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不知何时开始 这句网文得到了流传

首先 这一句所谓明朝祖训 未曾有见《皇明祖训》与二祖《实录》《宝训》记载 其他仁宗以降《实录》 也并未记载 其所谓“祖训”并不可考 即并不真实 只是后人结合明朝历史而美其名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明朝崇祯皇帝之死守北京 并不南下 其实并不全然如此 只是后人看到的历史是最直接的 即殉国万岁山 笔者据此稍作披露如下：

崇祯一朝 起初纠结于“攘外”与“安内”两个政策 然而随着陈新甲秘密议和而作了崇祯帝的替罪羊被处死以后 再难有人提出先“安内”而“攘外” “攘外”与“安内”遂两手并抓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九 朝廷接到了李自成的挑战书 意图与明朝在北京城一决胜负 明政府既知难以抵抗“流寇”烽火 便力求开辟另一道路 “南迁之议”随即应运而生

首先提议“南迁”的便是皇帝朱由检

“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泄。传闻懿安（引者按：天启皇后张氏）皇后语周后云：'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且历言周（引者按：周延儒）短。周后（引者按：崇祯皇后）以闻，上大怒，遣宦者往询索传语者，懿安坚讳，上坚请，迫欲自缢，不得已，乃遣周代征，盖观其后也。”（《三垣笔记·中·崇祯二》）此具体的时间已经不得考证 但据当时局势来看 一者松锦大战结束于崇祯十五年五月 同年十月 清兵在阿巴泰率领下破黄崖关而入 二者李自成于崇祯十五年在河南取得成功 先后攻克了襄城 睢州 归德 杞县 开封 并且在朱仙镇大败明军

崇祯十五年的局势在关外松锦之战的惨败 面对清朝的攻击 再无一丝一毫还手之力 在关内对李自成的战争 历经朱仙镇大战 亦再难集合兵力对其进行打击 如此两边消耗之下 便有了崇祯这番感叹 所以笔者认为 崇祯这种“南迁”想法 最早的提出 大概在崇祯十五年低至崇祯十六年初 而在朝廷内部的官员 也感觉到局势的日益严重 其实 产生这种想法的官员必定大有人在 然而因为担心背负责任或担心被其他敌对势力攻击 而迟迟不敢上奏 进入崇祯第十七个年头以后 局势愈加严重 “南迁之议”应时而生

首先倡导南迁的官员是左中允李明睿 崇祯帝对他进行召见 寻求解决眼下危机 李明睿随即提出只有“南迁”方能缓解目前严峻局势 这种思想与崇祯帝不谋而合 便令严守秘密 然而由于祖宗陵寝宗庙皆在北京 一时之间 自然难以被文武官员接受 为了计划的实行 则需要朝中大臣之六部尚书及内阁大臣等官员附和

局势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太原的沦陷变得严峻 崇祯已经按耐不住 遂示意李明睿下兵部进行讨论 等到朝议之时 文武群臣对此默不作声 既不反对又不赞同 独有一光时亨站出来反对道：“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明季遗闻·一卷》）光时亨以一阶给事中而反对 实际受到了阁臣陈演等人的指示 崇祯见朝议大臣对此默不作声 便论道放过光时亨这遭

李邦华等人在倡议可先以太子南行被非议以后 至三月初三 崇祯帝在平台 又召来大臣说李建泰请求南迁 问群臣意见如何 范景文等表示赞同可以拥护太子先往南京 此时光时亨又站出来反对 大言 “奉太子往南，...将效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明史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九·甲申之变》）群臣遂缄默 崇祯帝又问那么当今局势 应该如何应战？群臣又无一策应对 崇祯帝遂叹气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遂拂袖起。”(《明史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九·甲申之变》

二月二十三日 李自成南路军队已经攻陷真定 再不能南下 可怜又无果敢的崇祯帝在李自成兵临城下之时 又想南迁 他招来驸马都尉巩永固及自己的表亲（不知是表兄或表弟）刘文炳问此时还能否南迁 刘文炳叹息说时势至此 不能 崇祯又言：“以家丁护太子南行。” 如何？二人答道：“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当贼！”（《明史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九·甲申之变》）巩永固接着大义凛然道：“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 崇祯帝至此已知再不能“南迁” 遂感叹：“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明史·卷三百·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刘文炳传》）

