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说的百强民营大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是谁

马云来为保险业布道了。8月18日,在2016年中国保险业发展年会上,他说保险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善事,所有人都是股民是不正常的,所有人都是保民是健康的。 “股市发展有股民,网络发展有网民,保险发展也要保民。保民现在有3.3亿,我觉得还太少,保险应该保障的是所有人,不是3个亿,而是13亿。”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大会上表示,近三年来我国保险市场规模连续超过德国、法国、英国,从全球第6位跃居第3位。2016年上半年全国保费收入达1.9万亿元,全年有望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保险业的升温说明了什么?居民在资产管理中究竟如何配置保险?我在上海外滩17号的友邦保险总部访问了友邦保险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张晓宇。差不多20年前,我还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接触到友邦的营销员,成为友邦客户,直到今天。

政策红利+民众意识+投资驱动

秦朔:今天在这里做访问很感慨,因为这里是中国最早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创刊地,那是1850年代的事了。《字林西报》很成功,1921到1924年将原来的三层砖木房屋拆掉,改建成花岗石外墙的字林大楼,当时是上海最高的建筑物。建成后报社用一部分,出租一部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就是承租人。

张晓宇: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到这里差不多18年了,以前只知道友邦的历史,不知道还有传媒的历史。友邦保险的创始人史戴先生就是在这栋楼里成立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史戴用了十几年在东亚地区开拓保险事业,被称为“远东保险王”。1992年友邦保险重回中国内地,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成为首家获发人寿和非人寿业务营业执照的非本土保险机构。刚搬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那个时候有幅书法,记录的就是当时友邦为重返而写的三个大字叫《回老家》。友邦既是一家快100年的老公司,同时因为2010年独立在香港上市,也是一家新公司。有老的文化,有新的气象,确实别有一番滋味。

秦朔:你从业的18年,感觉中国保险行业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目前处于什么的阶段?

张晓宇:中国保险业刚开始是国有一统天下,产品简单,营销模式也特别简单,就是坐在这里等客户。1992年友邦把个人营销员的体制带进来,令行业气象一新,开始主动去营销服务,保险业上了一个台阶。这之后,营销员体制在行业里很兴旺,但保险的精髓并没有学到,并没有真的注重质量,很多机构放松了质量要求,所以有些良莠不齐,整个行业的形象也有一定的下滑。

这两年,保险业有一个蛮大的回升,不管从业绩还是形象。有几个原因,第一是行业监管方面,从保障到投资,都立足于促进发展,有政策红利;第二,民众意识在提升,保障意识、风险意识都在提高。过去几年,一些风险比较高的投资纷纷出现问题,爆仓也好,跑路也好,风险逐渐显现,有的资金链在断裂。所以客户意识到要找一个比较稳健的投资,而保险是非常好的选择。第三,就是投资驱动性的业务的发展,整个保险业的业务量突然有一个大爆发。总之,大家都关心保险的时代,是一个好时代,保险业的发展会有更大的、更多的机会。

保险越早购买,成本相对也越低

秦朔:从新常态背景下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这个角度,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朋友平常更多讨论的还是跟高收益相关的产品,一旦收益和预期不达一致就会后悔。对于保险,总觉得可以拖一拖,没那么着急,知道保险重要,但没有列入很紧急、需要马上去做的事情。对这种状况,我们是如何进行市场教育的?

张晓宇:刚才您讲到保险被很多人归为“重要不紧急”,人都是这样,经常喜欢做紧急的事,重要的事反而往后推一下。

首先,你永远都在做紧急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往后放,这种思维本身就有问题的;

第二点,购买保险特别是保障保险,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本身也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比如我很多四十岁左右的同学,有些已经身价不菲,想去买一些高净值、高端的保险,但真去买的时候,一检查身体,出问题了,就没有办法去买。这种紧迫性很多人还没有看到;

第三,保险越早购买,成本相对也越低。

还有一点,我经常和一些人沟通,我不反对去做有一定风险的投资,尤其是比较年轻、已经有一定的资本的时候,确实可以去追逐一些高风险投资,因为你的期望收益也可能比较大。但做这个投资之前,还需要奠定一定的基础,需要有风险比较低、比较稳健的配置作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追逐风险性的投资。这样整个资产配置才有更大保障,保障做好之后,反而可以更放心、更大胆地去追求高风险的投资。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配置方法。

秦朔:我是友邦的客户,当时友邦的营销员教育我的时候,引用胡适的话,“今天预备明天,这是极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是现代的人。”我到现在都记得。营销员还说“3331”法则,现金储蓄、权益类的股票、房地产,都是1/3,还有10%的资产在保险上。怎样定义这个10%?总资产?总收入?

张晓宇:说实在话,这是比较复杂的专业问题。原来讲“双十法则”,十分之一资产用来购买保险,或者购买的保额是十倍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化的东西。时至今日其实已经有很多不同,特别是对于比较高端的客户,应该是逐条去分析,现在可以细到资产负债、流动性、整个风险状况,我们对高净值客户的分析已经非常深入了。

简单讲一下。第一,每个人的风险偏好完全不一样,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层次,风险状态也不一样。你是不有是房产?房产是否在做按揭?这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就是要看你对服务的需求层次。譬如医疗需求,一般民众一定要有一个重疾保险,再往上可能要有医疗保险,需要住一个特需病房。可能有些人层次更高,需要借用海外医疗网络。这都要具体分析,个案操作。

第二,很多人提到保险感觉很简单,就是单纯保障。但保险并不是这么简单。一种是纯保障,纯保障有各种不同的模式,有生育保障、重疾保障、医疗保障,还有很多种;另外一种叫长期储蓄和长期投资,有些是简单的,有一个固定收益;还有的可能有分红,它有变动区间,但有一个保底;还有投资连结险,可能是不保底的。最后,保险可以实现不同的经营目的,除了可以做保障、长期投资,还有很多针对高净值人士的特殊目的的产品,可以配的很少,也可以配的很多,取决于你的目的、风险、自身状况等等。

秦朔:这一两年跟投资相关的保险增长很快,和传统的“保险姓保”的思路不太一样,怎样来评价这种趋势?

