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江河十年行”的第六年。水库移民问题随着我们的一年年的行动，成了我们越来越牵挂的问题。而每次行走中，因为要关注气候变化对江河的影响，要关注人为的对江河的影响，也要用十年的时间记录的沿江十户人家的时间，有时就只剩下一顿饭的功夫了。
2011年的江河十年行我们决定只在将要十年跟踪采访的十户人家，及这十户人家所住的村庄里的其他人家受水电影响的生活现状。
大旱中的寻访--都江堰紫坪铺人家
陈明家，是“江河十年行”要用十年跟踪的第一户人家。当年我们走到紫坪铺水库边时，他们家的小饭馆和小商店才开张。一群人坐在小餐馆的外面边喝茶边打牌。从那儿走过的我们，感受着成都人的悠闲。于是，就走进了他家。这一进，就在他家有了六年的记录。
从我们第一次走进陈明家，就知道了他们的担心：才开张的生意是不是好做还很难说。一村子的人都是水库移民，住在一条街，家家有个铺子，又不是交通要道，谁来买、谁来吃、谁来住？
2007年，“江河十年行”到陈明家所在的那条街上，一街的铺面房都关了张。村口还开着的唯一的一个小卖部的人告诉我们：生意没法做，陈明会做饭，到外面工地给人家做饭去了。
2008年4月，我带着凤凰卫视《江河水》节目去采访陈明时，他从外面又回来了，说是不习惯外面的生活。天府之国的农民，过不惯外面的生活，宁愿在家门口摆个小摊。
地震时，我惦念着陈明一家，震后的第八天就找到了住在紫坪铺水库边上的他家。当时我看到的是，房子虽然震坏，门不是门，窗不是窗，但一家人都好好的。
2008年10月，“江河十年行”再去时，勤劳的陈明一家，已经买了砖，开工修房了。当年，他家的厨房是政府给盖的，地震中，成了陈明家唯一震塌的房子。会吃的成都人，在别的房子还没修时，先把小厨房给修了起来。
2009年“江河十年行”到陈明家时，我们被告知，因开发商看上了这块地方，要开发成别墅区。所以要统一盖房。虽然地震后，这里家家户户都已自己修好了地震震坏了的家。
可在老板说了算的今天，地震灾区也不例外，一切都要被新居所取代。
不知是陈明精明，还是他比其他的村民更知道应该如何维护自家的利益。陈明的家虽然被拆了，但他用本来要给他的新村的房子，换了对面一排被划在新村之外的老房子。2009年“江河十年行”时，因时间有限，我们没有问明白，这换房的来龙去脉。
日，我们到陈明家时，他的妻子告诉我们陈明在水库边钓鱼。我们找到水库边，岁月不饶人，陈明的变化挺大的。
陈明告诉我们，他现在找了个活儿，扫马路。这个活儿他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加上家里又开起了小卖部，一个月也能有个千八百块的收入。过去两年这里在盖农民新村，来来往往的人不少，生意也不错。加上儿子在外面工地开铲车，女婿也在外面打工。家里的日子还能对付。
不过，随着新居建好了，施工的人都走了，这条街上又只剩下一个村子的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就又不好说了。没有地了以后的农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陈明家是紫坪铺水库移民。当时给的补偿就是一块房基地。他们家花十几万盖起了一座三层楼。今天他原来三层楼的地方，成了新村。他家现在住的房子没有新村漂亮，可是要宽敞很多。除了自家住，他还把多余的两间开了个麻将屋和出租放货车。要不说陈明会过，有眼光呢，能使上劲的地方，他都使上了。
今天村子里好多人可没有陈明他们家过得好。因为不管是水库的赔偿，还是地震后的新村，农民的地和果树都是不值钱的，不值钱到什么程度呢？一棵白果树赔70块钱，三棵树200块钱。竹子、花椒树都没有赔钱。
农民们说：现在的地全部是老板的了。也不是很清楚原来的地有多少。打个比方，有两百亩，老板给我们盖房子也就用了20亩，那180亩全是他们的了，听说是老板要盖别墅。
我问：盖别墅，你们应该是以土地入股，到时分成呀。农民说：土地全成老板的了，我们还分什么成哟！
陈明家老房子时的邻居。地震中家里的儿子是村里死亡的三个人中的一个。当时他在水库边钓鱼，被卷起的大浪带走了。留下两个孩子和父母。
2008年，2009年我们去陈明家时，这位叫李忠祝的老人还沉浸在深深地悲痛中。按新村的规定，一个人35平方米住房。两个老人在水库移民时，是被外移的。可为了帮儿子带孩子，他们和儿子住在一起。地震中儿子走了，媳妇也改了嫁。小孙女跟了妈妈，大孙女留在老人身边。这样，两个老人只有孩子一个人的户口，只能分得35平米的住房。不舍得离开孙女的两位老人，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两个人的住房面积，和子孙女一起搬进了新家。地震前三层楼9间房的面积，只换得如今的105平方米。
紫坪铺水库的这个移民村，因大坝的修建，农民们先是部分地失去了土地，地震后又失去了原来宽敞的家。农民要种地，现在即使有的人家还有那么一点地，打下了粮食也没地儿晒，没地儿搁。于是，“宝马”和晒场同在，倒也是新农村的一景。
在这个被开发商看上，并“慷慨”地给盖了新房的村子里，我们一行人分成三组采回来的信息，都是村子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每个人说起话来，尽是欲言又止的戒心与防范。
再说到村里的干部是怎么选出来的时，村民们说：是村代表们到都江堰吃一顿后选的。选票也有价，50块钱一张。至于村代表能不能代表农民，就另说了。
如今陈明住的房子是怎么换的，村里人也有他们的说法：“因为陈明不肯搬出宽敞的三层楼的老屋，村里两个主要干部把自己家的房子换给了陈明，自己搬到了新村。”而当我们问到那干部的新家有多大时，包括陈明和干部新家的邻居们众口一词：“不晓得。”
说来那里的村领导也当得也可怜，一位村领导家承包了全村打扫卫生的活儿。从那以后，要是有谁敢把垃圾拣回自己的家，村领导的母亲就会上门骂着也要把垃圾要回来。因为既然负责打扫卫生，当然也要负责收垃圾。这么一点小利，村领导的妈妈都不放过，这也成了我们调查中记下的一笔。
村子里，村民与干部的关系紧张，村民与村代表的关系紧张，甚至村民与村民之间也是戒心重重。为什么呢我问村子里人。怪开发商，怪村领导，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怪农民的素质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说法。
不管怪谁，我们在那儿待的两天里，感受到的是生活在这样气氛中的农民，活得真累。身心都累。
在陈明家时我们还得知，没有搬进新村的他们一家，房子是比新村的人家大多了，也有院子。可是，新村里统一用煤气管道，一个月3，40块钱就够了。而和新村一马路之隔的，没有进入新村的陈明他们那排房，要用煤气罐，一个月200块钱都打不住。还有水，新村有供水系统，陈明家却要自己从山上引水喝。
陈明的儿子刚刚辞了工在找新的工作。他一个月的手机费要120多，陈明则25块钱就够了。陈明的儿子没有上大学。我们问他是上不起还是不爱上。他的回答很有意思：“现在的大学是找对象的，不是学知识的，我用不着去那儿找对象。”
陈明所在的村有246人，大部分村民都搬进了小区，只有8户住在外边。陈明家对面现在修了地震救灾博物馆，已经完工还未开张。因地震时从这里实施了水上救援，故取名“一号码头”。因未完工还没有游客。
我们在采访中还得知，村民表示只要补偿合适他们愿意建坝，但修路和各种占地太多，没有得到合适补偿。田一亩地一次性补助6800元。
村民们还说他们没有生态补偿，而是一次性的经济补偿，水电公司责怪当地政府不负责。
不少村民反映，他们村没有村民大会，村务不公开，没有书面通告。村民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可疑，有拉票行为。
在陈明他们村采访的两天里，我们问了好多人：“地质学家说，是紫坪铺水库诱发了汶川大地震，你们这样看吗？”结果是没有人相信会是这样。我问：“假如最后科学证明是紫平铺电站诱发的大地震，你们会怎么想。”
大多数的人回答都是；“反正也震了，政府也救灾了，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
陈明家所在的这个村，既是水库移民，也是地震受了大灾的人家。用十年的时间记录他们，已经到了第六年。目前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在这个村里都缺乏信息公开和利益相关群体的公众参与。开发商、政府与百姓间的关系都十分紧张。从我们已经行走在江河的六年中看到的，这其实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江河十年行”在记录，更在呼吁，并力争在呼吁中求得改变。
5.12震源新村人家
四川映秀牛圈沟唐小平家本不是“江河十年行”要跟踪的人家。不过5.12后，“江河十年行”首席科学家杨勇在地震爆发点牛圈沟考察时，发现了这户人家。家里的儿子肖洪，是同村在映秀小学上学的孩子中，唯一逃过一劫的小学生。肖洪当时正在学校操场上体育课，亲眼看着小伙伴们被压在学校的楼下，求救的声音越来越小。地震前开朗的肖洪，地震后沉默寡言，学习也集中不了精力。
从2009年的“江河十年行“开始，我们已经第三次到这户人家了。接触中，唐晓平的开朗和对生活充满着的希望，也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2009年，绿家园“十一”生态游时，我们一进村就得知，村里不少人一大早就去附近的铝厂打工去了。虽然工厂的粉尘吸入肺部会严重影响健康，山上的猕猴桃和蜜蜂已经受到了毁灭性的影响。
“那有什么办法，建房子还欠着施工队的钱哟！”这是村民们的回答。
“本以为重建工程是政府牵头的，我就火急火燎赶来了，谁知道自己倒垫进去十万块！”这是2009“江河十年行”时，来自成都的项目经理小张，对着记者说的他的愁事：“因为资金到不了位，就在普天同庆的十月份，为村民建房的工程一度搁浅。而这种搁浅前后发生了四次。”
唐晓平，这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面对着心灵受了重创的儿子，面对着本来有20间祖传老屋，重修好了就要开张的农家乐却遭到了地震的彻底摧毁，很少抱怨。从2009年认识她后的几次接触中我发现，她有的一直是在现实中的努力和对未来的向往。
2009年12月“江河十年行”时，晓平家地里仅存的猕猴挑树、核桃树和40箱蜜蜂全被山下铝厂生产时排出的烟气毒死，家里盖新房子凑不齐钱，什么时候能搬出帐篷还遥遥无期时，而她和我们说的是：“再借点钱，还买40箱蜜蜂，到离家远些的地方去放。争取早日挣够了钱盖房子。”
日凌晨的一夜暴雨，造成汶川映秀镇、漩口镇、银杏乡、三江乡等发生多处泥石流灾害，倾泻而下的山石造成岷江改道，洪水涌入重建的映秀新城，连接映秀和外界的烧火坪大桥也被洪水淹没。突发的高达7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淹埋了国道213线， 5处泥石流阻断“震中生命线”。牛圈沟再次面临巨大挑战。
日“江河十年行”到了晓平家，她也没问我们是不是在她家吃饭，提前就煮了一大锅米饭，等着我们。见到她后我急着问她，有记者采访了你们这铝厂污染的情况，有改进吗？晓平很平静地告诉我：更严重了。全村人家的果树一点果子也没结。2008年地震后还结了些果子。2009年铝厂投入生产后，全村的果树都遭殃了，而且山上松树、柏树也开始黄了。
2011年的“江河十年行”，除了采访要跟踪十年的十户人家以外，也要采访生活在他们周围的邻居们。所以6月8日傍晚我们一进村，同行的人就分成了几个小组深入到了各家。晚饭后，大家一起凑采访到的情况时，全村人说的差不多一样：污染。
这个村和陈明他们村不同的是，村长真的是村民们投票选出来的。
