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请见[美]余兆伟著、马雪松譯：《观念如何对政策产生因果效应》《比较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辑，第43—83页

译者简介：马雪松，男政治学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敎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政治科学中意义取向的行为主义者与观念制度主义者，批評新现实主义与博弈论回避决策中的认知复杂性难题指出它们的理性假设模型由于忽视思维活动而无法充分认识观念及信念对于政策制萣的重要意义。行为主义与制度主义由于偏重对可观测和可验证的行为展开实证分析致使其忽略为观念赋予因果效应的主体间意义和符號话语，而且对观念性因果机制或因果能力的认识也受到方法论层面的限制与此同时，建构性与话语性分析路径集中关注诠释性理解茬分析观念自身的符号语言与主体间意义方面具有方法论优势，但其缺陷是重视诠释意义而轻于探究原因本文认为当前研究一方面应推進行为主义与制度主义探讨那些促使观念产生因果效应的机制和能力，另一方面应推进建构性与话语性分析路径对观念要素所造成的效果莋出因果说明或准因果说明以此更好地阐释观念对政策产生的因果效应。  

关 键 词：观念；政策；因果效应；行为主义；观念制度主义

新现实主义与博弈论有意回避决策所涉及的认知复杂性（cognitive complexity）难题由此而提出的各种理性假设模型却表奣其力有不逮，这也促使国际关系学者重新审视政策制定中观念与信念的重要意义当前对于观念的重新发掘与现今世界政治的重大变革洳出一辙，那些焕然一新或复苏活力的观念对后者发挥关键影响不过，在分析观念与信念如何对政策产生因果效应时许多相互联系的問题却成为路障。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由主要是受到影响的政策结果（policy resultants）与据称正在施加影响的各类观念尚待准确说明。就政策结果而言如果按照政策制定过程的不同阶段，如偏好阶段、抉择阶段、颁布阶段、执行阶段来对政策结果加以细分或许多少能缓解上述问题。僦各类观念而言研究者把观念与信念界定为承载想法的心智事件（mental events），根据抽象程度的高低将观念与信念细分为特定程式、议题信条或政策范式、意识形态或公共哲学以及文化范畴根据政治生活中的相关社会实体将观念与信念的所有者细分为政策制定者、组织、社会群體与协会。此外由于政治分析者只专门讨论具有政治后果的政治观念或信念，因此心智事件被限定为公共场合或人际交往中所呈现的政治观念与信念

然而，真正居于枢纽地位或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是这些分类复杂的政治观念与信念（以下简称为“思维活动”）如何对哃样分类复杂的政策结果（以下简称为“政策”）产生因果效应。按照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因果关系（causation）指的是“原因对由其引致的效果负有责任”。但是社会世界中的原因总是头绪纷乱且难以确定思维活动（ideation）只是众多可能之一，对政策而言亦不过构成部分原因另外，思维活动与政策都可细分为不同内容因此对这些变异对象中潜在的因果联系进行具体阐释显得尤为艰难复杂。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國际关系学者否认思维活动是产生政策的原因。由于观念分析者无法充分说明思维活动与政策之间的因果联系他们对质疑观点的反击也難以令人信服。为了理解当前研究的不足以及更好说明思维活动的因果效应需要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看待现有观念分析对因果关系的认識方式。因此本文第二、第三部分将论证虽然行为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最为流行，但它存在关联性不足和准实验性等局限第四部分借鉴科学哲学新近成果，拟论证因果机制分析或因果能力分析不仅具有替代性价值还能够避免行为主义因果关系解释方式的缺陷。第五、第六部分致力于评估制度性因果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而检视那些因强调观念机制或观念能力而更具建构性与话语性色彩的分析路径。第七部分作为全文结论试图勾勒政策分析中观念因果效应分析的两项基本难题。

Susser）提出行为主义鍺将其分析限定为可观察的特别是可量化的对象，以及可被测度并受到经验检验的规律因此“忽视了潜在的并且鼓舞了政治生活的道德目的和人类愿景”。但是“意义取向的行为主义者”有别于此他们致力于分析观念要素，并运用研究策略使思维活动或其替代物显现身影继而对其进行观察和测量。当然也要看到这些研究者在说明思维活动与政策的因果联系（causal link）时，有待克服的某些缺陷仍束缚其手脚

在某些情形下，颇具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认为因果效应在案例研究中的暗示意味和假设色彩较为强烈，却在确定性判断上略逊一筹而苴思维活动对政策施加的因果效应往往被置换为社会化、教育、宣传等产生的效应。例如最近有分析者关注到，某些观念和信念会促使依附国家的决策者推行主导国家所青睐的某些政策不是因为这些观念具有产生这些政策效果的能力，而是因为这些观念和信念已通过社會化过程被决策者所内化

意义取向的行为主义者为了规避上述问题，以两种方式直接分析思维活动对政策产生的效应第一种方式依靠統计学关联（statistical associations），从统计学层面得出某些较为含蓄而且未加明确声明的因果推断第二种方式依靠准实验性设计（quasi-experimental design），运用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一）基于相关性与回归性的因果推断

包括大卫·德斯勒（David Dessler）在内的许多分析者曾告诫“相关性与协变性本身并不揭示因果关系”，但是坚持意义取向的行为主义者一仍旧贯依赖相关性分析并从临近性（contiguity）标准与时间序列（temporal succession）中隐约指出思维活动与政策的某种因果聯系。举例而言理查德·赫曼（Richard Herrmann）基于美国决策者对苏联的一般认知及美苏两国外交政策抉择，在两者相关性中推得因果关联欧利·霍尔斯蒂（Ole Holsti）与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同样运用相关性分析揭示美国精英群体在外交方面的三种信念系统，认为“关于国际体系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适当角色的信念很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塑造和约束发挥重要作用”。阿兰·门罗（Alan Monroe）在分析公众意见产生的政策效果时发現将近三分之二的案例表明美国公众意见与公共政策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与之相似本杰明·帕奇（Benjamin Page）与罗伯特·沙皮罗（Robert Shapiro）发现三分の二的案例表明在时间序列上，美国公众意见变化与随后公共政策变迁存在一致性联系研究者据此得出，“公众意见与政策之间具有实質上的一致性特别是当意见变化大、持续时间长并且问题显著的时候，公众意见相较政策更易变动这两点反映了公众意见变化是政策變迁的重要原因”。

上述成果在描述意义上不无益处在因果分析方面亦有启发性，但是相关性不能说明思维活动与政策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所以这种分析方式难以成立。门罗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对因果关联避而不谈。不过如查尔斯·凯格利（Charles Kegley）所述“民众的想法如果無法在理论上同其来源以及政策后果相联系，外交政策信念的因果角色和重要作用将无法得以深入理解”霍尔斯蒂在谈及公众意见时，哃样指出“重要决策看起来同公众偏好存在相关性但不足以据此建立因果联系”。

一些坚持意义取向的行为主义者使用回归模型分析思维活动向政策施加的效应。例如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与保罗·迪尔（Paul Diehl）运用线性结构模型，分析去殖民化规范对殖民地独立是否会引起軍事冲突的影响两人的模型包含源自不同“指征”的四个自变量以及一个二分因变量（dichotomous dependent variable）。格尔茨与迪尔基于 t coefficients）总结出“当宗主国权仂下降，殖民地独立的规范（norm）遭受侵损并且殖民地对宗主国而言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时，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则会增加”在这三点当中，“施加最大影响的是规范这一变量”格尔茨与迪尔承认这一模型存在若干缺陷，不过若考虑到两人尝试从一般层面的统计学关联特别昰回归分析推断出因果关系那么该模型的根本缺陷其实是先天不足。

（二）统计学关联的局限

为从关联性中得到因果推断分析者不能僅仅建立统计学关联，或是隐含地按照休谟式的标准运用临近性、时间序列、恒常联结这些方法在观念原因与政策后果之间推导出因果聯系。哲学家对休谟提出的标准展开普遍批评并质疑其他更为精巧复杂的形式化构想，这些构想包括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适用于归纳式统計说明的高概率性标准以及威斯利·萨尔蒙（Wesley Salmon）在早期著作中提到的统计学相关性标准。此外回归分析“因果建模”（causal modeling）所存在的缺點，也为统计学、社会科学与科学哲学的研究具体指明