“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

悲夫 思庙为左班挟制 虽孝文远矣 然以乾纲独断 焉为泡影哉 盖前者用陈新甲议和 事泄 杀新甲 今又如何？而犹追迹南宋 则何可得也 然以自古帝王殉国者 未有若明思宗之烈 故世人咸谓明之节气刚烈耳 即一“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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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战火和难民潮，让缅甸果敢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果敢曾以出产毒品闻名，在禁种罂粟后，又成为边境赌城。

他们是缅甸的少数民族，但不认为自己是缅甸人，他们的身份证背面被特意注明：“持证人不属于本国国民。”他们讲汉语，他们用的水电、货币、电话、电视信号乃至学校课本都来自中国，但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350年前，他们的祖先追随南明皇帝逃亡至此，但动荡如影随形。几百年过去了，果敢人再次面对战乱，依然行走在逃亡的路上。

无论是民是兵，穿过南伞口岸来到中国，便获得了救赎

■本刊记者/张雄(发自云南南伞、芒卡)

杨梅和同伴徘徊在国门线上，她在犹豫是走还是留。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的南伞口岸，9月2日的下午6点，太阳还悬在半空，火辣地照射着大地。杨梅的家乡，在国门对面的果敢。坐上汽车十几分钟，就能到达果敢中心老街。那里是杨梅工作的地方，她是一名年轻漂亮的赌场发牌手。在果敢，身材修长又面目清秀的女子，是这个以博彩为核心产业的城市里老板们稀罕的资源。把她们招进赌场工作，对赌客而言无疑会增加不少诱惑。

发牌手的工作能给杨梅带来1150元的收入。这些钱可以养活父母，还有她上小学的弟弟。战争前，拿到工资，杨梅就会来南伞买衣服。“这边的衣服漂亮一点。”她咯咯地笑了。

在过去的几天里，杨梅一直“住在朋友那里”。现在身上现金所剩无几，如果回去，那边的局势并不见得安全，何况父母都希望她留在中国；如果不回，就还得找朋友收留她，继续寄人篱下。

果敢人三五成群匆匆从她们身旁经过，或出去或进来。从8月初果敢局势动荡以来，数以万计的果敢难民陆续进入中国境内的南伞躲避战火。

逃难队伍“绵延九公里”

8月7日，缅甸军方以果敢枪械修理厂制造毒品为由搜查该厂遭到拒绝，随即缅甸军政府调派军队，与果敢特区同盟军形成对峙。老街的各个银行门口都排起了长队。有人害怕战乱，准备带着全部家当逃离老街。

第二天，南伞关口开始涌入果敢难民。很多在果敢的生意人把首饰、手机、摩托车等商品甚至店铺贱卖跑到南伞，可谓血本无归；老街很快就人去屋空、大门紧闭；11日晚上9点左右，老街街上传来清脆的两声枪响。恐慌的果敢人涌到街上。轿车、公交车、出租车、三轮车、摩托车甚至拖拉机都向着南伞的方向驶去。汽车的车灯把道路照得通明。更多的百姓背着口袋，扛着行李，步行到中国。目击者称，守在边境期待出关的果敢人、中国人的队列如蚂蚁搬家般“绵延九公里”。

到了杨龙寨，国门前的车辆已经堵得水泄不通。有人说，临沧市副市长亲自来了，拿了喇叭说不会打了，叫大家回老街洗洗睡了；又有人说，刚才在老街的枪声是打抢钱的，不是打我们。那两声枪响并非开战信号，只是锦福赌场有人抢劫，保安对天放的枪。

人群分成两拨，一批人选择了原路返回，一部分继续前行，通过南伞口岸进入中国境内。

8月27日下午，老街上又响起了枪声。枪响之后没多久，电力中断。当天缅方边民上万人涌入中国南伞口岸。

来到南伞，有人来到亲戚家，或者出钱租房。租房在南伞并不会太贵。这个依托口岸发展的小镇，在四年前才被镇康确定为新的县政府所在地。在方圆272.5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只有不到4万的常住人口。一排排的新房子，平时都是闲置的。

