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中午，上海在连续下了一周的冷雨后，终于放晴。当天，浦东新区周浦镇镇长闵庆峰在朋友圈晒出一张小区的照片，画面是久违的阳光和面露笑脸的居民。在配文里，闵庆峰感慨，“这是阳光下的明天华城，我们在坚持，我们在期待那一刻的到来。”随后，很多人在朋友圈留言，其中有一个人写道，“加油！明天华城，明天还会是一座华城。”

那一天是明天华城小区因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而实施封闭管理的第8天。

今天零时，明天华城小区正式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如无意外，浦东其他“中风险”小区也会在不久相继迎来“降级”。这段特殊的时期，浦东上百名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大门封闭时返回工作岗位，与居民们一起“战斗”，他们是小区里的居委干部、保安、保洁、维修工人、客服专员、志愿者……所有人都经历了可能是一辈子忘不掉的14个日夜。

11月27日晚，封闭中的浦东周浦明天华城小区1号门。 本文图片均 黄尖尖 摄

11月27日晚8时，70岁的孙爸爸一手搀着老伴儿，一手提着保温壶，在寒风中沿着周星路颤颤巍巍地一路走。不久，明天华城亮着白光的一号门便映入眼帘。他们的女儿孙华定是这个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7天前的夜里，女儿接了一个电话后便匆匆出门，至今没有回过家。

一袋橘子，一罐蜂蜜，保温壶里装着女儿爱吃的油豆腐炒荠菜、炒鸡蛋，老人带来的东西经过保安消毒处理，交到孙华定手上。“你饭菜趁热吃了。”隔着冰冷的空气，孙妈妈抬了抬嗓门跟女儿说。“知道了妈妈，你们快回去吧，太冷了！”孙华定在栅栏后探着头。“你衣服够吗？”“上次拿的已经够了。”“你洗澡怎么洗？”“公司安装了临时热水器。”“哦……”

看着远处的女儿小小的身影，两位老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那行，我们回去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小区门口的灯光落在老人身上，小孙看着两个身影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才转身离开。

孙爸爸和孙妈妈隔着安全距离与女儿对话。

11月20日晚上，孙华定出门前只是跟爸妈说“回小区加个班，最多明天就回来了。”她心里清楚，走进这扇门，最少也要14天才能出来。在明天华城，和孙华定一样家不在这里，却在小区大门落下那一刻紧急“逆行”的工作人员共有51名，“很多人都是当晚从被窝里被拉出来的。”

第一夜，核酸检测从20日晚8时持续到21日晚8时，经历了整整24小时，明天华城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一天一夜没有休息过。当孙华定瘫倒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时，才发现大家都回不了家，洗不了澡，也没有地方睡觉。

居委会给这些“无家可归”的工作人员腾出了所有能用的空房间，办公室、值班房、活动室，甚至地下车库。有的人睡在行军床上，有的在冰冷的地板上打地铺，两三天才用临时热水器洗一次澡，但总算在每天高强度工作后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周家父女从小区封闭后就第一时间当上了志愿者。

小区大门落下的那天，居民周伟还在外面办事，只有妻子和女儿周昕瑜在家。小周跑到楼下，只见大批穿着防护服，带着口罩、面罩的核酸检测人员已经进入到小区现场。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6000多位居民的日常生活突然被打乱了。为了保障居民的生活，周浦镇和居委会连夜组成了三个后勤保障组，负责为居民采买日常用品、药品，紧急送医和应急响应。

第二天，周伟就到居委会报名当志愿者，第三天，他又把女儿也“拉”了出来。父女俩每天搭档“扫楼”，到各个楼道张贴生活起居便民告示，教小区老人在网上购买蔬菜和生活日用品，收集每户居民的困难之处，寻找有特殊技能的小区“达人”帮忙解决……

“我们待在里面，是为了里面的人安全，也是为了外面的人安全。”22岁的周昕瑜说。“困难毕竟是短暂的，我们要为明天考虑。所以我们的小区叫明天华城。”

“从大门封闭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孙华定至今还记得小区封闭的时候，一些居民站在门前，焦虑地朝小区外观望。道闸落下去，就不能随意升起。小区的明天会怎样？大家心里不清楚，但那一刻，没有人选择离开。