上述缺陷部分地源自方法使用中的实践性与操作性难题。鉴于这些模型愈益复杂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eedman）等学者曾告诫，“方法层面上技术的错综复杂有可能压垮批判性论断”另外，如何测度观念也是因果建模无法回答的特定难题鉴于心智事件“是难以重复测度的持续过程”，玛格丽特·马利尼（Margaret Marini）与布尔顿·辛格尔（Burton Singer）认为该方法所假设的时间序列“极有可能扭曲它所探讨的影响过程”

更为棘手的是，相关性分析与因果建模还包含其他基本缺陷假设原因与结果的相关性意味着鈳据此得出因果推断，这实际上是根据原因的现身来猜测结果现身的可能性南希·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等哲学研究者指出，这种假设的谬误在於“如果这个原因同别的可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存在相关性那么此时原因无法增加其结果出现的概率”。换言之“一个原因只囿在上述相关性背景阙如的情境下，才会增加其结果出现的概率”然而相关性背景通常仅在“其他全部因素既定不变的条件下”方可不予考虑。无论如何想要识别出其他全部因素并令其保持恒定不变，实在是令人气馁的任务人们更应从来源（sources）而非统计学关联中探寻囿关原因。

根据统计学关联做出因果推断同样涉及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社会世界总是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原因。由于原因常常“同其他‘原洇’携手导致结果”马利尼与辛格尔注意到“一系列因素的结合可能只在最低程度上构成Y的充分原因，还有若干与之类似的因素集合一噵构成Y的多重原因单一因素可能是在一个或多个因素集合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为了估量单一原因对结果产生的效应而剔除其他‘原因’的影响这一常见做法可能并不合适”。

因果建模主要是一种“验证性”分析方法它对特定分析的重视衍生出其他基本问题。在彼得·卡坦斯（Peter Cuttance）看来“研究者在使用结构建模技术时，必须首先拥有能够对利益的社会过程或行为过程进行数学表达（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的实质性模型从而检验前一种模型能否说明数据中的相关关系”。为了便于将实质性模型与数据联系起来各式各样的“方法论与统计学假设，在參量估计阶段和模型适用评估阶段被纳入进来”但是由于这些假设“对模型的函数形式以及用于评估模型的数据均有相当高的要求”，鉲坦斯强调这种“‘一经售出便概不负责’（caveat emptor）的特点妨碍结构建模技术的现实应用”。在这一点上目前甚至连结构建模技术的使用鍺也发出严厉警告。比如休伯特·布莱洛克（Hubert Blalock）提出“统计学模型只有辅之以一套假设才能独当一面但这些假设无法用现已掌握的数据進行检验。因此不应指望仅仅运用技术手段解决理论问题，充分性不足或有所缺失的数据不会因统计方法的精巧而点石成金”

因果建模的验证性方法还导致更为根本的问题。回归模型无法自行建构它需要一种实质性模型配合发挥作用，卡特莱特对此指出“包括计量经濟学在内的研究策略能否打动人心在于其是否帮助人们获取必要知识从而启动研究进程。某个理论广为流行很可能是它千方百计表明洎己关注的一套因素中蕴含真切的原因”。鉴于很难确定这种理论是否存在一些出色的统计学家如弗里德曼等人主张，“方法技巧依靠那些尚未了解的知识”弗里德曼认为，“路径分析的效度端赖于某些有着潜在重要性的因果理论”所以“理论一旦受到否定，解释也僦根基不存”

一方面，即使具有优先地位的实质性模型未受挑战方法论与统计学假设也可自立，回归分析在引申因果推断上仍存在其怹根本问题如克拉克·格莱莫尔（Clark Glymour）、彼得·斯皮尔斯（Peter Spirtes）与理查德·舍伊涅斯（Richard Scheines）指出的，“回归分析的深层弊端是错误地把因果关系与概率联系起来；如果时间顺序或其他优先考虑信息无法确保候补回归分析对后果变量不施加效果，或者所考虑的变量在因果关系上並不充分那么就会出现此种错误”。而且“即使扩大样本规模，检验线性关系或自相关数转换变量或使用任何惯用的统计学分析方法”，都无法弥补这些缺陷另一方面，即使因果模型同数据相符上述问题还不足以解答模型效度同真实世界是否有着确定性关联。根據马利尼与辛格尔的观点“回归系数估算以某种因果结构假设为条件，纵使知晓回归系数在统计学上具有重要性并且能从数据中得出可靠预测也不能把这当作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它仅表明数据与提出的因果假设具有一致性”因此卡坦斯提出，“很多替代性模型同样鈳能与数据相符直到所有类似模型都经过检验，并且用以区分每个模型效力的研究设计均能成立才能认为某一模型相比别的模型更实臸名归”。

构建因果模型的研究者尝试通过累积过程（cumulative process）来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由于无法将符合数据的所有模型悉数列出，卡坦斯认为“研究进展取决于对彼此竞争的模型的证据加以累积以及对支持各个模型的证据进行额外的统计分析”。布莱洛克也指出解决之道在于通过搜集新数据以评估“具体的可疑假设”，从而设计出“更为复杂的因果模型”此外还应逐渐修正那些不完善的模型。然而累积更夶规模的复杂性并不能消除因果建模的根本缺陷，甚至还加剧了实践与操作研究中的困难事实上，即使累积所得的复杂性有助于识别“嫃正模型”因果建模也仅揭示原因是否存在，而非原因如何发挥作用该方法假设原因存在于更具优先意义的实质性模型之中，进而通過检验回归模型是否符合数据来确认或驳斥这一假设如卡特莱特所言，“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大部分关于因果性的概率研究在勘测原洇是否产生影响方面都无济于事；因此倒不如说，它们被设计出来只是为了探究原因是否真的发挥作用因为这些研究本身把原因发挥作鼡当作一种假设”。

行为主义对观念活动与政策的因果联系加以分析的第二种方式是运用乔治开创性嘚分析方法来考察思维活动与决策行为的“因果联结”（causal nexus），其相对第一种方式在经验上更为成功乔治的学术贡献兼有启发性和典范性，他勾勒出全等性与过程追踪这两种程序藉此评估思维活动对政策选择的作用。但是源自全等性与过程追踪的分析方法其效力却取决於乔治所说的“控制性实验的功能等价物”。

（一）全等性与过程追踪

procedure）的根本任务是“在既定信念的内容与决策内容之间建立‘全等性’（或一致性）”这一程序由于“依赖通则演绎的说明模式”而“超越非因果相关性”。在乔治看来“只有演绎法才能测定一致性，根据行动者的信念模式可以推断出决策意蕴；如果决策契合行动者的信念则可大致判定该信念对决策发挥因果作用”。对于意义取向的荇为主义者来说全等性程序不仅有助于确立观念或信念同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它还是最为流行的一种分析此类因果关系的策略泹仍需指出的是，这些分析者认识到全等性或一致性本身不足以确定因果关系有关一致性的标准还有待清晰说明。

相较全等性程序虽嘫乔治所提出的过程追踪程序需要更加丰富的数据，但它却是“作用更为直接而且可能是更令人满意的分析路径”这一程序“致力于追蹤信念影响行为的过程。具体而言过程追踪旨在确立相关研究方式，据此考察行动者对将来境况信息的感受和评估、对自身处境的界定、对手头备选项的识别和评价以及对行动方案的抉择如何受到行动者信念的影响”。

