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来到网贷问答!&&[]|[]
标题回答/浏览时间
已有&20738&个问题
一周热点问题
&加载中...晋商贷投资理财怎么样?_百度知道
晋商贷投资理财怎么样?
提问者采纳
要是在以前我肯定叫你选择晋商贷，但是现在的晋商贷真的是不敢恭维了口碑越来越臭啦，网站老是出问题打不开，害得我们投资者一直以为是不是出问题要跑路了，整天提心吊胆的，现在早就撤出来了，转投最近口碑很好又稳健可靠的财佰通，这两家年化收益都差不多，但是个人觉得相比较起来财佰通的透明度会比较高一些。
提问者评价
其他类似问题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晋商最讲信用
在善于经商的世界各民族中，无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中国商人，还是犹太商人，都以其独特的经商术著称于世，而同时他们又有许多相互融会贯通和英雄所见略同之处。晋商是中国商人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与享有“世界商人”美誉的犹太商人在经商智慧和致富高招方面的异曲同工之妙，令人惊异!
　　晋商积极进取，而犹太人自强不息；晋商爱惜钱财，而“犹太人是吝啬鬼”(世界流行说法)；晋商尚诚信，而犹太人重合同；晋商认为“和气生财”，而犹太人明白“顾客是上帝”。他们两者无不善于审时度势，忍耐制胜。他们都是稳中求进、应变图存的强者。
　　　　经商无诀窍，信誉第一条
　　孟子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经商活动中，诚是基础，有了诚，信才能笃实。“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信是处世立业之基础，人际关系的美德。“言而信”，“言必信”，也是经商者必须遵循的准则。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视诚信，“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等商谚，都是晋商重视诚信的经验总结，并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
　　信誉高自会招徕主顾。诚信是晋商生意的精髓，这与犹太人生意经的“精髓在于合同”惊人地相类。犹太人认为：“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神签定了存在的契约之缘。”他们经商最注重合同。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认准晋商茶庄经营的某一种牌号的砖茶后，长期购用，一生不易。由于晋商出售的砖茶质量可靠，为蒙古人民信赖，他们平时还以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物资交换手段。祁县乔氏在包头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不图非分利润，在用户中威信很高，人们都愿购复盛公的商品。有一次，复盛油坊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友为贪图厚利，在油中掺了假，掌柜发现后，立即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虽然商号暂时受到损失，但诚实不欺，复字号所销之油成为人们信得过的商品。
　　近悦远来，生意愈加繁荣。太谷广升远药店，制作名贵中成药龟龄集、定坤丹，参非“高丽”、“老山”不选，茸非“黄毛”“青茸”不用，故信誉著于市场，药品上只要见“广升远”三字，买主就信得过。祁县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晋钞大幅度贬值，约25元晋钞才能兑换1元新币。当时大德通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票号可以趁晋钞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可是大德通没有这样做，并且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不让存款户吃晋钞贬值之苦，结果大德通票号信誉益著。
　　珍视信誉，已成了晋人经商成功的秘诀。有的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债，也主动代先人偿还。诸此之事，屡见不鲜，在国内外传为美谈。外国人曾评论说，这种品德在世界其它地域从未见闻，梁启超也评论道：“晋商笃守信用。”1888年，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即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经营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快，……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晋商如此重信誉，谁人不愿与之共事!
