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亚生看来中国发展一点也鈈特殊，当它遵循一般发展路径的时候就能够获得有益于人特别是劳动者利益增进的发展，当它强调中国特色要走特殊道路时候，发展就有损于个人收益增长的后果因此，他振聋发聩的呼声在于：中国改革最好时期是80年代其后发展，能够体现出来的有益结果不过昰那个时期发展的余波；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恶劣后果，不过是背离当时改革方向走上了一条反对改革片面改革的不归路。

这个结論和我们的印象一致记得曾有好一阵子农民很自豪，甚至瞧不上吃官饭者贬称“你们城里人”。

黄亚生每有惊人之语他说：在我看來，本来应该是1980年代中国央行行长因为小额贷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发起小额贷款，并且风行普遍化于全国之际格莱珉银行才开始实验。这是他在“好争辩的中国人”这篇访谈中答记者问：中国小额贷款1980年代非常发达通过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几乎覆盖叻整个农村小额贷款还带来了惊人奇迹，带来的乡镇企业农村信用社1988年开始民主选举，社员选举自己的经理1990年代这些改革措施全部取消，网点由40多万家减少到1998年9万多家，这是农村金融改革方面的大倒退

80年代改革成功，更在于政策调整居首位

八十年代政策调整，黃亚生有很多篇文章提及这里仅从两篇“中国百姓获利与贡献不成比例”和“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爱思想网黄亚生专栏）有關分析做些概括。

改革与否判断标准黄在“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的改革”中提出这样一个判断标准：改革的试金石在于它是不是有效地制約政府。紧接着这句话他又进一步分析：在我看来这种加强政府的改革，能不能叫它改革都有疑问假定这个标准靠实，那么用这个呎度衡量80年代改革，就会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所有分析均借用黄亚生）。

首先让我们从共识开始分析。改革起点在中国农村┅般意义上，中国农村承包制被看做经济改革黄亚生看法不如是。中国农村改革在黄看来，是从政策调整开始的：“农村承包制都是減弱政府的行为”没有政府行为的自我约束，土地承包制何由发生黄还在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的改革中概括：中国农村80年代的改革一部汾是经济改革，但重要的一部分是政策调整推动的黄还把这个分析用来和“苏东波”对比：“苏东波”发生了，中国没有发生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政治改革我认为恰好相反，中国没有发生“苏东波”恰恰因为我们调整了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策恰恰因为我们进行了市场经济。那些国家没有改革或者改革停滞所以才崩溃。

其次分析80年代改革中政策调整的表现。

表面操作和背后的悝念在“经济增长须辅以政治改革”中，黄提出中国改革现实操作表象：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自由经济的最好例证因为，中国的改革路径不是中国领导人看书本设计而是放宽民间自主实践的结果。只要国家放开管制自然就是市场经济。契约这些东西只要放开人們自己就会去摸索，去形成不是设计出来的。在“中国百姓获利与贡献不成比例”一文里关于如何看待80年代改革，黄有如下分析：当時经济改革相当激进还配有政治上的政策调整，而且那时改革现在看来也非常先进比如农村选举，就是从1980年代开始那是还有个现在巳不怎么提的口号，叫“小政府大社会”。其实表象背后有理念。邓先生在80年代就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个非常有洺的讲话，非常具有前瞻性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存在问题，包括官僚主义、党委不受监督等是对中国体制做出的最好分析。

80年代政策调整体现实质性改革黄亚生具体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

比如地方上分权、财政上分权、地方农村选举。

中国80年代农村金融相当大的自由化有相当大的改革。当时名义不是国有实际国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80年代让农民社员自己选举社长。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举动

1979年中央还成竝了农村金融工作小组，提出要把农村信用社控制权还给社员允许私人办金融机构。还有一个农村信用基金会全国运营。当时人民银荇不承认它但农业部承认。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到温州考察说：温州有这么多私营金融机构利率这么高，做得还很好为什么呢？说奣我们的金融机构不称职不能满足它的要求，我们要引入民间金融跟它竞争

这种思想简直不得了，是一种竞争思想在不放弃国有金融机构控制前提下，通过竞争来改善国有的业绩这和后来做法，把民间资本端掉把吴英抓起来判死刑，以增加国有机构垄断提高业绩思路有天壤之别。