空房子成了逃难人们暂时的栖居地。在南伞街道两旁，那些贴着“出租”发黄告示的门面房里忽然涌进了拖家带口的异国难民。他们神态若定，拿个小板凳蹲坐在门口，安静地看着街上的车水马龙。

南伞的房子开始紧俏起来。难民们纷纷到居民家甚至农民家打听有无床位出租，平常一间只需每月100元的出租屋， 在9月后已经涨到了每月300元。部分有钱的难民选择了旅馆，旅馆老板开出的价格是200元。这样的价格并不算贵，因为很可能有价无市。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些旅馆的价格是——40元。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数字，三分之一的难民住进了中国政府为他们提供的难民营里。安置点位于南伞的中缅国际商贸城，这是一处没有完工的建筑群。两栋只建好了框架的4层楼上，安置了约13000名难民。楼房里的每一个隔间里都装有电灯和饮水机，地面铺了一层彩条尼龙布和一层草席，席子上堆着套有黄色被套的棉被，“云南民政”的字样印在被套上。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往这里，楼房间的空地上也搭起了成片的蓝色帐篷。

政府“提前采取了措施”

在官方的报道中，果敢难民一概被称为“果敢入境边民”。相应地，难民营的提法被“安置点”代替。云南省政府和临沧市政府为安置点拨出了1000万救助金和数千顶帐篷。在8月30日云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公安厅厅长孟苏铁表示这是中国政府“根据对峙的情况，提前采取了措施”。

“这里每天给每位难民的生活补助标准是8元，保障他们都能吃饱吃好。”一位云南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表示，中国政府给予了果敢难民“力所能及”的人道援助。

安置区被一条彩色的警戒线与外界隔开，武警把守着每一个通往安置区的路口，只有难民和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出入。帐篷中间的道路口，设有边民登记处。果敢难民都要来这里登记，在领到“入住证”后，方可进入分配的帐篷住下。

同一帐篷里的难民是随机组合。在住进来时，彼此并不见得相互认识。白天在帐篷里坐着聊天，晚上挤在一起睡觉，同样的遭遇让难民们很快熟络起来。

之后几日，缅军与另一特区佤邦军队对峙，佤邦数千难民进入中国芒卡境内。在安置点内，难民对中国记者的来访十分好奇，他们的眼神里透着腼腆和善意。“在这边很好，每天还有肉吃。”一位佤邦妇女说。

杨梅的父母也住在南伞安置点内。在9月1日他们离开安置点，回到果敢乡下的家中。从8月28日果敢战事平息，中国政府开始对安置点内难民做劝返工作。“我们会尽快按照边民自己的意愿把他们送回国内，绝大多数入境边民会返回。”在新闻发布会上，孟苏铁证实了这一点。

8月31日，上万在南伞安置点的果敢难民已经开始分批返回家园。9月2日中午，最后一户难民搬离安置点。

并非所有人都走得安心。有人回去，但很快又回来了，并带来了更多的家当。果敢的局势让人放心不下。

住在安置点外的难民很少有回家的，他们仍在观望和等待。让难民恐惧的不仅仅是各种恐怖的传闻，他们在家门口亲眼所见的死亡，是内心挥之不去的梦魇。

63岁的江心芒住在国门路上的一处民房里，她是8月28日从果敢逃出来的。战争之前，她在老街市政府边上卖了30多年的衣服。江心芒还会一些医术，专治小儿疾病，在老街上也算小有名气。江听回去过的老乡说，老街上很多商铺都被哄抢一空。“也不知道我家的有没有被撬开。”江心芒说。

江心芒家隔壁住着一个四川姑娘，叫秦秀清。她和丈夫来果敢农贸市场里做生意十多年了。秦秀清的第二个孩子发育不好，总长不大。有人介绍她去找江心芒。江果然治好了孩子的病，秦秀清就认江心芒做干妈。

