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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真实有效的信息，以便工作人员联系您，我们为您严格保密。原油期货盯牢上海自贸区 期市国际化迎来历史性机遇
中国证券报
&&网友评论（）
　　申银万国智富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闫淦智在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挂牌当天，他拿到了首批36块营业执照中的唯一一块专业子公司牌照。今年8月，他原本也想与其他期货商一样在深圳注册，但听到上海自贸区将成立的消息后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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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最受关注的财经话题，一起探讨。
　　闫淦智拿到牌照当天，中国证监会公布了5条关于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支持措施，其中4条与期货相关。按照闫淦智的说法，亮点在上海自贸区筹建国际原油期货平台，并以此契机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业内预计，原油期货破题，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实现“零突破”，相关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将迎来历史性的机遇。
　　上海原油期货现曙光
　　在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却承担了艰巨的改革任务。从位于(,)的上海期货交易所到自贸区管委会，除了一条宽阔的马路（杨高路）可以直抵，地铁六号线也仅有10余站。
　　不过，此前并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以后上期所与上海自贸区的距离将更近。证监会在上述支持措施中第一个提到，拟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在自贸区内筹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承担推进国际原油期货平台筹建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该股份公司是全资子公司，但未来不排除有其他股东加入。
　　按照证监会的表述，将“依托这一平台，全面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期货交易。以此为契机，扩大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一位在期货业浸淫20年的老专家表示，原以为上期所准备了十多年的原油期货可能很难推出来，但很明显的是，上期所确实抓住了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机会。
　　其实，我国在石油期货领域已经有过成功的探索。1993年初，原上海石油交易所成功推出了石油期货交易，后来原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原北京石油交易所等相继推出石油期货合约，其中原上海石油交易所交易量最大。不过随着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和原油流通体制改革，原油期货被叫停。
　　上期所一直都在推进原油期货这项工作。就在自贸区挂牌10天后，上海期货交易所筹备近6年之久的石油沥青期货挂牌上市，这是上期所自推出燃料油后的第二个能源类品种，业内人士预计，石油沥青期货上市是为未来推出原油期货“铺路”，因为从市场、交割等方面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上期所人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原油期货最核心的三个原则是“国际平台、净价交易、保税交割”，未来原油期货将在自贸区国际原油期货平台上市，目前正在积极做好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前的准备工作。上述期货业专家表示，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可能会成为上期所的“分所”，但交易系统并不会独立于原有系统。
　　“目前原油期货已没有制度障碍。”上期所人士表示，在上海自贸区内建设期货平台更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国际平台上，除境内自然人、法人、境内期货公司外，将引入境外特殊参与者，此前《》的修订已为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期货市场解除了限制。引入境外投资者、政策、海关政策等方面均获得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套政策正在加紧完善中。
　　“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关键
　　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无论从行业，还是金融方面，再推原油期货存在诸多“大障碍”。对中国是否有足够成熟的市场基础和制度体系推出原油期货这一问题，业界始终有不同看法。
　　就上期所力推的原油期货而言，双币计价是国际化的标志之一，但目前并没有实现可自由兑换。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本币不放开，等于开一个平台给境外投资者玩原油期货，如果外币不放开，等于“自娱自乐”，均不能达到真正国际化的目标。
　　一般来说，国际上自由贸易区金融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宽松的外汇管制，奉行资金自由进出、外汇自由兑换、外汇结算便利的外汇管理方式，在资本项目开放、外汇账户设立、收付汇便利、跨国公司资金管理、离岸支付结算、跨境投融资等提供外汇便利。
　　国元期货研发中心总经理姜兴春表示，上海自贸区可能会有条件的审批，对期货石油交易估计会放开资本账户，让它自由流动，“资本账户放开以后，才能吸引国际投资者，原油才会真正国际化”。
　　姜兴春表示，原油期货对未来期货公司拓展机构投资者以及引导国内投资者参与国际原油期货定价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原油期货开展也是为开展利率以及衍生品做了很好的铺垫甚至OTC产品，其结算、交割特点是金融衍生品业务的通常做法。
　　同时，国泰君安期货资深分析师董丹丹也认为，原油期货的上市会给期货公司带来新的客户源，这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原油下游石化品已经成功上市，并且交易良好，原油期货的上市，对石化企业和石化投资者的套利、套保操作大有裨益，原油期货双币交易，大型石化企业有进行套保的需求，期货公司可以逐步发展相关业务。
　　此外，中国国内原油市场的完全垄断经营也是推动原油期货的障碍之一。中国国际期货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具有原油进口权的只有五家公司：分别是中原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化公司和珠海振戎，这被称为国营原油进口贸易商。商务部每年还会批准一批企业从事原油、燃料油的进口业务，这些公司中有不少是民企，大多有地方炼油厂的背景。但是与五家国营贸易商相比，这部分的原油进口量相当小，且进口后还必须卖给中原油或中石化的炼厂。
　　该报告认为，在原油进口权奇货可居，以及国内油气上游勘探生产资质被“三大油”牢牢把控的前提下，中国原油现货市场自然也无从发展，竞争不足导致现货价格都未市场化。
　　期货公司抢先布局
　　即便如此，未等政策下来，和闫淦智一样，多家期货公司早已经开始布局。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申银万国期货、广发期货等期货公司已经入驻上海自贸区，其中申银万国期货的全资子公司――申银万国智富投资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广发期货早在今年上半年上海自贸区挂牌前就已经入驻。
　　闫淦智是申银万国智富投资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曾在申银万国期货北京营业部任总经理。闫淦智说，今年8月上海自贸区还没有消息，本想在深圳前海注册风险管理子公司，因为有比较优惠的税收政策，但最后决策时自贸区的消息出来了，比较两个地方，更看重未来上海自贸区的资本项目开放、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这是设立风险管理子公司的意义所在。
　　当前，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业务上，面对实体企业风险管理需求的时候，还有很多不便的地方，比如资金存放、税收等问题。对此，闫淦智说，所谓风险管理需求，是指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利率、汇率风险，未来利率市场化会直接引起汇率波动加大，这一块业务是风险管理子公司比较看重的地方。
