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两个完全基于网络的企业的例子。是什么让网络对这些企业家如此有吸引力?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民营企业家阶层政治参与的途径愈加多元,国家对于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吸纳也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尤其体现在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各种政治安排上。20世纪80年代起,大量民营企业家被给予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而到90年代,多地出现民营企业家直接出任党政机构领导职务的现象。民营企业家能否担任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直到2004年,中央正式出台相关文件后这一现象才被明令禁止。不过,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各级工商联组织的数量一直在快速增加。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变化,彰显出政商关系的渐进演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等具体路径,尝试对新型政商关系的重塑。

与此同时,地方治理也处在深刻变革之中,其中一个新的政商互动现象开始引起社会关注:很多地方开始出现民营企业家在政府机构挂职的现象。比如,2013年7月起上海市陆续组织多批民营企业家挂任区县职能部门副职,山东青岛、广东佛山、安徽宿州、浙江丽水、嘉兴等地也先后组织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府部门挂任相关职务。从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上看,他们通过“挂职”的方式出任相关行政职务,与以往的名誉型政治安排相比似乎更加接近权力中心。与直接出任党政领导职务相比,“挂职”的方式又似乎显得比较“谨慎”,因此,这一新的政商互动现象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本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既然已经存在很多制度化的渠道为民营企业家阶层提供政治参与的机会,地方政府为何要甘冒“政治风险”,组织民营企业家通过“挂职”的方式出任相关行政职务?从纵向比较来看,这与以往国家为了吸纳民营企业家所做的政治安排,有何逻辑上的差异?从横向比较来看,各地民营企业家在政府挂职的背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发挥又有什么不同?

(一)民营企业家阶层与中国政治发展

基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一理论断言,很多学者都在研究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否推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民营企业家阶层能否成为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结构性力量,从而为政治变革提供动力。

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意图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的动力和企图并不清晰。有学者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导致民营企业家阶层内部分化成寄生型和自立型两种类型,前者通过政治联系获得商业利益,为了维系既得利益会阻碍体制变革;后者在理论上有推动变革的可能,但为避免成为政策变迁的牺牲品他们会经常做出妥协。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政治权力的依赖性较大,另外由于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攻击,民营企业家阶层同样需要国家保护。由于民营企业家已经与政党国家体制建立起紧密的共生关系,他们对民主等议程并不感兴趣,反而愿意支持现行体制而非支持政治变迁,因此成为现行体制的积极维护者。民营企业家很可能成为国家的伙伴,而非反对者;他们更可能关注地方事务和程序问题,而非抽象的公共价值、政治与权利。

当然,民营企业家阶层在政治变迁上的低调并不表明他们日常参与的消极与被动,而是通过“适应性的非正式制度”,对国家的正式制度产生了结构性影响,使民营经济在有限的国家政策支持下得以迅速发展。在“超经济强制”的权力支配下,民营企业家通过与官员建立“关系性合意”这种非正式的利益关联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也印证了很多经济学学者的发现,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或“政治关系”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市场准入、融资的壁垒,提高资本获得和运营能力,这种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最终促进民营企业的成长。

由此可见,中国民营企业家充满着矛盾心理———倾向于接受当前的政治现状,对政治体系的变迁并不热衷,但由于腐败和官僚政治的负面性导致更高的运营成本,他们又支持一定程度的政治变革。更有学者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底色形象生动地总结为“橡皮泥性格”,他们在未来改革进程中最可能扮演的是看客角色,并随时根据形势和需求变换立场成为政治发展的适应者和投机者。

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兴起并没有为目前的政治变革提供足够动力。不过从地方治理实践来看,作为一个战略群体,民营企业家在政治发展和变革中,正在积极将自己设计为具有政治谈判力的组织化压力集团,在地方层次上有策略地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也促使国家愈加重视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和壮大。如何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实现对民营企业家精英的有效吸纳,通过各种途径的政治安排和拓宽相应的政治参与渠道成为国家应对的主要策略之一。

(二)作为政治吸纳策略的政治安排:从边缘性安排到实质型安排

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对于民营经济的成长,国家政策一直处于模糊和摇摆状态,关于民营企业家社会属性的争议也一直持续不断。在此间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更多地通过给企业和个人争取“红帽”来尽可能地规避政治风险。总体上看,在1991年之前,国家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而在实际操作中,政治安排的逻辑主要是从人大、政协等代表成员结构的全面性、广泛性上进行综合考虑,相关安排的层次较低、数量较少。

1991年中共中央15号文件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提供了政策依据,政治安排已经成为政治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以及中央统战部《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试点工作的意见》的发布,党和国家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不断加强。2001年党的“七一”大会以及党的十六大均作出“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社会阶层,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论断,并允许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大为提升,入党比例显著增加,并且很多地方出现民营企业家成为党代表出席党代会的现象。由于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大大减少,通过政治安排来实现对民营企业家的统战和激励也开始经常化和制度化。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党国家体制下传统精英单一流动通道开始面临瓦解,民营企业家精英随着经济实力和贡献程度的提高,开始被引导、纳入具有广泛包容性的传统组织网络。对民营企业家精英的拉拢和吸纳,一方面可以防止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提出挑战,达到继续维持原有体制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赋予这些群体一定的自主性,激发经济活力。在实践中,统一战线对民营企业家精英的政治吸纳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处理政商关系的主导型机制。