张晓宇:那是一种独特的方式,结果怎么样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检验。这里面的风险确实有一些,有一点类似于以前的银行资金池,通过比较高的收益率去吸纳资金,但通常这种产品的期限都是很短的,赎回时间是非常不确定的,而他们的投资方向很多是投资到一些期限比较长的、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证券中。负债可能会随时要求兑现,怎么办呢?这就有很强的流动性风险在里面。他们的办法很简单,再发嘛。这样风险就可能积聚。保险还是要注重风险保障,要注重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这是保险真正能够有别于其他投资的地方。

秦朔:说到高净值人群,他们很少从单个人角度来考虑问题,要考虑家庭、子女,尤其是子女。有些家庭还比较复杂,譬如有多子女,或者离异、再婚状态。从家庭角度考量资产配置,是不是高净值人群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向?

张晓宇:高净值人群的需求确实很复杂。我举两点讲一下。

第一个概念叫“资债隔离”,考虑的是资产安全、锁定利润。

几年前我给一些企业家讲保险,讲完后他们问我买哪个股票比较适合。我很郁闷,就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题目,说大家答对了我就讲股票。我的题目是:有人借了100万元,借贷成本5%,一年挣的收益是6%,那么整个项目收益率多少?很多人回答我是1%,我跟他们讲全都错了,这个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是无穷大,因为分母是零,纯借的,这叫“空手套白狼”。我问你们在做吗?都说没有做。我就说这么高的收益率为什么不做?很简单这就是杠杆,只是做的程度高低不同而已。问他们有风险吗?很多人讲有风险。风险在哪里?一年之后挣不到5%。那挣不到5%怎么办?很多人跟我讲“跑路”!或者再借,再借就叫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再借的时候风险更大,因为你还要补掉原来那一块。所以很多人做企业的时候是越做越艰难,因为你不得不去追逐高收益率的东西,但同时你的风险是在增加的。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情?要做的事情就是拿一部分出来,或者是拿一部分收益出来锁定利润,锁在跟你现在的生意完全不相关的投资上面。

我发现很多人在做企业的时候,他的企业资产跟他的个人资产有时是混同的,这其实是非常不安全的。而保险可以隔离企业资产和个人资产,给你辟出一块安全区。

第二个概念是“代际传承”。保险跟很多投资工具不一样,譬如你买一个基金就是基金持有人,而买一个保险,里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法律身份,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还有年金受益人等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安排能特别好地实现精准传承,包括代际传承,可以避免很多法律问题。举个例子,年金保险可按排为婚前财产。保险如果跟法律、税法等等融合在一起就可以在精准收益、代际传承方面发挥很大作用。

秦朔:我和一些企业家交流,说到疾病,他们因为有的是钱,觉得怎么治都可以,不需要保险。很多疾病如果真得了,就预算100万美金,治不好也没有必要再治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晓宇:如果单纯重大疾病保险,对于超高净值人士不见得特别需要。但是保险公司会有一些附加值的东西,可能是一些高净值人士特别需要的。譬如高端医疗险是跟第三方机构的强大医疗网络相联系的,这些服务有钱不一定可以买到,或者没有那么顺畅可以买到。保险给的除了保障,还有服务功能在里面,是打包在一起,有些高净值人士还是非常需要的。当然你可以说,有朋友可以帮助,“走后门”找关系,但有保险的话,这些服务就不用费心托人。

高净值人群最看重什么?

秦朔:友邦给人的印象是专业服务,用这些方法去服务高净值人群,发现他们的共性和差异化在哪里?

张晓宇:很多高净值人士可能看重友邦这个品牌后面的东西,譬如产品的功能、专业的团队、品牌实力,包括有的客户会关注你如何保障他们的信息私密性。第二个方面,他们看重整个配套服务能力,譬如医疗网络、体检机构、法律援助等等。做高净值人群的业务,不光是产品和服务网络,我们内部还有高端服务团队比如专业的精算师、会计师、法律专业人员、税务咨询人员以及专门做国际税的、在美国打过几百场国际官司的队伍。精细化的服务必须抠得很细。例如做上亿保额的税务保障的单子,你要有强大的财务背景和技术背景,和再保险公司有非常好的合作,才有机会去承保。这一整套的技术和专业能力,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友邦就是特别看好亚洲市场,专注于寿险包括健康险、个险和团险的市场,同时深耕我们的专业性。我觉得专业才能走得远。除此之外,我们的国际视野和在亚太经营的百年历史、以及我们经历了好几轮经济周期的考验,都充分体现了友邦作为保险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也都是高净值人群所看重的。

秦朔:保险产品现在越来越复杂,很多客户觉得要把它完全搞清楚还是头很痛,不像股票人人都觉得懂。

张晓宇:我觉得,对一般客户,不用想得太复杂。最先是要有一些基本保障性的保险,这是最基本的;譬如重疾保险,是必需型的;然后是意外保险,如果经济条件再好一些就去做一个医疗险。这些基本的对个人和家庭的保障,只要抱着比较认真的心态去了解,是能够弄明白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去考虑长期储蓄、长期投资,锁定利润。说老实话,我也不觉得人人都懂股票,都是表象上懂,真懂就要看财务报告。高净值人士的保险需要,是不简单的,真的需要去找到专业的人来帮你分析,帮你去认真看各种风险状况,然后找到合适的方案。

秦朔:高净值人群对于私密性有很高要求,能不能保证他们的隐私?