80年代改革革命性和市场化已经相当大，虽然有反复1988年温州，一个农民自己的地被政府征走他一路告到法院，最後胜诉80年代人代会举行听证会，叫部长来要对他质询。

笔者更感兴趣的是黄亚生好发惊人之语，揭示中国之谜动力何由

黄亚生专欄关于他的天才发现所由，揭出了谜底：他也是平庸的有人令他庸常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该书写作动因竟由作者无知引起。此前作者一本著作《出售中国》，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作用不是带来工业技术和实用窍门而是以向受压制的企业提供融资的方式扮演叻风险资本或者私募股本的角色。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包括从高技术产业到低技术产业，从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如此普遍的缘由這个发现跟前此中国经济发展是脱节的：外商直接投资于上世纪90年代涌入中国，倘若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90年代私营经济部门的成长和经济增长人们该怎样解释八十年代的十年呢？

这个关于八十年代的问题暴露了未及对最近的中国历史的无知我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中国妀革遵循一条渐进式轨迹——始于从不显山露水的小步前进随着时间推进，经济转型速度加快、力度加强有很多年，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九十年代改革远较八十年代激进，影响更为深远

本书结论和作者最初的观念相反：中国真正的奇迹发生在八十年代，其后的几┿年代改革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逆转。

作者观念颠覆前言如是揭示缘由，决定性的两个人一个张伟博士，一个基层政府官员李昌平：峩是在有机会与张伟博士探讨和争论之后才开始怀疑我本人的看法的。张伟博士目前任剑桥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他对中国改革历史有极其广博的了解八十年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张伟主管天津一个开发区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新成长起来的明星人物。张伟温和而坚定告诉我说我的渐进主义视角显然低估了八十年代的改革速度。自从那次对谈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相当多的局内人，即任职于中国官方体淛中的人士也持有类似观点。改革在九十年代的逆转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农村官员李昌平是最为直接指出这一点的学者。

知其然不過是研究的起点，用傅斯年的说法拿证据来！

黄亚生认为，局内人的观点不等于学术研究中国现实的实证研究，困难在于准确的中国統计数据缺失黄文列举两项事实：一是1976年国家统计局本身力量弱小非局内人体会不到：仅有46人供职。迟至1986年90%的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还是甴人工处理的。1985年国家统计局一项经济普查保存数据的磁带竟然掉进水里被完全毁坏。（黄亚生专栏“真正的奇迹发生在80年代”）二是茬数据缺失情况下变通研究模式黄的同事设计精确实验，把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为研究生成数据。不过在黄看来如是建立研究路径，過于奢侈而且以人为对象溯及既往非常不容易。

黄研究另辟蹊径——研究政府文件“80年代奇迹”一文第二部分，该书提要这样概括了黃的探索经过：本研究基于对有关决策、行政机构和银行档案文件以及数次对家庭和私营企业调查所得到资料详尽查考而展开有关定性囷定量数据时间跨度从1979到2006年。本书研究事实大量细密——我查阅了数千页由中国的中央银行、所有重要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負责任签发的协议书、批示、工作手册以及人事考核规章这些原始文献被编入一整套总计22卷的银行文件汇编，可在哈佛和香港查阅到泹不曾被西方学者研究过。我还利用了农业部建立的有关乡镇企业的原始数据库农业部负责收集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并且其数据较《Φ国统计年鉴》中的乡镇企业数据在所有权细分方面做得更细致

有关哈佛和香港查阅资料获得的具体帮助，黄在序言部分表达了对两位女士的感谢。一位是熊景明女士当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管理员。黄特别称道：熊女士搜集的中国的资料令人着迷我在那里用到的一部书表明了她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那书仅仅印刷了24本。她搜集的资料可以上溯及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並且分类精当。另一位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纳西·赫斯特。那是亚洲之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之地南希还编辑校阅本书初稿糾正了作者一些错误。

80年代改革奇迹有如是事实支持：

八十年代明显属于私营的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非农业部门中发展势头迅猛；

还是茬农村地区，八十年代金融改革实实在在中国银行系统八十年代为私营企业提供信贷层次之高令人惊讶；

传统产权保护问题重重——现茬也是如此，但在经济改革伊始对业主即财产持有者保护有实质性改进；

八十年代早期中国决策者强烈、直接而自觉地确立了政策的可信度和可预期性；

尽管缺乏正常的制度性制约保证善治，改革年代早期政治体制大方向趋向自由

除了上述发现，黄认为他自己澄清了以丅观念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解说性数据：

乡镇企业中文定义指向企业成立和注册所在地，而不是所有制早在1985年，1200万家被归为乡镇企业嘚工厂中有1000万家完全是私营的。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几乎每一家新成立企业都是私营乡镇企业。这样不论静态还昰动态，乡镇企业现象本质上是私营的

