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城乡医保整合什么意思

国务院力促医保整合:三保不能合一 政策可先合一_网易财经
国务院力促医保整合:三保不能合一 政策可先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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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国务院力促医保整合:三保不能合一,政策可先合一)
民生领域,一直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注的重点。11月14日,有关的问题被李克强总理拿到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座谈会上重点讨论。座谈会上,北京医院院长、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益新直指目前医保信息化标准还任重道远,例如阑尾炎和盲肠炎在各个医院的名称还不统一。对此,李克强表示,“这种最基本的医疗术语至今还不统一,充分反映了我们医院现在信息孤岛、信息分隔的状况”。他当即要求有关部门要加快推进医保政策等相关问题。李克强要求:“哪怕三保不能合一,政策也可以先合一,这样老百姓报销医疗保险就更方便了。现在连名词都合不到一块,政策能合一吗?”多个地方已实现“两保合一”对于医疗术语不统一的问题,北京一位皮肤科医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除了由于是疾病用词重复带来的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中医与西医对同种疾病的叫法不同。这种情况需要医生及时向病人解释,以免造成对病情的误解。她举例说,例如银屑病是西医的叫法,但中医的说法是“白疕”。她所在的医院的病例库中这两个词都有,但如果一名医生将这两个词对同一位病人交替使用,也会有让老百姓不清楚的时候。对于总理提出的“政策也可以先合一”的提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释说,可以先将疾病名称统一,再从政策上实现医保目录统一,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新农合及镇职工医保报销的标准靠近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珍曾表示,由于城乡居民医保与城镇职工医保差距太大,一步实现“三保合一”不现实,主张第一步将制度结构相同、资金来源相同、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接近的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合并,时机成熟时再和城镇职工医保进行,形成一个全民统一的医保。目前,已有许多地方实现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的“两保合一”。在10月25日召开的人社部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20个省份出台了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制度相关文件,目前三分之二的省份完成了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工作,其他的省份也在做相应的规划,加快这项工作。“两保合一”后,地方医保目录得到扩容。譬如,过去在山东省参加新农合的农村居民只有1100种药品可以报销,而2014年9月整合后的医保目录达到2400种药品,扩充了一倍有余。管理归属成“三保合一”难点对于推进“三保合一”的难点,蔡江南指出,除了要解决经费问题,统一信息系统等问题外,最大的难点在于组织机制上的障碍,即“在哪合?谁来领导?”多年来,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三保”都处于各自为政的管理体系,其中,人社部管理城镇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卫计委则负责新农合的管理。此外,三者筹资渠道不同,城镇职工医保的参保对象既包括单位也包括个人,而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则仅限于个人。这也使得目前地方更多的探索还集中在“两保合一”上。并且,将城乡居民医保划归人社部门管理的地方居多。而“三保合一”的管理归属问题更是让许多地方头疼。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医疗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健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这涉及机构职能整合和人员调整,各个部门如何进行平衡协调与移交的问题,所以难度较大。对此,福建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借鉴三明模式的基础上,今年9月22日福建省委专题会议上,福建省将省人社厅、省卫计委、省民政厅、省物价局、省商务厅等涉及医保的职能全面整合进福建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这一做法,也获得了认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提出,理顺管理体制,统一基本医保经办管理,可开展设立医保基金管理中心的试点,承担基金支付和管理,药品采购和费用结算,医保支付标准谈判,定点机构的协议管理和结算等职能。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副司长姚建红在11月10日召开的卫计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意见中设立医保基金管理中心的提法不是空穴来风,是在地方有成熟和成功的经验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文件。具体是由于三明和福建在改革中创造出来了这样的经验,并且取得成效。
本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周程程
