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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伟
赵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一个空间经济学视野
空间经济学是关于经济活动地域分布的理论，是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三个经济学分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微观整合与重构。空间经济学有两个“关键词”：集聚与扩散。集聚（agglomeration）代表经济活动具有空间上的集中趋向，扩散（dispersion）则代表集聚区位的反向变化。这两个关键词引出一个基础模型，即核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这一模型原本用来描述特定产业地理分布的一般特征与趋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此模型描述整个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特征。基于理论与现实的新进展，早先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泛’核心—外围”框架。这个框架属于两个视野的整合：一是经济总量视野，按照经济总量（GDP）而非单个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来判断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属于核心还是外围；二是分层的地区视野，即分层的核心—外围视野。
按照分层的区域而分层的核心—外围视野审视世界经济，可以看到两个层次的核心—外围架构：一个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外围。全球经济有三大核心，分别为北美、欧盟和东亚。这三大核心在世界产出中所占份额大约是：北美约1/4，欧盟约1/4，东亚约1/4。三大核心加总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4以上，是世界经济的真正主宰者。另一个是三大核心内部的空间架构，每一个核心内部都有核心—外围之分，即存在“核心中的核心”和“核心中的外围”。所谓核心中的核心，就是那些在较大空间层次（如世界经济）中属于核心的区域内部具有更强集聚度的一些小区域。其中北美经济的核心是美国东西海岸两个带状区域；欧盟经济的核心为德、法、英、意四大国以及卢、比、荷、奥（地利）四小国；东亚经济的核心则是中、日、韩三国，其中中国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
进一步看，东亚经济实际上由四部分构成，即“两大加两小”。早先的研究将其称作“菱形架构”。“两大”即中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中日两国名义GDP规模都接近6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日本经济的持续徘徊，加上人民币升值与日元贬值的货币汇率反向变化，中国名义GDP快速超越日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名义GDP为11.79万亿美元（世界银行数据为122 380亿美元），日本名义GDP接近5万亿美元，中国已高出日本1.1倍以上。若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汇率计算，则中国经济规模比日本更大。“两小”即东盟和韩国，目前东盟的GDP大约为2.8万亿美元，韩国GDP为1.5万亿美元，前者比后者多91%，和中国、日本间的经济规模比例相近。
图1 东亚：支离破碎的区域与重叠的FTA（free trade area）
在上述架构下审视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发现，在世界经济三大核心之间，西欧和北美的经济一体化早已成型。其中西欧有欧盟和欧元区，北美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2018年10月份更新为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东亚经济一体化相对滞后，迄今尚未形成堪与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提并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只有一些小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一些内外重叠的自贸协定。目前东亚已形成和正在酝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少于7个：（1）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又称“10+6”，由东盟发起；（2）ASEAN-FTA（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东盟10国组成；（3）EAFTA（东亚自由贸易区），又称“10+3”，即中日韩加东盟；（4）NATFTA（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实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5）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触角；（6）美国退出后的TPP（跨太平洋合作关系协定）或曰CPTPP（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全面进步协定）；（7）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些自贸协定正在构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重叠且支离破碎。对这个架构下错综复杂的关系，已有学者以图示予以描述，见图1。
