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简述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论说明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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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1 08:41
出口贸易经济第1篇
关键词出口贸易总体战略战略地位商品结构市场选择
1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按商品和劳务流向不同可分为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过境贸易。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手段，特别是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或鼓励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订有各自的战略规划，以作为本国对外贸易总的指导思想，即称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近几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最早实施这种战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该战略主要是高筑贸易壁垒，限制进口，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替代工业制品的进口，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保护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业。为了解决本国工业发展进口机械设备所需外汇，也出口一定数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
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实施的是这种战略。该战略与进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张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加工业，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的活动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进口原料，以弥补内资金和原材料的严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战略。该战略是上述两种战略的结合，把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过分限制进口，也不过分鼓励出口。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采取过这种战略。
以上三种战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型把保护、限制进口作为战略重点，出口导向型把鼓励出口作为战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顾，视为同等重要。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究竟是何种对外贸易战略，从来没有过统一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定位。改革开放前谈不上贸易战略这个概念，当时按实际做法是在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及几乎封闭式的进口替代型。至于市场的选择，更是反复多变、忽而是“东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但外贸战略仍然摇摆不定。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类似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混合战略；1994年以后，由外经贸部提出了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这实际是一种内容复杂、实施困难、含糊不清的战略。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总体战略。最后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更是一种没有具体战略的战略。
2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甚至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总是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可争辩的，这就是出口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更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途问题。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了以出口贸易为先导，才以此带动了进口贸易，推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从外贸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出口贸易依存度有15个年份高于进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为20%以上，最高年超过3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GDP的20％以上来自出口贸易。
（2）从外贸贡献度方面，出口贸易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动GDP增长1.0％。而进口贸易，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体现为漏损，二者呈负相关，进口每增长10.0％GDP增长为负0.56％。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功不可没。出口贸易已成为与投资，消费一起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这驾马车显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长还会刺激消费增加和投资扩大，对后两驾马车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贸易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从1978～2005年我国年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7620亿美元，增长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间，除1993年贸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其中2005年顺差超千亿美元。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进口额由1978年的108.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了约61倍。
出口贸易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首先，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大力发展外经贸事业，就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以及多边、双边经济合作等，所有这一些都需要出口贸易换取的外汇提供资金保证。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因为发展出口贸易必须积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所需资金创造条件。第三，我国具有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稀有金属、煤炭等的矿产资源优势，机电等制成品的工业基础、生产规模和成熟的国际市场优势，新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优势等都比较明显。
3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物质商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产品、矿物燃料产品等为主，工业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9％，工业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业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为主向精加工型为主的转变。过去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属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仅次于机电、轻纺排在第三位，而且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轻纺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和机电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不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正在减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贴牌产品虽然市场看好，但我国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
鉴于目前的现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坚持走以轻纺类产品为基础，以机电类产品为重点，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的出口战略，其内容如下：
3.1以轻纺产品为基础
轻纺产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轻纺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是我国发展出口贸易的根本所在，特别是纺织服装、儿童玩具，国内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出口大国的地位不易被撼动，是我国出口战略的基础。但是由于我国轻纺产品一般档次较低、质量较差、名牌较少，竞争力不强，轻纺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国多为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日趋升温，对从我国进口的纺织品等歧视性限制逐渐增加，再加上国内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因此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今后要坚守轻纺产品出口这一根基不被动摇，就必须采取以质取胜、提高质量、提高档次、创立品牌。3.2以机电产品为重点
把机电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战略的重点，不仅这是我国目前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还在于：一是机电产品中的一些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发展机电产品出口，可以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二是机电产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生产规模较大，与国民经济其他许多部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机电产业的发展，也可为其他部门提供更多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内机电产业出现萎缩，所需机电产品多为进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对机电产品，尤其是对成套设备的需求也明显增加。因此，机电产品的世界市场容量很大，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50%，出口贸易的空间较大。
3.3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产业，代表着世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些新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本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同时还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产业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从而增强同类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下大力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的出口，不仅是我国出口贸易追求的战略目标和新的增长点，更可极大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接近30%。虽然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今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发展新技术产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的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战略目标，是符合我国情况和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需求，是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驱动力。
4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
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确提出实行“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其内容包括：继续开拓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稳定巩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亚洲市场，加快发展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市场，积极开发非洲、拉丁美洲市场。但不同时期，多元化市场战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今后这一战略如何实施，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经贸环境的新变化及国内“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应当在坚持创汇增收、出口与进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出口产品适销对路、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等原则下，把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分为三大不同类型，区别对待。三大类型是：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促进进口、服务于进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销售中低档次产品和发展国家友好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市场。
（1）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港、澳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当属于以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容量大、消费水平高、需求稳定，我国产品在这里享有一定信誉。因此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年出口额一般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左右，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外汇收入的摇钱树，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来源地。对于这些地区要在坚决巩固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向纵深发展。
（2）以促进进口，服务进口为主要目标的出口市场。这类市场包括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北非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西非的尼日利亚、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我国不仅是出口大国，同样也是进口大国，不仅要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进口我国储备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资源性产品，如被称为我国发展瓶颈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矿石、化肥、铜矿等，上述地区正是这些资源储量、生产、出口的重要地，同时又不受发达国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国的重要进口基地，巩固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对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维持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一是要尽量保持贸易平衡，用扩大出口解决进口所需外汇；二是为建立可靠稳定的进口基地，应以提供设备技术、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等方式与对方建立多种经济合作关系。总之，把这些地区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不应以换取外汇为目标，而是满足进口需要。
(3)亚、非、拉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晚，工业制成品比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不高，我国出口的中低档为主的轻纺类产品，价格低廉，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我国的机械设备、操作技术要求不高，价格合理，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相配套。因此这些地区理所当然的应是我国，特别是众多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此外，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与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许多国际活动中是我国的忠实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既可落实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又可以巩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应坚持以出口为主导的战略方向，在出口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创汇增收，同时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及自我发展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实施上，根据不同的目的，市场的选择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林.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出口贸易经济第2篇
随着国际之间合作的密切，中国的出口贸易也得到了逐步的发展。然而，出于对环境保护的理念，全球都积极倡导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一方面冲击了我国的重碳出口产业，一方面又促进了低碳产业的发展。本文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根据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提出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
低碳经济；出口贸易；建议
我国是生产业大国，在国际商品贸易市场中占据重要比例。然而，能源的高消耗、生产制造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世界各国都在倡导低碳环保。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低碳的完成率较高，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发展才能从一个商品贸易大国完美转变成贸易强国。
一、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
1.资源消耗大
我国出口贸易的商品大多都是高污染、高消耗的机械设备、化学材料和矿物原料等，这些产品无论是在加工、运输还是使用中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由于我国主要以能、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为主进行出口贸易，导致我国承受的碳成本较高，这不仅仅不利于环境的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果长期采用这种传统的出口模式，将会使得中国的资源消耗程度大，严重阻碍中国以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以货物加工贸易为主
中国的加工业比较发达，发达国家一般让中国进行加工，中国对他们的所需的原料进行加工，主要是以化工、建材原料为主，需要高度的消耗，对环境的污染极大。中国为外国提供加工场地和材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加工贸易，一方面也是对中国资源的严重损耗，造成碳的大量排放，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排放碳含量最大的国家，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长此以往，会使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泡影，更不利于中国以后的发展及提高自身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3.商品结构不合理
我国的出口商品贸易的产品结构相当不合理，各产品所占的比例不均衡，主要以劳动和资源为主。这种出口贸易结构能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成本较高，与世界倡导的低碳经济社会格格不入。我国的这种出口贸易模式，导致了中国的能源消耗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不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不会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以及出口贸易水平。另外，由于中国的高污染与国际和国内的环保问题相悖论，因此，中国必须改变生产模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社会。
二、低碳背景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影响
1.低碳经济缩小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
由于我国的出口贸易主要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具有高排放、高污染等特性。但目前由于低碳经济的提出，多数发达国家对出口贸易产品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低碳、技术水平高等。这一方面对中国的资源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会阻碍中国的高碳产品的出口。另外，在高碳产品出口时还要缴纳相应的税务，因此会使得中国的高碳产品的出口贸易规模缩小。
2.低碳经济对高碳出口产品及其企业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贸易出口模式便是把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产品进行出口，主要依靠能源的消耗，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资源是有限的。随着世界各国纷纷建立低碳型经济，在国际贸易出口中也采取了一定措施对高碳产品进行了抵制。其中不仅仅是各国的生产要求提高，国际贸易机构还提出要进行对高碳产品的收税，因此极大的阻碍了高碳产品的出口。对于贸易出口企业来说，应积极响应低碳号召，采取措施发展自身的低碳产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生产成本。
3.低碳经济促进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
随着低碳经济的提出以及各国的纷纷响应，为了减少碳的税费，我国的高碳企业纷纷转型至发展低碳产业。这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减少了高碳产品的生产，降低了我国的能源消耗，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由于高碳产品规模的降低，企业将引进先进的技术以及技术设备发展低碳产品，有利于我国实现二氧化碳的低排放量。这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使中国向着绿色产业的方向发展，使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4.低碳经济推动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
低碳经济一经提出便对我国的经济产业链造成严重的打击，但低碳经济对于中国来说的意义重大。它在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企业的低碳产业的发展，低碳产业不仅仅对资源的消耗低，而且对环境的污染较小。低碳经济给中国带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的低碳产业已经有了起步，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中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应该大力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让中国走上低碳经济的道路，提高自身在国际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三、发展低碳经济下的出口贸易的建议
1.完善环境法规
我国的相关环境法规虽然存在，但由于监督的力度不够导致执行的力度也大大降低。我国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一旦失去便无法恢复，因此保护环境、节约自然资源刻不容缓。只有不断完善环境法规，才能对无节制开采资源的行为进行禁止，才会使中国的出口贸易朝着绿色产业的方向发展。对于企业来说，需要严格遵守环境法规，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在不断完善环境法规的过程中，应注意遵循可行性、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的效果，才会达到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
2.不断创新技术
中国之所以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是由于中国缺乏技术的创新，只能以传统的工业进行出口贸易，能源消耗大，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新技术，应开发太阳能、风能、氢能等新能源，以取代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不断完善中国的出口贸易体系。
3.加强国际交流
我国的技术跟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因此，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的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并引用到中国的低碳产业中，不断的进行资源优化，使中国的出口贸易产业以绿色产业为主，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总结
低碳经济的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流，只有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才能加速中国的外贸发展，才能使中国在世界国际贸易中有较高的竞争力。在低碳经济的号召下，中国必定会不断完善企业的生产制度，注重低碳的进行，一定能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丰收。
作者：于欣欣 单位：辽宁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喆.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的对策[J].中国经贸,2015,(1):38-38.出口贸易经济第3篇
关键词出口贸易总体战略战略地位商品结构市场选择
1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按商品和劳务流向不同可分为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过境贸易。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手段，特别是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或鼓励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订有各自的战略规划，以作为本国对外贸易总的指导思想，即称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近几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最早实施这种战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该战略主要是高筑贸易壁垒，限制进口，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替代工业制品的进口，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保护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业。为了解决本国工业发展进口机械设备所需外汇，也出口一定数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
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实施的是这种战略。该战略与进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张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加工业，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的活动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进口原料，以弥补内资金和原材料的严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战略。该战略是上述两种战略的结合，把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过分限制进口，也不过分鼓励出口。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采取过这种战略。
以上三种战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型把保护、限制进口作为战略重点，出口导向型把鼓励出口作为战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顾，视为同等重要。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究竟是何种对外贸易战略，从来没有过统一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定位。改革开放前谈不上贸易战略这个概念，当时按实际做法是在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及几乎封闭式的进口替代型。至于市场的选择，更是反复多变、忽而是“东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但外贸战略仍然摇摆不定。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类似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混合战略；1994年以后，由外经贸部提出了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这实际是一种内容复杂、实施困难、含糊不清的战略。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总体战略。最后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更是一种没有具体战略的战略。
2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甚至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总是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可争辩的，这就是出口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更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途问题。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了以出口贸易为先导，才以此带动了进口贸易，推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从外贸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出口贸易依存度有15个年份高于进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为20%以上，最高年超过3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GDP的20％以上来自出口贸易。
（2）从外贸贡献度方面，出口贸易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动GDP增长1.0％。而进口贸易，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体现为漏损，二者呈负相关，进口每增长10.0％GDP增长为负0.56％。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功不可没。出口贸易已成为与投资，消费一起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这驾马车显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长还会刺激消费增加和投资扩大，对后两驾马车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贸易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从1978～2005年我国年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7620亿美元，增长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间，除1993年贸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其中2005年顺差超千亿美元。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进口额由1978年的108.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了约61倍。
出口贸易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首先，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大力发展外经贸事业，就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以及多边、双边经济合作等，所有这一些都需要出口贸易换取的外汇提供资金保证。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因为发展出口贸易必须积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所需资金创造条件。第三，我国具有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稀有金属、煤炭等的矿产资源优势，机电等制成品的工业基础、生产规模和成熟的国际市场优势，新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优势等都比较明显。
3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物质商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产品、矿物燃料产品等为主，工业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9％，工业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业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为主向精加工型为主的转变。过去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属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仅次于机电、轻纺排在第三位，而且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轻纺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和机电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不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正在减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贴牌产品虽然市场看好，但我国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
鉴于目前的现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坚持走以轻纺类产品为基础，以机电类产品为重点，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的出口战略，其内容如下：出口贸易经济第4篇
目前，新疆与世界上的1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1个。拥有部级开发区3个。口岸过货能力明显增强，边境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是继黑龙江省之后我国第二大边境贸易区，出口贸易长足发展为新疆地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新疆出口贸易额从1993年的28.53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578.34亿元人民币，是1993年的20.27倍，年均增长33%（几何平均）。新疆的GDP总额从1993年的506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3063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0.9%（几何平均）。新疆的出口贸易年均增长超过新疆GDP的年均增长，是新疆GDP增长的2.8倍。出口依存度从1993年的5.6%上升到2007年的18.88%，是1996年的3.36倍。出口贡献率由1993年的3.4%到2007年的36.29%。出口增长速度加快，从1993年的14%到2006年的41.7%，出口拉动新疆GDP增长百分点从1996年的0.35个百分点，上升到2006的3.24个百分点。1993—2007年出口贸易的显著增加为新疆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收入，拉动GDP增长，带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二、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从相关指标看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
1994年以来，新疆外贸长足发展，进出口总额一年上一个台阶。1994年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别为5.6%，3.4%和0.35%，近年来，在积极推进西部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拓展周边市场方针的引导下，新疆外贸市场多元化取得了新进展，2007年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18.88%，36.29%和3.24%。虽然和全国水平比较，各项指标仍然比较落后，但进步还是比较大的。
1.出口依存度分析
出口依存度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是反映出口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程度的指标，即用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出口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越大。
1994年以来，新疆的出口贸易稳步上升，出口额由1994的28.53亿元人民币升至2007年的578.34亿元人民币，13年间年均增长达到17%。由于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出口依存度总体呈递增趋势，新疆经济对出口依赖程度加并且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但是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新疆出口依存度较低，1994年全国为15.3%，而新疆5.6%，两者相差百分点9.7%；2007年全国为37.95%，而新疆18.88%，两者相差19.07百分点，两者之间差距呈扩大趋势，这说明新疆的出口依存度远不及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出口贸易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因此，新疆必须充分挖掘出口贸易的潜力，积极利用西部大开发有利的政策，有效地提高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出口贡献率分析
与出口依存度不同，出口贡献率可以反映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程度。该指标越大，说明出口增长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大。通过计算新疆1994—2007各年的出口贡献率可以发现新疆外贸出口贡献率总体大于零，1994—2007年出口贡献率平均值18.48%。特别是2001年以后，周边国家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需求增加。在这期间,新疆的边境贸易国也采取了政府投入，扩大内需等宏观调控政策,使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所需物资大量进口,从而使新疆的出口贸易又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02年外贸出口的贡献率又回升到了47%。2005年至今。受国家宏观调控及地方政府的影响，2005年新疆对外贸易保持大幅度增长,相当于“十五”初期的2001年贸易规模的4.4倍,比上年增长41%。外贸进出口总值位居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首位,增速位居全国之首。新疆利用外经贸发展扶持资金；加大对地产品出口、出口加工基地建设、自主出口品牌建设；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扶持力度，政策效应十分明显。出口增长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大。
3．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析
与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相比，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是在计算出口贡献率和GDP增长率的基础上经运算得出的，这项指标侧重于反映出口增长相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的变化关系，说明出口增长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出口拉动新疆经济增长百分点在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大，波动的频率快于全国的水平。1994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为1.37，1996年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降为-1.36，而2001年为由于受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影响也出现了负值为-2.97。
总体看来，新疆的这一曲线位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下，并且近几年两者的差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12年间新疆这一指标的平均数为1.48%，而全国的平均数却为5.03%，是新疆的3.4倍之多，这说明新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远远不够。这也跟新疆的工业基础薄，未完全实现产业升级有关。因此，为了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新疆应利用自己的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增强出口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使出口贸易成为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亮点。
（二）从出口商品的构成出发看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出口商品的构成指不同类型的商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出口商品的构成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亦有所不同。1990—2005年间，新疆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不断升高，初级产品的比重明显下降。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35.1%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49.7%。自1996年起，出口商品结构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特别是2004年、2005年机械运输及运输设备的比重明显增加，进出口结构得到很大改善。这与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机械运输，电器设备等需求增加，促进新疆出口有关。但据统计，2007年新疆主要的出口产品为棉花（原棉）、棉纱、棉坯布、肠衣、食糖、番茄酱、电视机、地毯、药材、鞋类等，出口商品多是农副产品、轻工、食品等一般性产品，自主品牌、高附加值、品质优良的产品不多。
总体上，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已逐步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进出口商品结构已趋于合理。从2000年以来出口商品的构成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尽管逐年攀升,但其质量不但未能提高,反而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新疆进出口商品结构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粗放式经营阶段，还没有完全达到出口商品结构从出口粗加工产品向出口精加工产品的转变，外贸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疆经济增长。
