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国家才可以称之为是大国,大国创新需要如何创新?

  原标题:社科院院长谢伏瞻清华演讲,信息量很大…

  本文来源于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在清华大学所作《准确把握“十四五”规划的几个重大问题》主题演讲,收录于第11期《进化》专栏。文章未经作者审阅确认。

  口 述:谢伏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很高兴来到清华大学,就“十四五”规划的几个重大问题跟大家交流。

  今年全国两会通过“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对于实现“两步走”战略目标——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50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在这期间,我们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从国际方面来看,有以下5个突出特点:

  1. 逆全球化浪潮

  第一个特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下降。上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撒切尔革命”;接着里根政府推行供给学派经济学。从那时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在西方成为主流。

  在这之后,发生了几件大事:

  1.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2. “9·11”事件,美国把战略重点从冷战转向反恐;

  3.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4. 21世纪初发生的互联网产业革命

  这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劳动力与日本、中东等资源型国家的资本,加上美国市场、美国技术,形成一个环流。

  但由于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快于人才流动,所以资本在全球配置的同时,欧美一些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像美国中产白人失业率增加、收入停滞;国家间出现“南北分化”;人群间的收入分配也趋于恶化。

  这就导致:政治上,民粹主义兴起;经济上,逆全球化抬头。

  整个国际环境“东升西降”,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崛起。有人说,中国在2008年开了一场美轮美奂、盛况无比的奥运会;而美国则恰恰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

  从那时起,整个国际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变化——经济逆全球化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出现下降趋势:

  1. 年,全球出口额的年均增长是10.4%;年,年均增长仅为1.5%。2020年受疫情影响下降了7.5%;

  2. 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来看,年的年均增长为20.1%;年的年均增长是-3.8%,2020年下降42.3%。

  2. 争夺科技制高点

  第二个特点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集中体现在“对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上。大国在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加剧,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等。

  在人工智能、5G通信和物联网等领域,过去落后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大踏步地赶上,但是有些老牌西方国家,比如欧洲整体上在信息技术、数字经济领域滞后于大趋势。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引领作用正在不断增强。

  3. “脱钩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这是对“十四五”规划影响比较大的全球性问题。

  疫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也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各个国家基本都采取规模空前的“刺激措施”,典型的像美国,2020年推出了5轮财政刺激政策,总额达到3.8万亿美元;拜登上台后又推出第6轮救助法案,1.9万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社科院有专家认为,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呈现出“三低两高”的局面——所谓“三低”就是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通胀近期有抬头趋势,但是一种趋势性变化还是短期变化还很难说);“两高”主要指高政府债务和高收入分配失衡。

  长期来看,疫情带来两方面挑战:一是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经济政策的调整空间在缩小;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或者病毒变异引起疫苗失效,下一步的经济复苏难以预料。

  另一方面,疫情带来“脱钩风险”。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自2018年3月开始频繁制造中美贸易摩擦,后来发展成所谓的“中美贸易战”,采取了很多造成脱钩的政策。

  疫情加剧了这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内顾”政策,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本土化、区域化趋势。

  所以中国当前在科技领域或者部分产业领域的“脱钩”,是个什么局面呢?一方面,为了防止真正脱钩、防止脱钩带来冲击,我国必须有所应对;但另一方面,当培育形成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时,就使得“脱钩”成为现实。也就是说,本来希望避免脱钩,但最终却造成事实上的脱钩。我称之为“脱钩悖论”。

  4. 世界经济“东升西降”

  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这些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间经济总量的相对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明显提高,发达经济体在相应降低。

  按市场汇率,202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比达到40.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42.9%;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5年预计达到60.2%。

  第二个是,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在缩小。2020年底,按照现价汇率计算的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超过70%。由于两国经济总量日益接近,美国朝野——草根和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警惕明显增加,增强了所谓斗争、竞争、遏制的一面,合作的一面则在减弱。在“十四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内,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加剧。

  5.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

  由于特朗普上台后实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使得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的效能在减弱。在某种程度上,多边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了,很多国际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机构的法官人数不够了,很多本来应该通过国际组织裁定的事情最后都不了了之、搁置了。所以整个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势在必行。

  以上是关于整个大的国际环境。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国内目前的有利条件和风险挑战。先讲有利条件:

  1. 经济基础夯实得比较好

  总体而言,“十四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具备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2020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102万亿元的规模,换算成美元是14万亿左右;

  人均GDP也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大关;

  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1.7%提高到现在的17%。

  整个经济基础应该算是夯实得比较好的:比如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达到3.5万多公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是15万公里。有人讲,现在是“城货下乡、山货进城、电商入村、快递入户”,比过去要方便很多。

  2. 产业体系完备

  无论是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还是从整个工业体系来看,我国的整体水平都比较高: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农业,也就是“第一产业”降到10%以下,只有7.7%;工业占37.8%;服务业已经提高到54.5%。

  从工业体系看,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

  3. “世界第一消费大国”

  我国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是一些小市场、小国和小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说,中国正在成为总量意义上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在不少门类或者产品的消费上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像汽车、酒类和奢侈品等。

  中国的手机销售占到全球的40%,电动汽车占全球市场的64%,半导体占全球市场的46%,光伏面板占全球的50%,高铁、数字支付系统的本土市场占有率都超过90%。

  4. “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

  第四点有利条件,则是我国日益提升的创新能力:

  从研发投入来讲,自2013年起,我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2020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是2.4%,与欧盟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

  专利申请和授权数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是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另外,像大家熟知的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和量子信息等领域,中国从过去的跟跑,到现在有的领域已经进入领跑行列;航空航天、人工智能、5G、移动支付等领域,中国均位居世界领先地位。

  5. “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20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量是32.2万亿元。疫情期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份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提升。

  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曾专门就疫情以来的产业链变化和不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进行详尽分析,结论认为我国不少领域的产业竞争力都在提高。

  以上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当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1. 美国继承了特朗普的“遗产”

  中美关系变化,这是“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处理好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可能也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的调整。目前来看,拜登政府部分继承了特朗普的“遗产”,在一些领域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如拜登不断地拉拢日本、拉拢澳大利亚等“五眼联盟”国家、拉拢欧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

  这点是拜登明显不同于特朗普的,但总的对华战略还是继承了特朗普原有的路线。

  另外,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各个方面不断地在我国制造麻烦,而且不会就此结束。比如美国挑起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其实意在阻扰或者叫推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点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准确地讲,是“少子老龄化”问题。我国现在不仅是老龄化在加速,同时出生率也在下降,这对我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会有明显制约。

  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长期跟踪研究这一问题,他们深入分析了人口变化、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总体而言,“少子老龄化”对潜在增长率的提升有负面影响,如果我们不深化改革、不从制度方面挖掘新潜力,潜在增长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3. 能源、粮食、金融、债务等领域的安全问题

  潜在增长率下降,将会对国家安全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债务安全等带来深刻影响。

  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很多风险都可以在高增长的情况下被消化掉,也就是“以时间换空间”。但如果经济增速下降,而且是持续下降的话,比如高债务问题、高杠杆率等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4. “效率与公平”问题

  第四个方面的挑战,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保持经济增长的权衡,也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从分配上进行一些政策调整,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需要进行调整。

  5.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按照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国现在的减排压力很大,每年需要减排3.17亿吨,是美国的2倍、欧盟的3.5倍、日本的9倍。

  如果我国不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就很难实现减排目标,所以如何把绿色发展真正变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不是变成一个包袱就显得至关重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机遇和挑战的内涵都有新变化。

  接下来,我想着重谈一谈“十四五时期”,所谓“三新”之间的关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走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1. “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老路”

  什么是新发展阶段?它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发展阶段。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确定的目标是两阶段目标,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比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提前了,原来我国要在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按照现在的要求,大体上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达到两万美元出头;到2050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社科院几个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大体上,我国到2023年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为12535美元。按照2019年的不变价计算,目前看应该是有把握的。不少专家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到2030年会超过美国。

  这两个阶段,基本都与现代化有关。在“十四五”规划中,包括总书记在规划的说明中明确讲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

  从世界范围来讲,公元1500年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先后崛起成世界头号发达国家,但不久后都降为二流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头号大国,但他们走上现代化道路,基本是靠殖民、靠掠夺。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老路。

  所以总书记在规划的说明中强调,我国所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2. 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从现在起到“十四五”期末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因为首先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不承认”这个说法,比如一些非洲国家、友好国家,他们说:“中国要是发展中国家,那我们算什么?”

