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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夯歌》的史诗性追求陈歆耕　　读了王久辛描写红军长征的长诗《大地夯歌》，我首先要对有些评论者的一个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那就是不要因为王久辛写了若干首带有史诗品格的长诗，就轻言我们正处在或将迎来一个史诗的时代。史诗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艺术的最高艺术成就和智慧，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就曾讥刺中国历史上没有史诗性的作品。西方有《荷马史诗》，我们没有。意思是中国历史上缺少具有大气魄、大襟怀的诗歌大家。可见创作史诗之难。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王久辛的几首长诗，就预言会出现一个创作史诗的群体，或将带动、涌现一大批史诗性的诗歌作品。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提供了创作史诗的土壤和素材，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确实为诗人提供了创作想像的天空。但有土壤还得有种子，还得有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才能长出一棵撑天大树来。代表人类文学艺术巅峰的史诗是“神品”，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 　　大校诗人王久辛问鼎“史诗”的勇气和气魄令人肃然起敬。当然，这与武警部队给他提供了比较良好的创作环境和条件有莫大的关系，使得他有时间、有心境坐下来创作大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也是宏大的思想艺术追求、颇高的诗学造诣、心骛八极的艺术想像能力和才华，使得王久辛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 　　王久辛的长诗创作表明，他是一个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充满忧患意识的诗人。正如诗人自己在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长诗《狂雪》中写的：“只要邪恶和贪婪存在一天，我就决不放弃对责任的追求”。他在谈创作感受时也说：“我坚信，真正有为的作家，决不是放弃了对真理追求的作家，他必须是要发现真理，并为传播真理而奋斗的作家。”他追求人类大爱、关注人类的命运和未来，笔触伸向人的心灵的深处，直面人性中残酷黑暗的现实，因此，他的诗是那样震撼人心，又是那样振奋人心。他的追求决定了他对题材的选择。他选择的几乎都是历史上的重大史实。《狂雪》为南京大屠杀中的30万遇难同胞招魂，《大地夯歌》展现了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也许，只有这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重大史实，才能承载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诘问，承载他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历史使命感。这些题材，都已经有人用报告文学或诗歌的形式表现过，但王久辛的“史诗”性的追求，使得他的作品高屋建瓴、独具一格，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我们需要各种风格流派的诗人和文学家，有的诗人可以去吟风弄月；有的可以抚摸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抒心中的块垒；有的可以像古代的那些诗人那样，倾诉漂泊的羁旅行愁；或把爱情、亲情、友情作为自己作品的永恒的母题。艺术应该是多元的，我们的心态应该是宽容的。正如我们崇敬以笔作匕首、枪刺，嫉恶如仇、与黑暗作殊死斗争的战士鲁迅；我们也可以欣赏提倡幽默小品的林语堂。但作家的境界是有高下之分的，他们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要向王久辛这样的军旅诗人行注目礼。 　　王久辛选择的红军长征这一题材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实，要表现好难度是很大的，都是一些难啃的骨头。他的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在表现史实与营造诗的意象方面，让两者有机融合，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谓史诗，必须是对历史的诗意的表达。形而下和形而上，两者在《大地夯歌》中是那样天衣无缝。作者对红军长征的历史作了很认真的研究，读了很多写长征的书，如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王树增的《长征》以及其他史料，诗人对长征中的主要历史事件都有所表现，如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悲壮历程等等，有些场面和细节的表现达到了纤豪毕现的地步。作者不回避历史的复杂和多面性，不回避战争的残酷性。比如诗中写道：“包括博古李德/所有中国工农红军的决策者/他们之所以成为前驱/成为让我们后辈仰望敬畏的/先烈/是因为他们的所有付出/包括错误的决断/盲目与固执的坚持/有意与无意间的互相伤害/等等都是为了苏维埃/他们是理想与信仰的追求者/更是与家庭与阶层/决裂与背叛的时代先锋/他们争吵拍桌子/甩帽子扬长而去/不是民主的民主/不是批判的批判/尖锐的交锋/全来自急切的梦想/和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不少对战争场面的描写让我们感到血腥味扑鼻而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自杀后的身体被敌人用大炮“送上了蓝天”；“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他腹部中弹/”，在“企图将他抬去领赏的敌人”面前，竟然“像从衣兜里掏东西似的/正从淌血的伤口/把自己的肠子一截一截/掏出又一截一截/扯断”，先辈们血洒长征路的场景，催人泪下；他们为实现理想的追求不惜付出生命的英雄壮举，与当下理想的缺失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更凸现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初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曾在心里自问：作者怎么会把长征与打夯联想起来？