但是,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似乎更讲究实用主义。在以经济绩效为主的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通过政治安排来激励民营企业家投资创业或贡献税收成为惯用策略。跟以往给予民营企业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政治身份不同,20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根据税收贡献程度,可以选拔民营企业家进入党政机构担任领导职务或给予享受相关政治待遇,来强化“激励机制”。由给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会员、青联委员、妇联委员等荣誉身份或者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甚至成为党代表,再到担任党政机构领导职位,国家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逐步从荣誉性、边缘性安排向实质性安排演进,安排的“层次”不断“升级”。但这种“升级”在2004年被中央严格限定。2004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联合发文明令民营企业家不得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至此,关于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的“红线”被严格划定。从2007年政协换届起,各地民营企业家兼任政协副主席的现象也开始减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营企业家精英政治身份的扩张史。中央政府划定的关于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的“红线”,也正被地方政府“策略性”地突破。全国工商联2008年调查显示,全国仍有205名民营企业家进入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其中担任省级党委委员的有4人,担任县乡两级政府副职领导的有61人。2013年起,部分地方政府分批组织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府部门挂任相关职务,这种“挂职”的方式与以往名誉型政治安排和直接出任党政职务存在巨大差异,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吸纳的方式之一,地方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在不同阶段有着很大差异。但可以发现,在政强商弱的整体格局下,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一直是影响政商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在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上更是存在多种逻辑选择。

(三)国家自主性、地方政府自主性与政商关系

1.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社会中心论”为核心的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逐渐引起学界的反思,国家理论开始兴起。1985年《找回国家》的出版,国家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最终形成,国家自主性的内涵也更加清晰。国家自主性是指“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尤其需要考察当遭遇强势社会集团的现实或潜在的反对,或者是面临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时,国家能否提出独立的目标”。简单来说,国家自主性即国家独立于社会利益集团进行自我决策的程度。国家能够独立于社会而具有自主性,一是国家具有一些独特的、其他组织无法担当的功能,二是国家能从构成国家组织的诸多要素中获取自主性,具体包括官僚制度、财政、对军队与警察等暴力机关的控制,以及对众多信息和知识的垄断。国家自主性的强弱是一个国家能否超越集团利益政策的关键,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国家的自主性还发挥了包括提供社会价值和运行规则,规制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结构稳定的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是国家自主性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其主要来源于地方自主权和地方作为利益主体和政治行动者的相对独立性。它强调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和特定的效用目标,以及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行政目标的自主能力。如果地方政府能够超越上级和地方其他社会力量的约束,基于自身意志实现相关政策目标的可能性越大或行为逻辑越明显,其自主性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2.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与政商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绩效成为国家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逐渐成为比较独立的发展主体与利益主体。基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地方政府在实验主义政策模式的鼓励下,其自主性得到极大激发,发展效率也成为地方政府推行改革的主导性价值。如何以最有效的手段最快地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的核心问题。这种发展路径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具有浓重的“重商主义”和“亲商主义”色彩,政商关系也愈加暧昧紧密,这直接体现在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的各种政治安排上,比如直接拿出行政职位来激励民营企业家投资创业或贡献税收。而这种安排,又不可避免地加剧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互相渗透,并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更加紧密的政商联盟和共生性的庇护关系。

也有学者将上述发展模式概括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它在赋予地方政府强劲发展动机的同时,也在社会差异、公共服务和政府公共形象等方面造成了消极影响,成为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深层次原因。具体在政商关系上,地方政府的高度自主性和暧昧的政商关系带来地方经济发展高效率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也越加明显。随着社会力量对非均衡利益格局的不满情绪加大,如何继续维持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及时回应地方公众对于改革成果公平、合理分配的强烈诉求,重塑新型政商关系尤为关键。

政商关系的现有研究带来了很多有见地的分析和思考,但这些研究多以“企业”或“企业家”为中心视角来探讨政商关系的发展以及企业对于国家的依赖。对于国家中心视角尤其是国家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方式的差异性,以及经济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的微观机制、自主性逻辑的比较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为理论视角,探讨国家对于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的阶段性变化,并剖析民营企业家政府挂职现象的背后,各地方政府在重塑政商关系上的自主性逻辑。

二、概念的定义、操作化和相关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一)本文中的地方政府自主性

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国的地方政府从根本上说是两大政治委托人中央政府与地方公众的代理人,其行为有两大责任约束机制,即“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因此,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内涵可以从纵向和横向维度进行理解。一是纵向维度的地方政府自主性,即地方政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中央或上级政府控制,按照自身意志实现相关政策目标。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中央或上级政府政策的选择性执行。这种自主既包括“作为”的自主,也包括“不作为”的自主。二是横向维度的地方政府自主性,即地方政府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摆脱社会利益集团的制约,保持自身在利益上的超越性和行为取向的公正性。在社会利益表达缺乏制度化渠道、各社会阶层利益表达的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果不能保持自身行为的自主性,就会出现被“俘获”的可能。

因此,本文对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探讨,既包括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横向自主性,也包括科层体制下的纵向自主性,核心关注地方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家进行政治吸纳的具体模式构建和逻辑意图。

(二)民营企业家挂职的模式划分

各地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府机构挂职,其关键差异在于他们挂职的领域不同,以及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不一样。因此本研究基于挂职领域和决策影响两个维度,将现有民营企业家的政府挂职模式划分成经济助力型挂职、专业顾问型挂职和学习型挂职,具体如图1所示。

具体领域:针对现有的案例材料,归纳民营企业家在政府挂任的岗位领域,如经济为核心的业务领域,或者社会综合领域。

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目前的测量维度包括民营企业家是挂任“实职”还是“虚职”,以及在实际政府工作中民营企业家在相关领域中的建议、决策是否得到采纳等。