  但是,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从1990年的0.502提高到2020年的0.761,在189个成员中排名第85位,从人均水平来看跟发达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一些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贸发组织、联合国工发组织等,还是把我国列为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这个提法依然没有变,但内涵确实发生了变化。

  其次,应该说我国的产业链还处在全球产业链中端,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高端水平,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小平同志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管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当然,这个说法随着观念和发展情况的变化会有所调整,但总体而言,现在还是要聚焦发展。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继续了,比如,过去主要采取“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而现在国际市场发生了变化,再延续过去那种“大进大出”的国际循环,可能会有困难。

  投资的空间也在缩小。像城镇居民的住房,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也好,城市建设等领域也罢,除了地下那部分的差距比较大以外,表面光鲜的部分都做得差不多了。所以要还想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无论是环境还是资源都没法持续支撑了,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最后,从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变化、潜在增长率的变化等方面来看,我国都不可能再保持像过去那么高的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打造新动能。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真正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3. 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一个主动选择。所谓“新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总书记在去年疫情期间提出这一概念,并且多次强调。它确实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面对阶段性变化,党中央做出的主动选择,也是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战略举措。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高科技领域在“卡脖子”环节进行封锁。如果我们不调整发展格局就会陷入被动,这也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内在要求。

  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我认为最重要的有3点:

  1)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我国在应对国内、国际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比如,去年疫情暴发初期,最开始在武汉发现病毒,春节前后武汉封城、湖北加强管控后,西方社会一片地攻击我们,等到4月份疫情控制之后,舆论风向立马大变。

  为什么?因为谁控制住了疫情,谁就有发言权。目前为止,美国是感染人数最多、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他们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最后还是控制不住疫情。所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首先要把握的一点。

  2)突出创新驱动发展

  我个人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是说不要国际循环了。在能够国际循环的领域,仍然还是要继续做好循环。但问题是在那些人家不给你、“卡脖子”不与你循环的领域,必须自主创新,必须能自己干。

  比如,现在的集成电路,包括基础软件、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许多元器件遭遇“卡脖子”,在关键时刻不供应给你了。如果你没有创新,华为没有鸿蒙,没有台积电5纳米、7纳米的芯片,很多企业就要停产了,毕竟我们90%的半导体和芯片都是要靠进口的。

  所以一定要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自主创新和内需主导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

  3)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之外,还有一个制度开放的问题,要在制度层面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

  西方过往建立的国际治理结构、治理规则,美国他们是觉得合意的就用、不合意的就“退群”。所以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上,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走出去、引进来”、贸易出口的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等等,更重要的是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我国要提升在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要能参与进去,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提升我国的开放度。

  几个重大发展战略问题

  最后,我着重讲几个重大发展战略问题,回应前面讲到的我国面临的挑战:

  1. “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为什么要坚持创新驱动?一方面,以创新引领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也有利于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另一方面,以创新引领发展不仅是应对国际竞争新格局的关键之举,也是破解“卡脖子”问题的内在要求。

  从措施来讲,推动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主要靠4个方面:

  1)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1. 选准攻关方向。重大科技的前沿问题,需要把它捋清楚、明确攻关方向。“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把以下领域列为重大创新攻关方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

  在瞄准了这些科技前沿后,一方面要靠企业,另一方面靠政府。对政府来讲,最根本的还是要搞好教育,因为创新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每个层级,用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把很大的力气用在人才培养上,而这要从基础抓起。要更多地注重高校建设,特别是研究型大学。

  2. 建设国家的重点实验室。

  3. 建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审批了许多高新区,像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传统的科技人才比较集中、研究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如何打造成创新高地,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4.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政府投入力度。

  2)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1.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这不是靠管理部门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想出来的。什么技术该发展,什么技术发展不了,什么是前沿、超前了多少,这些问题企业更清楚。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高校、研究机构,要真正把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大文章”做好。过去很多高校的研究成果基本都锁在了“保险柜”里。这几年情况好转了许多。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研究不出市场认可的技术。所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发挥企业基础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3. 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4.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主要是加计扣除、减免税等。现在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所得税是有别于普通企业的,普通企业25%,高科技企业只有15%;研发投入的加计扣除也在不断提高。但目前从企业反映的情况来看,还是不够。

  5. 发挥中小科技企业的作用。

  3)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1. 健全组织体系。

  2. 健全激励机制。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成果参与分配、科研评价机制引导。这个“指挥棒”,如果只是光看论文是不行的。现在很多企业的机制都很灵活,真正的创新主体应该给股份、给期权,等等。必须要让知识参与到财富分配之中。

构建科研、产业、金融协同互促的合作机制。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那么活跃,创新企业非常多、成果也不少?反观我们不少科研人员的成果出来后,都拿不到钱,不能一步步地被转化。随着资本市场上创业板、中小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但还是要继续推动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我们现在的考核机制对于创新而言有很大困难,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还是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因此金融支持非常重要,需要科研机构、产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从中发挥作用。

  4)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现在真正顶尖领域的创新人才都是世界性的。知识没有国界,只要有好的政策,能够把真正有用的人才、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引进来,企业就能有大的发展。比如生物医药领域的很多人才,都是在国外留学的华人,他们可能在某个领域的研发能力很突出,像基因、生物制药等,回国后很快就能把一家小企业做起来。

  最后就是要用好人才,要加强国际合作。虽然我们把科技创新叫自主创新,但一定还是开放性的,如果封闭起来,是很难达到我们预想的目的。

  2. 扩大内需:重要的战略基点

  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内需?一是应对国内外风险。疫情暴发对我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必须要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必须坚持把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从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们已经由2007年的8.7%下降到2019年的1.2%,内需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二是支撑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这些年,内需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比较高,事实上是由内需主导的,最终消费需求在整个GDP增长中的贡献率也在逐步提高。2019年,我国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9%,最终消费需求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8%。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比重还是略低了一些。

  最后一点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例如,从产品类消费来讲,比如住房,我国城市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人均37平方米,这并不算少,但是很多房屋质量不行,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房子质量还是比较差的。有的几口之家可能就只有一个卫生间,这对于三四个人的家庭来说不太够用;有的则是管道老化;还有的老旧小区甚至连互联网都连不进去。提升质量是我们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比如汽车,目前我国的汽车保有量相对还是偏低的,千人保有量是204辆,比韩国、欧美国家低很多;当然,这也涉及到碳达峰、碳中和以及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需要综合施策。另外,下一步像教育、幼儿、养老、文化和旅游、电影等领域的相关服务消费,都还有很大的需求潜力,要深入挖掘。

  《规划纲要》就扩大内需做出了两方面部署:

  1)形成“橄榄形社会”

  如果贫富差距被拉得越大,收入越高、财富越多的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低,即所谓“有钱的人没处花,没钱的人想花却没有钱”。因此要改善收入分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形成“橄榄型社会”。

  要提升传统消费,比如衣食住行一类;培育新型消费,比如通讯、网络等方面的消费。我过去在地方工作时注意到,想提高一点水价,一家一户每个月几十块的水价也就再提高一点,大家都很难接受;但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手机,每个月最低消费也得几十块钱,这个却没有人吝惜。从这里也能看出新型消费的潜力非常大。

