主的统治，富国强兵，以称霸天下。 法(至道至仪) &&尊王攘夷、霸业天下 &-- & &&&&治民(治政治国)&&&&&&&&&&&&&&&&&&&&&&&& 　兵 &&&&&&&&&&&&&&&&&&&&&&&&&&&&&&&&&&&&&&&&&&&&&&强 奸邪者&&刑&&&&&& 罚&&简慢者&&&&&&&&&&&&&&&&&&&&&&国 &&&&&&&&&&&&&&&&&&&&&&&&&&&&&&&&&&&&&&&&&&&&&& 富 & &&&&&&&&&&&&&&&&&& 禁罚威严，刑省罚寡：齐民&畜民&牧民&强民 ------ &&&&&&&&&&&&&&&&&&&&&& [2] 管仲主张治道之本乃法(即刑罚)，其基本的途径则是齐民、畜民、牧民、强民，从而实现富国强兵，最终目的是尊王攘夷，称霸天下，即&欲以存亡继存天子之位&。所以，管仲的以法治民、以法治政、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是一种霸道（或者主霸权）主义思想： &化民以道，自然而治者为帝道。始有制度文明，不用而治者为王道。为以自贵而不伐者重霸道。& 治民与治政、治国，有三种道术：第一种乃遵循人的本性推行自然而治，这种治理之道是帝道；第二种是创造了法律制度文明，却不运用刑赏术而治理好天下，这就是王道；而运用刑赏术来治理天下就是霸道。帝道的产生在于天下无争，道法自然；王道运用在天下不争地，以德化之而道术合一；霸道的出现在于天下多争，道术分裂。管仲所生活的时代恰恰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的时代，因而是帝道隐，王道衰，霸道必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行帝道必亡，行王道必败，行霸道则有求胜天下定于一尊的可能与现实。这就是管仲审势度时的敏锐与冷竣：管仲以刑赏为基本内容的霸道思想，即时势的产物。先秦法家们重法、术、势的统一，亦从管仲始。管仲倡霸道之治，正迎合了其时势的需要：管仲未执政齐国时，齐国混乱衰败不堪，齐公桓纵有&欲以存亡继存天子之位&，亦无从立；管仲政齐国，齐国富而兵强，九合诸候而霸天下；管仲逝而管政失，则齐国衰。 &&　　　四、管仲的本体论哲学思想 要真正把握管仲的霸学政治思想，还必须先了解他的哲学本体论思想，这是他的霸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无独有偶，管子的本体论思想，是一种水本体论思想：&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箢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水地篇》) 大地是万物生长的根基(土壤)，人间的美恶聪愚俊丑，都在大地中产生。而大地却产生于水，水是大地的血脉与气蕴，它的流动畅达才产生了大地，生育出万物，所以，&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地篇》)水才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生命的起始和最后的归宿：&水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水地篇》) 水是柔弱的，但它又是最大者，它之所以为最大者，就在于它自我卑下而无所不聚；它聚则满，满则盈，水的聚与盈皆来自于它的本性：平澹。由于水性平澹，它永不自贪，不自居，不自骄。也由于其平澹的本性，水永远处于流动不居的运动状态而&唯无不流&。它的&唯无不流&，使万物之所生，并成为万物之所归：万物得水而生，失水而亡；世界一切生命水满则盛，水竭则枯。由此，水作为世界的本原，是宇宙自然万物的起始，一切生命的归宿；水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本原，万物的宗室，就在于它居下的品格，所以它无不聚而足(生)己；由于它平澹的本性，所以它无不盈而足(生)它；水的聚于不满与盈于充足构成了它&唯无不流&的生命本质：水流生万物，水流化万物，水流而使万物归于水。因而，万物皆流，无物不变，乃水使之然。&&&&&&&& &&&&&&&&&&居下而聚&生己 && 水&&&&&&&&&&&&&&&&&&&&&&唯无不流&万物生藏 &&&&&&&&&&平澹而盈&生物 　　　　　　　　　　　[3] 管仲以水为世界本原，是基于经验而努力于用理性方式来把握世界的最初方式：&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水地篇》)、&人皆赴高，己赴下，卑也。&在这一点上，他与泰勒斯一样。 