(三)民营企业家政府挂职模式的类型学分析

1.专业顾问型挂职:上海市F区模式

2013年7月起,上海市委统战部与F区委联合建立“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F区实践锻炼基地”,每年从体制外遴选3名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进入F区政府职能部门挂职,担任行政副职1年。2013年第一批挂职干部主要来自法律、金融、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业人士,F区针对其工作经历和专长,结合以往体制内挂职的制度设计,最终确定他们分别担任区司法局、发改委、科委这些党政机构的行政副职。通过引入“体制外”挂职干部,借助他们金融、法律、信息、科技等专业知识背景,提升相关部门决策的知识支撑和科学化,同时开拓“体制内”领导班子的视野。

截至目前,一共有三批新社会阶层人士9位代表进入体制内挂职,其中有律师、行业协会负责人,民营企业家、企业高管和投资人等,具体领域包括法律、金融、信息技术、人力资源、文化创意等,主要挂职岗位包括区发改委、科委、经委、人社局、司法局、文广局等部门行政副职。挂职干部享受相应的参会、阅文、决策等政治待遇。

挂职期间,这些新社会阶层人士不需面面俱到参与挂职单位的所有工作,而是针对接收单位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瓶颈问题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挥专业优势和特长,以项目为抓手,分管或参与挂职单位的相关工作。其中,某投资人S挂任区发改委副主任,主持完成区担保中心由事业单位改制成企业的工作,顶住多方压力顺利完成改制。某律师合伙人L在挂任区司法局副局长期间,参与编写《F区人民政府依法治区规划》,健全区政府法律顾问团工作机制,并建立起协助政府化解矛盾的公信平台。某公司高管W在挂任区人社局副局长期间,成功完成名校储备人才计划。某行业协会秘书长N在挂任区科委副主任期间,整合资源,建立农产品网上销售渠道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某行业协会副秘书长Y在挂任区经委副主任期间,通过环境影响、安全生产、亩均效益、诚信体系等专业指标体系,完成全区1.2万余户工业企业的绩效评价,得到市级主管部门高度认可。另外,F区委定期邀请、安排挂职干部参加党外人士民主协商会、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在基地“推荐”下,已有2名挂职干部被增补为区政协委员。

从上海市F区的案例来看,地方政府安排民营企业家在政府系统挂职岗位涉及社会综合领域且决策影响较大。F区委安排民营企业家挂职一方面是基于上级政府的统战工作要求,另一方面是基于自身自主性的考量。首先,进入政府系统挂职的民营企业家多为各行业的专业型精英,地方政府在岗位分配上也是根据企业家自身的专业优势进行合理安排。其次,民营企业家在挂职期间都有专业性的工作任务和项目,并且所负责的工作项目都与政府当前面临的工作重点相吻合,民营企业家的专业优势能够充分发挥。从多名挂职干部被增选为区政协委员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家在专业优势上的认可和肯定。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地方政府提升治理能力以及增加治理有效性,因此,安排各行业的专业型企业家精英挂任政府职能部门副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学习民企的高效管理和运营活力,更为关键的是,利用市场的专业性和信息优势弥补地方政府在精细化治理和专业化管理上的不足,从而提升相关政策质量,增强政府治理能力。

2.经济助力型挂职:安徽省S市模式

2013年9月起,安徽S市Y区每年选拔数名当地民营企业家在乡镇挂职乡镇长助理,一律不享受经济待遇,但享受乡镇副职政治待遇,并参与当地招商引资和美好乡村建设。这一想法源于地方政府对上级文件要求进行的创新性操作。2013年5月份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决定“在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Y区根据上级要求和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关的制度设计。具体操作上,Y区委统战部联合区组织部、工商联等单位进行考察选择,经过程序性选拔,最终确认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到其企业所在地挂职乡镇长助理。Y区委统战部工作人员透露,利用民营企业家“双重身份”能更好地提升当地招商引资水平。民营企业家人士能进入政府挂职,在客商眼中是政府释放亲商安商的“信号”,其中一位L姓民营企业家,在当地ZX镇挂职期间,引进针纺企业总投资高达1.2亿元。从结果来看,企业家基于双重身份在外地招商,的确提高了当地的招商效率。

重点参与这项创新工作的Y区委某领导认为,“民营企业家拥有政治地位,有助于优化政企沟通,通过参与当地政府的重大事务决策,不仅第一时间向企业传达政策信息,还能将企业声音带到政府部门、带进政府决策”。具体而言,这些企业家在政府挂职,享受乡镇副科级的政治待遇,具体表现为可以参加“乡镇副职参加的会议,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会议,还有乡镇党委政府结合实际,特别安排的会议”。

从安徽S市Y区的案例来看,地方政府安排民营企业家在政府挂职岗位主要涉及经济领域,决策影响同样很大,这与地方政府当下的发展需求导向有关。一方面,地方政府看重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能产生的经济资源,安排民营企业家挂职使其具备双重身份,有利于推进当地招商引资工作;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挂职岗位多为乡镇长助理,并且通过设计配套的“政治待遇”,民营企业家能够直接参与当地政府的重大事务决策,代表企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为地方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信息输入功能。

3.学习型挂职:浙江L市模式

2015年7月浙江L市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和市经信委共同研究确定18位新生代企业家到政府部门进行为期3个月的挂职锻炼。其中市发改委、市经信委等7家单位各安排2名企业家,市金融办等4家单位各安排1名企业家。参与这项政策安排的政府S姓官员表示,“L市作为浙江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企业家是最宝贵的资源。但现在L市众多民营企业正面临企业传承问题,第一代企业家普遍年龄较大,知识有限,企业转型升级也面临巨大挑战。新生代民营企业家是L市发展新经济和推进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政府应创造更多的条件帮助他们成熟、起飞”。

长期研究当地民营经济的市工商联某研究室C主任认为,L市新生代民营企业家普遍学历较高、思想活跃、富有活力、自我意识强,但在经验和阅历上相对欠缺,对党情、国情、社情、民情了解不多,大局意识和奉献意识也不太强,如果缺少磨砺和考验,会影响到当地民营企业的有效传承和转型升级,更事关L市民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党委、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及时关心和引导。