  再有就是服务消费,像教育、医疗通通属于服务类消费。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和政府支出性消费,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总体上,扩大消费还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潜力最大,像我们的农民,但是现实能力不足,如果我们能通过乡村振兴,通过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转移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块最大的消费潜力就能释放出来。

  2)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现在的投资潜力和过去相比是在下降的,但仍然还有发展空间。在《规划纲要》中所提到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地下管网等“看不见”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空间。

  我当年在河南工作时,曾经在郑州的航空港区搞了几公里这类设施,那是需要花不少钱的,没钱根本做不到。实际上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再比如,我们有些地方经常被戏称为给马路牙子“装拉链”。为什么?今天挖、明天埋,后天还有新的施工单位进来;今天是燃气,明天是电缆,没完没了,很多地方的电线跟蜘蛛网一样在空中挂着,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

  最后,我们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是说不要外需了,还是要继续发挥外需的重要作用。

  3.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写到文件的标题之中,是经过了几番努力的。

  为什么说不仅仅是人口老龄化,而且是“少子老龄化”。首先,要明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从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看,我们是14.1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11%。这10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过去常常讲,我们用世界1/2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这就意味着,过去我们一直占世界人口的20%,现在只有18.11%。

  二是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0.53%。这是很低的增速,比世界平均增速低了0.6个百分点。

  三是总和生育率只有1.3,低于代际更替生育水平的2.1,虽然比2019年的1.2略微提高,当时大概是二胎政策出来后稍微有一点回升,但总体而言还是很低。

  四是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下降了6.8个百分点。

  关于这个问题,社科院的蔡昉教授曾做过专门研究。他提出了两个拐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拐点,即劳动人口的绝对规模下降引发供给侧的问题;另一个是人口总量拐点,大体上,年间,大概率是在2027年,我们的总人口规模会开始下降,到那时就会引发需求侧的需求。

  现在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几个特征:

  1. 未富先老。我们现在人均GDP是10371美元,相当于其他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人均GDP的1/3。

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快。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的预测,年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提高14.1个百分点,是10个主要国家中提高最多的。这是一个判断;另外,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分别提高11.94个百分点和9.36个百分点,也都高于同期其他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3. 老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大。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76亿,占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1/4。我们的总人口占世界18.11%,而老龄人口占到1/4,明显高于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水平。

  预计到“十四五”末期,我国80岁高龄人口将达到3376万,比“十三五”末期增加446万。随着我们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老龄人口的绝对数也还在提高。

  人口老龄化将带来三重影响:一是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二是造成储蓄行为和消费行为发生结构性变化。因为老年人花钱跟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是花在医疗、养老和雇保姆上;三是抚养比提高。赡养老年人的社会负担增加,上到国家、社会下到家庭的负担都会加重。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规划纲要》中提出一些建议措施:

  1)增加生育政策的包容性

  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所谓“三育”负担。过去放开“二孩”政策后,有两年的出生人口数增加,但后面又回到了原来的状况。为什么呢?养育成本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养不起”的问题可能是现在议论得最多的。

  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估计生育率还是比较难提高,即使给了鼓励性政策,要想明显提高总和生育率恐怕也有一定困难。

  因为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大家都看到了,像一些欧洲国家、俄罗斯等地方的出生率都是极低的,都不愿意生孩子,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离婚率也在大幅提高。

  生了孩子,就有可能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个人发展。有的家庭生了两个孩子,雇个保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确实会增加很多负担,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2)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协同发展

  重要的就是多种养老模式,比如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商业性养老相结合。

  3)从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角度,出台一系列健全婴幼儿发展的政策

  我们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这可能是我们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养了孩子都想他能上个好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最后到大学,能上本科就不上专科,不得已都不愿意上职校,能上大学的都瞄着清华、北大,可是大学一共也就招这么多人,所以大家会有一种焦虑感,这也是造成低生育率的原因。

  4.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总书记强调,推动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难度还不小,特别是现在“三大差距”并没有明显地缩小:

  1. 地区差距。例如,虽然东西部人均GDP之比稳中有降,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的下降并不明显。尤其像东北地区等人口向外流动的地方,经济发展不太景气。

  除了少数地方,像浙江的地区差距、市与市之间的差距比较小;从全国来讲,西北和西南地区像甘肃、宁夏、贵州等地方的部分地市州,还有像新疆喀什、四川凉山等地区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2.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我们曾对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做过五等分组统计,最高那20%的收入组和最低20%的收入组的收入比大概是10:1。

  3. 城乡差距。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大约是2.56,仍处于较高水平;东部地区城镇和西部地区农村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超过了3.8。

  因此,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规划纲要》里有一些措施安排:

  扩大就业是解决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举措。过去我在地方工作时就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农村家庭,不管是贫困户还是其他户,只要有人在外面打工,这个家庭就会脱贫。

  从政府角度来讲,要做好二次分配,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由于我们还是要发展,所以在初次分配领域恐怕还是要效率优先,但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当然,现在提到的包括财产税、房地产税等税收政策的调整,它们对于阻断代际贫富的传递、调节贫富差距有着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恐怕很难推行。

  此外还要履行社会责任,鼓励慈善发展。慈善可以看作是“第三次分配”,对于缓解收入差距有着积极意义。

  现在国家出台了许多区域性的发展政策,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到底。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更好地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力支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像道路、通讯、医院和养老院等;让能够向外转移的人更多地转移出去,提高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生产率。

  5.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我参加过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对当时的情景印象很深。那时《京都协定书》还是讲“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当时跟中国吵得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我们是自主减排,但美国人、欧洲人提出要对我们进行可量化、可核查的减排。

  中国代表团跟他们产生激烈争论,争的就是“发展权”,主要在现时排放规模和累计排放规模两方面,当时这两方面,中国都不是世界最大的。那次会议最终没有得到成果,后来是在《巴黎协定》上达成一致。

  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延续过去发达国家高耗能、高排放的老路是行不通的。所以中国在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自主选择的,不是谁强加给我们的。因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是对人类负责,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的压力。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与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相比,我们到达碳达峰、碳中和的年限都要短得多,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换一任总统可能就不认账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说话都是“言必行、行必果”,既然承诺了就一定要兑现。

  要实现这样两个目标,我们还存在着一些困难:

  1. 工业能耗占比较大。2018年,我国工业能耗占比约为66%。在能源消费结构中,2019年我国原煤消费占57.8%。

  2. 能源效率相对偏低。2019年,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的能效之比是0.6,单位GDP的能耗之比是1.82。

  3. 时间窗口偏紧。从实现碳达峰到距离碳中和的时间来看,欧盟用了70年,美国用了40年,日本也是40年,而我们距离碳达峰已不足10年时间,碳达峰距离碳中和是30年,任务很重,但是我们的能源消费仍会刚性增长,到2050年,用电量还要增长1倍以上。

  《规划纲要》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

  1. 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2. 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行业和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

  现在有一种误区,好像说达到峰值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碳中和,所以如果以一个很高的标准达到碳达峰后,后面的30年碳中和就会很难。所以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峰值水平上达峰,才能为后面的30年创造有利条件。

  3. 推动清洁能源的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提升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

  4. 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5. 建设性地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我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但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不过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深刻变化;其次,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分享内容供大家参考,讲得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我国教育的重要使命。如何培养适应时代发展和变革的创新型人才?是我国当今国际化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为进一步了解国际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深度挖掘国际学校办学特色,由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学分会与京领创新人才课题组联合多位哈佛、剑桥、牛津、北大、清华的专家学者共同发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中教育大数据实验室提供学术支持的“国际学校百校调研”于7月正式启动。

校长领导力是此次调研的重点环节,国际学校校长作为掌舵人不仅需要具备一系列超越普通教师能力的素质,还需要具备强有力的领导力、品牌意识、创新意识以及优质教育教学人才的鉴别与吸引能力。