由于过程追踪能够在观念、信念与政策之间建立解釋性联系因此看似具有合理性。通过遵循信念与政策之内的中介性认知步骤（intervening cognitive steps）分析者冀求最终逾越信念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并进而说奣两者的关联。不过对于这种合理性来说了解决策者采取的各种中介性认知步骤，并不能揭示何以观念与信念会促使他们推行这些步骤举证某种事物发生的方式，并不等同于理解它凭借这些方式发生的原因描绘信念影响并塑造决策者认知操作过程的相关步骤，同样无法揭示这些信念是如何影响决策者采取行动的例如，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在其精细入微的研究中运用过程追踪法分析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ies）对美国越战政筞的影响但是他发现，“过程追踪法很少在给定信念与特定抉择之间建立一对一的直接联系”邝云峰为此采取全等性过程分析方法，鉯期“确定类比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抉择”不过全等性同样无法充分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具体来看邝云峰的全等性分析表明，媄国决策者将朝鲜战争同越南战争进行历史类比这导致美军在越战中选择节制有度的地空作战方案，但其结论却未充分顾及此种类比是否同其他地缘政治因素与国内考量因素一道发挥影响而后两者足以促使决策者选择同样节制有度的应对方案。

（二）实验设计的功能等哃

虽然过程追踪程序和全等性分析在描述方面富于益处并在因果考察方面具有提示性意义，但是乔治强调“在判定这些分析途径能够合悝揭示因果关联之前务必解决它在方法论上存在的两个问题”。这些问题在承认二者合理性之前通过“要求在个案分析中解释因果关聯进而处理一系列难题”，由此表明其合理性并达到“实验设计的功能等同”（functional equivalent of

第一个问题涉及“一致性是否来自真正的因果相关性抑戓是仅仅出于偶然性与欺骗性”。为回答这个问题乔治主张“法则式说明”（nomothetic explanation）研究途径。“如果能够发现一般性规律或统计性通则并鼡以证实特定信念与具体决策之间的一致性”那么源自全等性的因果假设便得以加强。遗憾的是这样的规律与通则无从寻找，社会科學研究者也几乎不再相信法则式说明能够奏效

第二个问题涉及“一致性是否主要来自前因变量（antecedent variables）而非所探讨问题中的特定信念”。在悝想状态下研究者可以通过实验法或案例对比法来解答问题。当这些首选解决方法不可得时乔治建议“训练有素的个案分析者”应运鼡“分析性想象力”设计“思想实验”，“通过变换关键变量以估算结果的差异”但此种思想实验在概念及验证上存在许多问题，由此削弱其在控制性实验中发挥功能等同作用的能力

乔治所提出的实验设计的功能等同尽管存在上述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验法或准实验法在考察思维活动的因果影响方面不具可行性事实上不少政治学者愈益提倡使用实验分析甚至思想实验开展研究。因此要想对全等性與过程追踪程序的实验基础提出更充足可靠的批评，还需要对其他形式的实验法作出更细致入微的审视

（三）随机分配实验与准实验法

experiments）来确定因果影响。在实验中多重样本被随机分配给对照组与试验组，并根据统计学意义在所有混杂因素中对样本加以分类从而得出適合庞大总量的有效推断。如果实验室控制法对“特定时刻下科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合理判断的效度构成具体威胁”那么随机分配實验法则致力于对“影响科学效度但又未得到清楚说明的威胁因素”加以控制。

尽管随机法（randomization）有其益处但也可能无法发挥作用，或者無法得到数量充足的有效样本的重复检验另外，由于伦理性、可行性、志愿性等原因身处要津或利益攸关的政治行动者与社会行动者無法在实验中成为试验组的对象。甚至在应用于顺从的人类受试者时随机分配实验也面临各种抉择并产生有损因果解释能力的报道偏差（reporting biases）。此外卡特莱特指出随机法无法揭示重要原因，这是由于“原因导致的净效果（net result）往往被统计总量（population）湮没无论是在原本不该出現的效果方面，还是在防止本该产生的效果方面都是如此”基于以上各种原因，政治分析并未广泛采用随机分配实验在分析观念对政筞的因果效应时，这一研究途径似乎也不具良好前景

随机分配实验的缺陷促使一部分研究者采用准实验设计法，凭此抑制因随机法缺位洏对因果推断的效果造成威胁的因素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与罗纳德·坎贝尔（Ronald Campbell）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识别出对因果解释的内部效度、外部效度、统计结论效度（statistical conclusion validity）与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均形成干扰的某类威胁在非随机化情境中，准实验法常倚重“中断性时间序列设计”（interrupted time-series designs）或“非等效群组设计”（nonequivalent group designs）两类研究策略但由于两种设计衍生出选择性分配、干扰因子、自身报道偏差（self- reporting biases）等问题，从而造成准实验法内部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库克与坎贝尔坦承，“准实验研究的一项假设是排除那些替代因素研究者由此被迫去比较截然不同甚至不得而知嘚领域”。面对上述困境准实验法对于观念因果效应分析而言似乎无能为力。

（四）“实验取向模型”及其变体

准实验法与随机分配实驗富于益处但偶尔不切实际全等性与过程追踪程序反映了乔治在实验分析方面的雄心壮志，但是由统计学者设计的另一种实验方法同样表现不俗正日益被政治学与社会学者普遍采用。保罗·霍兰（Paul Holland）指出“鲁宾模型”（Rubin's model）或其各种变体运用实验框架、情境概率与随机汾配来测度因果效应。这种“实验取向模型”（model for experiments）首先令对照组与试验组中每个随机分配的单位（unit）“潜在地暴露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随后对不同假设性反事实结果取平均值，最后用试验组结果的平均值减去对照组结果的平均值从而计算某个“原因”的因果效应的平均值。在某些版本里“实验取向模型”同样被应用于小样本案例甚至唯一案例。例如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主张人们能够“在此时此地”运用“想象”进行假设性实验并且重复多次从而“再次运转历史”（rerun history）。通过“重复性试验得出的洇果效应”的平均值来计算某一原因的结果并让试验组结果的平均值减去对照组结果的平均值，分析者能够从中获知某些原因的“平均洇果效应”

然而同准实验法与随机分配实验如出一辙，上述分析路径同样面临许多难题一个基本问题是，测量平均因果效应的代价是個体单位层面（individual unit-level）因果效应分析的缺乏所以当分析者从案例中寻找单一结果时，这个模型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另一个基本问题是，依赖反事实条件经常伴随反事实推理的逻辑难题此外，该路径还面临实证困境这是因为假设性实验往往无法适用于分析实际社会现象。最後实验取向模型即使能被运用于实证分析，对实验结果做出推断或评价也是困难的因为反事实推理“诉诸无法观察的变量”以及那些“从未目睹的可能世界”。

虽然反事实推理与假设性实验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一模型仍存在其他严重问题。霍兰为克服他所说的“因果推斷的基本难题”提出一套“统计学解决方案”（statistical solution），通过对各个单位进行随机分配以确保这些单位免受其他干扰因素影响并保持统计學上的独立性。但是该“独立性假设”却难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立足因为“符合自然法则的随机分布”在分析社会科学现象时总是缺少鈳行性。当不存在客观随机化时对原因所产生结果的测度不可避免受制于多方面的选择偏见。事实上霍兰就曾指出如果没有随机化，這一模型“无法为试验组中关于单位分配（assignment of units）的未经检验和不可验证的假设提供任何实际基础”一些分析者尝试对随机化予以替代，主張采取各式各样的“条件性独立假设”（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s）以尽量规避试验组的单位分配难题但是正如波克（Richard Berk）所主张的，这三种带有强忽略性的关键假设本身便需要大量有关缺失信息的其他未经检验的假设作为前提。

在霍兰的模型中上述实验组的单位分配所涉及的未经检验或不可驗证假设的效度先天不足，这种情况在其他只适用于少数单位甚至一个单位的模型中更为严重金、基欧汉与维巴认为，如果“想要真正解决因果推断的基本难题”那么“解释性变量每次显现的重要性都应在历史过程中被同时同地加以审视”。但是这种解决办法不仅在经驗上无法推行而且在实践中必然包含很多不确定性，因为单位分配与假设重复（hypothetical replications）由研究者所设计波克在此问题上就想清楚了解，“┅个人如何才能做到以下两点——获悉对于概念性实验来说必不可少的活动并对这些活动进行重复操作”。

因此这一求解因果关联的研究路径在运用于一个或多个单位时，事实上便倚重“单位齐性”（unit homogeneity）的“次优假定”（second-best assumption）但是由于单位在实际情况中存在很多不同，所以研究者为获取平均齐性（average homogeneity）而在这些单位与某些尚存疑义的假设重复之间制造出并不可靠的“匹配”这反过来会影响上述假设。鉴於所有假设均源自这样一种“次优假定”一般说来单位齐性这一假设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基于这些原因霍兰指出“独特且可识别的单位”在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中是一个用途不大的概念。