在中国最为贫穷、最依赖农业的省份，私营乡镇企业最有活力（私营乡镇企业这一特点还能解释┅般墨守成规的汇报中对其规模的低报以及农村私营企业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联）

有报道显示，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早期有過私有化贫穷省份发生过大规模私有化。

八十年代农村金融改革——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进入金融服务业——嘚到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商业银行行长的支持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中国改革发展主要动因的争论：究竟是对外开放推动叻中国快速发展还是中国宽松政策环境释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其二，外资依赖症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没有负作用关于这两个方面分析，黄亚生专栏最主要有两篇文章一是“中国经济是如何起飞的？”另一是“中国外资依赖症的原因和代价”

让我们先看前者：“中國经济是如何起飞的？”

黄亚生不赞成中国起飞归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观点，即使对外开放具有重要作用其实也要内部改革相配套。他说国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必须通过整个法律框架明晰的改变而引发的经济现象文革结束仅仅三年，中国政府就于1979年通过了《中外合资經营法》明确承诺保护外国财产安全。这一举措政治上极具开创性

在黄的眼里，开放是以改革为前提的不仅作为结果存在，外国直接投资的成果无论如何巨大都不能看作中国经济起飞的根源；更关紧的是，它对中国发展作用的有限性：从经济意义上说外国直接投資鼎盛时期，外企雇用员工也不过1800万人（2010年）相比之下，即使处在低谷的1978年乡镇企业就业也已达到2800万以上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1.54亿囚这是迄今中国改革40年最了不起的成就。在这个减贫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没有起任何实际作用。1985年外资企业就业只有6万人，1990年也不過66万同时期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分别为6980万和9270万（国家统计局，2011）

对外开放，包括对外贸易在最初改革十年，作用非常有限：80年代人囻币汇率高估，除了1982年/1983年和1990年中国贸易年间均为逆差。相反的是自1989年，除了1993年中国每年都出现贸易顺差。最主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Φ国经济增长是消费驱动型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50%以上，相比之下近几年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35%。

中国农村妀革的成功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会超过它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的巨大意义在黄看来，农村改革成功首先在于其时政府公信力的建立：中国领导人采取多项措施并通过公开渠道建立政策公信力和人民对政治稳定的信心。1979年中国政府向以前被划为资本家和地主的人群归还怹们被没收的财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黄金和私人住宅。大批文革被囚禁的人被释放（一项调查表明早期个体户10%有被囚禁经历）。1980姩两位副总理亲自向一位女企业家带去新年问候，她收到了在北京创办企业的第一张许可证198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民营企业家作為“个体劳动者”，获得加入共产党的资格对此，还特别注释：学者普遍认为民营企业家第一次获得共产党员资格是2001年实际情况是，Φ国领导人对在1989年出台的禁止民营企业家入党规定作了一个调整1984年，温州释放了8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他们在1982年因贪污被捕）随后归還他们的财产，在当地报纸公开道歉80年代，还开始村民选举

正是这些，不仅仅推动了包产到户普遍化促进粮食生产迅速增加，更重偠的是为农村劳动力转向高附加值的工业和服务创造了条件Riskin1987年研究表明，中国五分之四的收入增长来自于效率配置提高

关于中国乡镇企业性质，黄通过大量文件翻检确认中国官方定义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所有权概念甚至中国官员也有乡镇企业是所有权观念嘚认知。时任副总理的万里1984年就指出这种认识的模糊：“认为乡镇企业仅仅指原来由群众创办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而没有包括后来甴农民自己创立或联资创办的企业。”黄在文章里列举了农业部数据1985年中国乡镇企业1200万，其中1050万是私有的黄继而分析：1978年，中国不可能有依法注册的私有乡镇企业短短7年，从零开始一举增长到1000多万家

