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份出生的女性,交社保社保交满15年后怎么办,2012年1月份能否拿到退休金?

缴满15年社保却无法领养老金?很多人还不知道
社会保障卡是持卡人享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信息载体,具有身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就医结算、缴费和待遇领取等社会保障应用功能,以及现金存取、转账、消费等金融应用功能。
一卡在手,走遍天下不愁,是对社会保障卡的形象描述。
每月扣掉的几百块社保费用,其中还有一项叫做养老保险,最近,有一则新闻引起了快小妹的注意:在京缴纳社保满15年,退休却无法在京领取养老待遇!
本来说的好好的,在北京社保缴满15年就可以在北京领养老金啊,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缴了15年社保不能在京领养老金 ?
先来看看这个新闻:
刘阿姨生于1965年3月,1996年1月在老家参加工作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1999年4月到北京工作,2010年7月在北京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账户缴纳各项社保,直到2015年3月年满50周岁。
这期间,刘阿姨补缴了2000年1月至2010年6月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并交纳了滞纳金。
由此,到退休时,刘阿姨在京缴纳社保的时间为:2000年1月-2010年6月(补缴),2010年7月-2015年3月(正常缴纳),累计达15年。
但等刘阿姨办理退休想在北京领养老金时,人社局的却告诉她,“不满足在京领取待遇的条件”,理由是“依据2009年国办发66号文件,该同志账户类别为’临时账户’。”
估计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临时账户”,给大家科普一下北京的退休规定:
在北京退休需满足三个条件:
到达退休年龄;
在北京一般账户正常缴费10年;
累计缴费满15年。
注意,这里说的是“一般账户”。
基本养老保险账户分为“临时账户”和“一般账户”两种。按照规定,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后在非户籍所在地建立的账户均为临时账户。
刘阿姨在北京建立的社保账户时是2010年7月,此时她已经45周岁,超过40周岁了,所以不符合在北京退休的规定。
超龄职工(男士超过50周岁、女士超过40周岁)想换到大城市工作,如果拿不到户口,社保关系是不能转移的,也就别指望享受转入地的退休待遇了。
养老保险不会交=白花钱
先举个栗子:
隔壁老王,户籍河北,在北京工作了8年,在天津又工作了7年,到退休的时候,每个地方累计缴纳的养老保险都不足10年,最后只能回户籍地河北办理养老金领取。
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 基础养老金=(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缴费年限×1%
● 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计发月数(50岁为195、55岁为170、60岁为139)
先来说说“基础养老金”部分。2016年北京的社会平均工资是7706元,天津是5265元,而河北只有4367元,高下立现。
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按照从日起施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你的个人养老金可以全部转走,单位为你缴纳的20%养老金却只可以转走12%。
交满15年还要继续交吗?
我已经交够15年,退休就可以领钱了,那还有继续交的必要吗?继续交会不会很亏?而且,我也无法保证自己能活到领钱的时候...
对于有这类疑问的童鞋,快小妹首先要劝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其次再告诉你答案是有必要!因为不管对哪类参保人员,多缴养老保险费都是划算的。
缴费时间越长,缴费基数越高,你退休后能拿到的钱就越多;
交社保的同时,公司也在帮你交(公司交的还更多)。如果你不交了,那公司的部分也停了,老板的便宜你也占不到了;
养老金的多少,与平均工资有关。如果你的工资低于平均工资水平,那你更要交了!因为你工作中只需缴纳很少的养老保险,退休后反而能拿到较高的养老金。
如果停止参保,那么其他的社保待遇就不能享受,比如医保停了,去医院看病就不能报销。
未满15年怎么办?
假如社保交了几年,但是没满15年,这种情况如果想领养老金该怎么办呢?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继续缴费,直到满15年。
据高大上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个人,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未满十五年,可以继续缴费至满十五年
此处有期限:如果延长缴费5-10年后,女职工已满60周岁,男职工满65周岁,还是未满15年,那么亲爱的老宝宝们,你们就得一次性补齐剩下的钱了...
养老金去哪儿领
当你老了,要领取养老金...你必须先做这件事!
养老金资格认证!
其实是领取退休金的一个凭证,所有退休的人每年都必须通过认证才会按时发放退休金。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原件和退休证原件到居委会登记办理即可!
外来务工人员缴满15年社保,可以在当地领,也可以转回老家领。如果不在当地领取,就需要办理养老保险转移手续。详情可以咨询政府服务热线:12345
这6种行为会让你的社会保障卡失效
1、用社保卡购买保健品或生活用品。
2、以药换药(物)、转卖药品、套用和虚开检查治疗项目等骗取医疗保险基金,超范围购药囤积药品等。
3、冒名使用。使用他人社保卡在医院就医,把本该自己支付的医疗费用,用他人社保账户进行支付。
4、伪造病历、票据。伪造或者使用虚假病历、处方、检查化验报告单、疾病诊断证明等医疗文书和医疗费发票,作为医保账户报销凭证,视为医保欺诈。
5、倒卖药品。在医院使用医保卡开超出病情所需药量的药物,再转手倒卖开出的药品,这种手段属于套取社保卡基金行为,属于非法牟利或不当得利。
6、借予他人。将本人的社保卡转借他人就医。
最后,告诉大家,交15年社保,活到77岁就能拿到20万养老金,所以为了赚回本,我们都要努力长命百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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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夫(年),字以行,号见雷,番禺县东圃车陂乡(今天河区车陂街车陂村)人,祖籍山西太原,另一说原籍福建蒲田。
王道夫生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出身书香门弟。王道夫生于乱世,父母对此子寄予厚望,愿他成长为国效力,其名为道夫者,正道以行,尽忠报国;号见雷者做事雷厉风行,为人轰轰烈烈。长大后,王道夫聪明过人,乡试取为秀才,省试取为举人,随后第一次临安赴考,结果落榜。后来王道夫拜名士陈大震为师,修文习武,常以岳飞作楷模。
南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王道夫再赴临安参加秋试。王道夫在试题策论国策吏治中,深表为臣之道,抗敌之志,卓有见识,于是一举得中进士,时年33岁。同年官任连山县尉。
宋咸淳五年(1269年),粤北连山一带盗贼流寇为患,朝廷曾多次出兵围剿均见效不大。王道夫到任后制订剿策:“胁从招安,首恶必伐”,又与县丞商议减税济贫,深得民望。王道夫把民众聚集起来,组成团防,配合官兵进剿,数战数捷,终于消除贼寇,县民感激不尽。县丞上表朝廷,表奏王道夫剿寇丰功,度宗皇帝亲笔御旨嘉勉,并赐以金铸碗盘。自此王道夫政声闻名朝野。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皇太后带着年幼的宋恭帝投降。益王赵昰逃至福建,即位为宋端宗,改年号为景炎,号令各地组织抗元勤王。
此时,广州已为元兵占领。张镇孙(番禺人,状元、曾任浙江金华通判)被宋端宗任命为广东制置使兼经略安抚使,在广州集结南宋溃军。景炎二年(1277年)四月,张镇孙率都统凌震(前进宦溪人)进攻广州。镇守广州的元军元帅吕师夔因军饷不继率主力先自撤退。结果,宋军打败留守的元将梁雄飞,收复广州。
十一月,元将塔出率援兵与吕师夔会师,反扑广州。张镇孙与凌震率战船在珠江海面迎击元军,战败退入广州。守城月余,终以元军不屠城的条件投降。其后。张镇孙在被押解途中自尽。广州城被攻陷时,凌震突围走脱,收拾残兵共数千人,据守东圃,继续抗战。
此时,战局危殆。宋端宗急忙任命闲居在家的王道夫为权兵部侍郎(代理兵部侍郎)、转运判官,与都统凌震在广州重新整编各路散兵游勇,抵抗元兵。
王道夫接旨后,拜会居于番禺永泰乡(今车陂)苏刘义,托其照顾家眷。为尽忠报国,道夫令长子应孙居车陂东岸,令次子寿孙居广州城中高第街,时两子已长成人,皆可安家立室。至此王道夫已无后顾之忧,便一心护国勤王。
景炎三年(1278年)二月,因元朝中央发生变乱,驻守广州的元军主力北撤。当时,文天祥收复惠州,王道夫遂与凌震商议:“文公(指文天祥)既克土疆,吾等宜乘势大举,事机不可失也。”凌震十分赞同,于是两人率兵乘虚进攻,再次收复广州。宋端宗下诏嘉奖,任命凌震为广东制置使、光禄大夫,加封一品,王道夫为兵部侍郎、广东转运使。诏书中还嘉奖王道夫与凌震:“敬于事上,忠于谋国,缅惟纯诚,深用咨叹。”并将广州府提升为祥龙府。是年四月,宋端宗病逝,卫王昺即位,加封王道夫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十月,元军主力数路并进,王道夫与凌震迎战失败。十一月,元将李恒攻陷广州城,俘获战船三百多艘,官员二百多名,王道夫与凌震再次突围,退走东圃。十二月,王道夫率军进攻广州,大败,凌震闻讯率军救援,亦败。凌震再战于番禺茭塘,又败。之后,凌震退至东圃,忧愤而死。而王道夫则奉命率残兵撤退到广东新会崖山,与宋军大本营汇合。
元将李恒结束广州战事后,也率军到新会崖山,与元军主帅张宏范会合,南北合围宋军大本营。宋军主帅张世杰命王道夫率蛋船迎击,王道夫与元将李恒相遇再战,王道夫负伤战败。二月初六,宋元崖山决战打响。元军南北夹攻,宋军大败。主帅张世杰突围而出,丞相陆秀夫背负小皇帝投海而死。王道夫亦跟随皇帝投海殉国,终年45岁。
王道夫殉国后,其留在东圃车陂的后人将其生前衣冠葬于番禺县茭塘司员岗南岸山(今广州市番禺区茭塘乡陈边村),碑刻:“大宋忠勋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讳道夫王公衣冠墓”。其长子王应孙官至宋县尹、文林郎、大国舍,当得知其父殉国后,誓不降元,悲愤而卒。
元朝覆亡后,明朝永乐年间(),车陂村王氏后人修建“尚书王公祠”纪念抗元先祖王道夫。该祠至今尚在,三间三进,青砖石脚,碌灰筒瓦,博古屋脊,古朴典雅。祠旁仍有王道夫后人在此居住,至今已达26传,700多人。
凌震(年),字国威,号雷门,番禺县东圃宦溪乡(今天河区前进街宦溪村)人,原籍福建蒲田。父凌栋,凌震为第四子。
宋宝祐四年(1256年),凌震中进士。后任南海道宣慰使,举家迁至广州。次年升任广东都统,官封二品。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皇太后带着年幼的宋恭帝宣布投降。南宋益王赵昰逃至福建,即位为宋端宗,改年号为景炎,号令各地组织抗元。此时,广州已为元兵占领。被罢了官的张镇孙(番禺人,状元、曾任浙江金华通判)在广州集结南宋溃军,被宋端宗任命为广东制置使兼经略安抚使,统辖广东军政大权。凌震在张镇孙率领下重新整编各路散兵游勇。
景炎二年(1277年)四月,凌震在张镇孙率领下进攻广州。镇守广州的元军元帅吕师夔因军饷不继先自退走。结果,宋军打败留守的元将梁雄飞,收复广州。
十一月,元将塔出率援兵与吕师夔会师,反扑广州。张镇孙率战船在珠江海面迎击元军,战败退入广州。守城月余,终以元军不屠城的条件投降。其后。张镇孙在被押解途中自尽。广州城被攻陷时,凌震突围走脱,收拾残兵共数千人,退守东圃。
景炎三年(1278年)二月,因元朝中央发生变乱,驻守广州的元军主力北撤。凌震与权兵部侍郎王道夫乘虚进攻,再次收复广州。宋端宗下诏嘉奖,任命凌震为广东制置使、光禄大夫,加封一品,王道夫为兵部侍郎、广东转运使。诏书中还嘉奖凌震与王道夫:“敬于事上,忠于谋国,缅惟纯诚,深用咨叹。”并将广州府提升为祥龙府。
十月,元军主力数路并进,凌震和王道夫迎战失败。十一月,元将李恒攻陷广州城,俘获战船三百多艘,官员二百多名,凌震与王道夫再次突围,退走东圃。十二月,王道夫率军进攻广州,大败,凌震率军救援,亦败。凌震再战于番禺茭塘,又败。之后,凌震退至东圃,收集军队,继续作战,但均失败,后于元延祐二年(1315年)忧愤而死,终年79岁。
凌震死后葬于东圃古鼎冈(现大观路航天奇观内)。因建天河航天奇观,日凌震墓遂迁番禺凌边村。凌震墓内有两个塔,塔盖内写有父母二字,骨片放在大塔内的小塔里,小塔盖用油灰密封,虽经数百年,骨片仍干爽。凌震有妻7人(其中一妻梁氏葬于萝岗,现该墓仍存,墓碑刻“一品夫人墓”),子13人,其裔甚繁。其长子凌方举世居宦溪村,其余子多迁居各地。2005年宦溪村凌氏后人达1500多人。