　　相比上海自贸区和前海，他认为，前海倾向于区域的优惠政策，而不是在金融政策、监管政策上一个变革性的改革，从这个角度看，综合考虑还是选择自贸区，放在自贸区，以后场外业务、货币自由流动、配套监管都有利于风险管理业务的开展。
　　闫淦智还提到，未来原油期货在上海自贸区上市后，可能会带来很多资金流的变化，尤其是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各种风控需求会多样化，会给期货市场带来一个现实的意义。
　　广发期货比申银万国期货还抢先了一步，今年上半年就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了风险管理子公司。对此，广发期货总经理肖成表示，设立的时候还没有上海自贸区的消息，现在直接可以享受自贸区的政策，将来做期现结合的业务包括仓单质押、基差交易等方面，目前细则还没有出来。
　　“涉及到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区内设立国际原油期货交易平台，是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政策，将打通国际、国内市场的通道，作为期货公司，可以分享自贸区政策优势。”肖成说，如果上期所能够有自贸区能源平台推出原油期货，吸引境外投资者进来，那么广发期货就可以利用今年刚收购的英国期货公司，联手介绍英国投资者来参与上海的原油期货，内外结合利用政策为平台服务。
自贸区设三年窗口期 金融改革或先推利率市场化||每日经济新闻||###||日 02:42
　　距上海自贸区挂牌已近一个月，虽然总体方案对自贸区改革的目标做了整体的描述，2013版的负面清单已经公布，然而在最受关注的金融领域，自贸区内金融改革首先该做什么，具体怎么做仍显得扑朔迷离。
　　10月19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高层论坛（以下简称自贸区论坛）上，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开放是循序渐进的，不会一揽子全部推出。“个人预测是先推出利率市场化，因为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只剩下存款利率没有放开”。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认为，市场金融、金融可能会放在负面清单后面放开，因为个人投资的风险是很大的。
　　此外，周振华明确表示，自贸区的窗口期就是三年，这些基本制度在试验区里运转之后，有问题的进一步完善，基本成熟的就在全国复制、推广。
　　金融开放会循序渐进/
　　日，《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公布，明确金融开放的目标，提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
　　10月19日，在自贸区论坛上，周振华表示，金融的开放和其他领域的开放有区别，金融开放是逐步推进的，总体的考虑已经有了，但不会一下子放开。
　　关于金融的开放将在哪一具体领域迈开第一步，周振华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金融改革方案不会一揽子全部推出，个人猜测可能先推利率市场化，因为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只剩下存款利率没有放开。”
　　利率作为货币的价格表现之一，其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仅决定了货币在社会各产业部门之间配置的有效性，也对货币经营机构如等经营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利率市场化将有力推动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功能的发挥。
　　关于究竟如何迈出这第一步，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叶德磊在自贸区论坛上表示，如果利率市场化不做某种程度推进，而只在自贸区内搞，那只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所以自贸区内改革推进的同时，应该一定程度上在全国进行相关的改革。
　　“在金融开放领域，我非常认同李克强总理的 ‘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价值体系。”在自贸区论坛上，孙立坚表示，今天金融开放绝对是围绕实体经济，接下来金融开放的顺序按照这个价值取向实际上已经定下来了。
　　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挂牌。之后，多家外资行以及交银租赁等纷纷入驻，但在分账系统推出之前，金融机构未能有所作为。
　　“总之，从决策层的角度，一定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在金融风险管理和财富创造方面改革的速度会慢一些，更快的还是在租赁金融、金融、航运金融、清算结算这些业务上。”孙立坚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金融改革的试点可以从支付清算跨国公司资金账户管理入手。
　　不应过快追求人民币国际化/
　　自贸区挂牌成立当日半夜十二点多，一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的文件备受期待。
　　负面清单管理被认为是上海自贸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其内容是中国在自贸区内暂时无法开放的领域，包括18个行业门类的190条特别管理措施，其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然而，这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外资‘三法’，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对外商的限制几乎完全吻合。
　　就负面清单逐步放开的进度，孙立坚认为，市场金融、消费金融可能会放在负面清单后面放开，因为个人投资的风险是很大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外很多成功的案例，政府金融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储备，是可以在自贸区利用离岸金融解决的。”
　　此外，孙立坚和叶德磊都认为，不应过快追求人民币国际化。孙立坚说，“2013版负面清单很清楚地放弃了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要的其他功能，也就是投资功能。而且总体方案也并未提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是为了人民币国际化，只是强调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叶德磊也提醒道，“我不太赞成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中国经济力量强大后水到渠成的事情。不是说现在要做些动作来使人民币国际化，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
　　自贸区明确三年窗口期/
　　在备受瞩目的金融改革领域，金融开放和金融监管同样重要。从已公布的上海自贸区相关文件看，尽管其开局步伐没有公众期望的那么大，但上海自贸区承担的使命不仅仅是金融政策、制度的放开，还是金融监管的调整。
　　在周振华看来，金融监管的难点在于这是政府权力结构的调整，这背后是政府利益结构的调整。因此，自贸区的挂牌，实际上是政府职能转变迈出的实质性一步。”
　　对于如何在上海自贸区进行金融领域监管，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表示，自贸区需要区分特殊账户和普通账户，境外国际市场的资金不能随便进入境内。
　　此外，周振华明确表示，上海自贸区的窗口期就是三年，这些基本制度在试验区里运转之后，有问题的进一步完善，基本成熟的就在全国复制、推广。从这个角度看，上海自贸区不同于以往的新区、特区，因为新区、特区的发展靠的是优惠的政策以及长时间的运作。
　　不过，对于三年的窗口期，亦有学者表示疑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张海冰在自贸区论坛上表示，一方面这个改革是非常迫切的，但另一方面任何经济问题都要尊重经济规律，因此，三年的期限可能会导致一些短视的行为和投机心理。
上海自贸区：TPP规则逼近下的中国棋局 ||21世纪经济报道||刘玉海 高莹||日 03:15
　　尽管此前无论是中央还是上海市方面都未明言，但建立上海自贸区的背后，一直有TPP（跨(,)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影子若隐若现――其被普遍视为中国在上海设立自贸区的重要背景之一。
　　上海自贸区一方面被赋予与TPP规则接轨进行试验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利用国际经济贸易规则重构这一趋势倒逼国内体制改革的战略之举。
　　近日，北京一位看过多地上报自贸区方案的研究人士向本报记者证实，“上海能在众多申请设立自贸区的城市中胜出，仅从技术角度讲，他报的方案也是比较好的。”
　　该研究人士说，青岛的自贸区方案，定位尚停留在中日韩自贸区先导区的层面；内陆一些城市申报自贸区提出的定位――如向西开放等，都不太吸引人；广东的方案，更是连自己要干什么都没弄明白。而上海方案最关键的是，“他盯住了几个对中国压力比较大的变化”。一是TPP谈判规则的变化，二是TTIP（跨(,)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三是中美BIT（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
