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川：“互联网+”并非是什么都能装的筐

　　2016年5月15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就新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入研讨。搜狗CEO王小川出席论坛并发表以下观点：

在1999年互联网一下起来了，很多学生以兼职打工的方式做互联网，做管理或做公司，所以没有互联网机会的话，我可能就到微软研究院做学术去了。作为技术人有一个本性，更愿意把事情的定义弄清楚。什么是“互联网+”？我觉得大家连互联网是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别“互联网+”，我今天就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这是非常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也希望能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

互联网是第几产业？它是什么东西？到底在干吗？互联网都没明白呢就别“互联网+”了，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今天我们对互联网企业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互联网+”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那这就没完了。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开头就在讲，他讲财富的积累是来自于分工的，分工提高了效率，财富才能积累。我们现在讲了很多财富的问题，都一定要回到这个本原上去。包括费孝通写过生育制度，人口多了才能分工，你有一万人才有食堂和理发店，人少了没有这样的必要。另一个就是通天塔的故事，人类很骄傲，想修个塔见上帝，越修越高，上帝觉得人藐视他的威严，于是让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大家没法沟通，所以塔就修不起来了。

我们从村庄到县到城市到全球化有这样的力量，但是后面有一个负担，就是物理传输问题和信息传输问题得不到合理化，那全球化就做不到，通天塔就修不了。生产力提高，社会分工的时候能把它融合成一件事情很重要，就像交通一样，有飞机、汽车，互联网信息也希望能够沟通起来，这是互联网的本意。

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还不是这样，一开始是ToC的，对消费者的为什么发展起来了，ToB的没有发展起来？我们应该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ToC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尤其在中国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里，ToC对消费者免费，这样可以吸引大家。ToB怎么做？是免费吗？经济形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互联网+离互联网企业并不比离传统企业更近，这不是说我们已有经验再往前迈一步的东西，而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的经验并没有涵盖它。

互联网公司走出国门有一定难度

另外为什么大家今天特别爱提互联网，觉得提到这个是阳光、积极、向上，特别正面的词汇，我们从这几点思考它的源头和危险。

全球我们有上市公司，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国已经占四家了，美国是六家。再往后两三年，可能就五五开了，这是全球能够在一个行业排名的时候，中国唯一有一个行业能在全世界做到势均力敌的较量。而它的领先性的话，以前我们说的PC互联网时代比美国落后多少？落后6个月。一个模式在美国只要有了，中国6个月后就复制到了。但是到移动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开始领先了，就不是落后几个月的问题了。比如说支付的问题，游戏创造的问题里面是走在前面的，跟国外朋友交流，跟这些投资人交流，中国开始输出自己的这样一些模式，所以开始在提什么时候能把经验输出去，做全球化的一个事。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要想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跟一些政府领导在聊互联网的时候，你叫宽松也好或者叫不知道怎么管也好。有个领导好多年跟我谈特别感叹，说互联网像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它很厉害吗？不是，是说它没爹没娘，不是在一个体系里生长出来的，而是很自由的长出来的，不知道怎么去管。

现在80后、90后的孩子们，因为互联网更便宜，品质更高，就形成了特别正面的代名词，但是背后我们知道这是基于三点出来的，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人少的国家是做不了的，因为你人多所以摊销的成本很便宜，这不像开餐馆，开的多了能力就下降了。另外我们本来就落后，越落后就变得越领先，像媒体行业。为什么互联网先起来的是搜狐、搜狗，是媒体方面。另外吃苦耐劳的精神很好，我们比其他国家勤奋得很多，所以就使得我们可以领先。

这种优势再往下，我觉得会有新的压力。互联网公司走出国门是蛮难的，像阿里、腾讯在做努力，是小有成绩。我并不认为中小型的互联网公司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你不是卖实际产品，本来价格就为零。文化又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互联网公司走出国门是很难的一件事。在当地做款游戏可以，而不是把游戏做好了就可以把它放大出去，所以对互联网公司是什么，或者全球化当中会带来一些压力和思考。

共享经济、共享解决是巨大的颠覆

刚才也提到了数据的问题，互联网从连接走向了智慧，走向了人工智能，我们原有的优势是靠连接人多的优势。全球十个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了四家，如果说高校的话，中国就只占两家，而且排名不在特别前面。未来的趋势是互联网再往前走，从连接走向智慧的时候，针对学校里的前沿理论，数学的东西会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认为即便我们是互联网，能不能在全球保持领先的位置也要去考虑，先不用谈互联网+。我们在技术上都应该向全球看齐，现在看到很多有困难的地方，这是我想提对互联网现实的理解。