　　恪守信誉是山西票号兴旺发达的法宝之一。它办理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吸收的存款，保证随时提取，而且甲地存款可以在乙地支用，存户甚感方便。由于它的信誉好，故赢得了社会的广泛信任，无论商家住户、达官贵族，有钱都愿往票号里存。清朝官吏的私蓄存入票号，一者因票号资金雄厚，无倒账之忧；二者可为其保守秘密；三者遇有升迁、卸甲归里，存款可以安全转移。而票号经理人为吸收官吏存款，也是不遗余力的。由于山西票号信誉昭著，故存户多愿往山西票号存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天津蔚长厚票号官吏存款达105万银两，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人存票号存款即达60万银两。
　　在北京的票号，还发行一种“小票”，原本是为收支银两方便而开具的一种临时性银两票据。面额最小的50两，最大的万两，二三百两的最多，的也不少。每家票号开出的小票有一二十万两，20多家票号的小票，在北京市面流通的总额不下300多万两。由于票号信誉好，有些人竟拿上最初这种为拨兑银两使用的小票当“钞票”使用，长期不到号兑取。有的还把小票保存起来，积蓄私财。
　　　　成熟稻穗头低垂
　　任何有远见的商人都不会否定谦和之于经商的重要性。一般来说，人气旺，财源才能旺。松下老板形象地说，稻穗越是成熟，头越低垂。同样道理，人越伟大，越谦恭恳切。只有那种半桶水的，才会摆架子、自大。公司也一样，规模越大，从业人员的态度，也应更加谦恭恳切，否则将破坏公司的信誉，也会受到社会的指责，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同事的言行不当，也会对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他曾反复强调：公司愈发展，愈要勤学、亲切，切忌官僚作风。
　　犹太人认为，在人的一生中，每天都在做着推销的工作。这种推销是指推销自己的创意、计划、精力、服务、智慧和时间。如能妥善地把握“推销自己”，是可以出人头地，获取奋斗目标的实现。相反，那些人生事业失败者，十有八九是本人不善于“推销自己”，而不是本身能力问题。而所谓善于“推销自己”，是指与人相处和谐的能力。
　　数百年前，晋商这样的智慧情商使他们在商战中游刃有余。他们很重视“和气生财”，“以和为贵”，把谦和作为每个经营者必须信奉和遵从的信条。他们总结出这样一条准则：“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对于经商要谦和的理解不应过于狭隘，它当然首先是指做生意时态度要和气，但还有更深更广的含义，如友善对待各方人士，甚至包括商业竞争者；友善对待内部职工等。诚然，在现实生活中，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有种种利害冲突，但晋商重视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缓解矛盾和冲突，力求在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人之间建立和睦的关系，以求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他们特别重视在以下三方面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其一、对客户和顾客。晋商虽无“顾客是上帝”之说，但实际上却真正做到了把顾客当“上帝”。晋商在《贸易须知辑要》中指出：“但做生意的人，是无有大小，只要有钱问买卖物”，他即是个“花子”也可交接。所以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和平、应酬为本”。
　　其二、对同行或竞争对手。晋商对同行或竞争对手，同样主张“和为贵”，平等竞争，如无必要，不一定非置对方于死地，而一般是采取以帮来使对方度过难关。榆次天亨玉商号在资金短缺、经营困难时，著名的大盛魁商号不但未拆其台，反而借给白银三四万两，帮其度过难关。大盛魁商号的这一做法，使其名声大振，在商界威望更高。后来，大盛魁商号经营发生危机
时，天亨永(天亨玉改名)商号：不忘旧事，从经济上、业务上支持大盛魁，帮助它度过难关。
　　其三、对待内部职工。晋商主张职工内部也要和谐友善相处。《贸易须知辑要》说：做掌柜、大伙计不可自抬身价、目中无人，对下属即使有不妥处，“亦以理而剖之，则上下欢心，无不服你，你若自己尊贵，自夸其能，狂然自大，目中无人……众不但不服你，还要留下唾骂”。东家对伙计也要“替他揣摩”，“宾主相投，自然越处越厚道，可以成协力同心之家”。
　　特别是如何做到谦和待客，晋商《贸易须知辑要》这一“宝典”中还有许多“金科玉律”：
　　——说话第一要谦恭逊让，和颜悦色，言正语真，方成正人君子，但凡言语之中，不可形于讥，需检点留心。
　　——交易，言谈不要太多，多则令人犯厌。
　　——柜上做生意平心定气，和颜悦色，下气怡声，婉转相达，此乃生意乖巧之第一。你若气性暴露，肝气不平，那人暴躁，你更躁，岂不两下就有相打相骂之说。
　　——做生意切不可前言不应后语，都要至诚确实。如何说起，如何说止，你若先三而后四，言语不一，则不相信你也。
　　——做生意那人来，总要随机应变。如他批评你的货丑，你亦不可嫌他。他善批你，亦要善解。又道：褒贬是买主，说说是闲人。
　　——做生意买者同你交易，必须把生意放在心上，同他对答怎长怎短，买与不买，切不可三心二意别处打岔。必须立于柜面，俟彼执意不买，方可做别的事。莫说买者还价不到，远抛高，就不理他，你不理他，买者则动气而去，如遇见性躁者还要同你相骂到底，还要细细推详划本划利卖得，卖不卖得，不可自误，过后悔矣。