11月21日凌晨两点半，怀孕9个月的妻子已然熟睡，浦东祝桥镇新生小区居民吕剑飞还坐在床边想着心事。几小时前，小区因有确诊病例而封闭，他的第一反应是担心妻子会不会被感染。

预产期是1月2日，夫妻俩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预约的产检定在12月1日。隔离后，好不容易约上的产检肯定要错过了。居委会了解到情况后，马上联系了周边医院，将妻子的档案转移过来，并在严格防护下护送她到医院完成了产检。“现在妻子的胎动次数终于恢复平稳正常，我们心中的石头也落下了。”

大门紧锁的小区，四名保安隔道而立。

11月24日凌晨，位于浦东祝桥镇的营前村降为低风险地区，祝桥镇“机关青年防疫冲锋队”志愿者杜春华裹着大衣，站在村口牌楼下维持秩序。这是他在营前村的最后一项任务。但他还不能休息，因为就在营前村降级前三天，杜春华自己家住的新生小区也被列为了中风险地区。

对于杜春华来说，今年的冬夜特别漫长。在村里的每个深夜，杜春华和志愿者们一起打地铺睡在村里主楼的宴会厅里，“垫了两床棉被，还是觉得太硬”。每到这时，他就会想起家里的床铺和妻子做的饭菜。然而当新生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后，杜春华再次申请加入小区防疫工作。“这里是我的家，我义不容辞。”

夜深了，周浦镇明天华城的许多居民家中仍亮着不眠的灯火。这时，一段轻声的对话在一个小窗前响起。“小彭叔叔，我一个人睡觉害怕，能不能跟你一起睡？”9岁的小杰眼巴巴地望着彭辉。“好啊，我们一起去居委会二楼，你睡我的行军床，好不好？”小杰紧绷的脸一下子绽放出笑脸。

彭辉是一名网约车司机。11月20日晚上，他搭载乘客返回浦东周浦明天华城小区时，恰遇小区实施封闭管理而被迫滞留。14天来，彭辉穿起了志愿者的红色马甲，忙碌在小区的各个角落。后来，他又多了一个“临时奶爸”的新身份。小区封闭时，小杰的父母正在浙江，家中只有他和23岁的姐姐。然而有一天，姐姐突感不适被紧急送医治疗，剩小杰独自一人在家。

还未成家的彭辉，带孩子是平生第一次。白天，他在小区做志愿者，小杰就在居委会做功课。9岁的男孩，正是最调皮的年纪，彭辉只要稍有空，就会回来看看小家伙，带他去小区湖边走一走，到儿童乐园玩荡秋千，滑滑梯。没有亲人在身边，小杰看到陌生人总是很紧张，但只要彭辉在身旁，孩子就恢复了原本的童真。

每到晚上，与小杰挤在一张行军床上，看着孩子在摆弄手里的变形金刚和奥特曼时，彭辉就感觉一切都如同做梦一般。“对明天华城而言，我是一个陌生人，但在这里，大家从来没有把我当陌生人看待。”

夜深人静，有的人已经休息了，但有的人仍在坚守岗位。晚上10时已过，清洁工徐芹芳仍在用消毒拖把埋头清扫1号门前的一幢居民楼过道。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把这栋大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消毒三次。“你几点下班？”“反正现在还没下班。”她说。

这段时间，徐芹芳和工友们白天从事清洁工作，晚上就住在小区地下车库的临时办公间里，6个人一个屋。“虽然条件是艰苦了些，但大家住在一起还挺有劲的。”车库里没有电视机，闲下来时，几个人会聊起小区里的防疫情况。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不安，但大家都在默默地坚持，等待解封的那一天。

凌晨1时半，郊区的气温跌到8摄氏度以下。保安张宾把手往黑色大衣里缩了缩，距离早上6点换岗还有5个多小时，他在寒风里走起了“圆圈步”，通过运动来增加身体的热量。11月20日晚，封闭小区的指令就是他通过对讲机传达到各个门岗的。

每天守在小区大门前，张宾经常透过栅栏望向马路对面的那座小区，心里会想念家中的爸爸、妈妈、老婆和孩子。“隔离，其实是为了大家。”张宾说，每天看着对面的小区，他总在想：“因为我们封闭了，所以他们就是安全的。