二、变化中的东亚空间结构与一体化主导权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对滞后的原因可追溯至战后东亚经济内部的空间结构演化。在这种演化中，东亚经济核心的历史演进是主线，演进的趋势之一是核心国家和地区的逐步扩大。由于日本的近代化与工业化发展较早，并于二战后迅速重建经济，1970年完成现代化，挤进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之列，最先占据了东亚经济的核心地位。1980年，日本名义GDP为11 050亿美元，中国为1911亿美元。前者相当于美国GDP（28 630亿美元）的38.6%，后者只相当于美国GDP的6.7%，日本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总量的5倍，占东亚经济总量的70%以上。即便不考虑日本各种产业的领先地位，日本也是当之无愧的东亚经济核心。1980年代，东亚经济核心由日本一国独占。1990年代，韩国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开始挤进东亚经济核心。1994年，韩国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1995年，韩国经济总量超过4000亿美元，人均GDP12 400美元，次年，韩国被号称“富国俱乐部”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吸纳为成员，标志着韩国正式挤进东亚经济核心。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经济与贸易进入了超高速发展阶段。2010年，中国名义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名义GDP达122 38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名义GDP（4872亿美元）的2.55倍，韩国(16 550亿美元)的7.4倍，毋庸置疑进入了东亚经济核心，至少中国沿海地区已带有明显的核心经济的特征。当然，中国的经济核心地位主要凭借经济总量或经济发展强度而非密度，因此核心地位尚不稳固。
不难看到，上述空间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三大经济核心中，东亚经济核心早已进入了中、日、韩三国分立的时代。据此可以认为，日本经济学界提出并一度为中外学者推崇的“雁行模式”已过时，而今东亚经济是一种新的架构，早先的研究称其为“菱形架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原本是着眼于产业扩散与升级视野提出的。“雁行模式”认为在东亚产业升级中，日本扮演着“头雁”的角色。从空间经济学视野来看，这种角色赋予日本东亚经济的核心地位，东亚其他经济体属于外围。形象地来看，雁行模式的架构近似一个三角形，因而这个架构是稳定的。
图2中日两国GDP相当于美国的百分比变化（1985-2016）
说明：原图取自Economist，2013。
所谓菱形架构就是“两大”与“两小”角力的几何架构。菱形的特征是四条边的长度不一，因而所形成的四个角大小不一。可以把“两大”（中国和日本）类比为两个大角，“两小”（韩国与东盟）类比为两个小角，由此构成一个近似菱形的架构。这个架构极不稳定的原因在于内部动态变化频繁。不仅“两大”之间的相对规模（GDP规模）在变化，而且“两小”之间的相对规模也在变化。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引起这个架构的变化。尤其在中国、日本两个大国之间，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和产业档次、创新能力的迅速提升都对日本的领先地位构成了挑战。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已失去了曾经在东亚占据的头雁地位。虽然中国经济在规模上已经上升为东亚第一，成为东亚经济的支柱，但由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依然处在中等水平，尚未有日本昔年在东亚经济中的引领地位，更难以和美国在北美的引领地位相提并论。由此形成的局面是，中日两国都难以独自担当东亚经济的引领者。相比较而言，韩国和东盟“两小”之间的关系则和“两大”相异，韩国因受制于朝、美关系，独立行事的空间较小，东盟自行其是的空间较大，他们之间的合作大于竞争。
图3 东亚经济空间架构变化：从雁行模式到菱形架构
图4 东亚四个经济体经济规模（GDP）变化
说明：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有关年份统计数据。
上述架构所引出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态势是，大国主动而不主导。其中，日本试图依赖“外援”获得主导地位，力推美国退出后的TPP。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虽主动但难以主导。另外，东盟依托内部一体化，依靠域外大经济体的支持，推动实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构想，试图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
由此可见，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形成了事实上的中日“两大”博弈的格局。“两大”从20世纪最后30年间的紧密合作走向最近10年的竞争与争端迭起，地缘政治摩擦对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菱形架构下的中日“两大”间的角力，一个重要着力点是“两小”，即韩国和东盟。客观地看，韩国由于历史上受日本奴役，外加朝鲜的威胁，在中日“两大”博弈中一贯保持中立。相比较而言，东盟在博弈中更加灵活。因此，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权的博弈中，中日博弈是主线，东盟则是中日两国博弈的关键目标。中日两国哪一方可争取到东盟的支持与合作，就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获得事实上的主导权。
三、双寡头博弈框架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
由此可以认为，对于中日“两大”而言，关键在于获得东盟的支持。这个竞争格局与博弈论的双寡头垄断竞争情景非常接近，因此可以套用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来推演。若将东盟比作第三方市场，把中、日两国比作两个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企业，并只向第三方市场销售产品，就可以将这一竞争格局纳入标准的双寡头垄断博弈框架之下。
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有两个框架：一是古诺竞争(Cournot competition），实际上是数量竞争架构，即在竞争对手产量既定的条件下，博弈的另一方所能选择的最优产量；二是伯川德竞争（Bertrand competition），实际上是价格竞争架构，即在竞争对手产品销售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博弈的另一方所能选择的最优价格，即利润最大化的价格。那么，在博弈论所构建的这两个双寡头垄断框架中，哪个更贴近本文所描述的情景?