校长领导力是学校办学成功的关键所在,本次百校调研团队专门对上海常青藤学校的校董吴洁先生、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课程总监黄家声先生、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高中部执行校长兼K12学术总监赵学进博士进行了专访。

上海民办常青藤学校在上海拥有4个校区,中小学校区位于浦东18号线康桥站,校区前身是上海长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浦东校区,幼儿园校区毗邻康桥半岛绿宝园别墅,融合高中校区位于地铁18号线周浦站,常青藤学院校区位于徐汇朵云轩校区,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6位教授联合创办,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办教育学校。多年来,常青藤学校的融合高中部积累了不斐的成绩、良好的口碑与卓越的升学成果。2017年、2018年,上海浦东常青藤幼儿园和小学正式开办,提供以双轨制双通道升学、双语教育、IB融合课程、全人教育为特色的教育。

秉持“致力于培养乐于创新、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教育理念,常青藤学校把“双轨制双通道发展的双语学校”实践落到实处,国家课程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开足开齐,融合课程将IB、Cognia体系的 STEM等融合,2022年5月,上海常青藤学校成为IBPYP认证学校,4月获得IBCP候选学校,2022年6月获得全球最大认证组织Cognia认证中学G6-12课程,将Cognia认证体系全球科学课程STEM与国家科学课程进行融合,致力于发展成为“双轨制、双通道发展的世界级双语学校”。

上海常青藤学校 校长,董事

复旦大学哲学法学双专业,在读管理学博士

持有高中政治历史教师资格

十多年中小学、高等教育融合课程管理经验

与复旦、交大、华师大、上大、上音、上戏等高校,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香港、新加坡、日本等高校开展合作

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课程总监

香港大学人文学科本科及硕士毕业

曾任香港的中学通识学科教师

上海三所知名双语学校创校团队成员

15年香港、上海双语学校融合课程教学管理经验

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高中部执行校长兼K-12学术总监

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签发的高端人才永久居留权

曾任美国公立佐治亚州州立大学国际部主任及数学系终身教授

原上海领科学校数学老师及组长、原上海托马斯实验学校高中部Alevel创校校长兼K-12学术总监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及爱荷华大学数学、教育双硕士、数学博士

10多年上海Alevel教学管理经验,见证100+牛剑藤校毕业生,多次培养全球Alevel数学第一名学生

Q 京领 :请问学校建校的初衷是什么?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学校的建校历程。

上海常青藤学校校董吴洁:上海民办常青藤学校不是一个新学校,它的前身是由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于1999年创办的上海博华专修学院和上海民办前进中学,先后在徐汇举办高等教育和浦东举办初中、高中教育,迄今培养了2万多名中学毕业生和艺术外语高等专业人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办教育学校。2012年,常青藤教育科技集团成立,目前在上海已经有10年的办学实践。多年来,常青藤学校的融合高中部积累了不斐的成绩、良好的口碑与卓越的升学成果。2018年,上海浦东新区民办常青藤小学正式开办,提供以双轨制双通道升学、双语教育、IB融合课程、全人教育为特色的小学教育。

作为一所地处浦东张江科学城内拥有3个独立校区的一贯制优质民办学校,常青藤以国家课程与融合课程深度融合、项目化探究式课程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双减”后,更是以丰富多元选修的俱乐部课程帮无数家庭卸下择校焦虑。人才队伍上,既有知名公办学校老校长、公办学校市区级骨干学科带头人团队、也有资深的双语学校教育管理者,十多年以上IB/IGCSE&A-Level的海归、外籍师资团队,他们带领现有中外籍师资团队合作,把常青藤学校的“双轨制双通道发展的双语学校”实践落到实处。常青藤幼儿园小学阶段开设“国家课程+融合课程(IB-PYP)”,初中阶段可以选择体制内公办国家课程中高考,也可以民办双语国家课程+融合课程,高中阶段也可以无缝衔接攻读上海IB高中课程。

常青藤最大的一个办学初心就是教育家办学。学校的第一大特色就是常青藤所有管理层及教师的教育情怀,在考察员工的时候,我们首先关心的就是他是不是真正的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第二个就是我们非常地尊重教育规律,常青藤的管理层是由学术专家委员会和董事会以及我们的专业的校园长共同组成的,同时采用现代学校管理制度,并且已经接受了国家政府部门和国际的各项认证。确保学校正常的教学运营。

京领:学校的办学使命和愿景是什么,您对学校的办学使命和愿景是如何理解的?

上海常青藤学校校董吴洁:学校的办学理念,是要发展成“双轨制、双通道发展的世界级双语学校”。中国的教育倡导学术优秀,而西方的教育又侧重全人教育,培养孩子考试之外的软实力,上海常青藤追求的就是同时把中西方教育的精髓做好。双轨制就是既要把我们的国家课程学扎实,又要通过融合课程去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双通道就是既要让学生懂得东方教育的学术成果,又要把西方教育的全能教育进行融合,这是我们学校的办学愿景。

为了达到办学愿景,学校又拓展出了“探究性学习、融合性课程、创新型教师、伙伴式家长”四个方面内容。在学习方式上,我们倡导以学生为中心,追求探究性学习;在课程设置上,我们追求融合性课程,实行分层教学、走班制、项目化的个性课程体系;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我们培养创新型教师,希望教师勇于创新,勇于挑战自我;在家校共育上,我们鼓励伙伴式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京领:您认为学校的核心文化是什么?

上海常青藤学校校董吴洁:常青藤的核心文化包括树立文化自信,开拓全球视野,塑造优秀品格,扎实学业基础,上海常青藤的办学理念叫“让每一个生命都精彩”,因为我们觉得不能以一时的得失去看待孩子,而是要关注孩子的终身成长。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精”,这也是我们学校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为学生开设精品课程。我们常青藤的办学规模不大,一届只有100人,师生比可以达到1:6,老师就可以钻研课程,360度关注学生的成长。第二个是为学习营造精美的环境。我们学校是小而精,人均使用设施的空间就很高。第三个是为家长提供精细的服务,民办学校最大的优势是直面学生和家长的个性化选择与择校需求竞争,接受家长的监督发挥教职工主观能动性。

Youths,中文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对学生的期待——乐于创新,充满活力的未来英才。所以我们对学生要求就是朝气蓬勃,坚韧不拔、智慧灵动、合作共进。同时我们对教师的要求包括两大方面,分别是教育情怀跟专业素养,就要求教师树立学生第一,自强不息,勤思善、善导,追求高效的思想。同时我们的课程追求以人为本,高效融合的,具体表现在一主题融合、教学分层、项目分级、社团选修、学院交互、校际合作家校联动七个方面,通过这一系列主题活动来达到我们融合课程的目的。

京领:您认为和其他学校相比,您所在学校最具竞争力的是哪一点?