　　“这些谈判将导致国际经济规则的变化，中国如果不跟进，我们会出局，会被排斥在制度之外。”该研究人士说，“这几句话，是上海自贸区方案写得最有视野的地方――他看到了当前国际上正在出现的变化”。
　　近年来，以美国主导的TPP、TTIP谈判为标志，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开始重构。中国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国际规则变迁，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接受本报采访的几位研究人士一致认为，中国应积极、建设性的参与新国际规则的制定，但具体到是否应加入TPP时，则出现分歧。
　　赞成中国应加入的一方认为，中国如果不加入，将会被排斥在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之外而被迫接受别人制定好的规则；否定的一方则认为，如果中国加入TPP，紧跟中国的印尼、柬埔寨、老挝，甚至包括泰国，都未必同意――同理，如果美国同意中国加入TPP，支持美国的那帮“小伙伴”也未必情愿。
　　据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介绍，中、美、新（加坡）等研究人士认为，未来一个可能的选项是：中国、美国各自主导一个区域共同市场，中国不加入美国领导的TPP，美国也不加入中国的；中美两国之间有BIT，中美两国以外的国家，都参与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共同市场。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则认为，无论中国是否要加入TPP、是否认同TPP设置的规则，首先要解决的前提是：国家到底想开放还是不想开放？是认为开放是被迫的、别的国家逼着中国开放？还是认为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必须开放？
　　“中国自己要想明白这个事情，再去跟人家谈判；否则，最后又变成自己不乐意、别人逼着你开放。”马宇说。
　　更长远的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将重回WTO多边谈判框架――毕竟，其各自主导的自贸区都主要是些小的经济体。
　　“我接触到的美国智囊的观点是，美国绝对没有放弃WTO的意思――短期内会先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共同市场，但是长期而言，美国还是要回到WTO。”林桂军表示。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帆，更愿意从中国在新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中如何发挥作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中国对TPP的应对。
　　TPP规则不是要把中国卡死
　　《21世纪》：有观点认为，这次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的一大背景是，美国发起TPP、TTIP谈判、试图重新制定国际经济新规则。更极端的观点则认为，美国的上述举措，是企图扼杀中国刚刚形成的在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你怎么看？
　　何帆：美国发起TPP、TTIP谈判，确实有抛开WTO、重新制定新国际经济规则的意图，但主要还不是针对中国。因为WTO多哈回合谈判最后谈不下去主要还不是中国的原因，而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意见比较大。美国觉得自己失去了对WTO多边谈判的控制权。另外，美国对中国也有一点感受，认为中国在随机性执法――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不执行。总体来看，美国认为WTO原来的规则对自己更加不利；而美国关心的一些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服务贸易、竞争政策――没有被WTO规则涵盖进去，而他又没有办法在WTO谈判中再往下推。所以，美国干脆就自己另起一套。
　　现在，可以将TPP、TTIP视为新一代的自由贸易区。因为它跟原来的自贸区――主要是制造业贸易、为了关税减免――性质不太一样，更多的是为了打开市场准入，而不是简单的只把关税降低。这些规则与WTO原来的规则是有很大差异的。可以说，美国想通过重新修改国际经济规则，以确立对自己更有利的规则。
　　《21世纪》：中国目前对TPP谈判持什么态度？
　　何帆：如果从中国现在的发展情况看，TPP设置的很多规则是中国达不到的，有很多甚至是跟中国现在的做法相矛盾的，也有些内容对中国是不公平的――比如国有企业条款。国有企业是个问题，但主要问题不是是否国有――新加坡、挪威也都有国有企业，而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很多是在垄断部门。另外也有一些规则，中国现在感觉比较矛盾，短期可能对我们不利，但长期我们可能也需要――如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开放。过去主要是外资来华投资，现在中国对外投资逐步增长，我们投资时要求非洲国家做的，和当年美国来中国投资者要求中国做的差不多――得讲规则、得有法制。动态地看，TPP规则也不是要把中国卡死，需要区分一下，哪些是中国现在做不了以后可能得做，那就要提前做准备。
　　《21世纪》：假设中国不加入TPP谈判，有什么损失？换言之，如何衡量不加入TPP谈判的利弊？
　　何帆：不加入TPP，第一有很大可能对中国的产品形成歧视，因为它有原产地原则。如果TPP最终建成了，中国可能也得接受其规则。比如，中国不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但OECD动不动就制定一个新的准则，有时候中国就被迫接受――因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使用这个规则，所以，你不参加你也得用。可是这个规则又是别人制定的，制定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发言权。并且，如果中国不加入TPP，甚至有可能面临再“入世”的问题。从日本和美国谈判的情况看，虽然它是一个多边贸易协定，但谈判的时候是双边谈。就是日本和美国谈――开放多少，(,)开放多少，比较麻烦。中国如果现在不参加，以后又要参加，那就得与加入TPP的国家一个个去谈、一个个去给人家“磕头”――必须是已加入的成员都同意才能进去――那就比较被动。
　　实际上，现在中国加入TPP的机会已经很小了。因为从日本加入TPP之后，基本上这个门就关上了。日本进去后，美国已经感觉到有点压力。如果美国只和文莱、新西兰去谈判，肯定是美国完全主导，但跟日本这种大的经济体谈，就比较吃力，要真跟中国谈，很可能给他搅黄。
　　《21世纪》：越南已经加入TPP谈判，大家可能会想：越南比中国可能更偏国有经济、更“社会主义”、更不开放一些，为什么越南进去了而中国的顾虑反而比他还多？
　　何帆：越南毕竟比中国小，他的问题也比中国少。另外，美国同意给他时间宽限以做整改。所以，越南觉得问题好像也不太大。但他真正的问题还没出来，等过渡期结束后，会有更多麻烦。从越南方面而言，他第一是政治上的考量，可能觉得能得到的收益更多；另外，经济上他可能更依赖于加入一个共同市场。所以，加入TPP与否，也不是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参加，关键是你有没有想清楚。整体基调，中国还是应该积极参与。
　　中国最佳选择是回到WTO多边谈判
　　《21世纪》：进而言之，无论是WTO谈判，还是正在建构的未来的国际经济规则、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此应以何种心态应对、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何帆：还是应积极参与。有人说不行，中国就应另起炉灶、单搞一套，比如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就是中国组织的一个阵营。但其实客观情况不是这样。RCEP的主导是东盟，东盟不愿意别的国家来主导。东盟认为，他已经和其他几个国家――中日韩印，都签了协议（ASEAN＋6），能不能把这些已经跟东盟签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整合一下，形成RCEP这种区域经济合作伙伴。所以，第一东盟不会让中国来主导RCEP――尽管美国不在，中国在里面影响大。另外，如果中国单独组织一个收益也不大――美国搞一个，中国搞一个，其实最后两败俱伤。
　　中国现在的态度，应是呼吁推动各种自由贸易区统一整合，避免让区域贸易协定变成一个壁垒。因为所谓的区域贸易协定，也是“双刃剑”，可能带来的好处是，贸易创造；但也可能带来贸易转移――本来我和别的国家做生意，结果现在签了之后我没办法做了，只能转移到区域内了；而且区域内也不一定有好处，可能成本更高。如果想趋利避害，就要把这些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整合、标准化，RCEP也好、TPP也好，能互相打通。估计明年APEC在北京要开会可能会讨论这些问题。
　　对中国来说，最佳选择其实还是多边谈判，让WTO能重新恢复原来的地位。但现在就卡在这里。有一个可能，各方按照原来巴厘岛会议精神，务实一点，先谈能够解决的问题――如贸易便利化，农业中已经有共识的，取得一些进步，给各方以希望，重新恢复WTO的核心地位，而不要先谈那些特别棘手的问题。
