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明、刘志强：关于越南历史发展轨迹与特征的几点思考
梁志明、刘志强：关于越南历史发展轨迹与特征的几点思考
& & & & 　　[摘要]在中越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平友好交往是发展的主流，但时而又伴有波折，道路并不平坦。历史往往是一面镜子，我们相信，对越南历史发展以及历史上中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系统的研讨和客观的解读，以史为鉴，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弘扬两国深厚的历史情谊，增强文化的认同感，培育有利于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记忆”十分重要。本文试图勾勒越南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基本特征，为中越史学界从学术层面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做一尝试。
　　[关键词]越南;历史发展;轨迹;特征
　　[作者简介]梁志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志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
　　越南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中越两国有着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一部越南史，既是越南各民族生存发展，不断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也是中越两国人民相互交流，彼此促进，并肩奋斗的历史。越南毗邻中国南疆，位于南海交通的要冲，在历史上是中国海上出航的必经之地。当前，为坚持和落实好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双方历史文化认同，对越南历史及其发展的基本特点进行勾勒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有研究越南历史和中越关系史的优良学术传统。自1950年中越两国建交以来，中越关系迈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的越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许多著作。但关于越南历史的研究仍有一些薄弱环节，中国学界虽翻译出版有不少越南史学著作，但迄今没有自己编撰的从古到今的完整的越南历史著作。这种状况与我国现今的国际地位和中越关系飞跃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在中越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平友好交往是发展的主流，但时而又伴有波折，道路并不平坦。历史往往是一面镜子，我们相信，对越南历史发展以及历史上中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系统的研讨和客观的解读，以史为鉴，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弘扬两国深厚的历史情谊，增强文化的认同感，培育有利于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记忆”十分重要。 本文是笔者撰写《越南史纲》的一些总结，是根据多年来的教学与研究的体验，并吸纳国内外学术界，包括越南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对越南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和轨迹的几点思考与认知，求教于各位专家与读者，疏漏不当之处，恳请多予教正。
　　一　颇具特色的越南史前文化和悠久的中越历史联系
　　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表明，越南这块土地上很早就有原始人类繁衍生息。原始时代留下的遗迹表明, 这里生存有不同种族的居民，初始的本地居民可能是印度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其后裔是占人和长山山脉中的山地族群。
　　越南处于亚洲大陆南下移民的必经要道上，操南亚语系和汉藏语系的诸多民族，大多是从中国大陆逐次南迁来到越南这块土地上的。生活在越南中南部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诸族人，属蒙古利亚人的南支，其中包括占人，又称占婆人，公元2世纪建立古代早期国家林邑(占城) 王国。现代越人的直接祖先则是源于分布在扬子江以南的“百越人”的一支——雒越人。
　　古代越人居住地称为“交趾”。中国先秦古籍有许多关于神农、颛顼、尧、舜等中国传说中的先贤人物关于“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等记载[1]。此外，《尚书大传》和《墨子》等均有尧治天下，“南抚交趾”的记载[2]。
　　越南古史记载：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生帝宜。既而南巡至五岭，接得婺仙女，生泾阳王，名禄续。王圣智聪明，帝明奇之，欲使嗣位，王固让其兄，不敢奉命。帝明于是立帝宜为嗣，治北方，封王为泾阳王，治南方，号赤鬼国。王娶洞庭君女，曰神龙，生貉龙君。貉龙君娶帝来女，曰妪姬，生百男，是为百粤之祖。一日谓妪姬曰，我是龙种，你是仙神。水火相?剋，合并实难，乃与之相别。分五十子从母归山，五十子从父居南。封其长为雄王，嗣君位。雄王建国号“文郎国”[3]。这个关于炎帝神农氏后裔“雄王”建立“文郎国”的神话故事后被越南古代史学家吴士连写入了《大越史记全书》外纪[4]，成为越南正史的内容。
　　中国历来以黄帝和炎帝为始祖，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而越南人则认为越族系炎帝神农氏的后代，并把炎帝、黄帝和伏羲氏写入史书，供于神庙。这些传说显然杂有许多神话成分，但却折射出上古时期中越之间的历史亲缘关系。
　　考古发掘资料是比神话传说更为有力的证据，中国南方和越南史前文化遗迹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中越两国人民之间悠久的密切的联系。上古时期，越南地区先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其发展具有连续性，并创造了丰富多彩且颇具特色的史前文化。和平文化遗址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遗迹，而北山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和大量的陶器标志着越南新石器时代的来临。通体磨光的有肩石斧和轮制印纹陶的使用，是越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越南除早已发现的东山文化外，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又发现一系列青铜器文化遗址，其中有造型优美、纹饰繁茂的古代青铜鼓，表明越南地区有一个颇为发达的青铜时代。
　　越南的史前文化与中国南方有悠久的密切的联系。越南旧石器和新石器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许多实物与华南发现的文物属于相似的类型。古代中南半岛与中国南方地理毗邻，气候环境相似，虽分为不同的地域，但通过民族迁徙及贸易往来，到青铜时代，两个地区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据民族学家研究，在越南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迹中发现的陶器实物中，有大量的与中国南方发现的类似的印纹陶, 说明至少在3000多年前，中国南方兴盛发达的几何印纹陶，就已经传播到了越南，给当地制陶业很大的影响。但越南的几何印纹陶带有本地的风格与特色[5]。越南发现的“东山铜鼓”上有太阳纹、鸟纹、羽人纹、船纹、蛙纹等等，与中国南方出土的铜鼓花纹基本相似，表明两地青铜文化既有共性和传承关系，又具有不同特色与多样性，这正是两国之间悠久的历史文化紧密联系的体现。