在中西哲学思想的童年阶段，泰勒斯和管仲都把&水&看成是世界本原，这与他们各自所生活的环境与水相关：泰勒斯所生活的古希腊是四面环水的岛屿，管仲所生活的齐国则同样是面临大海，因而形成了他们各自对&水&这种自然现象的独特生存感受与经验。泰勒斯与管仲，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虽然相似，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却各不相同， 这种不同形成了他们对同一自然现象――&水&的直观把握的路径的差异：泰勒斯关于&水&的生活经验多来源于对自然现象的感受与直观把握；管仲关于&水&的生活经验，多来源于对人事现象的感受与直观把握。以此他们各自开创了(或者展示了东西方先哲们)认识世界的思维起点的差异，这种差异生成起了两种不同的探索世界的思维模式：即由自然而人事和由人事而自然的思维模式；也由此开辟出了两种基本的生存态度：即重自然的生存态度与重人事的生存态度。 在中西哲学思想的源头上，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的假说和对宇宙生成论的思考，是纯粹出于对直观到的神幻无奇的大自然的好奇心与惊诧感，从直观经验向理性的探索，其本身就是目的，这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到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都有明显的体现；中国先秦的哲学思想们，他们从直观生活经验向理性方向的探索，往往是基于对现实人事的困惑，为求解决现实人事的困惑而寻找一种终极性的(自然 )依据，所以，他们对世界本原的假说和对宇宙生成论的思考，则仅仅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以此来为解决人事困惑而立法。这从先秦第一位思想家管仲的思路可以明显地看出：泰勒斯思考水，专注于&水&如何构成世界的本原而生成世界万物，因而他把水的潮气与蒸发(流动变化)看成是水的生命本质，将水的流动变化的自足力理解为世界的灵魂和生命之神；管仲对&水&的思考重心，却是借其比拊的方式来表现&水&的人性化特征：&居下而聚&和&平澹而盈&。其目的是来喻：第一，人应该怎样生活：&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人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水地篇》)第二，君王应该怎样来治人和治世：&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正)则俗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水地篇》)&仓禀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和。四维不张，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 (《牧民篇》)管仲对水的感性直观的理性思考，是要从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的&水&这种自然现象中，发现一种世界的法则来运用于人世，企图以此作为君王治权、治人、治世的终极标准(&道&)和根本方法(&王者之利器&) &&管仲的&水&本原论思想，蕴含并流露一种十分可贵的人本思想和一种博大的人文襟怀：前者表现为&水&的&平澹&品格，蕴含着一种平等思想：水唯有&平澹&才能生养万物，平澹是世界构成的法则，是万物生长的内在规定性：人是万物之一种，水的平澹法则与内在品格，同样是人的生存、国家存在，社会发展的根本律令，所以对于人者之王的君主同样该如此。所以管仲从&水&本体论中的平等思想，演绎出了他的霸道政治理想的内在精神和治政改革的指导思想：水是万物的本原，这是相对自然世界的生成而言；相对人世社会来讲，&民&不就是国家的本原吗？所以管仲在其政治理论中一再强调&民为体&的主张，强调富国强兵，称霸天下，必以民为本，必须要先富民，必须要顺民心、顺民欲；并全力推行&与俗同好恶 &――&民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治政方针。后者表现为&水&的&卑下&本性，蕴含着一种博大谦卑的人文精神种子：&水&的卑下本性，才使它永恒的流动而求生自我，而生生不息。人不同样如此吗？尤其是人者之王的国君，要称霸天下，其自生自强的根本品质，就是卑下，这种卑下的具体表现就是&宝民&、&尊民&、&贵民&。