　　《21世纪》：这次中国成立（上海）自贸区，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应对TPP谈判的一个准备，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何帆：中国成立自贸区，确实有这种背景因素在里边――因为中国想更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还有个背景，就是中国希望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包括中国和美国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BIT）。BIT里面有很多内容对中国来说是很震撼的：像所谓负面清单，中国过去管理经济都是靠审批制度，现在搞负面清单，冲击就很大。那怎么办？就先搞个试验区，就像当时在深圳搞特区。这表明，中国从自己改革的角度也希望开放更快一点。
　　另外，中国也比较审慎。因为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涉及到的不仅是制造业，像服务业、政府采购、金融、IT可能都会有，尤其涉及到金融――它的逻辑和制造业也不一样，制造业放个海关，物理上能管得住，而资本的流动是无形的，很难说在一个地方就不会影响全局，所以就只能先在自贸区一点点的试。
占领自贸区：汇丰东亚藏“升格”野心 南商行审批中||理财周报||###||日 06:41
　　外资行除了申请开设独立机构，采取与合作开立自贸区特色同业往来账户以及和民营资本建立合资银行的形式进驻。
　　、星展、汇丰、东亚和相继获批筹建自贸区支行，目前均处在筹建过程中。区内支行业务规划、选址、组织形式问题是各家银行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除上述已获批的银行外，其他都在积极行动中。南洋商行、大华、仍申请设立独立机构，法兴、澳新等银行则倾向于以合作的方式入驻。
　　复旦大学孙立坚教授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自贸试验区金融风险的控制和监管模式的探索。
　　支行筹建三大难
　　10月12日和10月18日，汇丰、东亚和恒生银行相继宣布获批筹建自贸区支行，成为继花旗、之后入驻自贸区的外资银行。
　　与中资银行不同的是，外资银行目前在自贸区并没有网点。获得试点资格之后，相关支行筹备工作成为上述银行当务之急。
　　周报记者从获批外资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几家银行均处在积极筹建支行过程中，研究包括所提供的服务、支行选址、组织形式等问题，但具体开业时间仍未确定，最迟不会超过6个月。
　　德勤中国华东区金融行业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祝维纯先生在接受理财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的设立和业务的开展是跟随在自贸区内设立机构或开展业务的目标客户以及整体金融法规环境发展密切相关。”由于自贸区具体细则还没有出台，上述外资银行对区内支行的设立和业务开展规划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一名外资行内部人士认为，外资银行在支行成立初期会先进驻企业业务，为区内企业提供投融资、结算等基础服务。当自贸区内相关企业得到政策的鼓励而进一步拓展业务产生新的金融服务需求时，外资银行将会根据这些客户的需求，在符合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金融创新。
　　由于上海自贸区包含(,)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四个功能区，如何选址成了外资银行重要的课题。
　　“银行网点的设立往往是根据其对客户及其需求和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决定的。自贸区所涵盖的四个功能区原本在功能上各有不同，外资行在这些区域的客户及其需求也会呈现出不同特点。”祝维纯先生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洋山港和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是国际物流中转的重要节点，银行网点的设立偏向考虑贸易融资。浦东机场由于客流密集，其网点设立会考虑对个人客户的服务需求。而能够承载更为复杂的金融业务和相应客户需求区域则可能首选外高桥保税区。
　　“外高桥保税区不仅在行政、金融、交通、区域成熟度等方面都具有先发优势，而且自贸区管委会以及相关的政府办事机构也都在里面，多家外资行都有意向在里面设点。”上述外资行内部人士告诉理财周报记者。
　　另外，由于银监局发布的自贸区银监八条例中明确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在区内开设子行、分行、专营机构，使得多家外资银行在以什么组织形式进入陷入抉择。
　　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汇丰和东亚向监管层开展申报的时间是和花旗、星展差不多的，但前者和后者在申报银行组织形式上存在不同。前者希望能以分行的形式进入，后者则直接申请开设支行。由于自贸区银行采用简化准入方式，筹建支行审批远快于分行，花旗、星展便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外资行。”
　　“由于汇丰和东亚后来将分行改为支行，所以第二批名单在第一批出来没多久就又出来了。它们的想法是先进来，再升格为自贸区分行。”上述知情人士补充道。
　　外资行试点热情高涨
　　8月底，上海银监局就曾邀请多家外资银行负责人进行交流，发放相关调查问卷，鼓励外资银行参与自贸区银行试点。
　　目前，除了上述获批的外资银行，南洋商行、大华、渣打银行等沪上几家外资银行都在积极申请中。
　　据南洋商行内部人士透露，南洋商行的申请已在银监局审批中，预计很快就能获得通过。目前，南洋商行已宣布即将筹建自贸区支行。
　　大华银行相关负责人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大华银行正在与监管机构和集团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将尽快提交自贸区支行的申请。其他诸如渣打银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理财周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会密切关注自贸区的发展。
　　“在自贸区新的政策下，政府部门对外资银行进入的支持力度很强，审批流程不像传统那样严格，审批时间也很快。相比得到试点资格的早晚，我们更看重内部相关部门在选址、业务进驻、服务供给等问题上的准备。我们采取研究先行，确定明晰的目标、流程等体系的策略。”一家外资银行相关负责人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
　　与大型外资银行积极申请开设独立机构相比，一些小型外资银行则倾向于以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方式进入自贸区。10月9日，(,)宣布已分别与三井住友银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等十余家海外代理行就自贸区业务达成合作意向，开立自贸区特色同业往来账户。另据市场消息称，法兴银行、澳新银行正积极和民营资本接洽，商讨在自贸区成立合资银行的事宜。
　　面对外资银行积极涌入自贸区的情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在接受理财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外资银行参与自贸区试验有助于形成一个国际化的竞争环境。能让监管层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看到所能暴露出的系统性风险问题、金融安全性问题以及中资行在该环境中的经营情况，有利于锻炼我们的金融机构、企业、监管以及制度设计。”
　　他还表示：“目前获批的几家外资银行都是最早和中国金融打交道的银行，在服务本土经济时有着成熟的业务模式，利于政府在完全国际化竞争的环境中找到监管模式。”
　　对于自贸区内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相竞争的情况，德勤中国祝维纯先生认为，无论是从全球网络资源、全球业务类别，还是从新加坡、香港自贸区相关业务经验和体系成熟程度的角度而言，外资银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的。区内外资银行将在境内区外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业务范围。
离岸业务低调试水 浦发银行“自贸区私行”攻略||21世纪经济报道||包慧||日 03:15
　　推开外滩12号蒙着柔软白纱的厚重旋转门，穿过高近20米的穹顶大厅，踏上双向回旋的楼梯，三楼就是(,)办公区。
　　在光泽幽亮的柚木雕花门框旁，悬于墙壁的液晶电视正滚动播报着上海自贸区新闻和最指。浦发银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任军端坐，时不时抬头扫一眼电视画面――“自贸区”是他最近想得最多的话题，也是他与本报记者对话中时常脱口而出的高频词。
　　拥有10余年离岸金融经营经验的浦发银行，和拥有20余年对公和国际业务经历的任军，对自贸区有着天然的高敏感度。2012年开始负责私人银行前，任军曾长期担任浦发银行离岸业务部负责人。在国内私人银行中，任军是鲜有的对公业务出身的私银负责人。