L市当地家族企业对继承人的传统培养方式主要有接受正规教育、企业内部轮岗、企业外部历练三种方式。现在安排新生代企业家在政府部门挂职锻炼,能够防止他们落入旧惯例的枷锁并拓宽视野,增强其创新与创业精神,助力广大非公有制企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实现企业事业传承的需求。L市委组织部某副部长坦言,“新生代企业家在政府部门挂职,能够第一时间知晓政府部门各种新的发展要求、新的产业政策和新的改革措施,能够站在更高层面去分析研判各自行业的发展形势和未来趋势,从而更好地给企业进行发展定位和战略谋划。另外,在政府挂职还可以了解政府部门的工作流程、业务规定等,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办事、办更好的事”。参加第一批挂职的Z姓新生代企业家表示,“相比于父亲一代,我们这一代有受过高等教育、知识结构体系更为完整、创业起点更高的特点,但也同样面临着经验不足、社会阅历较浅的困境,自己从澳洲M大学毕业后,在公司各个岗位轮岗,但总感觉还是在内部学习,现在去市人力社保局挂职,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政府相关政策信息和项目流程,以更广阔的视野来接管企业”。

从浙江L市的案例来看,地方政府所安排的民营企业家多为家族企业的新生代企业家,挂职领域以经济领域居多也包含部分其他领域,但挂职期间新生代企业家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较小,主要是学习、历练为主。L市位于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省西南部,民营经济一直较为发达,整个民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的85.3%,民营经济为整个L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贡献。但在新时期,L市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严重挑战。一方面,随着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年龄的增加,家族企业如何更好地实现传承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在经济新常态之下,家族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并继续贡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关切事项。地方政府通过安排新生代企业家进入政府系统挂职学习,主要是增强民营企业家,尤其是新生代企业家对政府产业政策、改革措施、工作流程、行业信息的学习能力和分析能力,提升企业运营竞争力,推进家族企业发展转型,保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持续。

从上述民营企业家挂职模式的具体案例来看,各地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和自主性逻辑存在明显差异,笔者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梳理,具体如表1所示:

(一)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与精英吸纳的模式变迁

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府机构挂职担任领导职务,表明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开始走向多元化模式,也充分体现政商关系在演进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变化。首先,民营企业家通过挂职的方式担任相关行政职务,与推选民营企业家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等传统的政治安排相比,所获得的政治资源更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更加直接。其次,与之前推选杰出民营企业家代表进入各级人大、政协领导层,以及让民营企业家直接出任党政机构领导职务相比,“挂职”的方式并没有直接触碰中央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划定的“红线”,因此这一新的政商互动现象充分体现出地方政府自主性的阶段性变化。

从纵向上看,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收缩调适”决定了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的阶段性变化。具体而言,在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扩张阶段,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安排会不断“升级”,比如在中央政府并未作出政策许可的情况下,各地为追求经济绩效积极推举民营企业家出任地方党政机构领导职务。在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之后,地方政府自主性会因中央政府的直接介入而纵向的自主权减少,其自主性会得到收缩,相应地表现为民营企业家在党政机构任职的现象大为减少。在经济新常态之下,虽然存在中央禁令,但基于维持地方经济增长或促进转型的需要,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会基于理性选择作出相应的调适,比如让民营企业家以“挂职”的方式出任行政职务,以对中央政府的禁令进行策略性地“规避”。

(二)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差异化逻辑与民营企业家政府挂职的多元模式

从横向上看,即使是同样安排民营企业家进入地方政府挂职,其挂职模式和地方政府自主性的逻辑内涵还是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将不同挂职模式背后的政府自主性逻辑分别归纳为治理式吸纳、经济绩效型吸纳和“家长主义”式吸纳三种逻辑内涵,具体如表2所示。下文将对这三种逻辑进行简要介绍评析。

在民营企业家的专业顾问型挂职模式中,地方政府选拔作为行业精英的民营企业家进入对口部门挂职,一方面,学习民企的市场活力以及强化对相关领域的敏锐性,提升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发挥各行业精英在相关政策领域的专业性知识,为他们构建更有效的参与路径,以改善相关政策议题的合理性,提升政府部门的政策质量,从而增强政府治理能力。从组织形式上看,专业顾问型挂职模式与其他挂职模式存在三点差异,一是成员选拔资格的行业精英化取向,二是挂职领域的多元化设计,三是挂职工作的专业化分工。因此,在这一类型的挂职模式中,地方政府自主性的逻辑内涵以治理式吸纳为核心,即地方政府基于治理的方式有选择地吸纳特定行业精英,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在民营企业家经济助力型挂职模式中,地方政府看重的是民营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现实资源。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这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地推选民营企业家直接出任党政机构领导职务相比,追究经济绩效的核心逻辑并未根本改变,只是在形式上发生了较大差异。通过“挂职”这一制度设计,能够激活民营企业家在政治和市场中的“双重身份”,既有利于突出地方“重商”作风,改进地方招商投资环境,又有助于扩大当地招商引资的规模,从而提升当地经济发展绩效。因此,在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助力型挂职模式中,地方政府自主性的逻辑内涵仍以经济绩效型吸纳为核心,围绕如何提升地方经济绩效这一关键议题,更加有策略地吸纳当地拥有经济发展资源的民营企业家。

