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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是我熟悉的地区新世纪我国的安全威胁主要存在哪些方面
新世纪我国的安全威胁主要存在哪些方面
09-12-14 &匿名提问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在世纪之交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我国古典战略思想中历来有“居安思危”的传统，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面向新世纪的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观念、我国的核心安全领域、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以及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特征和目标，本刊就上述有关问题近日专门走访了我国著名军事战略和理论家、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糜振玉中将。下面是本次访问的记录。　　面向新世纪，我国国家安全的六大基本范畴和长期目标　　赵楚：很高兴能有机会访问您。国家安全是保障国家生存与发展、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在此世纪之交，每一个国家在筹划面向新世纪的蓝图时，首先谋求的是国家安全。您作为我国军内外极为著名的军事战略和军事理论专家、能否请您谈谈我国国家安全的基本范畴？　　糜振玉中将：很高兴接受贵刊的访问。我国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内外政策，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求发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继续存在并有新的发展。追求强权的大国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新经济殖民主义，加上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贩毒、恐怖活动等跨国犯罪日益猖獗等，使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和挑战多元化，涉及国家安全的因素增多了。　　面向新世纪，分析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情况，我认为我国国家安全包括六大基本范畴：（1）政治安全：主要是指维护国体、政体和政局的稳定，不受外部势力的破坏和颠覆；（2）军事安全：主要是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不受外国的侵略和敌对势力的分裂；（3）经济安全：主要是指维护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利益，不受干扰、侵犯和破坏；（4）科技安全：主要是指维护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权益，不受侵犯和破坏；（5）文化安全：主要是指维护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社会意识形态，不受腐朽文化的侵蚀；（6）社会安全：主要是指维护社会发展与稳定，保障人民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秩序、不受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避免人民内部落后观念和行为的破坏。　　在上述安全领域里，核心的安全领域是政治安全。只有政治是安全的，才能有效地谋求和构建其他领域的安全。　　赵楚：那什么是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长期目标呢？　　糜振玉中将：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只取决于国内的安全环境，还与国际安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国家安全就不可能是稳定的。而且国家各安全领域也受到国际各种力量的竞争、挑战和威胁。因此，谋求国家安全必须以谋求“普遍安全”作为长期目标。　　面向新世纪，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八大威胁　　赵楚：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预测未来10-15年我国的安全形势，对于研究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是非常必要的。请您具体谈谈世纪之交我国安全将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　　糜振玉中将：我国安全将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总括来说，主要表现为下列几个方面：　　（1）西方敌对势力将加大对我“西化”、 “分化”和“弱化”的力度。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转轨，中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成为西方霸权主义者的眼中钉，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发展壮大。因此，今后我们在与西方大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同时，对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 　　（2）霸权国家强化在我周边部署战略包围圈，军事压力增大。 从地缘战略的观点看，周边邻国越多，国家安全环境就越复杂。特别是有强国相邻或有强国控制及影响邻国时，就更为复杂。在我国周边，由于我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20年来周边是较为安定的，但由于各国间存在着领土、边界、海洋权益、民族、宗教等矛盾，加上西方大国政治、军事的影响，周边安全仍存在着不确定因素，从周边地区扩充军备的规模和军费逐年增大的情况看，发生局部冲突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总之，在未来10-15年，我国的军事安全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　　（3）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风险。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 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将得到促进，从而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现行的“游戏规则”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存在着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不公正、不合理方面。 　　（4）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安全特别是信息安全的威胁增大。科技国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速，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得到空前快速发展，计算机安全、信息安全已成为国家各领域安全的重要问题。西方情报机构已将搜集科技情报作为其工作重点。同时，在情报搜集手段方面，他们现在更广泛地利用计算机具有的独特功能窃取对方存储的机密。这已成为当今获取科技（也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的一种既隐蔽安全、又经济快捷的方式。因此，我国科技安全面临的威胁大大增加了。 　　（5）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是无硝烟、不流血的安全威胁。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更加广泛。但不容否认，近些年来，受腐朽文化的影响，在一些干部、一些青年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滋长蔓延，有的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　　（6）民族分裂势力危害社会安定和政治安全。 由于我国政府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自治制度，我国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民族地区的经济也在中央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得到迅速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在部分地区，民族分裂势力还相当猖獗。他们有的与国际反化势力相勾结，打着宗教的旗号欺骗、引诱群众，制造事端，进行分裂活动；有的与50年代逃跑到境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勾结，成立分裂组织、偷运武器入境、搞恐怖活动，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对我国民族大地区的社会安定和政治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7）走私、贩毒、恐怖活动等跨国犯罪问题呈上升趋势， 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跨国犯罪集团的活动，已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它不仅危害个人、家庭，而且危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 　　（8）生存环境恶化，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 我国的生态环境比起发达国家，问题更严重。