深夜的小区并不是绝对的安静。有因打地铺被冻醒而“出来走走”的居委干部，还有仍在清运最后一车废弃垃圾的工人。封闭期间小区的垃圾量猛增到平时的三倍，负责拉桶的清洁工王国新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两点。

此时，忙碌了一天的小区早已沉沉睡去，只剩下清运车划过路面的“哗哗”声还在深夜里回响。

深夜时分，一名超市店员隔着道闸给居民送外卖。

“叮咚买菜，18C，5959！”“每日优鲜，12D，7794！”11月29日是周日，上海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好天气，在上海张江镇顺和路126弄小区门口，这听起来有点像“暗号”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就在小区封闭第二天，一个纵深2米的隔离区出现在小区门口，身穿防护服的志愿者每天早晚准时上岗，为纷繁而至的快递和外卖充当传递手。

顺和路126弄的居民大多为在张江上班的白领。“年轻人不常做饭，外卖和快递叫得多。如果居民直接与配送员接触，会增加病毒传播风险，我们志愿者在中间，阻隔了这个传播途径。”29岁的陈希（化名）在张江从事超导体材料研发，他的公司离126弄5公里。“我都是利用周末，加上请了几天年假来这里当志愿者。”他做这件事是瞒着“全世界”的，“爸妈和公司都不知道。”

小小一方空间，形成了一个小区与外界隔绝的“真空区”。刚开始，志愿者们曾在一天内传送过20多台电脑，还有许多孩子的同学家长送来的作业本。而如今每天早晚，外卖和快递纷至如潮，一个志愿者一上午就要传递50多个外卖。“上岗的这四个小时里，我们一般不吃饭、不喝水。”志愿者曹燕疫情以来累计服务超过40个小时。“动起来的时候不觉得饿，到结束的时候才发现累得瘫倒。”

外卖柜前，分别出生于为1995年、1999年、2000年的三个小哥哥，是一家做智能外卖柜的享取网络科技公司员工，他们每天值守10小时，帮骑手和居民存储外卖。在一群骑手中间，还有一位特殊的“外卖员”，华顺居委的“外援”居委干部沈毅每天跑遍浦东各大医院，为隔离中的居民紧急配药。

这条“传送带”上的每个人都来自各行各业，有居委干部、企业白领、公司职员，还有周边超市的店员，他们一次次穿过马路，给小区送来“补给”。小区里有很多老人不会网购，超市就将电话发给这些老人，让他们打电话来购物。“老人不会用手机，钱怎么付？”“先记在账上欠着呗，这个时候，不在乎这些。”一位超市员工说。

午后的阳光正好，久违的温暖似乎也暂时驱散了笼罩在封闭小区居民心上的阴霾。

11月24日，经过14天“封村”的营前村降为低风险地区，村口恢复了往常的热闹。营前村人打开手机，随申码从此前的黄色变成了绿色，熟悉的生活又回来了。

12月5日，明天华城小区降为低风险地区。“离开小区后，我想先回家洗把澡，再好好睡一觉。”孙华定说。徐芹芳最想做的事是和家人吃一顿“团圆饭”，一直和儿女住在一起的她从没有和孩子们分开过。而周昕瑜走出小区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剪头发”。

“我想和一起战斗过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去吃顿饭，纪念一下我们这段经历。”彭辉说。“我一直有个创业梦，在心里酝酿了很久都没有付诸行动。这段时间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人的一生难免遇到意外，关键不在于遇到了什么，而在于你如何去面对。”但彭辉说，不管他明天会去哪里，这14天都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回忆。

对于新生小区居民吕剑飞夫妇来说，有件事特别“迫切”。“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俩本来计划到影楼拍一套孕照纪念一下。产期临近，能拍孕照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吕剑飞笑着说，“能出门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拉着老婆去拍照，再不拍就来不及啦！” 

(责编：葛俊俊、轩召强)

家住临汾路375弄小区的杨根生老人，10年前退休，生活安逸；但这几年他开始为“变老”发愁，因为他住的6层楼房没有电梯，爬上爬下让他力不从心。去年，他有了换套电梯房的想法。恰在此时，小区传来启动“批量”加装电梯的消息。仅用半年，他所在的楼栋就装上了电梯，也打消了他换房的想法。今年，他拿出20多万元积蓄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终于可以定定心心在临汾社区养老了！”杨根生开心地说。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是上海典型的纯居住型售后公房社区，1587个楼组中9成没有电梯，居住在三楼以上无电梯多层住宅中的60岁以上老年人多达1.3万人，“加梯”成为临汾社区居民最大的诉求。

