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范到底是什么范儿？在媒体和众多文人的起劲渲染之下，展现给我们的民国范仿佛是这个样子的：英雄多如狗，才子遍地走，女人婀娜，男人刚健，吃嘛嘛香，啥啥都好。

不管是乱世英豪、文人雅士，还是大家名媛、革命女侠，就连民国教科书、民国版图书也如出土文物般“重见天日”，以至于《走，回民国住两天》、《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活在民国也不错》等，仅从书名即可获悉这是一趟穿越到民国的文化列车。

“民国范”是个什么范儿？

“范儿”是北京方言（“儿化音”就很有北京范儿），“够范儿”、“有范儿”是指能够代表某种风尚或风格的气派和劲头，就像京剧演员唱念做打的一招一式就很“有范儿”，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视觉形象。顾名思义，民国范就是一种与民国有关的劲头和作派，按照知名文化人陈丹青的定义，民国范是“一种趣味、一种风尚和一种美学”。如此民国范与其说是那个时代固有的风采，不如说是这些年重新发现并赋予民国的特殊风韵。也就是说，只有当民国范作为一种命名方式被发明出来之后，那些散落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风土人情才能被摆放在民国的橱窗里。民国文化经过民国范的烤箱变成了风流倜傥的各色糕点，每个糕点都有不同的口味和成色，如章太炎是“疯”、刘文典是“狂”、辜鸿铭是“怪”、蒋廷黻是“犟”、胡适是“雅”、梁溯溟是“呆”与“直”等。在这种事无巨细的叙述中，历史并不长的民国变成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景观。

民国先生、民国女人、民国军人

在这场民国文化“展览”中，有3个展厅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玉树临风的“民国先生”、雍容华贵的“民国女人”和正义凛然的“民国军人”，这些曾经在中国革命史及近代史中隐而不彰的群体成为民国舞台的主角。民国先生是指有风骨、有气度的民国知识分子，“爱屋及乌”地，民国先生所属的民国大学也受到追捧（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一类型的“民国范”，在《北平无战事》中，老戏骨焦晃饰演的燕京大学教授何其沧，新晋影帝廖凡饰演的梁经伦依稀可谓映照；民国女人是有才华、有腔调的名家闺秀，《北平无战事》中的“小妈”依稀可见影子；民国军人则主要指国民党抗战老兵，尤其是那些言毕宣称“三民主义”的“死忠粉”，《北平无战事》中，这一类型的曾可达的含恨饮弹让人扼腕叹息。如果说民国先生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想象的新形态、民国女人展示了新的女性故事，那么民国军人则借他者之躯重述新的国家神话。正是这样3张面孔成为吸引人们“回民国住两天”的精神动力，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诱惑所在。

民国先生是这三种形象中最具有民国范和民国精神的“模特”，实际上，民国先生不仅大多拥有留洋（美）背景、是文化知识精英，而且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还保留着传统文人的风雅和趣味，可谓“脚踏政治、文化两只船”。从这里可以看出，民国先生绝非布衣先生，而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民国大佬、上流权贵和名人雅士，这也呼应着近些年对“富而有礼，贵而不骄”的贵族文化的向往。

与之相似，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民国女人也绝非“寻常百姓家”。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怀旧潮中晚清歌妓、民国月份牌美女以及旗袍女郎作为摩登上海的性感尤物，那么在民国范中女人则变成了一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名媛”。在《民国女人》一书的彩页中依次出现的女性是宋美龄、冰心、李霞卿（中国第一位美女飞行员）、林徽因、张爱玲、赵四小姐、何香凝等，这些出身显贵的女性不仅有大人物做丈夫（预示着和谐美满的家庭），而且也是有自己独立事业的职业女性（新女性）。这种新女性与高阶层的社会身份的结合，无疑示范着当下社会最让人“羡慕妒忌恨”的成功女人的形象。

在民国军人的想象中，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不是决定“建国大业”的国共之争，而是抗日战争。与民国先生、民国女人收编了八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想象相似，80年代就出现了国军正面抗战的历史叙述（如电影《血战台儿庄》等），以至于在《南京！南京！》（2009年）、《金陵十三钗》（2011年）等国产大片中抵抗日军的中国军人都是英勇善战的国军将士。最近新发掘出来的民国军人，是1942年作为英美同盟军的国军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已经出现了多部关于中国远征军题材的图书、电视剧和电视专题片，这些被遗忘的、承担国际责任的抗战老兵被命名为国家英雄。

我们已读到太多民国往事，当然，这些故事也有些真实的，但是，是不是民国的主要面貌呢？在一个识字率不足20%的国家，有几个人能“有范儿”？今天讲起“民国范”来，大多说的是教授、官宦、军阀、遗老、富人等等，普通人在民国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民国范”呢？如果按照实际的发展水平来画一张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典型画像，应该就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穿着破败的文盲，这跟过着优裕生活的“民国范”是绝不相同的。

