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商业来讲，2011年可能是一个高歌猛进与艰难踯躅并行的年份。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大量国际化收购机会使那些胸怀梦想的中国企业看到了自己成为全球性优秀公司的希望。他们的商业触角正在执著地伸入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鲜有涉足的发达市场、主流产业，但艰难与挑战比他们想象的来得更快，也更加迅猛。

在北京东方君悦酒店，接受《镜报》采访的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项兵不讳言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看得见的机会光芒背后同时暗藏着各种极其富有挑战的险境。以2011年为起点的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是中国企业需要艰难攀爬的一段“隧道期”：中国企业能否放弃过往的“蝗虫模式”，进而与全球商业和谐共生，能否诞生引领全球商业与文明进步的创新智慧，能否以可持续发展的心态改造过往的商业路径，甚至能否改善国内外复杂的政经环境…… 未来十年胜，则为中国商业渐次成为全球发达市场、主流产业中坚形成根基；这十年败，则极有可能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转移中将扮演阶段性的角色。

他是一个危机感极强并极富前瞻性思维与思想的学者。

2010年10月，在长江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这位商学院的创始院长向他的门生弟子们叮嘱最多的是“转型”。项兵说，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但“中国威胁论”已经甚嚣尘上，“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不过9%，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占全球GDP近25%，都没有遇到这么大的抵制声音，为什么？”

“原因之一就是美国能出一批‘蓝天式的大风流的创新’”，这是他独特的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语言，“他们可能在汽车制造领域赶不上德国、日本，但他们可以出思科、微软、星巴克、苹果、谷歌，这些企业不仅给美国带来机会，同时也给全球带来机会。”

接下来是他的重点，他有些迫不及待，“中国经济要在全球有更大的发展，在座的长江人必须有更大的梦想，我们必须去寻找大风流式的创新机会；我们必须调整应对全球化的思维与方式，要更多地重视弘扬我们的价值，学会超越利益的思维与价值观，我们要思考我们能为全球众生带来什么，而非单纯考量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学会以链条应对链条的打法，在全球产业链中寻找新的突破口，并创造更大的价值，要一步一步实现从价格竞争到价值竞争的转变……这些长江人责无旁贷。”

有时候他扮演着社会学家的角色。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他不断受邀出席各种国内以及全球极具影响力的经济与管理论坛，在这些公开场合，他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的企业家们灌输着“转型”与“超越”的概念，“中国企业家要超越‘家天下’的传统理念，要重视打造超越家族的伟大商业机构，不能只是为自己家族‘造富’，企业家的一个重要责任是要为中国创造一批中产阶级，他们会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个中坚力量……”他在他的长江学员中倡导，学习期间至少做六天义工。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正在严重分化，这种社会体验对很多商业精英来说可能是一个震动，他不讳言，“我希望他们能到中国贫穷地区的一线去，看看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现状，他们经历以后会会思考自己可以为社区做些什么，如何更好地回报社会。”

这对他的学员来讲并不陌生，在长江的求学生涯中，这位创始院长不断鼓呼，“我们是运气极佳的一代，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更关心社会的进步，更关注大多数人的福祉。”这是他在长江创立之初既定的长江人的价值观之一，这也是李嘉诚先生捐资创立长江商学院的初衷。

在全球经济变革中，他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战略家。

他的一系列重要战略的提出，在当时都为多数人所不解，但往往在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他们会恍然大悟他曾经的良苦用心及精心构设，并惊叹于他惊人的洞察力。2002年他提出“从月亮上看地球”，他告诫当时的商界，超越对“中学”与“西学”的“体用之争”，从中国视野中走出来，看看中国在全球商业中即将及应该扮演的角色，并由此布局自己的商业，整合全球的资源；这一年他甚至倡议中国商界“买下沃尔玛”，尽管此语一出，外界一片哗然，毁誉各半，但几年后的今天，参股收购全球500强公司已成为中国一批产业领袖公司的一个主要战略；长江讲学之初，他即提出以全球视野建立“链条对链条”的竞争能力，今天上下游一体化已成为中国多数产业龙头企业的优势所在；现在他提醒中国商界，必须建立让全球认同并尊重的价值观，实现从利益到价值的超越可能是中国企业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真正主导者的一个先决条件。