明隆庆三年(1569年)山东按察副使张敦仁赞道:“后李恒捣城,战失利,退于城东东圃,复纠义勇力战,势莫支,遂愤満而殁焉。噫!生不受元宣慰之官,死不忘宋王室之难。公之才节,可与三忠并称,垂百世不泯矣!”“精忠贯日,劲节扬辉,成仁取义,舍公其谁?”明参议梁士楚有吊诗:“再复弧城血战斑,汴京炎火落崖山。少康举事无成旅,禄父归心止义顽。独木岂能支大厦,一丸犹欲塞函关。当年英毅如公少,真与张王伯仲间。”盛赞凌震不惜以“独木”和“一丸”拯救宋王室的忠勇牺牲精神。
宦溪原名饭箩岗,因凌震(一品官)家族在此居住,故名。其溪水亦因凌震军队常在此洗马,故又称洗马涌。(撰写于清光绪十四年的《重修宦溪凌氏大宗祠碑记》中记载:“东圃,我太祖制置公家焉。固有洗马潭,又自东圃而东,亦可水可陆。”)
卢昌(?~1854),又称卢八、卢八万、卢八万仓。番禺县鹿步司冼村(今沙河镇冼村)人。卢昌务农为生,自幼习武,使一把大关刀,武艺出众,而且步履如飞,人称“草上飞”,颇受乡人敬重。
清咸丰四年六月十一日(日),受太平天国革命迅猛发展的鼓舞,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发动起义。陈显良在番禺新造响应,称“统领水陆兵马众大元帅”。起义军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蓄发易服,史称“红巾军起义”。七月初五,陈显良率部千余人进驻三宝墟,卢昌闻讯,率领冼村、杨箕、猎德等村村民投奔红巾军,被封为元帅。不久,陈、卢进驻燕塘,势力扩大,队伍增至万余人。七月十六日,陈显良率领卢昌等部,配合城北红巾军李文茂部从东路围攻广州城。东路红巾军攻至广州城东门外5里。二十二日,陈显良为首的红巾军大本营移驻燕塘,天河地区的红巾军势力日益壮大。
闰七月初六,10万红巾军分4路围攻广州城,声势浩大。西路由李文茂率领,东路由陈显良、卢昌率领,北路由甘先率领,南路由林光隆率领。其中,东路陈、卢率领红巾军2万余人,从燕塘出发,兵分两路:主力直扑城东门,途中,猎德炮台清军发炮阻击,但仍未能阻挡红巾军前进,红巾军直攻至城下竹丝岗(今广州市执信中学一带);另一路攻至城小北门较场(今广州北较场路一带)。初八,城北佛岭市等地红巾军猛攻广州城大北门,陈显良和卢昌得知,尽出燕塘红巾军,分别攻打广州大东门和小北门。此次围城战斗持续3日,但由于广州城墙高大坚固,红巾军武器装备落后,又缺乏统一有力的指挥,虽多次攻城,但均未能取胜。几天的围城激烈战斗,东路陈显良、卢昌的红巾军共损失300余人。
闰七月十三日,清军开始反攻。清军先在城东鲤鱼头岗(今五山一带)修筑土台,并派兵火烧杨箕村。十五日晨,清军大举进攻燕塘:以参将卫佐邦率所部绿营及部分团练,出东门,直攻燕塘;千总马超亮率城东团练乘船至东涌(今广州大沙头)登岸,先攻占杨箕村,然后从右侧进攻燕塘;把总黄镛和县丞郑锡琦分别率领东莞、潮州团练从左侧进攻燕塘;外委赖永清率安邑团练为后应。清军攻占冼村后,纵火烧毁卢昌的家及其全村,然后乘势猛攻燕塘、三宝墟。红巾军面对强敌,仓促应战,渐渐失利,陈显良撤退回城南新造,卢昌撤退到城北佛岭市李文茂部,燕塘墟和三宝墟先后失陷。此次战斗,红巾军将士战死1200余名,被俘54名。卢昌在艰难中重新集结起义军,下旬,卢昌率领红巾军收复燕塘和三宝墟,重建军营。九月初三,清军再次反攻,再度攻破燕塘、三宝墟,烧毁红巾军7处军营。十月十五日,卢昌率领红巾军1000余人第二次收复三宝墟,重新加固工事。十月十八日,卫佐邦率领各路清兵从冼村、岑村、长湴村等处进攻三宝墟,沿途烧毁房屋数百间,卢昌艰苦迎战,顽强抵抗,等待援军反攻,但是城北郊佛岭市红巾军援军在担杆山(今沙河天平架)受到清军截击。清军终于攻破三宝墟,并追击至龙眼洞。卢昌战败,红巾军将士大部分战死,部突围,部分被俘。卢昌元帅在突围中伤重身亡,尸骸被部下掩埋,至今仍未知所在。
倪映典().安徽合肥人,字炳章,后更名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次年,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后至南京就读江南陆师学堂炮兵科。毕业后曾任清朝新军第九镇炮标队官,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安徽任炮兵管带。是年,因密谋反清起义事泄,逃往广东,后任燕塘新军炮兵排长。
清宣统元年十一月(1910年1月),倪与胡汉民、朱执信、高剑父、徐忠汉、姚雨平、赵声、李湛等同盟会南方支部革命党人商议,准备在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发动广州新军起义。
农历除夕(2月9日),因新军二标士兵在订制起义用的名戳、名片时与店主发生争执,后为警察所捕。次日,二标士兵数百人冲人城捣毁警局,随即该部士兵被清军缴械。之后,事态愈演愈烈。因形势紧迫,倪等决定提前起义。
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晨,倪进入燕塘炮兵、工程兵、辎重营等处发动起义。8时,倪首先击毙炮兵营管带齐汝汉。随后,1000多名起义官兵在燕塘军营操场宣誓:“愿为革命战死!”推倪为起义军司令,向广州城进发。
清军水师提督李准指挥吴宗禹率清军巡防营2000多人前往镇压。双方在沙河茶亭附近激战。由于事前新军二标的枪炮已被收缴,其化各营枪多弹少(每人只有7发子弹),因此,新军渐渐失去优势。这时,清军派唐维炯、童常标、李景濂等人与义军假作谈判。倪轻信,前往谈判。和谈不合,倪在归途中遭敌人伏击,被枪弹射中头部,坠马牺牲,终年25岁。随同的前锋工程营数十人也同时被击毙。随后,新军与清军巡防营在牛王庙至茶亭一带激战约1小时,新军伤亡100余人。
次日,新军退守白云山、石牌、东圃一带,清军四出搜剿,新军先后被捕百余人,最后起义失败。
冯如(),又名九如、珠九,号鼎三,树恒,广东省恩平县人。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冯12岁,随舅父到美国1日金山谋生,工余读书钻研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并发明抽水机、打桩机等机械。光绪三十三年,在美国奥克兰组建“广东制造机器公司”,试制飞机,自任公司总机械师。光绪三十四年,自制成功第一架飞机。清宣统元年(1909年),他参加了国际飞行协会在美国举办的飞行比赛,驾驶自制的飞机荣获第一名。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八,冯驾驶新研制的飞机在美国奥克兰表演飞行成功,博得中外人土的赞赏。宣统三年二月,冯拒绝美国人的重金聘任,携带自制飞机回国,在沙河燕塘(现今沙河禺东西路广东省军区营房)开设广东飞行器公司,与助手朱竹泉、朱兆槐、司徒壁如四人一起装配和研制飞机。九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十月,冯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机长。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5日,冯呈请广东军政府批准,在燕塘大操场(今禺东西路1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运动场)作飞行表演。冯在表演中失事,飞机坠毁于沙河插沙蚌竹林(今广州大道东侧刘氏家庙附近,现立有冯如坠机处纪念碑)。冯重伤,经救治无效,不幸身亡,终午29岁。
冯墓原葬于黄花岗,其后数次迁葬。其中两次迁葬在天河地区,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迁至沙河龙眼洞深窿;1969年,迁至龙眼洞广汕公路旁;1980年迁回黄花岗烈士陵园。
李湛(),字杭进,号竹贡,清光绪十年(1884年)出生在番禺县鹿步司大水圳村(今沙河镇天河村)农民家庭。
李家中有7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其三、四、六弟送与他人为继子,五妹在母舅家长大。李少年丧父,对母亲特别孝顺,对兄弟也很友爱,劳苦之事常争着做。李童年读过几年私塾,年少便务农为业。李性情和蔼敦厚,对朋友慷慨大方,素有大志,言行举止与众不同。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李24岁,任南海县漖表乡民团长,并由胡毅生、朱执信介绍,周文桢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
清宣统元年十一月(1910年1月),李与朱执信、胡毅生、倪映典、赵声等,在大水圳村开会商议反清起义事宜。次年正月初三,倪映典率新军在沙河燕塘起义,战败阵亡。李带赵声由猎德逃往大塘乡,乘船往江门转达香港。
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领导黄花岗起义。李与朱执信、胡毅生、冯索云、李应星、李沛基、李华暖等人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李与冯索云、李华暖,李应星等人走脱。
是年八月,李伪装商贩,由外地偷运炸弹到广州,并会同周文桢、冯索云、李应星、李华暖、徐忠汉、胡七姑、何四妹、刘亨、董六等同盟会革命党人,在广州大南门外厂前街将清政府新任广州将军风山炸死,并炸伤其卫队数十人。
是年十月,李在番禺县鹿步司总局(今天河区东圃墟)召集民团乡勇数千人,分别驻在石牌、沙河、猎德一带,并与河南(今广州海珠区)大塘、伍村等地的乡勇首领李福林等约定,从珠江南北两路攻城。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见革命军声势浩大,终于宣布广东省脱离清廷独立,并派代表与李等革命军谈判。李等率革命军入城,广州光复。是月,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同时成立广阳绥靖处,朱执信任督办。李协助朱执信,负责广阳各属清乡事宜。在此期间,李率部攻破匪巢,平定地方叛乱,收复县城,救济穷苦百姓,多次受到革命政府的嘉奖,升任上校。
民国2年(1913年),开平县右于墟泽梧村古兜山张诏、张杰(又称谋人杰)等叛乱,李奉命前往征剿。战斗中,李身先士率,不幸于3月12日阵亡,终年29岁。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少将,遗骸初葬黄花岗。民国15年3月6日,迁葬沙河将军岭(又名马仔岭)。
李的遗物中,有一个中国同盟会会员证,现藏广州博物馆,
刘永福(),原名业,另名义,字渊亭,清道光十七年七月(1837年9月)出生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防城古森峒小峰乡。
刘家境贫苦,世代务农。清咸丰七年(1857年),刘参加广西天地会起义。清同治四年(1865年),组织黑旗军。同治六年,率部进入越南北部。同治十三年,在越南抗击法国侵略军,因有功被越南国王册封为三宣副提督。清光绪九年(1883年),因抗击法国侵略军再次立功,擢升三宣正提督。光绪十年七月,中法战争期间,受清政府收编,封为提督,继续留在越南抗击法军。光绪十一年十月,中法战争结束后,刘率黑旗军撤离越南。
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刘到广州,率1400名官兵驻扎在沙河燕塘一带。此时,刘主持在沙河大街大洲地建造刘氏家庙,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落成。家庙附设一忠义祠,专门安置在越南抗法战争中牺牲的黑旗军官兵灵位。附近还建有福军讲武亭,亭畔有黑旗军纪功碑。
光绪十二年二月(1886年4月),清政府任命刘为南澳镇总兵。次年五月,署理碣石镇总兵。光绪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三年五月(1886年1月至1887年6月),刘的军队一直驻守在沙河燕塘至五山一带。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刘奉命驻军台湾,帮办军务。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台湾军民推刘为军统,抗击日军。十月,抗战失败,刘率随从10余人乘船回大陆广州。刘在广州时,居住在沙河刘氏家庙,至十二月,返回钦州。
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年),刘在沙河家庙养病。在此期间,流亡在广州的越南革命者经常得到刘的支持和帮助。光绪三十二年,刘在此庙会见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并帮助其在此建立越南维新会(后称光复会),并以刘氏家庙为会址,进行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刘离开广州返回钦州。
清宣统三年七月(1911年9月),广东独立。九月,刘再到广州,驻军沙河燕塘,出任广东民团局总长。民国元年1月(1912年1月),刘告老辞职。八月,回原籍。民国6年1月9日,病逝于家乡钦州,终年80岁。
刘一生中,曾先后4次到过天河地区,并长期在沙河居住。这期间,刘为乡民主持公道,排解纠纷,缉拿盗匪,维护了当地的社会治安,深受乡民的怀念。现今沙河地区与刘有关的建筑物和地名除刘氏家庙外,还有刘义亭、永福村、永福路等。
潘达微(),又名心微,乳名阿忠,字铁苍,号景吾、冷残、觉庐冷道人等,祖籍番禺县鹿步司棠下村(今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村),其本人出生于今广州市荔湾区。父为清末武官和广州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一。