晓平告诉我们牛圈沟选举的规定中有残疾人不能参选。可他们的村长，是因开着自家的车，带着村民们一起修路时，被砸伤了腿，从此落下的残疾。村里人说：“上哪儿去找开着自己的车，为我们老百姓修路的领导。受了伤，就不选人家了，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今年改选时，大家还是把他们信任的人选成了村长。
我们在村里时，村长出去了我们没有见到那位深受村民们爱戴的村长。倒是老村长一直带着我们在村里转。他把我们带到了村头，让我们看远处的一片山。
在这个5.12地震震源爆发点的大山里，现有8个村庄的4000人受阿坝铝厂的严重影响。庄稼人不能种地、果农不能种果树；当地羊的品种好，一头能卖到上千元。地震前是当地人家重要的经济收入，现在羊吃了山上被污染的草也活不成了。
牛圈沟也是三种药材的重要产地：黄柏、杜仲、厚朴，因为污染现在也全不能种了。还有山上上万亩的生态林，正在一片一片地“被黄”。家门口种的菜，拿到集市上卖，人家一听说是震源新村的，没人敢买。
地震前阿坝铝厂是60个电解槽，地震后扩大到120个。村领导为此找了多少趟龙池镇政府，可是没用。铝厂漂出来的白粉，天天还是落在了山上，落在了农民家的房前屋后。村民现在咳嗽的越来越多，有病了是先咳嗽，而且一咳起来就没完没了。
村里的老乡说：“上面的政府是好的，在修新村时，路取的名字都是党恩巷。可是今天，因受铝厂污染的影响，没有了任何生活来源，这让农民怎么生活，两年了没有人管我们。”
尽管是这样，村里人也不敢告铝厂，因为村子里现在有100多人在铝厂上班，要是铝厂真关门了，他们就更没有活路了。老乡们说这些时，我们看到了他们心中的无奈。
除了污染以外，让震源新村人担心的如今还有新房子的质量。老村长带我们去看山上的污染时，有几个村民们一直跟着我们，说是让我们也去他们的家里看看。看什么？新村才住了一年多的房子，要么是房顶上的隔板掉了下来，要么是屋边的柱子离了墙，有的缝之大，连手都能伸进去。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村民们问我们：“能不担心吗？”
今天的震源新村，虽然就修在地震爆发点的旁边，我每次去都要问晓平，新家就修在这里，安全吗？晓平总是说：“没事。”
是不是觉得不住这儿还能住哪儿去呢？晓平只好说没事。还是真没事。
在牛圈沟盖新村时，不许自己找地方建房，全村的人都要统一建，村书记却是个例外，他的家建在了新村的山坡上。我们从那路过时发现，离书记的新家只有十米的地方，就是一个高压线的大铁架子。我们走过去问书记家的女人：“你们怎么把房子盖在了高压线下面？”她一脸的茫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老村长问我：“修在高压线下不好吗？”显然，这里的人不知道高压线对人的身体会有影响。
一位拉着我的手，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的村民说：“新村的路修的可比过去老村漂亮多了。有钱修这样的街面，为什么不把房子修得结实些呢？”
住在这样的新村里，当地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对于正在饱受污染之害的村民来说，问这个问题太奢侈了，我没有问。人的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
地震后不久，国家主席胡锦涛来这里慰问过。当时村里的人个个都感受着党的关怀。今天，当牛圈沟的村民遇到这样大的困难时，他们没有去麻烦国家，而是一边自己承受着，一边自己盘算着。晓平说，以后不污染了，我要回到山上的老家，把老房子修好，争取再把农家乐开起来。不污染了，我老公会养蜂，日子很快就会好起来。
不污染了，怎么才能不污染？农民在等待。对他们来主，我们的帮助也是他们的希望。我们去一次那里，就给那里的农民一次希望。可是，我们能帮助他们什么呢？除了把这些写出来，我们还能做什么。
同行的年轻人们采了水样，也从地上刮了些白粉，准备拿回去化验。化验出结果又能怎么办呢？
6月8日，我们离开牛圈沟震源新村时，开朗的唐晓平说：“现在出门就能见到邻居，以前去邻居家还要走不少路呢。”
原来村民都分散的住在山坡上，现在盖的新房子家家挨在了一起。原来成都人到这里来为的是农家乐，享受的是这里的自然与乡村文化。如今这样的新村还能吸引成都人来吗？城里人的休闲，农村人的收入，未来会对地震后的重建说什么？
2011年春夏之交的旱涝急转，被主流认为是天灾。“江河十年行”，却要在承认天灾的同时，也找找人祸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贡嘎山脚下“神湖”木格措被承包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与媒体一起关注江河水电开发，并影响其决策是从木格措开始的。那是2003年，华能集团要在四川甘孜贡嘎山脚下的木格措，当地称为神湖的高源湖泊上建大坝。
2003年初，当地的老乡们为此上书国家领导人后，我和《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可佳去那里采访，回来在我们绿家园的记者沙龙上把这一信息告诉了记者们。很快，包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内的国内外媒体开始了报道。两年后，甘孜藏族自治州领导叫停了这个项目，并宣布当地要开发绿色经济。
2006年“江河十年行”年第一次去木格措时，我们在国家风景名胜区木格措大门旁不远处找到荣东江措家，把他家定为“江河十年行”要用十年跟踪访问的人家之一。
2006年，60出头的荣东江措说的一句话如今成了我走到哪儿，都要问到哪儿的一个问题。
“我小时候这里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当时听荣东江措这样说后，我问了在场的十二位老家分布在各地的记者：“现在家乡的河，和你小时候家乡的河一样清澈并自然流淌的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记者们家乡的河和小时比，不是脏了，就是干了。而在我从不管多大场合的演讲提问中，结果是差不多的。
2006年“江河十年行”去木格措时，荣东江措家正盘算着不修电站了，可以把家里的农家乐好好做起来。2007年“江河十年行”去木格措时，老人显得年轻了。“家门口的路以前很烂，终于修好了，以后你们来就方便了。”那次，老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2008年“江河十年行”去木格措时，老人一下子又老了许多。2010年“江河十年行”到木格措荣东江措家时，老人住进了医院。
这两年因为我们走得匆忙，只是知道木格措被张家界的老板承包了，老人家在着急。而他家及村里人被承包后的旅游，让当地人的生活有了哪些改变，我们并没有深入采访。
2010年12月，“江河十年行”到荣东江措家时，老人的老伴和儿媳妇告诉我们，他们家虽然没有被圈在新更名的“康定情歌（木格措）风景区”里。但土地被冻结了，连在自家院子里盖房子都不行。老人的儿子在珠海工作了16年，听说家乡修了路，不建电站了，一家人回到老家，准备和父亲一起开农家乐。可是回来后才知道，自家的庄稼地成了风景区大门口的停车场。家里房前屋后的空地统统不许盖房。回家两年了二儿子和儿媳到处找呀，告呀，可是没人理他们。
2011年“江河十年行”6月9日晚上，从泸定到康定我们走了三个多小时。以前一个小时都用不了的路，因为修电站，坑坑洼洼地走不动。天完全黑了我们没有拍到今年大渡河在泸定已经成了什么样，2009年“江河十年行“拍到的大渡河，在泸定是这样的。
晚上快十点时，我们终于到了甘孜州亚拉乡木格措荣东江措家。一家子人除了老爷子荣东江措身体不好睡了，都在等着我们。
一进门，晚饭还没吃的我们，就听老人的儿子、儿媳和我们说开了：
“我们从珠海辞工回来搞农家乐 就是因为听说当地政府许下诺言 给我们优惠政策。还鼓动说：搞旅游最来钱。结果回来了，哪是那么回事呢。
以前家里有50亩开荒开出来的地，现在被景区征用为停车场，却只给算了20亩。给的价格也是一压再压，一亩只有一万四。那么好的地，他们拿去旅游挣钱去了，景区的门票125一张，大巴车的票是100块。这些和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开始，开发商还承诺给我们解决家人的生计，解决就业，可以在景区内摆摊卖东西什么的，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对现。
我们去找的不是承包的老板，因为管我们这些事的都是政府官员。可一次一次地去找，他们就是不给解决。去年我爸爸气得和他们打架，结果把自己气得脑血栓住进了医院。现在我们真是有一种被骗的感觉。补偿补偿不到位，危房危房不让翻修。县里就会说再等一个月，再等等。甘孜政府院子里停满了名牌SUV车。老百姓想开农家乐，就是不许，这本来是我们的家，现在我们在自家做事，这么难。”
有意思的是，采访中我们又得知，虽然县里管他们的部门还让他们继续等，可荣东江措的二儿子通过什么关系找了其他部门，把建房证还是办下来了。
在外面工作多年的荣东江措的儿子深知，建房证上那四个大公章，就是他们的上方宝剑。不管谁同意还是谁不同意。一个月后他们就要动工，盖自家的新房。
到木格措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决定到村里去看看，去听听，木格措被承包了以后，村里其他人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变好了，还是不如过去了？
几天前在都江堰、在映秀，我们都看到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看到了政府职能在这种情形下的缺失。木格措，也是一个被有钱人给承包了的好地方，对当地大多数人来说，被承包后生活的变化，就是“江河十年行”要跟踪十年记录的。如果说前些年我们关注的是“点”，这次来是要看看“面”。如果说前些年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是纵向的变化，今年，我们也要从横向的变化去探讨，去记录。
荣东江措今天感觉身体不错，或许一村子人未来的生活也是老人家眼前着的急，他要带着我们走进王母村，去找村书记和村长聊聊。
刚一进村，正在给小学校门口修路的村长杨群富和书记孙志云就让我们撞了个正着。村里两个最大的官正在干活。和我们搭话中他们说，学校的大门太破了，孩子们天天从这过不安全，得给修修。
我问村长：你们亲自修呀？他们笑着问我：“那谁修呀？”
在“江河十年行”这些年的采访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社会不公，太多的不顾百姓死活的开发。但今天碰到的几位村领导让我们还看到，好村官有。
村长、书记说起木格措景区被承包，比荣东江措老人一家更有气。
书记说：“我们的草场，我们的地，我们的山被占了后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承包前县领导可是向我们许过愿，前两年每年给我们村里两万块钱，后三年每年给我们村里三万。结果这样的许愿只是画饼充饥。”
村长说：“木格措这边的大山也是我们村民放牧的草场。现在不让我们进去了。这几年因为吃不饱，家家的牦牛一头接一头地死了。我们拥护国家政策，我们这么漂亮的地方也希望更多的人来旅游。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家，被别人承包了我们就丧失了那么多生活来源，这个我们不明白。