　　——生意也要慷慨大方些，泼绰些，切不可一做生意，格外苛，总要推多取少才有主顾投奔。
　　但是，谦和不等于软弱，《贸易须知辑要》中还这样讲：
　　在柜上做生意全要眼亮，第一要认识得人，如彼公道正直，出言有理，必公道待也，毋自欺也。你若妄言诳语，虚名寡实，彼看你举动轻净，则不信服你了。如那人本来粗俗，话语强硬，亦不必示弱与他。
　　再如，大德通号规中有一条是“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因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世自重，无得放肆。倘有不公不法之徒，不可朦胧含糊；外请者就便开销，由祁请用者，即早着令下班回祁回号。珍之重之”。
　　由此看来，“和衷为贵”的儒家原则，并不是僵化的教条。上级对下级应宽容爱护，但不能偏袒；下级自身更应体谅自重，不可违纪胡为；对某些不公、不法的行为，不可含糊迁就；凭藉人情关系请托者，则立即开销出号。儒家的仁义亲和与法家的严格规约、严行赏罚巧妙地融汇在一起，真可谓“儒法相渐”、“王霸道杂而用之”。
　　相与之道
　　民国25年(1936年)，乔家在中堂做了一件震动包头的大事：包头著名的双发公字号因还不起乔家复盛全5．6万元现洋的债务，东家杨老五的儿子回乔家堡给“映”字辈东家们磕了一头，就免了一半的债——2．8万元现洋(折合现在的人民币150多万)!何以如此，因为晋商有自己的“相与”之道。
　　晋帮商人重视稳妥经商，慎待“相与”。所谓“相与”就是同行业务共事的商号。所谓慎重对待，就是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但一旦建立起来，则要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就如上面提到的山西祁县乔氏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经过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否则，均婉言谢绝，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是当看准对象，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相与”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和从中汲取教训。“复”字号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的商号沾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钱花在衙门里。广义绒毛店曾欠“复”字号5万银元，仅以价值数千元的房产抵债了事。至于“复”字号下属商号，一旦停业时，则要把欠款全部归还，外欠的能收多少算多少。“复”字号的上述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望很高，故许多商号能以与“复”字号建立业务关系为荣。
　　相与之道，不仅仅体现的是晋商的厚道和义气，它实际上蕴含着高超的智慧和哲理，同业共存共荣。他们认为与自己有往来的商号共存共荣，是商号维持长久发展的唯一道路。一本现代《商经》对这种理念有过精辟的论述。企业是社会的公器，因此企业必须和社会一起发展。企业经营扩展它的营业范围，固然很重要，但仅这样是不够的，企业的经营活动，还必须带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因为事实显示，如只有自己的公司得到发展，社会成长却不能相配合，终究是不能长久的。企业社会必须一起繁荣，共存共荣，否则必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这是自然法则。企业为了扩展它的事业活动，就要靠和它有往来的企业或人。如买方、卖方、消费者以及提供资金的股东或银行，甚至于地区、社会大众等，彼此以各种形态保持关系。如果牺牲有关系的一方来图谋自己公司的发展，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最后必会导致自我毁灭。因此经常考虑和有交易往来的对方共存共荣，可以说是企业维持长久发展的唯一道路。
　　　　忍耐制胜
　　一个人要有成就，坚定、坚强、毅力是第一位的。但这种伟大的忍耐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方可蓄积“坚忍不拔之力”。犹太人面对失败、挫折，确立忍耐致胜的法则是：
　　1、对“失败”持正确健康的态度，不要恐惧失败，要懂得失败乃是成功必经的过程。
　　2、焦点不要对着过错与失败，应对准远大的目标。
　　为了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顽强不屈，百折不挠，不达目的，奋斗不止，这是晋商的又一精神品质和取胜智慧。晋商经商坚忍不拔的事例很多，这里举一个晋商在清朝政府腐败、帝国主义势力侵略的社会环境下，在与俄商的茶叶大战中坚忍不拔、顽强奋战的事例。