客观地来看，伯川德竞争情景更贴近我们所描述的情形。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直接的预期是经济利益，可以归结为价格。按照伯川德竞争框架，可以作出如下推断：
在双寡头垄断竞争情景下，两家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无差异。客观地来看，中日两国向东盟推销的一体化方案对于东盟国家并没有实质差异，只有利益差异，因而竞争是两国的出价。
在伯川德竞争模式下，若两个寡头竞争者提供的产品无差异，则市场份额取决于价格。若以D(.)代表需求函数，则竞争双方面对的约束条件如下:
if p1＞p2，x1=0，x2=D(p2)
if p2＞p1，x2=0，x1=D(p1)
if p1= p2，x1= x2=D(p1)/2
伯川德模型下中日博弈中的出价，可类比为两国为争夺东盟国家支持而竞相给予的援助以及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利益让渡。两国给予的援助形式多是财政援助，即中日两国竞相给东盟国家的财政支持。利益让渡即具体投资项目的优惠，多以贴息贷款形式给予，近年来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让利上，主要是铁路建设。2016年8月6日，泰国与日本就曼谷至清迈高铁项目签订合作备忘录，泰国将正式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全长700公里的高铁线路预计在2019年动工。中国也曾参与这条高铁项目的招标却败于日本。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所能提供的贴息贷款的利息差异。日本以政府援助的超低息贷款形式拿下了该项目。诸如此类的案例，在其他东盟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也不少见。两国间伯川德式的竞争层出不穷。
显然，以伯川德竞争刻画中日两国争取东盟支持的博弈情景合乎情理。值得注意的是伯川德竞争情景下价格后面的因素，也就是成本。在规范的伯川德竞争框架下，两个垄断者竞争同一个市场，需考虑运输成本因素，因而两个竞争对手的反应函数（response function）的差异表现在：一个需考虑运输成本，另一个无需考虑运输成本，只需考虑边际成本即可。一般的情景可以见图4。
图5 纳什均衡：两企业（国家）反应曲线
不难看出，两个企业（这里可类比为两国）反应曲线的起点所代表的初始成本不同：一个仅含产品自身的成本即c1，另一个则需支付额外的运输成本即t，其初始成本为c2+ t。
按照我们描述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中“两大”争“一小”的情景，对伯川德模型中的成本予以新的界定。本文把运输成本简化为克服距离的成本，引申的寓意是，中日两国各自克服与东盟距离的相对成本，决定着两国争夺东盟支持的反应曲线的起点。一般的情形是成本较低者占优。
这个引申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一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相邻国家之间通过部分或全部消除贸易壁垒而实现经济政策统一的过程”，其核心目的是“缩小甚至消除限制经济交易的边界与距离效应”。我们知道，边界与距离效应是198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复活的一个重要视野，其中McCallum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他对美国与加拿大两国之间贸易流动边界效应的研究，复活了丁伯格早先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并在这一模型中加入了边界虚拟变量，因而引出了边界效应。
就我们分析的情景而言，在计算中日两国博弈东盟国家的具体项目，以及东盟国家对中日两国一体化倡议支持程度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成本因素，而对成本的推算可借用引力模型处理。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一个泛距离视野
John McCallum的方法即对引力模型的拓展引用，暗含着边界等于距离的假定。沿此逻辑可以得到如下推论：差异即距离（difference = distance）。在此可将非地理因素纳入地理范畴，视作距离，借用引力模型进行处理。这一处理的前提是对引力模型中的自变量进行拓展与重新构建。
基于引力模型的回归方程如下：
式中代表地区i向地区j输出的货物总量，，分别为i地区和j地区的生产总值；是i和j地区之间的距离，DUMMY是个虚拟变量，借以区分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具体说，当i和j地区都是加拿大的一个省时，这个虚拟变量定义为1；反之，当i和j分别属于加拿大和美国时，这个虚拟变量定义为0。
这个方程只考虑了经济规模、距离和边界3个自变量。后来的研究证明，除了距离和边境效应外，其他许多差异也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可以视为距离。主要的差异包括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宗教差异以及非宗教信仰差异。若将这些差异等同于距离，可以形成一个拓展的距离视野，这里称为“泛距离视野”（pan-distance perspective）。