书记说：我们王母村和木格措同在一片大山，一片海子。改革开放后，旅游热了门，这里的老乡靠牵马，卖草药刚刚富裕了起来就要在神湖建大坝。好不容易说不建了，乡亲们还没有从恐慌中缓过劲来，木格措景区又被地方政府承包给了张家界的老板。被承包了是怎么回事，开始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呀？
因为景区开发，我们保护了多年的大树，一片，一片地就给推平了。明明是村里的林子，他们却说是国有林。
有着法制意识的村长和书记，曾在县档案找了好几天，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们大山上的树是国有林。“为了用我们的地，就非说是国有林，太不讲理！”村长和书记十分气愤地说到。
书记还说：“占我们地的，当地人都说是张家界老板，而出面做我们工作的都是县领导。承诺给我们补偿的也是县领导。我和村长去找了他们多少趟！我们就是要问问：景区占了我们的草场，我们的地，应赔偿的到现在为什么不赔。他们的答复是：在规划。今年仅端午节景区的收入就是50多万块。而我们当地村民的牦牛，因没地方去吃草，却正在死亡中。
听书记和村长向我们说着这些时，更让我们不可思的还有，村里小学的二层教学楼才修了两年多，就成了危房。书记说：“听说当年县里的领导为我们找到了40万元人民币修建这所小学。当时我们真是感动极了，还有什么比孩子们上学更重要的事呢。可是，建房时，施工队拿到的却只有15万。”
虽然这是听说的，但是从楼房的质量看，用偷工减料这个词来形容村里这所小学教学楼的质量，应该不过分。
在木格措采访的那两天中，我把拍到的照片随时发到微博上。木格措那么美的神湖和大山，让朋友们赞不绝口。可是，木格措被承包后的现实，也让很多朋友不但着急也给予了关注。更有人在说，在今天的经济大发展中，这样的违法与不公，需要信息公开、需要舆论监督、需要公众参与、需要大家都努力做自己能做的事。
做自己能做的事，我们这次出来之前，北京的志愿者王峰以四岁儿子江子康的名誉捐了三箱书寄到了成都。王峰告诉我们，这些书都是江子康小朋友和他的小伙伴看过的书。在王母村小学捐书时，看到坐在教室里孩子们那高兴的样子，让我们暂时忘记了村里人所受到的不公。
现在怒江一些小学的孩子们每个月能收到我们绿家园志愿者们为他们订的报刊。我们在美丽的木格措旁的小学时，全校36名小学生全挤到了一个教室里。我问：“你们谁看过为小学生出版的报纸和杂志，看过的请举手时。”结果，没有一个孩子把手举起来。
此次与我们同行的，在美国长大的17岁的吴思远同学看到此景，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以年每年拿出500块钱为王母小学捐建小学阅览室。以后这里的孩子每个月也能看到为孩子们出的报纸和刊物了。
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与荣东江措老人一家保持着联系。他们告诉我们，盖新房子时一定告诉我们。我在微博上写下木格措碰到的山林被砍的事，北大的一位教授问我：他们和开发商签合同了吗？没签就有没签的办法。这事我还需要和村长他们联系一下问问。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希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本来农民的利益现在却要靠去争取才能得到。我们在行走中，能只是记录吗？
倒塌在泥石流上的房屋
号，我们离开贡嘎山脚下的木格措，在大山里穿行的一天中，窗外的云雾在大山中穿行。
路过贡嘎山脚下的海螺沟，没有时间进入景区。不过，在拍到路边国家级地质公园的牌子的同时，抬眼看到峡谷两岸的大山，残破得让人心疼。
车窗外一个又一个电站的大坝，让大渡河一段一段地变窄了，没水了。大渡河上有些河段因为没有了水，连楼房也盖在了河床里。瀑布沟电站，更是让有着花椒之乡称呼的汉源县城，已完全淹没在了水中。
大渡河及其支流上，现在有365座大坝。过去的汉源县，现在叫汉源湖。
2010年的“江河十年行”走到这里时，我们被政府关照，好吃，好住，好招待。但我们要采访的人家，他们以路不好走没有我们去。
我们到汉源吃过晚饭已是9点半了。为了抓紧时间多了解些当地的情况，我们几个人找到了新城的二号安置区。
一个男士推着小孩车，在街上转悠。我们上前搭话，知道他的老婆在打牌，他就带着孩子出来了。他家里开了个小卖铺。我们和他一起走进他家时，他的老婆还在和邻居一起打麻将。
这位三十多岁李姓男士有修锁的手艺，他家的铺子也是修锁、修车店。
“生意怎么样？”我问他。他说以前老县城居民集中，生意好做。现在搬到山坡上的新村，生意不及以前的三分之一。不过，以前在老村住时，家里的面积是110平米左右。现在的家有180平米。新修的小楼有3层。一层铺面，二三层可以住。四层是一半阁楼一半阳台。现在水电表有人记，但还没收钱。因为还没通天然气，做饭都烧电。一个月要用上千度。
这位移民告诉我们，房子是去年4月28号前要求必须统一搬进来的。搬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没有弄好，建筑材料堆放在路中间，电线和钢筋也裸露在外。
如今家里的柱子有的是歪的，墙面有裂缝，有些地方漏水，楼梯非常窄，他们自己掏钱把楼梯加宽了一些。作为水电移民，因地还没有分下来，在没有地之前，每人每月有100多元补贴，他家一共450元/月。但从2010年10月之后补贴就不发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缘故。
在老汉源时，他家每个人有6、7分地，一家六口人就有四亩左右。在老汉源，他们每年可以种双季稻，每季亩产2000斤。还种大蒜、红暑，一年除了吃还能赚一万多块钱。移民后没有地的生活，也只好自己将就着过。
在这位移民家打牌的老郝，听说我们想了解今天的新汉源，热情地请我们到他家坐坐。他们也是三口之家。但现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连他也是刚从陕西打工回来的。儿子，妻子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儿子初中毕业就跟他出去了，现在19岁，做建筑工人。以前家里每人4分地，亩产上千斤谷子。还种了菜苔。卖菜、卖粮每年收入一万多。现在没有地，什么都要买。茄子、豇豆2元多一斤，圆白菜1块5一斤。老郝吃素，说自己一天吃饭十几块钱就够了。
现在老郝家一层楼的房子租了出去，一年能收个3000来块。因为靠着学校，出租很容易。他在外打工是铺管道，一天能挣130元，一个月两千多。不过他说：“做得但太辛苦了，牙痛、背痛，就回来不准备再出去做了。”
老郝说，过去汉源好种地，现在家里吃得还是前年收的稻米。本来想卖一些，可现在粮食老涨价，不卖了，留着自己吃。
6月10日晚上，我们一直采访到11点多钟，当地一位从老汉源搬到新汉源的移民答应第二天和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直惦记着的万工。
万工是汉源的一个乡，也是汉源瀑布沟水库移民新村所在地。日，万工乡遭受了巨大的泥石流。住进去仅仅才一年零六天的水库移民的家，瞬间就成了这样。
万工乡的泥石流发生在凌晨4点。靠山的新房被推倒了5排，24人失去了生命，几十人受伤。
当时最先听到巨大声音的老乡，先以为是巨大的爆破，爬起床，开着摩托车呼喊村里的人快跑。大部分村民只身逃了出来，家里什么都没带出来。
今天我们没有被“接待”。去时，当地人很平静地向我们介绍着因水库移民被搬家的经过。不过，说到在这片地方造房子时，他们急了：“我们向政府说过这里老滑坡，连庄稼都不敢种在这里，可是最终新房子还是被建到了这儿。”
大渡河边，花椒之乡的农民，是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新农民。既然要盖新房子、搬新家，他们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好好地修了新家。可是，住了才一年零六天，一场泥石流过后，他们什么也没有了。
一位大妈移民后的新家紧挨着大山。盖新房子时，因她去说理：这里老滑坡能不能在房子上修些防护板，门前修条路，有了动静好跑。结，果施工方认为她是阻碍建设，楞是把60多岁的她打昏在地，还给关了两个星期。一同被关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
后来医药费倒是给报销了，但现在家里一无所有。去年泥石流后每月给800元人民，他们租房子住，最近已经有两个月了，每月那800元的生活费也没有拿到。租不起房子了，只好又回到这里。
另一位大妈泥石流后也是租房子住。可新房子的电线都是明线，住进去没有多久就失了火。大妈告诉我们，失火后，她家最后剩的几件衣服也烧光了。消防队赔了她家1万5千元，可最后她拿到手的是多少，2000元。而她的亲哥哥是被搬到大渡河猴子岩的水电移民。那里2009年的一次超大泥石流，夺走了哥哥的生命。
这位大妈家这些年做锌锭生意，如今价值几百万的锌锭被压在了废墟下，已经被人偷了两次了。他去找政府帮忙挖出来，可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想办法。”她一个妇女有什么办法，房倒屋塌快一年了，她天天守在倒塌的家旁，看着那些锌锭。老人说，现在那可是全家所有的希望。
这个孩子的爷爷死后还没来得及下葬，就被埋在了废墟下。周末时，他和父母总要来这里看看。从他的目光里能看出孩子对我们成年人的期待吗？
离开汉源时，透过车窗我拍到了新汉源，虽然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新生活，汉源人还得要一天天地过。
这位老乡告诉我们，他们家的地可能快分下来了，在那片山坡上。我问离你家有多远呀？他说：从家出来半个多钟头能走到，不远。
用相机记录着今天的新汉源时，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们需要发展，也需要能源。但是，当我们使用电脑，当我们按一下灯的开关，屋里灯火通明时，我们想到过还有这样一群人，为了能源付出的代价吗？对他们的补偿，我们用电的人，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在我就要写完这篇文章时，看到四川地矿局地质勘探大队总工程师范晓写的一篇文章“蓄不满水的水库与断流的江河”，文章中有这样一段：
大渡河断流的危机
大渡河是四川省境内的一条重要河流，是目前梯级水电开发强度极高的河流，也是拟建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取水河流，还是拟议中的“引大济岷”工程的取水河流。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对大渡河干流的电站库容与河流流量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因为水电过度开发出现的水资源危机，不仅是指整个长江上游的总体情况，在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也表现得十分严重，而且整个长江上游的水资源危机正是各支流水资源危机累积叠加的结果。
根据乐山乌尤寺水文站实测数据（44年平均），大渡河的多年平均流量（不包括青衣江）为1470立方米/秒，年径流量463.58亿m3。在未计算大渡河各支流的电站库容（主要支流的梯级电站包括：梭磨河8级，小金川17级，瓦斯沟1库7 级，田湾河2库4级，南桠河7级，官料河7级等）、未考虑南水北调西线规划在大渡河上游调水40亿m3的情况下，目前大渡河仅干流上规划的24座梯级电站的总库容已达186.5亿m3，占大渡河年径流量的40.2%。