张晓宇:我们从事高净值人群服务的营销人员都是精挑细选,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只有非常少的人去做,后台给予支持。对高净值人群的个人信息,在系统中是有很多隔离处理的。同时,也不是所有客户上来就把所有信息给你,一开始只是一部分,真的对你充分信任后才把所有东西都给你,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秦朔:我是20年前买保险的,当时是很基本的。随着时间变化,如何对自己的保险进行调整?

张晓宇:这要看不同阶段。比较年轻的时候,需要基本保障,重疾保险,意外保障。当你成为家庭顶梁柱,重疾保障一定要有,你去看现在官方的医学陈述,疾病是三分之一可防,三分之一可治,还有三分之一真的就没办法。我们要把精力放在前两个,举一个例子,譬如小儿白血病,白血病现在有一种药,真去治很昂贵,一个疗程几十万,但可以把整个病程拉长,让你有机会找到配型,痊愈的可能都有,但如果没有钱真的做不到。所以重疾的保险有时候反而变成了一个保命的钱。

我的概念就是,你到一定阶段,重疾的保障要增加,医疗的保障要增加。同时考虑比较稳健的投资,或者是养老的储备。再到高净值的时候,您就需要考虑资债关系、代际传承了。

保障肯定可以早做,做的比较多一点。peaceful mind,就是“安心”,这种价值是往往被低估的财富。“安心“其实是非常大的价值,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当你做了以后,好像做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后,你再去做什么的体会就完全不一样了。

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要做长期的规划,包括传承问题。传承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光是保险。譬如他们有很多房产,但是不是房产直接写小孩的名字?100%都是他?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学问,不是都写给孩子就是对他好。

境内买保险是更明智的选择

秦朔:友邦在海外也有很多经验,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和海外高净值人群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张晓宇:目前我们还在一个相对比较初级的阶段,确实是还有很大的缺口,比如说保险意识、各种金融工具的作用,我们日常接受的教育比较少。国外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对这些知识了解的比较深。其次,国外经过了很多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我们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所以风险意识相对不太够。但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的学习能力很强。

秦朔:现在境内高净值人群有一个趋势,要去境外买保险,香港甚至是美国,好像可以以更低的成本买到相应的服务,跟教育、移民、房产包括信托计划等打通起来考虑。怎么看这种现象?

张晓宇:不可否认,境外一些保险的确发展得早一些。但其实我们发展的很多险种、类型已经不输于海外了。我自己买的就是国内的保险。

作为国内保险人,我觉得有很大的义务和责任告诉消费者:境内有很多好的保险产品,对客户的利益保障也很好;对于境外保险产品,我们还是需要充分了解它的许多细节,包括其期望收益所对应的风险。此外,很多人未来的生活还是在境内,你对应的“负债”是人民币资产,其实有人民币保单是更好的选择;你还要考虑到服务的便利性问题,无论是操作还是理赔、付款。要综合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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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下午,“2021凤凰网财经峰会暨天籁思享荟深圳站”活动成功举行。本次峰会聚焦于当前多个财富热点,围绕“深圳的下一个创富新风口” 这一主题探讨城市财经热点新风向。

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发表了题为《做趋势的投资者,你就是人生的赢家》的演讲,从投资角度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了分析,并给出投资建议。

谈及中国收入结构,秦朔讲道,大部分人的确还是中低收入者,中国2/3人口的月收入在3000元以内。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最近又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是面对未来的重要战略方向。

同时,“中国高收入者的实际收入有可能被低估了”,这是因为统计局系统的城市调查队在对高收入者的收入统计方面,受制于他们的填报意愿不足,会有些低估。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咨询的《202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数据,到今年底,中国可投资资产达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或将接近300万。从报告也可以看出高净值人群的一些趋势:年轻化程度提高了,40岁以下占比升至42%;董监高、职业经理人、专业人士群体规模首次超越“创富一代”企业家,占比升至43%;新经济群体涌现,从总人数占比16%上升至20%。

未来财富衍化的基本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最基本的模式就是“地产+基建+银行间接融资”,居民资产以房产这类实物资产为主。未来则强调高质量发展,依靠消费、科技、创新、直接融资这方面去拉动。

对于接下来的投资建议,秦朔认为投资者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按照理性化、专业化、配置化原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平衡。第二,依靠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第三,要对投资保持敬畏,建立一个合理目标的预期;最后,把握时代的方向,技术创新、数字化、全球化、绿色经济、新消费、人文化等,这些都是结构化机会时代应该关注的方向。

那么,房地产还有投资机会吗?在随后的圆桌论坛上,秦朔表示:“地方政府的收入,有60%以上靠土地相关收入。房地产不可能让它大跌,不然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金融机构也是受害者,大量企业都是拿土地和房产抵押,如果价格下跌,抵押品价值不够就要补充。补不上去怎么办?就会面临收贷压力。所以房地产大幅度下跌,将是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痛。但是房价再往上走,也是中国年轻人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必须要定一个规则——房住不炒。我认为现在也没有办法再炒了,因为全部都是限购、限价,也没有办法再操作了。”