细读就能领悟到作者对这一意象营造的高明和良苦用心。我小时候是看到过打夯的场面的，那时候农村造房子打地基都要打夯。许多壮汉用很粗的绳子拉着一块巨大的石磨，很有节奏地一下一下往下砸，口中发出惊天动地的号子声。长征为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精神和理想的基础，正与打夯的作用相吻合。而打夯者齐心协力、坚忍不拔、气吞山河的举动，又与红军长征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高度一致。这是这首诗成功的关键之一，诗人营造了一个与史实和要表达的思想高度融合的意象。
　　《大地夯歌》在表现历史的当代意义上有独特的开掘和思考。诗人用当代人的意识与眼光，观照、穿透历史，使我们对历史有了新的体认。有哲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觉得有些人误读了这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等于说当代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随意地编造、戏说历史，写虚构的历史小说或电视剧另当别论，它不必追求历史史料性的真实，但要有历史的合理性。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切历史都必然是当代人眼中的历史。不同的人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是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我觉得这话也没有错。红军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首要的是生存，不被敌人消灭。但是那些衣衫褴褛的队伍能够顽强搏斗、前赴后继，又不仅仅是用“生存”能够解释得了的，他们必然有着强大的内在动力，有坚强的精神支撑。王久辛从这段历史中看到了红军对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他写道：“红军战士/灭不尽杀不绝的根源/就是生不如死/死亦快哉快哉啊/这就是历史对今天在说/平等与博爱啊/是人类和谐永恒的精神/自由与民主啊/是维护公平与正义永恒的锐眼/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硕果啊/不仅要以史为鉴/更要时刻默念……”这段诗句也许可以看作这首诗的思想之眼。 　　读王久辛的诗，我对作者还有两点苛求：一是希望今后从其诗歌中能够更多提炼出一些堪流传久远的名句来；二是在某些个别之处，要淡化概念化的痕迹。　
原载：《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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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想象与“民族风格”建构――结合《林海雪原》的部分手稿所展开的思考姚丹内容提要 本文依据《林海雪原》的部分手稿及小说初版本，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20世纪50年代“工农兵”作者的写作。论文将小说作者的写作活动放置于提倡建设“民族共同语”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揭示小说作者试图以自己掌握的有限的“现代汉语”参与到“新人想象”建构中的诸种努力。论文认为，《林海雪原》这一类型的“革命历史小说”，其文本世界具“多质性”，“工农兵”作者用“现代汉语”“笨拙”地构筑起来的“新的生活世界”，包含着作者对于“现代”的诸种想象，如人的解放、科学“崇拜”等，亦包含着作者对现代语言的追求。但这些方面，却首先遭到作为知识分子的编辑的删改，使《林海雪原》文本中的“现代”的质素未得到充分重视，而“民族风格”特点则得到凸显。本文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工农兵”作者与“知识分子”编辑交锋互动的复杂状况，为探讨“工农兵”作者的写作提供一份具有典型性与丰富性的个案材料。
在1986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王瑶先生提到50年代的小说，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还是“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和“三红一创”――《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并对当时没有人再关注和研究略表遗憾①。90年代以来，对这些作品的再解读已成为热潮，但作品的等级序列发生了位移。具体说，《林海雪原》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八大红色经典的位置下移，坐上了“革命英雄传奇”的“头把交椅”，常与《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等相提并论。人们从“传奇性”和传统资源两方面做文章，将《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与“革命”话语的融合、冲突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②。但本文还仍然将《林海雪原》放置在“革命历史小说”的序列中进行考察，关注文本中存在的非“民族风格”的一面。在上举八大红色经典的作者中，曲波的“文化程度”可能是最低的，认为他与“民族形式”最为亲近，是合乎逻辑的。但同时似乎亦应注意到，作者毕竟生活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他所身处过的军队，写作时所置身的工厂，亦是中国现代的产物，因此，作者的写作是内在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中的。如果说“民族风格”与“传统”的联系更多一些，则本文考察重点则在作者的“现代”追求，特别是语言追求及其得失。