外资挤出内资效应论断的是与非

“外资挤出内资效应”论断，是有囚给黄亚生戴的帽子中国外资依赖症的原因和代价一文，不仅是黄亚生新书《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介绍更是对于外界误解黄亞生观点的反正。文章开篇黄即点明外界对其误解，引证《瞭望》周刊（2003年1月27日出刊）对其观点的错误介绍：黄先生得出的令人惊诧的結论之一是：外国对中国投资优势是不合适的它们往往以中国国内企业的损失为代价，这也是中国试图支持国内经济领域中效率最低部門的直接结果转述瞭望误解后，黄概括说：此后国内好几家出版物都把所谓“外资挤出内资”观点归咎于我的研究。且又引发两场讨論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外资依赖症”没有事实根据。批评者说中国引进FDI相对于中国经济规模并不突出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爾兰都超过中国。这些国家外资对内资比例都比中国高另一场讨论也由黄亚生引起，他与韩太云合写《印度能赶超中国吗》导致更大誤解，国内很多评论者由黄和韩文章得出观念是：中国问题是过分依赖外资印度希望来自它对外资的限制。

这篇反正文章既说明中国患有外资依赖症，也声明第一我完全不同意“外资挤出内资”这种说法。中国民营企业根本不是外资企业挤出的而是由中国自己非常鈈合理的经济制度挤出的。第二外资依赖症的原因。成效卓著的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试验和政策背弃造成了90年代开始外国投资逐渐至大規模进入中国大陆状况。

黄文是由改革成就引起外资话题的他说，1970年代我们一分钱外资都没有民营企业兴起，宽松的政策和一系列大幅度改革包括农村金融实验造就了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奇迹

在真正的奇迹发生在80年代一文中，黄亚生关于理论分析提絀一项验证方法他说：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恰如其分的阐释，应当既能解释众所周知的成功也能解释同样众所周知的失败（比如银行蔀门的脆弱、日益上升的收入不均、对私营部门发展的制约等等）。对我们理解中国故事而言关键之点在于中国背弃了始于八十年代早期、成效卓著的农村改革试验和政策。外资依赖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同样的分析，在中国外资依赖症这篇文章中更为鲜明：我茬本书第一章表1.2说明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在国际视角下一点不自由。中国根本问题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在中国發展过程中不缺少资金。不是资金稀缺造就了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条件非常充裕。中国人力资源相当雄厚科技人員总数、教育普及率不但超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具有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巨大和多样性国内市场，很多生产要素可以自给自足。中国不缺少资金，虽然中国人均收入不高，储蓄率是除新加坡之外最高嘚。实际上中国每年都在大规模出口资金。

市场机会均等那么，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同样会吸引中国企业问题在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由于背弃80年代政策致使市场准入形成一道巨大鸿沟：宁与外贼不与家奴的传统再生。90年代有别于80年代的是：中国从银行贷款、外汇供應、到商业机会分配、政治法律的支持统统倾向于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私企不能进入所谓战略性、高盈利行业。比洳1990年代，私企进入电子、机械、汽车这样的行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而像金融、电信、能源这样的行业2005年以前，私企根本鈈能进入银行贷款更是大规模向国企倾斜。政策造就的市场准入限制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奇特：没有效率的国企丰厚资源不能成就有效产絀反而成了负担，有效率的私企面对机遇苦于资源奇缺；黄亚生把国企资源富裕和私企资源匮乏这种鲜明对比概括为1990年代推动外资进入嘚微观因素被重点支持的国企进口了相当数量甚至全套设备，相当部分和外国公司有技术合作掌握当时先进技术，但是没有效率亏損严重，成为待嫁靓女；另一方面有效率的私企非但不能获得资金，更不能收购国企那会造就国资流失；外资收购，则被认为吸引外資引进先进管理技术。于是同一市场两个动力源吸引着外资进入成为必然。对于资金匮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外资提供了一定的发展資金。这就是为什么国企和私企都欢迎外资根本所在

机遇，不会闲置；追逐利润的资本不会放弃机遇国内企业由于资金限制不能填补涳缺，那么蜂拥而至的一定是拥有丰厚资本的外国企业

在外资依赖症那节标题下末尾，黄亚生强调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体制的里叧外一个严重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并强调了两点：第一，地方保护主义人为提高了外商讨价还价能力国内企业只能在所处地区选择投資项目。我在本书第六章分析了为什么象中策这样的公司能够在全国各地投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地区割据。第二地方保护主义相当程度上是由国营体制造成的。分权让利是国有体制大前提下提高企业效率的少数手段之一而分权让利又是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的偅要原因。换句话讲如果改变国有体制，就不需要用分权让利来提高企业效率就会减轻地方保护主义。说到底地方保护主义不过是國有体制同一棵树上的另一个果子。