8月28号，秦秀清在家缝衣服，子弹穿过玻璃门飞进来打到她肩膀上，秦的丈夫跑出来喊救命，三四个老乡跑过来，送秦秀清去医院。在到达医院之前，秦秀清因失血过多死亡。

“女婿把她的骨灰带回四川去了。”江心芒平静地讲述着她的干女儿的故事，哀而不伤。

江心芒的一个孙子加入了果敢军。他说果敢军一开始并不落下风，缅军死了很多人，果敢军这边倒基本没什么伤亡。但后来果敢军吃的没有了，有战士打了两天仗，就吃了一根半生不熟的玉米。

无论是民是兵，穿过南伞口岸来到中国，便获得了救赎。所有无家可归的果敢人在南伞，都是难民。在祖先的祖国，果敢人可以自由地走动，但范围仅限在南伞小城。一位试图去内地投奔亲戚的果敢女文艺兵登上了开往临沧的大巴。在经过边防哨卡时，她被武警拦下。

一般而言，果敢人凭特区政府的证件可以到南伞做生意和探亲访友。但是果敢人在缅甸没有公民身份，不能办护照，也难以合法进入缅甸内陆和中国内地。这位女兵决定冒险一试。深夜到达哨卡时，所有乘客被要求下车查身份证。这位女兵熟练掌握临沧方言和普通话，她的长相也与南伞人无异，唯一的遗憾在于她没有中国身份证。武警盘问了她一个多小时，最终将其识破。但武警没有把她送到难民安置点，而是让她沿路返回南伞。

江心芒说自己从没去过果敢以外的其他地方，这次逃难算是头一回“出国”。杨梅曾去过昆明，那是她“见过的最大的城市”，但还是中国朋友“带”过去的。记者问她是否想加入中国国籍，女兵回答：我是果敢生，果敢长，我还是希望做一个果敢人。

“我们是果敢人，从不说自己是缅甸人。”江心芒说。尽管果敢通行汉语，且水电、货币、电话、电视信号乃至学校课本都来自中国，江心芒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你们中国”，她始终这么说。

格瑞普(Grepow)，一家专注电池的企业。也是同行中，最早走出国门，迈向海外，唯一有国际化品牌（Gens ace，TATTU）的公司。

格瑞普创建二十余年，从逆境求生到技术创新;从铸就品牌到走出国门；从默默无名到逐渐被认可，直到现在成长为一家多元化的电池企业，其敢于领先、稳健务实、善于创新、精于创造的企业精神，可以说是我国电池产业发展史中的“瑰宝”。

一块小小的电池，链接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格瑞普（Grepow），全称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公司及品牌名是以“Green”和“Power”组成的，象征着以更绿色的可循环充电电池，替代当时的传统一次性电池，避免由大量使用一次性电池带来的重金属环境污染。

据介绍，格瑞普主营、镍氢电池、磷酸锂铁电池的研发定制生产服务，是集电芯+BMS管理+Pack结构设计定制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总经理刘冰介绍，“目前，格瑞普共有四个生产基地，一厂锂电池电芯生产基地，占地20000平方米；二厂成品组装生产基地，占地15000平方米；三厂异型电池生产基地，占地10000平方米;四厂镍氢生产基地，占地218亩，生产面积达150000平方米。格瑞普目前拥有3000名技术工人，日产能超过75万Ah。有200多名专业电池工程师进行尖端技术的研发,并且拥有200多项目技术专利和科研成果，具备自主研发并同步生产NIMH（镍氢电池）、LI-PO（锂聚合物电池）、LI-FE（锂铁）电池的能力。”

一位在格瑞普工作多年的员工告诉《法人》记者，“之所以打出国际化品牌的战略,基于创始人对行业和公司发展的敏锐前瞻性。十几年前，创始人就意识到，品牌和渠道才是企业的出路。在他的坚持下，格瑞普打开了国际市场，品牌得到了市场认可，品质和知名度逐步提升，之后才会有更多OEM商找到我们。"

从发展的时间轴，可以看出格瑞普发展的稳健和果敢。1998年，格瑞普公司成立，以生产镍氢电池为主;2003年，格瑞普被评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2008年，格瑞普进军锂电领域，并创立“格氏”国内品牌，并在湖南成立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2009年，创立Gens ace国际品牌。