　　越南一些学者提出，在青铜文化发展的时期，越南历史进入了“雄王”建立的“文郎国”时代，并说“文郎国的诞生是红河流域文明经过几千年长期发展的结果”。但越南从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等考古资料表明，当时的社会尚未最后脱离原始社会的范畴，还没有发展到阶级对立形成和建立早期国家的阶段。越南学者陶维英曾经指出: “实际上, 雄王(雒王) 所统辖之地是否能称为一个国家?中国的‘国’字，在以前中国的古籍中，通常用来指诸侯而言，而在诸侯中，多数也只是一些部落而已。” 他根据社会学关于部落制度的原则，认为“雒王一定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而雒侯是辅佐雒王的官职，或者是部落联盟内负责战争的军事领袖职位”。鉴于以上所述，他推断“雄王(雒王) 所建国家，只不过是一个部落联盟”[6]。中国学者依据自己的研究，认为传说中的雄王(雒王) 所建“文郎国”尚处于原始公社末期部落联盟阶段[7]。
　　关于“瓯貉国”问题，由于越南东山遗址的再发掘和新的发现，人们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考古发现证明，在东山文化时期，已使用青铜的犁锹和铁锄，以水稻种植为特征的农业有了重大的发展; 陶器的大量出土，造型精美的青铜鼓和河内附近的古螺城遗址近万枚箭镞的发现, 说明陶器和铜器制造业以及造船业相当发达。当时的居民住在干栏式房屋(即高脚屋)内，已会饲养猪和牛等家畜，并有了多种生活用品和艺术装饰品，显示人们开始有了审美的观念。古代青铜鼓的制造和古螺城的遗址说明部落贵族财富的增长和权威的增强，学界认为, 到东山时期社会较前进步，可能形成了比氏族部落更高的社会共同体。研究青铜时代和古代铜鼓文化的中国学者李昆声和黄德荣认为，东山时期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较高，已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更高的社会共同体——方国”之类的国家[8]。所谓“方国”是“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
　　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实际上那时只有“习惯法”，还没制定成文法典;仅靠原始的“结绳记事法”，尚没有文字;虽进入了父权家长制，但还保留不少母系制残余; 虽已有奴隶，但数量不多，属家内奴婢，奴隶殉葬不普遍; “社会阶级矛盾业已出现，但不很激烈”。越南学者文新等所著《雄王时代》说 :“这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是“国家雏型社会的一个长期过渡阶段”。“瓯貉国”在社会性质上与文郎国基本相同[9]。因而客观地评估，我们认为“瓯貉国”属于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政权组织，尚处于国家雏型阶段。
　　二　由原始部落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社会的历史跨越
　　自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0世纪中叶，越南历史进入隶属于中国王朝统辖下的“郡县时期”，越南学界称为“北属时期”。进入郡县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文化的传入，在内外两种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到公元1世纪中叶时，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方由原始社会末期越过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历时1000多年，越南受到中国中原文化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进入中国文化圈，同时又保持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
　　公元前218年，中国秦朝略取五岭以南地区后，设立南海、桂林和象郡，将中国疆域向南拓展到岭南地区。秦朝末年，公元前207年南海郡尉赵佗[10]在中国南疆建立“南越国”地方政权。赵佗随后又把象郡一分为二，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北区设交趾、九真二郡。他实行“和辑百粤(越)”的政策，推广使用铁器生产工具，发展与内地贸易和农业生产; 在社会基层，仍保持交趾、九真二郡的“雒侯雒将制”，尊重当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整顿“粤人相攻击之俗”，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自秦末之后，众多的中原士卒和移民南下，与越人杂居，不仅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中原文化，而且加速了两地民族的融合。
　　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汉武帝统一南方后，在原“南越国”地区设立九个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顺化以北地区。史籍记载，当西汉王朝新设郡县之时，交趾、九真两郡仍处于比较原始落后的状况。西汉王朝对交趾、九真、日南这些“初郡”的政策比较“宽松”，虽委任太守、刺史、都尉等官，但仅管理汉人移民和各郡的军政事务，县以下让“诸雒将主民如故”，仍沿袭村社制。酋长和部落贵族仍保有对本地的权力，因而诸雒侯雒将的传统势力并没有触动。郡县的建立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也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成为带动三郡封建化的重要力量，但随着三郡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动，社会矛盾也日益积累与加剧。
　　郡县时期的交趾曾多次发生地方的起义与反抗斗争。重要的事例有，东汉初年发生的越南史上称为“二征起义”的事件。“二征起义”，一方面是交趾地方民众反抗东汉朝廷统治和剥削的斗争，但属于国内发生的阶级对立和民族矛盾，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二征起义”也是封建朝廷与地方豪强势力矛盾激化的产物，反映了中原文化传播进程中与地方越族的氏族贵族体制和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撞击和冲突。[page]
　　“二征起义”是越南社会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起义失败后, 雒侯雒将制瓦解，封建政治体制确立，这加速了交趾社会向封建制的转化。马援在进军过程中，推行汉朝政法制度，确立封建郡县制，使当地旧的雒侯雒将制瓦解，政治体制进一步封建化。马援经略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对交趾地区的社会进步起了促进作用[11]。随着郡县制的巩固，交趾地区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社会生活较前稳定，突出表现为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据史籍记载，以河内为中心越南北方地区生产力提高，农业增产，城郭修建，人口也迅速增加。
　　三郡人口增长的原因有内外多种因素。主要是新的生产方式的输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新的婚姻与家庭制度建立，生育繁殖率也必然迅速提高;大批中原移民南下交趾，以及邻近地区移居者的归化，也应是重要的因素。正是由于受到中原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影响，交趾地区社会便发生急剧变化，由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向文明礼教的封建社会过渡。