人民的向往是城市治理的方向。街道将“加装电梯”作为社区“一号工程”，探索党建引领加装电梯，推动加梯在临汾社区从“个案”走向“批量”。去年1月至今，街道辖区内启用、在建、在批的加装电梯达到了64台，17个无电梯居民区有16个实现了加梯零突破。很多因为没有电梯无法下楼的老年人，多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次下楼。

在临汾路375弄小区1号楼，一台灰蓝色的电梯钢结构沿着淡青色的墙壁，攀爬而上，直达5楼。70多岁的上海阿姨陶廉洁拖着小车，买菜回来，准备进电梯。“装了这个电梯后，真方便。我用电梯卡轻轻刷一下，电梯就动了，一分钟就能到5楼。”陶廉洁热情地给记者演示如何乘坐这部电梯。

这样的“演示”，她已经操作了很多次。1号楼电梯很特殊，是临汾社区加装的第一台电梯。“我们楼这台电梯是样板！很多居民来看我们这部电梯，我就带着他们这样乘。”陶阿姨言语中带着自豪。

说到这部电梯，陶阿姨总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她与1号楼其他居民都是见证者。“过程非常曲折，前后历时4年。”

加梯起因是一次突发情况：2015年，一位住在楼上的老人突发疾病，要送去医院。但楼内没有电梯，叫了救护车，担架却抬不下去。“情急之下，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老人从楼上背下来，再用救护车送到医院。”陶廉洁说，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都心有余悸。没有电梯，以后我们要是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于是，1号楼居民向居委、街道提出了加梯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回应。街道选派了街道干部到这个小区作联络员，与居委干部一起挨家挨户排摸情况：1号楼住着18户居民，60岁以上老人占8成以上，其中有两位老人90多岁，楼内居民加梯意愿强烈。

了解到居民的迫切需求，街道党工委决定：以临汾小区1号楼作为街道首个加梯试点。项目定下来了，居民与居委干部都很高兴。可当加梯的提议被正式提出后，楼内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居民担心‘加装电梯会占用公用空间’‘会增加电费支出’，还有电梯安装费的分摊问题等等。”临汾路375弄居委会主任俞咏梅回忆说，加梯成功的楼组，当时全上海也没有几个。居民有各种担心也正常。我们就带着居民去加梯成功的小区现场看，再一户户上门做群众工作，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最终整栋楼的居民达成共识。

大家以为“最艰难”的一段已经过去了，没想到进入施工阶段，又有问题来了：隔壁楼组居民提出，新加装的电梯可能影响到本楼组的采光，要求更换位置。

陶廉洁与1号楼部分居民当时有点泄气：“我觉得，加梯这事不可能做成了，太难了！”但街道与居委干部没有放弃，他们对隔壁楼组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电梯的设计稿和修建点位也在充分考虑使用人和被影响居民的前提下几经易稿，重新确定了样式与施工位置。又用了近半年，最终取得整个小区三分之二业主的同意。

去年1月，1号楼电梯竣工了，很多小区其他楼栋居民都来看。1号楼居民更是兴高采烈，陶廉洁与几个老邻居坐着电梯上上下下，像个孩子，“是街道与居委的坚持，才能让我们楼栋加梯成功。”

创新“批量加梯工作法”

就在1号楼加梯竣工前，街道党工委做了一个决定：要尽快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在社区推进“批量”加梯。

为让加梯速度“跑”起来，街道创新方式方法，探索解决路径。总结临汾小区1号楼加梯经验，街道找出可加梯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居民关注的焦点重点，一一破解，在其他加梯小区、加梯楼栋推广。

“在这个节点前，你们要确保完成。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想办法！”这几天，陈黛静的手机从早到晚响个不停，都与加梯相关，她还跑了几次施工现场。临汾小区7部电梯同时在建，都进入了关键期。除了街道自治办主任的身份，陈黛静现在还是临汾小区加梯临时党支部书记。像陈黛静这样的加梯临时党支部书记，在临汾社区共有8个，居民亲切地叫他们“加梯干部”——统筹、协调、解决加梯过程中的大事、难事。