（三）从行业看不同行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1998—2007年，新疆各行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在0.1%以上的共四个，农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居第一位，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经过计算，全行业合计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045％。但分析各年份的数值，其数值波动之大也居于各行业之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新疆各年份农业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其出口量在有的年份大起大落，从而导致了该行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正有负，且波动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纺织业，这个行业的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441%，是所有出口行业中最低的，分析各年份的数值，该行业从2001年开始起出现负值，虽然这两年该行业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有所回升，但其数值仍然是负的。这主要是由于新疆纺织业出口量的不断萎缩造成的。说明纺织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但是纺织业的出口增长对GDP的平均贡献仅次于农业，说明该行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三、发展出口贸易，带动新疆经济增长的政策及建议
（一）依托优势资源发展战略,调整并优化我区出口商品结构
新疆自然资源丰富，待开发的宜农荒地有7300万亩，占全国可垦荒地的13.9%；矿产资源种类多，蕴藏量大，全国已发现的162种矿产中，新疆有122种，其中石油、煤炭资源储量相当可观。因此，新疆应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着力支持特色农矿产品出口。当前，新疆林果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以环塔里木盆地为重点的特色林果基地。为支持林果业发展，外经贸各项扶持资金将向农产品、林果产品出口及特色资源深加工项目倾斜，同时安排西部促进资金支持农产品、林果产品加工出口，利用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和出口品牌发展资金鼓励农产品、林果产品出口企业到境外考察,参加国际知名展会、境外广告宣传和商标注册、认证等。
（二）改善传统产业，扶持优势产业，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
新疆农业产品、食品制造、烟草工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出口份额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高。从整体来看，新疆产品出口主要是传统产业的产品，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的出口比例小，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大。因此，一方面，对于农轻纺产品等传统产业应该运用农轻纺产品贸易促进资金支持企业和中介组织建立为出口服务的行业公共技术平台和出口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大力支持企业在哈萨克斯坦东哈洲建立果蔬保鲜库,稳定和扩大对周边国家林果产品出口，支持塔城、阿勒泰、伊犁、喀什、阿克苏等地州拓展周边国家肉类产品市场，支持特色畜产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家具、石化产品、矿产品、有色金属等的深加工,做好各类扶持资金的项目征集工作，支持一批利于技术改造、农业产业化的项目以及扩大地产品出口的项目。开展有机农产品认证、质量体系认证培训工作，积极推动有实力、有潜力的生产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新疆应该加大力度生产具有高附加值、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重视特变电工等新签的一批境外大型成套工程承包项目，发展移动通讯，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进一步发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引进大企业的名牌产品，提升自主品牌的知名度
运用“出口品牌发展资金”，支持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质量认证，设立境外营销服务机构，在目标市场投放广告，在国内“广交会”、“乌洽会”等重点展会和国际知名展会上展示企业和品牌形象。鼓励自主出口品牌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引进研发人才，配置必要资源，积极研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提高自主出口品牌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引进大企业的知名品牌,提升产品的档次和经营规模。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营销活动,开发市场,做好售后服务,改善和提高产品的形象，改变目前中国产品在中亚、西亚国家无序竞争的现状。出口贸易经济第5篇
1.出口贸易总量增长迅速，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从2003年到2012年10十年间，我国出口贸易额由4382亿美元增长到20488亿美元，年平均增幅达18.9%。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在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的同时，进口贸易额的增长相对缓慢，因此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03年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54.7亿美元，2008年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981.3亿美元，6年间增长了11倍多。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额出现三连降，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956.9亿美元、1815.1亿美和1551.4亿美，但2012年又出现回升，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311亿美元。
2.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
2003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为26.7%，2006年高达35.7%，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27.5%、26.1%、24.9%，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长期惯性，我国经济依赖出口增长的趋势还将延续。目前，美国、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国的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都在10%左右，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展国家和地区，也高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巴西等，中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长期同GDP增长率脱节，经济存在严重的出口贸易依赖性，也由此引发许多的贸易争端和摩擦。
3.出口产品中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不断上升，但仍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
根据联合国的分类方法，工业制成品中的第5和第7大类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断上升，由1980年的46.5%上升到2010年的94.8%，2012年达到95.1%，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由1980年的22%上升到2011年的57%，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了一定的优化，但其完全的优化转型远未完成，因为我国大部分出口生产企业仍然处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例如201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9.2%和31.2%，但如果再进行细分，这些出口产品中大部分依然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马源(2013)的分析得出2010年我国出口欧盟的机电产品中，66%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34%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总体来看，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大部分属于中低档次，产品附加值低和技术和知识含量较低，和发达国家出口的“高、精、尖”机械设备相比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以来料加工和装配贸易为主，主要生产和出口计算机、通信和电子技术等产品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依然以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缺乏核心技术。
4.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依然占据较大比重。
目前我国初级产品出口中的矿物燃料、油等高排放、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据30%左右，工业品制成品出口中的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制品等均属于资源性和高污染产品，由于不具备核心技术，机电产品主要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大部分依然属于高耗能、高排放的低附加值产品。同时，自2006年以来，加工贸易占据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由于我国加工贸易主要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方式为主，国内加工企业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进行组装后再出口，仅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却在加工过程中耗费大量能源并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含量。
二、我国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计算
1.数据说明
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把商品分成10大类(0-9)，文章主要选取其中的第3、5、6、7共4类商品进行研究，这4类商品出口额合计近年来均占我国总出口额的70%以上，所以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出口商品金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消耗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对商品的分类标准不一样，因此按照SITC分类对《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的商品分类进行了归并，这样才能应用其数据。自中国加入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但同时能源消耗也由2000年的14.55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11年的34.80亿吨标准煤，据《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回顾》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在能源消耗大幅上升的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快速上升，由2003年的约35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约85亿吨，跃居世界第一。因此，文章选取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进行计算，为了剔除价格因素，使两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以2005年价格为不变价格对2010年的出口额和工业产值进行了处理。
2.计算我国出口商品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目前计算商品能源消耗量的方法有投入产出法和直接消耗计算法。文章采用第二种方法，先计算4类商品的单位能耗（能源消耗强度），它等于各商品的能源消耗量除以其总产值，各出口商品的源消耗量就等于4类商品的出口金额乘以单位能耗。直接消耗法由于只计算了商品的直接能耗，而没有计算在生产该商品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料及辅助材料等所产生的间接能耗，因此会造成能耗量的低估，但是通过计算结果发现，即使在低估我国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从而低估碳排放量的情况下，也不影响中国大部分出口商品属于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的结论。
3.计算结果说明
通过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较高。2005年、2010年我国4大类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3亿吨（约合4.8亿吨CO2）和1.4亿吨（约合5.1亿吨CO2），而同为出口大国的德国2005年和2009年整个制造业的CO2排放量分别为1.12亿吨和1.02亿吨。第二，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在下降。2005-2010年我国4大类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增长7.9%，而同期的出口贸易增幅为76.7%，碳排放量增幅远远小于出口贸易增幅得益于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和2005年相比，2010年4大类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1.77、2.11、2.08、0.16，降幅分别为：34%、40%、35%、27%。
三、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综合前面我国出口贸易现状特点和出口商品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结果来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迅速，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性较强，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依然建立在高碳排放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其逐步实施的低碳规制和措施如碳关税及非关税绿色贸易壁垒将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将来美国和欧盟对进口产品全面征收碳关税，故我国产品出口量可能下滑21%。但对不同的出口商品影响会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
1.第3大类出口商品，即矿物燃料，剂和有关原料。
该类商品属于高排放高污染类商品，2005年和2010年碳排放强度分别为6.67、3.46，但由于出口额较小，其碳排放总量在4类商品中最小，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1175.99万吨、763.67万吨。受我国能源短缺的制约，国家对该类产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其出口额5年内仅上升了20.08%，同时不断提高减排技术，碳排放强度5年内下降了48.1%，因此第3大类产品出口受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较小。
2.第5大类出口商品，即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此类商品碳排放量较高，其碳排放强度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5.31、3.20。2005年和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1898.71万吨、2317.14万吨，两年均位于第3位，虽然该类商品的出口比重较小，但5年内的出口增长率却高达102.3%，碳排放强度下降40%。因此，随着出口量的不断增加，第5大类产品出口将会受到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影响。
3.第6大类出口商品，即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
这类商品2005年的碳排放强度仅次于矿物燃料等商品，其碳排放强度为5.92，而2010年碳排放强度为3.84，排名第一。2005年、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7638.77万吨和7914.37万吨，占总排放量的比重分别为50.1%和49.1%，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此类商品2005年和2010年的出口比重分别为16.9%和15.8%，是我国的第三大出口商品，5年内出口增长率为59.4%，碳排放强度下降35%。因此第6大类出口商品受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最大。
4.第7类出口商品，即机械及运输设备。
第7类商品2005年、2010年碳排放总量分别为2117.71万吨、2852.28万吨，碳排放强度最低，分别为0.60、0.44。虽然该类产品一般认为属于清洁生产，但由于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且出口增长较快，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2005年、2010年分别为46.2%、49.5%，5年内出口增长率为83.6%，远远大于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幅度的27%，所以碳排放总量在不断攀升，5年内增长率为34.7%。有学者对影响出口商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进行分析，王天凤(2012)的研究表明，规模效应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高海燕(2011)的研究表明，规模效应在机械制造业出口产品碳排放中所占比重为70%以上。同时由于这类商品的中间投入品碳排放强度较高，包括间接排放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会比直接碳排放强度高很多，因此第7类出口商品也会受到低碳规制和措施的较大影响。
四、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方向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受到空前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遗余力地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动因是自上个世纪80年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欧美国家经济由实物主导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模式，出现经济服务化和虚拟化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已经失去，重新回到制造业已经不现实且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新的产业作为拉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发展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成了发达国家的首选。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信息革命，中国均未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所以在国际分工中只能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大量出口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此次低碳革命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我国应该顺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在应对低碳经济给我国出口商品带来的冲击的同时努力进行低碳技术创新。
1.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和地区低碳减排规制和措施对我国出口商品造成的冲击。
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是由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劳动力丰富但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目前只能大量出口具有较高碳排放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工业化后，对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制定低碳减排规制和措施显失公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实际上是碳密集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按照生产过程中的全部碳排放来征收碳关税是不合理的。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并联合其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展开谈判，共同抵制以碳关税为代表的新型绿色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在抵制发达国家碳关税政策的同时提出反制性政策，“可以考虑从消费者社会责任的角度，提出基于人均碳消耗量或者累计人均碳消耗量标准的碳关税政策。”
2.发展低碳经济，降低出口商品碳排放量。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从2020年全面征收碳关税的计划表，而据测算，我国的碳排放量将在2020-2030年之间达到峰值，如果不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则在未来就有可能发生剧烈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所以努力降低出口产品碳排放量已势在必行；其次，由低碳经济所引发的低碳贸易已是大势所趋，低碳绿色贸易壁垒必然会对各国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影响，高耗能、高碳排放、低附加值的产品的出口比重将大幅下降，而低碳排放、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将逐步上升；最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换来的，随着资源的短缺和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改变过去不可持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发展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优化出口产品的能源消费结构。
按照电热当量计算法，2005年和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构成中煤、石油、天然气的比重分别为74.1%、20.7%、2.8%，2010年这三种能源的比重分别为71.9%、20%、4.6%，我国的能源结构5年来几乎没有得到优化，一直以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为主，其它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较低。全世界核电发电约占总发电的10%左右，而我国近年来核电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0.3%左右，因此，我国出口产品能源消费结构有很大的优化空间，逐步减少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的比重，增加天然气的消费比重，并大力发展水电、核电和风电等清洁能源，能够有效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
4.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创新低碳产品，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先行的企业风险很大，如果研发失败，则成本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如果研发成功，则其他企业就会通过模仿等溢出效应掌握新技术，企业缺乏研究开发的积极性。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对先入企业进行补偿，才能激发企业对低碳技术的研发进行投入。碳排放强度主要受能源消费构成和能源效率的影响，我国4大类主要出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5年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幅。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构成均呈现以煤炭为主的特征，各能源的消费构成变化不大，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原因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提高低碳技术是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重要途径。
5.重点控制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碳排放量。
第6大类出口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一旦实施低碳贸易壁垒，将对这类商品的利润和竞争力产生很大影响。此类产品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出口产品，由于我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会大量出口该类产品，因此提高这类产品的能源使用效率尤为重要。
6.培育机械及运输设备新的出口增长点的同时注意扩大内需。出口贸易经济第6篇
1．1单位根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大多数是非平稳序列，直接对其运用普通回归分析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为了处理此问题，首先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由图3、图4可知，序列lnGDP、lnEX呈上升趋势，变量的数据明显随时间递增，初步判断该数据不平稳。由表2可知，lnGDP、lnEX的ADF统计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5%和10%的临界值，所以序列lnGDP、lnEX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因此，应对序列lnGDP、lnEX的一阶差分ΔlnGDP、ΔlnEX再进行单位根检验，ΔlnGDP和ΔlnEX的ADF统计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所以序列ΔlnGDP、ΔlnEX都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1．2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出口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下面对出口贸易水平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通过上面分析可知，两变量序列lnGDP、lnEX均为一阶单整I(1)，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故可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现用E－G两步法对lnGDP、lnEX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第二步，检验上述模型的残差项是否为平稳序列，即检验是否是I(0)序列。上述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e的取值如图5所示。由表4可知，ADF检验统计量－3.05795小于显著性水平5%、10%时的临界值，因此可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这表明lnGDP与lnE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E－G两步法原理，上述回归方程不仅揭示了出口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度，且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回归方程可看出，出口总额(EX)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0.837个百分点。因此，该协整回归方程具有现实意义。
1．3格兰杰因果检验从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下面对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见表5。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检验水平下，只有出口额的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说，安徽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没发现经济增长是出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综上，本文通过对1992－2013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安徽省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从长期来看，出口额与安徽省GD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扩大出口是安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因此，安徽省要想方设法扩大出口贸易，发挥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安徽省出口贸易面临的问题分析
其一，企业竞争力不足，缺乏自主品牌。目前安徽省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设备落后，加工行业的技术水平低，很少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安徽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实质上依赖于低价竞销，产品附加值低，不利于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也不能充分发挥安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且容易引发国外对我省产品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的贸易壁垒。我国企业的很多核心技术都是在模仿国外企业的技术，安徽省的一些企业也是跟在外企后面模仿，缺乏自主品牌，得不到高额垄断利润，只是微利［10］。其二，出口体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出口服务。安徽省外贸体制不完善，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体制。通常拥有进出口权的贸易公司收购或者事先签订订单获得货源，然后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包装对外出口。生产与出口主体分离，造成主体利益的不一致，致使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其次政府支持政策不完善，没有出台针对相关产品出口的促进措施，不能激发企业出口的动力。再则就是缺乏有效的出口服务，如信息服务。由于安徽省出口企业规模较小，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较短，所以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市场信息渠道，缺乏信息收集、处理、分析的能力。其三，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低，缺乏技术创新。安徽省出口以农产品、茶叶、机电产品为主，农产品出口虽然在不断增长，但是一些农产品生产成本高，缺乏价格优势，而且结构不合理，出口层次低，创汇率不高;其次是安徽农产品技术含量低，创新产品少，基本上出口的都是传统产品，所以在世界市场上可能会受到威胁和挑战。其四，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使出口容易受到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安徽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亚洲、北美，而对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出口较少。这种集中的市场格局，容易受到发达国家对出口产品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目前安徽省产品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要求，如严格的技术标准直接限制了产品出口;严格的环保标准削弱了农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优势。
3促进安徽省出口贸易的政策建议出口贸易经济第7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进口，出口，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提出“剩余产品出路”的学说以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都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E.哈根等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探讨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1]。
李京文(1996)[2]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指出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彭福伟(1999)[3]发现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较弱。陈家勤(1999)[4]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杨全发(1999)[5]对巴拉萨(Balassa)[6]建立的模型带入我国数据进行检验，认为出口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刘晓鹏(2001)[7]认为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较弱。Lawrence(2000)[8]在部门的层次上检验了日本1964～1985年和韩国1963～1983年的进口和产业政策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发现进口是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Onnolly(2005)[9]用75个国1965-1990年的专利数据来代表这些国家的模仿与创新，量化了高科技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发展中国家)模仿与创新的溢出效应，来自发达国家的外来技术对进口国单位资本GDP增长的贡献大于其国内的创新。Lawrence(1999)[8]在美国对20世纪80年代100多个制造业产业中国际竞争力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Wang和Xu(2000)[10]考察了工业化国家间通过资本品贸易和外商投资而产生的R8D溢出效应。
以上研究成果在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时因忽略了相关重要变量而使得检验和经济解释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跨国(地区)的截面数据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OLS回归分析方法要求所使用的数据是平稳的，如果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分析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关系，则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11]，另外，已有的研究假设所选的国家具有共同的经济结构和相似的生产技术，这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对于所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时期的选取也会影响经验结论等。上述对于单个国家(地区)时间序列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实证模型中信息集的选取的差异；模型滞后期选择的差异；模型方法及检验统计量选择的差异。例如，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是经历一定的时滞，若忽略这一因素而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就会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基于上述考虑，笔者通过分析进口、出口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协整关系，并进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深入地探讨了进口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数据和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来反映对外贸易状况，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增长。本文依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85年至2005年的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以1985年为基期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折算出1985年为基期的国内实际生产总值。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分别对上述三个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其对应序列记为LEX、LIM和LGDP。1．对GDP、出口和进口对数序列的ADF检验中，包含了位移项（intercept）和趋势顶(trend)，因为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二个序列都包含一定的位移和趋势，如果不考虑位移和趋势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单位根判断；而对差分序列的ADF检验中，则既不包含移位顶，也不包含趋势顶，因为图2显示这二个序列都不包含位移和趋势。
2.*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小于在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能通过ADF检验，这三个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三个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在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序列。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性。
2.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
本文采用使用Johansen极大拟然估计法检验经差分修正后的平稳序列LEX、LIM和LGDP。Johansen方法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在滞后期数确定之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12]。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ECM)。因此，可以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第一步，先建立长期关系模型，即对水平变量(ordinaryvariable)进行OLS估计，其方程如下：
LGDP=4.526845+0.623032LEX-0.049701LIM(1)
(13.53709)(4.293514)(0.291202)
=0.967508S.E.=0.096935
从进出口总额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GDP对出口的弹性为0.623，而对进口的弹性为0.0497，出口比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影响，而且进口项的系数未能通过t检验，即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第二步，建立短期动态关系，即误差修正模型。将长期关系模型中的各变量以1阶差分的形式重新构造，井将长期关系模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在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对短期动态关系逐个进行检验，不显著的项逐渐剔除掉，直到找出最适当的表达式。笔者用EC表示长期关系方程(1)中的残差，通过试验，得到两个比较适当的表示短期动态关系的误差修正方程方程(2)和方程(3)。
DLGDP=0.0797+0.0246DLEX+0.04695DLIM-0.22869EC(-1)(2)
(13.1998)(0.6363)(1.1951)(-4.5138)
=0.62412S.E.=0.017467DW=1.16937
DLGDP=0.0813+0.06274DLIM-0.217152EC(-1)(3)
(15.0472)(2.1034)(-4.683832)
=0.61325S.E.=0.01712DW=1.2987
这两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方程(2)说明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我国的GDP和出口、进口序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进口比出口对GDP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进口项和出口项系数的大小上，而且也表现在进口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出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才通过检验。由于DLGDP、DLEX和DLIM本身就是增长率的含义，因此，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47%，出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25%，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29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方程(3)是在进一步剔除了不太显著的出口项后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它表示在短期内不考虑出口对GDP的影响时，进口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进口项的系数说明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63%，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17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Granger(1987)[13]指出，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则这些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要么滞后差分项的系数联合检验(一般用F检验)显著，因而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或者误差纠正项系数显著而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因此，在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后，就可以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调整速率及短期互动影响井观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表3为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对表3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表3第一列数据分析各变量对GDP增长的短期影响及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进口对GDP的影响仅在两个时滞后在10﹪的水平上对GDP有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进口相对减少了内需。另一方面进口的增加将会淘汰落后厂商，所以起初进口的增加对产出增长有负向作用，但两个时滞后，进口的机械设备或原料会提高生产效率或加工后的产品销往国外赚取附加值，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4]。我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进口政策是鼓励生产性资本品的进口而限制消费品的进口，在我国的进口中包括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我国短缺的原材料，这无疑也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变量均通过长期均衡关系来影响GDP的增长，每年LGDP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偏差的约6.6﹪被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黄国祥(1999)[15]和贾金思(1998)[16]的观点。