3.“家长主义”式吸纳

“家长主义”理论源自于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对于经济短缺现象的研究,他认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类似“父子”关系,政府基于公众利益会对企业、非营利机构、家庭等施加干预,也有很多学者称之为“父爱主义”或“家长主义”。在本文中,这种比喻强调政府要像父母一样对所辖企业承担相关责任以保障公众的经济利益。在民营企业家学习型挂职模式中,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需要,主动关注家族企业发展转型问题。在政策层面,通过安排挂职方式增加企业家尤其是新生代企业家(家族企业)对政策、行业信息的学习能力,以期保证民营企业在传承、转型期间的稳定,从而避免地方经济发展出现较大波动。因此,在此类挂职模式中,地方政府自主性的逻辑内涵以“家长主义”式吸纳为核心,关注新生代企业家在新时期经营能力和政策学习能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对于追求经济绩效为目的的地方政府更可能安排民营企业家挂任涉及经济领域的岗位,并赋予较大决策权;对于追求提升治理能力的地方政府更可能安排民营企业家挂任涉及社会综合领域的岗位,也赋予较大的决策权。对于出于“父爱主义”的地方政府更可能安排民营企业家挂任涉及经济领域的岗位,但赋予较小的决策权,更多是提升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学习、行业信息分析能力以促进企业发展。

本研究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为视角,聚焦于近期各地民营企业家在地方政府挂职的案例,探讨国家对于民营企业家政治吸纳的阶段性变化,剖析各地方政府在重塑政商关系上的自主性逻辑。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收缩调适”决定了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的阶段性变化。与通过荣誉性的政治安排、直接出任党政领导职务等吸纳民营企业家精英相比,地方政府安排民营企业家以“挂职”的方式出任行政职务显得更加谨慎,也表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经历了“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后,如今进入了“调适”阶段,以实现规避政治风险和完成自身政策目标的有效平衡。此外,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差异化逻辑决定了民营企业家政府挂职的多元模式。就地方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而言,政商关系需要经历重大调整与转型。而地方政府在地方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重新定位,即地方政府自主性空间的重新调整是影响政商关系的重要变量。在新时期,地方政府安排民营企业家挂职出任相关行政职务,是重塑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互动机制之一。从民营企业家的多样化挂职模式来看,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在政商关系重塑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挂职”模式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民营企业家利用公权力来谋私的可能性。但是,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权变发展如何保持在合理的空间,如何创新更多良性互动机制并坚持自身在利益上的超越性和行为的公正性,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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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论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1~16小题,每小题1分,共16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

B.坚持用辩证发展的观点去认识世界

C.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D.坚持从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去理解现实世界

2.最近,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利用一台粒子加速器,让两束原子在一个圆环轨道上做高速运动,发现这些原子自身的时间确实比外界时间慢了。这项实验进一步证明了作为物质运动存在形式的时间具有

A.客观性B.有限性C.相对性D.一维性

3.在听完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讲课后,一些来自企业的学员感到有些失望,便问他:“你讲的那些内容我们也差不多知道,可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会那么大呢?”这位企业家回答说:“那是因为你们仅是知道,而我却做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差别。”这句话表明了实践高于理论认识,因为实践具有

A.普遍有效性B.客观规律性C.主体能动性D.直接现实性

4.“文化蕴藏着巨大的力,这种‘力’不同于物理学上的‘力’,物理的‘力’是人类用来‘化’自然界的,文化的‘力’是用来‘化’自身的。”这一说法表明

A.文化具有培育和塑造人的功能B.文化构造了人的本质

C.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D.文化是历史进步的源泉

5.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把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

A.生产使用价值的时间和生产价值的时间

B.转移旧价值的时间和创造新价值的时间

C.生产生产资料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

D.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

6.某块土地,地租为200万元,土地价格为4000万元。若银行存款利息率不变,该土地的地租增加到300万元时,银行存款利息率和土地价格分别是

7.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基本目标是

A.保障人民基本生活B.促进社会经济增长

C.实现充分就业D.使更多的劳动者拥有财产性收入

8.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属于

A.民族主义B.民权主义C.民生主义D.民主主义

9. 1927年9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是

A.党指挥枪B.官兵平等

C.拥政爱民D.一切行动听指挥

10.我国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方式是

A.赎买B.统购统销C.公私合营D.合作化

11.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其性质是

A.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B.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变革

C.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D.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2.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由

A.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B.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的

C.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决定的D.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决定的

13.为研究和完善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国家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的部署,通过有关网站进行问卷调查,并在部分城市进行了电话调查。在广泛进行民意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论证,确定了新的节假日调整方案。这体现的执政理论是

A.依法执政B.科学执政C.民主执政D.理性执政

14.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核心是

A.爱国主义B.团结统一C.勤劳勇敢D.自强不息

15.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新时期最显著的成绩是

A.改革开放B.快速发展

C.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D.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16.在2007年1月1日,欧盟第六次扩大时正式加入欧盟的国家是

A.罗马尼亚、波兰B.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C.波兰、爱沙尼亚D.爱沙尼亚、保加利亚

二、多项选择题:17~33小题,每小题2分,共34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至少有两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多选或少选均不得分。

17.右边这幅漫画对于我们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警示意义在于

A.人类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将受到自然界的报复

B.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来自于不当的人类实践方式

C.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对立的

D.人类依附于自然是摆脱自身困境的根本出路

18. 19世纪英国作家惠兹里特说:“一个除了书本以外一无所知的纯粹学者,必然对书本也是无知的。”与这句话在内涵上相一致的名言还有

A.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B.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C.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D.饱经风霜的老人与缺乏阅历的少年对同一句格言的理解是不同的

19.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体现这种一致性的公式有

A.个别——一般——个别B.实践——认识——实践

C.群众——领导——群众D.团结——批评——团结

20.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的交往活动日益普遍和深化,交往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对社会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A.交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B.交往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改善

C.交往是科学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D.交往促进人自身的发展

21.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当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会使