从泛距离视野角度分析，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三重距离。实际上，学界关于三重距离已有大量研究：第一重是地理距离（geographical distance），包括前面提到的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s），而边界效应中又可加入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等因素。国际贸易研究在这方面的应用可谓汗牛充栋。
第二重是文化距离（culture distance），这是个跨学科的命题。关于文化距离有两个较有影响的界定，分别由Hofstede和Inglehart提出。Hofstede强调不同人群之间思维定式的差异，因而将文化距离定义为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思维定式的差异”。Inglehart强调不同群体价值观的差异，将文化距离定义为“一国民众在共同行为准则与价值观上区别于另一国民众的差异”。
第三重是制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制度距离”最早由管理学研究者Kostova提出，她基于Scott提出的三支柱（规制、规范与认知）制度框架，将制度距离定义为两国在三个制度维度方面的差异，即法规性（regulative）制度、认知性（cognitive）制度和规范性（normative)制度方面的差异。Estrin 等在North所提出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划分基础上，将制度距离定义为两国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被称作两维度界定法。Phillips 等按照制度环境提出了四象限制度距离界定，但其中有些指标难以获得。值得指出的是，制度的距离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制度质量差异不同。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制度质量差异多是基于经济制度对于经济效率的判断，而管理学视野的制度距离则偏重行为规则的差异。
述三重距离都已有研究者建立了相应的测度指标并不断改进。其中地理、边界距离的测度方法与指标较成熟，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的测度指标也已形成体系。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把这三重距离纳入一个框架下，提出一个综合测算模型，并借助这一模型来估计中日两国在围绕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博弈中，哪一方更容易获得东盟支持。
就中日博弈意境来看，大到两国各自关于东亚一体化的总体构想，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和日本的CPTPP，小到具体基础设施招标项目，如泰国或马来西亚的铁路建设，都包含距离成本问题。问题的设问形式是：东盟国家的国民、企业和政府对中日两国哪一方感到更亲近因而距离更近？上述问题的暗含条件是，多重距离越近让利越少，隐含的距离成本越低。在上述伯川德博弈框架下，反应曲线的起点将较低。
结论及启示
本文提出的基本思路是三个环环相扣的框架：
第一，空间经济学框架。按照这个框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世界经济三大核心之一的东亚核心，成为东亚核心的重要部分。相对世界经济的其他两个核心，即西欧和北美，东亚一体化明显滞后。这可能制约了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了东亚在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中的影响力。第二，博弈论框架。基于现实情境的分析表明，东亚经济一体化可按照博弈论的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去刻画，争取东盟支持是中日两国博弈的聚焦点。这个聚焦点的博弈模式带有伯川德竞争的主要特征。第三，泛距离框架。本文将影响两个经济体双边合作的差异视作距离，将距离换算为成本，并将国际贸易、管理学等学科视角下的地理、文化和制度三重距离纳入一个框架下，按照伯川德模型出价的运输成本处理，提出一个泛距离的实证框架。
如此处理的意义有三：一是便于计量，可以将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大国博弈的成本纳入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二是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政府与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努力的贸易成本效应，确定未来政策的着力点与努力的方向。比如，缩小文化差异不仅靠政府间互动，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间互动，由此引出NGO的重要性。三是视野更广，这一处理便于研究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惯例、行业惯例、约定俗成等）影响与民间交往的经济意义。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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