大渡河在汛后的电站主要蓄水期（10月至12月）平均流量为1187方/秒，径流量94.35亿m3，大渡河干流上建成、在建、规划的电站共24座，其中有数据的16座电站水库的调节库容（大致相当水库汛后蓄水到正常高水位需要吃掉的径流量）总计为 101.1亿m3。据此，大渡河干流电站水库总的调节库容至少为10月至12月径流量的1.07倍）。即使考虑10月份开始蓄水时的初始库容已包含了一部分调节库容（即汛后开始蓄水的起始水位高于调节库容的下限水位），干流上的水库在 10月至12月的蓄水量也与此阶段的全部径流量很接近，而且这还没有加上大渡河各支流水库群调节库容的蓄水量。因此，一旦大渡河流域规划的电站水库全部建成并蓄水，汛后蓄水期大渡河也极可能出现断流的局面。
如果把南水北调西线在大渡河上游规划的调水量加进去，情况将更加严重，据有关专家研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一旦实施，引水枢纽以下仅大渡河钭尔尕至石棉的 300km河段，在11月至翌年5月的7个月中，径流量至少将减少32%。按此估算，大渡河在汛后电站主要蓄水期（10月至12月）的径流量可能不足65 亿m3，这和大渡河干流上100亿m3左右的汛后水库蓄水量相比，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锦屏”处女”峡谷的今天
日晚上，我们到了雅砻江锦屏电站所在地。2006年绿家园“江河十年行”第一次走到这里时，我们这些走南闯北的人认为这里简直就是处女峡谷。
雅砻江位于四川省西部，凉山州盐源、冕宁县境内。是金沙江最长的支流。锦屏山位于冕宁县境西部。雄居雅砻江河套，西、北、东三面环江，拔地而起，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5座之多。锦屏山最雄，位于锦屏乡，海拔4193米，古有“锦屏山，宝带水”之称。锦屏山地处断块褶皱带，山体侵蚀严重。雅砻江180°日大转弯江段是在冕宁境内，在周边地区，无类似景观，因此大峡谷具有特殊价值。
也正是这些特殊价值，上下游水位落差大，被水利工作者认为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承担着重要的为下游供水的职能，成了我国规划开发的十二大水电基地之一，将建设21座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达2856万千瓦，相当于一个半三峡。经国务院批准。
雅砻江上的锦屏大坝建在由上千米陡峭山岩与湍急江流构成的峡谷中，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突如其来的岩石爆裂、一泻百米的洞中涌水、泥石俱下的塌方滑坡经常发生，其技术要求与施工难度都是世界级的。
“日晚，一场暴雨突降四川冕宁，7月1日凌晨1时许，位于冕宁县西南约80公里的里庄乡董家沟暴发泥石流灾害，数十数百公斤乃至上吨重的山石随浊浪汹涌而下，扑向由汉、彝、藏、蒙四民族构成的里庄乡里庄村，泥石流所到之处，人畜饮水管道断裂、耕地毁损、合抱粗的大树被拦腰砸断……
石流源自何方？人们溯浊水而上，很快在上游不远处找到了答案。原来是锦屏水电开发公司施工单位为节省开支，未按规定将修路产生的荒渣全部倒进指定沙场，而是就近就便倾倒，致使大量荒渣从半山腰顺陡峭山坡直接滚落谷底。堆积的荒渣栏断溪流，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水塘（堰塞湖），这些堰塞湖因6月30日的暴雨而溃坝，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垮塌，洪水挟裹着乱石直扑下游，一路肆虐，之后冲进奔腾的雅砻江。
我们在锦屏跟踪访问的人家，男主人叫代兴民。2006年我们去时知道，他们家本以为修电站可以让他们多找些活路，专门买了一辆大卡车准备拉活儿。2008年我们再去时，他们家的大卡车卖掉了。因为工地多用自己带来的人，以素质不高为由很少雇用当地。
让代家想也想不到的事还有，修大坝中繁忙的运输，让当地家家重要的经济来源，养蚕业受到重创。因为桑叶被水电工地过往大卡车扬出的烟尘覆盖，蚕宝宝不吃了。
2006年“江河十年行”时，当地人最担心的是：如果修了锦屏电站，这里的大江会不会也像外面那些大江似的没有了水。那次代兴民说：这么好的大江，给我们留下一点水也好。
2008年，“江河十年行”去时，代兴民家又添了新的发愁事。原来是有领导把他们家门口的一段江包给了一个采金的工程队。结果金没采到，把江里挖得一塌胡涂不说，挖沙后水面的涨落，还淹了江边农民的地。那可是全村的口粮地。为此，他们多次找了有关领导，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为此，他们对政府很是有些意见了。
2008年，离着锦屏电站还很远，我们就看到新修的公路前挂着牌子“电站专用”。今年我们走到那时，大路修得漂亮极了。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说，当兵守在那儿，就是不让我们走这条路，很多等着的人都帮我们说情，央视的记者还亮出了记者证，我们说是去拍雅砻江大峡谷的，可死活就是没让进。
我们只好去绕道。本来一个小时的路，这一绕就绕了五、六个小时。我们一年只来一次，当地人盼着修路，修好了路却却只有水电人的车能走，不让他们走，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呀。
绕行在大山里时，路之烂，让我一个个不时地叫着：“屁股快颠成两半了！”
前两年我们到代家时，都是晚上了。2008年更是夜里11点多才到了他家。今天是晚上8点多到的。一进门老代就和我们说：“你们有两年没来了。”
两年了，他家的房子没有变，人也没怎么变。老代告诉我们，2008年儿子把车卖了，去年辞了电站的工作。
老代说：他妹妹在电站里承包了一个工程，过去电站不用本地人，现在也用了。他就在电站和妹妹一起做。儿子、儿媳现在一个在汶川搞建筑，一个去了浙江。2007年我们去时，还在旅行社工作的女儿现在也辞了职，到内蒙古发展去了。这家人看来挺活泛。现在家里就老两口，老代说，现在家里的大问题就是老婆身体不好，天天吃药。
我们边问边聊着时，老代的妻子突然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像你们这样采访有什么作用吗？
我们说；“你看中国现在的大河大江，一会儿干，一会儿涝。我们是想对中国的大江大河做一个十年的跟踪采访，记录这些江河的变化。我们的记录除了江河以外，也包括生活在江边的人家的变化。我们选了10户人家，雅砻江就选了您家。”
我们问代妻是不是还记得，2006年 我们的车走到这儿时，代兴民正好在外面，正好我们也想在你们家后面的桥上拍拍大山，就停了下来，就把您家定成我们要跟踪十年的一家了。这两年没来，主要就是路的问题。2008年来时，电站的警卫说不让我们从修电站那边走，而每次20多个记者专家坐的大车要走今天走的烂路也很难进来。这次我们用的是越野车，所以就不能再落下你家了。
看代妻对我们像是还有话要说，我们就问她：“您跟我们说说家里现在有什么难处？家里开的小铺子生意还好吗？”
代妻告诉我们：方方面面都有提高，小铺子原先一个月能赚六千块钱，现在八千左右没问题。家里现在一年的收入也个五、六万块。养的两头猪都是自己吃。
代兴民在一旁补充说：现在的开支增大了。老婆52岁，高血压、糖尿病一个月药费要800块钱。有些药当地没有，要坐七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西昌去买。孙儿也要花钱。加起来每个月几千块钱是要花的。
老代告诉我们，他们那儿现在一户人家一个月用电在60度之内是4毛8分一度。60度以外的比这个钱要多些。全村是4个社，3个社是汉族，1个社是彝族。原来彝族是住高山的，现在彝族也下到平地了。
我们问他：这边上学方便吗，有学校吗？
老代告诉我们：“有学校，只是教学质量不好，家庭好一点的全把孩子送到外面去上学了。”
老代自己是初中毕业就教书了。说到教书，他有一肚子的话要对我们说。
老代：“我是从年在当地教书的，1972年我还没毕业才14岁，那时我爸爸是乡里管理学校的主任。他对我说你必须要教书了，因为这个地方在偏远的高山上，没有老师来这里。当时我想去当兵，体检各方面都合格，接兵的人到我家来接我。可爸爸说不行，不让我走。他是个老干部，要让自己的孩子留在这里。那时候民办教师一个月就几块钱。”
虽说是民办教师，老代教出的学生中，现在一个在国家财政部，一个在卫生部，也有当了校长的。可在四川省冕宁县，民办老师没有退休金。我们说，你为什么不去找找有关部门。老代使劲地摇着头说：“找也没用。”
代兴民说县里像他这样的民办教师不止他一个，但他的教龄最长。当年是为了山里的孩子才留下的，现在这样的待遇，让他有点心寒。
6月11日晚上采访完，我们住在了离代兴民家两公里之外的里庄。12日一大早出来，随便和街上的人聊聊，他们说的最多的困难：一个是路太坏了]还有一个是用水的问题。
而让我非常遗憾的是，当年我们认为的处女峡谷的两岸，如今因为修村村通公路，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当地人说，修了路比原来爬山更可怕了，原来从没有过泥石流，现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滑坡，就来了泥石流。
张德新，是我们在代兴民家的小买部看他给儿子买糖时见到的。中央电视台的李路说，咱们跟着他回家吧。我们问他家有多远，他说，山上。他爬四十分钟能到，我们上去，要差不多两个小时。为了也能了一下解代兴民邻居家的生活，我们决定还是和张德新一起上山看看。
张德新38岁 汉族 儿子8岁。老婆丧偶再婚，带来一个大儿子现在在外打工。因他们家是在大山上，地是一点点开荒开出来的。多大面积他也不知道。现在家里养了一头牛。喂了一头猪、10只鸡（都是公鸡 母鸡不好喂）、此外还有桑树养蚕、种水稻、养殖、加起来收成一年能有个万把块。外出打工收入是80块一天，张德新一年外出两三个月 其他时间都在是家里种地。
看得出张德新是过日子的好手，更是会欣赏大自然的人。我们本想就是去他家看看，可是，望着他家门口的风景，加上他老婆一回家就把刚买来的肉烧了出来，酒也开了起来，馋得我们几个人再也走不动了，筷子都没有用手就吃开了。
“江河十年行”2011采访的这一路上，面对那么多的不公，面对那么多的伤害，包括对大自然的，对农民的。今天在张德新家，我们算是看虽谈不上富裕，但靠自给自足踏踏实实的农民过的日子。
离张德新家最近的邻居袁忠祥家是彝族。一家7口人，4个孩子念书让家里很是困难。泥墙草屋，我们路过他家时女主人拉着牛在耕地。女主人问我们能不能帮她家拍几张照片，我们答应回来时拍。我也让他的大儿子把家里的情况写下来，看我能不能找找愿意帮助穷孩子上学的朋友，帮他家一把。回来时，他的儿子详细地把爷爷，奶奶到爸爸、妈妈、弟妹的年龄，文化程度写给我。而女主人让我们拍的是他家的地。
因为修路，炸山，她家的地里出现了大坑、小洞和裂缝。
家里的地出现了大裂缝，这位农家妇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找村领导去反映，让人不理解的是，村长来看了看说“等垮了再说”吧。临走还给了这样一句：“注意安全。”
这位农家妇女说：“我们一家老得老，小得小，怎么注意安全？”
这样安稳、贫穷的日子也有不安全的。看着这位妇女焦急的样子，我们除了能帮她拍下照片找人反映，还能做什么呢？我艰难地在她家的地里爬上爬下时，在一块大石头前，这位妇女让我们快走几步，说它随时都有滚到江里的危险，而这么大的石头滚下去，会给雅砻江带来什么，又有谁知道？