以此不难看出：管仲的&水&本体论思想，奠定了他的王霸学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 　　五、管仲王霸学的思想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 现有的各种中国哲学思想史，要么以孔子为源，要么以老子为源，其实，这都不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做法。从年代的先后以及所形成的思想渊源来看，先秦诸子学说中最先发韧的是王霸学，所以，客观地看，管仲的思想应该是前先秦文化精神向先秦诸子思想兴起的中介桥梁：管仲的思想应该是先秦学术繁荣、百家思想竞放的直接源头。 以管仲为滥觞的王霸学思想被后世称之为&法家&。用&法家&这一概念名称来指称先秦的各种王霸学思想，使其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的，是汉代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略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之所从言之路，有省不省耳。．．．．．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其后司马迁沿其说，认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壹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后来的刘向总结先秦诸子学说，编排顺次为七，沿用&法家&概念来指称王霸学思想，并将法家列为九流之一。后来者班固在其《汉书》继续沿用其说，认为&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治。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传任刑罚，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文艺志》) 如上四家之言，皆以儒家观点来评价先秦王霸学思想，因而得出王霸学思想&严而少恩&、&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的判断，并认为只能作为&一时之计&，不可成为&长用&之良方的结论。虽然如此，但他们都看到了王霸学思想的本质所在：王霸学思想是礼治的手段，是重新确定尊主臣卑的方法，是弘扬&先王之明罚饬法&的一种实践方式，其最终的目的是辅佐分封国君强兵富国，称霸天下。 &建法立制，富国强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法家三材，司寇之任也。(魏 刘绍之《人物志、业流篇》) 法家者，王霸者也。他们的基本主张与践行取向，就是&富国强人&。这里的&人&不是指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民、公民，而是指人君，因而&富国强人&的基本意思是富裕国家，强大人君(的政治、政权)，以最后达到征服列国，统一中华，重新建立分裂之后的社会新秩序。这是所有鼓吹和实践王霸学思想的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想和所努力奋斗的人生方向与目标。 以此，第一，王霸学思想家们厉行法制，&严而少恩&、&去仁爱，传任刑罚，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的目的并不是不要和推翻&礼制&，另走歪门斜道，而是要&以辅礼治&――即要以&严而少恩&的新方式、新方法来弘扬礼治，其目的仍然是确定和稳固君臣上下尊卑等级、官民职责秩序，这如司马迁所说，&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王霸学思想家们的思想与政治理想和实践方向，体现在维护君臣等级、官民职责这方面，比其它各家学说更坚决、更强硬、更具有无私性：王霸学思想家们为了实现&富国强君&&称霸天下&的目的，必须打破和根除宗法血缘亲亲的等级制度，建立起以确立和弘扬君主绝对权力、绝对权威和绝对王霸利益为绝对前提的刑赏等级制度。这种严酷的刑赏主义等级制度，即是时势对各诸候君主的绝对要求，也是各欲称霸分裂之天下的诸候国君们所必须继承和弘扬先王刑赏主义传统的自觉表现。 第二，被后世所称之为法家的众王霸学思想家们的社会理想、政治思想和实践精神，并不是叛逆传统，而是对前先秦时代的夏商周三代圣王的王道学思想的时代性继承与时势化弘扬：夏商周三代圣王之所以为后世的思想家们所倾心的推崇，就在于他们以自己的聪慧总结了前人的治民和治国的权术并在自身的践行中加以因革和发扬：这首先表现为&法&名义下的刑赏主义――夏商周三代所相继形成的第一个治国治民之术是赏罚术：相传&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以刑赏治国，以刑赏治民，以刑赏富国、以刑赏强君，这是夏商周历代圣明君王整治国家、建立秩序、确定尊卑贱关系的法宝。