很高兴从投资的角度分享我所看到的中国经济。

一讲到投资,大家经常讲“财富自由”。我挑了两组数据,一个是今年胡润做的《中国财富自由门槛报告》,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比如报告说在一线城市如北上广深,入门级财富自由门槛是1900万,具体包括一套120平方米的市区常住房、2辆汽车、60万元的家庭税后年收入、800万元的金融投资;二线城市的财富自由入门级门槛是1200万元,除了房产和汽车外,还有40万元的家庭税后年收入、550万元的金融投资;三线城市的入门级门槛是600万元,除了房产和汽车外,还有20万元的家庭税后年收入和250万元的金融投资。

从三线城市的比较看,120平方米的市区常住房的价值差异,以及金融投资额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到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觉得特别有压力,够不着财富自由的门槛,主要是房产压力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定义财富自由,比如我的定义是“拥有实现你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的支配能力,就有财富自由”,那么不少普通人也都可以说是财富自由的。不用攀比,不用想着手里要有大几百万元去做金融投资,生活简单、有基本保障、身心健康、有自己喜欢的事业,这就是自由的状态。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定义的“财富门槛”去比呢?

我选择的另一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2020年全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3.2万多远,城镇居民是4.3万多远,农村居民是1.7万多远。2020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27540元,换句话说,一个月不到2300元。另外,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869元,也就是说中国有20%的人口每月收入在650多块钱。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2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

最近中金公司研究所出了一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GDP已经占全球17%左右,人均GDP已经过了1万美金,很快可以达到全球的人均GDP水平了,预计到2025年,我们的人均GDP可能达到1.6万美金,那时候全世界是1.4万美金。我们人口体量很大,若可以在世界平均线以上,将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我们国家的收入结构不是橄榄性结构,而是金字塔结构。按照中金的数据,人均月收入1000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9%;元占总人口的15%。我测算了以下,中国有2/3人口的人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内。比如在非常典型的中国低线城市,两口子的月收入加在一起可能就是6、7千块钱。所以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最近又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是面对未来的重要战略方向。

很多人说中国的高收入者特别多,但根据中金的数据,中国人均月收入2万元以上的只占整个人口的0.2%,即千分之二。1万-2万元的占整个人口的2%。当然14亿的基数很大,月入2万元的也有280万人。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高收入者的实际收入有可能被低估了,这是因为统计局系统的城市调查队在对高收入者的收入统计方面,受制于他们的填报意愿不足,会有些低估。而中低收入者的填报准确性会比较高。但总体上来说,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事实。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财富究竟是怎么来的。

正当的财富来源就是劳动、创业、经营、投资、继承、赠与,主要是这几种形式。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龙指出,美国最富有家庭的财富有三个来源:      1、遗产继承,再加上股票市场的繁荣;2、说服政府大力扶持你的企业;3、在恰当的时间占据恰当的位置:创建真正具有巨大社会效用的企业,一方面维持并利用市场地位将大部分社会附加效用变为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占有足够的股份,进入资本市场将企业资本化所产生的利润变为巨额财富。

很多人的观念是,财富都是从自由市场上来的。但德龙教授的研究表明,政府支持不支持,也是很重要的。最近资本市场在调整,教育培训板块大跳水,说明政府的意志会决定某些行业的底层商业逻辑到底成立不成立。所以在中国做投资,一定要看看《新闻联播》,知道政府的导向。

关于投资,大家都会想到巴菲特。他的模式,我总结有三条:第一是生得好。巴菲特在其授权传记《滚雪球》中说:“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他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上,能出生在美国的几率是1/30,……加之作为一名白人男性,我得以规避当时社会许多人不可逾越的障碍。”我觉得这些年在深圳创业的朋友,如果早些年买了房子,其实代表的是你待的地方好,不见得你就比同班同学聪明很多,只是你待在一线城市,你的同学回到了内地,所以单就财富论你比他多很多。

巴菲特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投得准。看不懂、看不清、不明白的,巴菲特基本上不投;第三是赚得稳,即持有的时间长。他前面一波跟上了美国公司的全球化,比如可口可乐、吉列这样的消费公司的全球红利,后来又抓住美国很多结构性调整的机会,如基础性工业、基础设施、能源以及在细分领域的龙头、隐形冠军,甚至把一些公司私有化,大比例增加投资,所以他的财富底仓是非常雄厚。尽管在互联网投资方面,巴菲特好像没有抓住机会,但苹果是现在他的前几大重仓股,因为他把苹果作为消费品,他发现周围很多人都在用,隔一两年就要换,他觉得这就是日常消费。巴菲特对于消费的偏好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当他把苹果当成品牌消费品时,他就坚定不移持有苹果。

巴菲特提到“卵巢红利”,其实中国也一样。按照胡润排行榜,拥有10亿美金以上的富豪数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美国2021年的数据是不到700位,但内地已经超过900位,若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加在一起就是1058位。另外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咨询的《202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数据,到今年底,中国可投资资产达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或将接近300万。从报告可以看出高净值人群的一些趋势:年轻化程度提高了,40岁以下占比升至42%;董监高、职业经理人、专业人士群体规模首次超越“创富一代”企业家,占比升至43%;新经济群体涌现,从总人数占比16%上升至20%。这里“可投资资产”的定义是:除了一套自用房产以及一些耐用消费品之外,用于投资的资产,如投资率房产、资本市场、另类投资等。