我认为共享经济、共享解决对我们是巨大的颠覆，很多都超出了我们思维的体系。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东西，像Uber的模式，滴滴的模式，原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公司为基础的，政府、公司是这么一个治理，但是发现每个人变成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或者个人把自己家里的私人财产去做共享，现在对我们的政策法规来说是很大的背离的。我们监管上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说奇点临近，未来可能就没有公司的形态了，或者80%的公司不是这样的形态了。

我们文化上也有一个缺陷，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信任成本偏高的国家，大家之间做分享的时候会变得更困难。我们知道在国外比如说Airbnb的模式，你住在别人家里会很放心，在国内发展不起来，原因是没有这种信任度。陌生人到我家里来我能相信他吗？这是一个挑战。不过大的方向是好的，连接和互联网能解决效率的提高问题，这是中国必须要解决的事，但是我希望从技术方面大家多思考一些。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7月13日，第15期“陆家嘴互联网金融+沙龙”暨第7期“金融科技海上夜话”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活动由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支付清算协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陆家嘴互联网金融协会、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商会)联合会金融分会联合主办；由光明乳业、国泰君安、翼勋金融、策道科技、有鱼普惠、龙品控股特别支持。

摩根资本董事总经理、原摩根大通亚太区高级副总裁蒋海涛

活动特邀摩根资本董事总经理、原摩根大通亚太区高级副总裁蒋海涛做题为“新金融与新产业走向融合”的主旨演讲。

蒋海涛，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现任摩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是国内最早涉足资本市场的资深人士，在投资和投资银行领域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曾任中银信托投资公司总裁助理、中国银泰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摩根大通亚太区高级副总裁。曾兼任部分省市政府、大型工商企业、上市公司及瑞士银行（UBS）高级顾问等职，与部分著名投资机构和私人资本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 张凤明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张凤明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剧烈变动和调整，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不断走向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当前我国的实体经济面临着诸多困境，如融资难、投资难、盈利难、转型难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产业资本需要靠生产、流通与销售来实现资本积累，而金融则需要从实体经济及金融各个细分领域中的投资来形成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能够进一步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实现各个层面的融合发展。

现在，我国的新金融行业正在历经深刻地变革与发展。金融要素不断地市场化、金融主体不断地多元化、金融产品也在不断地快速更迭。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一系列如移动化、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的发展趋势也正在引发金融业新的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特别是新金融与新产业相融合逐渐成为了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

摩根资本董事总经理、原摩根大通亚太区高级副总裁蒋海涛

摩根资本董事总经理、原摩根大通亚太区高级副总裁蒋海涛的演讲主要讨论三个话题：第一，什么是新金融；第二，什么是新经济；第三，新金融与新经济如何走向融合？

一、 关于新金融

金融分两类：一类是传统金融，说的是信用交换，在西方有着将近3000年的历史；另一类是现代金融，跟资本市场有关，在西方不过600年历史，在中国还不到30年。相对于传统金融，我们权且把现代金融理解为新金融。

有人把互联网金融理解为“新金融”。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金融，根本目的促使信用互换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这是基于信用的新一代互联网的终极使命，我们权且称之为“后现代金融”。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都以信用为基础，但有很大区别。古典经济学认为，（传统）金融部创造价值，而现代金融以价值创造作为自己的使命。

传统金融以信用交换为基础，借助财务杠杆，实现信用效用最大化。与此同时，通过风险控制，做到杠杆和风控的均衡。简单说来，传统金融的要点就是“信用、杠杆、风控”。

比如，买一套房子需要100万。如果信用是100万人民币，只能买一套。反之，借助按揭贷款这个杠杆，100万可以买三套。房价的走势决定获利或者亏损，杠杆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需要风险控制机制来实现杠杆与风险的均衡，满足信用效用最大化这个根本目标。

现代金融以资本经营为手段，以价值创造为目标。借助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完成“资源变资本”的过程。通过一系列的结构设计，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简单说来，现代金融的要点是“信用、结构、价值”。

某上市公司（A公司）以16.8亿对价收购目标公司（主营游戏）100%股权，账面净资产溢价15倍。目标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三年业绩对赌，净利分别1.4/1.7/2.1亿。