其次表现为&礼制&名义下的道德主义――夏商周三代所相继形成的第二个治国治民的权术传统是礼制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与&刑&在中国文化结构中体现为表里或者说体用关系：礼是刑之本，法是礼之用，或者说法是礼之表，礼是法之里。&刑&与&礼&的这一本质关系，构成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生成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文化最初的价值取向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精神传统。先秦文化的繁荣、各家哲学思想自由驰骋，均无不以此为源泉为传统。无论是老庄的自然主义道哲学思想，还是孔孟的王道主义仁义教化理想，墨家的民本主义救世理论，还是王霸主义的法家一流，以及各种各样的衍生性思想流派，都无不&先王之道&为其思想渊源和理念标准。这&先王之道&在不同的人的心中，有其不同的形象与价值取向：老子一脉取其道源---即&道体&――&无&而论先王之道；其它各学说取其&道用&而论&先王之道&。其中，孔子及其所从者取其&以仁入礼&以论&先王之道&；墨学取其&民生权利&而论&先王之道&；法家一脉则取其&刑赏&而论&先王之道&。 第三，先秦诸子都以&先王之道&为其思想源泉并以回归先王之道为其目标，其&先王之道&即是&天道&、&人道&、&王道&的整体表述。从远古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融&天道&、&人道&、&王道&于一体的&先王之道&，是以&王道&为目的，以天道为源泉，以&人道&为途径（手段）。将其目的、源泉与手段统一起来、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是天伦主义的道德观和刑赏主义的治驭观。 在夏商周所形成的&先王之道&内涵结构中，王道精神之成为其主体与目的，就在于&先王之道&的本质规定即是权力专制。国家统治权力集于一人之手，这即是&王&；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把国家的统治权力集于自己之手，其前提是必须要有强大于任何人和任何族的力量，其表现的形式必须是要把这种力量用于对他者的征服&&这就是&霸&；一旦通过暴力的方式夺得统治权力于一身，要保持和维护这种唯我独有的&权力&和&称王&的地位，同样需要强力，需要&霸&的力量。因而，&先王之道&的本质内涵即是&王道&与&霸道&，或者说其本质规定是王权与霸权：王权必以霸权为先导为后盾，霸权必以王权为根本为体现：霸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形式是武装的暴力，王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形式则是语言的暴力。前者展现出统治权力的野蛮与残暴，实现这种野蛮与残暴的有两种方式&&军队和刑狱。后者表现出来的统治权力是温文尔雅，实现这种温文尔雅的基本方式是天伦与道德。 先王之道 &&&&&&&&&&&&&&&&&&&天道&&王道-&&人道 && 　　　　　　　　&&（源泉）　　　　　（途径） &&&&&&&&&&&&&&&&&&&&&&&& 王权&&&&霸权 &&&&&&&&&&&&&&&&&&&&&&&&&&&&&&&&& & &&&&&&&&&&&&&&&&&& 军队与刑狱===天伦与道德&& &&&&&&&&&&&&&&&&&&&&&&&&&&&& &&&&&&& & &&&&&&&&　&& --------刑&&&&&&礼---------- &&&&&&&&&&&&&&&& (王道之法)&&&&(王道之礼) &&&&&&&&&&&&&&&&&&&&&&&& 王道 [4] 现在再过头来看前面所引《汉书、文艺志》关于法家的那段评述，包含丰富深刻的信史： 第一，夏商周历代贤明先王为了明确赏罚而制定刑律（法），这是历代先王们为推行王道而需必须厉行霸权――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治理，社会秩序才得以建立，人民才可能接受统治，所以，厉行霸权，实施刑赏之法，也就构成了历代先王们的特别技术与才能。然而，这种特别的技术与才能只能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无限度地使用，如果使用过度或者以此为唯一的统治术，就导致反面的后果，即危及到对统治者自身的至亲的残害，使社会失去了仁爱与教化，这从根本上涉及到对血缘亲亲的氏族制度的破坏，血缘亲亲的氏族制度一旦遇到破坏，反而会导致王权不稳定，社会无秩序，霸权难以持久地维持。