　　清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此后恰克图贸易日盛。嘉庆、道光(年)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商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年)，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价值800万卢布，而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输出仅600—7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年)，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商品。同治五年(1866年)，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关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年)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年)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年)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对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晋商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意志顽强、坚忍不拔的商界劲旅，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商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也去俄国另觅新途”。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晋商北上到俄国境内经商的计划，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领事的要求。晋商得到清政府批准后，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年)，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个回合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运输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凭的就是顽强忍耐的奋斗。
　　　　审时度势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最能显现出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余氏此话言之有理，由于晋商目光远大，能够审时度势，有大手笔，才能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
　　明初，他们看到北方边镇市场的出现，便捷足先登，充当边商，而兴起于商界。明建国后，元蒙势力在明朝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北归。明代蒙古各部虽无统一政权，不能有统一的行动计划，但由于是单一的游牧经济，“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衣缯之具”都要仰仗中原，而明政权对蒙古各部又采取严密的防范政策，限制蒙古各部与中原各地的交往，故蒙古各部出于掠夺财物的需要，经常南下扰边，使明朝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明朝方面采取了三条防御措施：一是重新修筑长城，加强北边军事防御设施。二是疏通南北运河，使南粮北调，以供京需和边饷。三是沿长城线设立军镇，驻扎军队，作为防止蒙古军南下的军事防线。据统计，明朝政府在这些边镇布置有86万军队。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么多的军队和马匹需要大量的军饷才能维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当时明政府解决边镇军饷的主要手段，是由商人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军需物资，官府给予商人的优惠是出让盐的专卖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中制”。具体办法是：官府出榜招商，商人应招，输纳粮食等军需物资到边镇，换取盐引，凭引到指定盐场支盐，然后到指定地区销盐，从中获取利润。除了粮食外，各边镇对棉布、棉花的需求量也很大。若按86万边军每个军士棉布二至四匹，棉花一斤半计算，年需棉布172~344万匹，棉花129万斤。这样，商人除纳米形式外，还可通过纳布、纳棉等形式换取盐引。山西位于长城内侧，明代的北方边镇均在长城沿线，九边重镇之首的大同及山西镇均在山西境内，宣大总督所辖宣府、大同两镇，宣府也邻山西。由于大同、宣府为重镇，布防军队最多，所需军饷也最多，开中盐引数量也大。于是，山西商人以“极临边境”的优势，一俟明初开中制实施，便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集粮、盐、布商于一身，兴起于商界。