　　若仅以数字考量，2011年底才成立的浦发私行在最新的半年角力中显然并不占优势。浦发2013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其私行客户数超过7000户，管理金融资产逾1200亿元。私行客户数增幅为16.67%，私行管理客户的金融资产规模增幅为20%。
　　“银行最大的劣势是资管”
　　作为业务发端于上海及长三角周边的上海本地法人银行机构，浦发银行被视为“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概念第一股。
　　去年底朱玉辰空降浦发任行长后，就确定了浦发“投行、资场和金融同业业务、中小和小微企业业务、、移动金融”这“五驾马车”。作为财富管理业务金字塔尖的私人银行业务，自贸区对其的影响和冲击，令市场充满了遐想。
　　“自贸区的金融突破目前还主要聚焦在机构，暂时还没有涉及到个人业务。要等到开放个人业务时，我们肯定会有动作，比如海外投资、股权基金等。”任军说，“浦发有离岸银行业务牌照，客户在国内和海外投资，都可以通过一个账户灵活地做。在离岸银行跨境金融服务上，可以联动挖掘一些客户对接。比如，现在很多客户对美国市场很感兴趣，投资意愿强烈。”
　　在任军看来，银行为高端客户打理资产时，最大的劣势就是资产管理，“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较慢，希望监管部门和从业机构共同探讨，在私人业务这块试验田里给一些空间。在目前委托代理的情况下，给私人银行业务（试验）做一个全球资产委托模式。”任军曾在2013年的(,)论坛上如是说，他认为，这才是私人银行客户真正需要的。
　　若上海自贸区内能放开资本流动管制并实行投资自由化，则私人银行能为客户开展更为便捷的资金池管理、投资顾问、融资和海外投资服务。任军以家族为例，目前国内的家族信托模式远不如海外的信托架构灵活，涵盖的可管理资产类别也很有限。一旦实现投资自由化，则国内家族信托可借鉴国际成熟模式，将高净值人群持有的现金、财产、股权等都结合起来，实现高端定制。
　　浦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浦发已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领域开展了课题研究，已具备提供涵盖人民币综合服务、跨境融资、离岸服务、同业金融服务等十多项自贸区特色金融服务方案的能力。
　　浦发上海自贸区分行业已揭牌。“现在每周行里都有自贸区内部简报，研究得非常深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备战自贸区业务的攻略。”浦发一位人士说。
　　公私联动
　　挑选对公与投行业务出身的任军掌舵私银，可见浦发管理层对私人银行的良苦用心。这不仅是因为浦发私人银行的客户结构，也反映出以投行和公司银行特色思路做私人银行的战略方向。
　　以对公业务见长的浦发银行，私人银行客户的70%以上是企业主或公司高管，客户背后一般都有一家企业，客户财富也来源于企业。因此，除了优化完善私人银行产品及服务，更重要的是“公私联动”，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
　　“今年重点还是开拓客户，依托我们自主研发的私人银行客户专属投资账户服务，打造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能力的核心竞争力。把对公客户的企业主挖过来。”任军有着清晰的思路，“目前国内私人银行的各种增值服务都只是锦上添花，比拼的根本还是对高端客户的资产管理能力，核心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任军说，企业主客户更关注公司业务的问题，比如公司行业的背景情况、如何做并购、内保外贷流程、跨境资产管理怎么做。
　　一开始任军也不太理解，一直在公司业务部工作的他，从未涉及过零售业务，为何要被调到私人银行部。后来他才发现，公司业务与私行业务有交叉销售机会等契合点。
　　上半年，浦发私人银行投行化趋势显现，资金撮合、并购融资等新兴业务涌现。为客户参与PE、境外 等提供顾问咨询业务，推出定制化投融资产品与服务，被业内称为“用投行的思维来做私行”。
　　“固定收益类产品还是较受客户欢迎，PE投资不能采用销售方式来做，对一般客户风险太大。我们通过成立私人权投资者俱乐部，来搭建一个客户融资和投资的信息对接平台。”任军认为，浦发投行业务中私募股权做得比较好，有投资项目库，尽管客户投资需求旺盛，但是否适合客户，风险评估仍很重要，这其中私人银行提供的是涵盖了投资顾问咨询和过程管理的全流程服务。
　　前述俱乐部于去年成立，通过这一平台将GP（共同合伙人）和LP（有限合伙人）聚在一起，私行客户通过加入俱乐部，了解股权投资、行业情况或参与项目投资。此外，浦发还将一些中小企业客户与股权基金或私行业务对接。
抢先完成环上海自贸区布局 阳光城年内斥资65亿元拿地||证券日报||王丽新||日 07:32
　　“如果我们第四季度能够再加一个到两个项目，明年在上海的业绩会更好看一点。”(,)集团总裁陈凯向记者透露，公司自2012年11月份进入上海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斥资约38.81亿元拿地，而且已经抢先完成环自贸区的布局。
　　陈凯表示，截至9月底，公司年内共花费约65亿元拿地。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今年9月底，有统计机构显示，阳光城年内销售额为133亿元。以此推算，阳光城拿地金额占销售额比例已经接近50%。
　　与此同时，阳光城年内在上海的权益购地支出为18亿元，今年在上海所拿地块基本都位于自贸区直接辐射区域。“公司在上海扩张的速度非常快，拿地节奏把握很准”。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布局自贸区
　　“九个月时间六个项目在售，上海的每一块土地我们都没有漏掉。”阳光城集团营销及品牌中心总经理王锋向记者表示，距离自贸区最近的项目位于(,)，步行两分钟即可进入自贸区。
　　也就是说，阳光城实际上是抢先布局了环自贸区区域。据记者了解，日，阳光城全资子公司福建汇友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5亿元竞得上海外高桥新市镇E06-03地块，成交楼面价9742元/平方米，溢价1.36%。
　　时隔半月，阳光城全资子公司福州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005亿元竞得浦东新区外高桥新市镇G03-17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据悉，该地块出让面积7851.2平方米，容积率3.0，规划用途为办公和商业用地，出让年限商业为40年、办公楼50年，楼板价4267元/平方米。
　　9月12日，阳光城再次出手。经过两小时的竞价后，公司最终以51%的投资比例，25.74亿元夺得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市镇城南社区C06-07A地块，折合楼板价18437元/平方米。
　　9月27日，阳光城以51%的投资比例，以4.74亿元联合夺得上海国际医学园区D2-02-05纯宅地，楼板价12951元/平方米。
　　对此，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公司几个项目基本都位于自贸区可以辐射到的区域，利润升值空间较高。然而，对于阳光城来说，一年内拿下六个项目，如果都按正常进度开发，对资金链的要求较高。
　　加快周转回笼资金
　　“2012年以来，我们新增的土地从拿地到首次开盘平均周期是7.98个月。”王锋向记者表示，太原一个项目的最快周期甚至只有6.3个月。
　　在陈凯看来，“实际上，这是我们实施高周转战略的结果。”陈凯向记者透露，尽管外高桥的商业项目紧邻自贸区，但公司依然坚持高周转战略，选择出售该商业项目而非持有。
　　对此，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公司为了快速回笼资金，加速土地储备的一种战略。同时，陈凯表示，项目开发周期短，销售节奏快，资金回笼速度随之加快，公司第四季度或将再补充一些土地储备。
　　“我们目前有62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其兑现的货值约705亿元。”王锋说，截至9月底，公司今年新增项目的货值约为270亿元。
　　阳光城如此快速扩张，资金从哪里来？对此，陈凯表示，主要是通过债权%2权的方式获得。股权融资风险小、成本低，债权融资风险相对大一些。因此我们采取了股权+债权的方式来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与歌斐资本的战略合作就是公司快速扩张的重要支撑。
　　同时，陈凯透露，2012年公司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约在12%左右，但今年已经降至10%左右。
自贸区“热”得过“火”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不利||证券日报||易宪容||日 06:55
　　自从上个月政府宣布成立上海自由贸易区之后，上海自由贸易区热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无论是与上海自由贸易区关联的概念股，还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内的房价以及各地方政府都在如火如荼的申请不同特色的自由贸易区，表明上海自由贸易区这股热火已经蔓延到了全国。但是，笔者认为，这股大火如再烧下去，有可能会危害中国整体经济的健康成长。