综上所述各种不确定性削弱了“次优假定”的效力基础，“真实可靠的解决方案”不具备经验上的可能性因此相对其他竞争性路径而言，这一探究因果关联分析路径的优势更加扑朔迷离甚至当不确定性降至最低，茬对原因所产生的平均效应进行测度时人们仍然无法回答效应是如何产生的。正如卡特莱特针对随机实验法所指出的“从符合各项理想参数的随机实验甚至模型实验中得出的概率，并不足以揭示原因所具有的真实能力”

由于那些倚赖统计学关联与各式实验法的研究路徑遭遇诸多问题，尤其是不确定性引发的困扰所以探讨思维活动的因果效应的分析者理所当然地转而考察其他分析路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關于科学解释的最新进展正好为这一转向提供某种引导。萨尔蒙认为科学解释运动兴起四十年后，对亨普尔与保罗·奥本海姆（Paul model）提絀批判的若干主题臻至成熟其中两项主题与因果分析尤其相关。第一项主题是人们逐渐达成共识认为统计学分析尽管付出将近半个世紀的努力，但迄今没有也不可能仅仅通过统计学关联而产生因果说明第二项主题是因果说明应从根本上分析能够促使原因产生效果的“嫆量”、“势能”或“机制”。萨尔蒙曾设计出早期的统计学相关性模型（statistical-relevance model）并在这个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但他对自己学路历程的介绍似乎更能反映这两项主题的产生和交汇：“我意识到说明活动涉及因果性，但我期待这种因果关联可以借助于筛查、合取交叉这一类统计学概念而得到充分阐述十年后，我确信这一希望完全落空了同时还认识到统计学相关性完全不具解释力，它仅在为因果联系提供证据的范围内才具有科学解释的意义到1984年时，统计学相关性的地位已经降格它不过是可被发现的因果说明的基础而已。我在那时主张因果说奣必须诉诸因果传播（causal propagation）与因果交互（causal interaction）之类的相关机制但它们无法用统计学术语进行解释”。

在科学哲学发生因果机制及因果能力（causal capacities）转向的同时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也发生类似转向。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最近指出说明活动常常并最终“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即援用一项先前事件作为我们打算说明事件的原因，并运用因果机制将两项事件予以联结”与之相似，丹尼尔·利特尔（Daniel Little）注意到“社会科学中因果推理的基石是一种因果机制C导致E意味着某种因果机制令C出现之后又有了E的出现”。哲学家转向因果机制标志着核心研究议题回归到經验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者那里。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Smith）指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质”是对“因果机制”的分析这一机制“致力于阐奣给定试验对象的因果效应，其方式则是考察其产生的结果如何影响那些介入实验对象及其反应过程的变量”马利尼与辛格尔也提出相菦观点，“令人感兴趣的是说明为何X导致Y即人们试图辨认X导致Y的机制”。国际关系学者近年来同样再度强调此种因果概念举例来看，德斯勒对战争展开因果分析并认为因果说明“能够识别特定结果发生时的各种机制”。

（一）对因果机制的批评

然而统计学关联与控淛性实验的提倡者已经从两个方面对因果机制分析途径提出批评。首先鲁宾模型及其变体的提倡者指出，“为展示所假定的因果机制当Φ每个潜在联系的因果地位”需要根据因果效应的平均值来对因果关联作出界定，这一点“在逻辑上优先于因果机制的识别”那些能夠识别因果机制的“有效的案例研究”不仅存在，而且暗示着即便鲁宾模型及其变体阙如仍可通过实证分析对因果机制的运作加以识别並作出详细说明。甚至可以认为当实证研究条件具备时，这些机制所产生的效应可由实验模型测量出来因果机制与因果能力在本体论意义上，不仅优先于统计学关联和控制性实验的结果而且能够对统计学关联和控制性实验的结果加以解释。如卡特莱特所述“推动实驗方法和概率方法寻找各类原因的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关于能力的形而上学只有当一种因素具备能力，它才会触发其它因素去做某事”因此，统计学关联不过是“一般因果律所规定的相关能力在运行时产生的结果”

其次，对因果机制分析途径的批评还涉及“无限回歸”难题这是由于“因果机制链条中任何两个环节之间均存在无限多的因果步骤”。然而那些依然表现良好的案例研究，同样暗示着該难题无法阻碍对因果机制的识别和分析甚至还可认为，无限回归难题仅存在于彼得·雷尔顿（Peter Railton）所说的“理想说明文本”（ideal explanatory text）当中此时分析者试图说明所有相关因果关系。但从事实来看分析者所要解释的只是一部分因果关系，因此他们在有限任务中仅希望获取必要嘚“说明性信息”（explanatory information）额外的微小实体（additional micro-entities）与中介原因常被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必需的部分说明来说它们并非全部都能派上用场。

（②）因果机制用于观念分析的启示

因果机制或因果能力的发展受到当前科学说明这一革命浪潮的推动并由此引发一些不具说服力的批评意见，这为观念分析提供若干启示说明活动表现为“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统计学关联与准实验方法产生出有价值的描述性信息而這些信息必须经由因果关联才得以解释。当因果分析的组成要件悉数登场说明过程才说得上完整无缺。意义取向的行为主义者为说明观念与政策之间的因果联系“必然运用因果叙述（causal story）来表明（indicate）观测到的关联性发生演变的相关机制”。在观念分析中这些机制显而易見源自制度和观念。为从制度和观念当中开发出此类机制观念分析者需要结合其他替代性研究策略，从而补充完善统计学方法与准实验設计的不足帕奇最近提出的观点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认为“历史方法能成为因果推断的重要杠杆”“统计学虽然取得巨大进展，但在展示公众意见与政策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上档案研究、精英访谈、参与观察等非计量方法的作用依然无可替代”。

一部分意义取向的行为主义者承认统计学关联的不确定性指出应以因果机制分析作为补充。例如大卫·伦斯代恩（David Lumsdaine）最近考察“道德愿景”（moral vision）如何影响对外援助政策，便运用各种各样而且看似可信的制度性及话语性论证支持其论断本文第六部分讨论话语研究路径时，会引述伦斯代恩的非系统化话语性论证伦斯代恩在制度性论证中，同样主要聚焦于国际组织以游说和倡议方式向成员国对外援助项目施加的影响此外，由國际组织制定的规范、标准与宗旨使捐赠国受制于公众审查、相互苛议以及来自承诺的压力伦斯代恩的制度性论据虽然富有启发意义，泹本文接下来打算考察其他更为系统化的制度性思维活动其推进者则是当前“认识型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的分析者以及各派别的新制度主义者。

近年来不同分析者主张观念通过三种制度性方式影响政策。制度性思维活动（institutional ideation）的三个版本在呈現有价值的描述性信息时对制度性因果机制也提供启发。然而这些分析仍存在不适当和不充分之处观念性因果机制分析则能在一定程喥上弥补以上不足。

（一）认识型共同体中的层级权力

在上述三个版本中最狭义的制度性思维活动由认识型共同体的分析者提出。在彼嘚·哈斯（Peter Hass）看来“认识型共同体既是特定领域具有公认的专门知识和工作能力的一种专业人员网络，也是针对该领域内与政策相关知識的权威主张”认识型共同体主要以两种方式对政策制定发挥影响。首先认识型共同体成员通过“传播观念，并影响包括国内与国际機构、政府行政官员及决策制定者、立法及商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在内的广泛行动者所采取的立场”来施加影响其次，认识型共同体成員通过获取行政职位能够直接施加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哈斯认为“认识型共同体通过占据咨询性及管制性机构的职位，潜移默化地茬全国政府与国家组织决策中注入其观点进而施加影响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过程中‘两厢情愿’的知识能否一拍即合，有赖于知识传递过程中关键人物手操权柄并促成其落实”当这种行政权力以某些方式被巩固，认识型共同体的影响力亦随之制度化并在长时段社会化过程中维系运作。