较早揭示《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与“传统色彩”的是当时重要的批评家侯金镜，“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风貌”，这是侯金镜所列举的包括《林海雪原》在内的“描写新英雄人物的作品”所共有的“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③。有意思的是，曲波写作的时间正是“1955年2月到1956年8月”④，这期间国家开始推广“普通话”，力求在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两方面都建立起“民族共同语”。作者承认“在写作的时候，我曾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⑤。不过这毕竟是在小说出版之后所述，未必全然可靠。作品语言的“通俗、群众化”、没有“洋腔调”，乃作者囿于自己的文化修养和语言能力，不得已而为之，由《林海雪原》可见到的这小部分原稿⑥，我们发现了作者追求“洋腔调”的那种“生硬”与“不自然”，或是他的“书面语”本色，也是彼时其精神世界与心灵状态的真实写照。
借用安德森的说法，“新中国”从“旧中国”继承了依托于共同的“领土与社会空间”的“民族共同体”。1956年之后，构建“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之“主体”的文化任务，愈益迫切，而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选，较之“五四”的新文学作家，出现了多元的局面。本文考察“工农兵”作者，如何以有限的“现代汉语”参与到“新人想象”中，即他们如何主动参与到历史主体的建构中。这一过程，既包含着塑造“阶级”的整体性诉求，亦包含着成为作家的个人追求。以“文学的方式”建构主体，必须依靠既有的语言，在提倡建设“民族共同语”的历史语境中，“新人”与“民族共同语”方生方成，因此也是在相互建构。
一　背景：“民族共同语”建构
1955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作题为《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报告，报告指出：
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学使白话取得了书面语言的地位。元代的“中原音韵”通过戏曲推广了北方语音。明清两代，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随着政治的力量和白话文学的力量传播到各地，几百年来这种“官话”在人民中立下根基，逐渐形成现代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普通话”(“普通”在这里是普遍、共通的意思，而不是平常、普普通通的意思)。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作家抛弃了传统的文言，一致采用“白话”写作，学校教科书和报纸也开始采用白话，这样就大大地发展了历史上原有的北方“官话”，加进了许多其他方言的有用的成分和必要的外来语成分，迅速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提高和普及。现代交通的发展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在普通话的传播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武装队伍走向各个农村、各个城市，到处跟人民群众亲密团结，生活在一起，一面学习普通话，一面就传播普通话。这个传播的作用在人民革命战争中推广到了全中国的每个角落。⑦
这段话肯定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白话”写作，自此，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关新文学白话写作的功过问题，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段报告描绘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白话”自宋元以来已在文学中取得书面语言的资格，二是“五四”使“白话”得到进一步发展，“白话”的影响已进入学校、报刊等“公共交流领域”。而白话文学在“普通话”形成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现代战争以及“革命的武装队伍”从客观上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