　　在郡县时期，中原文化开始从多个方面影响交趾社会。随着中原人士向南方的迁徙，与当地人“杂居其间”，言语交流，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越人乃“渐见礼化”，接受了中华文化观念，汉越文化开始融合。到汉末三国两晋，交州成为中国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汉字被称为“儒字”，传入交趾，汉语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渗透到了交趾——安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三国时期，移居交州的士燮领交趾太守[12]。他大力提倡诗、书、礼、乐，注解《左传》、《春秋》和五经，并礼贤下士，优待中原文人学者，为儒家学说在交趾地区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越南古史尊为“士王”。越南古代史学家吴士连赞颂说: “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 ，自士王始。”[13]
　　中原经济文化对越南地区文化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唐代安南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海上交通与对外贸易日益繁荣。唐朝初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唐代安南物产富饶，经贸发展，公元7-8世纪交通空前发达，已形成水陆交通网，各州首府之间与各县之间均有道路相通。交州首府不仅与各州有官道相通，还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相连，甚至可达云南。从云南有通往蜀地(四川) 、骠国(缅甸)、天笠(印度)和西域(中亚)的道路，这是古代中国的西南丝路。安南是海上丝路的停泊站和集散地。隋唐时期，儒学在安南士人中的普及程度已不亚于内地。这些史书上记载的历史事实，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由此可见，中国对于郡县时期安南的影响不可低估。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指出，“中国对越南的征服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 第一，红河三角洲成了东南亚第一个依赖稻谷种植的人口稠密区和社会中心”;“ 第二，中华帝国实际使越南文化到了鼎盛时期。”[14]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完成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封建社会历史的跨越。红河流域经济文化的兴盛发展，有内外多种因素，其中，与来自中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和大批中原移民的辛勤垦殖密切相关，他们的宝贵奉献不容抹煞。
　　三　“宗藩”关系在越南封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自公元10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下半期，即从五代至清朝后期，约900多年，是越南自主的封建国家建立、发展与兴衰的时期，也是中越两国邦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越南在政治上仿效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同时与中国朝廷维持“宗藩”关系。其间既有和平交往，又曾发生过冲突与战争。宗藩关系在中越两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何评价“宗藩”关系及其历史作用，值得研讨和总结。
　　宗藩关系，有学者称为“华夷秩序”，是东亚地区大小封建国家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的中越宗藩关系是产生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特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儒家以“和”为主旨，以“王道”治天下的价值体系为宗藩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些因素的结合，便构成了宗藩关系的文化。
　　公元10世纪中叶中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越南脱离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成为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邻邦。它与中国封建王朝维持“宗藩”关系。建立在“宗藩”关系基础上的中越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越南朝廷受中国朝廷册封，并定期纳贡，同时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
　　古代东亚地区曾建构有以中国为核心，以“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为表现形式的国际体系，或简称“朝贡”体系，这一体系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体现。但有学者对其范围和实施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在“更多的时候是中国朝廷的一厢情愿”[15]。诚然，以中国为中心的“四方来朝”的国际政治体系并非完全真实的历史原貌，东南亚国家对这种“朝贡”关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越南也确曾承认过这种关系的存在，目的在于通过“朝贡”册封来巩固与提高自身的政权地位;或者通过“朝贡”贸易获得经济实利，因而历史上这种由官方主导的贸易方式，从宋代至明清往往能定期进行，持续不断。越南自主的封建国家非常重视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对中国朝廷“勤修职贡” ，当新王登基，尤其是改朝换代之时，必遣使上贡求封，以示永为藩属。册封意味着藩属国王朝获得了政治上的正统性和王室继承的合法性，因而在“宗藩”关系时期，中国朝廷的册封对越南封建王朝的影响不可低估。
　　学界认为，古代史大小国家之间的这种“宗藩”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关系，但中国朝廷对越南国王的“册封”，实际上往往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很少具体干涉其内政。“朝贡”无疑显示中央皇朝的权威，但朝贡实际上又是双方的一种贸易形式，有助于互通有无，并且一贯实行的是“厚往薄来”方针，对朝贡国的国王和使者的赏赐往往比贡品要丰盛许多倍。
　　“宗藩关系”与近代西方列强寻求殖民地和保护国的殖民统治与殖民掠夺显然不同，中国朝廷一般不干预越南的政治自主，不染指“藩属国”的领土，不驻扎军队，不谋求经济上的特殊利益。对两者不加区分，将历史上中国与越南自主国家的“宗藩关系”视为“殖民统治”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状况。在“宗藩”关系时期，中越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双方的联系甚至比过去更为密切。
　　需指出的是，越南古代王朝也崇尚这种植根于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华夷秩序”观念，但又怀有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大越王朝的国王对中国虽“供贡称藩”，但一贯奉行对内自封为皇帝，称周边小国为蛮夷，与周边弱小国家建立一种“亚宗藩关系”。越南王朝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也仿效这种宗藩模式，要求邻近弱小国家，如占婆、 真腊，以及哀牢(老挝)纳贡称臣。越南史书也以“华夏”上国自居，称柬埔寨的高棉王国为“高蛮”，称老挝的川圹地区部族为“盆蛮”。