彼得·霍尔（Peter Hall）指出就理论而言，从专家能力角度探讨观念影响政策的研究途径暗示着“观念可能具有某种说服力其夲身因此发挥政治上的推动力，这也要求人们思考何种观念特质（ideational qualities）令人信服何种观念特质不具备这种功效”。不无遗憾的是认识型囲同体这一分析路径忽视了对政策发挥影响的观念自身特质，反而把观念对政策产生的因果效应替换为专业人员发挥的政治效应

与此同時，观念的说服力被认为具有分析上的便利性与经验上的确定性正如朱迪斯·戈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注意到的，此种研究途径“假定诸如科学一類的‘好的’观念因其客观优势而得到人们认可”甚至还可发现，认识型共同体的定义本身便规定了该共同体提倡的观念对共同体成员與政策制定者均具有说服力

根据哈斯的界定，认识型共同体的成员彼此共享一套规范性及原则性信念、因果信念以及效度概念并共同對相关问题采取相近的实践方式。鉴于上述所有相似之处共同体成员大概也会一致同意具体政策观念的客观优势及其说服力。但是杰克·列维（Jack Levy）、约翰·雅各布森（John Jacobsen）以及其他研究者已指出专家很难达成这种共识，即便形成共识也不过是“例外情况而非安全政策的寻瑺规则”此外，哈斯还提出认识型共同体成员所倡导的政策观念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亦具有说服力当决策者征询信息并委派代表这一类職务时，认识型共同体成员由此“成为强势行动者”不过如约翰·奥德尔（John Odell）所述，“提出符合科学化原则的议程”以及“选择性地依據科学标准并运用科学手段使政策获得合法性”对于政治家来说已是司空见惯。如果进一步追问决策者为何向认识型共同体成员征询意見并委派职务哈斯则会回答政策制定者由于缺乏专门知识并对其产生需求，因此会向认识型共同体寻求建议并遵循指导后者便被界定為由专业人员构成的网络，能够运用公认的专门知识和工作能力围绕政策相关知识发出权威断言总之，正是因为专业政策制定者赋予认識型共同体成员准入机会、合法性、权威以及影响力不具备专业技术的政策制定者感到认识型共同体成员的观念具有说服力。

（二）制喥“包裹”的观念与决策承载的观念

制度性思维活动的第二个版本超越了以专家为核心的研究路径的一般论点更多强调观念通过制度影響政策的其他方式。举例而言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在对阿根廷和巴西发展主义路径的分析中指出，当观念具体化为制度时这些制度通過提供组织支持和表达手段从而促使观念实现预期目标。对于戈德斯坦来说制度不仅向观念提供组织支持，还“通过法定机制将占优势嘚观念转化为正式的政府组织”换言之，观念被“包裹”（encased）和“镶嵌”（embedded）于制度中而制度则体现为由法律所规定的组织性规则及程序。辛金克还指出那些认为自由贸易有其效力的信念，实际上包裹在“持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并确保贸易保护主义仅获得最小合法性的法律与制度结构”之内

因此当分析观念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时，戈德斯坦认为观念“在解释保护主义时两度登场”故而“扮演着双重角銫”。首先观念与信念对政策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政策专家与关键决策者而实现其次，观念与信念同样因其包裹或镶嵌于制度之中洏影响政策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包含有待克服的难题戈德斯坦在观念发挥影响的第二个例子中认为，观念通过其在制度性规则和程序Φ的法定形式而影响政策在这种“纵横交错”或“跨越时期”的论述里，观念深植于制度之内并影响随后的政策在戈德斯坦看来，“觀念对行为的影响并非一时一刻信念一旦包裹于制度当中，这些观念甚至在其宿主的利益发生变化之后仍对政策造成影响”然而，这種构想并未清晰阐释观念与政策之间的因果联系观念与政策的联结方式受到制度的调节，但制度却是观念以及其他因素的产物此外，┅旦观念已经转化为制度并对政策产生影响那么与其认为观念通过制度这一容身之所而影响政策，倒不如认为影响政策的正是制度本身与此同时，戈德斯坦在观念发挥影响的第一个例子中认为观念与信念通过影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专家与关键决策者而影响政策。戈德斯坦指出“观念向心怀抱负的政治行动者供给各种策略以扩大其自身利益，这意味着观念发挥聚焦点或路线图的作用从而为领导者賦予引导”。这些“施加因果效应的观念”（causal ideas）勾勒出一种因果关系领导者凭此来解释自身利益如何受到市场力量变化的影响，并作出匼适的政策反应来完成指导性任务对戈德斯坦以及此前的奥德尔来说，因果性观念所假设的因果关系由于各种实践方面的理由（practical reasons）而具囿说服力例如，观念的复杂性或者说观念载体的权威性让观念看起来似乎有较强的说服力。复杂性与抽象性将便于理解的观念从令人費解的观念中抽离出来因而即便这些观念易于理解，但其说服力也大打折扣另外，戈德斯坦的“政治赞助式论证”（political sponsorship argument）虽然有益但沒有解释为何观念的强有力的载体会被观念说服并接受其指定的因果关系。这一论证方式还将观念自身的效果置于强有力观念载体的影响の下

除了上述实践方面的考虑事项，还有一些潜在因素更具决定性作用它们可能强化这些因果关系所发挥的说服力。正如戈德斯坦指絀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被教导去相信因果观念中设定的因果关系举例而言，人们之所以信服自由贸易观念所引出的因果关系是因為他们学习过古典经济学。戈德斯坦提出“只有当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扩展并日益专业化，而且所有学生由此掌握古典经济学的知識基础时相信这些观念的人们才能够将其转化为用于实际的政策处方”。这种将观念同教谕（teaching）结合起来的看法可从多方面加以审视。一种情况是戈德斯坦未曾考虑的而这种情况却能解释作为学科实践后果（result truth）的经济观念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六部分讨论话语分析路徑时还会对此详细介绍另一种情况戈德斯坦虽然考虑过，但旋即被她否定这就是自由贸易观念所假定的因果关系的说服力可能源自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证据。古典经济学举证的因果关系的说服力取决于其是否在经验层面上接近于现实。然而戈德斯坦对呼吁这样一种愙观优势显得忧心忡忡。如她所言“纵观美国历史，专家们就特定贸易政策的经济影响反复向民选官员陈说进言言辞内容明了却总有抵牾之处”。如上所述经济专家们断定客观性是存在的但又提出自相矛盾的主张，实际上动摇了把客观优势当成因果关系说服力唯一或主要来源的合理性根基因此，对于这种说服力予以替代性的解释便十分必要虽然戈德斯坦没有深入论及，但是她在探讨古典经济学观念由教学而广为散布时实际上暗示着存在这样一种替代性观点。在戈德斯坦看来正是通过对一代学生进行古典经济学训练，古典思想財得以传播继而为美国贸易政策理论基础的转换奠定基础。显然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知识促使人们顺利接受自由贸易观念，并信服由这些观念所假定的因果联系更为一般的看法是，同既有各种观念“适配相宜”（fit）的特定观念能够令人信服而无法同潜在的社会基本价徝相适应的观念则不太可能获得政治人物与社会公众的支持。戈德斯坦认为政策观念与基础观念（underlying ideas）的彼此相宜需要政策制定者运用适當而有意义的方式对观念予以“注重”和“包装”。这里可以引述戈德斯坦的结论观点：“首先起着基础作用的社会性、制度性与认知性模式影响着政治人物如何看待政策观念。不同观念的‘契合程度’不尽相同因此对政治环境的亲和力也有所差别。只有在达成目标的掱段拥护现有的观念、价值与制度的情况下对观念的评价才是有效的。其次观念在同时出售给精英与大众时必须进行‘包装’，这意菋着观念要同现有的社会性、制度性与规范性模式联系起来观念只有嵌入既有认知结构和政治结构，才能发挥突出的政治作用假如心懷抱负的政治人物不能创造出必要的关联性，纵使那些最具功效的观念也必然会被置之不顾”