我们不妨做一点回顾。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尽可努力做白话的文学”，并指出白话文学所用语言为“《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胡适当时即预言“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将来中国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⑧。他认为新文学是“标准国语”出现的前提，文学作品成为“国语”的重要来源，可以设想这样的“国语”是有一定的深度与难度的。其实在多数新文学的倡导者那里，新文学作品“原是给青年学生看的，不是给‘初识之无’的人和所谓‘灶婢厮养’看的”⑨。但“五四”新文学还有另外一个向度的预设，即启蒙的预设，因此，对“五四”白话能否达于普通民众，后来者自然是有批评的权力。其中最突出的是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激烈者断言“五四式的白话”为“新式文言”，原因是这种白话的新字眼、新文法“不是以口头上的俗话做来源的主体”，而是“以文言做来源的主体”，“再生硬的填塞些外国字眼和文法”，这种白话“绝对不能够达到群众里去”⑩，即是说“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解决”，新式文言“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更远离大众的语言”(11)。瞿秋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必要时候也可用方言――“用现在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他把创造“真正的中国的现代语言”的希望寄托在“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的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身上(12)。接续“大众语”讨论的，是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方言土语”的讨论，这场讨论仍然“构成了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挑战”。讨论在阶级论的框架内对“五四”白话有所批评，“主要表现为进一步大众化的要求”(13)。但总体而言，“这次挑战最终以失败告终，现代白话文作为一种普遍的民族语言的地位并未动摇”。原因是，“如果以方言土语为‘民族形式’的语言特征，也就取消了统一的‘民族形式’形成的可能性”(14)，而这是与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以民族主义为动力形成‘民族语言’”(15)的整个进程相冲突的，因此，“五四”白话从根本上无法否定，而经过讨论，论者已经承认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是一种“民族形式”(16)。巴人、周扬等人虽然承认这种新的“民族形式”“没有得到我们人民大众的广大的接受”(17)、“还没有最高完成”，但也一直认为这种形式“无论如何是进步的，这一点却毫无疑义”(18)。这种新的“民族形式”一方面是从“旧民间形式中找出了白话小说，把它放在文学正宗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相当大量地吸收了适合中国生活之需要的外国字汇和语法到白话中来”。所以这种新“民族形式”较旧形式“字汇丰富”、“语法精密”、“体裁自由”、“表现力提高”(19)。
1951年6月，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将鲁迅与毛泽东的语言定为现代汉语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20)。1919年胡适的预言似乎得到了印证：“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将来中国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21)只是，这创造“标准国语”的人，不仅有一位文学家，还有一位深具文学天才的政治家。这是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与汉语研究界的基本共识。但是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不同的意见。有的研究者并不认为毛泽东的语言就是纯粹口语或是纯中国化的，史华慈认为，毛泽东的语言一方面“仍大量与来自传统的文学和古语交织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专门术语的某种必不可少的最核心部分被保留下来”，也就是说“马列主义原先难以改变的外国和理性化的语言，已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毛泽东思想的语言，但它并没有被抛弃”。因此，毛泽东的语言“并不是一种自然和丰富的大众语言”(22)。日本学者木山英雄也认为，20世纪50至60年代“在思想和语言表现技巧方面，都被认为是优秀的典范”的鲁迅和毛泽东，他们的语言是“后放脚”，文章是“过渡性”的(23)。然而尽管如此，“文人的语言不是大众的，但却是中国的”(24)。循此思路，我们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推断，1955年，当专家学者呼吁“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时，人们能够模仿的最优秀的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就是这样一种“半文半白”、“半土半洋”的中国形态。
二　“人”与“新人想象”
当1955、1956年曲波写作小说处女作之时，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普通话、构建“民族共同语”的潮流，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写作时的自我要求。从经历看，曲波于30年代在山东家乡高小毕业，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国语统一过程中，“小学和军队的作用最大，它们把国语带入每一位国民家中”(25)。曲波受到了国语普及的教育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他的文化脉络是内在于新文学传统中的。但就个人修养而言，鲁迅和毛泽东的著作不是他长年通读的，真正对其写作构成切实影响的新文学内容，恐怕还是解放区冠名以“大众”读物的刊物，这些刊物将新思想进行了有效的通俗转译。这些“大众”刊物固然不能如被定为规范的鲁迅和毛泽东的作品那样“字汇丰富”、“语法精密”、“体裁自由”、“表现力提高”，但却给作者提供了一份新的生活世界想象的图景，是其后来写作时新人想象、科学“崇拜”的重要来源。