责任编辑:任万顺_NF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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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独家】医保整合:指向“大社保”还是“大卫生”_百度宝宝知道
&【独家】医保整合:指向“大社保”还是“大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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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多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实施方案尚未出台,各方关注的核心依然是管理权归属。如果从我国基本医保制度的完善和长远发展来看,无论花落谁家,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都面临基金压力、经办能力和推动“三医联动”的现实考验。
  “管办不分”PK“经办能力不足”
  自2013年以来,两保究竟怎样“合一”始终争议不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卫生部门和人社部门的管理确实各有利弊。一些倾向于卫生部门管理的学者认为,卫生计生部门可以充分运用行政管理、医保支付这两只“手”,有效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各项重要改革;卫生部门在医疗控费和服务管理上也有独到优势。不过,对卫生计生部门主管医保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质疑声也从未停止。
  在现实操作层面,由人社部门管理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同样面临诸多问题。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从卫生院到三级医院,医疗机构普遍反映城乡居民医保拖欠款项严重,因人社部门经办服务对各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费用审拨周期较原来明显延长,市、县、乡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垫资压力非常大,机构正常运转受限,严重影响了医疗机构的积极性。
  该州兴义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陈正丽说,人社局至今还拖欠该院2015年一笔5000多万元的结算款,加上2013年拖欠的300万元、医院开展即时结报垫付的款项,黔西南州人社局总计欠该院7000多万元。“这直接影响到医院正常运转,医院只能通过贷款来维持。”
  对此,黔西南州人社局分管城乡居民医保的官员表示,结算缓慢主要因为经办能力不足。现在全州7县1市共有经办人员132名,而按照人社部相关业务经办要求,每名工作人员服务5000名参保人员的标准,黔西南州应当配备工作人员568名。很多乡镇甚至没有审核经办人员。
  这位官员说:“黔西南州人社局医保管理人员中,只有2人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经办人员面对的往往是高级职称的医务人员,而我们有医疗专业背景的人最多不过是中级职称,如何认定诊疗行为违规,管理人员说不过医院。专业知识不对称,是我们管理医保的最大难题。”
  医保要引导医疗机构行为转变
  在城乡居民医保整合过程中,业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医保是医保,医改是医改,人社部门管理医保更能平衡医保基金,维护参保人利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乡居民医保归属人社部门,关系的是管理权力,归属卫生计生部门,关系的则是医改。因为两个部门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人社部门更多强调的是医疗保险基金平衡问题,而卫生部门则关注的是整体医改的推进和“三医”的联动效应。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疗保障研究室副主任顾雪非认为,医疗保险属于医药卫生体系,也属于社会保障体系,归哪个部委管理都有道理。谈城乡医保管理权的最终归属,先要厘清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更倾向“保险属性”,还是“健康属性”。从形式上来看,归人社部门管理,是实现了“大社保”,归卫生计生部门管理,是走向“大卫生”。从实质上来看,则是政府对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的管理,是统一了还是分离了。医疗保险的管理和养老、失业等其他社会保险险种几乎并无交集,在人社部门里,不同险种由不同司局管理。因此,人社部门管理医保,并不存在“统一了管理体制,节省了管理资源”的整合成效。对于卫生计生部门来说,新农合的管理和医疗机构的监管也是各自独立的,亦非“医疗和医保混为一谈”。
  “在管理城乡居民医保上,卫生计生部门还有很多‘延伸产品’。”安徽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处长夏北海认为,与人社部门力推的总额控制管理方式不同,安徽省新农合通过推广按病种付费,已覆盖全省24%的住院参合患者;在部分地区试点按人头总额预付,加强医共体建设,基本医保制度正在逐步引导医疗机构由单纯重医疗服务向注重提供健康服务转变。
  医保与医疗隔着座大山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由人社部门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后,该州农民住院率从2011年起开始猛增,到2012年达到22.88%,尤其是下辖的兴义市竟高达50%以上。一位当地官员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现行的医保管理难以通过符合医疗行业规律的方式来引导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就医流向和费用。