上海常青藤学校校董吴洁:首先,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及教职员、研究者、行政人员、校友、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常青藤集团已发展成为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一贯制民办学校。同时,学校坚持双轨制双通道双语发展,坚持国家课程+融合课程双课程通道,学校融合课程部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目前,学校已经获得浦东新区教育局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实验学校,同时还获得了国际认证IB 、Cognia、A-level & AP等,学生拥有体制内中高考升学+海外世界名校升学双升学通道。

京领:您认为学校课程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常青藤的学校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一贯制办学;二是办双轨制、双通道发展的双语学校这一办学愿景;三是“精品课程 精美环境 精细服务”三大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可以说,常青藤的教育是为在国内走双轨制双通道教育路线的孩子贴身打造的

同时,上海常青藤的学科组别非常丰富,从AP、A-Level、IB等传统申美英的课程体系,到最近引进的香港DSE考试、日本留学考试EJU及双轨制艺术高中课程(美术音乐戏剧等),学生无论将来面对哪个国家的课程标准,常青藤都有开设齐全的课程,满足学生多元化的教育升学需求。

京领: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您认为作为校长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

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高中部执行校长兼K-12学术总监赵学进:我认为专业能力和管理沟通能力是校长领导力的核心。学校领导工作牵涉专业各个领域,既需要熟悉政府关系与专家资源、课程与教师管理、德育升学管理、行政人事财务等各个方面,又需要协调各部门人员和跨文化复杂的中外籍师资队伍人际关系。在我看来,校长需要引领学校所有成员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文化氛围,要具有课程设计及管理的能力,还要主导教师的培训,这样教师在教学的基础上会更上一层楼。最后就是要缩短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依靠自身强大的实力以身作则,带动学生和老师共同进步。

因此,校长需要一方面不断自我并带队团队加强终身学习,学习教育学、专业学科、管理学等终身学习方法,以专业能力带领团队不断前进,同时也需要加强管理能力和沟通,而人际关系最直接的展现以及人际互动的基础,就在于“沟通”。我沟通的方式一般是启发式沟通,透过简单的提问,引起教职人员们的思考,这样既能提升教职人员们的思维能力以及判断力,又能解决了学校运营中的实际问题。

京领 :您认为双语学校治理的核心是什么?

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高中部执行校长兼K-12学术总监赵学进:双语学校治理的核心应是校长管理团队与行政团队的整体执行力。任何一所学校都是一个有机体,藉由行政组织、教学组织等提供之各项服务,将校园内的全体教职员工生紧密结合在一起。行政团队所展现的行政效率,与办学绩效之达成,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上海常青藤学校在优化行政服务方面,陆续采行提升人力素质、精进信息服务、落实管制考核及实施自我评鉴等措施。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增进议事效率与加强服务师生,在课程教学上,常青藤加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世界学术组织的沟通、组建基础教育专家委员会发挥专家引领,加强骨干老中青中外籍教师队伍建设与终身学习培训,上海常青藤学校未来应再积极建立全面性标准化作业流程、检视调整合议制组织结构、贯彻分工合作与分层负责、以及设置不同学制间无缝接轨服务窗口。

京领 :在目前的国际化教育领域,您认为校长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应该获得哪些方面的支持?

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高中部执行校长兼K-12学术总监赵学进:当前确实存在着非常棘手的问题——国家对民办教育的政策强监管和国际教育行业竞争压力加剧。首先,国家对民办教育政策强监管,加强国家课程的教育主权,需要校长不断学习国家相关法规政策、课程新标准并加强培训,同时国内的国际教育意识的觉醒,使得各教育集团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在硬件建设层面各个学校有自个优势。其次,我国的教育质量和教育能力的提高,改变了一些学生与家长的留学意愿,诸如上海本地的复旦大学与交通大学已进入世界一流大学队列,在吸引优质生源的优势持续凸显,这就导致更多学生选择直接留在体制内升学。

民办教育招生政策的调整和公民办竞争加剧了优质生源减少。国家民办义务教育实行公民同招和民办摇号政策,民办教育不可以挑选生源,同时国家中高考改革,公办教育不断强化,特别是中学领域中考选拔优质生源进入公办重点高中,民办在优质生源没有优势,同时民办教育竞争加剧,人口出生率下降,要求民办学校办出特色靠质量求生存,具备优势学科,优势课程、骨干教师、特色多元等。

关于支持,上海常青藤学校需要在行业内部打造自身的特点。目前来说,上海常青藤学校拥有精美的校园,位于浦东张江科学城内,学校门口即18号线地铁,交通便利,利于吸引优秀中外籍教师。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学生是精挑细选的,人数较少,因此,学生人均占地面积很大的;同时,学校在不同学龄段又设有科学精致的课程,常青藤幼儿园和小学开设双轨制国家课程与 IBPYP融合课程,中学阶段在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开设AP/A-Level、DSE+EJU、艺术双轨制课程,以此满足个性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最后,学校为学生提供精细的服务,师生比1:6左右,小班化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学科教师、班主任、学科组长、年级组长360度关注学生,教师对学生的关爱是一百分之一百的,每一个学生,不管成绩怎么样,都能得到教师的精细指导。但这些远远不足以支撑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打出品牌特色,还需集团在财务及人力资源方面给予进一步的支持。

京领:您认为如何评价一个校长是好的校长?

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高中部执行校长兼K-12学术总监赵学进:好的校长就像一盏明灯,指引师生前进的方向。校长能培养团队,成就教师成长、成就学生成长进而实现成就自我成长。在处理校务时,校长难免遇到挫折,这就十分考验校长的心智模式和内在思维。一位好的校长必须保持正向思考,建立正向情绪,才能发挥正向能量,进而引领学校展现一股正向力量。

京领 :您认为创新型人才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上海常青藤教育集团融合课程总监黄家声:我认为一个创新型人才需要敢于批判的思维、协作共进的精神、实践能力和扎实的学科基础四个要素。首先一定要有创新人格、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句古话叫做“敢为天下先”,就是不敢挑战学术权威,很难成为创新人才。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学生有质疑的精神,鼓励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向我们的老师提出问题,寻找不同的答案。协作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够与他人合作共处。我们在校园内也努力营造学生和老师及时沟通探讨,学术共享,协作共进的氛围。实践能力是创新型人才非常重要的一点。创新人才应主动实践,很多的灵感往往来自主动实践中的自由探索。很多学生存在严重的“被动实践”问题,以至于无法达到追求真理的更高境界。最后,创新一定是在基础之上进行的,所以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也很重要。只有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才有可能多维度的思考和了解其他学科、行业的知识。

京领:学校目前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有哪些举措和方式?

上海常青藤教育集团融合课程总监黄家声:首先,常青藤强调多样化人才培养,积极推动因材实教。在高中阶段,我们特别注重多元个性发展选修,就是针对不同类型学生制定特殊的培养途径,使他们得到更充分的发展。给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营养套餐”,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特长和兴趣去自主选择。

其次,学校推动高效式的课程管理,强调创新教学设计。教师的第一学术责任是培养学生,教师要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教学中。我们鼓励学生从经验教师身上吸收经验。在A-Level及香港DSE课程方面,我们经过了正宗体系的认证,逐步开展系统及灵活性高的师资培训,包括但不限于课程设计、学习资源管理与应用、应试技巧培训等等,以此推动专业课程向好发展。

最后一点就是促进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建设,为创新人才培养搭建平台。从硬件条件上来说,常青藤的教学条件不断改善,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丰富和图书资源、面向教学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与环境、等教学基础设施都在不断发展。同时常青藤在对外联系上也在不断努力,先后与内布拉斯加大学、香港大学等国内外多所顶尖名校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平台。

京领 :学校在培养创新人才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上海常青藤教育集团融合课程总监黄家声:想要有所创新,第一步就是要重构自己对新概念的认知与实践。培养观察、分析与实践能力是通往创造世界之门的第一步,而现在学生目前对科技的观察以及在科技方面的创新大部分来源于实验室,缺少社会实践,较少有实地观察的经验以重构自己对日新月异概念的发展和应用,这就从一开始就阻碍了学生创新的步伐。

第二点是要提升学生对教与学的深层认知。目前,学生和老师目前缺少个性及潜能自我觉察意识。常青藤把沟通能力、研究能力、思维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渗透到日常学习的方方面面,以便于培养学生对事物深层的认知,这就要求教师应从多元化、多层次化视角发现学生个性与潜能,因材施教,正确引导,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其个性和潜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第三点是要大胆营造创新环境的学习氛围。常青藤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当有的学生发现和提出含有某种创新因素的“新奇”问题的时候,老师应当及时抓住这种难得的机会或苗头,因势利导,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让全体同学共同思考,而不是直接做出解答。

最后一点是要具体落实批判性思维在教学上的实施。增强自主意识是发展创新能力的基础和前提。老师应该激励学生打开思维闸门,去合理怀疑,去积极探索,去追求真知,而不是让学生停留于课本,只依靠于老师传授知识。

京领:您认为创新人才培养和升学结果的关系是什么?