据曲波的战友介绍：“在抗日战争那么艰苦的生活中，他对文艺就有着特殊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保存着成本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地区出版的文艺刊物――《胶东大众》。”(26)《胶东大众》是胶东解放区文协主办的刊物，意在帮助“小学教师、中学学生”、“质量高的高小学生”、“农村知识分子”“解决问题”，它的常设栏目有：“写作指导”、“青年园地”、“工作经验”、“青年卫生”和“科学知识”等。“青年卫生”一栏的内容是有关“知识青年本身的一些卫生常识，疾病问答”，“科学知识”一栏的内容“着重是日用科学知识，教学中关于科学上疑难问题的问答，科学创造的介绍，科学家的介绍”(27)。曲波受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的影响，这可说已是常识，作者在创作谈中也一再提到，但曲波每说及新文学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从曲波对《胶东大众》的珍藏，或可推测这样的刊物文章的程度或许与他的接受程度是吻合的。甚至我们从《林海雪原》小说中对于“卫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津津乐道也可看出这份“大众”刊物影响的痕迹。我们从《小白鸽彻夜施医术》原稿中可以找到两个例子，一是白茹解释草药何以能治冻伤，分析道：“这些植物和动物，都是防寒能力极强的，冬青林越冷越茂盛，岩石上的万年松，根子都露在外头，可是年年冻不死；松胶也是松林受伤的部位才产生的，不用说这是松林的一种本能，用它自身排出的松胶来保获它的创伤。这些东西所以能在严寒地带生存，一定是它们自身有一种非常大的抗寒素”。另一处是少剑波向战士们解释“人的身体和所有的物质一样，同时是不能受得激冷和激热”，举了例子来说明：“比如一个瓶子你装上热水，又马上把它放进冷水里，这瓶子马上就会炸碎。我们在农村时挖的白薯和葡萄，如果被冻了，再放进菜窖，一定要烂掉。所以得逐渐升温，慢慢冷才成。”白茹解释的时候用了一个自创的名词“抗寒素”，而少剑波则用的是生活中常见的事实，这种解释的水平确实是通俗易懂的。而作者在原稿中特别加上这样的说明，意在突出白茹、少剑波都是拥有科学知识的新人。
这些科学“崇拜”的倾向保留了下来，而包含在“人”的表述的一些思考，却可能被编辑所压抑而在出版的文本中遁形。这关系到作为知识分子的编辑对“工农兵”以及“工农兵”作者情感和思想状况的认定。
工农兵究竟会使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进行写作和“思想”，知识分子的作家、理论家、批评家之间存在着争议。主张城市“无产阶级‘可以创造’现代汉语”的瞿秋白，却认为农民的对话里说出“挨饥受辱”那样的字眼，是作者在“描写的技术”上的“幼稚”，这种语言是“五四式的假白话”(28)。而在40年代写了不少工农人物的路翎，则坚持认为“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语言，不土语的，但因为羞怯，因为说出来费力，和因为这是‘上流人’的语言，所以便很少说了”。一旦这些人“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会出现，虽然“这种情况不很多”，但“作为作者”，他却愿意把这看作工农劳动者“反抗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奋斗”(29)。如果我们考察所见《林海雪原》手稿的情况，情况可能与路翎的判断更接近一些。
作为“农?兵”出身的作者曲波，写山民“蘑菇老人”独居深山，白茹诊断其“患的肠炎”，遂“服侍他吃药，给他注射，生火煮米汤，又用温水给他洗手擦脸”，“像亲闺女一样的殷勤”，到小分队赠予一件白衬衣和一个烟荷包，将老人情绪推向高潮，激动得哭了起来，原因是“由于共产主义战士给老人第一次享受了人间的感情，人间的温暖”。“天下的东西，只有人才会感情的哭。我这六十八岁，第一次享受了人的感情。所以我才会哭！”这两句话都有语病，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前一句话的重点是“人间的感情，人间的温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后一句的重点是相较于其他“动物”(老人用的词是“东西”)，“人”是有感情的，是“会哭”的。这两句话都被编辑秦兆阳删去而代之以“他说不下去了”。秦兆阳删掉有关“人间”、“人”的语汇，其原因我们只能揣测，一个比较容易想到的理由是，1957年前后对抽象“人性论”的批评性意见已成主流。但相反的意见的声音还是很明确的，如1957年2月份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阐发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主张，认为“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并认为这不是在抽象地“斩断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而是因为“人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而存在的”，因此“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中心”(30)。尽管后来钱谷融的文章受到批判，但在秦兆阳修改曲波手稿的1957年年初，“人”恐怕不是忌讳到不能言说的地步。最大的可能性是，如同瞿秋白质疑农民能说出“挨饥受辱”这样的语汇一样，秦兆阳也不相信蘑菇老人能准确地产生“人”的联想并予以表达。1950年6月秦兆阳在天津《文艺学习》发表短篇小说《为孩子们祝福》，小说第一节标题为《头一课讲的是“人”》，在小说里，老师和学生讨论“人”的概念，老师认为“只有马列主义才能给予‘人’以最正确最完善的解释，人的最大特点是会劳动，是能够用劳动创造世界”，同时也讲了不少“人压迫人”的故事(31)。在这篇小说里能够正确地解释“人”这个定义的是小说中的“教师”这一角色。如果这还是一个孤证的话，我们再看同样是秦兆阳担任编辑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小说接近尾声，有一段主人公林震的内心独白，其中有：“人，是多么复杂啊！一切一切事情决不会像刘世吾所说的：‘就那么回事’。不，决不是就那么回事。正因为不是就那么回事，所以人应该用正直的感情严肃认真地去对待一切。”这段话全部是编辑秦兆阳增添的(32)，如果前面所举秦兆阳编辑的小说中多少还有点“阶级论”的背景的话，那么这里修改增加的“人，是多么复杂啊！”是并不具有阶级论的特点的，只是也是一位青年知识分子的所思。也因此，我们可以把结论说得更直白一些，在编辑秦兆阳这里，他认为关于“人”的抽象思考，是“工农”所不太可能拥有的，所以相关的表达尽数予以删除。