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增强公德意识，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已成为我国人民面临的急迫任务。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特点、目标与内涵　　赵楚：国家安全战略问题，是近几年我国军内外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虽然建国以来，我国三代领导集体，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安全的思想和理论，并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实践中取得成功，奠定了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的基础，成为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但是，迄今为止，似乎我国还没有全面阐述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理论框架及学说。因此，能否请您谈谈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有关问题？ 　　糜振玉中将：国家安全战略是从国家和国际的全局高度筹划和指导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方略。它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战略决策都应受其指导并与之协调。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可概括为：“卫主权、求和平、保稳定、谋合作、促发展。”具体而言，我国面向新世纪的国家战略的目标主要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以及我国海洋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周边、亚太和世界和平；确保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创造安全、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谋求与所有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环保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加快发展经济为中心，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国防实力。发展生态环保工程，增强综合国力；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 　　赵楚：可否请您谈谈我国国家战略的特点？　　糜振玉中将：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思想、理论和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决定了我国国家战略的特点是内向型、防御型与和平型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侮别国，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容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这是我国国家战略与西方某些大国外向型、进攻型、扩张型的安全战略根本不同之处。 　　赵楚：谢谢您接受本刊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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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很好的生存和发展，就离不开一个好的安全环境，尤其是周边安全环境。周边安全环境，国家周边有无危险和受到威胁的情况及条件，是一个国家对其周边国家或集中在一定时期内对自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否构成威胁、有无军事入侵、渗透颠覆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和评估。国家周边地区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外部及内部条件的总和。周边安全环境是周边地区各种力量长期作用的产物。我想周边安全环境影响最直接的应该是国防工作了，它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兴亡……那么，接下来就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谈一谈：近年周边安全形势总体上来说还是令人满意的，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面临着一定的威胁与挑战。一、          分析我国周边地理环境我国地处亚太地区中心位置，陆地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北亚相连，海上濒临西太平洋。陆地总面积大概有1040万平方千米，海洋面积约300平方千米。陆地与14个国家接壤，其顺序为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海上与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等8个国家相邻。就领土和海洋权问题上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众多邻居国中，有的曾侵略过中国，有的内部矛盾很多，有的国内狭隘民主主义泛起等，这些都危及到中国周边的安全，从战略全局来看，周边热点潜在危机可能造成的影响，将成为我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再加之我国周边地区人口众多，周边邻国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我国人口众多导致社会关系复杂，社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各国奉行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不相同等，我国周边安全面临着一定挑战。二、          我国与其它相邻国家的关系我国周边地区是世界大国较集中的地区，俄罗斯是拥有大量尖端技术、先进武器和核武器的大国；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印度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且在东南亚地位举足轻重；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的地位不断上升，不容小看……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和平外交时，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内15个邻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乘机解决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的边界问题。1、  与美国关系。在地理位置上，美国与我国相离较远，但对我国的威胁近在眼前，中美关系时有变化。现在，美国用它的强权处处压制着我国，采取合作和压制双相措施，目的就是为了延缓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步伐，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处处制造事端。美国军力强大并在亚太地区保持前沿部署，在中亚形成了军事基地，使得过去在太平洋对华抑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尤其“9.11”事件后美国打着“反恐怖”介入中南亚。对于台湾问题，表面上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暗地里支持“一台一中”，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使中国变为“西方”列强的“眼中钉”，一美国为首的西方强权开始压制中国，以“人权”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2、  与日本的关系将我国视为假想敌国，近年一直与美国勾结，在国际社会上大叫“中国威胁论”以达到其军事扩张的目的。还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大陆架等问题上与中国抗衡，且一直试图扭曲历史……3、  与朝鲜半岛关系朝鲜的核武器试射让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尴尬境地，朝鲜核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虽然经过了一次三方会谈和两次六方会谈，但朝鲜核问题仍处于僵局。一旦有变数，就会对我国周边安全造成冲突。4、  与印度关系1998年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了核武器试爆，威胁中国，中印边界问题也没有解决，争议面积已经达12.5万平方公里；印度还在西藏问题上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5、  与俄罗斯的关系冷战结束以后，俄国经济虽有衰退，但仍然是一个大国，并且是世界超级军事强国。严重威胁着我国周边的安全。在我国加入  WTO后，信息、能源、金融、环境等领域的威胁也不断上升，我国周边安全不容乐观。三、          我国内部隐患对周边安全的影响民主分裂主义活动：1、  西藏的隐患西藏以“达赖”集团为首的分裂团伙在印度、美国等的支持下在印度建立了流亡政府，成为外国势力阻碍中国统一的“工具”。