潘早年从画家居廉习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与高剑父、陈垣等创办《时辜画报》,针砭时弊,宣传变革,不久被清廷查封。后来,潘在南武公学等中学任美术教师。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宣统三年二月,在广州参与创办《平民报》,并兼任广州《七十二行商报》笔政,抨击时政。同时,在广州河南以开设瓷器厂作掩护,为革命党人制造炸弹。是年四月,潘冒险收葬中国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牺牲的七十二烈士遗体于黄花岗,从此成名。民国元年(1912年),先后在广州创办乞儿救济会、芳村恤孤院(自任院长)、女子教养院、惩教场等,致力于慈善和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创办《震旦日报》,宣传革命,创办话剧社,揭露黑暗社会。民国2年,潘任职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分厂,曾以该厂名义,赈济民国4年(即1915年乙卯年)广州特大水灾难民,随后复办孤儿院。晚年潜心艺术,在美术、摄影等方面很有成就,其摄影作品曾获国际摄影沙龙奖。民国14年,参与组织广州国画研究会,次年在香港成立分会。
民国18年(1929年),潘病逝于香港(一说在广州),终年49岁,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旁。
潘文治(),字华庭,番禺县鹿步司珠子乡(今东圃镇珠村)人。其父潘名江为清末举人,务农为业。潘家有9兄妹,其排行第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潘考入广东黄埔水陆师学堂(黄埔军校前身),学习驾驶,为第八届学员。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潘学成毕业,随后派任海圻舰枪炮大副。清宣统二年(1910年),派往英国学习。归国后,于民国7年(1918年)任豫章舰舰长,任至民国11年4月。此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参加反对袁世凯和护法革命运动。潘曾断然拒绝陈炯明反孙中山的引诱,坚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8月,任楚豫舰舰长。民国12年5月,改任福安舰舰长。民国13年3月,任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是年底,任广东大元帅府大本营咨议。随后,辞职返乡。
民国13年(1924年)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常有五六百名师生到潘的家乡珠村训练。廖伸恺、蒋介石、胡汉民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常来珠村,并到潘家作客。潘煮了当地特产粉果(米粉皮包碎肉)和粉条(粉仔)招待他们。
民国14年(1925年)5月,番禺县农民协会成立。潘在家乡珠村组织农民协进会,被选为会长。是年在广州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中,珠村农民协进会组织会员做挑夫,参加平叛战斗。民国15年4月上旬,省农民协会组成整顿委员会,整顿各地农民协会,潘任常务委员。是年5月24日至7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潘为财政部缉私卫商管理委员会委员。其间,潘为官清廉,所缉私获物垧秉公办理,自己分毫不取。随后,任少将代理海军局长。民国17年任虎门要塞司令,擢升海军中将。次年,解甲归田。后来,曾在杭州吴峰寺隐居。民国26年日军侵华时,从杭州辗转返乡。此后,一直在乡间居住。
潘在家乡居住期间,为乡亲办了不少好事。他尤其重视家乡教育。民国25年(1936年),经他倡导,在东圃墟办起东圃小学;民国35年,又帮助村里筹办珠村小学。
民国32年(1943年),珠村一杨桃园主钟洪基赌博输了钱,对方姓潘的要他把杨桃园抵押。杨桃园地处村中交通要道,如果归了姓潘的,姓钟的就无路可行,因而互相争执。最后发展到各自大量购买枪械和到外面找同盟者,准备一场械斗。潘获悉后即极力制止。由于潘的出面,终使双方坐下来谈判,杨桃园仍归钟姓所有,双方重归于好。
民国38年(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初时,有些村民轻信谣言而惊慌。潘向村民们说:“共产党是铲除土豪恶霸,没有什么可怕的。”稳定了村民的人心。
是年12月,潘在家乡病逝,终年67岁。
苏英法(?~?),广州沙河花生寮人。
民国时期,苏曾先后任番禺县东区国民党党部委员、龙眼洞堡田亩税收委员、番禺合群运输公司总经理、番禺八桂中学校董、广州市东郊土地登记周局长、番禺县明伦堂委员。民国23年(1934年)1月,任番禺县第二届参议会副议员。民国36年,任番禺县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
民国14年(1925年),苏任番禺县东区国民党党部委员时,曾挑动龙眼洞村与长湴村两村村民械斗。
民国16年(1927年),禺东公路修建,苏掌握了筑路权并私自把公路修筑工程批与经伦公司,从中收取贿赂。苏还利用职权,强征民工修路。公路所征用的农民田地,多无补偿,而苏从中私吞征地款2000余元。
民国36年(1947年)苏任县副议长时,曾包揽讼事,欺压乡民并强占民妇为妾,使民妇家破人亡。其侄被匪绑票,苏竞趁机勒索乡民出钱为他赎人。期间,又曾挑拨杨箕村与永福村民械斗,祸及村民。
建国初期,苏逃往香港,开了一间甜品店。后死于香港。
吴毓全(),广东省梅县人。出身于贫民家庭,家有四兄妹,他为大哥。
1950年,吴于梅县东山中学高中毕业。是年9月,考入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并参加土改工作。1951年5月,在市行政干校任干事、区队长。1953年6月起,先后在市政法委员会、市委政法部、市人民检察院任干事、副科长、科长。1954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62年开始,先后任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郊区区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1975年5月起,先后任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和办公室主任。1984年9月,任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工委书记、广州市天河区办事处主任。1985年9月,被选为首任中共天河医区委书记。
吴自任天河区主要党政领导以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做好建区工作。吴曾亲自组织和带领区的干部赴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深圳等地学习考察;先后召开市、区人民代表座谈会和中央、省、市驻区单位,大专院校,驻军单位负责人座谈会等会议,广泛征求建设天河新区的意见。他深入区属各单位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主持和制订建设天河区的宏伟规划。吴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好调进干部审查关,以及一面抓与郊区(今白云区)的交接、一面抓发展天河区经济方面等做了大量工作。
吴为建设好天河区而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他曾多次住进医院仍带病坚持工作,直至病重医治无效,于日病逝,终年54岁。
涂斌强(年),1972年12月出生于广州,原籍为广东韶关市翁源县。
1994年7月,涂从市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分配到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三中队工作,中专文化程度,共青团员,办事员,二级警员。涂斌强同志曾多次受到市公安局和区公安分局的嘉奖,1996年9月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日晚7时正,涂和黄晓宇根据中队领导的安排,全副武装,驾驶五羊牌巡逻警车到第十警区(广日电梯厂警区)执勤巡逻。晚18时50分左右,巡逻至旧广从公路广日电梯厂附近路段一间发廊门口前,发现一辆无牌红色捷达牌摩托车,车旁站着一男一女,形迹可疑。涂、黄两人当即停车上前,表明身份,示意盘查。当两名民警距离可疑男女1米左右时,可疑男子突然从身上掏出“六四”式手枪对准他们连开数枪,涂中了1枪,子弹从心脏穿过;黄晓宇中了2枪,身受重伤,生命危殆。凶犯开枪后仓惶逃跑,涂、黄两人仍忍着剧痛奋力追赶,涂追出十几米后倒地,不幸殉职,年仅23岁。黄晓宇一边追一边用对讲机向分局电台简单地汇报了有关情况,黄追出10余米后也昏倒在地。
1996年12月,区公安分局党委为涂申报个人一等功。省政府授予其烈士称号。
吴志海(年),广东南海县人。
少年时期,他在家乡读完小学、中学。1960年7月考入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1964年8月毕业后参加工作,任广州市人事局干部科干部。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后,先后在广州市“五·七”第一干校当学员和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织办公室当工作人员。1973年后,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干部、副县(科)级和正县(科)级干部、调研室副主任和正主任(正处级)。1989年4月,到天河区挂职,任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副书记。1990年5月起,先后任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副书记、巡视员。
日,病逝,终年59岁。
阮绍麒(年),广州市人。
年,先后在小学、中学及国立广西大学读书。1946年,在香港太古船坞当技工。1948年,任石井第四小学教师。1949年后,在东莞第十五小学任教导主任。1952年起,在广州市郊萧岗、猎德村任教师。1959年后,在石牌小学任教师至退休。
1980年6月至1984年7月,兼任广州市郊区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7月至1987年4月,兼任广州市郊区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底更名白云区)。1985年11月,兼任广州市天河区政协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1987年4月至1990年6月,兼任广州市天河区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并任民进广州市委委员、天河总支主任。
1990年9月退休后,仍关注天河区政协事业的发展,关心天河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日,在广州病逝,终年75岁。
吴尚时(),广东开平县人。
吴9岁时,就学于广东师范学堂附属小学。民国17年(192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英语系。是年,考赴法国留学,学习地理,后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在中山大学任地理系主任兼教授。
30年代初开始,吴先后发表的学术著作有《(广州)白云山乐麓地形之研究》、《广东羚羊峡及其旱峡地形之研究》、《登峰走廊地理述要》等,均被誉为地形学、水文学的杰作。吴与学生罗开富合撰的《论整理广州东濠计划》、《论广州市日之水灾》等,对整治东濠涌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并得到广州市政府的重视。吴提出的北江、西江中游及珠江三角洲的峡谷生成与筑堤炸滩之见解,尤为中肯,并得到省政府的采纳。
民国36年(1937年)5月,吴在广州市东南郊七星岗南麓,发现了一组侵蚀地貌,内有侵蚀台、陡崖、崖下岩洞等。吴经过研究,判断这些都是古代海水侵蚀的遗迹。吴还通过研究广州地形图(1:10000),读出平台的标高为10米,称之为“10公尺海蚀台地”。后来,又在石榴岗赤砂浯东面小丘麓发现4个海蚀洞,在松岗附近发现了一条海成沙堤,长约400米,宽100余米,确认了沙堤与山岗之间为古泻湖。以后,逐步创立了广州七星岗平台是海蚀地形——“古海遗址”之说,并为中外学者承认和继续深化论证。这个发现说明了广州市在四五千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该址已列入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建碑纪念。
抗日战争时期,吴随中山大学内迁各地[经历罗定、澄江(云南)、坪石、临武(湖南)、乐昌、曲江、兴宁、梅县等地],备受跟辛。但吴不怕艰难险阻,全神贯注于写作。此时,吴兼任了《广东年鉴》编辑委员,并负责撰写《广东地形》部分。同时,又接受省政治、经济地图及分县图志绘编任务。此外,还应抗战形势需要,绘制日本国地形图。