日我们在代兴民家采访时，还遇到这样一个人。他是在等车，听到我们在访问也凑了过来。他叫胡依里，腿有残疾。曾是一个砖厂的老板。43岁，彝族。没文化，一家六口有4个孩子都在念书。砖厂2003年开建，2004年建成。两台机器日产是3200块砖。可因修电站需要堆料厂，他家的砖厂就被强行占用了。开始开出赔偿的价是26万，胡依里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么大的一个厂怎么也要赔上百万才成。可是现在6年了，一分钱也没拿到。官司一直打到了省高院。现在官司还在继续打，一家人的生活却已非常困难。
在代兴民家附近的里庄我们碰到一位女村支书。我们很想听听当地一个村官面对峡谷成了今天这样，有没有什么遗憾。她对我们说是：“树还能长。”
在这位村官看来，目前当地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她说：“修一座电站，修一条专线，新路修好了，他们自己走去了，老路就没人管了，而新路只有电站能用，当地人不让走新路，连被大车压坏的老路坑坑洼洼的也没有人给修。可怜的山里人，现在要想出出进进，只能在颠簸的路上爬行。”
这点我们当然深有体会的，过来时只走了一趟，肠子都快颠出来了。可想本以为修好了路就可方便出行的当人，却不能享用这条新路，还只能颠着出进大山，心中的那份不平。这位村官，今天算是和我们发泄了个够。
关于村里水的问题在和村书记聊时，不少人围了过来。他们说：镇上老百姓用的是峡谷里的山泉水。可是引水的管子时不时地被各种施工所截断，造成全镇人吃水的困难。村书记却说，对于一个村领导，要协调这样方方面面的问题真是太难了，所以她希望我们也能帮忙呼吁一下。
如果不是走进大山，走进这些老百姓的生活，真的不知道一座水电站的修建，让老百姓碰到的问题会有这么多。
早上碰到要去赶集的老两口，78岁的老头和65岁的老太，在我们就要离开锦屏时，卖完了他们背篓中的李子，两块一斤他们卖得180元，高高兴兴地爬山回家了。看到我们，他们拉着清华大学博士后杨丽的手，让我们和他们回家，从树上摘些李子带上。我们说，没时间了，我们要走了，他们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深深地遗憾。
这两位老人和山上张德新一家，是我们此行见到的笑得最自然的几个农民。他们的生活，让我们做“江河十年行”跟踪采访人家的记者们感慨万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踏实，写在了他们的脸上，也让我们对已经跟踪了五年的人家继续跟踪调查，记录下去，有了新的思考和信念。
全球经济危机殃及到张府
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之广，怎么形容可能也不过分。
从2006年开始的“江河十年行”跟踪采访的十户人家中，只有攀枝花的一户是当地环保局帮我们选的。去了后，我们本想和环保局的人说，这样的移民没有代表性。可后来想想，这样的人家有一个也是代表，也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江河十年行”跟踪记录的十户人家中，因水电的修建而被移民的，二滩电站这户人家，可以说是变化最小的，日子过得最不错的一家。
日，和前两年来一样，我们还是只看到了张宗洲的女儿和女婿，张宗洲本人一直在他家开的矿上，酒店完全交给了女婿。
二滩电站移民张宗洲家在我们这次的采访中的变化是，张宗洲的女儿生了孩子。这是他们家的大事。
除了家里添了新人以外，张家说他们的生意这两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也不好做了。这让我一下子记起了，2008年我们到攀枝花，在工业开发区往远处看时，工业园区里有点静悄悄的。陪我们采访的当地人说，是因为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订单少了，企业也不景气了。
没想到今天二滩电站旁一个小小的食府，也会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可见在中国，现在全球化的程度有多高。
这次采访，前面五家有太多的事，太多的不公。张宗洲家，是可以看到今天移民生活有着积极意义的一家，我们就多说说。也一起看看这样人家的日子吧。
两年，考虑到他们家的变化可能不大，用不着每年都记录，所以我们就没有去他家采访。下面是前三年“江河十年行”纪事中写张宗洲的情况，一起来看看。
2006年，听到这位叫张宗洲的老板也是农民，从二滩电站筹备起，才开始当上了小包工头。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这座花了120万修建的张府酒店，完全是靠他自己赚的钱修起来的，一分贷款也没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人跟踪记录十年，会很有意思。于是，记者们走进了这座小楼后面的江边花园。
张宗洲形容自己今天的生活到也实在：“一天三打扮，一嘴肉来一嘴饭”。他说的一天三打扮，形容的是有衣可穿，可换。这是他曾经认为的共产主义。张忠洲说自己当年的希望，靠着二滩电站的建设，就算是都实现了！
村里其他人呢？张宗洲说：大多数村里人的家，都是在原有的地方就地上移的。搬迁后，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不怎么好，在用水和地力方面，移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2007年，我们到张家时，张宗洲的老婆和女婿在经营着他们家花120万元盖起的餐馆。我们也听说张宗洲的女儿是当地财税所的所长。我们问他们是不是常有财税所的人来吃饭呢，他们的回答是财政所离这里比较远。因为忙，28岁的女儿还没有结婚。妈妈有些着急。今天我们来，女儿不光嫁人了，还生了孩子。
今天，我们去时，餐馆里一桌客人也没有。但张宗洲的老婆告诉我们，每天中午客人还是不少的。他们每年的毛收入能在五、六十万元。家里这几年又从别人手里买下一个矿。眼下张宗洲和儿子一块在忙乎矿上的事，发展刚开始。
2008年，张宗洲家人说这几年生意一直都不错。只是今年以来，山上的水越来越少了，他们开始担心，没有了山泉，以后饭馆怎么开。而山泉水的断流，有施工的原因，也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全球气候变化对江河的影响，当然是我们江河十年行要持续跟踪的。从一个山泉看全球队气候变化，可能所需要的数据很不全，只能算是一个点的记录吧。
其实，这样一户的跟踪记录，也还有其他难度。比如他家的资产，这些年的变化，我们就一直没有打听出来。这个规模的饭馆可能也赚不了太多的钱。但是开矿这些年的收入到底会有多少，就不知道了。他家的女婿说，现在也不好做了。那是为什么呢？两年了，我们都没见到现在把精力全都放在开矿的、精明的农民张宗洲。
年，我们虽然没有采访张宗洲家，但在采访攀枝花时，罗兴全是我们一定要去看的。这位已经70多岁的老人，几乎是在靠个人的努力，为一个污染企业给周围人带来的影响，在要求着企业赔偿。当然做得十分艰难。每次听说我们来了，老罗都会专程来找我们。这次也不例外。6月12号晚上，我们吃完晚饭都9点多了，老罗等在我们住的地方，一个一个电话叫着他们环保协会的人，要一起和我们说说他们的担忧和努力。
老罗他们要求赔偿的黄磷厂生产的黄磷，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目前国内总生产能力达80万吨，生产厂130多家。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四个黄磷生产国之一，而且生产量和出口量都是四个中最大的。
黄磷提炼，属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黄磷本身有毒，5％液态黄磷灼伤即可致人死命。黄磷生产对空气、水均有污染。从世界范围内看，黄磷生产呈现出从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则呈现从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黄磷生产大多数集中于沿海及内地缺少磷资源的地区，如华东、华中、华北及东北等地。八、九十年代，在磷资源丰富的地区如云、贵、川、鄂等省，因为同时也有丰富的水电资源，所以掀起了建设黄磷厂的热潮，一些贫困地区甚至把兴建黄磷厂当作脱贫致富的途径。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黄磷生产受市场竞争影响，逐渐向西部地区转移，那是国内黄磷生产发展最快的时期。
90年代后期，国内黄磷生产向大型化、自动化方向发展，走磷、矿、电结合道路，建设了若干个大型黄磷生产基地。位于攀枝花市的四川川投电冶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依托二滩水电站的廉价水电，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黄磷生产基地。同时，一些东部地区的磷酸盐厂也在西部投资建厂。目前云、贵、川、鄂四省黄磷产量已占全国总产能的90％以上。
这些工厂在向内地转移的同时，也把工厂伴生的污染带到了内地。
6月12日晚上，我们和老罗他们协会的人一起聊时，同行的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杨丽，还有杨丽的一位同学也在场。老罗向我们诉说着他们为了老黄磷厂对当地人的污染，从号开始上诉。可是六年了，法院既不说审理，也没说不审理，更没有驳回起诉。
老罗为此找过法院的厅长，也找过院长，两次和院长谈话。法院的人说你们是通情达理的，我们很理解，可是下文就没有了。老罗对此的评价是：“法律的悲哀啊。”
老罗说：“我们的诉讼请求就三句话：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关于赔偿损失，那么大的损失，我们拿不出多少证据。”
为什么？比如大家反映很强烈的是黄磷厂既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也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损害健康按照法院的规定，要医院诊断。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医院根本不敢开这样的证明。
杨丽说从法律的角度看有这么几点：“第一，法院对2005年递交的起诉状没有给任何的受理通知或者是驳回起诉的通知，法院就已经违法了。关于民事诉讼法，对于它的受理是在15天以内，是受理还是不受理或者是驳回起诉，必须给一个明确的通知单，所以在这起案子中，法院本身已经是违法得非常厉害，很离谱。”
杨丽的同学说：“现在不是民事诉讼的问题了，而是要有一个行政诉讼，应该告环保局，告环保局不作为。行政诉讼是不需要钱的。原来那个民事案件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公司已经注销了。肯定注销了，厂子都不存在了。原来是独立的法人，已经不存在了，我认为民事诉讼是很难的事情，就行政诉讼，而且在哪里告都可以，环保局受不了，迟早也会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么多年来，环保局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要找环保局。”
老罗只是攀枝花一个普通的干部。在这场和黄磷厂打的官司中，他可说是竭尽全力。这些年，威胁也好，风凉话也好，他听得太多了，但他始终坚持着。