2、  新疆的隐患新疆分裂主义分子一直不停的煽动群众闹事，搞系列的恐怖暗杀事件，严重威胁新疆人民的正常生活。“东突”分裂是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为主，建立了“东突斯坦国”3、  台湾问题对周边安全的影响自从李登辉推出“两国论”后，尤其在2000年后“台独”为政纲的民进党上台后，“台独”势力恶性发展，台湾当局还加大了以武力拒绝统一。上台一开始，陈水扁就提出“决战境外”的构想，不断从国际军火市场采购军火，研制进攻武器……在加上美日的撑腰，“台独”越来越迈向极其危险的一步……这些民族分裂势力还很猖獗，它们与国际反华势力相结合，它们打着宗教旗号，成立分裂组织，偷运武器入境，搞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且这些地区都属于我国周边偏远地区，它们不仅我国周边安全哈，甚至阻碍祖国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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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都认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具有一定的内在统一性，即科学史为科学哲学研究提供思想材料，而科学哲学为科学史研究提供规范指导。然而，在对上述命题成立的分析论证中却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困难。这种逻辑困难的症结就在于，如果科学史的撰写预设了一种以其作为依据的科学哲学，而科学哲学又得依据它是否揭示出被认为是隐含于在它的指导下写成的科学史中的合理性得到证实，那么二者互为因果。劳丹认为，摆脱上述理论困难的唯一途径是对科学史做出“一种虽属基本，但却极为重要的区别，即科学史本身（可初步近似地看作是按年代排列的以往科学家的种种信念）与科学史的著作（即历史学家对科学所作的描述性和说明性陈述）之间的区别”[1]。他建议用HOS[,1]指谓实际的科学史（科学发展本体），用HOS[,2]指谓历史学家的科学史著述（写定的科学史）。劳丹进一步将HOS[,2]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历史描述的层次；二是历史说明的层次。描述性科学史主要着眼于科学事件的演变过程，是对科学家曾经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的记录、收集、整理和编纂。而说明性科学史所注目和思索的则是科学家如何去想，如何去说，如何去做。它所要回答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何以是”的问题[2]。基于上述划分，劳丹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科学思想史的性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层次性等重要的编史学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史家以及从事科学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家认为，科学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在认识对象和方法上具有一致性，史学家通过对史料的深层次发掘和详细考证，就可以获得对以往科学发展历程的“客观”、“真实”的认识。这种实证主义的编史观主张科学史研究要效法自然科学，坚持科学史研究的惟一目的就是“如实地述说过去”，应该“述而不作”。上述思潮的认识论根源是对科学史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科学史认识中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缺乏正确的理解。我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去把握：首先，从科学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区别上看，作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HOS[,1]是人类以往的科学活动，这些科学活动具有时间上的不可反演性，因此，科学史家无法直接面对这些科学活动，他们只能借助对历史遗物和作为科学活动结果的科学理论、假说的发掘、整理、分析而间接地推测和述说历史上曾发生了哪些科学活动，科学家又是如何思考的。与科学史研究不同，自然科学家能够直接面对自然界（无论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还是借助科学仪器），而且多数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具有时间上的可反演性。描述性科学史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和整理历史资料，并按照编年的顺序对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进行客观描述。史实的收集、考证、整理是科学史研究的基础，只有掌握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科学史家才有可能按年经事纬的顺序较为完整地向现代人述说以往科学家曾经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同时，描述性科学史又为解释性科学史对历史发展中的“为什么”和“何以是”的回答提供思想材料。没有丹麦文献学家海尔伯格(J.L.Heiberg)对阿基米德手稿的发掘，当代人对古希腊数学就不会有现在的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的重大发现才改变了人们对中世纪科学的看法。在肯定史实的这种基础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人们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而对历史设问的角度不同又决定了对史料的选择范围和对历史进行陈述的内容和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如同自然科学中“观察渗透理论”一样，在科学史研究中，“史料必定负荷规范”。因此，在科学史研究中，不受理论或规范影响的、完全中性的历史陈述是不存在的，而脱离史实的理论重建也没有任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解释性科学史存在的必要性与科学史的特定功能密切相关。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都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人们研究科学史不是“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它要为人类现实的科学活动服务。为此，科学史研究必须透过历史表象，探析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动力，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以便为现实的科学活动提供启迪和借鉴。描述性科学史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嬗替的具体机制和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内容及方式，因此，必须在史实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理性重建，对科学与社会的作用机制进行全方位透视，以便使人类能更好地驾驭和利用科学。　(3)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在解释科学发展上的功能互补性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它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演化、发展。因此，对科学发展的“为什么”、“何以是”的解释和说明就应从两个侧面展开。一是从理论嬗替、思想演变的角度探析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便使当代科学家能更好地把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合理地选择理论、方法创新的方向和切入点；二是以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为主线，研究科学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机制，以便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更有效地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在科学日益社会化，社会愈趋科学化的今天，思想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体现出越来越强的互补性。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批判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思潮时曾指出，“对于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现象，而是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6]因此，“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件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他认为，在历史事件的这种“何以”和“怎样”的背后，就有一条不可须臾离弃的思想线索在起作用，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贯穿其间的这一思想线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论断。