民国35年(1946年)抗战胜利后,吴转到岭南大学任教,并发表了多篇论文,集成专号出版。如《仁化县地理》(与曾昭璇合著)、《粤北红色岩系》、《东江附近地形观测初步》、《雷州半岛》等。提出有创见的“丹霞地貌”、“南岭”地貌真相,以及中国山脉弧形学说,均富学术价值。吴对地理制图、读图学说提出要从空中摄影发现,有“进者乐空”的警句,这与今天的“遥感”科学观测暗合。吴对战国时代的哲学家、阴阳家邹衍(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0年)进行研究,确证其又是古代地理学家。邹进行的大地观测及他建“大九洲”学说,还有各种涉及地理“综合考察”与“实验归纳”方法,均比外国人培根()早1000多年。近20多年,中外发表的有关邹衍论著的介绍分析,均比吴所见为晚。
吴是我国自然地理创始人之一,他的学生罗开富、曾昭璇、何大章等都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
民国36年(1947年)9月21日,吴因病逝世,终年43岁。
张巨伯(),原名钜柏,别字归农,广东省鹤山县人。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随兄到墨西哥,后转美国读中学。毕业后,考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农学院读书。
民国6年(1917年),张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农学院获昆虫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历任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兼江苏昆虫局局长,浙江省昆虫局局长,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广东省农林局技正,广州商检局技正,昆虫学会总会理事。
早在民国9年(1920年),张首先倡议组织六足学会,后又扩大改组为中华昆虫学会,被选为会长。为了促进养蜂事业的发展,张又组织过中国养蜂改进社,集资创办附设养蜂场。又成立过浙江省治虫人员养成所,教授稻作、桑树、棉作、果蔬等害虫学知识以及掌握治虫技术。张创办过《昆虫与植病》旬刊,为《科学画报》主编昆虫丛谈、植病丛谈和医学昆虫等内容。后成书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昆虫科技知识的普及。张是我国首批经济昆虫学教授,为学生讲授各种有经济价值的昆虫科目、各种害虫防除原理和方法,指导学生研究害虫生活习性及除虫药剂的配制和使用方法。民国31年,抗日战争处于困难时期,张在困境中出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为了加快植保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张积极推动下,民国37年,中山大学农学院病虫组扩建为病虫害系,张受聘为首任系主任。
建国后,张出任全国昆虫学会总会理事、昆虫学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国昆虫学报》编辑,主要著作有《棉虫讲义》、《昆虫通论》、《医用昆史》、《植病通论》等。
张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对学术问题能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张胸怀宽广,不抱门户之见,量才用人。张为发展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和昆虫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张在中山大学病逝,终年59岁。为了悼念和缅怀他的业绩,中山大学将他的骨灰葬于校内旋螺岗,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邹鲁(),原名澄生,字海滨,号澄庐主人,广东大埔县人。
邹8岁入私塾读书。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8岁进潮州韩山书院学习。光绪三十一年,先后加入兴中会、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邹参加赵声、朱执信在广州发动的起义。清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邹参加辛亥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后来,避居日本,进了东京的早稻田大学读书。民国3年(1914年)5月,孙中山在东京创办《民国》杂志,邹任编辑,以“亚苏”笔名发表文章。民国6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邹任财政部次长。民国9年至民国10年,邹任两广盐运使。民国10年1月10日,邹加入中国国民党。
民国12年(1923年),孙中山任命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不久,广东高等师范与法政大学和家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邹为筹备主任。肖时虽然财政十分困难,孙中山还是准邹之请,将省外筵席捐、田税附加、士敏土捐、匹头厘等拨为广东大学开办经费。邹任职后,即聘请胡汉民、李大钊、胡适等35位名人、学者为筹备委员。邹将该校分为预科和本科两级,本科分文、理、法、农四科十六个系,后将广州公医学校并入,增设医科。大学之下附设师范和中小学、幼稚园。又设海外部,选派学生到海外留学。民国13年夏,广东大学正式成立,邹任广东大学校长。民国15年,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
民国21年至民国29年(年),邹任国立广州中山大学校长。邹于民国21年5月公布新的《大学组织大纲》,设校务会议,定教师职称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重新制定校徽校歌。学制本科四年,医科另加一年实习;除医科实行年级制外,各科基本上是分年选科制。邹在任内,中山大学有较大发展,其最显著成绩是秉承孙中山遗愿在石牌建成新校舍。建校的款项一部分是南京财政部拨给,一部分是对进口肥料征收附加费等收入,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国内外广泛募捐。民国21年春,邹积极筹款兴建中山大学石牌新校址两期工程费达500多万元。两期工程先后于民国23年、24年秋完成。中山大学的文、理、法、农、工学院从广州市文明路迁往东郊石牌。
邹办学措施有较多的封建色彩。邹把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限制在学校的统一组织下,诬蔑学生的救国运动为“害国”运动。邹配合陈济棠的尊孔读经活动,提倡复古读经,宣称“要造就救国之学问,须将中国之旧道德办行起来”。邹还把《孝经》列为文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民国29年(1940年)4月,由于中山大学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邹难于控制局面,便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辞校长之职。
民国38年(1949年),蒋家王朝覆灭,邹去台湾。日,病逝于台湾,终年69岁。生前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回顾录》、《邹鲁文存》等著作。
邓植仪(),别字槐庭,广东省东莞县人。
邓自小爱农、学农,深受“教育救国科学兴农”的思想影响。民国3年(1914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硕士学位,并学成归国。回国后,历任湖南工专、南京高师教授,广东农专校长,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教务长兼农学院院长,土壤调查所所长。建国后,历任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和华南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民国6年至民国38年(年),邓在任广东公立农专、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校长、院长期间,经历了艰苦创业、开拓发展、颠沛流离以及战后重建的阶段。此时,邓团结和稳定了一批学术水平高深、有振兴中华农业抱负的国内外知名教授如丁颖、陈焕镛、蒋英、张巨伯、侯过、赵善欢、蒲蛰龙等在中大农学院任教,并创建了稻作试验场、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所、白云山模范林场、蚕种改良所祁气象观测所等科研机构。邓为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作出卓越的贡献。
邓和彭家元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本现代《土壤学》教科书,创办了广东土壤调查所。民国19年至民国27年(年),完成了广东全省交通干线的初步调查,编撰出版了28个县土壤调查报告书。邓利用民国23年暑假时间对长江、黄河流域各省土壤和农业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写成了报告书,于是年出席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发表,提高于我国土壤学科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同时,在当年招收建国前唯一的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30多年来,由邓植仪教授培养的学生许多己成为我国土壤学科的专家、教授。
邓的论著甚多。其中,教育思想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论吾粤实业与实业教育》、《论农学院之过去与将来》、《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暨沿途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概况报告书》、《改进我国农业教育刍议》、《科学与教一一大学应负之科学使命》等。
土壤科学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邓主持编纂的《广东部分县土壤调查报告》、《广东土壤提要初集》,与彭家元合著的《土壤学》、《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等。同时于民国24年(1935年)撰写的《三十年来之广东农业》一文,更成为后人研究广东农业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建国后于1950年4月,邓出席中央农业部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土壤肥料会议。会上,邓作了《广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门的生产改进意见》的发言,得到与会者赞誉。会后,邓受聘为中央农业部顾问。
1957年,邓虽已年近古稀,但还到番禺县调查反酸田改良问题和进行红壤的研究工作。
是年,邓于广州病逝,终年69岁。
陈宗南(),字伯熙,广州市增城县人。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参加学使案临考试,被录取为秀才。翌年,考入两广留学预备馆,适该馆改组,于是转入唐山矿学堂。因成绩优异,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选派赴美国留学。民国2年(1913年),考入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首府斯普林菲尔德大学。陈以祖国缺乏化学人才,乃专攻化学,先后取得化学学士及化学工程硕士学位。
民国5年(1916年),陈学成回国,任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教席。后学校改组为中山大学,陈先后任理学院院长、理工学院院长和中大教务长等职。在任中山大学教务长时,陈四处聘请知名之士任教,其中有鲁迅和郭沫若。
民国21年(1932年),中华文化基金会选派陈出洋考察各国人民生活情况及财产制度。翌年回国,适逢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大办省营工业,急需化工人才,陈被聘为广东省建设厅技正和肥田料厂厂长。在这期间,陈还创立广东省建设厅工业试验所,并兼任所长。
广州沦陷时,陈仍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兼工学院院长,率领部分学生先后转入云南昆明澄江。
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陈仍任教务长兼工业试验所所长。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广东成立分会时,陈被选为广东分会舍长,同时受聘为广东省政府顾问。