　　在“宗藩关系”期间，中越之间和平友好的经济贸易和宗教文化交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但也发生过战争。研讨中越历史上的和平交往和战争关系问题十分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基本认识是：
　　第一，中越邦交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共处的，虽然在历史上曾有统治者发动过一些战争，但比起那些战争来，两千多年中越之间的友谊关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深刻得多，所发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历史上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冲突或战争有时是难免的，这是国家实行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我们在研究中外关系时也不能忽视或回避国家之间的战争，关键是应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古代国家之间的战争完全是统治阶级发动的，要谴责的是统治阶级进行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人民群众是受压迫的、无权的，是强烈反对侵略战争的，应将发动战争的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侵略战争是统治集团的罪行，不能要求人民来承担历史的责任。这是我们研究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包括中越在历史上的战争所应具有的态度。
　　第三，纵观中国对外关系史，包括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历史，中国王朝对外侵略的记录是比较少的，规模也较小。中国王朝所进行的战争并非一概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其中也包括一些反侵略反掠夺的正义战争。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关系主要是和平友好交往的，双方的战争屈指可数。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战争与军事冲突，对越南的边境冲突或战争虽然次数较多，但有多种原因，要作具体分析，更不能把“侵略者”的帽子一股脑儿全扣在中国头上。
　　从10世纪中叶越南建立自主国家开始，越南和中国之间才开始形成国家关系，这一点一些外国学者也是承认的[16]。我们不必讳言，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确曾与越南发生过冲突或战争，冲突或战争的发生有多种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侵略性战争，例如元初对越南的战争。当代中国古代历史书中均明确地肯定了13世纪陈朝的三次(1257年底—1258年初、1286年初—1288年3月、1286年1月—1288年3月)抗击元蒙军入侵的战争，指出元朝统治者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不仅给交趾带来很大的苦难，也给广大中国劳动人民造成了痛苦。中国人民用逃亡、怠工以及武装起义等方式表示对这些非正义战争的反抗。元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人民的反抗[17]。
　　越南王朝也曾屡次侵扰过中国南部边疆。中国史籍记录了越南王朝“寇边”的事件。需提及的是，11世纪上半叶越南李朝就曾乘北宋朝廷忙于应付与北部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西夏和契丹(辽)的斗争，多次侵犯中国边境，“略居人、马牛”，“焚室庐”，甚至企图“直趋内地”，致使中国“濒海之民数患交州侵寇”[18]。年，即宋神宗熙宁八年末至九年初，李朝统治者派遣李常杰率领10万军队，分水陆两路大举入侵中国南部边境，迅即攻陷钦州、廉州(今合浦)和邕州(今南宁)。
　　第四，在10世纪越南建国后，两国间的战争年代加在一起是短暂的。自吴权抗击南汉起，越南经过丁、前黎、李、陈、胡、后黎、南北朝、西山到阮朝等朝代，约1000年，其中双方打仗的年代，加在一起，大约只有20年，而且每次战争后，双方都采用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处。在中越两国历史上交战的时间是短暂的一瞬，仅是历史发展中几个小的漩涡，而两国的和平友好交往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比起其它一些亚洲国家更为密切。正如有学者指出：“在环绕中国的邻邦中，与中国接触最早，关系最深，彼此历史文化实同一体的，首推越南。”[19]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史上和平和战争的两个方面，并作一些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将有助于认识我国与越南和亚洲各国关系发展史的主流，并且有助于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四　南进: 越南封建国家疆域形成和扩张的方向与动力
　　自公元968年越南脱离中国建立自主国家后，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北拒南攻”,不断向南扩张的战略。南进是越南封建中央集权王朝在确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后，所实行的一种“开疆拓宇”的战略方针，而掠夺人力资源，兼并土地，向占领地移民是越南封建统治集团向南发动战争的基本动因。
　　越南向南扩张目标的选定不是偶然的，是由它的地理环境与地缘政治条件决定的。北面是强大的中国，北进很难，西面有纵贯南北的长山山脉阻断，扩张空间有限，因此其对外扩张虽不放弃西进，而主要方向是南进。正如18世纪阮氏政权的高官阮居贞所说: “西去无路，北进艰难，所以我们应尽力南征。”[20]
　　越南南进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其南边的邻国——占婆王国。占婆，10世纪时又称占城，是一个历史悠久，并深受印度宗教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古代国家，立国比越南还早，但内部“仅存在一个松散的国家系统”。占城的国土范围是从现今越南北部的横山山岳沿着中部海岸一直延伸到南部的藩切，相距约1000多公里，但被连绵不断的山区分隔成多个小型近海飞地，其四周是大海和群山。它有12个民族，土地肥沃但人口相对稀少，力量对比较为弱小。
　　10世纪下半叶，即982年，前黎朝国王黎桓亲率大军攻入占婆，占京因陀罗补罗(今广南) 陷落。黎桓虏占婆士卒，获宫女数百，毁其城池宗庙而还。992年，黎桓出动3万人，修建了一条从漏海口(今河静省石河县境内) 至占婆地哩州(今广平省) 的道路。这是一条越—占之间的陆上官道，许许多多的越南人沿着这条道路，从人口密集的北方向南方迁移。此后，越南扩张的“方向明朗化”了[21]。
　　11世纪建立的李朝崛起为中南半岛东部的一个强盛的国家。越南史学家陈重金称其“外则攻中国，平占城，内则整顿武备，编修法律，建立稳固的自主基础。”[22]李朝时期南进步伐加速。1020年李太祖(李公蕴)即命太子李佛玛伐占城。李佛玛(太宗)继位后于1044年亲征占城，杀占王乍斗。1069年，李圣宗再次攻打占城，占王制矩战败被俘，不得不割让地哩、 麻令 、布政三州才得以获释回国。此时越南的疆界向南扩展到今广平和广治省地区。李仁宗即位后，1075年又派大将李常杰攻伐占城，并下令向那里移民。
　　越南王朝的南进遭到了占城的强烈反抗。13世纪后期，陈朝因与元蒙军的战争，南进一度放慢。14世纪初陈朝变换策略，陈仁宗采取和亲联姻方式，许诺以玄珍公主嫁与占王制·F为妻，诱使占王遣使行聘，于1306年割让乌州和哩州。陈朝将二州改名为顺州和化州，疆界扩展到今顺化—承天地区。但不及一年，占王制·F病逝。按占城习俗，王妃应随占王殉葬。陈朝却派人将玄珍公主秘密救回国内，这引起了占城的不满。为夺回乌哩二州，占城与陈朝发生一系列战争。[page]