受其影响，A公司股价从8元冲到最高时55元，大股东抛售4000万股，套现20亿。目前股价跌至6元，20亿资金可以买到3.3亿股，大股东持股增加7倍多。

游戏公司是轻资产模式，团队是核心价值。对赌结束，团队势必套现走人，公司价值难免暴跌。为此，A公司连续三轮路演，有意出售控股权。方案是保留30%的股权，60%给投资人，10%管理层。事因无人对赌，交易最终流产。

结构设计是价值创造的根本。上述交易流产的根本原因是结构不合理。原方案中，游戏团队持股10%，不可能为投资者提供业绩保障。没有业绩对赌，公司盈利难以保障，投资者对公司缺乏信心。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资本团队与创始团队结盟，成为一致行动人（下称“买方”）。具体方案：买方收购目标公司100%股权，保证三年净利2.5/3.0/3.5亿；以13.5倍市盈率即33.75亿公司估值，把目标公司注入到新的上市公司(B公司)，确立股权退出机制。

作为交易条件，资本团队负责资本经营。精妙之处在于，资本团队借助杠杆、风控这些传统金融基本原理，巧妙调度目标公司、银行和B公司的信用交换，解决全部并购资金来源；通过精湛的结构设计，达成符合各方意愿的交易方案。

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做法：1）收购100%股权，而不是原先70%股权，避免调度合资公司资金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2）首期付款51%即10.5亿，12个月后付乞全款，减轻付款压力；3）100%股权过户，49%股权质押，规避出让方的风险；4）目标公司3.5亿现金类资产作为劣后，银行配置优先级7亿，建立10.5亿规模的并购基金；5）为银行提供51%股权抵押、上市公司股权退出机制以及三年业绩对赌这三重保险，满足其风控条件。

按惯例，目标公司3.5亿现金、2016年净利2.5亿归原股东所有。而B公司以13.5倍的市盈率即33.75亿估值收购目标公司100%股权。该等交易潜在收益为20亿，买方自有资金几乎为零。

以上是价值创造的经典案例，完整体现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带来的财富效应。

说到资本，往往以为就是资金或者资产。说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往往理解为金融机构或工商企业的资产就是资本实力。其实，资金、资产、资本，不是一回事。资产负债表里的账面净资产（股东权益），并不代表公司真实的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明确指出，货币与劳动相结合才能成为资本，货币资本不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是劳动。

事实上，创造价值的不仅仅是产业工人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也不仅仅是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相反，公司价值创造主要依靠金融家和企业家的“智慧”，意味着人力资源的资本化。这才是资本的真正含义。

好比“太极”，人类智慧的结晶，被称之为“道”。真正的“太极”不是阴阳鱼，不是阴阳合一的“无极”，而是“和”。

得阳科技主营聚酯硫脒（PPS）。2006年以前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净资产1.5亿元，营收8600万元，净利1700万元 。

不到四年时间，成为全球细分市场领域最大的供应商。2010年营收21亿元，净利4.2亿元，总资产46亿元，净资产25亿元 。

2010年12月，以100亿元估值注入到香港上市公司。这个案例同样是产融结合、价值创造的经典故事。

综上所述，所谓新金融，就是现代金融，就是资本经营，核心就是价值创造。通过兼并、收购、重组、上市等手段，优化业务、资本和风险结构，改善资本运营机制；借助资本经营手段，最大程度实现资本扩张、财富增值和风险控制；借助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最大程度实现价值创造。

纵观当今世界实力雄厚的大财团、大企业的成长史，他们无一不是通过对上述资本经营手段的有效运用，才取得现有规模、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

摩根资本董事总经理、原摩根大通亚太区高级副总裁蒋海涛

所谓“经济”，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和实现。这个定义与现代金融一脉相承，现代金融是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途径。

第二种解释，就是社会生产、储蓄、交换、分配等各项活动的总称。它们贯穿在生产、流通、消费、服务等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而“新经济”，是指新的经济形态，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到来之际，新一轮的经济形态主要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

过去二百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经济危机。但是，全球经济整体向好，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究其原因，主要依赖于工业革命、资本市场和全球化的强力推动。

工业革命给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和文化内涵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它推动全球化，带动大国崛起，造就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巨大变化。世界经济借助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物择天竞，驱动进化。而全球化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