A.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B.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增加

C.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不变D.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提高

22.通过对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实现过程中交换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

A.Ⅰc是通过第Ⅰ部类内部交换实现的

B.Ⅱ(v+m)是通过第Ⅱ部类内部交换实现的

C.Ⅰ(v+m)是通过和Ⅱ(v+m)交换实现的

D.Ⅰ(v+m)是通过和Ⅱc交换实现的

23.为了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可以采取的货币政策手段有

A.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B.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C.实施物价补贴D.调整再贴现率

24.为完善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基于

A.各种生产要素都能创造价值B.要素所有权关系在经济上的体现

C.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内在要求D.各种生产要素都具有价值

25.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系统概括和阐述的党的文献有

A.《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B.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C.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D.《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6.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富农身份的界定,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有

A.剥削雇农的剩余劳动,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

B.既是劳动者,又是剥削者

C.自身不劳动,出租土地并放高利贷

D.对雇农的剥削带有浓厚的半封建性

27.新中国建立之际,毛泽东提出的外交方针有

A.“一边倒”B.“反霸权主义”

C.“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D.“另起炉灶”

28.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

A.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B.以人为本

C.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D.统筹兼顾

29.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

A.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B.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

C.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D.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30.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因为

A.它直接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

B.它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

C.它在制定国家其他各种制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D.它能使广大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直接行使民主权力

31. 2005年,胡锦涛主席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的原则性意见是

A.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决不动摇

B.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

C.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

D.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32.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B.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D.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

33. 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在与苏丹总统巴希尔的会谈中提出,处理达尔富尔问题应该

A.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B.发挥非盟、联合国的建设性作用

C.有利于促进达尔富尔地区局势稳定D.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三、分析题:34~38小题,每小题10分,共50分。要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回答问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

34.最近,四川省搞了一次“医患换位体验”活动,让医生以患者的身份挂号、排队、看病、拿药……结果,医生跑前跑后,既受累又受气,一名全程体验了“患者”的医生感慨道:“医生就像拿着个遥控器,把患者指挥得团团转,当患者确实很苦。”

美国医生爱德华?罗森邦行医50年,忽然患上了喉癌,当他重新审视医学、医院和医生时,感慨地说:“站在我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到的角度完全不同”。他后来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一书中写道:“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

多年前,有位年轻医生患上甲状腺病,当中国医学科学院著名头脑外科专家屠规益为他主刀。当手术结束是,屠教授低下身来说:“对不起,让您受苦了!”这是屠教授术后经常对病人说的一句话,虽然简短,却让这位年轻医生深感震撼。

著名医学家袁法祖早年从医,曾在老师的带领下,为一名中年妇女进行开腹手术。术后没几天,那名妇女就去世了,经解剖发现,患者的死亡与手术并无关系,当时,袁法祖的老师轻轻说了句,“她是4个孩子的妈妈”,就是这句简单的话,让袁法祖至今念念不忘,他知道这句话包含了多少情感,懂得了医生的责任有多重大:医生不仅要看到人身上的病,更要看到生病的人。

(1)“医生换位体验”活动中蕴含着何种哲理?

(2)从人的本质属性说明为什么“医生不仅要看到人身上的病,更要看到生病的人”。

(3)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医患关系的矛盾,按照矛盾辩证法该如何对待和处理?

(责任编辑:中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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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2012年第19期《红旗文稿》