　　14世纪后半叶，陈朝进入衰落的后期阶段，占城在国王制蓬峨在位时期国力增强。1376年冬，占城击败陈睿宗亲率的12万大军的进攻，随后多次率军，乘势北上反攻，不仅收复失地，而且一直打到义安、清化，并两次攻陷升龙城。陈朝国王和太上皇被迫逃亡，京城遭受战火摧毁。但在1390年的一次战斗中，因部将叛卖，制蓬峨的战船被炮火袭击，他中弹阵亡。此后占城衰落，节节败退。 15世纪初的胡朝继续实行南进政策, 1400年和年连续发动征伐占城的战争，占领了占洞和古垒洞，设立升、华、思、义四州，置升华路安抚使管辖，将疆界向南扩展到今广南—广义地区。
　　至15世纪中叶，越南后黎王朝建立，封建君主集权制度高度发展，黎圣宗在位时国势鼎盛，崛起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强国。他发布《平占策》，为开疆拓土造舆论，并大举南进。1446年和1471年两次攻打占城王国。1471年攻陷其王都佛逝城(今平定), 给占城以决定性打击。黎圣宗设立广南道，下辖三府九县，委任后黎朝官吏治理。占城国残存之地被分为大占、华英、南蟠三个小国，占城国日益衰微。后黎王朝时期越南的版图推进至今广南、广义和平定地区，并遣派大批越人移民南下垦殖，其中包括被判刑流放到此地的犯人[23]。
　　16世纪越南分裂后，南北对峙，征战不已，双方一时无暇南顾。大占、华英、南蟠三小国得以延续约百余年之久。17世纪初阮氏政权在顺广立定基业后，开始继续向南扩张。1611年，阮主阮璜以占城人寇犯平定为名，起兵征讨占城，占领了从虬蒙至大岭之地，建富安府，设同春、绥和两县。1653年，阮福濒又发兵攻占城，占领潘朗江以北地区，建泰宁府，后改延庆府(即今庆和) ，并置泰康营镇守。17世纪末，阮氏政权南进加快。1693年，阮福?淍以占城“不修藩臣礼”为由，命总兵官阮有镜领兵征讨，擒占王及皇亲、大臣多人，掳回富春，改占城之地为顺府。1694年改顺府为顺城镇。1697年设置平顺府，后置平顺营镇守。这样“占城国极南部之土地也就跟着丧失了”[24]。占城国灭亡后，阮氏开始向属于真腊王国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带拓展。
　　阮氏的南进仍以武力为后盾，并以移民垦荒为手段，两手并用，逐步蚕食。有学者指出：“1558年阮氏封建集团的成立是南进过程中的一座分水岭。从此以后，越南人像河水一样缓慢但不断地流过越占边界向南移动。”[25]阮氏动员迁徙来的移民和战争中的俘虏为主要劳动力，由政府发给粮食和农具，一批一批地移民南方开垦荒地和建立新村。在阮氏占领占城国的残存地区时，“越南人已从海路到达了真腊国的土地上，而且有一些农民已在此创立基业了。”[26]阮福?淍利用真腊王室争夺王位的内讧，于1698年，派遣阮有镜为统帅，出动军队占领东浦地区，设立嘉定府，置镇边(边和)、藩镇(嘉定)二营。至此，阮氏以西贡为中心，拓土“广千余里，增添四万余户”。阮福?淍又从广平招募流民到南部，开垦土地，设立村社邑坊。至18世纪下半叶，阮氏兼并了包括永隆、沙沥、新安、朱笃、河仙直至金瓯角的广阔地区，“这样，阮王便占领了真腊国东南部一个很大的区域”[27]，形成了今越南的南圻地区。
　　但越南王朝并没有放弃向西扩展的任何机会，越南王朝多次发动过对老挝的战争。老挝，越南古代称它为“哀牢”, 是一个部落林立，在14世纪建立统一的南掌王国之前，它的土地上仅出现过一些弱小的国家。据越南古代史书记载，自李朝到陈朝的300多年间，越南对老挝的规模较大的征伐战争就多达13次。从15世纪中叶起，后黎朝在发动南征占城的战争之后，向西侵入老挝。1447年，黎圣宗出动18万军队，大举入侵老挝，一度攻陷“南掌王国”京都琅勃拉邦，最后在老挝的反击下，被迫撤军。同年12月，又一次入侵，集中攻掠川圹地区“盆蛮”部落[28]。战后，后黎朝将川圹与桑怒的一部分地区合并，设镇宁府统治。
　　南进是越南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越南历史的发展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指出 “南进成为越南史的真正动力。”[29]南进又被称为越南史上从北到南的民族迁徙运动。有一些民歌描绘了当时移民对南方的渴望与进取的心态:
　　若是真正男子汉/就要像个人模样/富春为你壮豪情/同奈为你添虎胆。[30]
　　10世纪中叶，越南封建国家立国之时，其疆域仅限于以河内为中心的今越南北部红河中下游一带和中部北区。当时的越南版图只有现今的1/4。历经前黎、李、陈、胡、后黎至南朝阮氏政权，用了7个世纪，到17世纪末，并吞了占婆。自17世纪到18世纪末，又占据了原属柬埔寨水真腊的全部土地。南进从发动对占婆的进攻起始，经历了“战争征伐—移民拓殖—建立政权—再发动战争”的过程。其结果是，不但形成了直达河仙、金瓯角的越南版图，而且随着疆域扩张和移民拓殖，越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推广至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到阮朝时期，越南南北的经济贸易与交通联系密切，国家空前统一。
　　但事情往往会发生转化。1802年阮氏王朝建立后，对外仍继续推行扩张政策，进一步侵凌邻国柬埔寨、老挝，梦想建立本地区的霸权。19世纪上半叶，越南与暹罗争夺对柬埔寨、老挝的宗主权。1807年，柬埔寨国王安赞二世在无力抗拒的情势下被迫向阮朝称臣纳贡。1813年，阮朝军队侵入柬埔寨，柬埔寨实际上沦为越南的“保护国”。越南的军事占领和“越南化”政策引发了柬埔寨人民1828年和1840年两次抗越民族起义，迫使阮朝军队于1847年撤出柬埔寨。阮朝还乘老挝王国分裂之机，向老挝扩张。1827年后，阮朝侵占老挝大片领土，设州府管辖。此时版图在南部扩展到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在西部伸展到湄公河畔，与暹罗隔江相望，这激化了与暹罗的竞争。阮朝的这种政策的恶果是，不仅劳民伤财，造成与邻国的怨仇，而且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提供了条件。
　　五　越南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与必然选择
　　19世纪中叶，法国发动侵略战争，迫使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越南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结束，进入法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时期。越南历经80多年的抗法斗争，到1945年取得八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接着，开展抗法和抗美两次战争，1976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并将国名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从此，越南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越南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与道路选择值得研究。
　　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后，又相继侵占柬埔寨、老挝。法国殖民当局把越、柬、老三国以联邦方式连结起来，组成“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在整个联邦实行法国总督的全权统治。法国把越南的国名在政治地图上抹掉，并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把印度支那三国划分为五个地区，采取不同的殖民统治方式。越南分为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和北圻(东京)三个部分。交趾支那为直辖领地，东京为半保护地，安南为保护地，柬埔寨与老挝则是两个“保护领”。法国将三国的封建朝廷保留下来作为它推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在法国统治下，越南在经济上被纳入以法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宗主国的农业原料产地、商品出口市场和资本输出地。法国殖民主义在政治上实行“从不让步”的高压政策，文化上实施同化政策，其教育方针是“教授法语，加紧培养本地的合作者”。1919年越南的科举考试停办后, 法国在越南全面推行法国式教育体制。这种殖民同化政策遭到越南人民强烈的抵抗。