(2)总产出对进出口影响不显著，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战略仍处于外延式、粗放型增长阶段[17]，出口以价格竞争为主，未能有效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增加值，从而影响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现阶段我国实行的不断提高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仍然是停留在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上，还未能实现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及附加值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2]。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统计量，EC为反映短期对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纠正项。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0﹪显著水平上，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经济增长与进口之间以及出口与进口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得出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要比出口的促进作用小得多，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相吻合。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但是，如果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大类。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知识进展等等，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反映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一，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程度.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因素都与进口和利用外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出口和进口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进口小得多，而且出口项系数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说明就短期动态关系而言，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进口来实现的。就当前情况而言，扩大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要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持进口的同步增长，要尽量保持进出口平衡，因为我国现阶段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相当大。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较弱，主要是因为传统上我国出口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依赖对闲置资源的利用。我国正逐步放弃传统出口增长的贸易战略，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是符合市场调节机制的。我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余资源找出路，故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主要还集中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便发挥我国劳力和资源的优势，在国际上，这必然会面临劳动力和资源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的有力的竞争，致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出口迅速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同时能够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从中长期来看，为了发挥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应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加强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是贸易出口尽快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为主的粗放型向质量和技术为主的集约型的出口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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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口贸易总体战略战略地位商品结构市场选择
1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按商品和劳务流向不同可分为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过境贸易。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手段，特别是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或鼓励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订有各自的战略规划，以作为本国对外贸易总的指导思想，即称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近几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最早实施这种战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该战略主要是高筑贸易壁垒，限制进口，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替代工业制品的进口，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保护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业。为了解决本国工业发展进口机械设备所需外汇，也出口一定数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
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实施的是这种战略。该战略与进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张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加工业，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的活动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进口原料，以弥补内资金和原材料的严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战略。该战略是上述两种战略的结合，把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过分限制进口，也不过分鼓励出口。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采取过这种战略。
以上三种战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型把保护、限制进口作为战略重点，出口导向型把鼓励出口作为战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顾，视为同等重要。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究竟是何种对外贸易战略，从来没有过统一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定位。改革开放前谈不上贸易战略这个概念，当时按实际做法是在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及几乎封闭式的进口替代型。至于市场的选择，更是反复多变、忽而是“东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但外贸战略仍然摇摆不定。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类似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混合战略；1994年以后，由外经贸部提出了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这实际是一种内容复杂、实施困难、含糊不清的战略。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总体战略。最后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更是一种没有具体战略的战略。
2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甚至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总是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可争辩的，这就是出口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更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途问题。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了以出口贸易为先导，才以此带动了进口贸易，推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从外贸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出口贸易依存度有15个年份高于进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为20%以上，最高年超过3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GDP的20％以上来自出口贸易。
（2）从外贸贡献度方面，出口贸易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动GDP增长1.0％。而进口贸易，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体现为漏损，二者呈负相关，进口每增长10.0％GDP增长为负0.56％。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功不可没。出口贸易已成为与投资，消费一起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这驾马车显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长还会刺激消费增加和投资扩大，对后两驾马车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贸易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从1978～2005年我国年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7620亿美元，增长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间，除1993年贸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其中2005年顺差超千亿美元。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进口额由1978年的108.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了约61倍。
出口贸易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首先，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大力发展外经贸事业，就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以及多边、双边经济合作等，所有这一些都需要出口贸易换取的外汇提供资金保证。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因为发展出口贸易必须积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所需资金创造条件。第三，我国具有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稀有金属、煤炭等的矿产资源优势，机电等制成品的工业基础、生产规模和成熟的国际市场优势，新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优势等都比较明显。
3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物质商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产品、矿物燃料产品等为主，工业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9％，工业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业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为主向精加工型为主的转变。过去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属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仅次于机电、轻纺排在第三位，而且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轻纺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和机电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不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正在减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贴牌产品虽然市场看好，但我国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
鉴于目前的现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坚持走以轻纺类产品为基础，以机电类产品为重点，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的出口战略，其内容如下：
3.1以轻纺产品为基础
轻纺产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轻纺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是我国发展出口贸易的根本所在，特别是纺织服装、儿童玩具，国内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出口大国的地位不易被撼动，是我国出口战略的基础。但是由于我国轻纺产品一般档次较低、质量较差、名牌较少，竞争力不强，轻纺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国多为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日趋升温，对从我国进口的纺织品等歧视性限制逐渐增加，再加上国内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因此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今后要坚守轻纺产品出口这一根基不被动摇，就必须采取以质取胜、提高质量、提高档次、创立品牌。3.2以机电产品为重点
把机电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战略的重点，不仅这是我国目前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还在于：一是机电产品中的一些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发展机电产品出口，可以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二是机电产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生产规模较大，与国民经济其他许多部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机电产业的发展，也可为其他部门提供更多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内机电产业出现萎缩，所需机电产品多为进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对机电产品，尤其是对成套设备的需求也明显增加。因此，机电产品的世界市场容量很大，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50%，出口贸易的空间较大。
3.3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产业，代表着世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些新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本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同时还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产业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从而增强同类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下大力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的出口，不仅是我国出口贸易追求的战略目标和新的增长点，更可极大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接近30%。虽然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今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发展新技术产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的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战略目标，是符合我国情况和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需求，是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驱动力。
4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
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确提出实行“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其内容包括：继续开拓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稳定巩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亚洲市场，加快发展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市场，积极开发非洲、拉丁美洲市场。但不同时期，多元化市场战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今后这一战略如何实施，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经贸环境的新变化及国内“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应当在坚持创汇增收、出口与进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出口产品适销对路、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等原则下，把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分为三大不同类型，区别对待。三大类型是：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促进进口、服务于进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销售中低档次产品和发展国家友好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市场。
（1）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港、澳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当属于以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容量大、消费水平高、需求稳定，我国产品在这里享有一定信誉。因此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年出口额一般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左右，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外汇收入的摇钱树，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来源地。对于这些地区要在坚决巩固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向纵深发展。
（2）以促进进口，服务进口为主要目标的出口市场。这类市场包括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北非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西非的尼日利亚、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我国不仅是出口大国，同样也是进口大国，不仅要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进口我国储备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资源性产品，如被称为我国发展瓶颈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矿石、化肥、铜矿等，上述地区正是这些资源储量、生产、出口的重要地，同时又不受发达国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国的重要进口基地，巩固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对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维持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一是要尽量保持贸易平衡，用扩大出口解决进口所需外汇；二是为建立可靠稳定的进口基地，应以提供设备技术、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等方式与对方建立多种经济合作关系。总之，把这些地区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不应以换取外汇为目标，而是满足进口需要。
(3)亚、非、拉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晚，工业制成品比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不高，我国出口的中低档为主的轻纺类产品，价格低廉，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我国的机械设备、操作技术要求不高，价格合理，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相配套。因此这些地区理所当然的应是我国，特别是众多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此外，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与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许多国际活动中是我国的忠实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既可落实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又可以巩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应坚持以出口为主导的战略方向，在出口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创汇增收，同时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及自我发展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实施上，根据不同的目的，市场的选择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林.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出口贸易经济第2篇
随着国际之间合作的密切，中国的出口贸易也得到了逐步的发展。然而，出于对环境保护的理念，全球都积极倡导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一方面冲击了我国的重碳出口产业，一方面又促进了低碳产业的发展。本文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根据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提出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
低碳经济；出口贸易；建议
我国是生产业大国，在国际商品贸易市场中占据重要比例。然而，能源的高消耗、生产制造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世界各国都在倡导低碳环保。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低碳的完成率较高，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发展才能从一个商品贸易大国完美转变成贸易强国。
一、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
1.资源消耗大
我国出口贸易的商品大多都是高污染、高消耗的机械设备、化学材料和矿物原料等，这些产品无论是在加工、运输还是使用中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由于我国主要以能、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为主进行出口贸易，导致我国承受的碳成本较高，这不仅仅不利于环境的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果长期采用这种传统的出口模式，将会使得中国的资源消耗程度大，严重阻碍中国以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以货物加工贸易为主
中国的加工业比较发达，发达国家一般让中国进行加工，中国对他们的所需的原料进行加工，主要是以化工、建材原料为主，需要高度的消耗，对环境的污染极大。中国为外国提供加工场地和材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加工贸易，一方面也是对中国资源的严重损耗，造成碳的大量排放，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排放碳含量最大的国家，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长此以往，会使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泡影，更不利于中国以后的发展及提高自身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3.商品结构不合理
我国的出口商品贸易的产品结构相当不合理，各产品所占的比例不均衡，主要以劳动和资源为主。这种出口贸易结构能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成本较高，与世界倡导的低碳经济社会格格不入。我国的这种出口贸易模式，导致了中国的能源消耗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不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不会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以及出口贸易水平。另外，由于中国的高污染与国际和国内的环保问题相悖论，因此，中国必须改变生产模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社会。
二、低碳背景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影响
1.低碳经济缩小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
由于我国的出口贸易主要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具有高排放、高污染等特性。但目前由于低碳经济的提出，多数发达国家对出口贸易产品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低碳、技术水平高等。这一方面对中国的资源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会阻碍中国的高碳产品的出口。另外，在高碳产品出口时还要缴纳相应的税务，因此会使得中国的高碳产品的出口贸易规模缩小。
2.低碳经济对高碳出口产品及其企业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贸易出口模式便是把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产品进行出口，主要依靠能源的消耗，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资源是有限的。随着世界各国纷纷建立低碳型经济，在国际贸易出口中也采取了一定措施对高碳产品进行了抵制。其中不仅仅是各国的生产要求提高，国际贸易机构还提出要进行对高碳产品的收税，因此极大的阻碍了高碳产品的出口。对于贸易出口企业来说，应积极响应低碳号召，采取措施发展自身的低碳产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生产成本。
3.低碳经济促进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
随着低碳经济的提出以及各国的纷纷响应，为了减少碳的税费，我国的高碳企业纷纷转型至发展低碳产业。这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减少了高碳产品的生产，降低了我国的能源消耗，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由于高碳产品规模的降低，企业将引进先进的技术以及技术设备发展低碳产品，有利于我国实现二氧化碳的低排放量。这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使中国向着绿色产业的方向发展，使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4.低碳经济推动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
低碳经济一经提出便对我国的经济产业链造成严重的打击，但低碳经济对于中国来说的意义重大。它在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企业的低碳产业的发展，低碳产业不仅仅对资源的消耗低，而且对环境的污染较小。低碳经济给中国带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的低碳产业已经有了起步，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中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应该大力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让中国走上低碳经济的道路，提高自身在国际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三、发展低碳经济下的出口贸易的建议
1.完善环境法规
我国的相关环境法规虽然存在，但由于监督的力度不够导致执行的力度也大大降低。我国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一旦失去便无法恢复，因此保护环境、节约自然资源刻不容缓。只有不断完善环境法规，才能对无节制开采资源的行为进行禁止，才会使中国的出口贸易朝着绿色产业的方向发展。对于企业来说，需要严格遵守环境法规，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在不断完善环境法规的过程中，应注意遵循可行性、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的效果，才会达到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
2.不断创新技术
中国之所以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是由于中国缺乏技术的创新，只能以传统的工业进行出口贸易，能源消耗大，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新技术，应开发太阳能、风能、氢能等新能源，以取代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不断完善中国的出口贸易体系。
3.加强国际交流
我国的技术跟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因此，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的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并引用到中国的低碳产业中，不断的进行资源优化，使中国的出口贸易产业以绿色产业为主，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总结
低碳经济的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流，只有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才能加速中国的外贸发展，才能使中国在世界国际贸易中有较高的竞争力。在低碳经济的号召下，中国必定会不断完善企业的生产制度，注重低碳的进行，一定能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丰收。
作者：于欣欣 单位：辽宁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喆.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的对策[J].中国经贸,2015,(1):38-38.出口贸易经济第3篇
关键词出口贸易总体战略战略地位商品结构市场选择
1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按商品和劳务流向不同可分为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过境贸易。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手段，特别是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或鼓励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订有各自的战略规划，以作为本国对外贸易总的指导思想，即称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近几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最早实施这种战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该战略主要是高筑贸易壁垒，限制进口，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替代工业制品的进口，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保护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业。为了解决本国工业发展进口机械设备所需外汇，也出口一定数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
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实施的是这种战略。该战略与进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张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加工业，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的活动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进口原料，以弥补内资金和原材料的严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战略。该战略是上述两种战略的结合，把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过分限制进口，也不过分鼓励出口。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采取过这种战略。
以上三种战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型把保护、限制进口作为战略重点，出口导向型把鼓励出口作为战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顾，视为同等重要。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究竟是何种对外贸易战略，从来没有过统一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定位。改革开放前谈不上贸易战略这个概念，当时按实际做法是在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及几乎封闭式的进口替代型。至于市场的选择，更是反复多变、忽而是“东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但外贸战略仍然摇摆不定。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类似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混合战略；1994年以后，由外经贸部提出了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这实际是一种内容复杂、实施困难、含糊不清的战略。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总体战略。最后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更是一种没有具体战略的战略。
2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甚至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总是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可争辩的，这就是出口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更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途问题。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了以出口贸易为先导，才以此带动了进口贸易，推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从外贸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出口贸易依存度有15个年份高于进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为20%以上，最高年超过3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GDP的20％以上来自出口贸易。
（2）从外贸贡献度方面，出口贸易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动GDP增长1.0％。而进口贸易，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体现为漏损，二者呈负相关，进口每增长10.0％GDP增长为负0.56％。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功不可没。出口贸易已成为与投资，消费一起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这驾马车显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长还会刺激消费增加和投资扩大，对后两驾马车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贸易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从1978～2005年我国年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7620亿美元，增长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间，除1993年贸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其中2005年顺差超千亿美元。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进口额由1978年的108.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了约61倍。
出口贸易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首先，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大力发展外经贸事业，就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以及多边、双边经济合作等，所有这一些都需要出口贸易换取的外汇提供资金保证。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因为发展出口贸易必须积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所需资金创造条件。第三，我国具有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稀有金属、煤炭等的矿产资源优势，机电等制成品的工业基础、生产规模和成熟的国际市场优势，新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优势等都比较明显。
3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物质商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产品、矿物燃料产品等为主，工业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9％，工业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业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为主向精加工型为主的转变。过去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属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仅次于机电、轻纺排在第三位，而且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轻纺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和机电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不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正在减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贴牌产品虽然市场看好，但我国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
鉴于目前的现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坚持走以轻纺类产品为基础，以机电类产品为重点，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的出口战略，其内容如下：出口贸易经济第4篇
目前，新疆与世界上的1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1个。拥有部级开发区3个。口岸过货能力明显增强，边境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是继黑龙江省之后我国第二大边境贸易区，出口贸易长足发展为新疆地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新疆出口贸易额从1993年的28.53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578.34亿元人民币，是1993年的20.27倍，年均增长33%（几何平均）。新疆的GDP总额从1993年的506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3063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0.9%（几何平均）。新疆的出口贸易年均增长超过新疆GDP的年均增长，是新疆GDP增长的2.8倍。出口依存度从1993年的5.6%上升到2007年的18.88%，是1996年的3.36倍。出口贡献率由1993年的3.4%到2007年的36.29%。出口增长速度加快，从1993年的14%到2006年的41.7%，出口拉动新疆GDP增长百分点从1996年的0.35个百分点，上升到2006的3.24个百分点。1993—2007年出口贸易的显著增加为新疆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收入，拉动GDP增长，带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二、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从相关指标看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
1994年以来，新疆外贸长足发展，进出口总额一年上一个台阶。1994年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别为5.6%，3.4%和0.35%，近年来，在积极推进西部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拓展周边市场方针的引导下，新疆外贸市场多元化取得了新进展，2007年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18.88%，36.29%和3.24%。虽然和全国水平比较，各项指标仍然比较落后，但进步还是比较大的。
1.出口依存度分析
出口依存度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是反映出口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程度的指标，即用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出口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越大。
1994年以来，新疆的出口贸易稳步上升，出口额由1994的28.53亿元人民币升至2007年的578.34亿元人民币，13年间年均增长达到17%。由于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出口依存度总体呈递增趋势，新疆经济对出口依赖程度加并且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但是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新疆出口依存度较低，1994年全国为15.3%，而新疆5.6%，两者相差百分点9.7%；2007年全国为37.95%，而新疆18.88%，两者相差19.07百分点，两者之间差距呈扩大趋势，这说明新疆的出口依存度远不及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出口贸易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因此，新疆必须充分挖掘出口贸易的潜力，积极利用西部大开发有利的政策，有效地提高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出口贡献率分析
与出口依存度不同，出口贡献率可以反映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程度。该指标越大，说明出口增长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大。通过计算新疆1994—2007各年的出口贡献率可以发现新疆外贸出口贡献率总体大于零，1994—2007年出口贡献率平均值18.48%。特别是2001年以后，周边国家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需求增加。在这期间,新疆的边境贸易国也采取了政府投入，扩大内需等宏观调控政策,使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所需物资大量进口,从而使新疆的出口贸易又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02年外贸出口的贡献率又回升到了47%。2005年至今。受国家宏观调控及地方政府的影响，2005年新疆对外贸易保持大幅度增长,相当于“十五”初期的2001年贸易规模的4.4倍,比上年增长41%。外贸进出口总值位居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首位,增速位居全国之首。新疆利用外经贸发展扶持资金；加大对地产品出口、出口加工基地建设、自主出口品牌建设；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扶持力度，政策效应十分明显。出口增长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大。
3．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析
与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相比，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是在计算出口贡献率和GDP增长率的基础上经运算得出的，这项指标侧重于反映出口增长相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的变化关系，说明出口增长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出口拉动新疆经济增长百分点在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大，波动的频率快于全国的水平。1994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为1.37，1996年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降为-1.36，而2001年为由于受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影响也出现了负值为-2.97。
总体看来，新疆的这一曲线位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下，并且近几年两者的差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12年间新疆这一指标的平均数为1.48%，而全国的平均数却为5.03%，是新疆的3.4倍之多，这说明新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远远不够。这也跟新疆的工业基础薄，未完全实现产业升级有关。因此，为了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新疆应利用自己的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增强出口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使出口贸易成为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亮点。