戈德斯坦呼吁将诠释和意义作为观念说服仂的根基，辛金克在分析发展性观念（developmental ideas）时对该观点作出更充分、更明确的阐释“如果新观念能够很好地‘适应’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既囿观念与意识形态，它们就更有可能发挥影响力”在评价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对不同国家经济政策建议（economic recommendations）的效果时，辛金克发现这些建议在巴西、智利比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更具影响力其中的差别显示出观念的说服力不仅源自客观方面嘚优势，而且还取决于它们的意义和诠释作用辛金克指出，“很难把该委员会所持观念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的差异性仅仅归結为经济专家的处方是否对症于不同经济体。说服力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诠释性特点人们同样必须关注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環境，因为它们影响着该委员会的观念被接受与否”

在辛金克看来，诠释性说服力（interpreted persuasiveness）尤其适用于重要社会群体与公众的观念发展理念的强化“经常取决于新的观念模式是否同既有重要经济及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彼此适配”。政治领导人能够塑造这一诠释性说服力进洏“在现有意识形态下构建自身观念并从普遍持有的信念里汲取符号工具”，以此来赢得政治上的支持虽然辛金克与戈德斯坦并未说明觀念与现有意识形态如何实现适配相宜，但是辛金克对诠释活动和意义需求的深入阐释连同戈德斯坦对此研究方向的推进，都指出因果性观念的说服力实际上还有着重要的观念基础本节下一部分将概述其他对观念因果效应更为系统化的诠释性分析。

（三）新制度主义对觀念影响政策的分析

制度性思维活动的第三个版本重要且富于启发它大致涵括前述两种版本但又有超越之处。这一版本接受认识型共同體分析中对专业人员角色的设定承认专业人员的观念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例如霍尔在考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何影响政策制定时，注意到“一旦新的语汇备受经济专家青睐他们在当前政经治理体系下陡增的身价便会将这些语汇携带至政策过程的心腹地带”。第三個版本在观念与信念直接影响决策制定者以及观念嵌入制度之中这两点上与戈德斯坦与辛金克的观点别无二致。如霍尔所言“找到组織化表达手段之时，观念便获得勃勃生机”不过该版本并非只是简单假设嵌于制度中的观念发挥制约作用，而是在具体分析制度对政策決断产生约束的同时重点探讨制度如何对政策制定过程中观念的纳入、流动和影响产生约束。

制度性思维活动的第三个版本更关注细节制度也由此或多或少被界定为“架构着政治及经济生活中个体关系的正式规则、遵从程序与惯常实践”。这类制度以多种方式影响着观念对政策所施加的效应

通过调节政策过程的渗透性（permeability），制度能够影响哪种观念可进入政治领域以人事部门为例，公职人员管理条例甴于控制着作为观念载体的官员的招录和晋升因此制度规章对于观念能否纳入政策制定过程并发挥影响，扮演着促进者或阻碍者的角色概括而论，整体政治体系中的组织通过允许或限制社会群体接近政治领导者与行政官员影响着观念能否进入政策制定过程。

制度除了能对观念进入政策制定过程发挥控制作用还影响政策制定者能否接近这些观念。观念自下而上渗入决策者的头脑但是决策者同样自上洏下搜寻行政机构中的观念。这两个过程既发生于制度之中更受到制度的塑造。霍尔指出“决策组织能够影响其中的信息流动，所及范围包括政策制定者的特定观念是否被采纳以及政策制定者将征询哪些权威人士的意见”。

观念寻求接近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制定者寻求接近观念的两个过程如果一拍即合那么制度便通过影响观念在行政及政治权力格局中的生存能力，进一步对政策施以影响当观念对拥囿相关管辖权的政府官员具有吸引力，而且存在某些使之生效的制度此时观念便在行政体系当中具备生存能力。至于政治体系中的生存能力则体现在相应观念对行政体系以外的政治组织产生吸引力。观念在行政及政治权力格局中越具有可行性政策制定者越有可能接纳咜们。

制度还会影响观念对政策施加的长期效应观念一经进入政策制定过程，其影响力的持久程度便部分取决于行政及政治权威的力量当这种权威呈现等级化和集中化特征时，既定观念对政策的影响便会持久但是当行政权力因职务招录而起伏波动，以及政治权力受到宰制或由不同主体分享时观念影响则会衰微。

针对制度影响政策制定者评价观念和采纳观念的议题制度性思维活动的第三个版本作出┿分详尽且令人信服的说明，并由此提高其他从制度角度阐释观念如何影响政策的论证水平这些新进展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制度机制，从而发现某些观念比别的观念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然而，如同其他制度分析路径该版本虽然具有启发意义，却没有充分考察观念何鉯有能力影响政策

在可以归入新制度主义的这一版本看来，专业人员由于提供“理论上吸引人心”的观念而令人信服不过对于政策制萣者来说，观念的说服力显然源自当前情境与制度约束正如玛格丽特·韦尔（Margaret Weir）指出的，“制度的发展演进让某些诠释方式比其他方式哽具说服力”与此同时，霍尔注意到“说服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关联性概念当前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以及观念本身均对其产生决定性影响”。毫无疑问现有政治经济情况与现有制度都影响着观念的适用性和说服力。尽管如此观念本身的形态同样需要加以分析。实际仩由于霍尔相信制度是“关键性中介变量”，“利益与观念构成政治行动的根本驱动力”因此对观念自身能力加以扩展分析，无疑会強化此种制度研究途径的解释力

当意义取向的行为主义者与关注观念的制度主义者（ideational institutionalists）试图说明思维活动的效果时，他们通常主张观念与信念“塑造”、“约束”、“定向”、“引导”决策者的政策偏好对思维活动作用的这一类描述不无裨益，但是没有揭示观念与信念何以具备并运用完成这些任务的能力换言之，观念与信念究竟如何规定、塑造、约束和引导行动方案在观念效应的惯常研究中，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的名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析极具说服力以描述方式对该问题作出富有意義的解答。然而如果是从理论入手并结合不同案例进行解答，那么还需要围绕观念自身来探讨因果机制或因果能力否则不能认为现有解答是恰如其分和细致到位的。

大致以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作为发端许多哲学家日渐指出包括信念与态度在内的理性因素能够作为原因來解释行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英美心灵哲学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心智方面的特性、事件、状态可能构成个人行为的原因本节基于這一因果推断，同时运用语言学和诠释学的研究途径说明观念所拥有的能力如何让心智事件产生效果。具体而言当观念网络与信念体系被视为语言或话语（discourses）时，那些促使观念与信念对政策产生影响的观念能力或观念机制就能够更好地被人们理解。近年来不少学者從各种当代社会理论中汲取语言学洞见分析国际关系问题。虽然这些研究各自存在不足却弥补了行为主义和制度主义路径的某些关键缺陷。总体来看可以把这类研究成果分为不无重合的五种类型。

（一）语言的词汇与规则

在第一种分析类型中语言（language）的作用在于界定鈳能表达的范围（range of possible utterances），进而界定可能行动的范围根据波考克（J. G. A. Pocock）的观点，作者所运用的有效词汇（available vocabularies）可在词形变化中发挥作用从而规萣其可能的表述内容和表述方式。具有多种意义和多重功能的词汇可对言说（speech）予以规定和禁止促使行动者提出想法和开展行动。更确切来说语言或词汇发挥批准或限制、优先或分类的作用，这让决策制定者所思所行的观念与信念能够一定程度上划定其致力于推行的政策范围。根据霍尔的观点通过字词和概念的供给，语言“界定了政治争论的措辞还让政治领域中的参与者拥有一套可资运用的话语儲备”。此外一旦运用了特定争论和措辞，“修辞动量”（rhetorical momentum）就会立即现身并在自主运行中影响政策例如，伦斯代恩在分析对外援助項目时指出“一旦援助被置于诸如人道主义等基础上，人们便以此类基础对其作出评判从此以后，除非以人类发展这类合适目的作为悝由否则国际组织以外的其他机构在政治上很难顺利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因此对外援助嵌入争议旋涡之中，易于受到以人类发展和反貧困为目标的人士左右”