上海常青藤教育集团融合课程总监黄家声:首先,我认为二者是双肩并行的关系。虽然考试不能对一个学生的能力做全面的评估,但纵观目前的升学条件,分数依然是学生升学的主要依据,我们比较难以从“高分学生”中去判断他们的素养品质,包括其创新能力,也就是说,高分并不等同于高创新能力。但是素养品质也应该成为我们在日常教学中逐渐重视的一部分。在英美知名大学的入学面试中显示,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只是的应用,也包括对社会公民意识与人文素养的应用,着重实践经验的分析与生活经验。这就代表着素养表现已经成为升学日渐重视的指标之一。因此,创新人才培养是教育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京领 :国际学校发展迅速的当下,您认为新建双语学校应当如何打造特色品牌?老牌双语学校如何维持优势,升级品牌?

上海常青藤教育集团融合课程总监黄家声:对于新建的双语学校来说,在三年内至少要在学校使命、发展目标陈述、战略计划方面有一个基本的品牌定位。当然,新建学校的教育定位是通过逐步探索后建立的,这需要校长与师生的长期磨合,但建校初期的长远规划必不可少。

而老牌双语学校更容易遇到创新的瓶颈。创新并不是用新的代替旧的,而是用更合适的方式解决既定的两难问题,寻找第三条道路。在当今新时代这样一个智能技术发展的指数时代,数字化评价是大趋势。老牌学校在特色建设上应该抛开顾虑的枷锁,从发展品牌个性、提升现代性的等升级学校形象。

京领 :在学校品牌建设发展方面,您有哪些经验想要分享?

上海常青藤教育集团融合课程总监黄家声:首先,教育为国家品牌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其本身也要打造品牌。目的是树立良好的学校形象,提供优质的教育教学服务,引导学校可持续发展。教育使命是学校品牌的基础,一位校长和每位教师将内涵于心的教育理念落实于行动的两方面,从学校品牌建设中反应出来。其中学校理念反应出学校对教育的大气定位。并且在理念达成共识以后,将之贯穿在教育行动之中。首先为学生提供什么样的课程,其次是用什么样的教学去实施课程,然后用什么样的评估体系综合评价教育效果。

其次,沟通是学校品牌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校长应该主动组织学校教职员工互相交流,为每一位同事提供不同的工作机会,让他们去尝试,也让校长对手下同事的能力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从而在下一个阶段可以更好地分配工作。

京领 :新时代数字化、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如何更好把握双语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

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高中部执行校长兼K-12学术总监赵学进:首先,面对这一时代发展现状,最重要的就是与时俱进。以数字化和智能设备应用为基础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为国际学校教育改革带来新的机遇,促进教育体系的智能化和个性化。常春藤已经做好准备,采用大数据、VR/AR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增强学生学习的界面模型功能,并结合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完善个性化教育服务功能,攻克传统教育模式中英语分层学习的老大难问题。

常青藤已成为IBCP候选学校,加强在IBDP学术教育+国际IBCP职业教育融合课程教育,与微软、金融科技、健康医学、STEM、音乐艺术、教育文化的世界500强企业实践教育;利用学校位于浦东陆家嘴金融区、张江科学城硅谷的区域优势,18号线可直达复旦、上海交大、同济等高校加强科技教育资源。这些都可以帮助常青藤在未来的数字化教育背景下站稳脚跟。

京领 :您对当前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什么?

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高中部执行校长兼K-12学术总监赵学进:2019年后,由于受到中美关系与疫情等方面的影响,有意愿进行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有总体下降的趋势,但这些学生并没有消失,还属于结构性调整范畴。同时,国内也在不断加强国际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接连出现,在国内就已经可以接受到良好的国外教育内容了。未来,体制内教育国家课程将进一步加强,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升学,大部分学生仍然选择在中国就业,因此面向产业实用性人才培养以高质量就业为导向产教融合培养人才很重要。因此在未来,高考中国高校,报考国内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会升温,一方面是提升高校的国际化水平申请以专业为特色与中国产业互补的高校升温,不在单纯追求院校排名,另一方面也能吸收国际教育行业所培养的学生。

京领 :您认为未来双语学校想要发展好,哪一点最重要?

上海常青藤学校融合高中部执行校长兼K-12学术总监赵学进:我认为未来双语学校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对中文传统文化自信的建立和西方教育模式的成果融合上。未来国际学校要注重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尤其是自学能力,在课堂,在课外,学生能够主动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且学生具有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其次是创造能力,是在已经学会的知识和技能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创新和发明。

常青藤学校引进了先进的“全人”教育理念,在丰富多样的课外延展课程与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上,由校内到校外,发挥“超越课堂学习”的力量,为学生构建起个性化教育体验与成长路径,培养全素养的学生。同时,我们高中部还设立了音乐艺术学院、金融科技学院、STEM学院、健康医学医院、教育文化学院五大产教融合学院,将对科技、数理、金融、生物、音乐美术和人文感兴趣的学生分别培养,使他们可以全方面多方位综合发展。通过这样的“全人”教育,学生将在学科知识及思维模式上都更进一步。

}

如何解决领导班子开拓创新力度不够大  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历史新知网)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如何解决领导班子开拓创新力度不够大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开拓创新能力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班子。”抓好领导班子的建设,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大计,也是新世纪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完成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关键在于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领导队伍。我们一定要按照十六大精神的要求,努力为贫困地区小康建设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人才,形成奋发有为的领导班子。
一、领导班子建设存在的问题
各级领导班子都是经过上级党组织慎重考察,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领导干部的主流是好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一部分领导干部暴露出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素质问题
主要表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较浅,有的连一些应知应会的基础性、常识性的知识都不够了解;二是党性修养不高,在用人、处事和交友中不讲原则,把庸俗作风、市侩习气带进了党内;三是勤政廉政不够,少数人不能完全扑下身子、潜下心来干工作,他们玩风盛、精神状态不正;官气足,群众观念不强;私心重,自身要求不严。
(二)领导和执政水平问题
由于工作经历、社会阅历等方面的侷限,一些领导干部在领导和执政水平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四个不够”:一是市场经济的知识、经验和技巧不够;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和消化班子自身矛盾的艺术和能力不够;领导工作和组织程度不够;领导实践经验不够。
(三)民主集中制建设问题
近几年来,由于受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个别同志缺乏党性锻炼,就如何对待民主集中制在认识上和行动上误入歧途。主要表现:第一,在思想认识有失偏颇。部分领导班子中仍有一些同志对民主集中制的涵义认识不清,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理解不透,以至于在当前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情况下,产生民主集中制“过时论”、“取消论”的错误观点。第二,领导者素质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有些领导班子成员不能够辩证地认识和正确处理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关系,“班长”和“委员”的关系等,延滞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
腐败是危及党的生命最危险的敌人。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消极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主要表现在:讲排场比阔气、讲享受比消费、讲条件比待遇之风盛行,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走向犯罪,严重地侵蚀著党的肌体,损害著党的事业,败坏著社会风气。
据统计,目前在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案件中,涉及党政一把手的案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究其原因,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中,使得民主集中成为走过场;二是上级组织教育不到位、管理不严格和监督不得力,学习培训、检查监督成了少数人拉关系、拍马屁的途径;三是一把手由于权力集中而成为各方“公关”物件,顶不住被拉下了水;四是在宣传和工作要求上的误导,什么工作都强调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弄不好就“一票否决”,对一把手就地免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丢在了一边,一把手忙不过来,其他人不敢忙。
(六)领导者的责任机制问题
一是由于体制的原因,领导干部对上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出现严重的不平衡性。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没有能够有效解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问题,体制中缺乏约束领导干部对人民利益负责的责任机制。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多数领导者只是把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挂在口头上。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千方百计地直接向拥有决定他们职务高底、去留的上级机关,或决定他们命运的领导人负责。这种领导干部责任机制的严重扭曲,不仅助长了少数腐败分子滥用职权的嚣张气焰,而且是近年来买官卖官丑恶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根源。二是干部选拔任用上没有真正落实群众的“四权”。在很多情况下,群众无权选择领导者,或者只有形式上的选择。近年来,我们虽然在不断的完善干部任用机制,但沿用的办法还是过去的那一套,只是在程式上功夫,没有在民主上下功夫。比如,我们选出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绝大多数是干部,即使有一定比例的群众代表,往往是干部事先指定的。
当前领导班子结构分配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不当。一是熟悉行政管理工作的干部与熟悉党务工作的干部搭配不当;二是精通专业技术的干部与知识面宽、巨集观管理能力强的干部进行搭配不当;三是善于研究战略和制定政策的干部与善于组织战役、实施战术的干部搭配不当;四是正职与副职在年龄、文化、能力等方面没有达到优化搭配。
二、领导班子建设的对策
要把领导班子成为领导水平高、改革思路新、拒腐能力强、团结协调好、工作业绩佳的一流班子,成为政治坚定、开拓创新、勤政、廉政、优政的坚强领导集体,应着重从以下几个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
干部培训要适应工作需要。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化的需要,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当前,不少地方的干部教育培训已经流于形式,各级各部门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与提高干部综合素质的要求脱节,教学手段陈旧,上课授课方式缺乏创新性,学员听起来单调乏味,这是根本不需要大家去争论的问题。注重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广大干部的迫切需求,切实提高培训的针对性。着眼于体现科学发展理念、现代科技应用、工作管理创新和服务经济发展等领域的新知识、新技能、新本领的培训,体现干部群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科学设定培训内容。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切实提高各级各类干部的知识和业务能力,帮助广大干部掌握更多的新知识、新技能、新本领。
采用委托培训、合作培训、自主培训等多种途径,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集中辅导与自学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参观考察与调查研究相结合、课堂讲授与交流探讨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提升培训效果,真正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的能力
应注重发扬理论联络实际的学风,坚持以本职工作为立足点、以着力解决实际问题为落脚点、以研究探索和实践运用所学知识为目的,把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贯穿干部培训活动的全过程,进一步增强干部培训工作的针对性。要坚持质量第一,弘扬勤奋好学、严格自律的风气,严谨治学、以德施教的风气,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风气,切实提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水平。