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大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则突出表现为其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角力。在这个国际大舞台上,对于中国而言,就是由本土大企业组成的中国兵团与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进入新世纪,中国企业集体崛起,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大幅增加,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其中,国有企业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是中国兵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推动和深化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从历史和国际两个视角,来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在未来时期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
如何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首先,要分析从哪里来的问题,了解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其次,要分析到哪里去的问题,从国际视角出发,以世界500强或世界2000强为标杆来进行分析,明确中国国有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观察它们之间差距的演进趋势,分析差距如何迅速缩小。
(一)以央企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集体崛起     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企业的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该排行榜以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主要依据,每年公布全球营业收入总额最高的500家企业,此外,也公布利润、资产总额和员工数量等基本指标。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2002年中国为11家,之后中国企业数量不断攀升,到2012年,已有70家大陆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见表1)。而10年来,日本从88家缩减为68家,美国从197家缩减为132家。在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绝大多数,有66家,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42家。可以认为,中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是在国有企业带动下的集体崛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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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大企业的行业覆盖面在扩大,但与美国的差距依然较大
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行业(产业)覆盖面有所扩大,但总体而言,覆盖面仍不够广,特别是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产业结构仍然有待优化。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来看,中国企业不仅在电信、保险、炼油等市场集中度高的产业中进入500强的数量迅速上升,而且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机械、海运、工程建筑、计算机等产业实现了新的突破。2005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行业只有8个,但到2012年覆盖行业达到了22个。可以说,中国的崛起表现为中国企业在各个行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但是,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优势行业分布于工程建筑、采矿、原油生产、金属产品等传统高能耗领域,在信息技术服务、娱乐、网络服务和零售等服务业与美国的差距仍然相当大。
    对于扩大世界500强企业的行业覆盖面,国有企业的责任尤其艰巨。从目前的情况看,依靠私营企业填补空白领域存在较大的难度,在多行业内培育具有跨入世界500强潜力的企业,应当是今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部门的一个重点工作。
与美欧日的世界500强企业相比,中国世界500强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按行业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与各国行业总产值的比值计算,中国在炼油、电信、汽车、金属等行业,集中度水平显著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见表2)。按各国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占全球行业总产值的比重计算,美国和欧盟在炼油化工、制药、汽车等行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十分明显,其世界500强企业占全球行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1/4至1/3,中国目前只有炼油化工一个行业在2010年超过了世界行业总产值比重的10%,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是有没有垄断的问题,而是集中程度还远不够的问题。今后的方向仍然是提高集中度:一是提高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集中度,形成优势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制高点;二是提高其他行业的集中度,空白行业则应争取占有一席之地;三是提高研发投入与人才集中度。
表2 各国世界500强企业相对于国内行业总产值集中度水平(2010) 单位:%
1996年,中国国有世界500强企业仅占全部世界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0.3%,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仅占0.1%,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相对差距分别为99.4倍、102.8倍和125.5倍。随着中国大陆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国有企业占全部世界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到2012年,已达到15.5%,其中非金融类央企占11.3%,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相对差距分别为2.2倍、2.3倍和0.97倍。中国在世界500强的营业收入规模上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第二大国家,仅次于美国。
如果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美企业是各国一流企业的第一梯队的话,那么进入中国或美国500强的企业则可以称为各国一流企业的第二梯队,在这个范围更大、企业数量更多的梯队中,很多企业都有潜力成为世界500强中的一员。在中美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相对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中国500强企业和美国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差距也呈不断缩小的态势,由2010年的4.6倍,下降到2011年的3.6倍,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3.2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国有大型企业是中国500强企业的主体,2011年国有大型企业数为316家,占中国500强的63%,收入、资产、利润分别占83%、90%和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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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中国国有企业占全部世界500强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仅为0.8%,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仅为0.01%。2012年,在美欧日企业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中国国有企业占全部世界500强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上升至14.8%(见表3),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上升至4.6%。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与美欧日企业间的相对差距由1996年的25.5倍、43.2倍、38.3倍下降到2012年的1.7倍、3.0倍、1.1倍。在危机年份,中国的占比大幅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危机—机遇”转化的基本模式,对于美欧日企业而言,危机是企业发展的寒冬,但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企业而言,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加速赶超、加速发展的重要契机。
    (五)从利润看,中国企业利润总额已超过日本,与美欧的相对差异也逐步缩小
1996年,中国大陆世界500强企业仅占全部世界500强利润总额的0.3%,其中非金融类央企仅占0.04%,与美国和欧洲的相对差距分别为160.3倍和114.9倍。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大陆企业的利润总额大幅上升,并于2009年超过日本世界500强企业的利润总和,在全球金融危机走向尾声的2010年,占全部世界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已提高到13.5%。在2012年,中国大陆世界500强企业已占全部世界500强利润总额的11.8%,其中非金融类央企占5.0%,与美国和欧洲的相对差距分别为2.9倍和3.0倍。
    (六)中国崛起为国有企业集体崛起提供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国有企业的崛起为中国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有企业的崛起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具有一致性的,反映了中国国有企业跨越式发展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互动关系。这里我们采用了两个指标:中国国有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和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见图1),都是按汇率法计算。数据表明,这两个比重都是呈上升趋势,两者还有趋同趋势,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大舞台”会产生出“时势造英雄”的效应,即中国崛起大势造就中国大企业。特别是在2011年,中国国有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已超过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可以预见,两者将继续保持同步迅速上升的趋势。如果按照我们对于2020年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预测,即中国届时将超过美国GDP,那么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也将超过美国,其中各类国有企业将超过100家。
    2000年9月19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电视讲话中说,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能够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然而,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十几年巨变,从曾经降到低谷,然后艰难复苏,集体崛起,并迅速占领国际舞台。实力越来越强,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国有企业群体,必将成为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崛起的“国家脊梁”。