　　首先，这股上海自由贸易区热很大程度上与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短期暴富心理有关。无论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还是不少居民，都希望有上海自由贸易区这样一个概念，能够如当年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一样，通过制度优惠造就高速增长的经济繁荣而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利益。按照这种逻辑，当然是先入者先得利，上海自由贸易区热也就自然形成了。
　　但是，当年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成立的环境与条件与当前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的条件与环境完全不同。当年经济环境是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整个社会利益更多呈现的是整体性，所以当年任何改革或制度优惠都容易显现出巨大的制度红利。但目前的情况与经济环境与当年却有根本的不同，市场概念早就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利益十分分化并表现为严重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政府希望制度优惠方式溢出巨大的红利不容易实现，而且当这种制度优惠有巨大红利溢出时，其他地方或是据理力争，或是最大可能模仿。
　　比如，对于上海自由贸易区来说，除非金融改革有重大进展，否则上海自由贸易区其它方面制度优惠的红利不会太大。但是，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地方要在这个全国性统一市场打出一个优惠的缺口并非易事。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上海宣布成立自由贸易区之后，全国各地正在申报或计划申报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突然间冒出。各个地方政府不管自己的条件如何，都希望分得自由贸易区这种制度优惠红利的一杯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由贸易区热也会如早年高科技开发区热一样在全国铺开。
　　其次，上海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之后，地方政府欢欣鼓舞，都认为这将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新突破。但是到目前为止，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仍然不太明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则把当地相关及住房价格炒得火热，房价加速上涨。也就是说，上海自由贸易区到底是什么、未来的前景如何，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整个区域内的经营成本早就上升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上海自由贸易区健康发展是相当不利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可以炒作房价地价上涨，那么那些正在申请或准备设立自由贸易区的地方岂不也可以借此机会把当地房价炒得很高吗？
　　第三，当前全国不少地方都炒作自由贸易区的设立，那么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不够，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开放不够。如果整个市场开放度高，金融市场的制度发展红利不是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大，申请设立自由贸易区的地方就不会那样多。因为，就如当前民营资本正在通过指标性方式进入业一样，在这里，在民营银行看来是可获得较好利润或暴利的。如果申请自由贸易区有制度上的巨大红利，要希望各地方政府不努力争取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全面反思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对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重大制度的改革，放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并通过公共决策的方式制定更多的保证市场秩序建立的制度安排，那么政府对各地方的自由贸易区设立审批就会减少，重大制度改革就能够让全国所有的地方都分享到重大制度改革的成果。同时，通过政府一个个审批，也会增加相应的交易成本。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上海自由贸易热是不利于当前中国整体经济健康发展的。
上海自贸区：另一种突破还是某一种困境？||21世纪经济报道||###||日 03:15
　　“从10月1日到7日，每天自贸区都人满为患：在我们的大厅里待不下，就待在我们的广场；在广场待不下，就在沿街的马路上坐着……都是来咨询的，还有一些是来办理手续的。”10月13日，在复旦大学一个关于自贸区的论坛上，中国（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感叹，“自下而上的热情充斥着整个自贸区”。
　　事实上，自从今年3月下旬中国新晋总理李克强在当选后的首次地方调研中主动抛出支持上海探索设立中国自贸区的消息起，即引爆国内外舆论对中国自贸区的高度关注，各界有关自贸区的讨论如火如荼。
　　之后，随着中国自贸区的渐行渐近，其背景、目标和任务日渐清晰，各界对自贸区的评价越来越高。及至自贸区总体方案正式公布前夕，其更被誉为可堪与当年设立深圳特区、中国加入WTO相提并论之举。
　　然而，随着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公布和挂牌之初的热潮渐趋缓和，更多冷静的声音开始也浮出水面：自贸区这一被各方寄予厚望、被称为本届中央政府改革突破口的战略之举，究竟能承担多少开放、改革的使命？在其试验、探索逐步推进过程中，又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阻力？
　　尤为要者，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战略意图虽被概括为“以开放促改革”，但设立自贸区这一战略举措本身却是延续多年的“以地方试验探索改革经验”的改革路径的延续、甚至是依赖。
　　而过往数年，中国大量设立各类先行先试改革试验区效果不彰、甚或无疾而终的经历，却在表明：改革越到后期，越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和推动；此时，再一味地让地方试验，有可能在央地博弈中白白浪费时间，成为事实上的延缓改革之举。
　　上海自贸区最大的挑战，或许即在于此：中央各部门授权不足，在央地博弈中，错过改革的时间窗口。
　　1. 警惕自贸区的不可承受之重
　　国外的自贸区是在市场非常自由的基础上更加自由、便利；而在中国，国外自贸区建立之前就已解决的问题――市场管制、投资审批、利率市场化、货币自由兑换，反而成了自贸区要去突破的方向。
　　在自贸区总体方案公布前，挟新任总理之威而横空出世的自贸区，曾被各界寄予殷殷厚望：除了传统自贸区的基本内涵――如保税贸易、物流、分装、加工等，还包括放宽市场准入、放松投资管制、金融国际化、税制改革，以及更贴近人们日常的免税商店、自由上网等。
　　原因很好理解：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的今天，在对外开放已有相当程度的中国市场，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要求下，传统的自贸区功能定位，根本不足以推动新时期的改革和进一步深化开放，难以为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足够的活力。
　　“所以，放松投资管制、深化金融开放、试验税制改革就成为上海自贸区设立的根本要义和核心内涵。”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分析道，李克强总理之所以力推上海自贸区，问上海市领导“要改革还是要政策”，或许正缘于此；“而高层所以对上海自贸区寄予如此厚望，大概也正缘于此”。
　　即便是在自贸区总体方案和负面清单公布、其目标清晰明确之后，对自贸区最为关注的群体之一――投资界分析人士，也一边评论其“没有超预期的内容”，一边却在期待自贸区能在金融开放与创新等方面有着更多的突破。
　　那么，自贸区究竟能否承载各界众多的期待？
　　从国际上多达1200余家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可被划分为自由港、自由贸易港区（涵盖贸易、制造、物流、研发、展示等诸多功能的区域）、工贸结合型自由贸易园区、贸易型自由贸易园区、出口加工型自由贸易园区、物流型自由贸易园区等多种类型，但大都集中体现了“三大自由”的核心特征：一是货物进出自由――不存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凡合乎国际惯例的货物进出均畅通无阻，免于海关惯常监管；二是投资自由――投资没有因国别差异带来的行业限制与经营方式限制，包括投资自由、雇工自由、经营自由、经营人员出入境自由等；三是金融自由――自由兑换，资金出入与转移自由，资金经营自由，没有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之分。而这些自贸园区最基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依据《京都公约》，外国货物在入区时免征关税――亦即常说的“境内关外”。