建国后,陈前往南洋一带考察,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兼代校长职务。
1960年,陈退休到香港定居。日病逝,终年75岁。
丁颖(),字竹铭,别名君颖,广东高州人。
丁出身于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在贫困的农村,目睹农民受压迫剥削的痛苦,激发其学农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的理想。
清宣统二年(1910年),丁考入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就读。民国2年(1913年),考取日本公费留学。民国1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
回国后,丁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历任广东大学农业科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华南农学院教授、院长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丁从事稻作研究4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早在30年代,我国稻作学界就有“南丁(颖)北赵(连芳)”的美誉。丁先后创建了6个稻作试验场,征集了国内外水稻品种7000多个,还有大量野生稻品种,发表科学论文140多篇,并培育出大批水稻优良品种。民国25年(1936年),丁用巴西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育出单穗谷粒为1400粒的千粒穗品种,被国内外视为奇迹。1989年,日本渡边武主编的《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尊称丁为“中国稻作学之父”。丁的论著《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丁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曾先后被授予柏林德国农业科学院、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
建国后,丁先后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院长。丁在职12年,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丁提出与广东省农业厅共同筹建广东农科院的前身华南农科所,并担任首任所长。1963年,丁提议中国农科院、广东省农科院和华南农学院联合组成中国水稻生态研究室,开展全国性水稻生态研究。1964年,丁在山东临沂作技术指导时病倒,送往北京医院抢救无效去世,终年76岁。
为缅怀丁对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的杰出贡献,华南农业大学设立了“丁颖科学基金”,建造了丁颖铜像,出版了《丁颖稻作论文集》(1983年)、《丁颖、邓植仪农业教育论文选集》。广东省科协于1989年设立了“丁颖科技奖”,这是广东省首次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重大奖项。日,国家邮电部发行了一枚“农业科学家丁颖”纪念邮票。
陈序经(),海南省文昌县人。
清宣统元年(1909年),陈随父亲赴新如坡读书。民国9年(1920年)回国,进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就读,后进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民国14年毕业。旋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留学。民国17年夏获博士学位,是年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次年,又赴德国留学。
30年代初,陈学成回国后,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陈先后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大专院校任教和担任校领导工作。建国后于1955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
1957年,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决定在广州筹建一所华侨大学,成立了以陶铸为主任的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陈任副主任委员。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于1958年在广州石牌重建,并于9月开学。陈任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3年1月,陈任暨南大学校长。2月,成立以廖承志为董事长的暨南大学董事会,陈兼任副董事长。陈贯彻“应把暨南大学办成尽可能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与要求、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华侨大学”的办学方针;调整专业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科研工作,并十分注意华侨学生的特点,改进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开展文体活动,丰富课余生活。1964年,陈调任南开大学任副校长。
陈长期担任高等学校行政领导职务,工作繁忙,但从不放松教学和研究工作。
陈学贯中西,著作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在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历史学、东南亚问题和华侨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文化学方面的著作有《文化学概论》、《西洋文化观》、《东西文化观》、《南北文化砚》等。已出版的著作和未出版的手稿有20册,近20万字。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学的起源》、《蛋民的研究》以及有关乡村建设方面的论著。教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大学教育论文集》等。陈对东南亚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成就卓越,其著作主要有《东南亚古史研究全集》(包括《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马来南海古史初述》、《掸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林邑史初稿》及《东南亚古史初论》共7册,逾百万字)。此外还有《暹罗与中国》、《南洋与中国》和《越南问题》等。历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逾百万字的《匈奴史》、《泐史漫笔》(西双版纳历史补释)以及尚未完稿的《中西交通史》。陈勤奋著述,严谨治学的精神及其所作的重大贡献,在国内外均有重要影响。
建国后,陈历任广东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日,陈在天津南开大学去世,终年64岁。
王燕士(),天津市人。
王毕业于南开大学。民国21年(1932年)开始,先后在天津、北平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民国26年开始,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抗大总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中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丈化部长,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等职。1957年9月转业调入华南师范学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59年6月,任院长。
王在任期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和知识分子合作共事。王重视教学工作,重视教材建设和学科带头人的选拔。在他任院长期间,华南师院、华南师院附中、附小的办学都取得了显著成绩。1960年,华南师院大、中、小(学)一条龙到北京参加群英会,一时传为美谈。王强调师范特点,重视师范生技能的培养,在全校学生中推广“三正”(正音、正字、正书)、“三通”(词通、句通、文通)工作,受到教育部领导的表扬。王重视科学管理,主持制定了学校各种规章制度。
王还注重学术研究,涉猎政治理论、自然科学、文艺、体育等方面。王精通英语,在工作之余翻译了不少外国作品,己出版的有《印度农民起义》等书籍。
日,王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含冤去世,终年55岁。
许崇清(),别号志澄,广东番禺县(今属广州市)人。
许少年时期,在教会学校读书,曾和宋教仁、黄兴等革命者相识交往,从而接受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思想。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许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清宣统三年(1911年),经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在日本留学15年,许对自然科学、哲学和教育学都做了广泛的研究,并掌握了日、英、德语。民国6年(1917年),许最早向我国学术界介绍爱因斯坦的学说“相对论”。
民国11年(1922年),许从日本学成回国,应孙中山邀请回到广州,任广州市教育局长。民国14午,许向国民政府提出《教育方针草案》,认为中国只有摆脱旧的制度,才有发展的可能;教育方针与革命政策应相一致;主张实施产业教育,半工半读,让受教育者成为具有实用常识和科学知识兼备的生产者。民国15年,国民政府决定将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许为筹备委员之一。
民国20年(1931年)6月,许第一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许就任后,进行一些改革。其中,主要是在文学院增设社会学系,改理学院为理工学院,增设土木工程和化学工程两系。是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对广州学生举行抗日爱国游行和请愿持同情态度,于12月下旬,被国民党当局以“控制不力”为由,免去校长职务,调任省政府委员。
民国23年(1934年),广东省主席陈济棠计划在大、中小学推行尊孔读经,重刊《孝经》,并编写一些经书教材,规定每周不少于6课时,作文命题一半要有经书内容。此举受到许等人的反对与抵制,许写了《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批判其反动落后的思想内容。因此,被免职。后离穗到浙江闲居。
民国28年(1939年),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迁到云南澄江。次年4月,许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7月,在许主持下,将中大迁回广东乐昌县。当时校舍分散,设备简陋,经费不足。许和师生一起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使学校正常上课。许在学校公开讲授唯物主义哲学,介绍苏联教育,并聘请洪深、李达、王亚南、林砺儒、雷沛鸿和穆木天夫妇等一批进步学者任教。这些做法引起校内的反动势力所不满,被密告“引用异党,危害中大”,于民国30年被免去代校长的职务。后来,许以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做了不少掩护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民主宣传等工作。以许的名义主持而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党员主编的《新建设》、《新教育时代》、《阵中文汇》、《学园》等期刊,被进步人士称之为“浓黑中几盏微弱的灯火”。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随中山大学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从粤北迁回到了广州石牌校址。民国35年至民国37年,许还兼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