早些年，这个社会充斥着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诉，控诉中有一幅无比惨烈的民国图景。近些年，这幅图景已渐被中西合壁、享受现代趣味的“民国范”替代了。在“民国范”的图景中，毛巾要半个月一换，腐乳要备十几种，当然没有横征暴敛、五子登科，没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但真实的民国，至少这不是全部。

网上关于“民国范”的点点滴滴怀念，包括许多“老照片”。既有泛黄的真照，更多的是新拍的戏照。男人的装束多是长袍马褂，瓜皮小帽，但西装革履也有；女流的服饰多的是旗袍、或者上身宽袖下身黑裙，发型是短发长辫不一，但穿西式呢大衣烫卷发也有。此外还有跳舞啦、抄麻将啦等游戏照。但这里的“范”怎么解呢？却没有说明，好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似的。

《新周刊》对陈丹青有一篇访谈，开场锣这样谈到“老照片”和“民国范”的关系，我把它借来作解：“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因之而带有‘民国范。即便在老相片中发黄，仍一望可知。今天，讨论民国范，是讨论曾经存在过的一种趣味、一种风尚和一种美学。”endprint

——以这道理来解“老照片带有的‘民国范”，“民国”是指“民国人”，“范”是“趣味……”，那么，“民国范”就是“民国人的趣味、风尚、美学”。但这里展现的“长衫、旗袍、洋服”等，真是正宗的“民国货”么？

来看鲁迅先生说过的“民国”故事——

“然而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洋服的没落》）

原来“老照片”中的不论是洋装还是袍褂，瓜皮帽还是烫卷发，统统不是“民国”自产的，都是外国货。而且那时的穿袍褂，还不及穿洋装更进步。这一定很要让今天酷爱“民国范”的学者们伤心，但是没有办法。

事实上，“老照片上的民国”是：一方面，“我大清”虽然死了，但阴魂不散，所以有一半是封建遗物，如旗袍马褂和“哗啦啦的麻将”；另一方面，“革命”本就是从外国进口的，再加上“租界”上的洋气，所以又有一半是海外舶来货，如洋服烫发和“蓬嚓嚓的跳舞”。这旧魂和新气合成的“民国范”，叫什么呢？只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产”。须知道，“老照片上的民国”，只有三十八年，又是动荡乱世，哪里有发明独创什么“范“的能耐。

而在这些“老照片中”还有：一张“一九二八年饥荒中的饿殍”、“两个小叫花子勾着头倒在街沿”的真照，因为泛黄的厉害，已经分不清是活鬼，还是死人。

薛暮桥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中国农村经济常识》说：“预征田赋的地方有十几省之多，而最著名的是四川；……根据报纸零星记载，许多县份（例如巴县、德阳、什邡）已经预征到民国四五十年，更有预征到民国六七十年（例如新繁）的！”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民国时期农民不堪重负，卖儿卖女，而陕西还设立了“卖儿捐”。这也是民国。

吉光片羽、一鳞半爪，哪个时代都是不缺乏的。就算在死亡枕藉的春秋战国时代，史籍上都有说不完的逸事；就算在杀戮成为日常生活内容的南北朝时代，仍然诞生了《世说新语》。一部民国史，要数数有“范儿”的人和事，更加不难。但更多的人沉睡了，没有留下故事，数据无言，那个时代人均寿命不到40岁，来不及养成什么“范儿”就会死亡。

民国还是一个照相术已经引进的时代，留下了大量的影像，它们看似真实，散发出一股雅致的气息。不过，更多的人是从来不曾留下影像，照相是奢侈的事情、无法想象的事情。那些能够进照相馆的人，照相是一件大事，恐怕也未必就是真实生活的记录。看看民国时期的新闻照片、纪实照片，极度贫苦、面目麻木、衣衫褴褛的也是数不胜数。

在民国时代养得出“范儿”的人，恐怕十不及一。如果那个时代好到有型有范，怎么会在刚刚取得民族战争的空前胜利后短短几年就土崩瓦解呢？用富豪、明星或权贵代表当下的社会生活，你会觉得荒谬；用十不及一的贵人生活代表民国，一样荒谬。

怀想“民国范”的人不少，假如真能穿越回去，谁能穿越成贵族？大多数人恐怕仍是普通人，做不起“民国范”之梦。在民国多少人能有“范儿”，谁才能有“范儿”？这就像我们问，在今天多少人能过“高大上”的生活，谁才能过“高大上”的生活？

所谓“民国范”，就是过去的“高大上”，调调或今昔有别，但终归只是极少数人的现实，跟大多数人无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