所以，维护王道而推行刑赏之法，这是刚性的一面，它还需要柔性一面的支撑与调剂，这即是仁爱与教化。从根本上讲，建立血缘亲亲氏族制度的内在血缘根基和情感纽带是&礼&，一切形式的刑赏之法都是为了维护这一血缘根基和张扬、强化这一情感纽带。所以，刑赏之法的运用必以&礼&为规范并以礼准则。这就是为&辅之以礼&，才&用之以刑&。 第二，所谓法家者，大都出于掌管讼狱之官员(即理官)，他们所信奉的就是以刑赏之法来辅佐血缘亲亲之礼，来维护和强化血缘亲亲的氏族礼治。因而，法家面临&天下道术分裂&的现实，治理社会，重振秩序，富强国家的手段是刑赏之法，其行动纲领和原则仍然是礼，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同样是礼治。这就是史马迁关于法家那段论述的本质含义。 第三，马司迁对法家的政治和伦理思想本质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但是后人出于特定的儒家理念，却断章取义地认定法家是反礼制的，是与儒家走的完全不同的路子。这种已成传统的解释学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如果从整体来看司马迁的这段对法家的总体评价就会发现：法家们推崇刑赏之法，其根本的目标是帮助&天下道术分裂&中那些雄心勃勃分封国君增强争霸天下的实力，以达到成为新的霸主，重定乾坤，因而，他们必须&严而少恩&。但是这个&严&是相对意欲雄霸天下的国君和他们的霸权主义野心与目的而论的，即法家们告诉国君们明白：只有通过&严&(严格、严酷)才能创造出求霸、为霸、称霸的信、威，才能营造出&令出则行&、&令禁则止&的强与盛。 为称霸天下，必须推行刑赏之严；一旦推行刑赏之严，必然带来刑赏之酷；严酷的刑赏之治的基本前提和直接后果就是&少恩&，就是不别亲疏、不分贵贱地唯刑赏之法为唯一依据，即一切是非都断于一法。这势必引来血缘贵族们的反对，因为，在法家们没有出现之前的时代，氏族血缘制度下的刑赏之法的运用，是以&尊亲&为准则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夏商周以来所形成的一个基本传统，这个传统的底蕴就是贵族的&血缘亲亲&。君王们对于血缘贵族的基本态度是&赏&而不&刑&；君王们与血缘贵族之间的最后的分明的界线只有一条，即只要不窥视他的王权，其它什么都好说，在这一边界规定下，君王的东西与血缘贵族的东西往往是不明确的：即你的也可能是我，我的也可以是你的。因而刑赏之法只适用于血缘贵族集团之外的外人、庶人、奴隶，血缘贵族集团内部更多的是实行的家法、宗法&&即礼法。自管仲始，这种格局被法家们强行打破了，刑赏之法不仅要针对外人、庶人、奴隶，也要针对血缘贵族，君王与血缘贵族之间的一切都因为刑赏之法的指涉而有了分明的界限，不仅是王权不能窥视，王权之外的一切其它东西也要来个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决不能有半点的含糊与模糊，一旦有谁想超越这个界线生一点非分之想，同样要罚、要刑。这就是&法家严而少恩&的内在含义。 &法家严而少恩&的刑赏之术，不是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人、不尊亲亲之恩，而是恰恰相反：夏商周以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传统是&敬天崇祖&的天伦观念&&在夏代，这个&天&就是上帝、 天帝，夏王朝的君王就是秉承上帝、天帝之志而行人间之权，所以他被神化为上帝之子代父庶务人间。由于君王的这种特殊的身份来源，殷商以来的&天&也就实实地演变为殷人们的&先祖&――&敬天崇祖&的本质含义即是&敬祖崇祖&，君王则是其所崇敬的历代先祖的现实化身，所以，&敬祖崇祖&(或者说&敬天崇祖&)的直接现实就是&敬君崇君&；&敬祖崇祖&的现实形式就是&敬君崇君&；&敬君崇君&的现实行为就是最好的&敬天崇祖&&敬天崇祖&&&敬祖崇祖&&&敬君崇君&，此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在夏商周三代历史中，敬与崇就是尊亲，就是亲亲，就是实施与张扬亲亲之恩。最高的尊亲和最神圣的亲亲，恰恰是尊王、尊君；最高的、最大的、最神圣的恩，只能是君王的恩。