（二）从出口商品的构成出发看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出口商品的构成指不同类型的商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出口商品的构成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亦有所不同。1990—2005年间，新疆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不断升高，初级产品的比重明显下降。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35.1%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49.7%。自1996年起，出口商品结构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特别是2004年、2005年机械运输及运输设备的比重明显增加，进出口结构得到很大改善。这与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机械运输，电器设备等需求增加，促进新疆出口有关。但据统计，2007年新疆主要的出口产品为棉花（原棉）、棉纱、棉坯布、肠衣、食糖、番茄酱、电视机、地毯、药材、鞋类等，出口商品多是农副产品、轻工、食品等一般性产品，自主品牌、高附加值、品质优良的产品不多。
总体上，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已逐步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进出口商品结构已趋于合理。从2000年以来出口商品的构成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尽管逐年攀升,但其质量不但未能提高,反而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新疆进出口商品结构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粗放式经营阶段，还没有完全达到出口商品结构从出口粗加工产品向出口精加工产品的转变，外贸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疆经济增长。
（三）从行业看不同行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1998—2007年，新疆各行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在0.1%以上的共四个，农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居第一位，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经过计算，全行业合计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045％。但分析各年份的数值，其数值波动之大也居于各行业之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新疆各年份农业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其出口量在有的年份大起大落，从而导致了该行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正有负，且波动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纺织业，这个行业的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441%，是所有出口行业中最低的，分析各年份的数值，该行业从2001年开始起出现负值，虽然这两年该行业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有所回升，但其数值仍然是负的。这主要是由于新疆纺织业出口量的不断萎缩造成的。说明纺织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但是纺织业的出口增长对GDP的平均贡献仅次于农业，说明该行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三、发展出口贸易，带动新疆经济增长的政策及建议
（一）依托优势资源发展战略,调整并优化我区出口商品结构
新疆自然资源丰富，待开发的宜农荒地有7300万亩，占全国可垦荒地的13.9%；矿产资源种类多，蕴藏量大，全国已发现的162种矿产中，新疆有122种，其中石油、煤炭资源储量相当可观。因此，新疆应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着力支持特色农矿产品出口。当前，新疆林果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以环塔里木盆地为重点的特色林果基地。为支持林果业发展，外经贸各项扶持资金将向农产品、林果产品出口及特色资源深加工项目倾斜，同时安排西部促进资金支持农产品、林果产品加工出口，利用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和出口品牌发展资金鼓励农产品、林果产品出口企业到境外考察,参加国际知名展会、境外广告宣传和商标注册、认证等。
（二）改善传统产业，扶持优势产业，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
新疆农业产品、食品制造、烟草工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出口份额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高。从整体来看，新疆产品出口主要是传统产业的产品，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的出口比例小，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大。因此，一方面，对于农轻纺产品等传统产业应该运用农轻纺产品贸易促进资金支持企业和中介组织建立为出口服务的行业公共技术平台和出口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大力支持企业在哈萨克斯坦东哈洲建立果蔬保鲜库,稳定和扩大对周边国家林果产品出口，支持塔城、阿勒泰、伊犁、喀什、阿克苏等地州拓展周边国家肉类产品市场，支持特色畜产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家具、石化产品、矿产品、有色金属等的深加工,做好各类扶持资金的项目征集工作，支持一批利于技术改造、农业产业化的项目以及扩大地产品出口的项目。开展有机农产品认证、质量体系认证培训工作，积极推动有实力、有潜力的生产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新疆应该加大力度生产具有高附加值、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重视特变电工等新签的一批境外大型成套工程承包项目，发展移动通讯，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进一步发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引进大企业的名牌产品，提升自主品牌的知名度
运用“出口品牌发展资金”，支持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质量认证，设立境外营销服务机构，在目标市场投放广告，在国内“广交会”、“乌洽会”等重点展会和国际知名展会上展示企业和品牌形象。鼓励自主出口品牌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引进研发人才，配置必要资源，积极研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提高自主出口品牌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引进大企业的知名品牌,提升产品的档次和经营规模。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营销活动,开发市场,做好售后服务,改善和提高产品的形象，改变目前中国产品在中亚、西亚国家无序竞争的现状。出口贸易经济第5篇
1.出口贸易总量增长迅速，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从2003年到2012年10十年间，我国出口贸易额由4382亿美元增长到20488亿美元，年平均增幅达18.9%。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在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的同时，进口贸易额的增长相对缓慢，因此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03年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54.7亿美元，2008年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981.3亿美元，6年间增长了11倍多。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额出现三连降，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956.9亿美元、1815.1亿美和1551.4亿美，但2012年又出现回升，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311亿美元。
2.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
2003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为26.7%，2006年高达35.7%，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27.5%、26.1%、24.9%，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长期惯性，我国经济依赖出口增长的趋势还将延续。目前，美国、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国的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都在10%左右，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展国家和地区，也高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巴西等，中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长期同GDP增长率脱节，经济存在严重的出口贸易依赖性，也由此引发许多的贸易争端和摩擦。
3.出口产品中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不断上升，但仍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
根据联合国的分类方法，工业制成品中的第5和第7大类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断上升，由1980年的46.5%上升到2010年的94.8%，2012年达到95.1%，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由1980年的22%上升到2011年的57%，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了一定的优化，但其完全的优化转型远未完成，因为我国大部分出口生产企业仍然处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例如201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9.2%和31.2%，但如果再进行细分，这些出口产品中大部分依然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马源(2013)的分析得出2010年我国出口欧盟的机电产品中，66%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34%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总体来看，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大部分属于中低档次，产品附加值低和技术和知识含量较低，和发达国家出口的“高、精、尖”机械设备相比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以来料加工和装配贸易为主，主要生产和出口计算机、通信和电子技术等产品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依然以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缺乏核心技术。
4.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依然占据较大比重。
目前我国初级产品出口中的矿物燃料、油等高排放、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据30%左右，工业品制成品出口中的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制品等均属于资源性和高污染产品，由于不具备核心技术，机电产品主要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大部分依然属于高耗能、高排放的低附加值产品。同时，自2006年以来，加工贸易占据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由于我国加工贸易主要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方式为主，国内加工企业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进行组装后再出口，仅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却在加工过程中耗费大量能源并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含量。
二、我国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计算
1.数据说明
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把商品分成10大类(0-9)，文章主要选取其中的第3、5、6、7共4类商品进行研究，这4类商品出口额合计近年来均占我国总出口额的70%以上，所以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出口商品金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消耗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对商品的分类标准不一样，因此按照SITC分类对《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的商品分类进行了归并，这样才能应用其数据。自中国加入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但同时能源消耗也由2000年的14.55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11年的34.80亿吨标准煤，据《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回顾》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在能源消耗大幅上升的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快速上升，由2003年的约35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约85亿吨，跃居世界第一。因此，文章选取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进行计算，为了剔除价格因素，使两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以2005年价格为不变价格对2010年的出口额和工业产值进行了处理。
2.计算我国出口商品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目前计算商品能源消耗量的方法有投入产出法和直接消耗计算法。文章采用第二种方法，先计算4类商品的单位能耗（能源消耗强度），它等于各商品的能源消耗量除以其总产值，各出口商品的源消耗量就等于4类商品的出口金额乘以单位能耗。直接消耗法由于只计算了商品的直接能耗，而没有计算在生产该商品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料及辅助材料等所产生的间接能耗，因此会造成能耗量的低估，但是通过计算结果发现，即使在低估我国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从而低估碳排放量的情况下，也不影响中国大部分出口商品属于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的结论。
3.计算结果说明
通过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较高。2005年、2010年我国4大类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3亿吨（约合4.8亿吨CO2）和1.4亿吨（约合5.1亿吨CO2），而同为出口大国的德国2005年和2009年整个制造业的CO2排放量分别为1.12亿吨和1.02亿吨。第二，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在下降。2005-2010年我国4大类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增长7.9%，而同期的出口贸易增幅为76.7%，碳排放量增幅远远小于出口贸易增幅得益于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和2005年相比，2010年4大类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1.77、2.11、2.08、0.16，降幅分别为：34%、40%、35%、27%。
三、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综合前面我国出口贸易现状特点和出口商品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结果来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迅速，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性较强，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依然建立在高碳排放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其逐步实施的低碳规制和措施如碳关税及非关税绿色贸易壁垒将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将来美国和欧盟对进口产品全面征收碳关税，故我国产品出口量可能下滑21%。但对不同的出口商品影响会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
1.第3大类出口商品，即矿物燃料，剂和有关原料。
该类商品属于高排放高污染类商品，2005年和2010年碳排放强度分别为6.67、3.46，但由于出口额较小，其碳排放总量在4类商品中最小，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1175.99万吨、763.67万吨。受我国能源短缺的制约，国家对该类产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其出口额5年内仅上升了20.08%，同时不断提高减排技术，碳排放强度5年内下降了48.1%，因此第3大类产品出口受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较小。
2.第5大类出口商品，即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此类商品碳排放量较高，其碳排放强度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5.31、3.20。2005年和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1898.71万吨、2317.14万吨，两年均位于第3位，虽然该类商品的出口比重较小，但5年内的出口增长率却高达102.3%，碳排放强度下降40%。因此，随着出口量的不断增加，第5大类产品出口将会受到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影响。
3.第6大类出口商品，即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
这类商品2005年的碳排放强度仅次于矿物燃料等商品，其碳排放强度为5.92，而2010年碳排放强度为3.84，排名第一。2005年、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7638.77万吨和7914.37万吨，占总排放量的比重分别为50.1%和49.1%，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此类商品2005年和2010年的出口比重分别为16.9%和15.8%，是我国的第三大出口商品，5年内出口增长率为59.4%，碳排放强度下降35%。因此第6大类出口商品受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最大。
4.第7类出口商品，即机械及运输设备。
第7类商品2005年、2010年碳排放总量分别为2117.71万吨、2852.28万吨，碳排放强度最低，分别为0.60、0.44。虽然该类产品一般认为属于清洁生产，但由于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且出口增长较快，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2005年、2010年分别为46.2%、49.5%，5年内出口增长率为83.6%，远远大于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幅度的27%，所以碳排放总量在不断攀升，5年内增长率为34.7%。有学者对影响出口商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进行分析，王天凤(2012)的研究表明，规模效应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高海燕(2011)的研究表明，规模效应在机械制造业出口产品碳排放中所占比重为70%以上。同时由于这类商品的中间投入品碳排放强度较高，包括间接排放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会比直接碳排放强度高很多，因此第7类出口商品也会受到低碳规制和措施的较大影响。
四、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方向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受到空前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遗余力地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动因是自上个世纪80年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欧美国家经济由实物主导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模式，出现经济服务化和虚拟化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已经失去，重新回到制造业已经不现实且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新的产业作为拉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发展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成了发达国家的首选。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信息革命，中国均未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所以在国际分工中只能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大量出口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此次低碳革命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我国应该顺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在应对低碳经济给我国出口商品带来的冲击的同时努力进行低碳技术创新。
1.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和地区低碳减排规制和措施对我国出口商品造成的冲击。
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是由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劳动力丰富但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目前只能大量出口具有较高碳排放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工业化后，对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制定低碳减排规制和措施显失公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实际上是碳密集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按照生产过程中的全部碳排放来征收碳关税是不合理的。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并联合其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展开谈判，共同抵制以碳关税为代表的新型绿色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在抵制发达国家碳关税政策的同时提出反制性政策，“可以考虑从消费者社会责任的角度，提出基于人均碳消耗量或者累计人均碳消耗量标准的碳关税政策。”
2.发展低碳经济，降低出口商品碳排放量。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从2020年全面征收碳关税的计划表，而据测算，我国的碳排放量将在2020-2030年之间达到峰值，如果不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则在未来就有可能发生剧烈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所以努力降低出口产品碳排放量已势在必行；其次，由低碳经济所引发的低碳贸易已是大势所趋，低碳绿色贸易壁垒必然会对各国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影响，高耗能、高碳排放、低附加值的产品的出口比重将大幅下降，而低碳排放、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将逐步上升；最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换来的，随着资源的短缺和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改变过去不可持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发展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优化出口产品的能源消费结构。
按照电热当量计算法，2005年和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构成中煤、石油、天然气的比重分别为74.1%、20.7%、2.8%，2010年这三种能源的比重分别为71.9%、20%、4.6%，我国的能源结构5年来几乎没有得到优化，一直以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为主，其它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较低。全世界核电发电约占总发电的10%左右，而我国近年来核电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0.3%左右，因此，我国出口产品能源消费结构有很大的优化空间，逐步减少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的比重，增加天然气的消费比重，并大力发展水电、核电和风电等清洁能源，能够有效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
4.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创新低碳产品，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先行的企业风险很大，如果研发失败，则成本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如果研发成功，则其他企业就会通过模仿等溢出效应掌握新技术，企业缺乏研究开发的积极性。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对先入企业进行补偿，才能激发企业对低碳技术的研发进行投入。碳排放强度主要受能源消费构成和能源效率的影响，我国4大类主要出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5年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幅。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构成均呈现以煤炭为主的特征，各能源的消费构成变化不大，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原因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提高低碳技术是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重要途径。
5.重点控制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碳排放量。
第6大类出口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一旦实施低碳贸易壁垒，将对这类商品的利润和竞争力产生很大影响。此类产品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出口产品，由于我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会大量出口该类产品，因此提高这类产品的能源使用效率尤为重要。
6.培育机械及运输设备新的出口增长点的同时注意扩大内需。出口贸易经济第6篇
1．1单位根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大多数是非平稳序列，直接对其运用普通回归分析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为了处理此问题，首先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由图3、图4可知，序列lnGDP、lnEX呈上升趋势，变量的数据明显随时间递增，初步判断该数据不平稳。由表2可知，lnGDP、lnEX的ADF统计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5%和10%的临界值，所以序列lnGDP、lnEX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因此，应对序列lnGDP、lnEX的一阶差分ΔlnGDP、ΔlnEX再进行单位根检验，ΔlnGDP和ΔlnEX的ADF统计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所以序列ΔlnGDP、ΔlnEX都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1．2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出口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下面对出口贸易水平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通过上面分析可知，两变量序列lnGDP、lnEX均为一阶单整I(1)，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故可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现用E－G两步法对lnGDP、lnEX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第二步，检验上述模型的残差项是否为平稳序列，即检验是否是I(0)序列。上述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e的取值如图5所示。由表4可知，ADF检验统计量－3.05795小于显著性水平5%、10%时的临界值，因此可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这表明lnGDP与lnE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E－G两步法原理，上述回归方程不仅揭示了出口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度，且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回归方程可看出，出口总额(EX)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0.837个百分点。因此，该协整回归方程具有现实意义。
1．3格兰杰因果检验从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下面对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见表5。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检验水平下，只有出口额的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说，安徽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没发现经济增长是出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综上，本文通过对1992－2013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安徽省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从长期来看，出口额与安徽省GD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扩大出口是安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因此，安徽省要想方设法扩大出口贸易，发挥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安徽省出口贸易面临的问题分析
其一，企业竞争力不足，缺乏自主品牌。目前安徽省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设备落后，加工行业的技术水平低，很少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安徽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实质上依赖于低价竞销，产品附加值低，不利于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也不能充分发挥安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且容易引发国外对我省产品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的贸易壁垒。我国企业的很多核心技术都是在模仿国外企业的技术，安徽省的一些企业也是跟在外企后面模仿，缺乏自主品牌，得不到高额垄断利润，只是微利［10］。其二，出口体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出口服务。安徽省外贸体制不完善，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体制。通常拥有进出口权的贸易公司收购或者事先签订订单获得货源，然后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包装对外出口。生产与出口主体分离，造成主体利益的不一致，致使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其次政府支持政策不完善，没有出台针对相关产品出口的促进措施，不能激发企业出口的动力。再则就是缺乏有效的出口服务，如信息服务。由于安徽省出口企业规模较小，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较短，所以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市场信息渠道，缺乏信息收集、处理、分析的能力。其三，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低，缺乏技术创新。安徽省出口以农产品、茶叶、机电产品为主，农产品出口虽然在不断增长，但是一些农产品生产成本高，缺乏价格优势，而且结构不合理，出口层次低，创汇率不高;其次是安徽农产品技术含量低，创新产品少，基本上出口的都是传统产品，所以在世界市场上可能会受到威胁和挑战。其四，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使出口容易受到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安徽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亚洲、北美，而对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出口较少。这种集中的市场格局，容易受到发达国家对出口产品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目前安徽省产品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要求，如严格的技术标准直接限制了产品出口;严格的环保标准削弱了农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优势。
3促进安徽省出口贸易的政策建议出口贸易经济第7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进口，出口，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提出“剩余产品出路”的学说以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都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E.哈根等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探讨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1]。
李京文(1996)[2]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指出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彭福伟(1999)[3]发现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较弱。陈家勤(1999)[4]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杨全发(1999)[5]对巴拉萨(Balassa)[6]建立的模型带入我国数据进行检验，认为出口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刘晓鹏(2001)[7]认为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较弱。Lawrence(2000)[8]在部门的层次上检验了日本1964～1985年和韩国1963～1983年的进口和产业政策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发现进口是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Onnolly(2005)[9]用75个国1965-1990年的专利数据来代表这些国家的模仿与创新，量化了高科技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发展中国家)模仿与创新的溢出效应，来自发达国家的外来技术对进口国单位资本GDP增长的贡献大于其国内的创新。Lawrence(1999)[8]在美国对20世纪80年代100多个制造业产业中国际竞争力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Wang和Xu(2000)[10]考察了工业化国家间通过资本品贸易和外商投资而产生的R8D溢出效应。
以上研究成果在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时因忽略了相关重要变量而使得检验和经济解释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跨国(地区)的截面数据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OLS回归分析方法要求所使用的数据是平稳的，如果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分析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关系，则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11]，另外，已有的研究假设所选的国家具有共同的经济结构和相似的生产技术，这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对于所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时期的选取也会影响经验结论等。上述对于单个国家(地区)时间序列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实证模型中信息集的选取的差异；模型滞后期选择的差异；模型方法及检验统计量选择的差异。例如，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是经历一定的时滞，若忽略这一因素而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就会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基于上述考虑，笔者通过分析进口、出口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协整关系，并进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深入地探讨了进口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数据和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来反映对外贸易状况，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增长。本文依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85年至2005年的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以1985年为基期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折算出1985年为基期的国内实际生产总值。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分别对上述三个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其对应序列记为LEX、LIM和LGDP。1．对GDP、出口和进口对数序列的ADF检验中，包含了位移项（intercept）和趋势顶(trend)，因为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二个序列都包含一定的位移和趋势，如果不考虑位移和趋势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单位根判断；而对差分序列的ADF检验中，则既不包含移位顶，也不包含趋势顶，因为图2显示这二个序列都不包含位移和趋势。
2.*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小于在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能通过ADF检验，这三个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三个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在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序列。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性。
2.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
本文采用使用Johansen极大拟然估计法检验经差分修正后的平稳序列LEX、LIM和LGDP。Johansen方法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在滞后期数确定之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12]。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ECM)。因此，可以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第一步，先建立长期关系模型，即对水平变量(ordinaryvariable)进行OLS估计，其方程如下：
LGDP=4.526845+0.623032LEX-0.049701LIM(1)
(13.53709)(4.293514)(0.291202)
=0.967508S.E.=0.096935
从进出口总额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GDP对出口的弹性为0.623，而对进口的弹性为0.0497，出口比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影响，而且进口项的系数未能通过t检验，即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第二步，建立短期动态关系，即误差修正模型。将长期关系模型中的各变量以1阶差分的形式重新构造，井将长期关系模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在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对短期动态关系逐个进行检验，不显著的项逐渐剔除掉，直到找出最适当的表达式。笔者用EC表示长期关系方程(1)中的残差，通过试验，得到两个比较适当的表示短期动态关系的误差修正方程方程(2)和方程(3)。
DLGDP=0.0797+0.0246DLEX+0.04695DLIM-0.22869EC(-1)(2)
(13.1998)(0.6363)(1.1951)(-4.5138)
=0.62412S.E.=0.017467DW=1.16937
DLGDP=0.0813+0.06274DLIM-0.217152EC(-1)(3)
(15.0472)(2.1034)(-4.683832)
=0.61325S.E.=0.01712DW=1.2987
这两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方程(2)说明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我国的GDP和出口、进口序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进口比出口对GDP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进口项和出口项系数的大小上，而且也表现在进口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出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才通过检验。由于DLGDP、DLEX和DLIM本身就是增长率的含义，因此，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47%，出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25%，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29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方程(3)是在进一步剔除了不太显著的出口项后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它表示在短期内不考虑出口对GDP的影响时，进口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进口项的系数说明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63%，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17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Granger(1987)[13]指出，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则这些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要么滞后差分项的系数联合检验(一般用F检验)显著，因而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或者误差纠正项系数显著而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因此，在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后，就可以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调整速率及短期互动影响井观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表3为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对表3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表3第一列数据分析各变量对GDP增长的短期影响及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进口对GDP的影响仅在两个时滞后在10﹪的水平上对GDP有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进口相对减少了内需。另一方面进口的增加将会淘汰落后厂商，所以起初进口的增加对产出增长有负向作用，但两个时滞后，进口的机械设备或原料会提高生产效率或加工后的产品销往国外赚取附加值，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4]。我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进口政策是鼓励生产性资本品的进口而限制消费品的进口，在我国的进口中包括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我国短缺的原材料，这无疑也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变量均通过长期均衡关系来影响GDP的增长，每年LGDP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偏差的约6.6﹪被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黄国祥(1999)[15]和贾金思(1998)[16]的观点。