　　在殖民制度下，越南经济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工业不发达。越南工人阶级受到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经济地位极为低下。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越南工人阶级富有革命性和反抗精神。这个阶级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密切联系，为他们之间的联合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越南农民，尤其是贫雇农，背负高额地租、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的盘剥，终年劳累，生活极为艰辛，他们是越南民族运动的主力军。越南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大多数是中小商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不那么清晰。他们受到殖民主义的压抑，得不到自由独立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受到法国殖民压迫与民族歧视，但其中许多人出身士大夫家庭，接受了西方教育，受新文化思想影响，具有独立与自由的新意识，他们是越南民族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殖民统治阻碍了越南社会的发展，造成广大群众的贫困化，加深了越法之间的民族矛盾，激起了强烈的抗法民族运动。从殖民者入侵开始，越南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息。斗争首先在法国最早侵占的南圻开始，初期的反殖斗争是由国王和爱国士大夫(文绅)领导的，斗争限于封建复国，恢复君主制的旧范围，1885年掀起了全国性的 “勤王运动”,随后是北圻爆发的安世农民抗法游击战争，但都被殖民者残酷镇压。20世纪初，亚洲民族主义勃兴，在“亚洲觉醒”的推动和鼓舞下，越南的民族运动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1904年，越南爱国儒生的代表潘佩珠建立了“维新会”，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他与潘周桢等爱国知识分子发起了组织青年赴日留学的“东游运动”，企图效法日本，寻求日本援助，以恢复越南独立，但后来法日勾结，解散越南留学生团体，将潘佩珠等逐出日本，东游运动失败。潘周桢等又举办“东京义塾” 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并在中圻发动维新运动，开展抗税斗争。这些运动唤醒了民族觉醒，振奋了爱国精神，在越南民族独立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胜利对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下，越南革命者总结经验教训，挣脱了封建爱国主义的窠穴。1912年2月，潘佩珠召开越南革命者的会议，提出恢复君主制已不能适应新情况，决定改组越南“维新会”，成立“越南光复会”，提出了“驱除法贼，恢复越南，成立越南共和国”的政纲 。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通过法国和中国等途径输入越南，越南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方向。由于中越两国的紧密关系和基本相似的命运，中国广州、毗邻越南的两广和云南成为越南革命者在国外活动的中心和聚集的基地。
　　越南革命领袖阮爱国(即胡志明,) ，出生在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时期，成长在越南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法斗争的年代。他的家乡义安省是一个具有抗法爱国斗争传统的省份，老一辈爱国先行者的英勇斗争给胡志明留下深刻的影响。青少年时代的胡志明亲身体验到殖民统治带给本国人民的苦难，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年仅22岁的他告别祖国和父老，只身漂流海外。胡志明到过亚非欧美许多国家和殖民地，他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广泛接触民众，体察民情，观察世界。通过调查研究，胡志明看到，无论在何处，劳动群众，特别是殖民地人民都与越南人民一样无权和受苦。这使他日益认识到必须推翻罪恶的殖民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马列主义引导年轻的越南爱国者找到了祖国解放的道路。在巴黎，胡志明参加法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越南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他参加共产国际的活动，学习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这使他的思想认识发生重大转折，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5年，他到了中国，此后，到1945年，他的革命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
　　胡志明曾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居住，并亲身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了解和汲取三个国家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多次说到苏联十月革命、法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对越南革命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紧密联系。他说:“越南和中国是两个相邻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就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也就特别密切。”[31]
　　1925年6月，胡志明从苏俄到达中国。他在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创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它的核心是共青团，这为建立越南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作了准备。1930 年2月3日，在胡志明的主持下，越南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合并为统一的越南共产党。10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越南革命进入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同年2月，越南资产阶级政党——越南国民党发动了安沛起义，但仅一周即被法国殖民当局镇压。越南国民党瓦解，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人负起了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重担。从此，越南革命走上了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成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组成部分。武装反抗也成为基本的斗争形式。