领导创新力作为一种高层次能力,是领导干部在自身生理素质基础上,以感知记忆、兴趣热情、惊奇疑问、直觉灵感等为心理基础,由抽象统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联想想象、假设建立等多种能力复合构成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技能。

如何深化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开拓创新、统筹兼顾、知人善任、应对风险的能力?

继续努力,靠近组织。工作努力,活动积极。做人正直。服从领导。为人谦虚。和气。
和大多数同事搞好关系。

如何解决领导班子年龄老化的问题

 一建立学习培训机制,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思想决定行动,良好的工作心态是做好工作的前提。目前,部分45岁以上干部在心态上存在误区,科级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是最后一届在班子里面,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工作动力不足;一般干部认为提拔无望,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不思进取。现代科学研究表明,45至65岁是人的精力、心智、经验、能力等综合因素发展的最好时期,尤其是对于管理者而言正是事业的高峰期。要按照“推动科学发展,提升能力素质”的需要,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加强与年龄老化干部的思想沟通和交流,进行激励性教育和引导,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鼓励他们以良好的心态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发挥其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比较高,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优势,对年轻干部进行传帮带,提高整个机关工作效能。
二建立干部交流机制,激发干部队伍活力。干部的经常性流动,能够激发干部工作活力,提高综合素质,也能在区域性范围内解决年龄老化问题。特别对年龄老化干部,由于思想和身体原因对工作产生了惰性,更需要交流来激发工作动力。对年龄老化特别严重的单位,由组织部门采取培养式、调整式的方式,根据工作需要,在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专业理论水平、实际工作能力能够胜任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原则、条件和方式开展干部经常性跨部门轮岗交流,改变一个部门由于干部年龄过于老化导致的机关活力不强和干部长期在一个岗位、一个部门、一个行业工作,出现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动力不足、工作创新不强等问题,激发干部的工作热情,使干部在新的工作岗位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最大限度的实现有限的岗位资源和宝贵的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建立政策激励机制,提高干部工作热情。科学有效的干部激励机制能充分发挥干部的内在动力,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一是出台激励政策。按照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目标激励与过程激励相结合、整体激励与层次激励相结合、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的原则,出台科学、系统、有效的干部激励政策。从事业长远发展着眼,保护各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做到讲年龄而不唯年龄,对符合德才条件的,该提拔仍然要提拔,调动年龄老化干部工作积极性。二是合理配备非领导职务。拓宽县乡两级非领导职务配备办法,对县直科级非领导职务职数比例不完全与班子成员职数挂钩,而与干部编制、工作绩效等挂钩;在乡镇设定一定比例的科级助理、科级干事等非领导职务,以选拔长期在乡镇工作,表现较突出、能力较强的一般干部担任非领导职务,解决政治待遇。三是实行奖惩制度。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相关程式,建立优秀干部专项奖励资金,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年龄老化干部进行一些特别的表彰,以肯定工作成绩,对工作不负责、不认真的干部该批评的要批评,该处理的要处理,不能一团和气,要分出档次。
四建立动态储备机制,科学规划干部队伍建设。改善干部队伍年龄问题,最直接、最现实是加大年轻干部的储备力度,但又不能急于求成,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进人的数量上体现可持续发展。根据人口、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综合方面的情况,科学预测干部的年更新率,以干部的年更新率来设定干部年进入系数,适度扩大招录比例,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干部数及专业等方面的要求,确保干部队伍建设可持续发展。

如何解决国有企业领导班子面临的三大问题

只有任人唯贤,才能解决效益问题,党委只负责监督,才能解决干预问题,完全交给市场,才能解决竞争问题。

如何整治领导班子进取创新意识弱化

1、通过分析企业现状,让领导班子成员看到企业发展前景,激发干事创业的工作热情;
2、加强对领导班子的培训,改善知识结构,输送必有的“营养”,提高创新能力;
3、健全和完善奖惩机制,奖罚分明,奖勤罚懒,鼓励能干的,教育一般的,淘汰平庸的。