哈佛教授克拉克说，人类历史以1820年为界。公元元年世界人均GDP只有445美元，1820年667美元，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只增长50%。之后，到2001年6000美元，2016年突破1万美元。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经济的发展势不可挡。

2、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成为新经济的两大支点

研究表明，每一轮工业革命都以技术革命为先导。而技术革命首先来自动力技术和信息技术这两大领域。动力技术的变革带来交通和能源革命，信息技术的进步推动通信和传媒领域的产业升级。上述四大基础产业的发展，带动工业、商业、消费、服务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是蒸汽时代，机器替代人力和畜力，煤炭成为主要能源，标志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电气时代，使得电力、铁路、钢铁、化工、汽车等重工业的崛起。石油成为新能源，促使交通快速发展。

过去两百年，工业革命造就人类文明空前繁荣。但是，能源、资源高度消耗，推动价格高企，成本压力很大；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造成人与环境矛盾空前突出；交易过程更是长期面临效率和成本的瓶颈。

新一轮的工业革命高举“绿色”和“智慧”这两面旗帜。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主要驱动力，以氢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或将成为主流，人类历史有可能第一次从“碳”的时代进入“氢”的时代。

早在1997年，美国能源部就预测2015年氢动力汽车实现量产，2050年统领市场。2014年12月20日日本丰田宣告，氢燃料电池汽车量产上市。基于电机、电控、电池技术路线，新能源汽车的兴起，甲醇经济的推广，为氢动力汽车全面崛起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三十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望得到长足发展。

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都是基于计算机技术。而计算机最初只是文字处理、信息储存和计算功能，互联网早先也只是利用远程通信和计算机终端构建起来的全球通信系统。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使得互联网越来越具有“神经系统”的特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意味着网络化、智能化和智慧化。于是，人类从展现力量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走向展现智慧的新时代。

2018年1月，在CES国际车展上，丰田推出两款概念车：一个是“用户定义用途”，以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为目标，不同时间段分别用于出行和物流；另一个是“最懂你的人是你的车”，智慧汽车成为互联网的终端。

与丰田智慧汽车异曲同工的是华为荣耀智慧手机。2017年9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为与腾讯发生冲突，起因是华为手机借助其自主研发的名为“IMAX”的“操作系统的操作系统”，可以调取微信用户所有数据，通过云端大数据处理，为用户提供解决方案。

对于华为而言，没有智慧系统，手机只是产品，用户与厂家是交易关系。用户得到产品那天起，产品与厂家告别，厂家只是制造商。反之，有智慧系统支持，手机成为互联网终端，用户与厂家是伙伴关系。用户得到产品那天起，厂家拥抱用户，厂家转型为服务商。在资本市场，制造商和服务商的估值大不一样。

美国未来学家说，互联网的终极归属是“镜像世界”，丰田的智慧汽车、华为的智慧手机，都是互联网终端，它们与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构成互联网大脑系统，进而成为镜像世界真实反映。用户拥有生物大脑，互联网大脑与生物大脑互为镜像。未来互联网的制高点是智慧经济，镜像世界是万物互联，一切智能终端到达的地方都是数据来源。

3、范式革命是新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技术革命和范式革命是工业革命的一对孪生姐妹。技术革命好比星星之火，没有火种不可能有燎原之火。反之，范式革命好比柴火，有火种，没柴火，工业革命不可能形成辽源之势。没有制度变革，技术创新充其量只是一种“改良”；唯有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才可能成为“革命”。

“数字经济之父”Don Tapscott在《范式的转变-信息技术的前景》(1998)一书中强调指出，经典的范式始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始向新范式转型的过渡时期。全新的、竞争性的商业环境迫使我们作出“范式转变”。无法及时适应的企业必然落后，甚至无缘新时代而被彻底淘汰。

交易，是人类文明进化中最伟大的发明，被称为是“砖石上的皇冠”。交易主体（买卖双方）、交易对象（产品和服务）、信用和信息，是构成交易的必要条件，四个要素缺一不可。

传统商业的本质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盈利模式，信息是传统商业的灵魂。而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盈利模式，必定带来多环节、长周期、低效率和高成本的痛点，这是传统商业交易过程中的主要瓶颈。相反，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就是要解决传统商业固有的效率和成本问题。

诚上所述，传统商业的交易基于交易主体、交易对象以及信用和信息这四大必要条件。新一轮工业革命，正是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商业交易过程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效率和成本问题。