　　以此观之，期待中国（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自由化、金融开放与创新方面有更多突破，似乎理所当然。
　　但马宇提醒，“必须考虑中国跟国外情况的不同”。不同于中国，国外在设立自贸区之前，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和投资审批管制，货币亦可自由兑换。
　　以美国为例，其自由贸易园区多达400余个，设立非常简单，甚至企业自己就可设立――只要有地皮，想做保税出口，自己圈起来，找海关来验收合格即可。
　　“国外的自贸区是在市场非常自由的基础上更加自由、便利；而在中国，国外自贸区建立之前就已解决的问题――市场管制、投资审批、利率市场化、货币自由兑换，反而成了自贸区要去突破的方向。”马宇说。
　　2. 金融开放“不要想象力太丰富”
　　中国的自贸区也不会只有上海这一个，在不同的区域内按照地区优势，围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方向可以做很多试验，“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所有的试验都要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它也不可能承担这样的任务”。
　　在马宇看来，中国（上海）自贸区首先应围绕贸易便利化、市场开放、投资审批体制改革“做文章”，至于利率市场化、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这样的金融开放与创新，“自贸区并不是合适的试验平台”。
　　“利率市场化应是全国统一的计划，若率先在上海自贸区内实施，恐怕全国存款都会被吸到自贸区去。”马宇称，这样的存款大迁移会导致“水落石出”，“的呆坏账掩盖不住、资金周转出问题，整个金融体系都可能出现危机甚至崩溃”。
　　他预期，在自贸区内，人民币自由兑换或可以实现，并主要是用来做离岸业务，但若要打通自贸区与国内的通路，似乎不可能――因为那几乎意味着人民币自由兑换提前实现了。
　　可若限定在自贸区内、投资额度内可以自由兑换，这样的政策还有多大价值？
　　但事实或许就是如此。
　　上海自贸区方案的重要参与者、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曾透露，在召开自贸区第一次联席会议的时候，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就明确表示，在金融领域，“不要想象力太丰富”，“金融审慎例外，不会采用负面清单模式”。
　　“金融开放、金融改革方面，上海自贸区可以做点事，但很多可能不适合它来做――包括利率市场化，特别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恐怕不是自贸区完全能做的”。参与过中国（上海）自贸区课题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认为，中国很大，中国的自贸区也不会只有上海这一个，在不同的区域内按照地区优势，围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方向可以做很多试验，“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所有的试验都要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它也不可能承担这样的任务”。
　　3. 市场开放的悖论
　　事实上，即使是上海自贸区可以承担的使命，如市场开放，其突破亦相当有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开放最初是有控制的审批式开放，之后以加入WTO谈判为契机，市场准入、开放迈近一大步，但此后市场开放几乎停顿，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重心转向发展。因此，此次设立自贸区最主要的使命之一即是市场开放。但从最能反映市场开放风向的负面清单来看，很难乐观。
　　表面看，目前的负面清单具体到小类是190条，相比1069条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约占17.8%，看似开放度很高了。但其中关键在于，这个负面清单，相比全国实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有没有新的重要突破？清单之外的行业，还有多少有投资价值的？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罗列的特别措施共190项，其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的比对分析，这190项中，完全沿袭《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是21项，沿袭但有修改的55项，另有110多项是新增加进来的。
　　以此前各方谈论最多、被视为自贸区最重要使命之一的服务业开放为例――这也是国内外期望最殷的领域，虽然在自贸区总体方案中开放了18个服务业门类，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类35项、鼓励类中股权限制措施12项，依然基本如约出现在了负面清单中。
　　更有甚者，没有出现在目录中的某些产业和管制措施，也出现在了负面清单中。比如“禁止投资因特网中心业务”、“禁止投资文物拍卖”、“禁止投资盐的批发”、“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和参与游戏运营服务”等。
　　尤为令人失望的是，类似于放开盐业专营这种已经讨论不下10年的甚至一度考虑要列入“十二五”规划的问题，在自贸区外无法推进也就罢了，却还要在自贸区内“禁止外资投资盐的批发”。中盐公司竟然大摇大摆成为首批入驻自贸区的25家公司之一。
　　此外，自贸区对认证公司、货代公司、船舶代理公司、外轮理货公司等仍然采取与区外一样极为严格，且与国际惯例不相吻合的管制措施。而这些中介服务机构的进入对于自贸区的基本点和根基――货物贸易自由化，将起到重要作用。
　　至于进出口商品检验认证公司的认证资格、市场竞争等管制措施，本来就不能适应目前我国外贸发展的要求，在区外也是要改革的。如今居然也原封不动地搬进了自贸区负面清单。
　　制造业方面，市场开放的突破同样有限。比如，电信业开放。12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就已经承诺开放电信业。按照当初既定的开放进度，目前外资在我国基础电信领域建立合资企业已经可以占股49%了。但在自贸区中，投资基础电信业务外资股份也仍然只能达到49%，而从事增值电信业务还新增了诸多限制。
　　“这可以看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随意性比较大”。林桂军说，既然上海自贸区是个只有28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根本用不着列负面清单，“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黄赌毒’以外的，外资愿意进就进――现在负面清单列了这么长，上海自身又没有什么权力调整，会很矛盾。”
　　或许正是由于市场开放有限，目前外资冷对自贸区；相反大型国企和民企热情高涨，比例超过外商的10倍以上。
　　据马宇分析，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除了翻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增加的内容主要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本由行业管理规定禁止进入的，此次被列入清单――因为《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最后有一句话，“国务院专项规定或产业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部分限制外商进入的领域现在按负面清单的要求被亮明了；另一部分是“国家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限制外资进入的其他产业，也被明确列出来了。
　　尽管中国（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称，负面清单将会动态调整，但透过此次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定背后自贸区的运作机制不难想见，上海自贸区接下来的负面清单调整并非易事，甚至这样的运作机制将有可能使自贸区陷入旷日持久的部门利益协调和央地博弈。
　　4. 上层支持还需加强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真正需要的是顶层设计而不是地方试验。上述受访者认为，改革最大的阻力在上面的部委，真正到下面地方，其毕竟有发展的冲动，“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上面部门利益的问题而不是地方的问题”
　　虽然在名称上，上海自贸区是中国的自贸区而不是上海的自贸区，但从管理结构上看，实际上仍主要是上海地方政府在操作。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也主要是由上海市方面制定，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只是负责“指导”。