而在作者曲波这里，有意地强调“人”可能是他颇为看重的一种努力。尽管他对“人”的认识并不怎样深刻。曲波是民国时期的高小毕业生。根据研究者考察，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令，“清学部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新国文》，这套书影响很大，其中第一册迄至1924年，已在各地再版重印达2218次，这一册的开篇为“人、手、足、刀、尺”，时人评价整套小学课本“文字浅显，所选教材不出儿童所见事物之处，颇合小学程度”(33)。一个也许不太离谱的推论是，在教育不算落后的山东，曲波所受小学教育大致应与《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新国文》的程度相一致，也就是说“人”可能是他接受教育第一个认识的字。这里不妨做一点扩展性的说明。按照王尔敏的考察，“人权”这一外来观念在近代中国之最初“创始启念”乃因“苦力贸易所激起之人格觉醒与防护”。19世纪华工出洋，形成“苦力贸易”(“卖猪仔”)问题，“华工悲惨情况，再度激起畜生、奴隶，与真正做人之实际分野，此即自然导向于人格之肯定，以至于进而加以保护”(34)。在西方激刺下形成的“人权”观念重点首在基本生存权之卫护，后来“五四”时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也以更朴素直接的语言表述为“个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由生存权之保障，方有精神上之追求，“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大概可以说“五四”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了。如我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曲波的成长与写作是内在于中国现代的进程的，“五四”式的“人道主义”常识，也许多少会有一些。我们从他的手稿内部亦能得到佐证。即他对“人道主义”有着十分朴素的认识。在《小白鸽彻夜施医术》这一章刚开始，有一个战士请求救治俘虏，有人反对，白茹就讲了救治俘虏的道理：“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既要忠实执行党的政策，又有我们共产党人高尚的人道主义！”此处“人道主义”主要落实在保障俘虏的医疗权利。从前面提到的“人间”、“人”再到此处的“人道主义”，作者曲波大致是在生存权的层面来谈论“人”的问题，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他投身其中的“革命”关于“人的解放”的最基本的承诺呢，这一面向，是其“新人”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欧化”与“民族风格”
如果说，对“人”、“人道主义”的删除表现出秦兆阳对“工农兵”或“工农兵”作者存在着某种“成见”的话，那么，他对原稿的其他地方的修改则明显地表现出欲将小说原稿中“欧化”的努力尽力压抑进而凸显其“民族风格”的倾向。
秦兆阳对可能带有“知识分子或者翻译作品的洋腔调”的警惕是切实存在的。再来看一处删节，在《受命》这一章的原稿中有这么一段：“剑波想到这里，他的精神异常的焕发，他拿起笔来飞快地写下去，这笔就像有灵魂一样，帮助剑波排点着，组成小分队员名单，金壳表闪着光辉，发出滴答滴答悦耳的欢声。它欢悦的神气，并不亚于钢笔和剑波，好像它在说话称赞着剑波和钢笔选在小分队榜上那些出色的战士。”这段话整段被删，在这段话中有几个词比较特别，一是“灵魂”，再就是“钢笔”和“金壳表”。“灵魂”的被删，如前面的“人”、“人道主义”的被删除一样，大约主要还是秦兆阳认为这类词不宜出现于工农兵的表述中，不管是书中的“工农兵”人物，还是作为“工农兵”之一员的作者的叙述。而“金表”和“钢笔”在当时的稀缺，使得它们出现在文本里显得格外突兀。
更多的删改，是小说原稿中的“欧化”修辞。被当时的批评家称为洋腔调的具体表现，如被动句式与虚词的大量使用、句子长度的无节制、风景描写、运用抽象语汇等，在原稿中都有体现。不过，我们下面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取量范围内进行的，因为据以分析的材料，仅是小说前几回的原稿与编辑修改，所以结论是有局限的。前面已经谈到抽象语汇的问题，下面再看一下其他几项。
先看被动句的删改情况。在小说原稿中有一句“这天傍晚，他们登上一个陡峭的山头，刚一喘息，望见脚下的山崖里有一缕炊烟徐徐升起，两个人的疲惫完全被驱逐了”。秦兆阳将“两个人的疲惫完全被驱逐了”修改成“两个人立时忘了疲倦”。这是将欧化明显的特征删去，换以“民族风格”式的修辞。根据王力先生的研究，古代汉语中“被动式的作用基本上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35)，而“五四以后，汉语受西洋语法的影响，被动式的使用”“就不一定限于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一般说来，这种语法结构只在书面语言上出现。在口语中，被动式的基本作用仍旧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36)。这是王力在1958年前后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妨借这个成果来简单地分析一下秦兆阳的修改。如果按照王力的说法，那么“疲惫完全被驱逐了”是“五四”以后被动式的新用法，不一定表示不愉快或不幸，这句话从语法上无大错，但显然是“欧化语言”。而秦兆阳的修改，是要民族化、口语化。