建国后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许为中山大学校长。上任后,许建议将中大校庆日改为孙中山诞辰11月12日。从1951年至其去世前近20年间,许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50年代初,教育界全面学习苏联,许响应这一号召,但认为学习苏联应结合中国实际,主动调整教学计划,精简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
许毕生著作甚丰,其中主要有《我的唯物史观》(1920年)、《欧美大学之今昔与中国大学之将来》(1920年)、《产业革命与教育》(1921年)、《新教育思潮批判》(1925年)、《教育方针讨论》(1928年)、《农村学校改造的五个要则》(1930年)、《学术中国化与唯物辩证法》(1939年)、《民族自由与文化建设》(1940年)、《杜威社会改造思想批判》(1942年)、《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1957年)等。
许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副省长。
1952年,许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58年,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进广州市主委、民盟广东省主委,兼两个民主党派中央常委。
日,许病逝于广州,终年81岁。许去世后,他的同事和学生搜集其平生著述,编成近30万字的《许崇清教育论文集》,于1981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谢焕廷(),广西合浦县人。
民国18年至民国22年(年),谢就读于广东省农业专门学校(后合并到中山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稻作试验场技佐,为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教授的助手之一。民国28年至民国31年,任广东省建设厅农村处稻作改进所技正兼所长。
长期以来,谢在丁颖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水稻良种的选育、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先后推广了“白谷糯16号”、“黑督四号”、“大刚占”、“南特16号”等良种。
建国前夕,谢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认真保护了省稻作改进所的裆案、资料和财产,为解放后的顺利接管作出贡献。
建国后,谢继续在广东省农(林)业厅工作。年,任广东省农(林)业厅农业工程师、技术室主任。年,任广东省农业厅副总农技师、厅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在农业合作化期间,谢吸取群众智慧,与专家联名提出“三推五改”(推广良种、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潮汕地区高产栽培经验、单造改双造、挣稿改间作翻耕连作、撒播改条播或插秧、冬闲改冬种、荒地改耕地)的意见,得到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以各级农业技术推广站为示范基地,逐步向全省推广。
谢曾深入调查总结连平、连县等地农民制造土杂肥的经验,并于1955年到新会县杜阮乡龙榜一社指导农民制造土杂肥,树立样板,然后由省农业厅召开现场会议,总结他们的做法与经验。并在《南方日报》发表了《把龙榜的制造土肥经验推广到全省去》一文,使龙榜经验广泛推广全省。
60年代,谢针对广东仍有3000多万卣水稻年亩产在200公斤以下的低产田的状况,指出改造低产田是提高我省水稻单产的战略措施。提出以水改、肥改、土改为中心,大种绿肥,积集土杂肥、山坑田开沟排除渍水、降低地下水位、水旱轮作、稻杆回田等一套综合治理的实施办法,发表了科技文章多篇。并深入基层,宣传指导改造低产田的综合治理工作。以后,谢改造低产田的经验逐步推广开来,成为广东省粮食增产的一项关键措施。
60年代初,广东省开始选育并推广子一批矮秆良种,至60年代中期,全省早稻基本普及了矮秆良种。潮汕地区的一些先进社队率先摸索出一套矮秆高产栽培技术。谢与有关专家一起及时总结潮汕及其他一些社队栽培矮秆良种的高产经验,并从理论上提高,逐步向全省推广,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由于矮秆良种普及和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加上广种绿肥,使得广东粮食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为了解决广东省早稻培育壮秧,防止烂秧的问题,60年代初,谢首先提出用塑料薄膜覆盖育秧新技术,并组织试验、摸索,总结出一套塑料薄膜覆盖育秧的实用技术,然后组织推广,为广东推广尼龙薄膜育秧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虽然是专家,但十分重视群众经验,认为“群众创造的生产经验是宝贵的财富”,谢为选育和推广良种而不辞劳苦,自号为“马命”,跑得多,走得多。谢所到之处,都与基层干部、农民打成一片,虚心倾听,问得具体,记得认真,毫无专家架子。谢衣着朴素,群众说他不像“老总”(总工程师)而像农民。谢对年轻的技术干部总是言传身教,谆谆诱导,勉励他们树立为农业献身的精神。谢指出工作上要坚持“六多”即多跑、多看、多问、多想、多写、多参加生产实践。谢与农村基层的技术干部建立了融洽的感情,下乡时总要找他们谈心和了解生产情况,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到有问必答。因而他们都乐意给谢经常及时地反映生产情况和存在问题,使谢能准确了解和掌握全省情况。省很多基层农业技术干部都知道省农业厅有一位和蔼可亲、有丰富生产经验的谢老总。
谢于1956年加入民盟,是年被选为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谢受到迫害。1970年3月,谢在曲江县消雪岭省农林水战线“五七”干校患高血压脑溢血病去世,终年65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省农林厅为谢平反昭雪。
陈焕镛(),别字韶钟,又名文农,祖籍广东省新会县人,出生于香港。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随母到美国就读。民国2年(1913年),考入哈佛大学生物系。民国8年,获哈佛大学科学硕士学位。民国9年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研究院农林植物学部主任、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中国植物学会会长。建国后,任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陈毕生从事植物分类研究工作,在国内外植物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20年代末,陈创建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经过艰苦创业,至民国27年(1938年)该所拥有15万多号珍贵植物标本的标本室,占地面积10多亩、栽培有一万五六千号植物的标本园,4000多本中外图书、几十种中外期刊的图书室,并出版了《Sunyatsenia》,这是我国首次发行的英文版植物学报。建国后,陈把华南植物研究所从一个专门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机构发展成为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多分支学科的综合性植物研究机构;同时建立起华南植物园,种植了种类繁多的南方经济植物和野生植物,引种了国内外罕见的热带、亚热带特殊植物和珍贵树种,成为了广州一个具有知识性、科学性的优美旅游风景区。
半个世纪以来,陈发现了植物新种100种以上,发表的专著、论文也很多,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树木》(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植物图谱》(年,共5卷,与胡先合著,商务印书馆出版),《海南植物志》第一、二卷(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植物志》第二卷(1959年)、第十一卷(196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华南植物研究所在陈领导下编写了《广州植物志》、《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辞典》。陈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提高我国学术地位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先后被世界植物学会选举为国际植物命名规律委员会委员和被聘为世界植物命名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主席。陈从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我国知名的植物学家蒋英、秦仁昌、陈封怀、侯宽昭等都是陈的学生或早年助手。
日,陈在广州病逝,终年81岁。
杨邦杰(),湖南省武冈县(今洞口县)人。
杨早年留学日本,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毕业后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民国17年(1928年)毕业,又转入九州帝国大学遣传实验室进行研究,是年底回国。历任广东仲恺农工学校蚕桑部主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蚕桑系主任等职。建国后1952年,院系调整,任华南农学院教授兼蚕桑系主任。1963年,任中国蚕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广东蚕学会理事长。
杨对蚕桑事业贡献毕生精力。民国8年(1919年),杨将中山大学农学院仅有的蚕桑课程扩充为蚕桑门,增设几个与蚕桑有关的课程。民国19年,再将蚕桑门扩充为蚕桑系,增加编制,于国内聘请名教授、讲师多人,充实师资力量。是年冬又由日本聘请朝鲜籍学者桂应祥为教授。
杨在日本曾与导师田中义磨博士共同发表《冬季莴苣叶养蚕》论文,获得专利权,开探索家蚕代用饲料的先河。自民国17年(1928年)回国后的三年中,引进日本种和本地黄茧种杂交培育出学14号、学16号等新白茧蚕种(后改为号等),成为我国最早育成的优良白茧种。其茧和生丝样本于民国22年送巴黎国际博览会展出,获得国际蚕桑界好评。同时,杨整理广东地方品种、选育出大造系统56、土大、轮月系统仲恺种258、560、369、4000号等十余个品种。此后,又与桂应祥合作。其中,经改进的仲恺种258,提高其生命力,达到茧形均匀,茧绵少,解舒好,水结少与出丝率高等优点。此品种在广东、广西推广直到解放初期达20余年。此外,杨还选育出生命力及茧丝质较优的杂交固定种1053A2,在广东西江一带推广多年。还与桂应祥合作进行温汤浸蚕种试验,获得成功,在广东蚤种繁育场一直沿用至今。杨进行家蚕遗传育种理论多项试验,其成果刊印《仲恺农工学校试验报告》5宗卷。建国后,杨进行的温汤浸种预防微粒子病的试验与高温浸越年种孵化试验,均获得良好成绩,为以后高温防微粒子病及越年种孵化的理论依据。
杨是广东省第三届人大代表。1971年病故,终年80岁。
王仲彦(),原名王希孟,辽宁省沈阳市人。
民国16年(1927年)9月,王在北京弘达中学毕业。随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理学院。民国18年,东渡日本。民国19年3月,在日本东京高等预备学院毕业。民国22年3月,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获农学士学位。
回国后民国25年(1936年)8月,在湖南长沙省立高农任教员,兼农场主任。民国29年11月,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学系农艺组主任。
建国后于1952年11月,中山大学院系调整后,王调华南农学院任教授兼农学系主任,是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3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1958年9月,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兼汕头分院院长、汕头专区农科所所长。在此期间,被选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汕头专区农学会副理事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届人民代表和常务委员。1960年6月,被评为广东省和全国文教战线的先进工作者。