通过这个报告,尤其是经理人和专业人士的规模超越了“创富一代”企业家,跟美国当年很相似,美国也经历了从血缘资本主义到经理人资本主义,因为创业代不可能一直都自己干,企业做大了,创始人退休了,就需要职业经理阶层主导。

普洛斯的创始人梅志明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一直相信成功50%来源于运气。但是你现在问我,我觉得运气甚至要占80%。生在哪个时代,处于哪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做多大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十分幸运,正好赶上中国的开放,正好赶上了互联网,接下来还有物联网、5G这些新趋势。”所以你有多少财富,跟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高度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时代和国家要身怀感恩,因为在这样的空间和主升浪里,你会实现更大的财富。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有“卵巢红利”,国运红利,为什么普通投资者,一般叫“散户”、“中小投资者”,很难分享到这种红利?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从1990年就有了,30多年过去了,很多投资者都是“七亏两平一赚”,大部分人都是亏的。上交所做的一个分析,A股的散户2016年1月-2019年6月,单账户平均年度收益是负值。2019年、2020年大盘涨得不错,但最近又是哀鸿遍野,很多行业血流成河,甚至一个礼拜基金的净值可能跌6%、8%,很吓人,很多投资者都在抱怨。

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跟很多投资界包括交易所的朋友,进行了一些讨论:

第一,中国的财富创造总量很大,但是竞争非常残酷,机会风口切换很快、更迭速度很快,加上企业规范化、专业化不高,投机性、套利性强,治理能力、核心竞争力、投资回报能力不行。A股上市公司和美国上市公司的可投资资本的收益率差多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俏院长有一个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每1块钱的投资资本,上市公司的税收收益是3分钱,美国是一毛四,差不多是中国的4倍。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总量很大、机会很多,但可持续发展、基业常青,而且真正有核心能力、有比较好利润水平的企业不多。如果说好企业没有那么多,那么投资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所以我们现在讲高质量发展也好、专精特新也好,就是希望企业要真正做强,不能都是负债驱动的资产依赖型,靠借钱、投资、扩张、高杠杆,这种模式根本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股市、期市等波动很大,牛短熊长,法治化水平也很低。最早A股的重要使命是为国企解困,而不是对投资者负责。不少公司就是为了“圈钱”甚至不惜造假。所以投资者一不小心就会撞上噩运。除了标准化的资本市场,像P2P这样的非标市场等也让非常多人受伤。当然投资者喜欢击鼓传花,风险防范意识不够,容易被忽悠被收割,这种情况也有很多。

第三,标准化资产的市场发育相对滞后,但非标市场很流行。比如前几年带有固收性质的刚兑,大部分钱都投到房地产,因为正规银行渠道很难拿到房地产的融资,所以房地产大量通过影子银行,保底给你8%、10%,但很多项目无法持续。刚兑型的、非标的资产正在大规模退出市场,很多投资者当初觉得稳赚不赔,现在付出了血泪代价。

所以,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快,但表现在微观的公司治理、市场法治化等方面,问题很多,同时也有不少优秀公司不在A股上市,这都导致内地投资者没有分享到红利。

跟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投资者的差别在哪里?我们的实物资产占比还是高于金融资产,美国跟日本投资者的金融资产占比大概70%、63%,中国的金融资产占比低于50%。换句话说,房产这样的实物资产占比达到一多半。实物资产里面主要又是住房,住房占居民总资产的比例是46%,美日的比例是24%,只有我们一半的水平。

此外,中国居民喜欢刚兑型的高回报固定收益产品,很多是非标,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产品是更加标准化的;中国居民喜欢自己做投资,喜欢自己当专家,而发达经济体更依靠专业机构。这都是财富管理的差异。

接下来我们讲讲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去是“地产+基建投资+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居民财富配置中实物资产占比高。未来强调的是高质量发展,依靠消费、科技、创新、直接融资等拉动,加上房住不炒,所以居民财富中金融资产比例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投资比例将会提升。

由于全球的低利率环境,会提高风险偏好,对于另类投资、商品投资、衍生品投资的配置比例都会上升,另外FOF(Fund of Funds)、MOM (Manager of Managers)组合,还有“固收+”等产品的吸引力也在提升。

很多传统的模式,比如包括地产在内的泛金融,现在的估值很低,说明大家不看好其未来,最多把它看成固收类产品看待,没有想象力。这些传统企业除非自我超越、转型、升级,投资人会一直对它们不待见。投资人的兴趣,前几年消费比较热,今年像科技、新能源、芯片,这些拉动得比较厉害。

最后对投资者,如果说要有一些建议的话,我有几个建议:

第一按照理性化、专业化、配置化原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平衡。第二,依靠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第三自己一定要对投资保持敬畏,要建立一个合理目标的预期。

什么是“合理目标的预期”?有一个基准。我们国家的社保基金,是给老百姓未来准备以防不测的养老钱,一个投资机构能够被选中作为社保基金的管理人,那是无尚的荣耀,证明它的诚信度、稳健度、收益性与流动性匹配得很好。截至2018年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7.82%,超过同期通货膨胀率5.53个百分点。2019年投资收益率达到14.06%,并将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拉高到8.14%。我们国家队的专业化高水平,一年做到8左右。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们搞一个东西一年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这个时候要冷静一下,它到底靠谱不靠谱?

