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迪：《焦点访谈》从1994年4月1日开播，到现在已经快12年了，这12年，我们《焦点访谈》见证了国际、国内的大事，焦点事件，老百姓的民生、社会的话题，都是经历了很多。在这十几年中，等于说《焦点访谈》也经历了不同的时期，自己的风格从最开始很尖锐的风格到现在有没有一些变化？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焦点访谈》制片人和记者来到我们搜狐网作客，跟大家一起聊一下这些话题。再老师，《焦点访谈》从开始尖锐的风格到现在做了12年，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看最近一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事件，就是特殊的挂历这一期节目。

　　黄迪：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期节目，山西省临汾市，有一种特殊的挂历是当地税务局卖给所管辖的摄影都是城建局局长的摄影作品，这是特殊的事件，为什么焦点访谈会拿出来做。

　　再军：请我们记者王惠莉谈一下最初的感受。

　　王惠莉：这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线索来源于公共咨询，就是观众给我们打电话，通常观众给我们来电来访的稿件我们非常重视。再就是我们当初看选题的时候，觉得这个选题事情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因为摊派在现有的时间段，在年关年头应该说是一种很典型的现象。在这个时期做这样一个话题，是比较适时的。

　　再军：我当时觉得选题有价值，实际上这个事情的本身，是公共权利的滥用，因为政府机构享有公共权力，这个公共权力看起来是某一个部门的权力，但是实际上是公众赋予的，税务机构尤其是这样的。税务机构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是保证一个国家正常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部门，他的权力一旦滥用，比如说为部门，为个人谋取好处，天理难容，刚好时机又是在年关，跟挂历又有联系，如果摊派别的商品没有戏剧感，挂历又有戏剧感。挂历的作者是当地另外一个机构的权力人，这样有比较强的调查空间，又有意思，老百姓又比较爱看，比较新鲜。

　　黄迪：所以观察看选题，首先看背后的意义，而不是觉得某一个事件。

　　再军：新闻价值体现在多方面，一个重要的因素，除了我们重大，有代表性，还要可视性，调查的空间和可能的一些适合电视百姓的情节。像地税局、挂历，再加上现任的局长，是这个挂历的作者，这样一些信息让人们非常有新鲜感，我要问一个为什么。实际上王惠莉和我们另外一个记者应坚，带着观众的疑问就到了现场。

　　黄迪：你刚才说的也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就是现在《焦点访谈》现在风格，慢慢已经不再像刚开始那么尖锐，但是反映的问题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再军：刚才几次提到尖锐这个词，我觉得是这样理解的。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内涵，最初《焦点访谈》刚开始在创办之初老百姓觉得非常过瘾，这是最基本的感觉，看了以后觉得过瘾。那个时候是几个原因，第一中国还没有这样的电视栏目，特别是国家级电视台，我们是国家电视台。国家电视台针对社会上反映的热点、难点，包括群众反响强烈的一些问题的揭示、披露、分析，这样权威性的栏目还没有，有就是一个新鲜事，这是第一。

　　再军：第二，那个时候我们整体上的从业状态应该说比现在更加积极、主动，更有一种冲劲，这是从业状态。第三，当时整个国家的状态，社会发展的状态，还不像现在这么成熟，法制化进程还仅仅是一个初始阶段，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善，是在过程中，但是比十几年前要好得多。所以那个时候恶事很普遍，特别是公众意义的恶事大事很多，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也很多，但是较那个时候反映形式不一样。

　　黄迪：所以对那种东西稍微有一点埋没，但是还是要不断有新鲜感。

　　再军：对，我们当时在一种理念的支持之下就创办了这个栏目，有了一些在观众中有影响的节目。应该说从锐气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我们有一些节目仍然保持《焦点访谈》睿智先锋的理念，比如说脱衣舞的案例，还有，吉林由于卫生部门缺位，或者是失职，造成艾滋病带菌者提供血液，造成很多人得到了艾滋病。还有北航招生事件，那个单体节目十几年再看，这也是《焦点访谈》比较好的节目，那也是王惠莉参与采访制作的。从单体节目上来说，我们一直秉承这样的传统。