加梯工作，涉及工程审批、施工、验收、运维等流程，还要协调居民意见，事无巨细，定要有个牵头人。但在老龄化程度非常高的临汾社区，居民中很难有产生这样的牵头人。要“批量”加梯，首先要解决谁来牵头的问题。

临汾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厉蕾说：“加梯固然是群众自治行为，但在群众需要时，街道党工委要勇于担当。”街道党工委提出“把党支部建在电梯上”，党建引领加梯，街道率先在老龄化程度最高、加梯需求最迫切的8个居民区，成立了“加梯临时党支部”：选派年富力强的街道中层党员干部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担任副书记，吸纳业委会、物业公司、派出所、律所、电梯公司等相关单位、组织的党员担任委员，调动各级党建网格资源，形成多方合力，推动加梯提速。

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对于增设电梯的设计方案、施工方案、资金方案、后续管理等具体操作环节进行把握；党支部相关党员专门研究，保证增设电梯与小区环境协调一致，工程造价预算合理，后续方案切实可行；党支部成员还经常参加楼组居民增设电梯协商议事会议，确保居民协商始终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

居民的心结打开了，加梯才能快起来。针对居民反映集中的安装费用问题，街道积极争取将与加梯配套的水电煤移位工程，纳入了老旧小区更新项目中通盘考虑，为每台电梯节约7万到10万元资金；针对居民担心的加梯后的维保问题，街道抓住物业党建联建模式在临汾全覆盖的优势，把电梯后续管理纳入物业达标考核，加装一台，物业就接手一台，实现施工到维保的无缝衔接。

让所有居民都成为受益者

“阿婆，在家吗？我来收电梯电费喽，谢谢你哦！”临汾小区2号楼102室居民陈翠萍，每隔几个月会敲开一户户居民家的门，收取近期的电梯使用电费。作为住在一楼的居民，陈翠萍听说楼栋要加梯，不但表示赞成还主动去做底楼邻居的思想工作；在电梯加装之前，她就和其他两位居民组成了“楼组自管会”，在电梯建设前期、过程中帮助开展群众工作，在电梯建成后负责电梯日常保洁与电梯电费收取。楼内高层居民对这位热心邻居的配合与付出感激不已，主动维护楼道整洁。

加梯的目的是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让社区生活更美好。在临汾社区，加梯工作并非简单地“一加了之”。街道将加梯作为一项暖心工程，让所有居民都能因这部电梯的存在而高兴、而受益，都有获得感，社区的氛围自然更融洽。

在加梯中，底楼的居民受益最少，让底楼居民同意也是加梯群众工作中的难题。街道不回避这个问题，细致耐心地化解底楼居民的心结，同时通过改善底楼楼组环境，让底楼居民也有获得感。

街道总结出底楼居民的三大担心：“加梯后，可能影响到我家的采光、通风，上上下下的电梯还会产生噪音”“加梯获益的是高层居民，对底楼居民没有什么好处”“没加梯的时候，底楼不算差的楼层，但有了电梯，底楼成了最差楼层，我们的房价要跌了”……百姓有问题，街道、居委干部一一回应、设法解决。

“担心影响采光、通风以及产生噪音”，背后指向的是“电梯的选址”。基层干部就带着底楼居民实地看其他楼组的加梯现场，让他们实际感受加梯后的采光、通风与声音，同时科学规划电梯选址，同步召开楼组议事会，让居民们商量着来。

底楼居民缺少“获得感”？街道推出惠民美化楼组政策：哪个楼组居民同意加梯，街道就出资对该楼组一二楼公共空间以及大门前公共空间进行美化。雪白的墙壁、干净的地面、新换窗户，美化后的底楼环境可以“秒杀”很多商品房。“加梯后，楼上居民主要通过加装在楼组大门外的电梯上下楼，不再经过底楼，底楼空间实际上是我们的常用空间，这让我们也颇有获得感。”底楼居民说。

如今，临汾路街道希望加梯推进还能再快一些。街道与同济大学智慧城市与电子治理研究所共同开发的“数字驾驶舱”已经投入应用，针对前期已成功加装电梯的楼组居民，从社区参与、年龄结构等7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形成“群体画像”。“这为基层干部有针对性地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精准范围’，可以进一步提升加梯工作效率。”同济大学智慧城市与电子治理研究所所长周向红教授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