管仲(包括后来者)对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王道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也就从这里出发，建立起其独特的王霸学治理思想与行动风格：唯一绝对需要无条件、无限制的地要尊、要崇的&亲&只能是君王，唯一绝对地不能忘记的恩也只能是君王之恩，除此之外的一切亲与尊都是有条件、有限制的，这种条件与限制就是君王的绝对利益：即凡是损害了君王的绝对利益的行为就要罚与刑，哪怕是血缘贵族以及把持朝政的那些贵族大臣们也不例外。相对最高的统治者君王来讲，其&尊&其&恩&不是少了，而是比以前要多得多，实在得多，丰富得多；相对血缘贵族来讲，也要论功行赏；相反，凡是真正尊其君王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真正亲其君的绝对利益和为其君王创造出绝对利益的人，哪怕是外族、外人、庶人、小人，乃至是奴隶，也可因其实实在在的尊与亲的贡献而得到君王的恩(这是管仲废除世袭制度和推行&任人唯贤&的官吏选拔制度的政治思想基础)。由此，自管仲始的法家所推行的王霸之术(即刑赏之法)，是最大的别亲疏，最认真的分贵贱。这种别亲疏、分贵贱的标准，只能是实实在在的对君王的绝对利益服务，具体地讲，就是为君王完成霸业的贡献。正是在这里，管仲的霸学思想里面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唯贡献原则。 管仲所开创的王霸学思想和行刑赏之法的真正目标，是帮助那批野心勃勃的君王们重定乾坤，王霸天下，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确立君王们的神圣身份和不可怀疑与动摇的统治地位，这就必须不能废除&先王之道&的治驭术----即刑赏之术和礼教之术，这是驾驭臣民、王霸天下的君王们的刚柔双鞭。管仲推行王霸学、实施刑赏术的指导原则与行动纲领只能是由霸而王的王霸秩序的内稳器&&&王道之礼&。 在中国前先秦文化传统中，&先王之道&的基本构成内容是天道、王道、人道；其基本精神是刑赏之术的王道之&刑&与天伦道德的王道之&礼&。管仲所开创的王霸学思想，把历代先王们的刑赏之术推向极端，使君王自己的恩多而广，使血缘贵族的亲少而寡，这是使后世儒家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方面；与此同时，他的王霸学思想又把历代先王们的&王道之礼&推向了绝对的分明之境：在管仲所开创的法家政治实践中，真正的王道之礼，就是以君王为起点并以君王为目标的严格等级制度、明确上下地位、绝对尊卑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简单地讲，就是君要严格地保持君道，臣必须严格的遵循臣规，不能有丝毫的模糊与逾越。否则，君臣之间也就没有尊卑、秩序，君臣之间一旦没有了尊卑与秩序，社会也就失去了秩序，国家也就由此混乱，富国强兵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是管仲开创的王霸学思想要循礼、重新定礼和弘礼的根本考虑。正因为如此，&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不仅法家，其&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这就是孔子一方面反对法家的&严而少恩&，另一方面又为管仲的法治做辩护、并对管子的功劳备加赞扬的原因。 就其终极目的来看，法家与儒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为何后世的统治者们却只暗用霸术而明扬儒术呢？后世的儒生们为什么要把治乱之罪统统归结到法家身上呢？这就涉及到对管仲开创的王霸学思想&&即对刑赏之术(法律)与天伦之术(道德)的本质关系的根本看待问题：管仲的王霸学思想是以历代先王们的王道之礼为&体&，以王道之刑为&用&的。王道之礼之所以构成其王霸学思想的体，是在于严格的尊卑是集权的来源，集权是权威的来源，权威是秩序的来源，秩序是国富兵强的来源。周朝之衰微，就在于周天子与封国之间的尊卑观念、意识、情感的模糊，由而导致了周王室集权的衰落，王权的下移，王权的下移，导致了周天子王权威的丧失，天下也就分裂为弱肉强食。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经验与教训，构成了管仲王霸学思想的来源，亦构成了法家一流王霸学思想的不竭源泉。 礼是刑之本，也是刑之源，更是刑之矩。但反转来看，刑又是礼之成的途径，也是礼之用的方法和礼之固的手段。一个有作为的君王，要行霸业，成王道，面对&天下道术分裂&而人人争霸天下的局面，绝不能以礼入礼，因为以礼入礼，绝不能制天下汹汹之欲，而欲望无止，则秩序难成，秩序难成，则国难富兵难强，所以最终霸业难图。只能以刑赏入礼，以刑定礼，以刑固礼，以刑弘礼。换句话讲，在群雄纷争的（春秋）时代，以礼入礼将更加无礼，只有以刑赏入礼，才能真正重新确立等级、尊卑、上下、内外之礼，真正做到亲疏有别，上下有序，内外有差。 