参照废名的研究，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废名(冯文炳)是杰出的现代小说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转而研究文学语言问题，他有一个有趣的见解，他认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区别很小，语法上欧化的只有“两事项”，“一是动词被动式的使用，一是‘虽然’分句放在后面”。他做了细致的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被动句如《水浒传》的“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但是毛泽东的句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中间没有类似“雪”的东西，就以三个动词被动式做谓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主语(37)。按照废名的见解，被动句是现代汉语欧化特征最明显的表征，秦兆阳的删改减去了这一句的欧化色彩。
其次是虚词的问题。原稿37页有“剑波在盼望着他的成功；也在担心着他的饥饿和安全”；原稿46页有“杨子荣像一个捕鼠的大狸猫，蹲在一棵大树根下――两只眼透过黑暗，紧盯着吱咯响声的地方，若有两分钟的时间。突然，他看的地方闪了一下擦火柴的光亮，接着便是一闪晰晰的灯光。而没有任何声音。杨子荣的心突然像火光一样的亮堂了。欢欣着他的新发现”；原稿46页有“杨子荣……窥视着这个家伙的秘密洞”。经过秦兆阳的修改，“剑波在盼望着他的成功；也在担心着他的饥饿和安全”、“欢欣着他的新发现”、“窥视着这个家伙的秘密洞”，这三句带虚词“着”的句子被悉数删去。语法学家指出：“在各种语言中，有不少语法成分是从实词变来的。例如现代汉语表示完成体的‘了’和表示继续体的‘着’是从表示‘终了’‘了结’的‘了’和表示附着的‘着’演变来的。”并且，“由实词演变为语法成分是产生新语法成分的一条重要途径”(38)。由此可知，曲波的“着”的使用，亦是一种欧化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几乎亦为编辑所压抑。
在语汇上，秦兆阳亦有着严格的控制，除了上面提到的抽象语汇不让使用以外，他还有意地删除了与现代城市生活相关的一些语汇，这显然有利于“传统”与“粗鄙”的世界的建构。我们看到，曲波在原稿中使用了“细胞”、“交流电”、“五层大楼”、“玻璃”等指示“现代”世界的语汇，而这些语汇均被秦兆阳删除。词汇对应的是其能指所指向的那个生活世界或想象世界，这几个词汇与城市生活可能有着更为紧密的想象性的联系，在当时中国，大楼、玻璃、交流电，大约是城市生活中所可能常见到的，而删之，就将小说的世界限定在一个比较农业社会的、城市以外的空间中了。
原稿第2页有“大家都喘了一口粗气，全身每个细胞都在紧张的愤怒”。这句话被删。如果要保留，在“细胞”后加上“仿佛”变成比喻句就可以了。再看原稿第34页“这一连串的问题好像交流电波一样在他脑子里返复掠过”，这句话已经以“好像”来表明比喻用法，亦被删去。由此大致可以断定，不是修辞的原因，而是编者不希望“现代”的或者说与“城市”想象关联的语汇出现在文本中。下面一个句子，编辑的改动已与作者原意不符，原稿29页有“这块巨石和牡丹峰比起来，只不过像整个人体上一片小指甲那样大和五层大楼上半块玻璃那样的比重”。编辑修改成“这块巨石和牡丹峰比起来，只不过像整个人体上一片小指甲那样大”原稿是将指甲盖与玻璃作比，而改过之后，是指甲盖与整个人体大小进行对比，五层大楼在当时中国确实也还是少见之物。
毫无疑问，《林海雪原》中有大量的口语化的表达，如口语词、常用词及方言词，还有俚语、谚语、俗语的大量使用。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同意这样的论断：“语词的差异往往能够反映语言形式或语言风格的差异，也是区别口语表达与书面表达的最直观因素。”落实到词汇的角度，“口语表达中大量使用的是口语词、常用词及方言词，还有俚语、谚语、俗语，而尽量避免使用古语词、外来词和专业术语”(39)。也就是，《林海雪原》的“白话”倾向肯定是很明显的，也是因为小说原稿自身已经具备的比较明显的“民族化”特征，所以编辑才可能做出这样有倾向性的修改。研读手稿，并参看《林海雪原》整部小说，我们会发现，作者努力挣扎着使用“五四”以来的汉语书写语言，并不避忌“洋腔调”，甚至以为此类“技术”乃是进入文学殿堂的“入场券”。编辑的修改压抑了作者“欧化”的“洋腔调”的追求，这是否对“工农兵”作者构成一种“奴役”和“创伤”，是耐人寻味的。
50年代，“文学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对于工农兵作者在社会与历史中确立其“主体”地位，意义重大。1958年春节前后，文学新人曲波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的聚会，他的自我评价是：“我性情粗野，不学无术，怎么有资格在作家们的大会上讲话呢！”(40)这固然有自谦之意，但认为自己粗野、不学无术，亦是潜在地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比较对象的。作品发表之后，“有位专门研究语法修辞的同志，批评《林海雪原》中有六十多处违背语法修辞的错误”。这使曲波十分苦恼，他跑到老舍处请教：“我不懂语法修辞，我自己怎么也找不出来那句话是错误的。”老舍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夸奖曲波“信笔写来，无障无碍，这才能笔从心愿，得心应手”。题赠“曲高和众，波远泽长”(41)。但有意思的是，却也有资料表明，老舍对《林海雪原》的评价是有保留的。据林斤澜回忆，1961年在北京新桥饭店中宣部和中国文联召开会议，老舍评价《林海雪原》说“如果我有那样的生活，我写的话，十万字就可以了吧”(42)。这说明老舍对曲波的写作能力有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他与作者交朋友，也不妨碍他从正面去评价作品。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知识分子对“工农兵”作者的复杂态度。