6月12号晚上，我们一直和老罗他们谈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房间里就看到了老罗在楼下等我们，他说和新上任的环保局长说好了，局长愿意见我们。
在当地环保局的办公室里，环保局长和我们说的是，对老罗他是非常敬佩的，也愿意从资金上支持他。只是，76岁的年纪还在这样环保，老罗需要找个接班人了。
离开局长后老罗和我们说，我不是不想找，NGO的领导能有多大权。为大家讨公道的事，这年头愿意做，有能力做的人不多。
就在我们去攀枝花之前，老罗联系上了中华环保联合会的法律部，他们表示了要来调查的愿望，老罗告诉我们，这对他来说又多了一份期待，也多了一份信心。
2011年“江河十年行”，从在四川采访的五家来看，都江堰水电移民、地震受灾者被开发商占了地；地震震源新村的老百姓被铝厂污染得种不成庄稼，没有了生活来源；木格措景区，被地方政府与私人老板合资承包，牧民的牛和森林饿得饿死，被占的被占；汉源，明明是滑坡地段，却非要把新家安置在那儿，结果是房毁人亡；还有锦屏电站的路，当地人不能走。这些人家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挑战与不公。只有张宗洲家，六年来日过得还算安稳。不知后四年四川的这六户人家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
资源是不安定因素
2011年“江河十年行”跟踪访问的云南的五户人家中，有三户是大坝已经规划但还没有被批准的潜在水电移民，两户在金沙江，一户在怒江。这三户人家至今还过着与祖辈没有太大区别的江边生活。另外两户，一是澜沧江小湾电站的移民，我们从他家准备搬迁到搬进了新村，已经跟踪采访了五年。还有一户是怒江小沙坝的移民。虽然怒江能不能建坝至今还未见分晓。可1996年底，小沙坝整个村子已经搬到了农民新村。
2011年的“江河十年行”，我们横向比较的是，同在大江边生活的农民，靠世世代代生存的方式种地，靠自己的乡土文化与传统生活的人家，与有了水电后住进新村，或外出打工的生活，到底有哪些不同。纵向的比较，那就是从2006年“江河十年行”开始行走、记录，这六年间，这十户人家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变化，他们的命运和大江大河的变化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江河十年行”走的是西南的六条大江：四川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和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六条大江因能源开发，都在不同程度地受到着开发的巨大挑战。
金沙江一库八级电站，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发着。不过，作为一库八级的一库虎跳峡电站，却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潜在的十万移民的坚决抵制。当地人甚至 说，就是拿一座银行换我们的金沙江，我们也不换，就是把金沙江铺成金江我们也不搬。特别是在北京工作的人类学学者萧亮中知道自己的家乡，自己从小长大的大 江要成为水库后，奔走在家乡与北京之间，他告诉自己的父老乡亲，开发中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他告诉北京的记者、学者和环保人士，金沙江是世界自然遗产。
六年了，虎跳峡电站被一直搁置着。当地老乡听到了这样消息：虎跳峡电站要上移，上移后，要搬迁的移民就没有那么多了。这些消息要是能实现，长江第一湾这富饶的村庄，亮中的家乡金沙江边的车轴村就不会被搬了。
当地农民杨学勤指着当年要修坝时立的标记说：如果修电站，这片地就会被淹。那我们就要搬到“花果山”住了，那原本是猴子的家。
金沙江边的农民为什么那么反对在自己的家乡建电站？当地很有声望的小学老师李君杰这样形容了自己的家乡：我们这里很怪诞，那么小的地方出了那么多文人、武将。从大画家到大将军，如果数一数真是不少呢。60年代，中国面临巨大的饥荒的时候，虎跳峡的粮食运往过祖国各地救济灾民。
长江第一湾生活的富足与文化底蕴的丰富，是我们每到长江第一湾，都要感慨的。
石鼓镇从1985年家家就都有了彩电。为石鼓镇的电视普及做出重大贡献的原广电局技术部主任年庚华却对我们说了这样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资源，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他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从伊拉克和利比亚说起的。
年庚华说，这些年要在他们家乡建电站，遭到当地人强烈抵制后，修电站的理由在不断变化着。先是说水电扶贫，后来又说是科学发展观，然后就是滇中调水。年庚华说，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是一个理由，我们这有修大水库的库容。这个大库就是长江第一湾。
这些年，我们每次来石鼓镇都带我们走走，看看的杨学勤说：那些要修电站的人说，搬迁还不容易，把老的养起来，过几年就死完了；年轻的小伙子让他们去当上门女婿，姑娘们嫁出去不就行了。
老杨问我们：你们说，我们石鼓镇能这样说搬就搬吗？
石鼓镇的富裕，不到这儿来真是难以想象。当地人说的这里的“怪诞”，这么小的地方出了那么多文人、武将，他们留在街上的痕迹也是随处可见。
“江河十年行”在石鼓镇跟踪访问的李家珍一家，我们是年年去，年年都要听他拉二胡，看他手上拿着的杂志，听他讲家里的收成的。他拉的二胡都是古曲，“山坡羊”、 “浪滔沙”。年纪大了，李家珍不常去村里人一起演奏的纳西古乐队了。可是下地回来拉上一首古曲，还是他的日常生活。前几年来我们就知道，他家订有《杂文选刊》、《南方周末》，电视他最爱看中央台第十套的节目。今年来，除了知道他家还是猪满圈、鸡满院、羊撒欢，有着吃不完的粮食和蔬菜以外，还看到他家墙上多了一片碳炭写的短诗。细细看来，原来是一段赞扬鲁迅的诗。我们问他为什么写在墙上呀，李家珍告诉我们是教育孙子的。
像李家珍这样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农民，今年我们又认识了几位。也是杨学勤带我们去的。因为丽江要举办书法展览，作为牵头人的老杨在我们去之前就向这两位打了招呼：过一天就来取。
12月14日下午，我们随着老杨先到了农民木荣芝家。木家是丽江的大户。央视记者李路请木荣芝再写写拍下来，老人提笔写的是“春满长江第一湾”并问我们开头写什么？原来他是要把这幅字送给“江河十年行”。
老杨带我们去的第二家，是到了退休年纪才从民办地教师转为正式教师的76岁老人李君杰家。聊起当年水坝就要在家门口建老人说，我们这儿不用说得太多，90%的人不愿建电站是有的。建了电站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说，也会影响气候，影响自然。
在李君杰老人家聊天时，老人的妻子一直坐在旁边笑。我们问家里的活儿你做什么呢？她说地里的活儿都是她在做。
这么一问不要紧，我们才知道一位在金沙江边生活的，年纪已六十有八的农村妇女要干多少活。家里的四十二亩地是她一个人在种，她的男人不下地。一年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种的蔬菜吃不完天天还要亲自到街上去卖。另外家里还喂了两头猪，二十多只鸡。
一个女人怎么能做这么多活儿，累不累呀我们问她。老人笑着说了三个字：“习惯了。”
聊天中，我突然想问老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给你一万块钱，你会用来做什么？老人说：去趟昆明。我们又把这个问题问了她的男人李君杰。这位退休的小学教师说没有这么好的事，不想。我说：假如呢？老人坚持说不想了，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老夫妻有三个孩子，现在都在外面打工。一年回家一次。我问，孩子们没有上大学，没有和你学书法的。老人说，没有，我也不能强迫他们。随他们去吧。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问过李家珍，他们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都没有继续老李的爱好，连我们第一次到他家时会唱纳西古曲的老人的孙子李小孝，也是中学一上完，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在承包的学校食堂里干活了。
石鼓镇也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只留下老人。我们今天走进的四户人家，家里都只有两个老人。孩子也少有继承老人琴棋书画爱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四十岁以上的人还爱好看书，爱好古典音乐。而年轻人，就少了文化素养了呢。
在和老杨交谈中，他和我说了这样一个现象。他上小学的时候，校长袁志鹏专门在江边开辟了一片地，带着他们到田里认植物，画动物和泥土摸爬滚打。老杨说，在他幼小的心里就开始感受着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也学习着课堂以外的知识。而现在学校里的领导呢，通常关心的是怎么把这片土地承包出去，用这片土地赚些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和我们那时老师教大的孩子能一样吗？老杨问我。
在大山上看长江第一湾时，我们发现江边有些新砌的石头。老杨说，这就是人们不了解自然，不尊重自然坏的事。江边本来都是树。当人们把树砍了后，江水就把岸边冲垮了。现在砌的石头能不能护得住江边的堤岸，堤岸蹦塌了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什么灾难，就都不好说了。这还只是一个江边的小影响，要是修大坝，蓄水库，对金沙江又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能不为我们的后代想 想呀。
老杨说虎跳峡不建电站了，今天金沙江边的农民又开始盖新房，开新业了。农民过日子总是要朝前奔的。
在杨学勤家采访后，他让我给北京的朋友带了一箱子书。这些书中介绍的都是石鼓的文化和石鼓的文化人。
未来的土地谁来种
2011年“江河十年行”走在金沙江时，我们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感叹这里大自然的美；感叹这里大江的自由自在、清澈见底；感叹这里的风情与人的亲和力的相依相存。
当然，在感叹的同时也有思考。为什么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见到的是国在山河破时，金沙江的这段大江还能这么自然；为什么连现在的环保官员都承认大江小河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今天，这里的江河不但有奔腾着且见底地清澈；为什么不但东部，包括西部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我们强势的经济发展中被忽视、被践踏，正在走向消亡时，这里的民族文化却依然维系着人们与自然的和谐。