投资是投未来的,把握时代的方向很重要。随着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到慢慢进入“五”时代即每年增长5%,总体来讲,大的、全面的、普涨的机会,不太有了。未来的机会是分化出来的机会,是结构性的机会。结构性机会的时代,主要方向在哪里?

技术创新。过去我们都讲规模。现在要看是否有核心专利、核心技术,是否这个市场离开你就不行了。最近国家讲专精特新,隐形冠军、单向冠军、小巨人,这是国家现在大力推动的,过去我们都讲“博大”,现在要讲“精深”。

第二是数字化。我国提出数字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渗透率,服务业40%,不错了,但工业才刚刚20%,农业不到10%,才到百分之九点几,所以未来利用数字技术在第二、第一产业会有大量创业创新、提升价值的机会。

第三是全球化,因为中国制造增加值占全球28%,生产了太多东西,自己消化不了,所以要慢慢走向全球市场,包括“一带一路”,中国的东西便宜,质量又过硬,这是全世界都需要的,疫情这一两年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的出口反而在增加。

第四是新消费,一头是Z世代/新世代,一头是银发浪潮。在60后、70后退休的时候,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自身的财富状况,和以前的代际相比,会有更大想象空间,对美好生活的标准会更高。健康、养老的需求非常大。

第五是低碳、零碳、负碳的绿色化浪潮,这个不用更多展开,大家看今年资本市场是极其强烈的。

最后就是人文化。这几年我们的国潮,以及很多中国本土、东方审美、传统文化的兴起,比如跟故宫的联名产品,在年轻人当中获得非常多的追棒,像此次河南洪灾期间的鸿星尔克现象,也说明了本土企业正在获得年轻人的追捧。如何塑造品牌和软实力,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会有一个强烈的带动。喜茶最近一轮估值达到600亿人民币,目前他们有800家店左右,换句话说,一家店值七八千万。很夸张,但是从线上线下一体化、新生活方式、类目的衍生性,这可能又是合理的。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还是在充满想象、值得奋斗的大时代。美国从1900年-2017年,用117年时间实现了GDP36倍的增长,中国从1987年-2017年,用30年的时间实现GDP36倍的增长。换句话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过美国117年时间所走过的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长周期增长非常强劲,全球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期也很高。我觉得无论是历史还是对未来的预期来看,今天的中国可能会有很多的挑战,但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去创业、创新、创富的热土,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时代可以把握住属于你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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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8月29日,由890新商学|吴晓波频道主办的年中产业经济论坛。

分享嘉宾:秦朔,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轮值主编| 智勇 责编& 值班编辑 |少将

笔记君邀您阅读前,先思考:

  • 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 接下来,中国企业还有做大做强的机会吗?

企业该如何对待难点、堵点、痛点?唯一的出路是千方百计让自己变成亮点、突破点、别人重视的点。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到:树立底线思维,准备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任老爷子说,底线是活下去,但关键是识变、应变、求变,这个非常重要。

1.国内开放、升级、创新

1978年,中央有一个政策,允许地方试点“三来一补”,来料、来件、来工、补偿贸易。

同年,东莞的一家企业太平手袋厂诞生了。一个香港人把美国的缝纫机带过来,改了机制,用当地的工人,搞计件工资,加工多的可以有更多收入。

2007年,这个地方已经完全没有了,今天是一个纪念馆,后来开始转型。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段永平先生在长安镇做了步步高,从这个地方又散出了OPPO和VIVO,2017年前后华为迁到了松山湖附近的基地。

东莞面积很小,2400多平方公里,苏州的四分之一,成都的六分之一,杭州的七分之一。但市场主体的密度做到了全中国第一,7个东莞常住人口就有1个做老板,做市场主体。

东莞是我们的样板,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开放市场经济,靠我们自由生长的市场主体,然后不断创新、不断迭代,最后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春天。

中国的希望是在开放,是市场机制,是无数的市场主体,是包括在座所有人每天的努力。只要不抱怨,不倒下,中国经济就不会倒下。

不是说今天有很多舆论要求的背景下,我们要刻意如此之说,而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市场,我们不做谁来做?

在合肥和芜湖,有一个做葵花子的公司去年流水60个亿,9亿多利润。这个企业家当年是在商贸厅下面的一个科长,后来下海。

他说,做民营企业就像考985高校,意味着1000个人985个都考不进去,这个就叫985。

做企业并不是你想着一定能做成,就没有什么困难。民营企业的宿命就是你的选择,要坚持,要在各种各样的限定条件下去做到价值最大化,不枉此生,如此而已。

2.国际社会面临挑战且日益严峻

从全球来看,情况非常严峻,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去年全球经济增长6.1%,中国是8.1%,但是中国和去年两年合并是5.1%,今年预计是3.2%,不断调低。上半年是2.5%,如果下半年没有比较大的进步,今年的增速就达不到全球平均水平。明年预计更难,明年预计2.9%。