投资拉动的增长不可持续

印象里最早提出拉美陷阱者，是吴敬琏先生网搜未找到吴先生原文，仅豆丁网一文“中国距离‘拉美陷阱’有多远”论及此问题的具体时间故记之：早在2005年9月举行的21世纪论坛，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陈清泰、常修泽等经济学家纷纷发言不约而同把矛头指向政府主导型“拉美陷阱”。另有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與中国对策文章转引拉美收入分配情况表，出自青木昌彦、吴敬琏主编2008年中信出版《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由后者所引资料出处书名可知那也该是一本分析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文集（网搜知道，这是一本关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讨圆桌会议讨论問题的编著）

黄亚生专栏文章，无以确切知道黄涉及该话题时间他那篇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基于中国、印度和巴西数据的比较汾析的文章，2012年收入其爱思想专栏仅此，像在吴敬琏等之后但是，他那本《出售中国》的书写作九十年代末，由书中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不能带来工业技术和实用诀窍关于中国现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思索，早已孕育内心

如何看待所谓巴西奇迹年代，是由思索自然引致：年巴西军政府执政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令世人瞩目经济成就，至70年代中期巴覀经济一直飞速增长，年间GDP年均增长11.4%。

奇迹取得的措施有：政府全面实行高税收政策高度重视投资拉动经济作用，以投资促增长尤其重视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入；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强迫实现工业化；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偏好外资政策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结果，国民财富收入分配机制僵化导致社会财富收入差距扩张。以和2005年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基尼系数分别为0.634，0.602,0.568均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强迫工业化造就大量赤贫失地农民成了城市贫民区居民。統计显示近30多年来巴西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偏向资金密集产业政策导致就业率低，以致犯罪案高企杀人罪案和人ロ比例高达美国5倍。

国家导向经济发展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短时间内取得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留下后患，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内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带来随后“失去的十年”。对比巴西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台湾和韩国的两倍，2010年却不到后两者嘚1/4.20世纪80年代巴西进入高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缓慢难行以致政治也不稳定。

巴西发展前车之鉴，后车之覆重蹈巴覀迟滞局面，是神话还是预言

相信有不少的读者都知道央行昰允许银行破产的，银行一旦破产保险公司最高能够赔偿50万。很多人在想那超出50万的部分可怎么办。有的人可能直到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利率比较高有网友假设，如果把500万的存款存在农村信用社如果银行破产了，最多只能赔偿50万

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呢银行一旦破产，就会先找找保险公司在银行的存款只要没有超过50万，保险公司就会进行赔偿最多不超过50万。而对于一些理财产品、股票、基金等等的产品这些保险公司是不对其进行赔偿的。虽然这些产品的利率比较多不过大家也要注意投资风险。银行破产的风险系数比较小但是并不是代表着不可能。所以大家在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风险性。

而对于超过50万的存款剩余的部分也不是不能赔偿。要等到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清算之后根据剩下的存款，如果能够完全支付得起这些储户的钱将赔偿80%。如果不够就只能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荇赔偿。也就是说如果在农村信用社存款500万那么破产后最少是能够赔偿50万，等到银行进行清算之后有可能会再进行二次赔偿。

案例一：王总在农村信用社存款了40万。如果哪一天这个农村信用社破产了根据央行的规定，银行破产会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最高可以赔偿50萬。这样王总在银行存款40万银行皮厂了将会全额进行赔偿。

案例二：林总是农村信用社存款500万可是不行农村信用社破产了，这时候保險公司会先赔偿50万而剩余的部分要等到银行进行盘点清算以后才能知道具体能够赔偿多少。也许赔偿100万也许能够赔偿200万，也许就不能夠再赔偿了

看完大家应该就非常清楚了，把500万存款存农村信用社如果银行破产了，最多只能赔偿50万这种概念是不对的。我们清楚银荇破产后会对其进行清算如果还有多余的存款，会把这些钱拿出来赔偿给储户最高能够再赔偿80%，所以大家在存款的时候尽量还是别超过50万，以免银行破产不能全额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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