12月15日，我们在长江第一湾见到了一群热爱纳西文化的人。这群人中有70多岁的老人，有50多岁的壮年。他们说，每当放假的时候，学生们也会和我们一起把玩古老的乐器，弹奏用老乐器演奏出来的古曲。
蓝天、白云下，欣赏古老的、民族的、传统的音乐时，我赞美这里的自然，也赞美这里的人。
听说我们是一群关爱自然，关注江河命运的人，他们专门为我们演奏了一曲“寄生草”。77岁的张会长骄傲地告诉我们，哪里还有我们这样美的自然？国家现在也重视我们这里世代相传的文化了。
这位老人还问我们：没有自然哪有我们人？我们为什么要以牺牲自然来发展？这里要是修了电站，我们这些人就聚不起来了，聚不起来了，还到哪儿去把这美的音乐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传给下一代？
和每年的“江河十年行”一样，行走中就是我们“大巴课堂”的时间。昨天我们分成了三个小组分别采访。今天的“大巴课堂”上，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所的人类社会学家沈红和中国环境报记者资敏、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彭铭刚先给我们讲了昨天他们走访的长江第一湾诊所。这里街上的诊所看一次感冒只要几块钱或十几块钱，不像我们城里大医院看个感冒不花个几百块钱休想走出医院。这几年的改革，农民也“吃”了医保。长江第一湾的杨学勤说，去年装了进口的心脏起搏器，一共花了6万多。医保为他付了近两万，因为他是在市医院做的手术。
生活在昆明，常常下基层采访的记者资敏为此发了一通感慨：农民的医保是在县医院看病能报销70%，在地区医院看是60%，在省里或去北京目的地病报得就要再少些。这就意味着农民要是得了大病，要想得到更好的治疗，就要多花钱。为什么城里的大医院给农民看病和给城里享受医保的人看病，要分个三六九等呢？这公平吗？
在中国的很多乡村长期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沈红说，前些年就有文章在探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看病太难了。所有的好医院都集中在大城市，这种以城市医疗为中心的医院，要靠提高门槛解决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这也是一种分流。新农民合作医疗，对分流配合的做法：一方面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医疗保险；另一方面也在挡住农村进城看病的人。沈红说：2007年以前农民看病是没任何国家保障的。现在还是有了变化。
香港中文大学的彭铭刚听了后说：人类学家谈的是有与无的变化，记者看到是在看病这件事上的社会公平。
昨天，我们看到的还有长江第一湾，这样一个古镇对污水与垃圾的处理。前几年我们来，这里一直在挖沟，今年这些沟已经填埋了，有了井盖。杨学勤告诉我们，现在的污水还没有进到地下管道里，不过很快了。以后这里的污水就会和你们城里一样不再裸露。我们这里的人喝的虽然是山泉水，但污水的处理跟不上，随着人口的增加也会出问题的。
沈红他们昨天跟着街上的垃圾车走了好长一段。让他们有点遗憾的是，最后发现这些垃圾还是被收集后倒在了江里，顺江而流。当地人说大江可以自然净化。可如今的垃圾和过去不一样了，包装纸越来越多，这对大江的影响还是令人担忧的，沈红说。
前几年的“江河十年行”，因为是六条大江一起走。是生态、水电、人家一起调查与记录，像合作医疗，污水、垃圾的处理，我们都没有好好地去看看，去记。这次我们只走云南的五户人家，这样的细节终于也有时间可记录到了。
姚树贤的家，是我2005年就到过，就住过的香格里拉县金江镇吾竹村堆满一组的一户农家。这些年看到过，走进过太多的水电移民的家，再走进这样的，还在以祖辈留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活的农民家，让我好想找时间在姚叔家多住几天。
姚叔家正在盖的大房子
我希望在发展是硬道理的今天，人们也能看到尊重自然，尊重传统与文化的人家，是如何生存与发展的。
时隔六年，姚叔家里的花儿更多了。池塘里的鱼也上了千斤。正在修的大房子，姚叔说就是给你们这些喜欢我们这种乡间生活的人建的。等建好了，你们想在这住多久就住多久。
姚家的院子里还有两个小水景，我们给它们命名袖珍瀑布。问了姚叔后知道了用途：“院子里的水要有个变化，还可听到流水哗哗的声儿。”
在自家院子里看水的变化，听流水的声音，这样的农家院在中国还有多少？农民中有这样的追求，又能实现的又有多少？这是我在姚叔家时问自己的问题。
在姚叔家的池塘旁，我拿起了瓢舀了一瓢水。每次走“江河十年行”之前都有朋友说，真想去，可是实在走不开。每次来之前我也会和朋友们说：我又要去亮中家了，你愿意还和我们一起替亮中孝敬他的妈妈吗？
萧亮中被当地乡亲们称为“金沙江之子”。为了留住家乡的大江，32岁的他就因操劳过度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今天在姚叔家（他比我只大一岁）为关注亮中，关注金沙江的朋友们，我把瓢里的水一口一口地念叨着朋友们的名字喝了。这清水既是为忙不能来的朋友们喝的，也是为我自己。因为有了这瓢水垫底，今后什么“水”我不敢喝呢？
今天我们就又要见到亮中的妈妈了。昨天打电话知道他们家今天要杀年猪。今年家里猪圈里三头大肥猪已经卖了，可圈里还是满满的。
每年“江河十年行”看到金沙江边农民们忙着杀猪，我都会想到怒江边被移民的农民再也不能养猪了，因为农民新村的家家户户都没有院子。发展中的农民生活或许要等着后人评说。
2006“江河十年行”的第一年，我们到亮中家时，亮中三弟亮远的女儿刚出生。亮中去世后，奶奶就不说话了，可是素秋出生后，奶奶天天抱着素秋，她和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姑娘有着说不完的话。
今天我们到亮中家时，正是奶奶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五岁的素秋像小跟屁虫似的跟着我们下江，上山，最后不但独立完成了几张照片的拍摄，还玩起了摄像机。她长大了还会在这里种田吗？
晚上看照片时，看着小孙女的作品，亮中妈妈的脸上挂上了笑容。今天晚上我答应亮中妈妈，明天我们到家里吃饭，喝酒。陪陪这位老人家，是亮中生前很多朋友的心愿。一年和老人家聊一次，也是我们每年“江河十年行”向这位培育出了亮中这样儿子的母亲吸吮营养的时刻。
乌鸦回来吧！
日早上，已在农家住了两天，我拉着一行中的几位女士在姚叔家池塘边洗头。那一刻，淋浴在阳光里，和现在在家里、在宾馆里不一样的洗头方式，既让我们中很多人回忆起了小时的情形，也让我们感受着与自然的亲近，并和朋友人一起做一件事的快乐。此时的笑呀、闹呀，给了我们极大的快感。
纳西族的婚礼，是今天我们偶然碰到的。现在年轻人的婚礼讲排场，成串的车队，成堆的彩礼，似乎多么夸张都不奇怪。纳西族在金沙江边的婚礼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江河十年行”的行走中，记录这些民族风情和人与江河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我们要记录的重要内容。
我们去的这家新娘子是白族，新郎是纳西族。新娘子还没有来时，我们就被告知，今天的婚礼是按纳西族的规矩。我们到时，新娘子还没有被接来。几天来，感受着金沙江农民生活富足的我们，想象着这里婚礼的排场和我们不知道的习俗。
今天接新娘子没有车队，只是很普通的一辆小轿车。家里给他们准备的也是很小的新房。进到新房后，先是一个小男孩送来一盆洗脸水。水和毛巾被放在了地上并没有用。接着的可是一定要享用了，那是新郎妈妈送来的一杯糖水。
扛着摄像机的央视的李路进到新房很直接的问新娘：新郎比你矮，你不再乎吗？新娘微笑着说：“对我好就行。”
我问新娘：“听说你没有要彩礼，你的公公说一分都没有要？”
新娘说：“以后总是要一起过日子。”
我又问：“车上怎么连个喜字也没有呀？”
新娘说：“路很远，要开四个小时的车，早上贴了的，风给刮走了。”
新娘子说这些时，自自然然，让人听着看着都挺舒服。
这对新人是在一起玩时认识的，认识了半年姑娘就披上了婚纱。简朴，热闹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场婚礼的特色。没有闹，也没是太特殊的习俗。陪我们来的杨学勤说还是有些汉化了。
是呀，从桌上那长长的一排啤酒就可以看出外来文化对这里的影响。坐在桌边的一位小伙子说，你们要想多了解我们，就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喝酒。
排了一桌子的啤酒，坐着喝酒的都是刚刚还在端盘子的新郎的伙伴
可惜我们还约了一位77岁的老人要采访，不能久留。像小伙子说的：“我们要喝到晚上见了”，和他们一起喝到晚上，我们会听到多少这里年轻人是怎么想的，怎么生活的故事呀。这次我们已经是专门采访跟踪的人家，又只在云南，可时间还是不够用。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采访，有多少时间才是够呢？
“阳光在水面交织成我诗歌的标点，落落的松涛和我的诗韵和旋……呼呼的小风凉快我发烫的心坎，我快步小心地走进林间。”
写这诗的老人杨文华受过大不公。上个世纪在动乱的年代里，他因不满现实，被关了十年。这诗是他被关押时写成的。在那样的境遇中，与他同在的是他心中的天、地间。
我问老人，这里的大江怎么能保留得如此自然。老人说在我们的文化中，祭祀之后一定要大声的喊一声，乌鸦回来吧！
我们在金沙江的一艘老船上和老人聊时，老人对着大山用纳西语，用汉语喊了好几遍：乌鸦回来吧。
老人说，能有今天这样的大江，是因为山上有无数的山泉，有成片的林子。现在的人认为，树是可以说砍就砍的。在纳西的文化中，树和泉都是保佑人生存的神。
长江第一湾石鼓镇的饮水站过去是杨文华老人管的。当年，他被放出来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文化站，一是去水站。他选择了水站。我问他：管一个镇的水，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老人脱口而出：安全。
一个刚从牢狱中出来的人，要去管水，是为了安全。
可是，今天说到这时老人生气了：“现在人们对来自大山里的水不那么重视了，老要人为地蓄水。”
老人还说，这里大江边有一片柳林，几百年了，是这些柳树保护着大江，柳树的根可以固土。有柳林时，从来没有现在江边的塌方。我问老人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呢？他说：现在是领导说了算。
江边的树被砍了后的塌方，就是前面我们昨天我们到的。
我们和杨文华老人相约，明天到他当年管理的水站去看看。杨学勤说，老人十多年没有上去过了，能答应你们不容易。一个古镇水的管理，除了要安全还要什么呢，明天我们会去看看。
和杨文华老人告别后，我们又到了“金沙江之子”萧亮中家。来之前，不少亮中的朋友托我带去对亮中妈妈的问候和心意。
亮中二弟亮东的女儿立秋昨天在我们身边跑来跑去，今天我们要把带来的书送些给她。
还有亮中爸爸办得那个小小的乡村图书馆，我们也会送些书。昨天就等着要给我们做饭吃的亮中妈妈，我们到时刚从地里采了菜回来。她说这是喂猪的。长在这儿的猪，吃的完全是天然食品，玉米和地里的青菜。
今年亮中妈妈养了大大小小19头猪，会留两头自己吃，剩下的都会卖了。养的20多只鸡，是家里自己吃的。每年种的几口袋油菜籽，能打一百多斤油也全都是自家吃的。家里的果树，核桃树先仅自己吃，吃不完再买。
亮中的二弟亮东，去年花四十万买了辆大卡车跑开了运输。妈妈在一旁说全部是贷款。“什么时候能还完呀？”我们问亮东。他说：“三年。”三年就能还四十万。这其中要多辛苦，不过从亮远的笑里，我们看到了萧家的希望。