研究表明，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应用正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方向演进。与此同时，基于信用的价值互联网正在引起各方关注。反观消费、产业和价值互联网生态的构建，分别针对交易主体、对象和信用这三大交易要素。

说到底，互联网具有神经系统的基本特质。它把产业孤岛串联在一起，不仅用于交易的信息撮合，更体现在价值链的系统集成和产业生态的协同效应。

具体说来，消费互联网主要针对交易主体即买卖双方，本质是信息撮合。而产业互联网主要针对交易对象即产品和服务，通过产品集成和服务集成，重新定义行业标准、规范、流程、组织，以虚拟组织和系统集成方式，构建新的产业生态。而价值互联网主要针对货币、货物及其衍生品，重新构建全球信用体系。

新经济以范式革命支持技术革命的推广应用，并以范式革命强化驱动力。207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展上最流行的语言就是“系统集成、虚拟组织、产业生态”。这从一个方面导出了工业4.0的精髓，其实这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点睛之笔。

传统汽车行业的价值链大致有五大模块构成，即制造、交易、营运、服务和金融。制造板块的核心价值，包括设计、零部件和整车制造；交易板块的核心价值，包括品牌、渠道和门店；运营，包括出行和物流；服务，包括加油站、维修厂等售后服务系统；汽车金融主要为交易提供融资。

传统汽车行业的价值系统中，整车制造商，往往也是品牌商。他们掌握着价值链的高地：向前以整车制造商的身份统领设计和零部件厂商，向后以品牌商的身份，吸纳加盟商的资源和资本。以上传统模式，建立在重资产和“制造定义消费”的基础之上，这是整车制造商掌控价值制高点的根本原因。

反之，按照新经济的模式，产业投资者采用轻资产和“消费定义制造”模式，反其道而行之，彻底颠覆传统模式。

国内有家公司从境外收购德国人设计的装载量500公斤、体积3立方米的物流车工艺方案（IP）。花费两年时间整合和优化供应链，把零部件模块化，2000个部件简化到400个。全部投资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

他们的商业模式经历多次进化：起初，向整车制造商出售散件；后来，改为委托制造（OEM）；最终，以物流公司身份向城市社区布局配送网络。每个小区选择一位快递小哥作为事业合伙人，小哥出资5000元保证金，拥有一辆价值4万的物流车，汽车金融公司提供融资租赁，物流公司提供快递订单。这家公司由制造商转型成为服务商，投资股市突变，公司价值猛增。

同样的例子发生在立邦油漆身上。立邦创办时，跟传统企业一样，研发、制造、品牌、渠道都是自己的。后来转型为产品集成商，成为品牌运营商：IP采购，产品贴牌生产，渠道是加盟。现在立邦开始转型服务集成商，卖油漆的尝试刷油漆，油漆连同产品服务一起卖。

这是典型的工业4.0模式。正如阿里巴巴首席战略官曾鸣所说，未来的企业一定是制造和服务相互融合的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模式。

在这种模式主导下，传统制造商的价值被彻底颠覆。以汽车产业为例，整车制造商沦为组装厂，设计、零部件、品牌、渠道、门店的价值被新模式替代或颠覆。

三、新经济与新金融如何走向融合

新经济、新产业充满生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新经济与新金融如何走向融合，现代金融如何服务于新经济，助推新产业的崛起，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技术、产业、资本分属于不同领域。技术专家专注技术研究和开发，企业家聚焦产业资源的组织和管理，而投资者仅仅满足于项目投资。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但很少有人真正做到技术、产业、资本三位一体，互为贯通。

事实上，仅有技术上的成功，并不等于产业上的成功；技术成功、具有产业潜力，但若没有资本力量的推动，没有资本经营的能力，这项技术也很难发展起来，投资者未必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只有技术路线、产业路线、资本路线有机融合，战略协同，才能最大程度上实现价值创造。

在新兴产业培育阶段，借助传统企业的产业平台和盈利业绩，嫁接新兴产业，实现技术、产业、资本战略协同，这样的投资机会更具价值创造的空间。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以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这可能是一条捷径。新兴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传统产业进行倒逼，从而对整个行业格局进行升级改造，而互联网和新能源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明显。

最后，借用狄更斯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当前，世界经济风云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处于农耕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处于内战和混乱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奋起直追。中国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迎来了赶超欧美的历史机遇。

主持人：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陈汉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