2010年11月，长江商学院即将迎来她的8周岁生日，八年来，这家中国新兴商学院的创建、成长与创新为他越来越清晰地赢得了一顶新的桂冠，那就是成为一个源自中国并以苹果与谷歌式创新而引领全球的的新一代商学院。如同他在他的专栏里提出的“三代企业家”一样，长江商学院也是第三代以全球应对全球的一个经典代表，她诞生之初就以“整合全球资源”为根基，采用颠覆式的新思维和新策略，开创了在新兴市场打造全球领袖级商学院的创新模式。长江自始至终、锲而不舍所做的是游说并吸引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世界级教授加盟长江。这是长江在短短8年便创造奇迹的根基，如今这家位于北京东方广场的商学院取势于中国的崛起与复兴，已经成为全世界趋之若鹜的新兴市场竞争与合作的研究中心，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并赢得全球尊敬的一个强大智库与新思想新战法的支撑。

创建长江商学院八年以来，作为长江学派企业家以及中国商业不断升级的智囊机构，项兵一直渴望他以及他所领导的长江能成为指引中国企业穿越黑暗隧道的一个灯光。事实上，他颠覆性的商业思考，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开大阖的战略思想，以及各种前瞻性的预言警示，正在成为重塑中国商业梦想的重要组成。

“我们需要大风流的创新”

镜报：“从月亮看地球”是一句非常颠覆性的语言，基于什么原因您觉得中国企业应该“从月亮上看地球”？

项兵：在2002年以前，我发现国内的诸多管理理论与实践都是期望将西方的先进理论和中国的管理实践相结合。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了，我们的一个思维惯性是西方的理论与理念高高在上，大家在谈如何向西方学习，如何把西方的先进理念应用到我们的实践之中。我们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还是一个折中的中间路线。其实这三种思维都是以应用为主导，最多成就一个成功的案例， 在至善至美的理想国之中也是二流的，整个思维之中匮乏超越与引领。这是由下往上看的思维模式的一个局限，以这样的思维和视野很难成就大风流的创新。只有实现思维的超越，更多地习惯于从上往下看的思维，我们才有可能诞生大风流的引领全球的创新，才可能诞生源自我们中国的苹果与谷歌。

一直以来中国企业惯用的是那种“杀敌一千自残八百”的价格战，这种战法的一个核心是我们的成功必须建立在把对手打败的基础之上。这种同质化的思维与战法成了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我们在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天有条件也有可能，我们可以用从月球看地球的思维，通过大风流的创新来拓展中国企业在全球发展的空间，这可能是未来我们应对中国经济威胁论的一个必由之路。

镜报：你觉得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的方式有问题？

项兵：不是说过去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事情的发展有其阶段性，过去我们的打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我考虑问题时都是一切向前方看的，如果在当今世界，我们中国企业主要还是以非主流制造业打天下，还是严重依赖成本与价格战，那就只能引发来自全球的抵制甚至仇恨。在服装鞋帽、家具、纺织、玩具等低端制造领域，你在全球占的份额越大，你的低成本策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会越大，这是引发中国威胁论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在各种场合，反复讲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大风流的创新。不仅要从中国看中国，也要从中国看世界，我们需要以颠覆性的思维，从上往下看，从月球看地球，把全世界都看成是你的，让全世界的资源都为你所用，你要学会与全世界和谐共生地发展。

中国要实现从组装（车间）到制造大国的转变，我们的企业需要改变弥漫我们商界的浮躁心态，要学习日本的精细与专注，要参照德国依靠一批世界级的技校培养一大批世界级的技工，这些熟练技工可以用二流的设备制造出一流的产品。 要在全球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部分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必须逐步地实现从价格竞争到价值竞争的转变。

要实现价值竞争，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就是创新。而创新是全方位的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可以是产品、流程、组织形式、科技、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等到的创新，同时，我上面谈到思维、视野的创新也很重要，首先是思想的解放，思维的颠覆与视野的拓展。

要实现大风流的创新，企业家要学会憋得住，要学会用心做事， 要学会精细与专注。大风流的创新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而大风流的创新的另一条件是一定要允许、鼓励行业存在颠覆的力量。大风流的创新要求我们弘扬多元与差异，超越单一的梦想。 真正做到“和而不同”，这也是大风流创新的一个先决条件。允许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商业梦想，有不同的梦想，社会资源才不会配置到一个方向去，才会诞生更多方向的大创新。此外，企业要给员工更多的生活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不同，大家的体验会不同，才会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才有可能产生更多元的创意。