　　明中叶，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开中纳粮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即商人不再纳粮到边换取盐引，而改为纳银换引。据统计，嘉靖末年各边镇饷额达560万银两以上。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购买市场。面对这一新情况，晋商不失时机改变经营方针，实行四个战略转移：即逐渐实现由盐业的边商转为内商，活跃于淮浙、长芦、河东等盐区；经营项目由盐粮布经营转为多业经营，诸如丝绸、茶、绒货、颜料、煤炭、铁货、木材、烟草、参、纸张、油、干果、杂货等，都成为晋商经营的重要商品；活动范围由纳粮开中地区转为向全国各地发展，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国外，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经营方式上在独资、贷金等形式上，出现了行帮、伙计制等组合形式，增强了商业竞争能力，于是从明中叶以来，晋商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一个地方商人集团。
　　入清以后，随着明末战乱的结束，蒙古、新疆、西藏内附，出现了中国版图空前辽阔的大一统局面。国家的统一，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在明代原有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清政府在加速开发边疆地区经济方面，取得了实际成效。面对这一历史机遇，晋商大力经营，积极开拓，他们首先看中清政府推行的满蒙友好政策，立即积极开展旅蒙贸易，以长城沿边地区集镇为据点，循着通往蒙古各地的驿道，由近及远，由漠南蒙古逐步深入到蒙古各部。同时向西北地方发展开辟了一条由归化城、经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到新疆古城的商路，在边陲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接下来便是余秋雨所讲的清道光以后，山西商人又先人一步，看出金融对商业活动的需要，就在账局、钱庄的基础上首创以汇兑为主的山西票号。这些都是大手笔，善于审时度势的结果。
做同行中的专家
　　现代企业经营里面，有所谓多角化、综合化以及专业化的经营方法，一般而言，多角化不如想办法实行专业化。当然，多角化、综合化也有其优点，但专业化总是比较容易获得具体的成果。也就是说，各个企业在自己所能够拥有的经营、技术、资金等力量的范围内去经营时，要想最有效地活用这些力量，必是集中使用比分散力量更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企业经常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如果将拥有的力量分散于好几项事业中，在各种事业里都出类拔萃，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拥有相当的实力。但是，只要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种事业上，即使没有特殊的经营能力，也应当会比其他的公司容易成功。事实上在当今社会里，即使是小型企业，只要能专精于某一事业领域，它所得到的成就，决不会比大型企业集团差。很多公司以一种产品而称霸世界，就是最实际的例证。
　　晋商经商很重视掌握商品性能，练成绝活，成为行家里手，从而为商业活动带来利益。如山西文水人基本垄断了清后期北京的干鲜果行，其中有位晋商岳昆湖，人称鉴糖一把手。
　　岳昆湖在年轻时候就到前门大栅栏一带当了干鲜果店的小伙计。他从长期的经营活动中掌握了一种鉴别糖的绝活。只要你打开包装让岳昆湖看看货，抓一点在嘴边尝一尝，他就可以告诉你这是哪里出产的糖，含糖量有多少，可算哪个商品等级，应该定个什么价。由于岳昆湖有这样一手绝活，所以，和他做买卖的人都不敢捣鬼，他的名声在糖业交易领域越来越大。北京的糕点业主都争相找他进货，而南方产糖区的货主也十分信任岳昆湖，愿意把糖批发给他。这样，岳昆湖双手托两家，业务越来越大，一度几乎垄断了北京的糖业生意，成了北京干鲜果行的著名人物。
　　太原老鼠窟元宵成名的故事，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老鼠窟元宵店的正式名称该叫恒义诚元宵店，由于它地处太原钟楼街老鼠窟巷口而被人称之为老鼠窟元宵店。该店的创始人姓申名友，乳名三货，是太原松庄村人。
　　他从18岁起，就开始在钟楼街等地设摊滚元宵。申三货制作元宵很认真，而且不断琢磨、改进工艺。他听说西安元宵滚得好，有特色，便亲自赴西安取经，回来后，他把精力集中在研究配制鲜美的元宵馅上，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制作香甜可口、风味与众不同的元宵的技术，吸引了大量食客，闯出了老鼠窟元宵的牌子。
　　申三货的元宵在太原打响了，但他自己并不满足。为保持自己产品的质量和特殊风味，申三货每天都要亲自选料、浸米、配馅、滚元宵。后来生意做大了，一个人干不过来，他就动员全家人一起动手，但每道工序他都要亲自检点，绝不许有半点马虎。凡是他认为哪道工序或配料不合格时，都要动手返工，不达到标准不罢手。
　　民国20年，老鼠窟巷口的恒义诚肉铺倒闭，拍卖三间铺面，申三货乘机把它买了下来，挂出恒义诚元宵店的牌子。生意做大了，本钱更多了，他便将自己挣来的一部分钱底垫给晋祠花塔村的村民，让他们种植江米，并与之订立了长期供货的合同。这样，申三货做的元宵，不仅馅子好，皮儿也挺软和，他的元宵店名声就更大了。
　　申三货经常教育家里人：“若要富，开久铺。”而要“开久铺”就必须有稳定的质量；质量要保证，就必须有过硬的技术。因此，同行们都承认，“申三货是凭技术赢人的”。
　　借它山之石