　　再军：但是为什么观众觉得不像前些年那样尖锐了？我觉得也是几个方面的原因，相比较前面几个，一个是法制化进程增强了；第二是我们的自己的从业的职业的状态，在某些话题，在某种状态下应该承认有所松懈。还有一些不曾有的自己的一些约束，比如说法律对我们采访的约束，原来都觉得《焦点访谈》记者出去采访是很痛快的事，说采访就采访，没有理由拒绝我，这是当然的。随着法制的完善，随着我们自律的增加，对我们的约束的增加，这些方面也逐步在完善，我们的采访活动更多的公众认可，法律法规、包括职业道德的约束。

　　再军：十年前曾经有这样的场景，我们趾高气扬让人接受采访或者是强行让人接受采访十几年前有过，但是这几年很少了，甚至绝迹了，感觉上没有那么激烈，交锋感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本质没有变，这是共同的进步，这是整个法制具体体现。

　　黄迪：《焦点访谈》的招牌等于用事实说话，被复这种事实说话经历哪些磨难？

　　再军：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想请王惠莉介绍一下这一次特殊挂历采访过程，也代表《焦点访谈》遇到的一些困难。

　　王惠莉：这个事实调查过程当中的确体现用事实说话，我们接到观众反映的时候，因为只给我一个电话号码，但是电话号码打过去是打不通的电话号码，相当于当我们到达事发地的时候是一无所知，既找不到联系人也找不到这样的现象，这个时候怎么办？第一步我们想尽办法查这个电话号码。

　　王惠莉：我们通过方式查到这个人是通过一个话吧打的，当时我们觉得这个话吧的电话，这个人也很难寻找。话吧就像我们理解的公共电话，他到这个地方打电话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如果我们运气好一点的话，对话吧有一些人认识打电话的这个人，我们经过这样的调查找到这个形成反映人。但是情况反映人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地方确实存在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还是首先要寻找被摊派挂历的一些企业，去寻找他们。

　　王惠莉：而寻找他们，我觉得是这个事件成立最基础的东西。

　　再军：就是要找所谓的受害方，先找线索提供者，核实线索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受害者在哪，是不是影响到个人。

　　王惠莉：企业其实面对这样的事情，面对记者他是很难讲出自己这方面的遭遇，所以我们走访很多企业，都不愿意反映。确实很多企业都不愿意透露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挨家挨户走，但是最终还是有企业能够把自己遇到的事情说给我们，说给我们，我们就确定这个事实在这个地方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再找挂历摄影作品的人，问挂历怎么出来的，挂历又是通过什么关系到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又怎么摊派到各个企业当中，这样我们才展开连串的调查。最终形成我们拿到的事实是准确的，是具体的，是有说服力的，才能呈现到观众面前。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体现《焦点访谈》是用事实说话。

　　黄迪：这期节目应该是比较顺利的，有没有节目非常不顺利，或者是提供线索人不愿意配合，或者是到了当地，因为当地势力或者是有一些部门不合作，产生一些很大的困难，完全是举步维艰的情况。

　　再军：这是每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都会遇到的，这个节目也不能算是简单。比如说找话吧用了两天的时间，就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里面还有可能，如果要再大一点城市就没有这种可能，好在经过努力找到，经过种种努力找到这个地方，首先要摸清楚电话从哪打来，再找到打电话的人，电话是公共电话，找打电话的人是多难的事，这是第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就是找到受害者，就是企业，这也是很难的，你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必要的时候还要反复沟通，他才肯于说出一星半点的实情，说的是不是实情还要进一步印证。这个过程不像有一些采访，在镜头中看到可能有一些记者动粗，也不像我们有一些采访者遇到车祸，没有那么极端，但是他们所经历的，大体上是因为节目引入的。

　　再军：我们《焦点访谈》还有别的节目，还有新闻报道，比如说矿难、火灾、车祸，《焦点访谈》都有责任第一时间到达。我们正在整合资源，新闻中心协调，一个事情发生怎么组织最精干的人把传播范围到最大。即便这样，《焦点访谈》也担负大量的新闻性的节目报道，2005年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我们都有介入，像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四县疫苗、到一些灾难，矿难就不用说了，连续的矿难，还有火灾，北京八达岭高速车祸，爆炸等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对于记者各种影响也很大。

　　再军：比如说病因不明的传染病，依着一旦到了疫区，不知道在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渠道可能会感染到疾病，就像当年非典一样，这些种种已经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