除了经济以外,还有信任的问题、治理的问题,很多国际治理的结构、经济治理的方式都遇到了很大的冲击,原来很多机制都无法正常工作。

和平的赤字,战争的问题,发展的赤字,大量贫富分化……很多欠发达地区没有办法解决基本的问题,全球都在出现各种挑战,短期似乎走不出来。

3.美国对中国打压一直升级

中国过去20年,在“入世”的时候大概GDP是美国的1/7,20年以后是美国的3/4。2016年是60%,接着特朗普打压了四年,从60%涨到73.5%。

这两年由于人民币相对贬值以及美国复苏的原因,,中国增速下降,就追的没有那么快,但毕竟20年时间从1/7做到3/4,这就是历史的证明。

美国看到中国力量的崛起,千方百计地抑制,所以有贸易战、芯片法案。

在疫情中有了更多的疏远,我们也看到全球化在回潮,过去全球的供应链是讲究高效的,现在供应链发生了改变。

第一,友岸供应链,过去做生意是你能帮我忙就给你做,现在看是否合规,到了第三个阶段看跟谁做生意,跟谁做生意就变成友岸供应链,从价值链贸易变成价值观贸易,我们在一起比较放心,哪怕你的效率再高我不一定用你。

第二,近岸供应链,供应链不要离那么远,万一出现问题供给跟不上。

像墨西哥这样的地方,未来的机会就会多一点,从放心的角度,有些供应链就放在越南。原来觉得越南也好,印度也好,墨西哥也好,马来西亚也好,泰国也好,远远没有办法跟中国供应链竞争。

事实不是如此,越南人也很勤劳,柬埔寨人也很勤劳,从面料、染色、鞋包慢慢都起来了。

再往上就是棉花,棉花在澳大利亚种植直接就过去了,慢慢有可能形成不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了,这方面的压力其实是在增加的。

4.传统红利消散,韧性依然存在

对于中国来讲,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压力,内部传统红利也消散了。

传统红利主要指的是人口红利,原来大家预测是2025—2030,但是今年就有可能出现人口总量的净下降,人口总量不再增长了。

5、6年前,中国每年新出生的婴儿有1500、1600万,去年是1082万,今年可能更少,这就是传统红利变了。

因此,出现了很多过剩。过剩是因为有效需求不够。

有些有效需求不够,可以通过调结构,可以通过改变提升。

但有些有效需求不够,可能是永久性的,慢慢这个市场就变成存量市场了,所以我们的增速也在逐级下降。

2011年还有9%,接着7%,6%,5%,到现在已经2%多了。今年全球不会只有2%多,因为下半年会有复苏,但是看现在疫情,如果还是这么困扰,复苏可能也是有限的。

原来希望我们达到5.5%,我个人认为几乎不可能实现,现在大家也不谈这个指标了。

由于整个经济的压力,就业压力也变大了。16—24岁年龄的失业率最新数据显示已经到了19.9%,还有很多虽然是灵活就业状态,但其实也有间歇性的歇业状态。

工作岗位减少,支出肯定也要减少,肯定更多要储蓄,所以上半年我们国家的储蓄还增加了10万亿。

我们现在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5,国家不可能就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就结束了。我们有1.52亿市场主体,除非不发展经济了,我们都躺平了,否则根本没有可能一直停留下去。

虽然总的人口不再增长了,但是80后出生的人口已经占整个人口的55%以上,预计未来新的消费会更加多元化、个性化,新的消费会展示出跟以前代际不太一样的一些方向。

现在网上有一些很不健康的声音,动不动就是我们多么厉害,动不动别人都是不行的。中国石油80%都是进口,天然气50%要进口,大豆80%要进口。中国的GDP占全球17%左右,但是制造已经占了全球产能的30%以上,这么多的产能如果不出口,那能到哪里去?都在内部消化,很难消化的了。

我们的韧性是依然存在的,但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市场观和国际观。

二、中国企业的三种场景

第一种场景: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西楚霸王项羽当年那么厉害,最后也兵败垓下。现在,房地产特别是民营房地产,还有一些金融企业,没有几个让人有安全感的。

很多企业做到今天,自己还没破产,但已经把自己的上下游搞出了很多破产的。

现实情况里,确实遇到了多重挤压性、整肃性、收缩性政策的影响,但要去反思:你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是不是代表了一种比较落后的过剩?

根据《财经十一人》的研究,2021年和2020年前三季度对比,行业里面所有上市公司按收入、利润分别占50%权重,都在递减。

装修与园林和房地产有关,餐饮、酒店、商超、旅游、航空跟疫情有关,教育、房地产、影视跟收缩性政策有关,火电和煤电跟火电价格机制有关。

大致来看,现在难的是受疫情影响的、受到政策调控影响的服务业,房地产也是服务业,影响也很大。

越来越多的行业都进入了存量时代,行业总的产出开始下降了,不增长了。比如,中国的啤酒在2014年就不增长了,喝啤酒的数量不再增长。

张裕葡萄酒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2006、2007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牛股,但是总量在收缩,收入规模从2000年8.74亿到2011年60.28亿,从此就开始下降了。

背后也有很多政策的方向导致的行业收缩,比如地产去金融化、金控去民营化、教育去资本化、媒体去非公化、平台去垄断化、财政去土地化……这些趋向就使得很多企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我们今天更强调的是在资本市场上严刑峻法零容忍,强化反垄断,防治资本无序扩张,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更强调自主可控,更强调实体经济。

第二个场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有些是在往上走,有些是在往下走,反而中间的在分化,呆的特别难。

按照去年《财经十一人》的分析,钢铁、化学原料、生物制药、被动电子元件、有色金属、光伏制造、医疗器械、锂电池、集成电路与芯片、显示器件,这些制造业在往上走。

过去十年,每年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公司出来。

比如2010年,小米、美团、宁德时代、百济神州;

2011年,安克创新、联影,联影上市一个星期,市值一下1000多亿;

2012年,喜茶,九号机器人;

2013年,小红书、名创优品;

2014年,商汤科技,还包括蔚来、石头科技;“蔚小理”基本上是2014年、2015年。

2015年的时候,影石创新、加思科、基石药业、妙可蓝多等等,有消费、有生物医药、有科创,还有把消费和科技结合的机器人、扫地机、按摩椅,还有一些新消费。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直有机会,但是不是这里的公司就没有调整?