　　榆次常家以商茶起家，在其宅院的旧书房院内东碑廊檐下，曾挂有一匾额，上刻“它山之石”四字。常家世代书香，能书善写之士代有传人，此匾的本意当指廊壁上镶嵌的清代书法家杜大统的书法刻石，擅长书法的主人欲吸收其书艺之长而提高自己。但我们不妨引申其意，常氏以儒从商，其商业活动无不渗透着儒家的学养根底和精神内涵。以茶叶而论，由于气候条件的制约，山西境内不产茶叶，但常家与俄国的贸易却以茶叶为大宗，借南省的物产而发财，这不正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文化颖悟吗！
　　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至光绪初，常家先后在中俄边界的恰克图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以经营茶叶生意为主的商号，构成了以张家口大德玉为总号，其他四个商号联袂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格局，独慎玉还在莫斯科直接设立分店。在常家的影响下，三晋各大商贾以敏锐的市场眼光洞悉俄民“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争相效仿，一时，著名茶商发展到100余家，垄断了恰克图的对俄贸易。与常家比肩而立的大商庄——太谷曹家的锦泰恒，也在莫斯科设有分号；此外还有祁太合办的大盛魁、榆次的恒隆光、祁县乔家的大德兴等（大德兴专门从事采购、制作、运销，不直接时外贸易）。
　　晋中商人利用“它山之石”获取了可观的巨额利润。资料记载：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恰克图的茶叶外贸，年均8万箱（每箱重约100磅）；到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年均达到12万箱，“较一个世纪以前恰克图条约签订初期的贸易额（1万卢布），增加了1000多万倍”。对俄的茶叶贸易，形成了山西商帮的一支劲旅，雄踞全国之首，成为晋商对外贸易最辉煌的一例。
　　此外，介休范氏的日铜外贸也另具特色。范氏为清代皇商，是明末“市易边城”操纵张家口贸易的晋商八大家之一。清廷入关定鼎之后，铸造钱币需从日本进口大量铜锭，范氏觉得有利可图，遂以“减价交售，报效国家”之请，由清政府批准，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两次包办进口日铜的生意，“浩浩荡荡的皇商‘船帮’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于中日之间，以中国的生丝、绸缎、茶叶、杂货等土特产品，从日本长崎换回日铜”，“购铜数量年达六七百万斤巨额”。去货之利以一比五，回货之利以一比十，“故铜商之富豪，甲于南中”。这一“它山之石”的利润也足可观。
　　再举太谷的夏布庄为例。清末太谷城内有名的三家商号为锦全昌、万聚恒、元生利，资本都在两万两以上。他们由四川的隆昌、荣昌地区采购夏布（彼地盛产苎麻，家家手工织夏布），再以上海为基地，直接与朝鲜、西欧行商做生意。太谷曹家则直接在莫斯科设号，由河南鲁山采购曲绸，运抵张家口打包，然后贴上曹氏商号的货品标签，运往莫斯科经销。
　　受区域性自然生态的制约，一个地域的资源、物产总是有限的。然而在商贸领域，晋中商人却具有变有限为无限的战略思想，有效地利用外地资源，广开财路，把赚钱的视野扩大到全国，扩大到海外，树起了一面个性化的商贸旗帜。
　　　 稳中求进
　《周易》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就是说，人们办事自始至终都要谨慎小心，才能不犯错误。有人认为，稳健谨慎是胆小怕事、保守畏缩，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稳健是积极进取的一种方式，凡办大事成大业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谨慎稳健不是优柔寡断、裹足不前，而是深思熟虑，作好充分的准备，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李嘉诚作为一代华人企业家，他深思熟虑，以诚经商，从不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在华人企业整体规模不大的现状下，他都没有大起大落，这与他做人低调的作风有关，也与他深谋远虑、稳中求进的管理理念有关。稳健之于晋商，既是成功宝典，也是一种精神品质。他们不愿像赌徒那样孤注一掷，要么发大财，要么破产。如晋商对待放款（即业务交往）的商号，都要详细调查对方的资金、人员、业务状况后，才建立相与关系，在未了解之前是绝不建立业务关系的。晋商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竭尽一切力量防止疏漏，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做决不是保守短浅，而是使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振作，其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扬。