  经贵州省卫生计生委的多次通报及反复培训后,黔西南州的这一情况到2014年才有所缓解,当年全州住院率为17.30%,但仍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21个百分点。始料未及的结果让黔西南州人社局打出了一份报告,建议贵州省人社厅帮助协调省卫生计生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医疗行为的监管,保障基金安全。
  夏北海认为,医保不只是管钱的,更是撬动医改的杠杆。如果今后城乡居民医保不归卫生计生部门管理,可能会形成医改没有抓手、部门协调更难的局面。
  甘肃省医疗卫生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郭玉芬则告诉记者,新农合是该省撬动分级诊疗工作落地的有效杠杆。从2015年开始,甘肃省卫生部门确定了150个县乡分级诊疗病种,各地可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分级诊疗病种,并确定各病种定额标准。对符合分级诊疗病种诊断的新农合患者,原则上只能在参合地相应级别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执意要求转诊的患者大幅降低报销比例。
  通过1年多的探索,甘肃新农合患者县外就诊率、县域外基金支出比例、次均住院费用增长率均出现明显下降。据郭玉芬介绍,甘肃通过选取发病率高的前10个病种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三级医疗机构新农合患者住院病人构成由2014年的11.92%下降到2015年的8.28%,二级医疗机构由2014年的60.17%下降到2015年的57.12%,一级医疗机构由2014年的27.91%上升到2015年的34.60%。
  “这些成效都是通过新农合管出来的,而不是用钱砸出来的。”郭玉芬认为,医保与医疗虽然一字之差,中间却隔着座大山。
文/ 健康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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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视角:整合医保,牵起医改“牛鼻子”
日08:05&&&&来源:
“三医”联动不能停留在医保、医疗、医药之间的政策联动,更需建立“三医”之间新的正向利益联系
前不久,继福建整合“三保”设立医保办之后,海南省、甘肃庆阳市等纷纷整合“三保”,设立单独的医保管理机构,把药品采购、价格监管、医疗救助等职能一并划入。
为何福建医保改革模式受追捧?去年9月,福建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正式组建成立。全省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保”合一归属医保办管理,医疗服务价格、药品耗材采购配送管理职能也一并划入医保办。福建模式的关键之处,是把最紧要的“药价保”改革要素全部统一到一个部门,所有利益在一个框架下平衡,打破了原有的“三医”分割、不易联动的局面。
该模式脱胎于三明的改革。三明市三保合一后,医保提高了保障水平,基本保险、大病保险最高可补偿32万元,特困户还有第三次精准补助。明确“统筹包干、超支自负、结余归己”,医院也有了控制成本的动力。改革后医保基金连续5年保持盈余,2016年盈余1.2亿元。三明经验扩展到福建全省后,带来了更大的联动效应――重拳打击药价虚高,腾出空间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省级医疗项目4次价格调整,金额达5亿多元,医保全额跟进,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医务人员薪酬水平提高,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3―4倍。医保、医疗、患者、财政实现了多赢。
可见,改革医保管理体制相当于牵起“牛鼻子”,能实现多方共赢。长期以来,我国医保各项制度分属各个部门管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在人社部门,新农合、疾病应急救助在卫计部门,医疗救助在民政部门。碎片化的制度衔接困难,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患者报销待遇难以提高;在对医院的监管上,采用事后的按项目付费,不仅无法有效监管,反而助长了过度医疗;在药品采购方面,最终的埋单人,却不“点菜”也不直接和药企结算,无法切断医院、药企的利益链;在医疗价格方面,医保的杠杆作用也发挥得不充分,一些价格过高浪费医保资金,增加患者负担,一些价格过低则影响医院积极性。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医保的资金盘子将越来越大,在公立医院总收入中的占比会越来越高,药品采购金额也会越来越高,医保对医院、药品、价格的监管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医保碎片化、被动补偿、不够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深化改革已势在必行。
有些地方利用医保手段“腾笼换鸟”,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成本,其大头由医保埋单,以此推动“三医”联动,看上去效果也不错。但是,“三医”联动不能停留在医保、医疗、医药之间的政策联动,更需要内在的利益联动。改革在打破旧的以药养医利益格局的同时,必须建立“三医”之间新的正向利益联系,让医保发挥既激励又约束的作用,促动各方自发构建起结构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完善全民医保制度,对其他四项制度的建设起着“牛鼻子”作用,可以为人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更好地建设健康中国。
(作者为本报经济社会部记者)&
《 人民日报 》( 日 05 版)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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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全民医保正变成现实 三种医保能否整合为一?