大谋不谋,谋于未萌之前;大言不言,言于沉默之后;大智不智,智于无形之中。大勇不勇,勇于暴烈之外。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经济活力的最重要源泉,是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是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力。一个经济体的繁荣和崛起实质上是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的繁荣和崛起,是一批吃苦耐劳、聪明勤奋的企业家的成长与成熟。国有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要求的公司制,形成了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这说明中国企业与西方现代企业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就是要充分吸收、充分利用现代企业的竞争机制、竞争优势。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更加健全,国有经济布局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已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经营主体,根据市场原则和法律框架进行经营活动。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国有企业不仅是现代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我国的国有企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这是它与资本主义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
从所有权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具有“国有资本优势”,能够迅速形成与世界500强相当的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非常羡慕中国国有企业的原因。由于拥有雄厚的国有资本,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能够在国内市场与世界500强竞争,而且还能够“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与世界500强竞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ZF和媒体总是要诋毁和围剿我国的国有企业。
从企业的社会属性看,中国的国有企业更接近于“社会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一方面它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它又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民生水平,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学视角,我们称之为“外部性”。前者是为国家提供“国家外部性”,即对国家的贡献;后者是为地方提供“地方外部性”,即对地方的贡献。这也解释了各级ZF不仅需要指导国有企业,如在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中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指明方向;而且要支持国有企业,如通过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等支持某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发展;还要在困难的时候帮助国有企业,避免大规模失业和经济萧条。这些是国有企业发展所具有的国家优势和地方优势。
从组织结构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不是由某些集团或个人领导的,企业党组织发挥着政治核心作用。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政治优势。与西方国家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同,中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既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又有党委、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采取了双重进入的模式,党委负责人和职工代表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同样董事长、监事会负责人和总经理按党章和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这一决策机制更像“集体CEO”,解决了一个巨型公司的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的问题,即“决策悖论”——“成也在汝,败也在汝”。因此“集体CEO”既能保证公司对重大问题的统一决策,也能保证集体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既能保证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也能保证企业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正是国有企业独有的政治优势和决策优势。
从企业主体来看,中国国有企业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企业家与职工的关系不是“老板”与“打工仔”的雇佣关系,而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来源于“鞍钢宪法”,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企业治理“宪法”。它的实质概括起来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让干部参加劳动、让工人参加管理,这本身就是国有企业的组织优势和群众路线优势,能够形成对企业员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激发出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要发展“鞍钢宪法”,形成“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宪法”。
由此可知,作为社会主义企业至少有四大特征或四大优势:第一是国有资本优势;第二是国家支持优势;第三是政治优势,即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第四是组织优势,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前两个优势是外部优势,后两个优势是内部优势。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有意识地创造外部优势,投资国有企业,指导国有企业,支持国有企业,帮助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有意识地充分利用外部优势,强化内部优势,将这四种优势转化为国内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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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跨国企业或全球企业
所谓跨国企业或全球企业,是指企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全部经营环节要实现全球资源配置,面对全球市场竞争,开展全球跨国经营,从全球范围获取收入和利润。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为全球企业的核心指标是企业海外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如果这一比重超过50%,那么这个企业就是典型的全球企业。尽管目前我国很多国有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还很小,但跨国经营已经成为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之一。
中国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成功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灵活配置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资源,积极开拓国内和国际两类市场。中国不但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新兴发源地,而且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新兴市场目的地。截至2011年,世界500强公司中已有约490家在中国投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已经达到1600余家。近年来中国在大力“引进来”的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资企业日益成为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生力军。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境外企业的数量达到18000余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外资产近1.6万亿美元。
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相比,社会主义跨国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国有企业的文化上。中国的企业文化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西方企业文化强调个人主义,我国国有企业文化更加强调和谐,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奉献精神。一个好的企业,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还创造精神财富。企业文化就是这种物质财富的一个主观反映,因而也就形成了对内对外的“软实力”。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所说的亲和力,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吸引力、软实力。当年,毛泽东主张,学习苏联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他特别强调,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参阅:《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5页)在国有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这种亲和力也是社会主义企业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显著特征之一。与资本主义企业通过跨国兼并重组拓展海外市场不同,社会主义企业的海外经营大多是新开工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其目的在于同当地企业共同成长,互利共赢。而资本主义企业的跨国兼并主要限于账面上的资本重组,仅仅造成当地企业的“易主”,却不能造福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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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企业的发展定位
    我们究竟要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办成什么样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怎样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前者是一个目标定位问题,后者是一个发展战略和途径问题。
基于对企业内涵的认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战略定位应当是:从行业上看,国企是行业发展的领先者和排头兵;从区域和产业上看,国企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力量;在国内,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柱;在国际上,国企尤其是央企与西方跨国公司竞争,打破它们对世界经济和产业体系的长期垄断,同时又与跨国公司进行合作,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航空母舰和战斗机群。
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未来发展的定位应当是“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知名品牌”。这是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建议将“创建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知名品牌的中国跨国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甚至作为国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战略。企业兴,则国家兴;企业强,则国家强。而企业强的实质是国企强、央企强。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兴,则南方(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兴;中国企业强,则南方强。这对促进发展中国家崛起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如果我们要在这方面形成共识的话,需要搞清楚三个核心问题:什么是世界一流企业?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知名品牌?
    首先,关于“世界一流企业”。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者,可称之为“世界级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主要经营指标和业绩达到世界500强的“门槛”;进入世界同行业前10名,这与国资委所提出的“在国际同行中综合指标处于先进水平的企业”是一致的;具有世界知名品牌和核心技术。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者,可称为“世界一流企业”。
其次,关于“中国特色”。其含义: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方向;二是国有企业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包括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成为转变发展方式和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带动者,靠国家发展的大舞台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为国家发展作出一流贡献;三是“中国企业文化”,不是西方企业文化的复制和翻版,而是将宏大的中国文化融入企业之中,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创新者和实践者。
    再次,关于“知名品牌”。就是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拥有一批比较稳定的且具有较高认知水平和忠诚度的消费群体。“知名品牌”也是中国“软实力”。这与国务院国资委提出的“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拥有国际知名品牌”是一致的,也与央企成为跨国企业、全球企业的核心目标是一致的。

大谋不谋,谋于未萌之前;大言不言,言于沉默之后;大智不智,智于无形之中。大勇不勇,勇于暴烈之外。

现在学经济学的人,搞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搞不懂经济发展的本质,以为搞企业,就是搞市场经济,私有制企业利润高,所以要私有化,其实利润算什么啊,不就是剩余价值吗!奴隶制社会,奴隶主给奴隶一个馒头,奴隶们可以生产100个馒头,我们把货币制度引进去,这个利润有多吓人,可这玩意有意思吗?

呵呵,楼主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整天搞一些自我欺骗的数据来自我忽悠。

远看苏联,其国有重工业基本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其大无比,貌似很强,实际上是消耗民脂民膏,根本不可持续。

近看希腊,其人均GDP貌似很高,但其国有成分太大,福利太高,国内产业缺乏竞争性的创新体系,对外依赖太强,所以说崩溃就会崩溃。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虽略有长进,但还是太小,其占世界GDP 的比例,远不及封建落后的满清帝国。1840年,满清GDP占全球的近30%。满清为何经不起打击?其重要的原因是封建特权和经济垄断。

总之,中国需要向市场经济继续改革和深化改革。

元芳,此问题你肿么看?

国有企业作为领头羊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建国至今中国的国家安全始终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危险丝毫没有降低。现在美国人不是说要回归亚太么,日本人不是叫嚣要造核武器么?国有企业为主的目的是使国家尽快实现代化,保证国家的安全。建国时中国很落后,靠私有制企业的自由竞争是不能担负起国家发展经济和国防安全的重担的。国家等不起。

国有企业的问题很多,很严重,必须改这已经是共识。但不能拒绝承认国有企业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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