　　山西票号，作为中国银行业的先导，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9世纪20年代之初，衰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千古变局风云激荡时代，它竟能生存发展，特别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到光绪二十二年（1900年）时处于黄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晋商稳中求进创造的奇迹。这个时期，太平天国革命使得南方各省不能按照向例，由陆路向北京解运京饷，清政府中央财政顿时受到了威胁。随着战区的蔓延，这种威胁越来越严重，客观现实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对京饷采取新的解决方法，即暂时允许各省督抚将京饷通过汇兑来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山西票商抢抓机遇，步步为营，次第扮演了六个方面的角色：先是充当清政府捐纳军饷的办事机构；然后是汇兑公款，为户部解缴税收；再就是借垫京、协各饷，解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急；最后票号成了代理部分有关的财政金库；还承办“四国借款”，还本付息；认购和推销“昭信股票”。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山西票商的稳中求进，其发展不仅表现在家数增多、机构扩大上，而且成为清王朝的财政支柱。
　　　 应变图存
　　顺应时代的变迁，拟定新的计划与策略，是企业应变图存的法宝。正确的经营理念，是适合任何时代的。而为了应付实际经营状况，根据经营理念所拟定的计划和政策，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应时代的转变而改变。社会不停地改变、进化。企业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且更要有远见，来领导社会的进步。
　　　　清代的山西商人如，渠本翘，就是一位有应变图存理念的晋商。
　　渠本翘，字楚南，山西祁县人，清同治元年（1862年）生，民国8年（1919年）卒。初读私塾，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十八年（1892年）成进士。曾任过内阁中书，又东渡日本以清外交部司员任驻横滨领事。宣统二年（1910年）任曲礼院直学士。渠本翘当家主持渠氏商号后，所作所为与其父渠源祯大相径庭。他不仅投资开办近代企业，而且亲自出任经理。可以说，他是山西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西当局创办了一座火柴局，生产近代火柴。由于火柴局封建衙门气很浓，产品质量又次，所以销路欠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火柴局由山西商务局接办，更名为“晋升火柴公司”，营业仍然欠佳。次年，渠本翘以5000银两把这座火柴公司接办过来，他又拉同乡乔雨亭入伙，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官办工业从此转变为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在渠、乔二人的苦心经营下，很快扭亏为盈。到民国初年，公司资产总值积累达20万银元。渠、乔两人分红利近40万银元。后来，双福火柴公司受外国资本侵入的压迫，又受国内战事和晋钞贬值的影响，生产和销售陷入困境，最后被阎锡山的官僚资本侵吞。但渠本翘开创山西民族资本工业先河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这一运动是山西人民反对清政府出卖山西平定等地煤铁矿权，要求自己办矿的群众运动。渠本翘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山西当局与英福公司进行了谈判，议定山西交赎矿银275万两收回平定等地煤铁矿权。渠本翘为了尽快收回这一矿权，亲自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了第一期的赎矿银150万两，迫使英福公司如期交出了在山西平定等地的煤铁采矿权。同时，渠本翘还与各界人士积极筹办了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自己开采煤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保晋矿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渠本翘被推举为公司首任总经理。从此，山西有了私人资本机器采煤业。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山西当局截留了渠本翘当年向各票号预借赎矿银的抵押——地亩捐，迫使渠本翘把保晋矿务有限公司吸收到的一些资本挪借归还了原借票号之银，造成了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资金短缺的局面，使渠本翘经营山西煤炭业的宏伟计划无法实现。最后，他只好辞去公司总经理之职。
此外，渠本翘在票号改革方面，也是很有见识和眼光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银市动摇。山西蔚丰厚票庄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与渠本翘交好，两人在票号改革上意见相投，于是共同议定了改革山西票号、筹办山西汇业银行的方案。渠本翘还亲赴平遥总号，陈述改组山西票号的意见。但由于总号主持人目光短浅，反诬李宏龄等借机排挤总号主持人，另有个人企图，以致李宏龄和渠本翘的票号改革计划成为泡影。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