[7]如果说人文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是已完结（死掉）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的话，那么，对于科学史家来说，他所研究的思想在当代科学研究中仍在延续，科学思想史研究就更富“思想”的特性，而科学理论作为思想的直接成果又是分析以往科学家思想活动的“活化石”。因此，科学思想史研究是解释科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然而，思想的研究不能离开史实而专论思想。伽利略的思想是根据他的一系列科学实验的事实而产生的，我们可以重复他的实验，因而可以以自己的思想重演他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描述性科学史是解释性科学史的基础，而解释性科学史是对描述性科学史的提炼和升华。科学史家要从历史的残篇断片中再现以往思想的逻辑，就要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re-enact)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同时，他又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往水平上的重演，而是要提高到今天水平上的重演。也就是说，科学史家对以往科学思想的认识总是要纳入他自己的思想结构，而每个科学史家的思想又各不相同，其结果有可能（或必然）导致有多少理性重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科学思想史。实际上，就象描述性科学史不可能完全如实地述说以往一样，对科学思想的重演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科学史家个人的思想印迹或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否定科学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在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科学史进行重建，这些不同的重建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提供了多重视角。科学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解说仅仅局限在对思想逻辑的考察，而忽视科学思维结构、倾向同其它社会活动的作用与联系，那么，“科学史研究只能向人们提供一幅抽象的、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科学发展图景。”[8]因此，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说明还必须从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进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萨顿(G.Sarton)为代表的外史学派试图以整个文明发生、发展以及文化的演进为背景，研究不同学科间的联系以及全部精神活动与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外在论的编史观不仅批判了近代以记事为主的编史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内史学派历史视野过于狭隘的缺欠。默顿(R.K.Merton)则认为，按编年的框架，以纯经济、政治、文化要素为中心展开的研究虽然能向人们展示出科学发展中某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却难以从微观层次和运行机理上阐明历史总体的深刻变动。他坚持科学发展的社会整体观，主张把科学史的探索领域拓展到社会结构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次，并将自然科学定量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对科学发展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科学史的研究视野，也实现了科学编史方法的重大变革[9]。将解释性科学史分为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并不是说科学发展就存在两种动因、两种机制，它是科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也是科学史研究的必经阶段。科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科学史也必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科学史的整体性决定了对科学发展解释的内在统一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虽然在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对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尚显滞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学史研究的整体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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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
记者：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如何理解？
于军：习近平主席讲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说，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我理解，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方面是强调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的有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11个领域，包括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国家安全，一般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放到一起，叫做综合安全观。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层面则要更高一些，它还强调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安全大局，即“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
记者：为什么这样重视内部安全？
于军：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内部稳定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内部安全显得尤其重要。我在驻外大使馆工作过两年，接触到的很多外国领导人都说，中国只要自己稳得住，别国就不能把你怎么样。事实上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全党上下已有共识，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迈过这个难关。那么，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简政放权。
改革，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尤其是现在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意识多元化，改革既可以解决问题，也可能诱发或暴露新的矛盾。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社会稳定如何维系，构成了国内安全的最大课题，必须加以特别的重视。
记者：您在上面提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能否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两方面我国面临的形势？
于军：以前我们谈国家安全，主要谈的是传统安全，包括战争威胁、军事入侵、国家结盟等问题，这些与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西方学者把它叫做高级政治。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问题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凸现出来，比如水危机问题、传染性疾病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等等，多涉及民生领域，我们把它叫做非传统安全问题。
此外，在人类活动的一些新的空间，包括网络、深海、极地、太空等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也可以称作非传统安全问题。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其重要性，就其惨烈程度上，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没有太大区别，而且越往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的影响会越大。
对我国而言，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很突出，现在我们与别国一谈国际事务，一谈外交主题，更多就是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这些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就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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