(2)总产出对进出口影响不显著，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战略仍处于外延式、粗放型增长阶段[17]，出口以价格竞争为主，未能有效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增加值，从而影响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现阶段我国实行的不断提高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仍然是停留在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上，还未能实现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及附加值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2]。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统计量，EC为反映短期对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纠正项。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0﹪显著水平上，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经济增长与进口之间以及出口与进口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得出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要比出口的促进作用小得多，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相吻合。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但是，如果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大类。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知识进展等等，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反映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一，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程度.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因素都与进口和利用外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出口和进口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进口小得多，而且出口项系数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说明就短期动态关系而言，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进口来实现的。就当前情况而言，扩大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要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持进口的同步增长，要尽量保持进出口平衡，因为我国现阶段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相当大。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较弱，主要是因为传统上我国出口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依赖对闲置资源的利用。我国正逐步放弃传统出口增长的贸易战略，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是符合市场调节机制的。我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余资源找出路，故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主要还集中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便发挥我国劳力和资源的优势，在国际上，这必然会面临劳动力和资源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的有力的竞争，致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出口迅速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同时能够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从中长期来看，为了发挥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应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加强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是贸易出口尽快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为主的粗放型向质量和技术为主的集约型的出口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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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要关注国家发展能力和国家安全 余永定 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我国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间国家摇摆、内有转型之困等挑战，如何重塑竞争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近期，徐奇渊、东艳团队所著的《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美贸易冲突作为分析主线，同时将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作为三条辅线，以此为基础在理论上提炼出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和完全自主可控的二元悖论（即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与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兼得），并展开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实践探讨。 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为本书所作的推荐序中表示，本书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在重塑过程中实现“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或者说中国如何在最大限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把经济风险降到最低限度。针对这一问题，余永定提出，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要关注国家发展能力和国家安全，观察美国提出的重塑全球价值链设想不无裨益。中国政府也应该对中国产业体系和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 第一，对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高技术行业而言，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尽可能提高其在链内的自主可控度，尽可能留在链内，以便为“备胎”的成熟争取时间。高技术产业企业必须彻底丢掉幻想，从最基础、底层做起，打造立足于国内的完整产业链。第二，有些产品即便不属于高技术产业，为实现经济增长、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需要适当缩短这些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把更多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如果可行也可以向西部和北部转移。第三，中国必须发展以中国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打破地方藩篱，实现重要产品生产的最优分工。第四，通过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社保体系、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的改革，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依赖度。“总之，由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对中国产业体系的现状进行国家层面的评估，确认薄弱环节，从产业和产品多个层面进行调整，实现在经济效率和产业体系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余永定表示。 以下为本书推荐序言部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已经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格局。但是，随着中美经济差距的缩小，美国政治精英产生了严重的恐中情绪。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作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美国政府不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大幅提高关税，而且把大量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和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公开声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在调门上有所缓和，但继续坚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如半导体、大飞机和精密机器制造等领域）的政策。 对于美国政治精英来说，施政的最佳选择应该是一方面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进一步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另一方面尽量减少“脱钩”对美国造成的商业损失。因而，美国把中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政策应该是渐进的、选择性的。美国政府也在致力于产业链的重塑。到2022年年初为止，拜登政府的政策重点还是“完善国内产业链”，以及“对美国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在包括能源、网络技术、半导体、关键电子、电信基础设施和关键原材料等众多领域建立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国内供应链”。 如果美国的政策十分明确，我们也就可以迅速形成应对之策。不过，拜登政府的政策似乎依然处于形成过程中。美国政府政策的模糊性、复杂性，也给中国企业制定应对之策造成了困难。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还是“继续怀抱希望，争取较好结果”？这些判断有可能正确，也可能是误判。但不论是哪种观点出现了误判，都可能造成巨大损失。 例如，如果不马上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但最终还是被踢出了全球高科技产业链，我们就浪费了5年、10年的时间。反之，如果美国政府最终放弃把中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政策，我们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就意味着浪费资源，代价也可能巨大。 徐奇渊和东艳带领团队完成的研究《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简称《重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重塑过程中，中国如何实现“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或者说，中国如何在最大限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把经济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重塑》认为，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将主要影响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重塑》提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兼得。 《重塑》认为，美国在产业链的二元悖论问题上实现了较高效率的平衡。美国通过政治关系、国家间的同盟实现了产业链安全的保障。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重塑》运用网络分析法研究了中国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影响力和脆弱性。具体地，利用出口中心度指数和进口集中度指数，分别测量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中间品的依赖度，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中间品的依赖度。 本书的研究发现，中国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间品贸易中，具有突出的影响力。但同时也指出，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当中，有62种产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进口集中度双高，这些产品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最高，进行供应链备份的难度也最大。在此基础上，根据产品层面的分析进行加总，发现：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2：85)，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2：84)，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2：90)，是中国供应链脆弱度最高的三个行业。 《重塑》还借助对外核心依赖程度的概念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说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的对外核心依赖程度并未降低，并且面临产业链二元悖论的挑战。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逐渐掌握核心技术与方法，从而不像技术密集型行业那样直接面临产业链二元悖论的压力。 这项研究认为，仅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的生产风险大于销售风险，美国则是销售风险大于生产风险，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低于美国。但在考虑政治关系后，中国的供应链风险明显提升，美国的风险则取决于和中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考虑断供能力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继续提升，美国的风险则基本不变。因此，相比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重塑》主张，提升供应链安全，中国的政策方向不应是简单的加强内循环、降低外国依赖度。中国可以提升多元化程度，强化同断供能力弱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同时，中国需要加强和政治关系稳定国家的联系。最后，处理好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为了在核心产品取得突破之前，争取足够的时间，中国还需投入政治资源。 越南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2020年，越南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中越贸易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该书就中国对越南出口特征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美贸易冲突对于加速转出口和产业转移有最为直接的冲击效应，短期内推升了中国对越南出口，并且贡献巨大；持续性的生产地转移效应在出口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经济的互补效应仍是中越贸易的基础，但竞争效应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互补效应。 《重塑》认为，中美贸易冲突、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四个问题大大提高了全球产业链重塑问题的复杂性。《重塑》对这四个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猎，尤其对美国加征关税和加征关税排除机制进行了详实讨论。 《重塑》指出，加征关税排除机制为一窥中美经济犬牙交错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另一个绝佳途径。每一项企业排除申请被批准或被拒绝背后，都反映了该进口商品真实的经济影响，从中可以看到美国企业承受的临界点。美国设置加征关税排除机制的初衷，一方面是避免美国进口企业短期承压过大而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使去中国化，最终达到压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通过对美国加征关税排除机制的分析，《重塑》的研究发现：生产技术更复杂、供应链条更长、短时间寻找替代品较为不易的行业，排除比例较高。而进口金额上的对华依赖度，只是次要考虑。 以轴承产品为例，被排除的轴承产品，确实对中国依赖程度更高，美国企业短期内寻找替代品困难。但是这类产品生产工艺简单，价值较低，供应链转移相对容易，持续保持加征关税和排除机制并用，会增加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概率。同时，未被排除的轴承产品制造工艺更为复杂，价值较高，主要由发达国家供给美国。此类轴承产品没有被排除，一方面因为中国占美国市场份额小，容易被替代；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美国压制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升级的目的。《重塑》指出，无论从美国加征关税还是从加征关税排除来看，美国的重点打击目标都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其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应该指出的是，《重塑》大量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力图做到言之有据——数据。《重塑》所使用的众多分析方法都是非常规范的。作者在数据收集和整理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充分体现了他们认真严肃的治学态度。 在充分肯定《重塑》大量使用定量分析和网络分析方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例如，网络分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对于不同的产品来说，相同的出口中心度所代表的脆弱性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我以为，研究报告还可以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解剖一只麻雀”，从对企业的调查研究中推出一般性结论，可能比用数学模型推导出的结论更为可靠、更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一、国际分工与产业链的二元悖论 《重塑》试图回答“中国如何在实现产业链升级的同时保持自主可控”。这个问题同“如何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建立、维持本国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实质上是同一问题。自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发表著名的《制造业问题报告》以来，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0多年。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形成国际分工体系。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一个劳动者……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但如果“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小工厂的工人，“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 所谓分工，就是指劳动过程被分为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个人或一组人在不同阶段完成不同任务。分工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前，英国的最重要工业或“农村工业”是纺织业。纺织过程的工序包括：清洗、梳理、纺线、织布、平整、印染。由于工具简单，这些工序都是在农户家中或作坊里由不同家庭成员或学徒完成的。 17世纪后期，在欧洲逐渐形成了所谓家庭包工制度(domestic system)，又称包出制度(putting-outsystem)。这种制度有两个要素：包销商人和家庭作坊。包销商人将羊毛或棉原料交给村庄中从事纺线工作的农户，然后再把纺好的羊毛线或棉线交给其他农户织布。包销商最后按件(或工资)从农户收购最终产品到市场销售。在这种制度下，承包不同阶段加工工作的农户不用自己买进原料(原料的所有者是包销商)，也不必操心产品的出售。 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织布飞梭(JohnKay，1733)、珍妮纺纱机(James Hargreaves，1765)、水力纺纱机(Richard Ark-wright，1769)和以蒸汽(Watt，1775)为动力的纺织骡机(Crompton相继问世。如果说珍妮纺纱机还可以在农舍中操作，水力纺织机和纺织骡机就绝无此可能了。大型机器设备体积庞大，根本无法在工匠师傅的村舍(或作坊)里安装、使用。为了充分发挥机器设备的规模效应，充分利用城市的集聚效应，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家自然会选择在城镇而不是在分散的农村安装大型机器设备、建立工厂。工厂制度应运而生。 在18世纪末期，由于可交换部件的广泛应用，以纺织生产的机械化为标志的工厂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前毛瑟枪的每一个部件都是由一个工人单独制造，然后再组装在一起的。可交换部件的出现意味着根据严格工艺要求生产的每一支毛瑟枪的任何部件，都可以同另一支毛瑟枪的相同部件交换。这种可交换性开创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 工业革命不仅导致工厂制度的建立及已有产品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而且导致不同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蒸汽机使纺织生产得以实现机械化，蒸汽机的使用也导致了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而机床制造业的发展则使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一个国家进口原材料、在另一个国家销售最终产品使生产变得更为有利可图。这样，一些国家成为原料出口国和制成品进口国，另一些国家则相反。于是，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分工首先是家庭、作坊和工厂内的分工。与此同时，也存在社会和产业层面的分工，如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纺织业的狂飙突进导致一系列新产业的诞生。英国最终建立了一个包括农业（比重下降）、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易主要是进口粮食、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和产业链贸易应该基本不存在。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是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从而建立超越国界的产业体系，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争论。 1791年汉密尔顿在《制造业问题报告》中提出：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试图把这一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同一产业，在一国是新生产业，在另一国则是成熟产业，希望两者在质量和价格相同的条件下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List)后来将这种观点提炼成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后起国家的新兴产业，经不起领先国家的业已成熟的同一产业的竞争。因而，应该对本国新兴产业采取有选择的适当保护措施。 为什么即便眼下没有竞争优势，也一定要发展某个产业呢？李斯特认为，英国和美国执行的是“踢掉梯子”、不让后来者登顶的政策。因而，应该通过关税等措施保护那些将来有机会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它们最终也能成功登顶。更为重要的是，李斯特认为，伴随分工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之间的合作。可见，李斯特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出发来考虑产业体系建设和国际分工问题的。他同亚当·斯密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是个全球主义者，认为有利于英国的一定是有利于世界的。 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的拥趸亚当·斯密在斥责英国的制造业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却支持赋予英国船只和水手垄断权的《航海法》，理由是“防务比富裕重要得多”。 可见，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优势（包括动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不是无条件的，参与国际分工应与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第一，发展能力。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也能够登顶。例如，如果没有钢铁、机器制造和某些高科技产业，一个大国就可能会永远失去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机会。第二，国家安全。这里的安全应该包括粮食、能源和国防。 发展中国家如何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借美国大萧条之机，从美国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迅速实现工业化并建立起完整的产业体系。1933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报告中自豪地宣布：“我们从前没有钢铁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从前没有汽车制造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从前没有机床制造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在“一五”期间，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布局建设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尽管此后一度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但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还是拥有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比较完整的产业（工业）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在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例如，尽管没有比较优势，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大力发展重化工和钢铁产业，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出于安全考虑。 改革开放后，中国希望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对已经落后的技术装备进行改造。但是希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的意愿，受到外汇储备极度短缺的制约。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可怜的1.67亿美元。幸运的是，中国打开国门之时恰逢国际上特别是在东亚代工、贴牌生产(OEM)的高峰期。OEM的最大特点是生产者不需要花外汇储备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企业只负责加工这一环节，其余都有外商操心。在来料基础上加工，中国获得了对应于价值增值的外汇。这种生产贸易方式同英国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包出制度”十分相似。OEM的原始形式是“三来一补”，后来逐渐升级为“加工贸易”。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彻底解决了外汇短缺问题。1999年，中间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达到57%的峰值。事实上，在不经意间，中国已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中。 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同外债不同，FDI的流入实际上同跨国公司的布局密切相关。事实上，大部分FDI企业同时在从事加工贸易，大部分加工贸易也是FDI企业提供的。FDI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引导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最重要方式。 全球价值链是产品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分布在全球不同地点的众多小阶段所形成的。由于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等原因，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过程出现被分割成越来越多小阶段的趋势。当一定技术条件(如产品的轻型化、小型化、高价值化、标准化、稳定性和独立性等)和制度条件(低关税或零关税等)得到满足之后，把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电子产品模块分散到不同国家生产可以显著降低生产的总成本。这实际上是亚当·斯密当初所说的产品生产的工厂内分工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两种不同分工类型的混合体。一种类型是传统的基于资源禀赋的按产业划分的国际分工，如澳大利亚和巴西生产铁矿石，韩国和中国生产纺织和服装、钢铁制品；另一种类型是同一最终产品按生产的不同阶段进行分工。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从纺织、钢铁到重化工业的产业升级和转移。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产业间的分工。其二，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企业在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参与分工的企业力图沿相应产业链实现向高技术、高价值增值的生产环节的升级。不同生产阶段是通过加工贸易连接的。 与通过一般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升级相比，加入全球价值链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水平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但对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最为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设计和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安排，扮演加工者、组装者的角色。跨国公司是产业链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什么国家的哪个企业可以在什么环节进入某种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完全是由在该产品全球价值链中起主导作用的跨国公司决定的。 在正常情况下，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利弊同参与一般国际分工的利弊相似。其利主要是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学到一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其弊端包括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可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引起贸易摩擦（处于全球价值链末端的最终产品组装、加工国对最终产品购买国保持贸易顺差）。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对原有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冲击。事实上，中国实施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之后，在一些产业或产品生产得到急剧发展的同时，原有的一些重要产业衰落了，一些产业干脆就消失了。2005年前后，国内甚至一度出现跨国公司收购中国骨干国有企业的浪潮。幸运的是，由于中国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前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政府比较谨慎的态度，中国依然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许多重要产业依然自主可控。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 二、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问题 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问题应该包含三个维度：对外依存度、完整性和应变能力（适应性）。对外依存度问题，《重塑》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讨论，这里无须画蛇添足。 完整性和对外依存度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是产业体系安全性问题的两个不同视角。完整性问题可以从投入产出矩阵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各产业都是相互依赖的，缺少一个产业（或大类、中类、小类），其他产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不同产业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农业、能源等产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重要产业；钢铁、重化工业、机器制造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对中国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中短期的经济效益高低，这些产业必须发展。从这种观点出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居功至伟。同样，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如果中国在煤炭清洁利用上取得突破，我们就不必担心有一天有人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 完整性并不等于“大而全”和“自给自足”，有相当数量的产业并非不可或缺。但无论如何，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许多国家片面追求产业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畸重畸轻，一旦出现外部冲击，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与此相反，在本次疫情中，中国表现出色，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特别是拥有强大的制造业。 适应性概念则兼顾了效率与安全的考虑。例如，虽然一个国家由于参与国际分工，产业体系不够完整，但该国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一旦形势需要，该国就可以迅速补上短板。产业体系是否具有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性产业是否得到充分发展。例如，强大的通用机床行业可以很快补足某种细分机床类别的短板。产业体系的终极适应性来自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产业是一个体系，这意味着安全性的提高必然以生产效率的下降为代价；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速的提高，但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将会下降。一国必须在产业体系安全性与最大限度参与国际分工之间找到平衡。 三、美国如何试图在价值链安全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 看看美国是如何试图达成安全和效率两者之间的平衡不无裨益。 2020年12月，美国国会研究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美国重塑全球价值链的设想。 第一，退出中国市场。例如，把某些低价值增值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第二，分散化和留余量。例如，依赖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企业可以执行“中国+1”战略。分散化和增加供应商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益；留余量会造成浪费。但许多企业管理者仍然计划执行分散化战略，而不是仅仅依赖一个供应商。 第三，区域供应链。建立区域供应链可以减少全球性冲击的影响，降低运输成本，使交货期更稳定，利用区域内的各种优惠安排。但区域供应链使企业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挑选更好的合作伙伴，而且更容易受到区域内冲击的影响。 第四，囤货。如果不愿意调整现存产业链，企业就只能沿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增加存货，以便为意想不到的冲击做准备。囤货当然会增加成本、造成浪费。 第五，垂直生产。增加国内生产，减少外包。这种战略要求增加在各个环节(制造专业部件、最终组装、包装等)的投资。一个公司把所有环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种战略成本高昂会导致企业丧失通过专业化提高效率、通过分散化规避风险的能力。 第六，回迁产业链。这种做法将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丧失分散风险的能力。日本政府也提出过这方面的政策。2020年4月，日本政府拨款22亿美元鼓励企业把高价值产业链环节从中国回迁日本或迁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美国也在实施这种政策。事实上，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府就颁布过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回迁美国。 第七，留在原地。许多企业服务于本地市场，它们不愿因迁出而失去当地市场。东道国的本地化政策迫使这些企业在去留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是困难的。 第八，不变。企业可能选择直面全球价值链风险而留在国外（不一定是原来的东道国）。这种选择对于某类企业（如成衣企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四、中国亟需处理产业体系和供应链的四方面问题 中国政府显然也应该对中国产业体系和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 从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角度看，我们似乎需要处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高技术行业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尽可能提高其在链内的自主可控度，尽可能留在链内，以便为“备胎”的成熟争取时间。高技术产业企业必须彻底丢掉幻想，从最基础、底层做起，打造立足于国内的完整产业链。 第二，有些产品即便不属于高技术产业，为实现经济增长、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需要适当缩短这些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把更多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如果可行也可以向西部和北部转移。 第三，中国必须发展以中国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打破地方藩篱，在全国(而不是一省、一地)范围内，实现重要产品生产的最优分工。全球产业链和国内生产网络并存，一些中国企业宁愿加入全球产业链而不愿意或没有机会加入由中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对于这种状况，政府似乎有必要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进行某种干预。 第四，通过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社保体系、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的改革，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依赖度。 总之，由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对中国产业体系的现状进行国家层面的评估，确认薄弱环节，从产业和产品多个层面进行调整，实现在经济效率和产业体系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 《重塑》为中国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塑做出十分有益的贡献，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再接再厉，提出更多、更明确、更具体的政策建议。 （出版信息：《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徐奇渊 东艳 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贸易平衡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贸易增长；贸易平衡；问题
一、前言
贸易增长和贸易平衡主要是为了实现各国资源的合理分配。对外贸易可推动经济增长，其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交流，达到良好的贸易效果。国际贸易可对国内贸易起带动作用，实现国民经济增长，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劳动和物质资源浪费，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贸易平衡是经济利益和竞争力博弈结果
纵观世界贸易整体，无不平衡问题。将其细化到国与国之间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却很难实现贸易平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贸易平衡影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国贸易政策
各国的贸易政策和规则各有不同，主要立足于本国经济利益，通过鼓励或限制等方法，来控制本国对外贸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提升，一国贸易政策的改变，很容易影响别国利益。可构建贸易政策国际协调机制，用以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更加科学、合理，使国际贸易更加透明、公平、自由等。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存在贸易保护，全球贸易限制措施也不够稳定。各国既有贸易诉求，又采取本土保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和竞争空间。无论是贸易开放，还是贸易保护，都会影响贸易平衡。
（二）各国经济竞争实力
贫富差距大是最主要的贸易失衡问题。各国贸易利益获取受竞争力影响。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极具竞争力。其中，尤以服务贸易最为典型。相关调查表明，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占据世界货物贸易额的一半之多。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对国家的利益格局和贸易获利能力进行全面分析，对它们的平衡关系具备明确的认知，从根本上对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有效控制。
（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总量、贸易份额和技术交易总量中的占比分别是40%、70%、80%。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越来越大。跨国公司日常运营中，通过公司内贸易，不仅能够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协调，而且使生产经营成本更加稳定，各交易费用也逐渐降低。进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网络，可获取稳定的国际市场，但很难实现内部贸易和利润转移监控，贸易平衡及相关利益得不到保障。跨国公司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极为明显。
三、贸易平衡下追求贸易增长
国际贸易能够扩大市场，使各国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近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虽不断提升，但仍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新型经济环境下，要对贸易增长与贸易平衡问题具备清晰的认识，实现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一）调整贸易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我国以制造业为主，其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在90%以上。但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较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主要依托于规模和数量实现对外贸易扩张，很容易出现数量过多或价格过低的情况，遭受反倾销。该种增长方式不具备持续性。当前，世界市场已经面临饱和，无法保障产品质量和效益。因此，要向注重贸易结构调整，促进产品的快速升级和发展。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合理调整国家及区域贸易，有效缓解贸易失衡问题。针对部门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可采取分流、减压措施。调整外资结构，实现贸易平衡。
（二）扩大进口，培育经济增长内动力
首先，进口生产资料性产品。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能源、资源和技术等问题，要充分发挥国际优势。可尝试进口先进设备，使我国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并将绿色环保理念应用到日常生产过程中。其次，开拓国内市场，进口生活消费品。生活消费品进口，既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也能够提高国内市场竞争力，增强企业的创新意识，不断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和档次等，以争取广阔的国际市场竞争空间。
（三）重视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国际竞争力
首先，丰富外汇储备。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经济危机。我国的人民币尚不属于国际货币，因而，需要增加外汇储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其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经济发展。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对人民币国际结算进行尝试。该过程中，需要考量金融风险。与此同时，也要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外部支撑。政府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更具话语权。
四、结语
国际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加强对贸易增长和贸易平衡问题的解剖和重视，在贸易平衡背景下追求贸易增长，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国庆.贸易增长与贸易平衡问题[J].国际贸易，2010.