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 [民生三问:三种医保能否整合为一]
  【新闻背景】  近年来,不少地市将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整合成一种制度,以放大医保的效用。  从全国来看,有一些地市如广东深圳、东莞,已把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整合为一种制度,待遇水平一样,对于参保者来说已不存在身份的区别。  那么,整合医保制度、消除参保身份不同带来的差异,是否已成为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呢?三种医保该不该整合、该怎样整合、制约因素又有哪些?  【核心观点】  观点一  医疗保障体系发展只能循序渐进,只有将差距逐步缩小后,才能用一个制度覆盖所有人群。  观点二  目前未能迅速提升统筹层次的原因,主要还是城乡制度分割与管理部门分割,并非财力问题,各地医保基金有大量结余而非收不抵支。  观点三  医保不可能孤军突进,需要医疗卫生、医药体制改革紧密配合。  一问医保为何有区别?  记者:目前我国全民医保制度,推进到了哪一步?有人称存在碎片化现象,这怎么理解?  郑功成:经过3年努力,全民医保的愿景正在变成现实。  当然,全民医保并非是自动实现全民100%保险,也不等于全民免费医疗,因为我国选择的不是福利国家道路而是社会保险型制度,不参保、不承担缴费义务便不能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  所谓制度碎片化,就是应对同类风险的社保制度按不同人群进行分割的方式来实施。我国现行医保制度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再辅之以医疗救助,是典型的城乡分割、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分割。其成因主要有三:  一是城乡分割的路径依赖。改革前城镇是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农村是合作医疗,现在农村居民的医保虽再无合作成分却仍沿用过去叫法,并继续采取分割方式推进,这显然是旧体制的沿袭;  二是渐进改革的路径依赖。我国的改革事业普遍采取先局部试点后逐步扩展的渐进策略,医保也不例外,先从职工医保改革开始,再陆续建立覆盖其他人口的医保制度,从而导致了城镇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的分割;  三是各地自主试验,虽激发了地方的积极性与创新性,但因缺乏顶层设计,致使各地医保模式五花八门。  吴明:碎片化现象与我国的发展状况有关,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差距较大,这决定了我国在现阶段难以用一个制度、用统一的标准建立适合所有人群的医保制度。  因此,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发展只能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医保制度的统筹发展,最终实现制度的统一。也就是说,只有将这些差距逐步缩小后,才能用一个制度覆盖所有人群。  目前我们国家的医保制度已经覆盖了全民,这一点确实很了不起,但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  二问没钱是统筹障碍?  记者:医保整合分步走面临现实困境是什么?有些地方走得较快,如广东,是否与当地财力状况、人均支出水平高有关?  郑功成:我在2007年主持《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时,曾邀请过多位专家研讨医保改革路径问题,提出三步走方案,即尽快将城乡分割的居民医保制度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在条件成熟时再与职工医保整合为全民医保制度。同时,主张尽快从做实地市级医保统筹开始,在“十二五”期间向省级统筹迈进,最终实现全国统筹。  目前未能迅速提升统筹层次的原因,主要还是城乡制度分割与管理部门分割,并非财力问题。  因为各地医保基金有大量结余而非收不抵支,2011年底全国职工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已达5525.52亿元,新农合结余824.42亿元,城镇居民医保结余413.57亿元。  况且,职工基本医保来自财政的补贴仅占3.47%,城乡居民医保中来自财政虽占82.09%,但中央财政负担了43.2%,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更是占到80%以上。  从上述巨额基金结余和财力投入结构,以及西部地区也有医保城乡统筹与地市级统筹的成功实践,表明再以财力不足作为影响制度整合和统筹层次提升的理由并无依据。  我认为,关键还是没有统一的管理部门,无法采取步调统一的行动,从而是体制性或人为因素而非财力因素在阻滞。  吴明:有些地方具备了条件,可以先行一步,比如广东东莞,已将三项制度合一。它的人口结构年轻,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等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小,城乡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政府财力状况好,因此可以先行一步。  当然,医保由不同的部门管理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会影响到各项医保制度的统筹发展。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影响制度整合中的主要因素。  三问整合之后谁来管?  记者:三种医保制度归属不同部门管理,如果制度合一,哪个部门负责管理更加合适?