2011年起，格瑞普开始走出国门，全面走向世界。同年，格瑞普在德国成立分公司。2013年格瑞普创立全球第一个品牌TATTU；2014年，格瑞普在美国迈阿密成立分公司，2015年年底战略布局旧金山;2017年，格瑞普突破8亿元年产值；2020年，突破16亿元年产值。

刘冰回忆称，“刚开始在国外开拓市场的时候,我们的同事都没拿到长期工作签证，当时我们派总部同事以短期出差的方式到海外分公司支援，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

“早期的时候，仓库人手不足，所有的业务人员都要去仓库帮忙打包发货。碰到节假日，例如黑五、圣诞期间，甚至可能还需要通宵打包发货。等到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当员工的本地化程度加强，也有越来越多的伙伴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团队搭建才慢慢有了一定的规模。”

事实上，不仅仅是人员不足的问题，被排斥和限制似乎是更难的问题。

“许多地方多我们采取各种各样的限制’在产品和销售渠道上的要求也变得格外严格,稍微一不小心就是上法庭。”刘冰说，“德国分公司开始成立时，我们前后打了两年的官司，最终我们打赢了，而且得到了欧洲行业内其他品牌的认可。”

在这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寻求与格瑞普的合作，比如说Digicopter和Skynamic专业型航拍企业，使用格瑞普的电池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拍摄了许多大片，包括《极盗者》《红海行动》等。

在分公司发展中，格瑞普还面临扩展规模问题、搬迁问题，以及对与当地文化存在差异等问题。

一位格瑞普海外工作的同事说：“记得2015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美国分公司从迈阿密搬到旧金山，是两位同事每天开车来回10多个小时，跨越了大半个美国，几天内把仓库所有的货品全部搬完。”

“在仓库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回忆，比如刚开始成立美国分公司的时候，为了节省财力和时间成本，我们从宜家采购零部件回来。自己安装全部的货架，办公桌，电脑等设备，去Costa买咖啡机，自己搬回来。每次海运到货的时候，由于货车司机只负责送，不负责卸货，我们得自学叉车去搬货。”该名员工说。

据介绍，格瑞普在欧、美分公司的骨干人员全部是从国内总部抽调管理和业务能力最强的人，去分公司做具体的管理和主要市场的开拓，总部也会持续增派国内业务人员去当地做短期的锻炼和业务支持。

“十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这对分公司的本地化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的欧美分公司，实现了销售人员本土化，雇用当地人员，实现国内和国外人员的相互交流。”刘冰说。

目前，格瑞普的团队曰趋年轻化，60%以上都是95后。“我们特别支持青少年、大 学生团体的活动和赛事。”刘冰说。

2019年，格瑞普曾赞助瑞士 Swissloop队参加Hyperloop Pod超级高铁竞赛，Hyperloop Pod是由SpaceX公司发起的一项创造新型交通工具的竞赛，旨在通过这个赛事培养工程人才，并且为未来的交通系统开发创新技术，这也是世界上首个该类型的竞赛。

当时，设计团队用的格瑞普高倍率动力电池，完美满足了团队的快充快放要求。该团队荣获了直线感应电机和逆变器设计大奖，以及整场亚军的好成绩。

品牌发展的路上，格瑞普还坚持科技创新与市场相融合。旗下Gens ace品牌连续赞助了 Monsoon（英国）、HiJinx（美国）、SMEEEEEEEEEEEEEEEE（美国）等队伍，参加美国格斗机器人大赛BattlebotS。参赛者以队伍制，设计并操作远程控制的武装和装甲机器，用于在竞技场上进行战斗淘汰比赛。同时，国内合作破锋队参加《铁甲雄心2》，在国内创机器人经济文化新风潮。

谈及心得，刘冰直言，"走品牌之路一定会有所取舍。我们做了五年电商，十年自建站。同行没做的，我们都做了。这些年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不惧困难，一直在解决困难。”

本文来源：法治日报《法人》全媒体记者 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