[2]李铁立.贸易增长与转型升级的平衡点――以广东为视角[J].探索与争鸣，2013.贸易平衡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加工贸易；贸易平衡；出口转内销；弹性调节机制
正确认识和处理进出口贸易失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民币升值及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加工贸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市场急剧萎缩，很多企业不敢接单或无单可接，为了缓解出口压力，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如何处理内销与外销的关系，本文提出笔者的思考。
一、加工贸易失衡的数据分析
一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必然会遭受他国的贸易报复。从一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来看，贸易平衡应该是长期发展的趋势，也是最好的选择。那么，我国目前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只有认清这个问题，才能尽量减少顺差，规避他国的报复行为，减少贸易摩擦，使我国进出口贸易趋于平衡、健康发展。
引起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很多，我们主要从贸易方式的角度出发，通过对2005--2009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找出其中的原因(见表-1)。
从表-1数据可知，2005—200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延续长期贸易顺差的态势，且贸易顺差的额度都较大。其中，一般贸易成为进出口贸易顺差的来源之一(2009年除外)，但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且加工贸易的贸易顺差呈递增态势。
按照通常的理解，既然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而非一般贸易，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应该大于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从表-2数据可知，2005--2007年，加工贸易确实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方式，但2008--2009年一般贸易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方式。2005--2009年，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一般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到2009年，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在进出口贸易总值中占比为48.2％，加工贸易占比为41.2％。
从直接数据来看，这种进出口主要贸易方式的转变和贸易顺差的来源是相悖的。因为，一方面，贸易顺差一直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且呈递增态势；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确呈递减态势。这种相反的变动趋势告诉我们，虽然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为了减少贸易摩擦，促使贸易趋于平衡，我们需要重点调整的是加工贸易而不是一般贸易。因此，处理好加工贸易的进口与出口，适当地将加工贸易外销的部分份额转向国内市场，减少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减少贸易顺差，实现长期贸易平衡的关键。否则，虽然人民币存在升值的预期，但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依旧，会招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既然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加工贸易的大量顺差，为什么一般贸易不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原因?只有认清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贸易顺差，促进贸易平衡。
(一)从加工贸易内涵的角度
对加工贸易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把加工贸易理解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一种实现形式，主要反映的是全球生产分工协作关系；另一种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即国家对进口料件加工采取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方式，是政府部门操作层面上的保税监管加工贸易。本文所称加工贸易为第二种解释，加工贸易俗称“两头在外”贸易，即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材料、辅助材料等全部或部分从境外进口，在境内加工装配后，成品销往境外的贸易。
从海关监管层面上看，加工贸易主要表现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加工贸易又称为保税加工，加工贸易货物通常称为加工贸易保税货物。但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又不完全等同于加工贸易货物，加工贸易货物只有经过海关批准备案才能保税进口，经海关批准准予保税进口的加工贸易货物才是保税加工货物。也就是说，加工贸易合同项下所进口的货物不全是保税的，只有海关批准才给予保税待遇。由于海关给予暂时免纳关税的待遇，减轻了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导致大量外资涌入，加工贸易企业数量增多，加工贸易规模逐年增大，加工贸易呈现顺差。
(二)从加工贸易实质的角度
加工贸易顺差的直接表现：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从表-3数据可知，2005--2009年间，每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都大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且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增速明显快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增速。
我们可以从加工贸易的实质角度加以解释。传统加工贸易是一种典型的“两头在外”的贸易，加工贸易企业从境外进口料件，在境内保税加工后返销境外。由于在境内加工生产，加工生产过程必然凝聚了物化劳动，导致加工成品出口价格必然高于加工料件进口价格。另外，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递增，导致加工贸易进口总值增加，进口总值增加又必然造成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增加。于是，规模的扩大和成品价格高于料件价格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三)从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角度
近几年，我国政府出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思考，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目的在于“限制”和“发展”。“限制”主要体现在提高加工贸易的门槛，通过加工贸易商品和企业分类管理来实现，限制“两高一资”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生产：“发展”主要通过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引导加工贸易健康有序发展。
1 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壮大之根源在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人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相对于周边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渐丧失，以工资来衡量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升高，出口成本优势降低，在整个加工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比如鞋业、玩具业等。从近几年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来看，政策倾向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两高一资”产业转向高附加、高科技含量的产业，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创新，政府也出台了对于高新技术加工贸易的鼓励措施。在政策
调整的影响下，加工贸易进口的料件主要为资源性商品和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出口的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产品附加值高于加工贸易进口产品附加值，于是造成加工贸易顺差。
2 产业链条延伸因素。对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比喻现在已不那么合适，传统的“两头在外”要么出口创汇少、生产工艺简单，要么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来料加工，在只赚取加工劳务费的同时，反而招致大量的贸易摩擦。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本土企业参与较少，但加工贸易本土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本土加工贸易企业正逐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能力和产业的配套能力，加工贸易产业链条逐步延伸。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进”的方式，在国内采购料件的比重逐渐增大，延长了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带动了上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出”的方式，向深加工、精加工延伸，允许企业开展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在外发加工税收优惠上给予支持。通过这种“大进大出”的转变，带动了整个加工贸易产业链条，使整个产业逐步形成积聚效应。这些举措，增加了国产料件的加工投人，减少了进口料件的数量，降低了加工贸易进口总值，提高了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附加值，增加了加工贸易出口总值。
(四)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角度
从2005年7月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升值态势，这种趋势将持续。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初级产品成本降低，导致进口数量增加。而这些初级产品以料件的形式用于加工生产，转化为成品出口，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会过多影响成品出口，因为进口的料件作为贸易性投人品投入加工生产，人民币升值已经自动反映在成品的生产成本上。但是，投入生产的国产原料由于人民币升值，以美元表示的成品出口成本增加，价格上升。因此，人民币升值使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人民币升值还有利于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贸易性产品的出口，也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三、利用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促进贸易平衡
通过对加工贸易顺差原因的分析，我们进一步明确，
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加工贸易政策调整，适当增加加工贸易进口，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才能有助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实现贸易平衡发展。由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长期大规模小于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因此，我们把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研究重点放在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上。
(一)适时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目录
通过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目录的调整，一方面，将以往部分允许类商品纳入限制类商品目录管理，将以往部分限制类商品纳入禁止类商品目录管理。通过该目录的调整，将那些大量出口，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又属于国家禁止、限制发展的产业纳入该目录之中，从而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目录调整，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开展高科技含量的加工贸易产业发展，将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这样，通过增加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方式，减少加工贸易顺差。
(二)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
出口退税制度是为鼓励出口创汇、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而产生的，在加工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对加工出口产品从国内采购的料件给予退税，会影响出口产品的价格。因此，应适时调整出口退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的商品范围和退税比例。
(三)调整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管理
通过台账的“实转”、“半实转”、“空转”、“不转”，结合区域差别待遇、企业类别差别待遇，对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调整，可以灵活地控制加工贸易企业交纳的税款保证金，增加或减轻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从而调整加工贸易的进口和出口。
(四)调整部分加工贸易优惠政策
现行加工贸易政策是建立在“超国民”待遇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是改革开放增加外汇储备的产物，优惠政策导致加工贸易的迅速扩张，导致加工贸易顺差的规模逐渐增大。在加工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应适时调整部分加工贸易优惠措施，真正体现“国民”待遇，减少加工贸易顺差。
(五)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阶段保护论告诉我们，当一国产业处于发展初期且具有发展潜力时，政府应当予以保护，当该产业发展壮大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产业竞争力或达到一定保护期限时，政府就应当减少或放弃对该产业的保护。借用阶段保护论的观点，我国应该将加工贸易作为一种阶段性的贸易形式，在当前加工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出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的目的，对那些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应该结束或减少对其让利幅度；对那些依然需要政策呵护发展的加工贸易产业继续实施保护，以提高加工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加工贸易向贸易平衡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应当逐步建立健全加工贸易的产业退出机制，将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从而在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同时，促进加工贸易趋于平衡。
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的实质是基于一定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加工贸易产业的不同特点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区别地采取不同优惠政策，直至取消优惠，引导加丁贸易的转型升级，适时将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的行为机制。
1 建立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实施机制。现行国家的政策虽然作了相应的规定，将加工贸易产业(商品)进行分类管理，结合商品的税目进行细分，适时动态调整相关目录，明确哪些是鼓励发展的产业，哪些是限制发展的产业，哪些是禁止发展的产业。但相关政策调整后，企业往往不能第一时间知道该政策，有时对相关政策理解也存在着偏差，这就要求政策调整应配套相应的调整实施机制，明确谁通知、谁解释、谁服务，让企业能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发展方向，调整企业生产。
2 建立加工贸易产业评价体系。除了对加工贸易产业进行细分评价外，还要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能力与水平进行评价，对我国外贸政策和外贸环境进行评价。运用该评价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后，找出该加工贸易产业退出的“临界点”，当达到并超过该“临界点”时，表示该产业已经具备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转为一般贸易。
3 参照国际惯例，可以给予加工贸易产业一定的“过渡期”。当该产业达到“临界点”后，给相应企业预留一定的时间，让企业考虑如何将该产业与企业自身发展、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相结合，给企业技术创新或产业转型提供足够的时间，顺利实现产业退出。在建立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基础上，我们还 要考虑，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的建立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建立相关模型，以期对相关加工贸易产业的退出提供实践经验。
(六)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政策的调整
为了缓解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压力，将部分出口转向国内市场。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将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部分出口商品转为内销，并给予税收优惠，调低加工贸易货物内销缓税利息率，鼓励企业逐步建立国内营销和物流体系，创立自己的品牌，从而达到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目的，在加工贸易进口总值不变或正常波动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
具体而言，政府要将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作为政策大力宣传，改变企业长期固有的“外销”思维；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简化内销手续，商务主管部门、海关、税务、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积极探索，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建立加工贸易企业扩大内销奖励机制，对创立内销品牌按规定给予奖励；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收款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帮助加工贸易企业利用现有资源，研究国内消费市场的特点，打造企业内销的核心竞争力。
四、加工贸易平衡的调节器：内外销弹性调节机制
通过出口转内销，将外销的一部分转到国内市场，满足国内需求，是一种最直接的减少加工贸易顺差的方法。因此，我们认为，应将加工贸易外销和内销都作为加工贸易政策的导向。为应对加工贸易失衡，可以建立一种弹性调节机制，在加工贸易顺差时，在政策上适当倾斜于内销，适当增大内销优惠，增加内销数量和比例；当加工贸易逆差时，在政策上适当倾向于外销，减少内销优惠政策和比例。通过这种内外销政策的弹性调整，使加工贸易内外销协调发展，加工贸易趋于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将加工贸易内销作为一种政策导向，需要针对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不同市场特点、不同消费群体，有区别地加以对待。内销与外销的产品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外销产品内销要考虑产品结构、国内营销渠道、自主品牌建设、售后服务和研发，这些对于长期关注国外市场的加工贸易企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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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品内贸易 FDI 中美贸易 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中美经贸关系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现象，主要表现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当前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产品内贸易网络所造成的，其只不过是东亚地区对美贸易不平衡向中国的转移，并且除东亚地区外，美国在这一贸易网络中实际上扮演了金字塔尖的角色。
中美贸易不平衡概况
（一）绝对规模较大且相对规模较小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美国最大货物贸易赤字来源国，从这一角度看中美之间确实存在较大规模的不平衡。由于中国自身经济规模较大，仅看绝对规模对中国而言是不公平的，可以用不平衡规模占GDP的比例来客观衡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程度。2011年中美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例大约为2.8%，而同期美国第三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墨西哥这一比例为5.6%，是中国这一比例的两倍，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相对规模并不大（详见表1）。
（二）产品结构由纺织服装类产品为主向机电、高科技类产品为主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服装类别转向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据美方统计，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180亿美元，其中纺织品服装顺差379亿美元（17%），机电产品顺差962亿美元（44%），家居用品顺差196亿美元（9%），玩具顺差207亿美元（9%）。所以机电产品出口在对美贸易顺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由外国对华FDI创造
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外资企业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根据《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的数据，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和顺差的主要来源。该报告指出，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831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8%；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进出口顺差额为56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顺差的56%。而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为3172亿美元，所占比例高达71%；高新技术产品为1920亿美元，占比43%；两者占全国相应产品出口金额的比例分别高达74%和88%。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就是来自机电产品部门特别是高科技产品部门，以上数据正好与中美贸易不平衡吻合，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源自外商对华FDI。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一）产品内贸易模式下三角贸易的存在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参与产品内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方式下，加工贸易企业从境外进口零部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组装成制成品，然后再返销境外。例如，虽然中国在机电产品制成品方面存在高额顺差，但中国在零部件贸易上同时也存在高额逆差。如表2所示，1995年中国零部件贸易逆差86.7亿美元，2000年逆差增加至235亿美元，2005年则剧增至641亿美元，10年零部件贸易逆差增长了约7倍。
如果国内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美国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制成品再返销美国的话，那么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就会大大缩小。但事实上，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主要是从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零部件，组装为成品后返销美国。2005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均存在巨额零部件贸易逆差，其中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四地的零部件贸易逆差共达971亿美元。在这种三角贸易模式下，必然会放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也相当于把过去属于东亚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至了中国。根据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计算，2000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19%来自中国，32%来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2010年虽然中国所占比例上升至了43%，但同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下降到了13%，即这10年整个东亚地区对美贸易不平衡所占比例未曾发生较大变化，维持在50%多一点的水平（USCBS，2011）。这一事实证明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增加仅仅只是因为东亚地区产品内分工网络的形成导致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贸易不平衡向中国转移。
（二）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FDI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动因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是中国吸收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比如在2005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仍然集中于亚洲十国及地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没有明显的增加，美国对华投资甚至出现了大幅下降（同比减少16.96%）。亚洲十国和地区（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澳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对华实际投资金额为458.66亿美元，占比63%；而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投资总额达444.94亿美元，占比61%，其中仅中国香港一地便达到了239.65亿美元，占比高达33%（《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FDI中，绝大多数是从事加工贸易，即从境外进口零部件，利用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把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出口平台向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FDI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根据 Yuqing Xing 和 Neal Detert （2010）的估计，扣除掉美国公司提供的零部件，2009年仅苹果iPhone手机就造成了1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顺差，虽然苹果手机在中国创造的增加值仅占3.6%。
（三）美国对华FDI的贸易替代效应加剧中美贸易不平衡
美国在华FDI主要不是以出口为导向，而是以本地销售为主，贸易替代效应比较突出，这一点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存在很大不同，后者是以出口为导向，贸易促进效应较大。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2005年美国持多数股权的美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实现销售收入776亿美元，其中返销美国72亿美元（占比9%），本地销售527亿美元（68%），向第三地销售177亿美元（23%）。与此对照的是，美国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存在大量贸易顺差，而美资占多数股权的企业在这两地的本地销售比率分别只有45%和35%，远低于中国大陆的68%。因此，美国通过对华投资取代了对华出口，所以美国FDI对出口的替代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美国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FDI加剧中美贸易不平衡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将中美贸易不平衡归因于东亚地区对华FDI所形成的东亚产品内生产贸易网络，而忽视了美国在东亚产品内贸易生产网络中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美国在背后起重要作用。
本文以新加坡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历与其类似。
在新加坡出口商品中，电子产品占据绝大部分比例，电子产品中又以零部件为主，制成品出口比例很小。例如2005年新加坡电子产品出口1741.58亿美元，占机械与设备产品出口的77.4%。在电子产品出口中，零部件产品（集成电路、个人电脑部件、磁盘驱动器、磁盘驱动器、二极管和晶体管以及集成电路部件）所占比例为76.5%，制成品（通讯产品、消费电子产品及个人电脑）比例仅为16.1%。
推动新加坡电子产品零部件出口的是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美国的投资。根据新加坡统计年鉴，2011年新加坡获得的投资承诺金额为137.34亿美元，其中制造业112.74亿美元，占比82%。在制造业中，投向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的金额为74.24亿美元，占整个制造业的66%。就投资承诺来源而言，本地投资承诺金额为18.75亿美元（占比13.7%），海外投资承诺为118.59亿美元（占比86.3%）。而在海外投资承诺中，美国位居第一，2011年美国的投资承诺金额为50.47亿美元，占全部海外投资承诺近50%的比例。
所以在中国从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零部件中，很大一部分是原产自美国且在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过进一步深加工的，或者是由在东亚地区的美资企业生产并出口的。即中国向世界特别是美国出口的机电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中隐含了很多美国成分，而这一部分并未计算到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反而算作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贸易平衡的角度看，这样就双重放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
政策意义
（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远小于统计数字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制成品，但生产机电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则主要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而从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零部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美国企业生产的，所以当前的贸易统计数字所反映的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是扭曲的，如果考虑到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含有大量进口成分特别是美国成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可以大大降低。Johnson和Noguera（2012）以增加值为基础对2004年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进行了重新测算，发现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可以减少30%-40%。
（二）国内企业需要向产品内贸易价值链的上游推进
长期以来，国内企业一直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末端，即组装环节。以半导体晶圆的价值链为例，首先是美国集成设备制造商在美国加州完成半导体的设计，然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前端制造，之后出口至东亚国家和地区完成后端测试、组装和包装，最后在中国将其装配进各种电子产品。在整个环节中，中国获利是最低的，而美国则获得了大部分利润（如苹果公司2011年人均利润达到了40万美元）。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简单的加工组装环节中国可能不再拥有优势，中国制造企业只有不断地向价值链上游推进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三）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亟需修正
在产品内贸易时代，中间产品和FDI 以网络状进行跨国流动，因此在现有统计体系下单纯地谈论双边贸易平衡已经失去意义，进出口商品中往往包含双方要素投入。因此需要建立以所有权和增加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体系，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各国贸易平衡和贸易所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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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rema-chandra Athukorala.Asian Trade Flows： Trends， patterns and Projections[D].ANU College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March 2011贸易平衡范文第4篇据《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中国在2011年的对外贸易额自从2002年增长21.8%，2003年增长37.1%之后，迎来又一历史新高，增长了35.7%，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1154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2003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但是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平衡(1)问题却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 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包括其自身的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与其相关主体在贸易中产生的不平衡，也包括对外贸易与对外贸易发展也即外贸依存度大小的不平衡。 一、 贸易依存度与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1、 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我国今年的外汇储备达到7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自然来自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贸易。由此，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已初露端倪。大量顺差贸易自然引发高发性贸易磨擦。进口影响供给，出口影响需求。需求扩张引发贸易磨擦。 这里引入外贸依存度这个概念。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它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反映一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世界各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由1970年的27.9%到1990年升到36.7%，2000年又升到41.7%，直到2003年也才接近45%。而对比我们国家的情况：1970年5.0%，到1990年一跃升为29.8%，2000年又创历史新高43.8%，2011年已达70%。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增长过快，而且已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对比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末至20%以下，基本上维持在3个百分点变化范围内。而且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趋势，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国，外贸依存度变动范围越小。 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仅会对我们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造成冲击，而且在目前经济过热的条件下，将进一步增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 出口依存度结构来看，我国轻工业和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国际市场，不仅容易引发贸易磨擦，增加就业压力，而且严重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依赖加工贸易的方式，不仅减弱了出口结构升级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且使我国贸易福利水平降低。 2.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速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我国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且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程度较低，而且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单从国内GDP角度来讲，美国的第三业占GDP的比重超过75%，而我国的仅为33%左右。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当GDP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而对外贸易增速越快则外贸依存度越高。 3.要减小外贸依存度，必须要在对外投资以及扩大内需，扩展国内市场上下功夫。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国的对外贸易年均增速在10%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在7%左右来看，外贸依存度过高也不一定就代表着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系数会下降；同样，也不能说明国家的安全系数会上升。关键在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制定正确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规避外部风险的机制。 二、 进出口贸易行业间增长的不平衡 进出口贸易行业间包括货物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以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结构的不平衡。当然这其中有地区性的不平衡，也有贸易额方面的不平衡。 广义的进出口结构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所占的比例大小。它是一国进出口贸易处于何种程度的外在表现，即一国国内生产能力的大小。我国在这一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存在严重的不均。 1. 货物贸易 2011年，出口贸易中机电产品实现出口贸易额323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3%，占出口总额比重54.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为1665亿美元，同比增长50.2%高于出口增幅14.8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上升到27.9%。 > 进口贸易中原油增长34.8%，成品油进口增长34.1%，煤同比增长73%，铁矿石增长40.5%，棉花增长1.2倍于上年同期，机械设备增长28%，主要作为中间产品的电器及电子产品进口增长36.7%，当然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货物贸易中的一些结构优化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出口初级产品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属于内需拉动型国家。所以能在进口贸易中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需求，这也有利于我国在出口贸易中出口占重要地位的劳动密集型相关产品，以达到平衡贸易、缓解贸易压力、避免及减少贸易擦的目的。然而在进口贸易中却要不断考虑到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要注意到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以及对国内一些重要行业的扶持，引进必要技术，重要的是对技术的吸收及利用。中国出口贸易中也要不断得到出口结构的升级，商品结构的优化。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图实现科技兴贸的目的。国内也要不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较高领域中寻找利润。争创有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 2. 服务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提供者从一国境内通过商业现场或自然人现场向消费者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交易过程。 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总体处于逆差状态。这之中仅有少数的行业如旅游、建筑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处于顺差地位，绝大多数行皆处于逆差地位。 首先，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2011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整个对外贸易总额（含货物和服务）的10%，较2003年底下降2个百分点。