镜报：在今年9月，由长江商学院在东京主办的“2010中日CEO论坛”上，您提出不赞成过于强调民族品牌的论点，听说这也是基于您的“逆向思维”的一个观点？

项兵：不是不赞成，而是要调整我们的视野与思维。过度强调民族品牌，如何运作整合全球性的资源？在新的时代企业必须换位思考。中国产品走向世界，一定要找出一个被广泛接纳的方式。企业必须从过于强调民族品牌的狭隘观点中解放出来，要超越民族品牌的概念，也许我们也要超越所谓自主创新。你想，如果丰田汽车进入中国时一味强调自己是在为日本打造民族品牌，它在中国市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IBM与三星都会投入大量资源把自己打造并打扮成中国的企业。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GDP占全球总量近9%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民族品牌、自主创新这个起点与思维，我们可能在全球无端地制造出很多没有必要的抵制和抵触情绪。更何况在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都是相通的，中国企业可能需要新的境界、新的高度来重新定位自己。

镜报：家观念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而您一直在提倡要超越“家天下”，要创造新的商业文化，这是为什么呢？

项兵：这是我最近思考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辉煌，而且显示出了强大的造富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富有阶层。从目前发展趋势看，未来十年一个新的造富高潮即将到来，但是我们在打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上进展缓慢。

难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个核心源中国经济发展的造富能力，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以及中国人独特的创业梦想与吃苦耐劳精神。为改变自身命运并获取财富，我们可以不畏千辛万苦，走遍天涯海角。中国人的这种创业冲动以及对财富的渴望，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个核心动力。但这种以家族利益最大化为初衷的模式也有很多弊端。

如果我们做生意仅仅是为了发家致富光宗耀祖，我们更可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出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现象，甚至使我们漠视道德底线，出现像毒牛奶这种的行业丑闻。所以我在长江不断强调我们要倡导中国的商业文化与文明。

和谐社会的建立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富有阶层如何看待财富，如何使用与处置财富，真正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道，这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所以在长江我们一直倡导企业家如何要“超越家天下”，超越个人和家族，只有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才能打造伟大的商业机构，否则，我们只可能产生一批富可敌国的富商，却产生不了像IBM，GE 与丰田这样的伟大商业机构，他们给予员工世界级的待遇，同时为股东带来世界级的回报，他们集全球英才为我所用，他们对财富的分享远远超越其家族。

此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两个群体的交流也越来越匮乏。从今年开始长江所有的EMBA学员在长江学习期间，都要捐出六天的时间做义工，他们不仅捐钱，同样重要的是贡献自己的时间、智慧和管理经验。让这些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到第一线去，去体验贫困者的生活，会激发他们未来关爱社区，为贫困人群，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这是长江一直倡导的价值观，2008年汶川地震后，长江同学与校友捐款达到4.3亿元人民币，占中国机构捐款的7%，我们感到自豪。

的确，这种“义工”的做法还没有在其他商学院看到。我们不想培养一批可以杀遍全球、“独步武林”的商人。我们长江要成为全球新一代商学院，我们诞生原创的引领全球的管理理念，例如以全球应对全球，链条对链条。 我们也要出新的思维方式， 例如取势、明道、优术，从月球看地球等。我们探讨产生大风流创新的新战法与新路径，我们更要弘扬新的商业模式与文明。我们是靠新视野、新思维、新对策等方面的全球引领的原创思想来打造全球新一代商学院的，这和传统的西方理念的传声筒式教育及教学工厂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以新思想、新理念及新价值实现了超越与引领，超越了流行的山寨版打法，超越了拷贝与应用，超越了国外主流商学院重“术”而忽视“道”与“势”的狭隘，超越了仅仅关注如何把生意做得更好，我们在长江同样重视为什么做生意，以及财富的应用与处置。这是长江在短短八年内在国内可以后来居上，并在全球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个必要条件。

记者：这次长江商学院在日本举行的“2010中日CEO论坛”，在日本商界反响很好，我在会场也看到日本各界很感谢长江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观点。长江商学院现在在中国乃至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创办长江的初衷和策略吗？