按一般的历史观，西周以降，王室衰微，权力下移，各分封国各自为政，群雄争霸，&天下道术分裂&，是为春秋。其实应该反转来讲，西周向东周的转变，恰恰是&天下道术分裂&的时代。由于&道&与&术&的相分裂，才导致了周王室衰微，权力下移，诸候各自为政，群雄争霸。孟子讲&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在中国先人们看来，诗是乐的象征与标志，乐则来源于王道浩荡；王道浩荡，则在于道与术一统。当道与术产生分裂，走向分裂、完成其分裂时，王道的踪迹也就再也找不到了。王道的踪迹一旦退隐于国中，象征乐的诗自然也就消亡了。 王道即道与术的抽象表述。追踪历史，周所承袭与弘扬的王道之&道&即是&礼&。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个始于夏而为殷、周所&因&与&革&的&礼&即是王道中的&道&；这个为历代所因革损益的&礼&之所以构成一切有作为的君王的王道之&道&，就在于它是王权霸业的根基，统治阶级的道德，民所崇敬的依据，它不是来自于人间的意志，而是上天神圣法则与先祖智慧和美德的凝聚，所以它既是天伦，也是王德，更是民之精神的归依。而这个王道之&术&则是依据王道之&道&而所制定的统治臣民、稳固王权，建立秩序，维护国家的刑赏之法。 &齐桓公之时 ，天下卑弱，诸候力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缕，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若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存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淮南子》记载的这段有关于齐桓公兴霸业与管仲思想诞生的内在渊源关系，正可作为对先秦整个法家霸学思想与政治实践之最精辟概括：那批真正有远见卓识的诸候争霸天下之根本目的就是&欲以存亡继天子之位&，他们迫切需要&广文、武之业&的道、术。管仲及其后来者的聪明，就在于他们能够察历史之兴衰脉向，审时度势之所需，为这批野心家们提供了&欲以存亡天子之位&的蓝图和&广文、武之业&的道、术。这里的&广&者，乃弘扬、扩张之意； 这里的&文、武之业&就是王道之&道&和王道之&术&，就是对业已分裂了王道之&道&和王道之&术&予以重新弘扬和统一。 面对&天下道术分裂&的现实，先秦时期的各个思想家们、各种思想流派，都是围绕&如何将分裂了的道术重新再造（统一）而展开。所不同的是，各自所确立的出发点不一样，其看待天下道术分裂的视野与态度也就各有所异，因而解决此一根本性时代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也就根本不同：对于老子及其以后的道家学派和黄老别支，他们从自然主义出发，提出了&去欲&、&静心&、&无为&的方案来解决&天下道术分裂&，他给人们提出的具体操作路径是&贵生&、&养生&、&长生&；稍后的孔子及其后儒们则沿着血缘亲亲的老路子，提出了&以仁入礼&、&仁者爱人&的人伦主义方案来解决&天下道术分裂&的时代问题，其所给人们指出的具体操作路径是以&尊尊&和&亲亲&为准则的&仁人&主义教化。墨子及其由此形成的墨学一学所遵循的原则，颇具有现代人类理想色彩的和平主义，他们为这个时代提供一套反战主义方案来解决&天下道术分裂&的时代状况，其具体的操作路径是&兼爱&、&非攻&、&尚同&、&非乐&。上述的三大思想思潮与管仲所开创的法家王霸学思想一样，都是这个&天下道术分裂&的时代的精神产儿。但是，无论是老子一派，还是孔子一流，或是墨子一学，都是无视于人性与权力的双重现实所生发出来的天真的理想主义硕果：老子一派所宣扬的是自然主义理想，孔子一流所崇尚的是人伦主义理想，墨子一学所热衷的是博爱主义理想。而理想之于欲望横生的人性和野性无度的权力来讲，终久只能是理想――而不能走向普遍性的现实。管仲所开创的法家一支的王霸学思想之不同于前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以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实践家的敏锐和深邃，正视人性和权力的双重现实，提出了切实可行地解决&天下道术分裂&的行动方案――即&以刑入礼&的刑赏主义行动方案。这一具有极强时势操作特征的行动方案，既是对&先王之道&的王霸精神的最实在的&因&，又是对&先王之道&中的一切不利于王霸之业的续承与弘扬的那些东西的&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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