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外资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服务产业利用外资约占全国外资流入总额的1/5左右，由于服务领域总体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影响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制度的引进。另外，中国大部分服务领域（如电信、运输、金融和保险等）主要以国有成份为主，缺少必要的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速度，造成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非均衡发展。 其次，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项目和市场过于集中。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它商业服务，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32%、29%和17%，合计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78%。目前，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伙伴也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国内地区发展情况看，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区服务贸易规模较大，而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所占份额极小。服务贸易交易项目和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形成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短期内难以有所突破的格局。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多元化程度不够，导致中国服务贸易抗冲击能力较差，易受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 再次，高附加值服务产业落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能力不足。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的项目集中在旅游、运输、转口贸易、经营租赁等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项目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项目，受制度、技术、知识和文化等基础因素的制约，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三、 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额的不平衡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其它性质企业的规模在扩大。 1.外资持续稳定流入对贸易增长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2011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制造业领域吸收外资的比重仍保持在 70% 的较高水平。2011年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3386 亿美元，增长40.9%，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7.1%，较上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进口3246 亿美元，增长40%，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57.8%，较上年提高1.6 个百分点。 2.国有企业出口摆脱了近年来相对低迷的局面，实现了22% 的较快增长，增幅同比提高了19.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6.6%，同比提高了13.9个百分点。集体私营企业出口增长59.8%，仍然大大高于总体出口增幅。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34%，略低于出口总体增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达到56.7%，但同比回落了14.5 个百分点。 3.其它性质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热情进一步高涨。除了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因素外，今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体制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 四、针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的建议、措施 要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平衡，首先，应注意对外贸依存度的研究，尽快建立和完善外贸评价体系，同时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全方位、多层面地积极应对和优化解决贸易磨擦，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利用外资，并适时的发展对外投资，，特别是在我国贸易增长高耗能的情况下，增加能源、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再次，为解决我国各行业间的贸易增长结构不平衡，必须从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上下功夫，在不断增加数量的同时，质量也应同步提升。出口商品的结构要更趋优化，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自主产品的出口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服务行业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快外资的注入，及民营资本的注入，引入有序的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提升服务行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对外竞争力，最终要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调发展。进口能满足国民经济对能源、资源和技术等的需要。使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达到基本平衡的水平。 最后，也要注意外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外资企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中。我国在迈向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道路中不应只集中于这个层面，应在更多的领域中打开，比如中国国内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电信、金融、交通和银行等行业，要注入外资，引入竞争，不仅要在引进外资，更要合理利用外资。所以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也要“师以长技以制夷”，对外进行投资。国有企业以及其它性质的企业应建立像外企一样的管理体制及资本运营方式，利用资金、技术及其品牌等，提高加工贸易中间产品的国产化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在充分利用好外部条件，实现优势互补，达到“双赢”或“共赢”。贸易平衡范文第5篇
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影响，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美元资产储备的损失风险等问题。那么，贸易不平衡对中美两国各有怎样的影响呢？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1990年以来，外来投资者在中国一共汇出了2700亿美元左右的利润；由于使用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美国过去10年节约了6000亿美元。另外，中国也购买美国的债券，等于把中国贸易顺差所得的外汇储备借给美国投资人使用，而中国只拿到债券的利息。而1998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美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强力扩张时期，美国人民应当很容易看到，贸易逆差并不必然会减少生产和就业。”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判断：中美贸易不平衡没有对美国带来多少负面影响，或者可以说，中国也没有从中美贸易不平衡中获得多少好处。看来，中美贸易不平衡有着其存在的客观合理原因。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长期存在呢？
一、支撑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三大要素在支撑着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美元、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使美国没有贸易逆差的后顾之忧；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提供了美国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直接支持了中国的贸易出口。
（一）美元的特殊地位
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贸易逆差对美国而言，不可能产生类似于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那种金融危机。因为美国政府拥有发钞权，贸易逆差的最坏解决办法不过是付出通货膨胀代价，而且，这种代价是要由国际社会来分担的。因此，美元的特殊地位支持了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
（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美国参与世界经济的重心（由贸易向投资）的转变，是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进行竞争，而且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竞争。9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其海外分支机构销售商品和服务，而非从美国出口到海外市场，逐步从贸易导向战略转向投资导向战略。目前，美国公司约有23000家战略性地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独资或合资海外子公司，其中，大部分美国海外子公司采用“就地生产销售”的战略，即在所在国生产产品并在当地市场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
（三）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国，并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劳动力低成本的国际比较优势、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制度等，使中国商品逐渐占领国际市场，具有明显的出口竞争力。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颇具竞争力，使得中美贸易额不断增长。可以说，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因素。
在这三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美贸易不平衡得以长期存在。在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中美两国间的经济交往处于怎样的状态呢？从贸易不平衡可以长期存在的事实，不难发现，这应该是一种基本均衡的状态。原因很简单，如果两国间的经济交往长期不均衡，是难以形成正常的资本循环的，必然会对其中的一国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从中美的经济交往中看不出这种伤害的存在。那么，中美经济关系是如何实现均衡的呢？
二、贸易不平衡情况下中美经济均衡态势的实现途径――贸易和投资的基本均衡
中美经济交往的均衡，是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均衡。这是一种以美元为结算支付货币，以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进行的，并以美元的循环运动、价值不断实现为特征的均衡。
中美经济往来中的美元运动，是一种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一个美元的循环过程，若以美国为起点，是这样循环的：美元通过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美中贸易逆差流向中国，到达中国后，再经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回寄，重新流回美国，完成一次循环。当中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时，会带来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增加，美国获得相应的投资资金，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从而使美元的循环持续进行。
在美元不断往复循环的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商品不断地走向美国市场，实现其价值，而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盈利，使美国不断地获得相应的商品购买力，支持着这一运动。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到达商品的消费目的地。如果单纯观察商品的运动，就会发现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断地运往美国，而且越来越多是中国在生产，美国在消费。那么，这种贸易不平衡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长期存在的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得以长期存在的关键，是美国持续地获得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在这里，有两个主要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美元的支付手段；二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盈利。
美元的特殊地位，使美国占了很大的便宜，尽享贸易逆差的好处。美国可以用本国货币来购买别国的商品和生产资料，而且不存在国际支付危机。因此，对美国而言，若出现贸易逆差（可能会有点担心美元的地位外）是非常有利的。事实上，美国真正担心的是贸易顺差的长期存在。如果出现大量的贸易顺差，美国只能赚到一些自己发行的纸币。而这些贸易顺差得来的纸币，如果不能用于购买别国的商品，对美国货币当局而言，其价值不过是多了一堆废纸而已。因此，美国的利益在于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大，而同时保持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
既然美国可以从美元的特殊地位中获得额外的收益，会对别国造成相应的损失，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还会接受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仍然愿意持有美元呢？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是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盈利，不断提供了美国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并巩固和加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得美国和接受投资的东道主国之间，其盈利能力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不难发现，美国通过其海外投资，获得的是资本收益；而接受投资的东道主国家，是在购买美国国债，仅获得国债的利息，而资本的收益率是远高于国债利率的。这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获得的收益会越多，就会拥有更强的商品购买力。是这种资本运作，使美国不断地拥有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从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
在美国海外子公司盈利的背后，是美国的高新科技在其中支撑。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支持着美国公司占据产品的高端市场，占据着产品生产中附加值最大的环节，并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技术标准以及对美国技术的严重依赖。典型的例子有很多，如上世纪80年代半导体生产向日本的转移。是美国公司逐渐放弃了半导体产品的生产环节，转向半导体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并牢牢掌握着半导体生产中附加值最大的环节――产品研发。目前，随着电脑业的发展，电脑硬件的生产逐渐从美国向中国转移，如联想收购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等。这种产业转移，并没有使美国公司在电脑行业中的盈利能力下降。因为，美国公司转向软件开发，依然占据着产品生产中附加值最大的环节。还有，从事软件开发要比硬件生产更为有利，因为硬件生产的更新是远远赶不上软件的升级速度的，电脑硬件的更新速度很快，当新一代电脑推出后，上一代电脑就根本上要淘汰了。这样，电脑硬件的生产，始终受制于软件的研发，而且，硬件的生产能力越强，受到的制约就越大。
综上所述，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中，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系：美国的科技创新、金融资本运作能力，为美国公司提供了强大国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美国公司的盈利，直接提供了美国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并巩固和加强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从而不断地获得贸易逆差的好处。
四、如何应对中美贸易的长期不平衡
在美国不断获得贸易逆差好处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流失国家的经济福利。因此，中国需要相应的应对策略，以减少损失，并不断地增加国家的福利。根据美国获益的主要原因，可以寻找到相应的长短期对策。
从短期看，在美元的特殊地位难以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将长期存在的现实面前，首先需要尽量减少和控制外汇储备的损失风险，如将外汇储备分散化，鼓励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等。其次，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再次，调整鼓励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改革出口退税制度。}
关键词：贸易增长；贸易平衡；问题
一、前言
贸易增长和贸易平衡主要是为了实现各国资源的合理分配。对外贸易可推动经济增长，其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交流，达到良好的贸易效果。国际贸易可对国内贸易起带动作用，实现国民经济增长，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劳动和物质资源浪费，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贸易平衡是经济利益和竞争力博弈结果
纵观世界贸易整体，无不平衡问题。将其细化到国与国之间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却很难实现贸易平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贸易平衡影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国贸易政策
各国的贸易政策和规则各有不同，主要立足于本国经济利益，通过鼓励或限制等方法，来控制本国对外贸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提升，一国贸易政策的改变，很容易影响别国利益。可构建贸易政策国际协调机制，用以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更加科学、合理，使国际贸易更加透明、公平、自由等。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存在贸易保护，全球贸易限制措施也不够稳定。各国既有贸易诉求，又采取本土保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和竞争空间。无论是贸易开放，还是贸易保护，都会影响贸易平衡。
（二）各国经济竞争实力
贫富差距大是最主要的贸易失衡问题。各国贸易利益获取受竞争力影响。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极具竞争力。其中，尤以服务贸易最为典型。相关调查表明，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占据世界货物贸易额的一半之多。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对国家的利益格局和贸易获利能力进行全面分析，对它们的平衡关系具备明确的认知，从根本上对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有效控制。
（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总量、贸易份额和技术交易总量中的占比分别是40%、70%、80%。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越来越大。跨国公司日常运营中，通过公司内贸易，不仅能够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协调，而且使生产经营成本更加稳定，各交易费用也逐渐降低。进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网络，可获取稳定的国际市场，但很难实现内部贸易和利润转移监控，贸易平衡及相关利益得不到保障。跨国公司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极为明显。
三、贸易平衡下追求贸易增长
国际贸易能够扩大市场，使各国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近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虽不断提升，但仍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新型经济环境下，要对贸易增长与贸易平衡问题具备清晰的认识，实现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一）调整贸易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我国以制造业为主，其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在90%以上。但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较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主要依托于规模和数量实现对外贸易扩张，很容易出现数量过多或价格过低的情况，遭受反倾销。该种增长方式不具备持续性。当前，世界市场已经面临饱和，无法保障产品质量和效益。因此，要向注重贸易结构调整，促进产品的快速升级和发展。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合理调整国家及区域贸易，有效缓解贸易失衡问题。针对部门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可采取分流、减压措施。调整外资结构，实现贸易平衡。
（二）扩大进口，培育经济增长内动力
首先，进口生产资料性产品。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能源、资源和技术等问题，要充分发挥国际优势。可尝试进口先进设备，使我国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并将绿色环保理念应用到日常生产过程中。其次，开拓国内市场，进口生活消费品。生活消费品进口，既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也能够提高国内市场竞争力，增强企业的创新意识，不断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和档次等，以争取广阔的国际市场竞争空间。
（三）重视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国际竞争力
首先，丰富外汇储备。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经济危机。我国的人民币尚不属于国际货币，因而，需要增加外汇储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其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经济发展。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对人民币国际结算进行尝试。该过程中，需要考量金融风险。与此同时，也要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外部支撑。政府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更具话语权。
四、结语
国际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加强对贸易增长和贸易平衡问题的解剖和重视，在贸易平衡背景下追求贸易增长，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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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加工贸易；贸易平衡；出口转内销；弹性调节机制
正确认识和处理进出口贸易失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民币升值及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加工贸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市场急剧萎缩，很多企业不敢接单或无单可接，为了缓解出口压力，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如何处理内销与外销的关系，本文提出笔者的思考。
一、加工贸易失衡的数据分析
一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必然会遭受他国的贸易报复。从一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来看，贸易平衡应该是长期发展的趋势，也是最好的选择。那么，我国目前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只有认清这个问题，才能尽量减少顺差，规避他国的报复行为，减少贸易摩擦，使我国进出口贸易趋于平衡、健康发展。
引起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很多，我们主要从贸易方式的角度出发，通过对2005--2009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找出其中的原因(见表-1)。
从表-1数据可知，2005—200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延续长期贸易顺差的态势，且贸易顺差的额度都较大。其中，一般贸易成为进出口贸易顺差的来源之一(2009年除外)，但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且加工贸易的贸易顺差呈递增态势。
按照通常的理解，既然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而非一般贸易，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应该大于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从表-2数据可知，2005--2007年，加工贸易确实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方式，但2008--2009年一般贸易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方式。2005--2009年，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一般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到2009年，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在进出口贸易总值中占比为48.2％，加工贸易占比为41.2％。
从直接数据来看，这种进出口主要贸易方式的转变和贸易顺差的来源是相悖的。因为，一方面，贸易顺差一直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且呈递增态势；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确呈递减态势。这种相反的变动趋势告诉我们，虽然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为了减少贸易摩擦，促使贸易趋于平衡，我们需要重点调整的是加工贸易而不是一般贸易。因此，处理好加工贸易的进口与出口，适当地将加工贸易外销的部分份额转向国内市场，减少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减少贸易顺差，实现长期贸易平衡的关键。否则，虽然人民币存在升值的预期，但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依旧，会招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既然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加工贸易的大量顺差，为什么一般贸易不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原因?只有认清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贸易顺差，促进贸易平衡。
(一)从加工贸易内涵的角度
对加工贸易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把加工贸易理解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一种实现形式，主要反映的是全球生产分工协作关系；另一种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即国家对进口料件加工采取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方式，是政府部门操作层面上的保税监管加工贸易。本文所称加工贸易为第二种解释，加工贸易俗称“两头在外”贸易，即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材料、辅助材料等全部或部分从境外进口，在境内加工装配后，成品销往境外的贸易。
从海关监管层面上看，加工贸易主要表现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加工贸易又称为保税加工，加工贸易货物通常称为加工贸易保税货物。但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又不完全等同于加工贸易货物，加工贸易货物只有经过海关批准备案才能保税进口，经海关批准准予保税进口的加工贸易货物才是保税加工货物。也就是说，加工贸易合同项下所进口的货物不全是保税的，只有海关批准才给予保税待遇。由于海关给予暂时免纳关税的待遇，减轻了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导致大量外资涌入，加工贸易企业数量增多，加工贸易规模逐年增大，加工贸易呈现顺差。
(二)从加工贸易实质的角度
加工贸易顺差的直接表现：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从表-3数据可知，2005--2009年间，每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都大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且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增速明显快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增速。
我们可以从加工贸易的实质角度加以解释。传统加工贸易是一种典型的“两头在外”的贸易，加工贸易企业从境外进口料件，在境内保税加工后返销境外。由于在境内加工生产，加工生产过程必然凝聚了物化劳动，导致加工成品出口价格必然高于加工料件进口价格。另外，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递增，导致加工贸易进口总值增加，进口总值增加又必然造成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增加。于是，规模的扩大和成品价格高于料件价格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三)从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角度
近几年，我国政府出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思考，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目的在于“限制”和“发展”。“限制”主要体现在提高加工贸易的门槛，通过加工贸易商品和企业分类管理来实现，限制“两高一资”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生产：“发展”主要通过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引导加工贸易健康有序发展。
1 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壮大之根源在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人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相对于周边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渐丧失，以工资来衡量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升高，出口成本优势降低，在整个加工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比如鞋业、玩具业等。从近几年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来看，政策倾向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两高一资”产业转向高附加、高科技含量的产业，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创新，政府也出台了对于高新技术加工贸易的鼓励措施。在政策
调整的影响下，加工贸易进口的料件主要为资源性商品和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出口的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产品附加值高于加工贸易进口产品附加值，于是造成加工贸易顺差。
2 产业链条延伸因素。对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比喻现在已不那么合适，传统的“两头在外”要么出口创汇少、生产工艺简单，要么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来料加工，在只赚取加工劳务费的同时，反而招致大量的贸易摩擦。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本土企业参与较少，但加工贸易本土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本土加工贸易企业正逐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能力和产业的配套能力，加工贸易产业链条逐步延伸。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进”的方式，在国内采购料件的比重逐渐增大，延长了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带动了上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出”的方式，向深加工、精加工延伸，允许企业开展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在外发加工税收优惠上给予支持。通过这种“大进大出”的转变，带动了整个加工贸易产业链条，使整个产业逐步形成积聚效应。这些举措，增加了国产料件的加工投人，减少了进口料件的数量，降低了加工贸易进口总值，提高了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附加值，增加了加工贸易出口总值。
(四)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角度
从2005年7月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升值态势，这种趋势将持续。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初级产品成本降低，导致进口数量增加。而这些初级产品以料件的形式用于加工生产，转化为成品出口，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会过多影响成品出口，因为进口的料件作为贸易性投人品投入加工生产，人民币升值已经自动反映在成品的生产成本上。但是，投入生产的国产原料由于人民币升值，以美元表示的成品出口成本增加，价格上升。因此，人民币升值使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人民币升值还有利于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贸易性产品的出口，也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三、利用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促进贸易平衡
通过对加工贸易顺差原因的分析，我们进一步明确，
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加工贸易政策调整，适当增加加工贸易进口，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才能有助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实现贸易平衡发展。由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长期大规模小于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因此，我们把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研究重点放在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上。
(一)适时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目录
通过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目录的调整，一方面，将以往部分允许类商品纳入限制类商品目录管理，将以往部分限制类商品纳入禁止类商品目录管理。通过该目录的调整，将那些大量出口，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又属于国家禁止、限制发展的产业纳入该目录之中，从而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目录调整，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开展高科技含量的加工贸易产业发展，将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这样，通过增加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方式，减少加工贸易顺差。
(二)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
出口退税制度是为鼓励出口创汇、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而产生的，在加工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对加工出口产品从国内采购的料件给予退税，会影响出口产品的价格。因此，应适时调整出口退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的商品范围和退税比例。
(三)调整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管理
通过台账的“实转”、“半实转”、“空转”、“不转”，结合区域差别待遇、企业类别差别待遇，对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调整，可以灵活地控制加工贸易企业交纳的税款保证金，增加或减轻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从而调整加工贸易的进口和出口。
(四)调整部分加工贸易优惠政策
现行加工贸易政策是建立在“超国民”待遇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是改革开放增加外汇储备的产物，优惠政策导致加工贸易的迅速扩张，导致加工贸易顺差的规模逐渐增大。在加工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应适时调整部分加工贸易优惠措施，真正体现“国民”待遇，减少加工贸易顺差。
(五)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阶段保护论告诉我们，当一国产业处于发展初期且具有发展潜力时，政府应当予以保护，当该产业发展壮大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产业竞争力或达到一定保护期限时，政府就应当减少或放弃对该产业的保护。借用阶段保护论的观点，我国应该将加工贸易作为一种阶段性的贸易形式，在当前加工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出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的目的，对那些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应该结束或减少对其让利幅度；对那些依然需要政策呵护发展的加工贸易产业继续实施保护，以提高加工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加工贸易向贸易平衡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应当逐步建立健全加工贸易的产业退出机制，将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从而在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同时，促进加工贸易趋于平衡。
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的实质是基于一定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加工贸易产业的不同特点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区别地采取不同优惠政策，直至取消优惠，引导加丁贸易的转型升级，适时将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的行为机制。
1 建立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实施机制。现行国家的政策虽然作了相应的规定，将加工贸易产业(商品)进行分类管理，结合商品的税目进行细分，适时动态调整相关目录，明确哪些是鼓励发展的产业，哪些是限制发展的产业，哪些是禁止发展的产业。但相关政策调整后，企业往往不能第一时间知道该政策，有时对相关政策理解也存在着偏差，这就要求政策调整应配套相应的调整实施机制，明确谁通知、谁解释、谁服务，让企业能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发展方向，调整企业生产。
2 建立加工贸易产业评价体系。除了对加工贸易产业进行细分评价外，还要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能力与水平进行评价，对我国外贸政策和外贸环境进行评价。运用该评价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后，找出该加工贸易产业退出的“临界点”，当达到并超过该“临界点”时，表示该产业已经具备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转为一般贸易。
3 参照国际惯例，可以给予加工贸易产业一定的“过渡期”。当该产业达到“临界点”后，给相应企业预留一定的时间，让企业考虑如何将该产业与企业自身发展、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相结合，给企业技术创新或产业转型提供足够的时间，顺利实现产业退出。在建立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基础上，我们还 要考虑，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的建立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建立相关模型，以期对相关加工贸易产业的退出提供实践经验。
(六)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政策的调整
为了缓解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压力，将部分出口转向国内市场。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将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部分出口商品转为内销，并给予税收优惠，调低加工贸易货物内销缓税利息率，鼓励企业逐步建立国内营销和物流体系，创立自己的品牌，从而达到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目的，在加工贸易进口总值不变或正常波动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