①王瑶：《答客问――关于历史分期、“两个口号”等》，载《现代中国》第六辑，第2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参见李杨：《〈林海雪原〉――“革命通俗小说”：“传统”与“革命”的融合、分裂与冲突》，收《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④⑤曲波：《关于〈林海雪原〉》(写于1958年)，收《林海雪原》，第624页、6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这小部分手稿，包括了后来出书时的六章，即从“受命”到“奇袭虎狼窝”，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秦兆阳亲自修改原稿后，发表在1957年第2期《人民文学》上，现在这份经过秦兆阳红笔修改、增删的原稿，保存在曲波先生家属处。
⑦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载《中国语文》1955年12月号。
⑧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⑨钱玄同：《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⑩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原收《乱弹》，引自“旧籍新刊”之《饿乡纪程?赤都新史?乱弹?多余的话》，第262―263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11)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收《史华慈论中国》，第90页，许纪霖等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2)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原收《乱弹》，引自“旧籍新刊”之《饿乡纪程?赤都新史?乱弹?多余的话》，第264页。
(13)(14)(15)(16)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收《汪晖自选集》，第369、368、365、371页，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17)巴人：《民族形式与大众文学》，载《文艺阵地》第4卷第6期(1940年1月16日)。
(18)(19)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1期(1940年2月5日)。
(20)《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1951年6月6日。
(21)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22)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收《史华慈论中国》，第90页，许纪霖等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23)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第113页，三联书店2004年版。
(24)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收《史华慈论中国》，第90页，许纪霖等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2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6)参看马晴波：《读〈林海雪原〉后所想到的》，载《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
(27)参看《胶东大众?征稿启事》，载《胶东大众》第34期(1946年6月)。
(28)瞿秋白：《革命的浪漫谛克》，引自“旧籍新刊”之《饿乡纪程?赤都新史?乱弹?多余的话》，第257页。
(29)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收晓风主编：《我与胡风》，第714―71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0)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1)秦兆阳：《为孩子们祝福》，《文艺学习》第一卷第五期(1950年6月)。
(32)参看《〈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7日)。
(33)姚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新文学教育》，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8期。
(34)王尔敏：《中国近代之人权醒觉》，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第372页。
(35)(36)王力：《汉语史稿》，第50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7)废名：《毛泽东同志的语言是汉语语法的规范》，收《废名集》第6卷，第30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8)高明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第179―180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39)杜新艳：《白话与模拟口语写作》，收《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0)(41)曲波：《清水流香》，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
(42)程绍国：《林斤澜说》，第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姚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学评论》(京)201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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