项兵：长江商学院的崛起首先是取势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有众多世界级的商学院，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家，这是国家富强的不可或缺的战略储备。我一直觉得在和平时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在于企业，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优秀的CEO永远都不够用，培养优秀企业家的机构必须存在，这样才能推动中国走向国富民强之路，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镜报：长江商学院被称为中国企业家的“黄埔军校”，长江的特色是什么？

项兵：这是企业家和同行对我们的褒奖。中国的确有众多优秀企业家都是长江商学院的学生和校友。我们的梦想是近期内跻身世界顶级商学院之列，把长江打造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机构。而一个伟大教育机构首先要有基本面，基本面不是排名也不是认证，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拥有世界级的教授队伍。在吸引全球顶级教授加盟方面，长江商学院的对手就是世界前十大商学院，难度非常大。我们吸引这些教授的第一条是给他们一个梦想——你是在为中国、在中国创办一个世界一流的商学院。然后是治理结构，我们是教授治校，不是行政治校，这是吸引世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政府和李嘉诚基金会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李嘉诚基金会的捐助，长江难以获得今天的成长。长江的教授在全球顶级学术杂志人均发表论文数量在过去五年排名全球第六，这在亚洲是绝无仅有的。第三，我们的很多理念与做法都和世界顶级商学院一样，比如说伟大的教育机构没有一个是以挣钱为目的，如果教育机构以挣钱为目的，那么我们就丧失了灵魂。有着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长江不需要挣钱就可以发展生存下去，我们可以专注于打造伟大的教育机构。

镜报：现在很多商业教育机构都将长江商学院作为模仿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你们成功的神秘之处到底是什么？

项兵：我们的原创理念就是要突破原有模式，我们要依靠创新甚至颠覆式创新来实现超越与引领。我们推出了以“五个盒子”为基础的颠覆式创新：（1）我们研究国企民企及跨国公司这三类不同的企业，如何在快速变革的中国市场展开有效的竞争与合作；（2）中国企业如何整合全球资源，应对并推动全球化，进而在未来五到十年改写世界许多行业的商业版图；（3） 跨国公司如何整合中国，形成新一代的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能力；（4）在管理上如何超越西方优术为主的思维，实现“取势”、“明道”与“优术”的有效融合；（5）超越对财富的创造与管理的关注，高度重视财富的使用及处置。长江在这些重大课题上的研究在世界级商学院中是引领式的，也是独树一帜的。

在这些领域我们的原创性，我们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研究能力是其它顶级商学院如斯坦福、哈佛都不能相比的。另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是未来改变全球经济版图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全球引领式的。所以不仅中国的顶级企业家，很多世界500强企业的老总，都选择了到长江来参加论坛或者学习。这种触及“金字塔顶层”的打法在全球商学院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长江在全球商界顶层拥有令人羡慕影响力的一个基石。

“香港可以有更大的梦想”

镜报：近年来，随着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香港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地位隐含被边缘化的担忧，您觉得现在香港应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

项兵：我一直认为香港会有第二个春天。香港的第一个春天是帮助中国企业将产品出口到全球，或者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中间站。但这个阶段已经过去，现在香港有非常独特的优势，这使香港在中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当下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过程中，香港会成为中国整合全世界资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桥头堡。在未来5—10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内，香港的独特性是任何内地城市都没法取代的。香港可以有更大的梦想，其实金融风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比如香港交易所可以通过和伦敦交易所交叉持股而打造一个可以比肩纽约的全球金融中心。我认为香港和伦敦可以更好的整合，共同打造一个跨洲际的金融中心。由于历史原因， 在法律制度和管制体制与文化上，香港和伦敦之间软环境的对接应该不存在大的问题，又有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市场，又有欧洲和亚洲的概念，这个思路我想至少是可以探讨的。

很多国内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并通过香港上市公司与全球公司治理结构对接。香港在司法独立、信息自由流动、货币自由兑换、国际化人才储备等方面，其优势超越国内任何一个城市……这些都是香港拥有更大梦想的资本。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邓公当年一国两制的远见，在新的形势下这种远见有新的历史作用。香港社会的灵活性、包容性、敏捷性、金融业的集中性，以及几百年来持之以恒的商业积累是无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