也有调整,互联网公司现在的日子就很难。

又比如说像中科蓝讯2016年才成立,刚刚上市,上市非常快,但大家知道最近半导体很麻烦,与大基金相关的,很多人被抓了。原来2019年太热了,现在是泡沫化衰退,在一级市场估值急剧下降,出现很多问题。

过去太热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但不要紧,因为它会有结构性调整,它会生生不息,总有一些优秀的公司跑出来,跑出来就代表产业方向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要抱怨。但是抱怨完了,还得去看有没有一些人在抱怨的同时,在那里快马加鞭提升核心竞争力、搞创新、搞全链条的智能化、绿色化?

你在那儿停着,他冲上去了,而且他冲上去,今天借助资本市场的发力一样起来了,你很难追,所以中国企业不是没有机会。

很多人说代工就是微笑曲线的下面,代工都不行。但申洲国际这个公司净利润率20%,他给耐克代工,耐克的净利润率是10%,它比耐克的净利润率高1倍。

苹果产业链上的很多公司,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像立讯精密、歌尔股份这一类的,收入、利润、市值都是10倍速的增长。

今天的制造已经不是传统的简单代工,制造里有大量自动化、精益化和大量专利。

比如宁波的舜宇光学,它在光学成像方面,在摄像头成像方面有大量的专利。歌尔也一样,立讯也一样。

像申洲国际,面料方面有大量专利。

你找我代工,你用什么面料,要用普通的面料,那就代工吧,但你要不要用我这个面料?

我的很多面料可以做到,你出了一身是汗,15分钟就自然干了。我的鞋里很多面料可以做到,染色之后一点都不褪色,而且精度极高。

这是跟很多科研院所做了很长时间的研发,然后放到制造里。

因此,并不是制造就一定是微笑曲线的下面。反而做品牌的,因为存货的问题,因为流量驱动本身的问题,做品牌的难度现在很大。

我跟新消费品牌也有一些交流,他们说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流量思维。流量思维背后是什么?

就是原来感觉只要把流量激发起来,有多少卖多少。可是现在整个流量见顶了,整个平台多元化了,为了促销备的大量存货,原来都可以卖掉,现在都是库存。

一个大促,可能量还可以,但实际上你的收益非常糟糕,所以他要补课,要补什么?要补智能供应链,要补对消费者的真正把握,必须做全链条的数字化。

所以现在做品牌的在某些方面的挑战也很大,对于整个K型分化,主要是两个大战略逻辑发生变化。

第一,过去是代工+地产+基建+间接融资,主要借银行或者影子银行的钱,从这个逻辑转向科创、内需和更多依靠资本市场的逻辑。

过去逻辑是资产负债表扩张,现在逻辑是生产性价格创新。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本质就是比胆大,比敢借钱。

因为断定资产价格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敢多借钱,甚至很贵的钱也敢借。负债率越高,因为资产价值暴涨,所以收获可能更大。

过去有一个说法“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就是这个道理,它背后有支撑的。

但现在不行了,要靠价值,要生产性价值高,能够很快进行资金流转,这是一个大逻辑的变化。

过去很多行业一进去,反正行业都扩张,不管有没有本事、本事大小,都能赚到钱。

现在存量化以后结构调整,它会向龙头冠军和创新者集聚,创新力量冲击龙头冠军,就像元气森林一样冲击龙头冠军。

总体上,得有比龙头冠军更强的差异化能力才可能冲击,否则相对能力没有那么强、效率没有那么高、价值感做不出这么大的,慢慢就会非常艰难。

第三个场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我们周边迷雾很多,一些企业家抱怨,这个那个限制,这个那个不如意。

你专心致志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也有可能造就一个更好的你。换句话说,虽然是在一个限制的窄路、窄门里,是不是穷其一生都做不完?

存量时代的创新机会在哪里?

飞鹤一直讲新鲜,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等等,它的核心就是把价值往上做,把整个价值做高。

比如说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用的添加剂是原来添加剂10-20倍的价格,确确实实创造了差异化。

海尔做了比原来高两三倍定位的品牌,叫卡萨蒂。出来的时候,它根本没有任何海尔的元素。今天在上海和浙江卖得最多的海尔系冰箱,就是卡萨蒂冰箱,而且卡萨蒂已经从冰箱做了全系列的推出。

现在美的做Colmo也是这个路线,成绩非常明显,去年同比数量没有增长,但利润增长了80%。

大家一定要去关心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家希望企业做什么?

在“十四五”规划里,国家希望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K时代,出路是逼出来的,创出来的。

中国未来还会有很多红利,我们企业要坚持长期主义,坚持创新,要专业主义,要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意识。

现在ESG特别多,国资委专门成立了社会责任局,到明年底,所有央企都要有ESG报告了。

中国的产业创新需要政府、企业、市场共同参与,包括媒体,要保持好一种平衡。

我们要注意政府会在哪些方面支持我们的发展,它是有政策、有路径的。

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要调整一下原生态的思维,看看能不能在这种互动中,找到一些有利于我们发展的业务方向。比如现在很多“专精特新”企业都能拿到政府各种各样的支持。

最后,有一句话送给大家。“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负起属于他们时代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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