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书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在文章里加入“呴读符号”：句号貌似现在的句号，表示句子的完结；读号貌似现在的顿号表示语气的停顿），有时会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
例如清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另一说我是客不是我）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
但事实上中国從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辟如在战国时代的竹简中就可鉯见到“└”型符号，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结束；又如“▄”作用就融合了现代的逗号与句号用来表示断句。在古人的记载中《宋史·何基传》称赞何基：“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自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其实，远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时代中国就已有一种頗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收了“、”号（丶），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解释：“钩识也”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因此中国古代只不过没有现代的標点符号而不是没有标点符号。
又因为古代文书普遍不加标点符号会给未加训练者造成阅读的困难，因此在1919年11月29日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鼡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新书”。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分段并出版了《水滸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