有人提出应有一个高于部门的改革协调机构才能推动整合。您怎么看?  郑功成:在卫生部门未与公立医院真正脱钩的条件下,归口人社部门统一管理全民医保应当是合适的选择。人社部门不仅具有长期管理医疗社会保险的机构、人员、经验积累与信息系统,而且和医疗方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卫生部门则宜切实负责公共卫生发展和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并构建布局合理、方便就医的医疗系统,同时参与全民医保的监督。  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部门利益,统一经办机制,并实现医保制度整合与医卫、医药等配套改革同步发展。  为此,确实需要有一个超越主管部门之上的权威协调机制,如赋予国务院医改办做好医改及其实践路径顶层设计的更大权责,在当前具有必要性。  吴明:整合后的制度由哪个部门管理,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决定。  从目前来看,卫生与人社管理各有优劣势。如果卫生部门管医保,属于“一手托两家”,需要同时考虑参保人和医院的利益,可以更有效的使用好医保资金。人社部门的优势是能够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  记者:医保制度的整合是可以单兵突进,还是必须多种改革联动进行?  郑功成:医保不可能孤军突进,而是需要医疗卫生、医药体制改革紧密配合,这是以往实践证明了的基本结论。  因此,必须通过公立医院的改革来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链条,实现管办分离、医药分离并确保其公益性,同时扶持社会或民营医疗机构发展,使之在相互竞争中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同时,公共卫生充当着全民医保的基础,医药系统肩负着药物供应的使命,它们都直接影响着全民医保的实践效果,从而必须同步推进改革。  此外,医保信息化建设也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必须尽快改变多头经办格局下信息系统相互分割的状况,在统一经办的同时推进统一的医保信息化建设,这是解决重复参保、资源浪费等问题并实现有效监管的必要技术保障。  吴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公立医院改革最核心的改革环节之一,它能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医疗服务提供者,并推动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  应统筹、协调地推进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医保支付制度改革要与临床路径、医疗质量监控和医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步推进,这样可以鼓励医生提供优质、合理的服务。在规范医务人员行为的同时,也充分调动了他们提供服务的积极性。
(责任编辑:霍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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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推出2016年两会报道特别策划:《两会专家谈》。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等几十位学者发文探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发声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等改革议题。
  截至2014年末,我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职保”)2.83亿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为3.15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为7.36亿人。医保参保率已接近100%,但是不同医保体系的支付标准存在较大差距。《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普惠、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将是医疗保险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第一步是统筹“新农合”和“城居保”,一些城市已经开展了相关的统筹工作,但是还未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医保体系整合。制约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贴的承受能力,因此需要衡量我国不同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统筹方案对财政状况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老龄化率和每千人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次均住院费用以及次均就诊费用关系较为显著;笔者还利用队列要素法对我国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进行预测,并计算各种情形下三大医疗体系的缴费和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假设2015年起,“新农保”参保人员的次均就诊费用、次均住院费用、两周就诊率、年住院率和补偿比例都和当年同年龄、性别的“城居保”人口一致,另外,“新农合”参保人员2015起个人缴费也提高到“城居保”的水平。