校长如何解决“前瞻不足,创新不够”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1、政治理论学习的自觉性不强,运用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不够。
具体表现为:一是自觉主动抽时间学习不够。除参加机关党委和党支部组织学习及党校省直分校短期集中学习外,平时自己很少能自觉主动地抽出时间学习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二是学习的深度不足。没有在理论研究上下功夫,学习中集中通读文章、听辅导报告,看报纸和电视新闻较多,认真坐下来研究原著少,虽然在学习中有时也写一些心得笔记,但是真正联络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写体会心得笔记不多。三是理论联络实际,运用理论去指导工作上有差距,缺乏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指导、分析、解决面临的实际工作问题的具体能力。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实际应用脱钩,没有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使学习变得形式化、教条化。所以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缺少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危机感。认识事物只停留在表面,未看本质,对事物的理解不深刻、不全面。有时候认识事物带有盲目性。如在看待社会上一些腐败现象时,每当看到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在做报道一些掌握实权的领导贪污、腐败时,只是在看的时候激动、愤慨,看完后,所有的激动也就灰飞烟灭了,没有一种切肤之痛的感觉。四是由于政治理论学习不够,表现在理想信念上,虽然也有坚定的信念和信心,但是只限于口头上,缺乏一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的具体行动意识。
分析原因:平时虽然也学习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思想上未引起高度的重视,学习目的不够明确,学习时缺乏思考,只从字面上理解毛泽东思想,没有深刻认识其思想的精髓,对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解的不深,不透。自觉学习的主动性不够,认为政治理论学习是虚的东西,没有真正认识到政治理论学习是武装头脑,坚定信念,净化心灵,指挥行动的重要法宝。
2、专业业务知识掌握得不深不全,工作业务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具体表现为:一是虽然有时候也学习点业务专业知识,但有些实用主义的思想,急用先学,存在时紧时松的现象,造成学习的内容不系统,不全面,不广泛,不深刻。二是在纪检业务知识方面,对法律知识和各项条规知之甚少。三是对市场经济、WTO知识学的比较少,使自己对新知识、新理论掌握不多,了解不深。四是在工作中缺乏新思维,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识不够准确,把握不住发展的必然规律。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有时把握不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和根本。
分析原因:说明自己在钻研业务上有惰性,还缺乏“挤”和“钻”的刻苦精神,缺乏深学苦读的恒心忍劲,缺乏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缺乏把钻研业务当作一种责任、一种境界的自觉行动。缺乏掌握先进的知识也是发挥先进性具体表现的思想认识。有一种满足于现有水平的思想,对纪检监察工作是一个专业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它涉及到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许多知识,特别是在维护党的形象和党员权益以及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中,更需要有极高的准确性,需要有较深的专业业务知识和丰富的相关知识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3、敬业精神尚可,但工作主动性不足。
具体表现为:一是过去我在工作中的开拓创新的意识和专研好胜的精神,在现在的工作中少了一些,多了些因循守旧,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的习性。也多了一些自己感觉到是事倍功半的东西。二是对纪检工作只限于宣传、上传下达有关档案精神和听领导的安排,而在具体工作中如何结合本单位实际进行开拓创新,搞出特色上,没有自己的工作创新思路。
分析原因:就是责任心,责任意识不够强。认为自己工作30多年了,有时产生松口气、想歇歇的念头,致使工作有时不够深入,满足于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满足于面上不出问题,创新意识淡化,忽视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该说,我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这种抱负不是追求政治仕途,而是对所忠爱事业的追求和奉献。尽管自己年龄不算很大,在地勘单位工作时间不是很长,在接触了地勘单位的实际和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我为之也激动和兴奋过,也想象地勘人一样做出一番业绩。但是随着地勘单位属地化的程序,看到国家大的改革发展趋势时和地勘单位直面走向企业的未来,结合社会上一些不合适宜的现象,自己对一些事物也降低了新鲜感,对地勘单位的发展前途也多了几分不安。加之,前几年自已身体不是太好,对工作的钻研精神和在新的工作岗位争强好胜的激情少些了。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少了几分拚搏多了几分安逸。
4、与同志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不够。
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工作上有时候和处室的同志之间相互通气不够,相互不甚了解各

20分 如何开发创新力?

有免费的《创新思维技能培训资料》下载
通过前面的一些讲解,我们已了解了创新思维的一些基本概念及作用,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拥有这些神奇的创新思维技巧与方法呢?下面我们先简单地谈一谈。
在长期的思维实践中,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所惯用的、格式化的思考模型,当面临外界事物或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假思索地把它们纳入特定的思维框架,并沿着特定的思维路径对它们进行思考和处理。这就是思维定势。
(1)、破除“权威定势”
有人群的地方总有权威,权威是任何社会都实际存在的现象。对权威的尊崇常常演变为神化和迷信;在思维领域,人们习惯于引证权威的观点,不加思考地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这就是权威定势。
A、思维中权威定势的形成主要通过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在从儿童长到成年过程中所接受的“教育权威”。第二条途径是“专业权威”,即由深厚的专门知识所形成的权威。
B、权威定势的强化往往是由于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培植,而且权威确立之后常会产生“泛化现象”,即把个别专业领域内的权威扩充套件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内。
C、权威定势有利于惯常思维,却有害于创新思维。在需要推陈出新的时候,它使人们很难突破旧权威的束缚。历史上的创新常常是从打倒权威开始的。
(2)、破除“从众定势”
A、从众定势的根源在于,人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为了维持群体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在行动上奉行“个人服从群体,少数服从多数”的准则;然而这个准则不久便会成为普遍的思维原则而成为“从众定势”。
B、从众定势使得个人有归宿感和安全感,以众人之是非为是非,人云亦云随大流,即使错了,也无须独自承担责任。人们大部分的行为选择其实都是从众的结果,而很少经过自己独立的深思熟虑。
C、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不断强化人们的从众定势,因而排斥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行和特立独行的人物。
(3)、破除“知识——经验定势”
知识与经验有许多不同之处。简单的话,你掌握与了解的一些事物的现象与本质是知识;如何运用你了解的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则是经验,一般地把两种定势统称为“知识——经验定势”。
A、知识经验与创新思维的关系,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知识经验具有不断增长、不断更新的特点,从而有可能使我们看到它们的相对性,经过比较发现其侷限性,进而开阔眼界,增强创新能力。知识经验又是相对稳定的,而且知识是以严密的逻辑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又有可能导致对它们的崇拜,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由此削弱想像力,造成创新能力的下降。
B、思维上的“知识-经验定势”在以下三个方面构成了“思维枷锁”。
第一,知识经验本身是一种限定或框架,“任何肯定即否定”,因而使人难以想到框架之外的事物;
第二,知识与现实并不能完全吻合,而过去的经验也不一定能适用于现在和未来,因此“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第三,知识经过“纯化”之后,常常只提供唯一的标准答案,既不能完全符合现实,也会扼杀人的创新思维。
C、为弱化“知识-经验定势”,或从根本上阻止其形成,人们应该经常进行创新思维训练,以便灵活地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让它们与自己的智慧同步增长。
“视角”就是思考问题的角度、层面、路线或立场。应该尽量多地增加头脑中的思维视角,学会从多种角度观察同一个问题。
(1)、肯定-否定-存疑
A、思维的肯定视角就是,当头脑思考一种具体的事物或者观念的时候,首先设定它是正确的、好的、有价值的,然后沿着这种视角,寻找这种事物或观念的优点和价值。
B、思维中的“否定视角”正相反,否定,也可以理解为“反向”,就是从反面和对立面来思考一个事物;并在这种视角的支配下寻找这个事物或者观念的错误、危害、失败、缺少之类的负面价值。
C、对于某些事物、观念或者问题,我们一时也许难以判定,那就不应该勉强地“肯定”或者“否定”,不妨放下问题,让头脑冷却一下,过一段时间再进行判定。这就是“存疑视角”。
(2)、自我-他人-群体
A、我们观察和思考外界的事物,总是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用我的目的、我的需要、我的态度、我的价值观念、情感偏好、审美情趣等等,作为“标准尺度”去衡量外来的事物和观念。
B、“他人视角”要求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尽力摆脱“自我”的狭小天地,走出“围城”,从别人的角度,站在“城外”,对同一事物和观念进行一番思考,发现创意的苗头。
C、任何群体总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对于同一个事物,从个人的视角和从群体的视角,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3)、无序-有序-可行
A、“无序视角”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创意思维的时候,特别是在思维的初期阶段,应该尽可能地打破头脑中的所有条条框框,包括那些“法则”、“规律”、“定理”、“守则”、“常识”之类的东西,进行一番“混沌型”的无序思考。
B、“有序视角”的含义是,我们的头脑在思考某种事物或者观念的时候,按照严格的逻辑来进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排除偶然性,认识必然性。
C、创意的生命在于实施,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对观念和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从而保证头脑中的新创意,能够在实践中获得成功。这就是“可行视角”。
最后,我们应该牢记的是——创新思维是一种习惯。要想拥有这种习惯必须得通过认真地学习,掌握各种创新思维方法,科学有序的方法才是成功的坚实基础!

钉子团队的创新力度怎样?

使用者都很满足现在的情况,有了新专案对他们都是很有利的

}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我国为什么建设创新国家 的文章

更多推荐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点击添加站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