　　年，越南掀起革命斗争的高潮，其顶峰是义安、河静地区的苏维埃运动。中部两省一些县的农民群众，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苏维埃式的工农政权，实行了初步的民主改革。从1931年夏起，革命运动受挫转入低潮。但年，越南人民开展了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越南形势发生重要转折。1940年9月，日本入侵越南，法国殖民者同意日军驻扎，越南成为法日双重统治的殖民地和日本法西斯的军事侵略基地。二战时期是越南革命斗争空前高涨和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时期。1941年5月，从中国回国的胡志明在越北山区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中央会议，决定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准备夺取全国政权。1945年初，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 在中国大陆越陷越深，中国人民抗战力量的日益壮大，盟军进攻日本本土和在印度支那登陆迫在眉睫，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盟不失时机，掀起抗日救国高潮。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共产党中央和越盟决定在盟军进入越南解除日军武装之前，举行总起义，夺取政权。八月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起义在全国凯歌行进，仅仅12天内(8月14日-25日)，河内、顺化和西贡三大城市和各地起义相继取得胜利，从中央到各省建立了人民政权。8月30日，阮朝末代皇帝保大宣读《退位诏书》，同时，把象征阮氏王朝权力的宝剑和金印交给越南临时政府代表团。日，在河内巴亭广场50多万人的庆祝大会上，胡志明主席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宣读《独立宣言》，向全世界郑重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32]。
　　八月革命的胜利是越南人民80多年前仆后继的抗法斗争，特别是越南共产党成立后15年来的革命斗争的结果。这15年的奋斗与牺牲使越南共产党人学会了动员、组织群众，建立工农联盟和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学会了开展不合法的与合法的斗争，特别是以山区农村为依托，建立农村革命基地，创建以农民为基本力量的人民军队，在农村发动局部起义，包围城市，进而发动总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经验十分宝贵。八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80多年的殖民统治和延续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新兴民族民主国家在东南亚诞生。
　　然而，年轻的民主共和国刚成立时遭遇严重的困难，它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法国殖民者在英美支持下卷土重来，企图恢复殖民统治制度。越南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统一全国，1946年后先后开展了两次反侵略的救国战争。
　　年，越南和老挝、柬埔寨两国的抗法战争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法国重建殖民制度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美国的干涉，印度支那成为战后大国冷战对峙和国际斗争的热点地区，印支抗法战争也成为战后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1950年中越建交和中越边界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越南孤立无援的状况, 改变了战争的格局。在中国的大力援助下，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 越南抗战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月奠边府战役的巨大胜利，击败了法国侵略者, 粉碎了美国延长和扩大战争的企图，赢得战争的伟大胜利。同年7月，签订了日内瓦会议关于印支停战协定，历时9年的战争结束，北纬17度以北的越南北方解放。
　　但越南南方被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统治。在国土被分割的形势下，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提出了“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在南方完成民族民主革命” 的战略决策[33]。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美国取代了法国，它拒不执行日内瓦协议，对越南北方提出的和平协商建议置之不理，并援助南越当局镇压爱国人士，还声称要“北伐”，摧毁北方人民政权。这导致和平统一的道路被堵塞。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是二战后最激烈、时间持续最长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它既是越南人民争取祖国统一和完成民族解放的国内革命战争，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大国侵略干涉的救国战争。越南人民不畏强暴，进行了1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挫败了美国的“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越南化战争”()，迫使美国坐下来谈判，逐步撤军，进而发动全面总攻击，解放南方，实现了祖国统一。1976年6月，在河内举行统一的国会会议，正式宣布南北统一，将国名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越南是二战后通过武装斗争为主，并配合和平谈判的方式获得统一的国家，越南人民在长期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越南抗击美国侵略、争取统一的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经验，以及广泛开展人民战争和实现全民大团结、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的经验，值得借鉴。
　　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由战时经济轨道转向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过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越南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贫困，因而战后广大越南人民渴望休养生息，医治创伤，重整家园。当时国际上许多国家纷纷表示愿为越南重建作贡献。然而，在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当时的越南领导人却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战略决策。由于内外政策的失误，越南与中国关系一度受挫，国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page]
　　1986年7月，长期担任越共总书记的黎笋病逝，长征接任总书记职务。同年12月，越共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阮文灵当选为新的中央总书记。 越共“六大”总结了经验，开启了越南经济革新与对外开放的新的历史进程。1991年越共“七大”总结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同时吸取了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制定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明确提出实行《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的理论思维和发展观念。其内容归纳起来，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国情实际出发，提出越南尚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的理论;二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不同，提出从官僚包给、封闭、集中的经济管理机制向多种经济并存的、开放的、宏观的市场经济机制转变的构思;三是借鉴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以民富国强为发展目标，把人置于中心位置，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和进步统一起来;四是吸取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教训，提出以经济革新为重点，逐步进行政治改革的方针，把经济增长与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