王长期从事农业教育,讲授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作物育种学等,是我国农作物品种改良和遗传学方面较有造诣的农业科学家。王躬身教学,并经常深入田间实验和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传授农业科学知识,并积极培养年青一代,王的学生遍布省内外,许多已是农业教育和科研单位的骨干和主要管理人员。
1967年以后,王运用米丘林学说中的生活力学说对丰富教材、培养技术干部、解决水稻和黄麻品种退化减产等问题有一定成就。同时运用无性杂交理论,育出第一代具有分离斑象的蕃茨无性杂种,在连续培养月光花嫁接蕃茨三代观察中,肯定通过嫁接并进行定向培养及选择对育成丰产良质新品种的可能性。王对农村普及米丘林学说和丰产技术改革也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王的论文及译著甚丰,主要有《追念蒲彭克与米丘林》、《作物耐旱性及其增进法之研究》、《克服稻种退化现象,提高爱国增产效果》、《学习米丘林学说,为提高农业生产而努力》、《混合授粉法对稻种更新的实验效果》、《水稻品种更新法的研究》、《水稻品种春化发育阶段初步研究》、《水稻品种光照阶段发育初步研究》(与华南农科所合作)、《高农选一号,经月光花嫁接后的产量及形态的变异性》等。
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冲击,并下放干校劳动。1972年返回学院。1973年3月,王病逝,终年69岁。
林亮东(),又名立农、一农,广东中山县人。
民国12年(1923年)6月,林毕业于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曾在南京东南大学任助教,随戴芳澜教授从事真菌学及植物病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民国16年6月,返回广州在中山大学农学院执教。民国24年10月,由中由大学派往美国留学深造,于俄勒冈大学研究院攻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民国26年6月,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被接纳为美国生物学会的荣誉会员。美国植物病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是年回国后,继续在中山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建国后,随院校调整曾任华南农学院教授、植保系主任及华南农学院湛江分院院长等职。
林的科研领域颇广。早年从事华南热带果树及水稻病害研究,其“木瓜炭疽病之研究”、“水稻胡麻叶斑病之研究”,提出了生产上防治这两种作物主要病害的途径和措施。留学美国期间,还整理发表了《中国真菌名录》(第一辑),介绍902种真菌的寄生、生长习性和分布。抗战期间,林带领助教奔走在云南、湖南、广西和广东4省,爬山涉水,深入田间,采集标本,鉴定病原。经4年时间,共调查寄生植物98种,病害295种、病原菌286种,发现病害13种,并发表了《滇、湘、粤、桂农作物之病害》等论文。
民国37年(1948年)3月,林曾参加粤、赣、湘、桂、闽五省政府赴台湾农业考察团。建国前夕,国民政府建设厅长邀林同往台湾并多次派人催请,林托辞患脚疾,避而不见,留在大陆。建国初期,当广东水稻发生严重的稻瘟病危害之时,林领导华南农学院与广东省农科历合作研究解决的办法。年,林进行了广东省水稻品种资源抗稻瘟病鉴定,并与协作单位共同发表《广东省水稻稻瘟病流行情况及耕作防治重要性》和《广东水稻品种对稻瘟病抵抗能力的鉴定及其抗病现象的观察》等论文,提出了合理的水肥管理和采用抗病品种是制止稻瘟病流行的两项重要技术措施。通过水稻品种资源抗瘟性的鉴定,筛选出一批抗原品种,如水稻品种珍珠矮的抗瘟性维持达10年。林防治稻瘟病的研究成果,对提高水稻产量有重要作用。林曾被选为广东省植物病理学会理事和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
林执教47年,讲授植物病理学等多种课程,林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知识并重视实践,为国家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农业科学人才。
日,林在广州病逝,终年74岁。
陈唯实(),广东省潮安县人。
陈少年时历尽艰苦,做过农活,去南洋打过零工,经过勤工俭学,在当地读了师范,在故乡当过小学教师。民国24年(1935年)抵上海,加入了新哲学大众化、通俗运动,两年间撰写了《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新哲学世界观》等著作。民国26年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授,又出版了《民族革命哲学》和《新启蒙运动与新人生观》等著作。民国30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民国35年,在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1949年10月建国初期,广州创立了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一一南方大学,叶剑英兼任校长,陈担任第一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并经常亲自向上万学生讲课。办学三年中。培养了近两万名学生。为华南地区输送了大批革命人才。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南方大学结束。陈调到华南师范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在华南师范学院时,陈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陈到校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全院师生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报告。陈反复说明教育事业的重大意义,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培养学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工作的思想。陈强调说:“人民教师不是一个教书匠,而应该是一个教育家。”陈很重视教育学、心理学和中学教材教法等课程以及中学教学实习。华南师范学院的教育专业课程以及附属中、小学的教学质量:达到较高水平,和陈的重视与努力是分不开的。
陈长期刻苦自学,努力钻研。在担任华南师范学院院长期间,十分重视开展科学研究,特别把有关教育科学及结合我国实际的教育问题的研究,放在突出的位置。陈认为,只有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才能提高教学质量,而科学研究必须发扬学术民主,开展自由讨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1956年,陈直接领导了华南师范学院第一次科学报告讨论会,并从中选出优秀论文在《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创刊号上发表。
陈十分关心教师和学生,对教师,他善于团结,尊重人才,经常与教师促膝谈心,政治上关怀进步,曾介绍了阮镜清等专家入党。1957年上半年,都分学生参与了“大鸣大放”运动。随后,开展“反右”斗争运动,陈认为大多数学生在红旗下长大,思想较单纯,对他们主要是进行引导和教育,从而保护了一些学生。
1957年,陈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60年代初,陈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任训练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受到迫害,被下放到农场监督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后来,又令其“退休”回原籍。1974年,陈因贫病去世,终年62岁。“文化革命”后,组织为其落实政策。
1986年,陈的战友、学生根据陈的遗愿,整理出《陈唯实文选》,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雷瑞林(),广东台山人。
雷青年时期,曾是空军驾驶员。民国20年(1931年),雷离开空军考入中央大学体育系,于民国24年毕业。雷曾参加过民国时期的全国运动会。
民国28年(1939年),雷到四川省省立体专任教,并提升为副教授。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广东在文理学院任教公共体育。民国35年,提为教授,后到中山大学体育系,教授体育专业课。除教足球、排球外,还教体育教学法和裁判法两门理论课。不久调任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任校长。任职期间,雷改建宿舍,扩充设备,暑期率体专男子球队远征香港,获得各界好评。
建国初期,省体专合并到中山大学体育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雷瑞林调任华南工学院体育教研室主任。
1953年,雷调广东省体委任竞赛科科长,负责二沙头运动队集训的筹备工作,为广东省参加历届全国各项运动比赛,获得优秀名次作出了贡献。1958年开始,雷先后任广州体育学院教务长、副院饫(主任)等职。在任期间,雷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体育人才,充实了各大、中学校体育师资及各地、市、县体委干部队伍。
1975年,雷病逝,终年65岁。
何杰(),字孟绰,广州番禺县人。
13岁时,何到广州就读于格致中学。18岁,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后改名唐山工学院),初学采矿,后改学铁道管理,尚未毕业又考取“庚子赔款学金”赴美国留学。何先后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煤矿开采工程,毕业后又获理海大学研究院奖学金,攻读地质,得理科硕士学位。当时,有人劝何再学两年,拿个博士学位,留在美国谋个高职位,但何坚决地说:“不!国弱民穷,我取个高职有何用?救国有责,我还是要回去!”并于民国3年(1914年)回国。
何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工程教授,后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地质学系。
民国21年(1932年),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特意邀请何回中大任地质系主任,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在教学之余,何对两广地质、矿产开展调查,收集和出版了不少矿产地质资料。何以南岭山地作为重点,把地质调查研究和采矿、冶炼工程结合起来,而且每有重要发现就立即建议当局实业界开采。经过调查,何弄清了这一带山地煤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品种多、品位高、蕴藏量丰富的特点,对日后广西贺县、钟山县一带矿藏的大量开发,作出了贡献。建国后于1952年,国家在北京建立中国矿业学院,任命何为教务长,负责建校工作。后学院易名为北京矿业学院,任命何为副院长。任内何为解决教学科研的需要,组织人员编辑了一本《英汉矿业辞典》。
1978年夏,何时已90岁高龄,仍当选为广东代表团团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成为大会年龄最高的老科学家。
何于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第一、二届常务委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广州当选为广东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79年12月,何病逝,终年91岁。
张颖仪(),女,曾用名张风娣,广州花县人。
张幼年丧母,家境清贫。9岁时左脚已出现跛行,以后不治,成为终身残疾。12岁,进入孤儿院。民国26年(1937年)7月,在香港飞利女子中学初中毕业后,进入香港真铎启聪聋哑学校师范班学习两年。民国28年,以优秀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民国30年至民国34年,在广州、花县等她任聋童家庭教师及国民小学教师。
民国35年(1946年)2月,张在自己的住处广州惠爱东路(今中山五路)昌兴街挂牌办起私立启聪聋哑学校,招收聋哑儿童入学。这是广东最早的聋哑学校,开办时只有学童5人。由于张工作刻苦,对聋童耐心施教,学校声誉日隆。几个月后,学生增至20人,并得到家长捐助经费。以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原有校舍不够用,于是租用文明路65号的二、三楼做校舍。经过两年努力,学校继续发展,办学更有成绩,受到社会及家长的赞誉。