2015年的基金支出从2758.9亿上升至4223.4亿元,除去个人缴费增加的137.1亿元,政府当年将多支出1327亿元。2013年我国公共财政支出139744亿元,若政府支出按照GDP增长率增长,GDP增长率等于生产率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这样 2015年“新农合”和“城居保”统筹引致的政府支出增加占当年财政支出的0.8%。此外,计算显示未来各代缴纳的净税额的精算现值比现存代高160.44%,如果未来代净税额不提高,政府负担将大幅提升。尽管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系,政府提供的补助要增加,但2015年增加的负担仅占财政支出的0.8%,短期内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太大压力;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从2.6044提高到2.7456,未来代负担提高14.12个百分点。无论短期或长期,整合城乡居民医保体系不会给财政造成太大压力,可以先统筹“新农合”和“城居保”,解决农民工异地就医等问题。
  “城居保”和“新农合”与“城职保”相比,待遇水平差距明显。如果前两者个人缴费不大幅提高,而“城居保”和“新农合”的次均就诊费用、次均住院费用、两周就诊率、年住院率和补偿比例都和当年同年龄、性别的“城职保”人口一致,两者的基金支出会大幅增加 :“城居保”基金支出2015年提高到2648.2亿元,增加1760.2亿元,2050年提高到19509亿元,增加13135亿元;“新农合”基金支出2015年提高到7376.6亿元,增加4617.7亿元,2050年提高到19437亿元,增加12997.7亿元。如果两者的待遇提高到“城职保”水平,2015年政府补助需增加6377.9亿元,占2015年全国财政支出的3.95%,政府对“城居保”和“新农合”的补助要提高到倍,因此,两者缴费不提高,只提高待遇,短期就给财政体系带来很大压力;而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会提高到3.3241,未来代的负担提高71.97个百分点。因此,不提高两者的个人缴费,只提高两者待遇,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加剧财政负担。
  如果“城居保”和“新农合”的缴费和待遇水平都达到“城职保”水平,两者的统筹账户基金收支都大幅增加:2015年“城居保”基金收入从1030.2亿元增加到2133.1亿元,基金支出从888.07亿元增加到2648.2亿元,2050年“城居保”统筹账户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别为509亿元。由于“城居保”主要覆盖城镇不就业户籍人口(不缴费),因此其统筹账户将入不敷出。2015年“新农合”基金收入从2946.2亿元增加到9935.3亿元,基金支出从2758.9亿元增加到8217.6亿元,2050年“新农合”统筹账户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别为2亿元。由于农村人口生育率较高,老龄化程度没有“城职保”严重,如果“新农合”改成“城职保”模式,除了年统筹账户支出略大于收入,其他年份统筹账户的收入都大于支出。而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会下降到2.3562。如果两者的缴费和待遇都提高到“城职保”水平,由于“新农合”大部分年份有基金结余,反而会使财政负担下降。
  通过计算可知,如果三大医疗体系实现统筹,政府财政可以负担。但是以2012年为例,“新农合”人均缴费68.5元,“城居保”人均缴费82.9元,“城职保”为单位2132.6元,个人710.9元,前两者如果向“城职保”靠拢,参保人员可能同时负担单位和个人的缴费,即实现三者统筹,“新农合”缴费增加40.5倍,“城居保”缴费增加33.3倍。高额缴费使得三大体系统筹减轻了财政负担。
  如果三大医疗体系完全统筹,“城居保”和“新农合”的缴费会大幅增加,而“新农合”有基金结余反而减轻政府负担,因此三大体系完全统筹不现实也不公平。如果2015年起“新农合”和“城居保”个人缴费提高到676.8元,2016年起按照生产率增长率增长,而政府对前两者的补贴不一次性提升而同比增长,2015年起两者参保人员的待遇和当年同年龄、性别的“城职保”人群一致,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仍为2.6044,长期看不增加政府负担。
  综上所述,如果2015年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系,政府提供给医疗体系的补助需增加,但短期或长期内均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太大压力,但如果保持未来代负担不变,这些负担就会转移会造成政府负担上升;如果“城居保”和“新农合”个人缴费不大幅提升,而两者待遇在2015年和 “城职保”人口一致,会大幅提高政府负担;如果三者完全统筹,新农合”和“城居保”缴费激增,高额缴费会减轻财政负担;如果前两者待遇达到“城职保”水平,两者2015年的缴费将是目前水平的8.39倍,占人均纯收入6.42%,而政府负担不会变化。
  因此,目前先进行 “新农合”和“城居保”统筹是现实的,待两者参保人员缴费能力上升,将缴费水平提高8倍,待遇提高到“城职保”水平,则不会增加政府负担。
  (作者系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王建梓 SF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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