　　1991年11月，中越关系走向正常化。随后，中越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地发展起来。两党、两国在改革、革新和开放的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创建了新型机制，加强了治党治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交流，双方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34]。
　　迈入21世纪，到2016年1月越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越南革新开放已走过了30年历程。“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回顾了越南革新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肯定了党的革新路线的正确性和创造性，肯定了党选择的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符合越南实践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分析了越南所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和机遇、困难与挑战。报告重申当前仍存在有四个危机，特别是经济上同地区和世界发达国家差距变大的危机，敌对势力反对、破坏越南的“和平演变”的危机，以及一部分干部、党员、公职人员政治思想、道德、生活方式蜕化的状况和“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的表现等问题。大会提出加强建设纯洁坚强的党，发挥全民族的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力量，全面、同步推进革新事业，快速、稳步发展经济，为早日把越南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而奋斗的总目标。
　　越南所经历的由民族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一个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力很低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越南劳动党和人民所选择的道路。历史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艰难的，不平坦的，但却是一个符合越南实际的正确选择。
　　【注释】[page]
　　[1]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2]《尚书大传》和《墨子·节用》。
　　[3] 参阅越南14世纪的古代编年史《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和神话传说著述《岭南摭怪》。
　　[4] 〈越〉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一，《鸿庞纪》。
　　[5]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71-384页。[6] 〈越〉陶维英著，刘统文等译《越南古代史》(上册)，1959年，第188页，第191页。
　　[7] 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8-59页;戴可来、于向东主编《越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8] 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9] 〈越〉文新等著，梁红奋译， 梁志明校《雄王时代(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出版 ，1976年，第87页，第120页。
　　[10]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
　　[11]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12] 《三国志·吴志·士燮传》。
　　[13] 〈越〉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三，《士王纪》。
　　[14] 〈美〉费正清等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3页。
　　[15]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载《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16]〈日〉山本达郎主编的《中越关系史》(日文版)明确指出，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从越南在公元10世纪开始形成独立国家始。
　　[17]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8页。
　　[18] 《宋史·交趾传》，《宋史》卷四百八十八;《安南志略》卷十二。
　　[19] 郭廷以主编《中越文化论集(一)》 ，台湾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出版，1956年，第1页。
　　[20] 〈越〉阮居贞: 《僧尼对白》(SaiVai) ，载《考古学》杂志，1970年，第170页。
　　[21] 〈澳〉李塔娜著，李亚舒等译《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3页。
　　[22] 〈越〉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1页。
　　[23] 〈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刑律志》。
　　[24] 同[6]，第303页。
　　[25] 同[21]，第6-7页。
　　[26] 同[6]，第304页。
　　[27] 同[6]，第306页。
　　[28] 〈越〉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三。
　　[29] 同[21]，第2-4页。
　　[30] 同[21]，第3页。
　　[31] 〈越〉胡志明:《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而作》，《人民日报》日。
　　[32] 〈越〉胡志明：《胡志明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页。
　　[33] 〈越〉胡志明: 《越南劳动党的三十年》，越南外文出版社，1976年，第59页。
　　[34]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越发表联合声明》，日，http://www.idcpcorgcn/duiwai/niandugaikuang/content_6732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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