建国前夕,广州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之际,时局动荡,人心涣散,货币贬值,学校经费拮据;政府又没有给学校经费补助,员工纷纷离退,另谋职业,学童陆续缀学;学校面临停办的厄运,但张仍坚定地把学校办下去。
建国后于1951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对面临困境的私立启聪聋哑学校实行保护政策,给予经济补助。1952年,市政府又拨款购置了南华西路同德里10号房产,交给启聪聋哑学校使用。
1956年8月,广州市政府将私立启聪聋哑学校改为公办的“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工全部留用,全部经费由市教育局拨给。面对这一历史转变,张感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正重视特殊教育,关心聋哑儿童的成长,为她创造了终生从事聋哑教育事业的良好条件。张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5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该校党小组组长。从此,张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教徒转变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了让广大聋哑儿童能受到文化、技术教育,1960年,张以聋哑学校为基地,连续举办了4期师资培训班(每期3个月),自己亲自授课,共培训了来自广东各地的60多名教师。此后,在各地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台山、韶关、汕头、博罗等地的聋哑学校相继建立,广东聋哑教育得到较大发展。
1974年,学校迁到沙河镇猎德村。张以顽强的意志克服因生理缺陷而造成的困难,经常往返于广州市郊猎德和市区之间,向上级汇报工作,商讨教育教学事宜和看望师生。张白天满负荷工作,深夜还巡视学生宿舍。此时,张身体本已孱弱,经长期劳累,染上了盆骨增殖及心血管硬化等多种疾病。同志们关切地劝张休息,她总是微笑着说:“焦裕禄直到停止呼吸前,还为改变兰考县的落后面貌操劳,我这点病算不了什么。”
张是广州地区聋哑教育的创始人,为聋哑教育奋斗了30多个春秋,直到临终前,还向广州市教育局党委提出关于学校领导班子的建设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建议。
张的一生,为聋哑教育事业开拓进取,成绩显著。她多次当选为区人民代表,多次被评为广州市先进工作者。1960年,张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并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
日,张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3岁。
丘纪祥(),广东惠阳县人。
丘九岁随父来广州,赁屋居住于广州河南(今海珠区)同福路,并在私塾就读。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南武学堂创立,丘入该校英文专修班,后南武学堂改为中学,丘是第一届毕业生。丘从小喜爱活动,在校寄宿,课余常在操场踢足球、赛跑、跳高,对持竿跳高最感兴趣。丘身手灵敏,短跑速度快,在校参加100码和220码跑,总名列前茅,被选为学校田径、足球队员。清宣统二年(1910年),丘被选为华南区田径选手,参加在南京举行第一届全运会,初显身手。民国2年(1913年),被选为我国田径、足球队员,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获220码赛第三名,一英里接力赛第二名,并临时参加排球表演赛,使其后来成为我国排球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以后连续成为二、三届远东运动会排球赛主力队员,曾击败菲律宾队荣获冠军。从第四届至第十届,丘连续担任中华排球队教练或领队,使我国排球队获得远东运动会五届冠军,在我国排球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丘在南武毕业后,因其具有各项体育运动的技能和知识,广州各学校争相延聘其任体育教员,先后曾任南武、广东高等师范、省立三中、广东大学、广州市师范学校、广东体育学校、省立体专、广州大学等校的体育教员,推动了学校体育教学的发展。
民国10年至民国26年(年)历届省运会中,丘是大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民国27年(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丘满怀激愤,辗转赴粤北参军抗日。他曾任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军官补训团体育主任教官,在开展军队体育工作、倡导“体育军事化和军事体育化”、举办军事体育竞赛、增强士兵战斗力等方面做出一定成绩。抗战胜利后,丘回广州大学任体育教研室主任,省体育协进会复会后他兼任委员。民国36年,主持召开第十届省运会及选拔运动员参加第七届全运全。
建国后于1952年,广州高等院校调整,丘转任华南农学院教授兼体育教研室主任,多次担任省、市和全国的田径、游泳、排球总裁判,带领裁判员出色完成任务。丘历任广东省排球协会主席,广州市排球、网球协会主席,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排球、田径裁判。
日,丘病逝,终年89岁。
冯秉铨(),河北安新县端村人。
民国19年(1930年),冯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民国21年至民国23年,赴北京燕京大学攻读,获理科硕士学位后回岭南大学任讲师、副教授、物理系代主任。民国29年,获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哈佛大学讲师、研究员。民国35年3月回国,在广州岭南大学任物理系、电机系教授。民国36年,任该校理工学院院务主任兼电机系主任。民国37年,任教务长。
建国初,冯留在岭南大学任教。1951年,任物理系系主任。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后,先后任华南工学院教务长、副院长。
冯担任华南工学院教务长期间,先后发表了《在新的学习战线上努力前进》、《对于同学学习和工作的一些意见》、《要以正确的态庋和方法对待考试》、《我对教学方法的一些体会》等十多篇教学论文。
冯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范围很宽,对无线电电子学、电声学、水声学等学科都有很高造诣,对振荡理论尤为专长。冯在1956年第6期《物理学报》发表了《强力振荡器的相角补偿》的论文,首先提出了相角补偿理论,为国内外有关学术界公认和引用。
1971年,冯开展“脉宽调制式调幅广播发射机的理论与设计”、“射频削波语言加工器理论与设计”和“高效率高频放大器电路”等研究,取得突出的成果。1978年,该项研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三等奖。冯还翻译了大量的国外书籍和文献资料:著有《电声学基础》,《无线电发送设备》上、下册,《无线电广播发送设备近年来的发展》,审改了《英汉无线电电子学词汇》(8万多条)等论著。
冯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为祖国造就了一大批电子学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及管理人才,有的己成为我国著名的研究员、教授或各级党政领导人。冯曾参加制订1956年《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0年《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年全国重点科学研究规划》。1978年,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冯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水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0年,冯在广州病逝,终年70岁。
蒋英(),号菊川,江苏省昆山县人。
民国14年(1925年),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林学系。后到美国留学,获美国纽约大学林学学士学位。回国后,蒋先后任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建国后,先后任广东林学院、中南林学院、华南农学院教授,林学系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蒋毕生从事林业教育和植物分类研究工作。从30年代开始,足迹走遍了半个中国的山山岭岭,采集到植物标本17000多号,总共25万多份。还有上千号的木材标本,成为编写《中国植物志》和研究中国植物区系及地理分布等学科的珍贵资料和财富。他是我国较早开始植物专科研究的植物分类学者。1958年,被中科院《中国植物志》聘为编委。经过JL十年的艰苦努力,蒋编著了《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三卷和三十卷第二分册。概括我国夹竹桃科、萝摩科和番荔枝科植物的种类、分布、经济价值、用途及植物进化,其中1个亚科、6个属、167个种、30个变种是由他发现和创立的。建国后,蒋先后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国家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及金质证章。
蒋一生著作甚丰,曾发表植物分类学和林业科学论文81籍;由蒋发现和命名的植物新种230多个、新属10个、国外新种10个,解决了一百多年来的许多植物分类学的难题。同时,蒋培养的大批科技干部己成为华南地区林业科研和生产的骨干力量。蒋本人也多次被评为教育和科研战线上的先进工作者。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2年,蒋在广州病逝,终年84岁。
陈汉标(),广东兴宁县人。
民国15年(1926年),陈考入厦门大学理学院。翌年,转入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民国20年毕业,留校任心理学助教。民国29年,留学美国,在衣阿华大学当研究生,获心理学博士学位。民国35年回国,任岭南大学教授。建国后于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任华南师范学院教授、心理学研究室主任。
陈在岭南大学、华南师院任教期间,先后讲授过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统计学、心理测量、实验心理学和巴甫洛夫学说等课程。陈教学态度严肃认真,言简意赅,讲求实效,深受学生欢迎。1957年,以陈为首开班招收心理学研究生,亲自给研究生班学员讲课。陈一贯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学生,经他指导培养的研究生皆学有成就,不少己成为心理学专家和教授。
陈毕生致力于心理学的研究,是我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陈早在留美期间就大量阅读儿童语言与思维发展方面的研究文献,并到当地医院哺婴室,对婴儿语言和思维发展进行深入观察、记录,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先后发表了《婴儿发音中子音母音使用频率》、《婴儿语言发展中音素形态曲线》等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一二十篇,对美国心理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儿童心理学著作中,大量引用了陈的研究成果或以陈的研究为实验材料。
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仍孜孜不倦地作学术上的探讨,并旁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钻研,先后写出了《智慧分化论》、《关于心理学的科学性质问题》、《动物心理的演化》和《试论人的心理的实质》等研究论文。其中,《试论人的心理的实质》-文发表于1961年《羊城晚报》,引起了心理学界的广泛注意,认为论点新颖,别有见地,同时也引起热烈的争论。1980年,北京中国心理研究所基本理论研究组同志,经过通读马列有关著作,认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心理实质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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