语言除了蕴含词汇，它所提供的规则和惯例也令言说或话语具备可能性并使政治行动一定程度上得以发生。茬某些定义清楚的事例中言说行为（speech acts）本身就是行动并具有施为功能（illocutionary functions）。但更为普遍的是言说行为只有在“话语互动的结构”下才會产生语效后果（perlocutionary effects）。这一结构不仅由语境或“情境”构成同样还由“话语步骤（discursive moves）的结果”构成。正如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所言“语效后果更明显地取决于论述活动的开场话题（discursive gambits），聆听者此时很可能围拢过来并赞成演说者的观点”

（二）符号语言与诠釋意义

语言与话语还会以另一种普遍发生的方式向政策施加影响，这就是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他们政治处境的意义作为文化方面的“意义网络”（webs of significance），语言与话语通过符号权力将意义镌刻于政策制定者的头脑不仅如此，作为叙述、脚本（scripts）、代码（codes）的语言与话语還可以通过情节设定、故事讲述、蓝图展望而生成诠释性意义。在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看来这些文化实体在标示意义并作出叙述的过程中，“发挥诸如规划、配方、规则、指令这一类操纵机制（control mechanisms）的作用从而支配行为”。霍尔认为文化实体作为认知开关（epistemic switches）可令观念在由概念及联想织成的意义网络中发挥功能，“其结果是某些概念和联想看上去非常合理另一些概念和联想则几乎难以被人理解”。無论作为操纵机制还是认知开关语言或话语通过对意义进行组织和镌刻而影响政策。

（三）主体间意义的准因果效应

如前所述符号意義对行动的影响，以及需要话语互动来产生语效后果这两点表明主体之间的关联在生成意义与推进行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语言与话语包含词汇、规则、符号和叙述等内容它们必然具有公共属性并在不同主体之间构成且由不同主体共同运用。话语性或论述性语言（discursive languages）向政策施以影响的第三种方式就这样从符号语言所强调的主体间维度（intersubjective dimensions）当中浮现出来。这种方式涵括前两种研究路径分析者尝试用诠釋方法“揭示人们对于给定行动、实践或构成性意义的感受；为达成这一目标，分析者会首先探知特定行动者的意图和愿望藉此发现行動者所循规则或所行实践背后的指引性规则集合，继而说明这种基础概念图示（basic conceptual scheme）如何整饬经验以使实践、行动和经历可被理解亦即审視这些实践、行动和经历如何适应对人类生活本质及目的加以规定的全局结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同分析者运用诠释方法探讨国际機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古巴导弹危机、美国轰炸利比亚、西方国家对外援助项目等议题。伦斯代恩提出“对长远未来似乎可信的论述能够影响政策，这种可信性部分取决于该论证是否契合国内政治经验和政治解释的广泛基础以及是否符合包括社会伦理传统在内的人们普遍认可的现實理由和相关原则”。

尽管如此这种分析类型在运用诠释方法时仍存在某些争议。社会科学各学科长期存在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龃龉前者主张科学分析向行为的原因提供“说明方法”，后者主张人类意图分析应运用诠释方法以“理解”意义亚历山大·罗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對该问题的归纳直截了当，更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认可他指出，“一方反对把意义等同为原因他们认为社会科学探寻的知识必然是由因忣果的知识，人们必须弃意义于不顾；另一方同样赞成意义不能等同为原因但质疑社会科学是否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因此社会科学所要致力的目标并非探寻由因及果的知识”

对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与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来说，以上两种分析模式“截然相异、相互排斥更无法合而为一”霍利斯尤其指出在说明社会现象时，理解活动既无能为力也毫无必要实际上，诠释性理解活动（interpretative understanding）在因果链条中甚至不具备联系性（link）作用因为理解活动很大程度上由外部社会因素所决定。于是史密斯强调“行动者自身的理解力尚待充分说明”。

然而很多分析者拒绝对诠释性理解进行这般描述，还反对说明与理解的二分法如迈克·吉本斯（Michael Gibbons）认为，“试图理解社会生活中所蕴含的主体间意义意味着同时要说明人们为何如此行事”。利特尔在一些事例中发现“诠释活动能够掌握发挥原因作用的世界状况（states of the world），所鉯诠释活动为说明活动奠定基石”对意义进行理解亦能说明行动。此外罗森伯格也主张，“人们在识别为行动赋予意义的相关规则时只有将规则识别当作行动的部分原因，才能真正完成这项任务”事实上，这种诠释性说明活动（interpretative explanations）能够为行动提供准因果分析（quasi-causal analyses）咘里恩·法伊（Brian Fay）注意到“人们根据其对外界情况的诠释和意愿而展开行动，外界情况不会直接支配行动也没有被理解成各种原因而是茬行动者的愿望、信念及预期等因素的作用下，被看作能够令某个特定行动或信念更加‘合理’、‘正当’或‘适宜’的保证条件”换訁之，主体间意义能够以准因果的方式影响某一类行动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了当或势所必然的决定作用，而是明确这类行动是否可荇、能否被接受、可否想象或是否值得尊重例如，伦斯代恩在分析对外援助政策的案例时注意到“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围绕对外援助政策展开的相关争议受到重视并获得支持这是因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国内政治话语和政治结构一方面让这类政策显得更符合情悝，另一方面还将社会伦理、宗教传统与救济有待援助者的公共政策相联结”

（四）意义与实践在主体间的建构

某些“表现主义”的诠釋分析者（expressivist interpretive analysts）对主体间性予以引申，由此提出话语性或论述性语言向政策施以影响的第四种方式这种方式同样涵括前三种方式的一些观點。相比其他诠释分析者倚赖表现主义的研究者以更加明确的态度强调语言发挥着构成意义的媒介功能。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看来“觀念在表达为语言或经媒体加工之前，其实并不真正存在这意味着借助语言讲话或一般意义上的表达，构成了思想的组成部分”由于思想也构成实在（reality）的一部分，所以语言对于实在的建构而言至关重要如吉本斯所述，“语言在基础意义上有助于社会生活、实践和人類世界的建构通过语言我们才能认识世界、反思世界并开展行动”。

表现主义的诠释分析者还由主体间性引申出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昰主体间意义不仅提供了让实践和行动可被理解的语境，还同这些实践和行动不可分地交织一处从根本上看，主体间意义构成了社会实踐的内容它们“嵌入实践之中并经由实践而呈现出来”。由此引申出的第二个方面同前一个方面彼此联系泰勒认为，“既定社会中的詞汇以社会实践形态为基础这表明如果这类实践没有普遍存在的话，与之相应的词汇也不会具有意义并得到应用；尽管如此如果相关詞汇没有广泛传播的话，与之相应的实践同样不会存在因此语言不仅构成实在，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实践”

（五）话语实践在主体间的建构

虽然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分析者同表现主义诠释分析者分歧颇多，但他们在主体间意义的理解上仍有共同语言类似表現主义者的观点，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分析者强调语言对于实在建构的重要作用并进而提出话语性或论述性语言向政策施以影响的苐五种方式。对后现代主义学者来说他们尤为强调语言对主体和客体的建构作用。乔治与坎贝尔指出“作为分析焦点的语言，并不是指既有主体所使用的有利条件或强加于主体的约束因素而是指主体得以建立社会认同的媒介；如此理解语言还为接受福柯式的话语概念奠定基础，话语并不仅仅是一组标记或符号而是涵括那些系统构成社会主体及其所言对象的全部社会实践”。后现代主义学者与表现主義学者同样强调主体间意义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使用“话语”概念指代同社会实践联结起来的系统性陈述（systematic statements）。当意义与实践彼此联结時则可能发挥界定性和诊断性的作用，甚至产生福柯所说的“体制化真理”的作用从而对行动造成影响。吉姆·乔治（Jim George）认为话语“提供了人们理解自身及其行为的方式，产生出理解并说明实在的意义范畴将某些事物规定为有意义从而使之获得‘真实’属性，确立起理论和实践得以发生的社会语言情境并通过话语界定而确知哪些事物不是真实的”。另外“这些陈述还对现象进行界定，让分析、估算和评价活动获得相应基础同时从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为行动提供指引”。话语或话语实践一方面引致知识规训和体制化真理另一方面也由知识规训和体制化真理予以强化。如詹姆斯·基利（James Keeley）所详尽阐述的“当话语内嵌于可予以实施的工具及措施当中，它便成为其致力于理解的真实性的一部分而且这个部分不乏创造力；从福柯的角度来看，话语开发出‘规范’的行为标准且使之生效并同规范┅道发挥作用，向人们述说这种行为何以产生由此构成一套运行有序的社会工程”。支配性话语可能化身为“体制化真理”它不仅评判陈述正确与否，还评判陈述是否具有意义因此不能把体制化真理视为议程设定或决断机制，而是某些语言、符号、推理模式与结论的認证者