具体而言，政府要将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作为政策大力宣传，改变企业长期固有的“外销”思维；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简化内销手续，商务主管部门、海关、税务、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积极探索，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建立加工贸易企业扩大内销奖励机制，对创立内销品牌按规定给予奖励；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收款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帮助加工贸易企业利用现有资源，研究国内消费市场的特点，打造企业内销的核心竞争力。
四、加工贸易平衡的调节器：内外销弹性调节机制
通过出口转内销，将外销的一部分转到国内市场，满足国内需求，是一种最直接的减少加工贸易顺差的方法。因此，我们认为，应将加工贸易外销和内销都作为加工贸易政策的导向。为应对加工贸易失衡，可以建立一种弹性调节机制，在加工贸易顺差时，在政策上适当倾斜于内销，适当增大内销优惠，增加内销数量和比例；当加工贸易逆差时，在政策上适当倾向于外销，减少内销优惠政策和比例。通过这种内外销政策的弹性调整，使加工贸易内外销协调发展，加工贸易趋于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将加工贸易内销作为一种政策导向，需要针对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不同市场特点、不同消费群体，有区别地加以对待。内销与外销的产品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外销产品内销要考虑产品结构、国内营销渠道、自主品牌建设、售后服务和研发，这些对于长期关注国外市场的加工贸易企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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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志刚，论加工贸易的“产业毕业制度”[j]对外经贸实务,2009,(6)：23-25贸易平衡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产品内贸易 FDI 中美贸易 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中美经贸关系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现象，主要表现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当前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产品内贸易网络所造成的，其只不过是东亚地区对美贸易不平衡向中国的转移，并且除东亚地区外，美国在这一贸易网络中实际上扮演了金字塔尖的角色。
中美贸易不平衡概况
（一）绝对规模较大且相对规模较小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美国最大货物贸易赤字来源国，从这一角度看中美之间确实存在较大规模的不平衡。由于中国自身经济规模较大，仅看绝对规模对中国而言是不公平的，可以用不平衡规模占GDP的比例来客观衡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程度。2011年中美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例大约为2.8%，而同期美国第三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墨西哥这一比例为5.6%，是中国这一比例的两倍，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相对规模并不大（详见表1）。
（二）产品结构由纺织服装类产品为主向机电、高科技类产品为主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服装类别转向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据美方统计，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180亿美元，其中纺织品服装顺差379亿美元（17%），机电产品顺差962亿美元（44%），家居用品顺差196亿美元（9%），玩具顺差207亿美元（9%）。所以机电产品出口在对美贸易顺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由外国对华FDI创造
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外资企业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根据《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的数据，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和顺差的主要来源。该报告指出，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831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8%；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进出口顺差额为56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顺差的56%。而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为3172亿美元，所占比例高达71%；高新技术产品为1920亿美元，占比43%；两者占全国相应产品出口金额的比例分别高达74%和88%。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就是来自机电产品部门特别是高科技产品部门，以上数据正好与中美贸易不平衡吻合，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源自外商对华FDI。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一）产品内贸易模式下三角贸易的存在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参与产品内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方式下，加工贸易企业从境外进口零部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组装成制成品，然后再返销境外。例如，虽然中国在机电产品制成品方面存在高额顺差，但中国在零部件贸易上同时也存在高额逆差。如表2所示，1995年中国零部件贸易逆差86.7亿美元，2000年逆差增加至235亿美元，2005年则剧增至641亿美元，10年零部件贸易逆差增长了约7倍。
如果国内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美国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制成品再返销美国的话，那么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就会大大缩小。但事实上，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主要是从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零部件，组装为成品后返销美国。2005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均存在巨额零部件贸易逆差，其中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四地的零部件贸易逆差共达971亿美元。在这种三角贸易模式下，必然会放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也相当于把过去属于东亚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至了中国。根据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计算，2000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19%来自中国，32%来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2010年虽然中国所占比例上升至了43%，但同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下降到了13%，即这10年整个东亚地区对美贸易不平衡所占比例未曾发生较大变化，维持在50%多一点的水平（USCBS，2011）。这一事实证明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增加仅仅只是因为东亚地区产品内分工网络的形成导致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贸易不平衡向中国转移。
（二）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FDI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动因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是中国吸收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比如在2005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仍然集中于亚洲十国及地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没有明显的增加，美国对华投资甚至出现了大幅下降（同比减少16.96%）。亚洲十国和地区（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澳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对华实际投资金额为458.66亿美元，占比63%；而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投资总额达444.94亿美元，占比61%，其中仅中国香港一地便达到了239.65亿美元，占比高达33%（《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FDI中，绝大多数是从事加工贸易，即从境外进口零部件，利用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把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出口平台向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FDI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根据 Yuqing Xing 和 Neal Detert （2010）的估计，扣除掉美国公司提供的零部件，2009年仅苹果iPhone手机就造成了1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顺差，虽然苹果手机在中国创造的增加值仅占3.6%。
（三）美国对华FDI的贸易替代效应加剧中美贸易不平衡
美国在华FDI主要不是以出口为导向，而是以本地销售为主，贸易替代效应比较突出，这一点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存在很大不同，后者是以出口为导向，贸易促进效应较大。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2005年美国持多数股权的美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实现销售收入776亿美元，其中返销美国72亿美元（占比9%），本地销售527亿美元（68%），向第三地销售177亿美元（23%）。与此对照的是，美国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存在大量贸易顺差，而美资占多数股权的企业在这两地的本地销售比率分别只有45%和35%，远低于中国大陆的68%。因此，美国通过对华投资取代了对华出口，所以美国FDI对出口的替代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美国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FDI加剧中美贸易不平衡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将中美贸易不平衡归因于东亚地区对华FDI所形成的东亚产品内生产贸易网络，而忽视了美国在东亚产品内贸易生产网络中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美国在背后起重要作用。
本文以新加坡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历与其类似。
在新加坡出口商品中，电子产品占据绝大部分比例，电子产品中又以零部件为主，制成品出口比例很小。例如2005年新加坡电子产品出口1741.58亿美元，占机械与设备产品出口的77.4%。在电子产品出口中，零部件产品（集成电路、个人电脑部件、磁盘驱动器、磁盘驱动器、二极管和晶体管以及集成电路部件）所占比例为76.5%，制成品（通讯产品、消费电子产品及个人电脑）比例仅为16.1%。
推动新加坡电子产品零部件出口的是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美国的投资。根据新加坡统计年鉴，2011年新加坡获得的投资承诺金额为137.34亿美元，其中制造业112.74亿美元，占比82%。在制造业中，投向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的金额为74.24亿美元，占整个制造业的66%。就投资承诺来源而言，本地投资承诺金额为18.75亿美元（占比13.7%），海外投资承诺为118.59亿美元（占比86.3%）。而在海外投资承诺中，美国位居第一，2011年美国的投资承诺金额为50.47亿美元，占全部海外投资承诺近50%的比例。
所以在中国从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零部件中，很大一部分是原产自美国且在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过进一步深加工的，或者是由在东亚地区的美资企业生产并出口的。即中国向世界特别是美国出口的机电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中隐含了很多美国成分，而这一部分并未计算到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反而算作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贸易平衡的角度看，这样就双重放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
政策意义
（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远小于统计数字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制成品，但生产机电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则主要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而从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零部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美国企业生产的，所以当前的贸易统计数字所反映的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是扭曲的，如果考虑到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含有大量进口成分特别是美国成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可以大大降低。Johnson和Noguera（2012）以增加值为基础对2004年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进行了重新测算，发现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可以减少30%-40%。
（二）国内企业需要向产品内贸易价值链的上游推进
长期以来，国内企业一直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末端，即组装环节。以半导体晶圆的价值链为例，首先是美国集成设备制造商在美国加州完成半导体的设计，然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前端制造，之后出口至东亚国家和地区完成后端测试、组装和包装，最后在中国将其装配进各种电子产品。在整个环节中，中国获利是最低的，而美国则获得了大部分利润（如苹果公司2011年人均利润达到了40万美元）。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简单的加工组装环节中国可能不再拥有优势，中国制造企业只有不断地向价值链上游推进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三）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亟需修正
在产品内贸易时代，中间产品和FDI 以网络状进行跨国流动，因此在现有统计体系下单纯地谈论双边贸易平衡已经失去意义，进出口商品中往往包含双方要素投入。因此需要建立以所有权和增加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体系，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各国贸易平衡和贸易所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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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uqing Xing & Neal Detert.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December 2010
3.Prema-chandra Athukorala.Asian Trade Flows： Trends， patterns and Projections[D].ANU College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March 2011贸易平衡范文第4篇据《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中国在2011年的对外贸易额自从2002年增长21.8%，2003年增长37.1%之后，迎来又一历史新高，增长了35.7%，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1154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2003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但是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平衡(1)问题却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 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包括其自身的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与其相关主体在贸易中产生的不平衡，也包括对外贸易与对外贸易发展也即外贸依存度大小的不平衡。 一、 贸易依存度与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1、 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我国今年的外汇储备达到7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自然来自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贸易。由此，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已初露端倪。大量顺差贸易自然引发高发性贸易磨擦。进口影响供给，出口影响需求。需求扩张引发贸易磨擦。 这里引入外贸依存度这个概念。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它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反映一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世界各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由1970年的27.9%到1990年升到36.7%，2000年又升到41.7%，直到2003年也才接近45%。而对比我们国家的情况：1970年5.0%，到1990年一跃升为29.8%，2000年又创历史新高43.8%，2011年已达70%。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增长过快，而且已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对比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末至20%以下，基本上维持在3个百分点变化范围内。而且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趋势，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国，外贸依存度变动范围越小。 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仅会对我们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造成冲击，而且在目前经济过热的条件下，将进一步增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 出口依存度结构来看，我国轻工业和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国际市场，不仅容易引发贸易磨擦，增加就业压力，而且严重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依赖加工贸易的方式，不仅减弱了出口结构升级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且使我国贸易福利水平降低。 2.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速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我国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且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程度较低，而且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单从国内GDP角度来讲，美国的第三业占GDP的比重超过75%，而我国的仅为33%左右。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当GDP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而对外贸易增速越快则外贸依存度越高。 3.要减小外贸依存度，必须要在对外投资以及扩大内需，扩展国内市场上下功夫。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国的对外贸易年均增速在10%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在7%左右来看，外贸依存度过高也不一定就代表着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系数会下降；同样，也不能说明国家的安全系数会上升。关键在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制定正确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规避外部风险的机制。 二、 进出口贸易行业间增长的不平衡 进出口贸易行业间包括货物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以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结构的不平衡。当然这其中有地区性的不平衡，也有贸易额方面的不平衡。 广义的进出口结构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所占的比例大小。它是一国进出口贸易处于何种程度的外在表现，即一国国内生产能力的大小。我国在这一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存在严重的不均。 1. 货物贸易 2011年，出口贸易中机电产品实现出口贸易额323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3%，占出口总额比重54.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为1665亿美元，同比增长50.2%高于出口增幅14.8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上升到27.9%。 > 进口贸易中原油增长34.8%，成品油进口增长34.1%，煤同比增长73%，铁矿石增长40.5%，棉花增长1.2倍于上年同期，机械设备增长28%，主要作为中间产品的电器及电子产品进口增长36.7%，当然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货物贸易中的一些结构优化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出口初级产品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属于内需拉动型国家。所以能在进口贸易中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需求，这也有利于我国在出口贸易中出口占重要地位的劳动密集型相关产品，以达到平衡贸易、缓解贸易压力、避免及减少贸易擦的目的。然而在进口贸易中却要不断考虑到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要注意到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以及对国内一些重要行业的扶持，引进必要技术，重要的是对技术的吸收及利用。中国出口贸易中也要不断得到出口结构的升级，商品结构的优化。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图实现科技兴贸的目的。国内也要不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较高领域中寻找利润。争创有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 2. 服务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提供者从一国境内通过商业现场或自然人现场向消费者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交易过程。 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总体处于逆差状态。这之中仅有少数的行业如旅游、建筑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处于顺差地位，绝大多数行皆处于逆差地位。 首先，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2011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整个对外贸易总额（含货物和服务）的10%，较2003年底下降2个百分点。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外资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服务产业利用外资约占全国外资流入总额的1/5左右，由于服务领域总体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影响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制度的引进。另外，中国大部分服务领域（如电信、运输、金融和保险等）主要以国有成份为主，缺少必要的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速度，造成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非均衡发展。 其次，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项目和市场过于集中。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它商业服务，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32%、29%和17%，合计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78%。目前，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伙伴也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国内地区发展情况看，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区服务贸易规模较大，而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所占份额极小。服务贸易交易项目和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形成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短期内难以有所突破的格局。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多元化程度不够，导致中国服务贸易抗冲击能力较差，易受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 再次，高附加值服务产业落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能力不足。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的项目集中在旅游、运输、转口贸易、经营租赁等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项目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项目，受制度、技术、知识和文化等基础因素的制约，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三、 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额的不平衡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其它性质企业的规模在扩大。 1.外资持续稳定流入对贸易增长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2011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制造业领域吸收外资的比重仍保持在 70% 的较高水平。2011年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3386 亿美元，增长40.9%，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7.1%，较上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进口3246 亿美元，增长40%，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57.8%，较上年提高1.6 个百分点。 2.国有企业出口摆脱了近年来相对低迷的局面，实现了22% 的较快增长，增幅同比提高了19.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6.6%，同比提高了13.9个百分点。集体私营企业出口增长59.8%，仍然大大高于总体出口增幅。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34%，略低于出口总体增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达到56.7%，但同比回落了14.5 个百分点。 3.其它性质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热情进一步高涨。除了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因素外，今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体制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 四、针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的建议、措施 要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平衡，首先，应注意对外贸依存度的研究，尽快建立和完善外贸评价体系，同时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全方位、多层面地积极应对和优化解决贸易磨擦，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利用外资，并适时的发展对外投资，，特别是在我国贸易增长高耗能的情况下，增加能源、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再次，为解决我国各行业间的贸易增长结构不平衡，必须从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上下功夫，在不断增加数量的同时，质量也应同步提升。出口商品的结构要更趋优化，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自主产品的出口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服务行业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快外资的注入，及民营资本的注入，引入有序的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提升服务行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对外竞争力，最终要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调发展。进口能满足国民经济对能源、资源和技术等的需要。使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达到基本平衡的水平。 最后，也要注意外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外资企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中。我国在迈向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道路中不应只集中于这个层面，应在更多的领域中打开，比如中国国内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电信、金融、交通和银行等行业，要注入外资，引入竞争，不仅要在引进外资，更要合理利用外资。所以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也要“师以长技以制夷”，对外进行投资。国有企业以及其它性质的企业应建立像外企一样的管理体制及资本运营方式，利用资金、技术及其品牌等，提高加工贸易中间产品的国产化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在充分利用好外部条件，实现优势互补，达到“双赢”或“共赢”。贸易平衡范文第5篇
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影响，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美元资产储备的损失风险等问题。那么，贸易不平衡对中美两国各有怎样的影响呢？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1990年以来，外来投资者在中国一共汇出了2700亿美元左右的利润；由于使用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美国过去10年节约了6000亿美元。另外，中国也购买美国的债券，等于把中国贸易顺差所得的外汇储备借给美国投资人使用，而中国只拿到债券的利息。而1998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美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强力扩张时期，美国人民应当很容易看到，贸易逆差并不必然会减少生产和就业。”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判断：中美贸易不平衡没有对美国带来多少负面影响，或者可以说，中国也没有从中美贸易不平衡中获得多少好处。看来，中美贸易不平衡有着其存在的客观合理原因。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长期存在呢？
一、支撑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三大要素在支撑着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美元、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使美国没有贸易逆差的后顾之忧；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提供了美国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直接支持了中国的贸易出口。
（一）美元的特殊地位
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贸易逆差对美国而言，不可能产生类似于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那种金融危机。因为美国政府拥有发钞权，贸易逆差的最坏解决办法不过是付出通货膨胀代价，而且，这种代价是要由国际社会来分担的。因此，美元的特殊地位支持了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
（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美国参与世界经济的重心（由贸易向投资）的转变，是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进行竞争，而且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竞争。9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其海外分支机构销售商品和服务，而非从美国出口到海外市场，逐步从贸易导向战略转向投资导向战略。目前，美国公司约有23000家战略性地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独资或合资海外子公司，其中，大部分美国海外子公司采用“就地生产销售”的战略，即在所在国生产产品并在当地市场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
（三）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国，并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劳动力低成本的国际比较优势、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制度等，使中国商品逐渐占领国际市场，具有明显的出口竞争力。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颇具竞争力，使得中美贸易额不断增长。可以说，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因素。
在这三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美贸易不平衡得以长期存在。在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中美两国间的经济交往处于怎样的状态呢？从贸易不平衡可以长期存在的事实，不难发现，这应该是一种基本均衡的状态。原因很简单，如果两国间的经济交往长期不均衡，是难以形成正常的资本循环的，必然会对其中的一国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从中美的经济交往中看不出这种伤害的存在。那么，中美经济关系是如何实现均衡的呢？
二、贸易不平衡情况下中美经济均衡态势的实现途径――贸易和投资的基本均衡
中美经济交往的均衡，是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均衡。这是一种以美元为结算支付货币，以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进行的，并以美元的循环运动、价值不断实现为特征的均衡。
中美经济往来中的美元运动，是一种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一个美元的循环过程，若以美国为起点，是这样循环的：美元通过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美中贸易逆差流向中国，到达中国后，再经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回寄，重新流回美国，完成一次循环。当中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时，会带来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增加，美国获得相应的投资资金，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从而使美元的循环持续进行。
在美元不断往复循环的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商品不断地走向美国市场，实现其价值，而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盈利，使美国不断地获得相应的商品购买力，支持着这一运动。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到达商品的消费目的地。如果单纯观察商品的运动，就会发现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断地运往美国，而且越来越多是中国在生产，美国在消费。那么，这种贸易不平衡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长期存在的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得以长期存在的关键，是美国持续地获得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在这里，有两个主要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美元的支付手段；二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盈利。
美元的特殊地位，使美国占了很大的便宜，尽享贸易逆差的好处。美国可以用本国货币来购买别国的商品和生产资料，而且不存在国际支付危机。因此，对美国而言，若出现贸易逆差（可能会有点担心美元的地位外）是非常有利的。事实上，美国真正担心的是贸易顺差的长期存在。如果出现大量的贸易顺差，美国只能赚到一些自己发行的纸币。而这些贸易顺差得来的纸币，如果不能用于购买别国的商品，对美国货币当局而言，其价值不过是多了一堆废纸而已。因此，美国的利益在于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大，而同时保持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
既然美国可以从美元的特殊地位中获得额外的收益，会对别国造成相应的损失，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还会接受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仍然愿意持有美元呢？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是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盈利，不断提供了美国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并巩固和加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得美国和接受投资的东道主国之间，其盈利能力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不难发现，美国通过其海外投资，获得的是资本收益；而接受投资的东道主国家，是在购买美国国债，仅获得国债的利息，而资本的收益率是远高于国债利率的。这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获得的收益会越多，就会拥有更强的商品购买力。是这种资本运作，使美国不断地拥有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从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
在美国海外子公司盈利的背后，是美国的高新科技在其中支撑。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支持着美国公司占据产品的高端市场，占据着产品生产中附加值最大的环节，并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技术标准以及对美国技术的严重依赖。典型的例子有很多，如上世纪80年代半导体生产向日本的转移。是美国公司逐渐放弃了半导体产品的生产环节，转向半导体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并牢牢掌握着半导体生产中附加值最大的环节――产品研发。目前，随着电脑业的发展，电脑硬件的生产逐渐从美国向中国转移，如联想收购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等。这种产业转移，并没有使美国公司在电脑行业中的盈利能力下降。因为，美国公司转向软件开发，依然占据着产品生产中附加值最大的环节。还有，从事软件开发要比硬件生产更为有利，因为硬件生产的更新是远远赶不上软件的升级速度的，电脑硬件的更新速度很快，当新一代电脑推出后，上一代电脑就根本上要淘汰了。这样，电脑硬件的生产，始终受制于软件的研发，而且，硬件的生产能力越强，受到的制约就越大。
综上所述，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中，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系：美国的科技创新、金融资本运作能力，为美国公司提供了强大国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美国公司的盈利，直接提供了美国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并巩固和加强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从而不断地获得贸易逆差的好处。
四、如何应对中美贸易的长期不平衡
在美国不断获得贸易逆差好处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流失国家的经济福利。因此，中国需要相应的应对策略，以减少损失，并不断地增加国家的福利。根据美国获益的主要原因，可以寻找到相应的长短期对策。
从短期看，在美元的特殊地位难以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将长期存在的现实面前，首先需要尽量减少和控制外汇储备的损失风险，如将外汇储备分散化，鼓励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等。其次，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再次，调整鼓励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改革出口退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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