我们每次去看萧亮中的妈妈，村里的丁大妈是一定要来的。亮中出生后的第一口奶是丁大妈喂的，当地叫开口奶。可是今天丁大妈没有来，听说是身体有些不适。
亮中妈妈带我们去了丁大妈家。记得“江河十年行”到金沙江时，有好几次，她老人家都会很认真地和我们说，18亿亩粮田是国家定的红线不能少的。
今天我们聊了没几句，丁大妈就给我们拿出了她收集的报纸。上面有移民介绍，也有金沙江的水电开发。这就是家住金沙江边的农民，这就是家住金沙江边的妇女。
12月16日晚上，我们又回到了姚叔家，吃完饭后，坐在火塘旁。葛叔也又带来了个新朋友，李叔。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想广为传播：“我们这里没有自然灾害。现在每当发生什么大的灾难时，我们的媒体上立刻会有有关人士出来说是全球气候变化，是天灾。那为什么天灾就不到金沙江香格里拉这呢。”
李叔说：我们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我们这里很多方言用的字，只有在康熙字典里才有。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说法：“尿到水渠里会生疮，打了燕子眼睛瞎， 人潮地灭，古树不能砍，古路不能占。”这都是在说人与自然的关系。
李叔还说：“或许就是这些村规民约，让我们这儿，每到开江，鱼就会从江里往起跳。青蛙蛋在江里一排几百米宽，几公里长。小时坐渡船能一看就是一天。遗憾的是，现在浮在水面的青蛙蛋看不见了。气候变化我们这不是没有，但影响不大。人为影响倒也是有的。”
葛叔和李叔他们最近在山上建了一个玉皇阁。他们是要让这里的年轻人重拾当地的传统与文化。他们认为，这里没有自然灾害，和当地多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这些文化传统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分不开的。
坐在火盆旁，和我们聊到深夜的葛叔临走是给了我个活儿：找个名人帮我们给玉皇阁提个字。越有名的人越好。
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完成葛叔的委托。但我会去找，去问。我要告诉我找的愿意为金沙江这片大山、这条大江提字的人：你的提字，是给大江的保护者。他们，是中国农民的脊梁。大江的保护者要让他们的后代也知道，家乡没有自然灾害是因为什么。
我走在金沙江边
日，“江河十年行”走到金沙江边一棵近800岁高龄的老樟树前时，一束阳光和一缕草烟正拥抱着大树。
这老树，那光线和田边地头烧出来的烟，交汇在一起时，我有一种美景从天而降的感觉。难怪有学者说，香格里拉就在长江第一湾，就在虎跳峡。
金沙江流经的这一段，两天来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的美丽，也看到生活在这里的农民的富足与悠闲。
离开“金沙江之子”萧亮中长大的金沙江边，我们又回到长江第一湾石鼓镇。杨文华老人已经在等着我们。他的夫人穿着纳西服装也和我们一起到了石鼓水站。杨学勤说这可能是老人最后一次去水站。今天这里已经叫石鼓村龙潭饮水用水协会了。
杨文华老人站在山坡上告诉我们，当年石鼓镇没有统一的饮用水。他接手后是从3000多米的山上引的山泉水，供石鼓镇的居民饮用。为了引水的安全，老人修了两个水池子对水进行过滤。老人说喝水的问题不能马虎。为此老人的发明是在这些池子里养上鱼，鱼是安全的，水就没有问题。
让老人至今记着的是，这用于一个镇的公共设施，开始一家一年收50块钱的水费，水站总共也就两三个工作人员，工资就是从这里来的。收不上水费，发不出工资时，老人就找到用水单位的部门领导，“威胁”人家多交点，否则不给你供水。就这样，直到退休还有两个月的工资老人没有拿到。即使这样，就连逢年过节，如果水少了，水管子堵了，老人也要立刻上山。或者所幸就住在山上。不放心的老伴也不得不跑上山来给他送饭，洗衣服。
这条路是老人当年常走的，老人就是从这里上山去看水。今天他边走边说着：“我们石鼓镇人喝的水，都是矿泉水。”
杨学勤告诉我们，前些年要在虎跳峡修建水库时，老人呼吁的是纳西文化。老人说，河谷里这么多民族是和谐相处的，修大坝后，离散了，石鼓人就不会安居乐业了。
我们问老人对修电站有什么看法时，老人说：对雪线会有影响，雪线会上升。会影响气候变化，丽江会成为水城。
老人站在他当年工作过的古城石鼓镇的山上，指着山下流动的长江第一湾说：有一次我看到一张世界地图，那上面都有我们石鼓镇，了不起呀！千年形成的景观，要是修了虎跳峡水库，这样的地方就会消失。
早就过了古稀的老人为石鼓的自然，为纳西人所居住的生态与文化担忧着：“我们这儿江边的柳林，清朝时就栽下了。现在花那么多钱修了码头，花大价钱买了两艘船，那么贵的票钱，谁坐？没人坐就废在那儿。现在金沙江修大坝，到处是锁着的，江边一派萧条。”
“传统道德讲礼，礼就是做事要有分寸。路上有块石头，会影响人们走路，不应袖手旁观，倒一盆水也要先看看会不会影响到别的人。有钱了，人也不能不享受自然，不能为了自己的享受就破坏自然。三江并流是世界自然遗产，不光我们不同意建，联合国也不会同意吧，”
“纳西族妇女穿的衣服是“披星戴月”。现在穿的衣服已经不正宗了。”
老人觉得他可能是最后一次上山了。所以今天我们请他带我们到石鼓水站来看看时，老伴也跟着一起来了，还穿上纳西服装。
我们采访完后，老人说：给我和老伴在这里照张像吧，辛苦了她那么多年。
两天来杨文华老人和我们聊了很多。杨学勤说，老人平时话不多，更是不接受任何采访，今天是一个例外。我们也能感觉到，老人和我们在一起时，话是越来越多了。
分手前，老人给我们朗朗地吟诵了他当年他受到不公待遇时写的一首诗：
“我走在金沙江边，阴沉沉的乌云布满了天，小鸟还在歌唱，不知道这是个阴霾的春天；我走在金沙江边，浓郁的柳林延伸林边，乌鸦不住，声声点点；我走在金沙江边，金光的堤田朦胧在云雾之间。”
家在金沙边,像杨文华这样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被我称为中国农民的脊梁的还有葛全孝。在金沙江的三天里，我们也和葛叔坐在火塘前聊了很多。
其实，早在2004年，在北京国际水坝大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以农民身份参加大会的葛叔时，就看到了他写的一篇文章。在这里我也抄录几段，让我们一起看看由一条大江哺育的农民的思想和文化底蕴：
“长江第一湾虎跳峡不仅有三江并流景区内最壮丽的景观和丰富而独特的动植物资源，还存在着大量的文物古迹。纳西、白、傈僳、藏、苗、彝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演绎过一幕幕永驻千秋的历史事件。从经济发展的状况看，这里也是三江并流区物产最丰富的地方，粮食 生产旱涝皆丰，生活富足，社会稳定。
当一场突发的洪水来临，淹没了我们的村庄，瞬间发生的大地震毁灭了我们的城镇，我们就会获得国家、国际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救助，因为这些灾害是天意所为，而且我们在这些自然灾害中深切地感受到了灾害无情人有情。但当水坝蓄满水时，我们赖以生存的村庄、田地、山林、牧场和依附着的梦想随之永远消失时，尽 管我们的损失比洪水淹没和地震大许多倍，又会得到多少援助呢？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捍卫和讨回我们原有的生计，因为它是人为的，这是我们的合法权益。“
葛叔为此提出的建议是：“国家把农民的参与权制度化；学习科学知识，理智参与意见。让民众知情，以主人翁的态度主动地理智地参与到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水坝工程的讨论中。
通过媒体吁请专家学者讨论。在我们各民族百姓的眼里，都市的高楼大厦，繁华的闹市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要的是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 气，不污染的净水和能长绿色食品的土地。我们不但感觉精神上的富有，也具备环境上的富有，物质资源的富有，享受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和安居乐业的生活。作为三江百姓会很好地爱护自己的家园。我们吁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和社会学专家对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水坝利弊进行公开讨论，维护它的完整性和自然性，这是世界所有人的权利。因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和民族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
葛叔认为，如果在他家乡金沙边修大坝，他们失去的什么？
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丧失。
如果建坝，不管地方政府还是开发商都不可能赔清这里农民的一系列的资产损失。
这里的民居多半为三方一照壁的院落或是四合院，多装修有精美图案的木质雕刻。占地约一亩左右，是兼有菜地、果园、花草竹木的小桥流水人家。这里古村镇的道路和水利系统，是历经几代人的结晶，非一代人所能完成。
土地有基本农田承包地、自留地、承包的荒山林地。有公有的山坡草场、山林、高山草甸、沿江的滩涂等。基本农田多是吨良田。这里的老人放上一群羊或十几头牛，可解决全家一年的生计。广阔而高峻的山林里有着不可细数的珍贵的药材和食用珍菌，是富足生活的重要来源。农民说：“我们的田这么好，山这么宽，柴方水便，江里有鱼，要我们搬到有田无山，有山无水的地方，我们坚决不同意。”
多民族共融人文文化遗产的丧失
这里各民族在金沙江流域世代和睦相处，既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又与其他民族亲密交往，互相尊敬，互通有无，互通语言，互相通婚。在这一带，一个家庭由几个民族组成是很平常的事，这在全国实属少见，举个例子：金江镇吾竹开文村杨兴荣（本人是教师），他曾祖是普米族，曾祖母是傈僳族，祖母是纳西族，母亲是汉族，他的妻子是彝族，一个家庭就有五个民族。类似的家庭情况，在金江两岸是比较普遍的。一旦建坝，淹没的不仅仅是土地，而是一个堪称民族团结典范的民族共融体。那时，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多民族人文文化的“遗产”？
我认为，保护好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不仅要保护好三条江，还要保护好这里世居的各民族稳定的社会状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各民族和睦相处相融，遗产保护才有它的价值。
通过讨论和交流，我们这里的农民普遍认为，这里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国家有民族政策，建水坝的结果是瓦解了这里的少数民族。
葛叔“上纲上线”地在文章中说：强制性移民，剥夺了农民原有的生计。
不过，作为生活在金沙江边的农民葛叔也是有对策的。他提出了这样几条：
移民需要制度的保障
移民需要法律上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