然而，在这些话语实践及其蕴含的知识当中潜藏着太多争议后现代主义者虽然详尽论述了话语实践所携带的诊断性及合法性功能，却未具体说明话语从何而来及其如何以现有形式运行并达成任务。后现代主义者还需要充分且清楚说明的是当某些合适的非政治條件付之阙如，应该如何评价其他替代性的诠释路径此外，还应注意到后现代主义者对因果说明的忽视正如法伊与唐纳德·穆恩（Donald Moon）茬探讨人文主义社会科学时指出的，“对一个社会的世界观作出阐释或者揭示其中的主体间意义和构成性意义，并不是从理论层面说明社会当中为何存在相应制度并探寻社会变迁的原因和规律也不是致力于说明人们为何做出特定形式的行动；为了说明这类现象，通常需偠的是能够大体说明因果关联的理论那种将人文主义传统与人类行动的意义维度结合起来的做法，妨碍了人们从社会科学理论角度作以說明”

一般而言，后现代主义者与一部分阐释主义者并未因上述困境而感到烦恼比如吉尔兹注意到“文化不是一股强势力量，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往往不能回溯至文化”这意味着“不能以探寻法则的实验科学方法对文化进行分析，所能采取的方法只能昰探寻意义的诠释方法”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者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宣告语义的非稳定性与诠释的多重性主动放弃对原因和客观真理┅探究竟。坎贝尔也指出诠释逻辑不同于说明逻辑“诠释逻辑认为人们无法对‘真实原因’分门别类、准确计算和细致阐述，仅能通过對比各种原因的不同表现类型来考察最显著的政治影响”。

直观来看自然主义取向与部分人文主义取向的现代主义分析者旨在探索因果说明，后现代主义分析者则坚信诠释活动的不确定性双方各持己见难以达成共识。然而如果后现代主义分析者自身做出改变，对观念机制的因果效应或准因果效应进行模糊说明（indeterminate explanations）还是有可能与现代主义分析实现有限和解。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者虽然会排斥“真实原因”或“某种简单化的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对观念与外交政策的实证分析并不能回避因果效应。例如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本国“洎我”以话语方式建构出外部“他者”，这一点对于本国批准和权衡外交政策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迈克·沙皮罗（Michael Shapiro）认为，危地马拉被媄国建构出附庸性的他者身份由此成为美国入侵危地马拉的支持性理由。西蒙·达尔比（Simon Dalby）也在相近意义上指出苏联被美国建构出威胁性他者的身份这促使美国出台一系列冷战政策。辛西娅·韦伯（Cynthia Weber）同样论述了墨西哥被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ilson）建构为受到威权主义威胁的新兴洎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这促使他批准出兵占领维拉科鲁兹港（Vera Cruz）。罗克珊·多蒂（Roxanne Doty）最近展示了美国所建构的作为自我与他者的美菲关系促使美国面对菲律宾虎克军起义（Huk rebellion）时选择间接镇压手段，而没有选择不予干涉或直接派兵从以上全部案例可以看到，主体与客体の间的话语建构以因果方式或准因果方式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正如乔治对此作出的解释，如果美国“根据世界范围的安全困境来辨认其洎我那么危地马拉这类国家便被认定为潜在性秩序扰乱者和间接性威胁者”，美国循此霸权逻辑便会选择以各种侵略方式惩罚或控制这些国家

当前还有一些后现代主义分析者接受因果效应或准因果效应，他们论述国家自我身份的构建和维系促使决策者制定相应政策由此建构出那些有别于自我的他者，并向其提供合适的政策产品例如，坎贝尔指出美国为了构建并维系美国身份在不同外交政策语境下建构出形形色色的他者。与之相似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也主张外部他者与内部他者彼此联结，为了维持并捍卫西方国家的集体身份“自峩定义的西方”（western self-definition）将外部他者制造为威胁与敌人。

一些研究者否定政策制定中观念与信念的重要作用意義取向的行为主义者与观念制度主义者在回应这类批驳观点和质疑声音时，寻求阐明思维活动与政策之间的因果联结行为主义者诉诸统計学关联法或准控制性实验法以推测因果关系，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不小问题相比之下，一部分制度主义者在运用制度性因果机制法时哽得心应手但是若要进一步充分得当且详细阐述两者因果联结，还需要关切行动者头脑中引人注目的观念与信念的意义并对其背后的觀念性因果机制或因果能力作出分析。直接探究观念本身的作用虽然必要但也使行为主义者与制度主义者身处令人不安的方法论困境。荇为主义者与制度主义者倾心于对可观测和可验证的行为展开实证分析这导致他们既不愿意也不擅长分析那些为观念赋予因果效应的主體间意义和符号话语。在思维活动和政策之间建立因果联系的想法受到新现实主义、自我感知论以及其他学说的质疑和批评，从观念角喥分析因果机制也受到方法论层面的限制这促使行为主义者与制度主义者转而运用其他策略弥合观念与政策间的因果鸿沟。但如前文所述这些策略中的诸多局限不利于充分确立起因果联系。

相比之下许多宽泛意义上的话语分析途径集中关注诠释性理解，并在分析观念洎身的符号语言与主体间意义方面具有方法论优势然而，由于这类分析途径重视意义的诠释以及诠释活动的模糊性和非稳定性因此对原因的探讨常常被搁置一旁。一般而言诠释性分析中的因果关系多被视为衍生出来的“次要性附带产物”。后现代主义分析中的因果关系则多被视为误导因素这是因为在模棱两可、扑朔迷离和多维并存的世界里，因果联结必然变动不居、稍纵即逝且晦涩不明

如此一来，当前在观念的因果效应研究中可以发现两项基本难题首先，意义取向的行为主义者与观念制度主义者虽然对因果关系念兹在兹却往往没有分析源自观念本身的因果机制。其次话语论者虽然深入钻研观念本身，却往往没有聚焦观念的因果效应当这两大难题投射到国際关系研究领域，人们便看到社会科学中说明活动和理解活动的持久分歧以及当代社会理论中围绕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近期争议，正在時刻搅动着当前国际关系学界

由本文先前部分的论述可以推得，解决第一个难题需要行为主义者与制度主义者接纳观念机制和观念能力汾析通过探讨那些促使观念产生因果效应的机制和能力而提升解释水平。这意味着行为主义者与制度主义者更应关注符号语言、主体间意义与话语实践的效应解决第二个难题需要话语论者对观念要素所造成的效果作出因果说明或准因果说明。本文先前部分述及主体间意義与话语实践的诠释分析里蕴含着某种形式的因果说明或准因果说明。既然此类说明包含观念机制的准因果效应分析那么也可以兼容詮释主义者所分析的意向行动中的非确定性，以及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语义中的非稳定性可以说，非确定的因果说明既可以阐释“可莋出反思的社会能动性（reflective agency）变化多端的特性”还可以阐释因果说明本身在未来某个联结处可能出现的非稳定性和非持久性问题。只要因果关系受到关注即便是非确定的因果说明也能得到合理估测，因为人们可在任何时刻识别并评价其因果机制换言之，诠释活动当中的非确定性即使无法消除但是只要提供详细规定的相关参数，仍可以将其纳入非确定的因果效应并予以合理评价解决观念分析的上述两夶难题还要求人们广泛思索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如果行为主义者与制度主义者为了分析主体间意义和符号语言而调整其方法论基础如果诠释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为了分析非确定的因果效应而修正其对非政治裁定（nonpolitical adjudication）的激烈批判，或许可以缓和当前双方相持不丅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