　　具体而言，无论是自贸区的总体方案还是负面清单，上海起草完后需要通过主管部门商务部征求25个有关部委的意见。有消息称，商务部把方案向25个中央部委征求意见，得到63条具体回复。自然，相关回复意见会体现在负面清单中。
　　这样的运行机制也就意味着，上海方面只是自贸区相关方案、文件的执笔者，而根本无权协调中央各部委。而由其执笔起草负面清单，大约也就只能把现有的《目录》原文照搬，有关行业管理规定全盘吸纳，还不得不再吸收一些部门新增的规制。
　　而其要调整、放开负面清单中的任何一个产业，也都需要找中央相关部委协调。考虑到此前在国务院决策设立自贸区时，就有很多部门持强烈异议，很难想象其不会在这样的具体操作环节予以杯葛。
　　比如，虽然《方案》中说“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可以和外资成立民营银行”，但那个“符合条件”的“条件”恐怕上海市无权决定而只能找中央有关部门制定。如果有关部门“研究研究”，就有可能给拖黄了。
　　而除了负面清单，更多的领域虽然已明确将放开，但具体细节仍不清楚，具体操作还得等细则；细则出来了，说不定还要等实施细则、具体监管办法。若真如此，自贸区的时间窗口也许就错过了。
　　这方面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前任中央政府任内，天津滨海新区被国务院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在包括金融在内的诸多领域先行先试。于是，天津将争取设立OTC（场外柜台交易系统）作为重中之重，并获得国务院的“准路条”。但再更进一步的推进时，却遭到国务院某部门的一再拖延，连天津市长黄兴国亲自登门拜访都“碰了一鼻子灰”。直至那一届中央政府换届，天津也一直无法突破该部门，最终不得不含恨。
　　此外，即便方案、细则顺利制定，也还需要警惕避免步两个“非公经济36条”命运的后尘。
　　上届政府费大力气推动若干重要行业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2005年以后发布了两个中央文件，2012年上半年又强令各部门出台45个实施细则，但那些对于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壁垒，至今也未打破！
　　“上海自贸区的一个重大挑战是，‘中央没放开，上海权力有限’。”林桂军表示，对于自贸区，地方积极性很高，想独立出现行体制之外、另搞一套，但是中央部委不放权、各方面支持不够――一个迹象就是，自贸区挂牌时，只有商务部长高虎城一个中央部级官员出席，而中央领导都去了(,)――“所以协调要花很多时间”。
　　另一位采访的研究人士则认为，由上海方面制定负面清单这个细节本身就“突显出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两难。”
　　因为，负面清单涉及市场准入和投资管理方式的根本改变，而决定市场准入是国家的权力，一个地方政府怎能决定的了？
　　该研究人士认为，这表明一方面总理可能信不过中央有关部门，担心让他们去制定负面清单会受到部门利益干扰而难有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之下，让上海市来做这样的事，其更不可能让中央有关部门去协调行业利益。
　　“正如我们近年搞的很多各式各样的试验区――城乡综合改革、金融改革、绿色发展、新型城镇化之类――基本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石头没摸着且不说，河反正是至今没过去。”上述受访者表示，“我高度怀疑，有关部门是打着改革旗号反对改革，故意以所谓的试验延误改革”。因为不想在全国范围内改革，就放到自贸区里去试验，试验个三五年，还可以搬出“自贸区面积很小，在自贸区内不出问题并不保证在全国扩展开来不出问题”这样的借口，让“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计划落空。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真正需要的是顶层设计而不是地方试验。”上述受访者认为，改革最大的阻力在上面的部委，真正到下面地方，其毕竟有发展的冲动，“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上面部门利益的问题而不是地方的问题”。
　　5. 短期内对区域经济格局影响有限
　　马宇认为，长期来看，如果中国大的金融管制放开，“上海五年就可以赶上甚至超过香港――上海可以依托中国广大的经济腹地，而香港毕竟与大陆隔一层；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上海一百年也赶不上香港――关键是金融管制决定了天花板。”
　　尽管如此，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仍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其正式方案公布前，先后有青岛、天津、重庆、广东、宁夏或公开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表示，要申请成立自贸区；在其方案公布后，武汉也加入意图申请自贸区的牌局。而紧邻上海的江苏、浙江，更是担心自贸区会对其构成吸纳和冲击。甚至更远的香港、新加坡，亦担心上海自贸区对其形成影响。
　　亚洲首富就曾表示，上海自贸区将在短期内对香港产生巨大影响，包括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一旦人民币能够自由兑换，对上海发展将更加有利。他强调，“如果香港不急起直追，便会落后于人。”
　　不过，接受本报采访的多位专业研究人士均认为，囿于上海自贸区承担试验的有限性以及进一步政策协调的艰巨性，其对周边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将很有限。
　　对上海周边地区而言，短期内“由于上海自贸区政策灵活、程序简单、开放了一些行业，肯定对外资更有吸引力，尤其是服务业，吸引的外资可能要超过其他地区”。林桂军表示，这会让其他地区感到压力从而形成改革的动力――否则就会形成资金倒流。
　　长期而言，上海设立自贸区，对周边经济，特别是其腹地、长三角、沿长江经济带，是非常正面的辐射作用，而不是竞争。“如果上海试验成功，其自身的辐射能力也会增强，可以更好的为上海周边，甚至更远的长江经济带服务。”隆国强认为，上海自贸区试验的事，“上海不做，其他城市也做不了；上海做了，可以给这些城市更好的服务”。
　　至于对香港和新加坡，受访者一致认为，上海在航运方面不会对其构成多大影响。因为上海此前在航运方面该开放的已经开放的差不多了，且其本身已经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各港口因为地理位置因素，有其独有的服务地域，很难为其他港口所取代。在高端的航运服务业总部方面，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竞争――但尚需观察。
　　在金融方面，即便上海自贸区提到了金融开放与改革的目标，但从目前公布的方案来看，实际上并未全面放开；相反，香港和新加坡是完全开放、自由竞争形成的金融中心。而在总体严格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上海不可能形成一个金融中心，也就不可能与香港竞争。
　　比较上交所和港交所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即可发现两地的差距――港交所一年有十几家公司退市，而上交所从未有公司退市。
　　“这就是经济机制的区别，上海这方面根本就没有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就不可能有市场价格，也就不可能发现市场价值，那凭什么吸引资金？”马宇认为，这种情况下，上海打造金融中心，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证券业，都不会有显著成效，更不用去谈与香港竞争。
　　至于说在2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内做离岸金融来与香港竞争，就更不可能。
　　实际上，上海1991年就开始提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做出正式规划也十来年了，但至今仍无显著成效。
　　但马宇也认为，长期来看，如果中国大的金融管制放开，“上海五年就可以赶上，甚至超过香港――上海可以依托中国广大的经济腹地，而香港毕竟与内地隔一层；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上海一百年也赶不上香港――关键是金融管制决定了天花板。”
　　倒是在服务业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对香港是“截和”。年初《国务院批准发改委关于2013年改革重点工作》中，有一条是推进同港澳地区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现在上海自贸区先做了，就给香港一个不确定性：到底做不做，如何做，怎么做，都是个问题。”林桂军说。
　　在林桂军看来，上海和新加坡“有点抵触”的地方在于，都想成为“全球的价值链中心”。所谓价值链中心，就是总部经济、保留研发设计，生产全球外包。
　　“新加坡号称自己是总部经济，但它区域太小，产业不会太综合。”林桂军认为，全球价值链中心需要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金融业开放了才能引进高质量的外资，但是“上海这次重视的更多是销售型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很少”。
官平】 （责任编辑：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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