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挡箭牌 中国经济真正要害是什么？
人们似乎并不太在意近年来GDP增长率破七是它自己掉下来的还是我们主动调下来的。似乎也不大能看出来目前的调控是在保增长率还是压增长率。似乎口头上说要告别高增长实际上却又很恐惧掉下来。其实应该问自己：新常态究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还是我们正想要的？增长模式反转是迭出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现在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高增长早该结束了。在临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没有一个国家增长率不会下降甚至停滞。这种观点很容易获得现实经济状况的印证而被广泛认可。但这只是一个浮于表面缺乏中国特色的解读。仅就如去掉农民工城市化率其实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言，增长动力还丰厚得很呢。西方社会虽然一贯对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持批评态度，但并不否认若政府垄断了资源要素将之集中投入某些生产领域照样可以创造较高的经济增长。这虽然不可持续但也可能保持相当长的阶段。我们可以称此为集权式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增长大致是这么个格局。集权式的增长是国家的增长。增长的要素资源由国家调度，增长的承担者是国企，增长的结果也由国家掌控。人和物一样只是投入增长过程的要素，只能得到最低的收入并维持最低的。由于国家只关注若干重要产业的发展，所以整体产业结构是畸形的、缺短的。人民仍然是贫困的。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却又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更高的经济增长。我们一直是用发展了市场经济来解读其奥秘的。而改开年代的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城市企业的放权让利和随后更多的个体户、私营经济。和先前的集权式增长相比，这是一个增长诱因、增长动力、增长主体发生了根本改变的经济制度的转换。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人民群众成为了增长的主体。他们可以创业并享受发展的成果，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致富。这样一种增长使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因而有高度的投入激情。我们可以把这种增长称为普惠型增长。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原先作为计划经济主体的国企也不断探寻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虽然蜿蜒曲折，但总体上民众自身的经济在不断扩大，国有经济在缩小(不足的是没有在这过程中将国企的定位搞清楚，留下了制度反转的隐患)。这是持续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一国的经济能摆脱固有状态进入高增长其首要原因一定是制度变革。但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对这种增长格局的转换一直存在争议。2003年国资委成立(一个全民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设立一个只为某一经济成分服务的公权机构其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这可视为制度反转的标志。那位退休时声称只要被认为是忠臣就很满足的首任掌门人将做大做强当作国企的首要目标，明令央企如做不到本行业前三就要被兼并。此令一出，国企纷纷强势介入在高增长时期景气很好的竞争性领域。他们挟道义制高点以及由此派生的政策支持和要素供给，以行业整顿为名，进行实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兼并。民企成了明日黄花，国企成为了行业主体，并进一步占据
和资本市场。只要有公有身分，就容易在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圈钱。作为市场化改革成果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大为弱化，变成了以国企为中心的政策性配置。国企不关心价格信号，不在意供求关系，不研究行业趋势，唯尽全力扩大产能以求做大做强。由此可见，产能过剩是国企做大做强的直接后果。国进民退是这个方针的伴生结果。前者直接导致集权式经济增长虽加了杠杆依然难逃面临极限而失速。后者使普惠型经济增长丧失诱因。尽管最近国务院派出多支部级首长领队的调查组下去调查民资投资下降，带回来的结论却并不触及这一要害。增长的制度反转是我国经济增长跌出高速区的基本原因。只不过跌出之后睁眼一看恰恰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于是就拿这个来说事代替了制度分析。增长制度反转更突出的表现是政府偏离公共服务的本职而成为了市场逐利者。这也许始于八十年代价格改革的双轨制，其后就愈演愈烈。虽然近年来在不断的简政放权，但政府垄断资源主导资源配置的局面并无根本改变。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最中国特色。其他领域也是只要得到政府支持就能占领市场。这就使得权贵利益集团挤占市场，民企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而本来由政府主导惠及民生的各项公营事业也背离公共服务的宗旨变成了逐利的垄断行业。而动用强权来处理经济关系日渐成为政府的偏好。城管执法驱离小商小贩、强拆、强行兼并、动不动停业整顿、查扣执照、吊销、没收财产等虽饱受诟病仍时发生。这些造就了民众不断被榨取、营商成本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不断被市场驱离的异已的经济增长。有本事的逃离，逃不掉只好苟活。也有一些民企把握住了机遇趁势而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注入了红色基因与体制成功对接。成功的民企权贵化，其示范性是非市场指向的。近几年的+似乎掀起一波创新热潮，但已经丧失了八十年代改革发展最宝贵的草根基因。一种新技术或新的商业模式，如果不能大规模地持续烧钱，罕有成功可能。在新常态中延续的旧格局以上简略的分析说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于制度创新的中国经济至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发生了增长制度的反转。西方人称为经济民主的这种普惠型增长被扼制。政府直接进入市场，垄断发展要素，以国企为平台，将公共产品变为赢利产品，国民财富向上流动和集中的集权式增长比重越来越大，日益削弱来自民间的增长诱因和动力。这是增长率下降最根本的内源性制度因素。至于很多其它原因都只是第二位的。遗憾的是由于对这一要害认识不清或不愿面对而大大延误了时机。上个十年的中后期，国际危机传递了增长率下降的压力，但当时却没有认为是“新常态”来临，仍力图维持高增长。但采取的办法是继续沿袭并大大强化集权式增长。这样做虽然有很多当时的理由，其是非功过已成春秋。但很难否认这是构成三期迭加的直接原因。更严重的是集权式增长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要搬走他们已难如移山。以致新常态了，决策思维却难以更新：不敢突出国企的主要职能是公益性的，依然坚持要做大做强。一些新的提法如政府对国企要从管企业为主转为管资本，并要放大公资作用等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只要这点不作调整，增长格局就别指望能转换。不敢明确去产能的主体是国企。钢铁、煤炭、水泥等是过剩产能最集中的行业，其制度原因就是早些年通过兼并成为了国企呈威的江山。如果是民企，产品积压设备闲置债台高筑亏损累累了决不会硬撑，早就接受市场讯号自觉调整了。或者等债权主体早就把它干掉了。如今这些行业中的大国企若看其债务结构不少早已破产，但却靠着政府的庇护如同特护病房中的特殊人物占用过度医疗做僵尸硬挺。从借新还旧到借新还息到干脆，拖死自己不算还要拖死吸收了全民存款的银行。莫非下一步银行再玩一次不良资产剥离重新注资充实资本金？前些年我倒是说过若不改革这些事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不敢抛弃政府有违正义的垄断性土地市场收入，企图维持固有的增长格局。所以新常态了依然地王连连为高房价背书。这还如何指望人们去搞实业搞创新呢？没有这些又何来新常态呢？现在各地不断爆出多少人蜂涌购房顷刻售磬的新闻，似乎房地产及整体经济回暖向好。但这却很象民国末期大批饥民手提成捆的金元券挤在米铺前砸门求米。中国的房地产当前面临的问题决不是什么去库存，而是应当借鉴新加坡等国，作城市居民住房供给体系的根本调整。如果偏意识形态一点，这可以说是居民住房的资本主义模式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别(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就只在我们这里)。不敢痛下决心在住宅、医疗、教育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领域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主管部门搞了那么多年的所谓改革，舍不得放弃既得利益，开创不了新局面。实际上中国改革成功经验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医疗、教育等领域只要敢于对外开放，很多问题就解决了。虽然政府为了适应新常态，出台了很多经济政策，但并未触动集权式增长制度格局。所以大多很难落实，难见成效。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制度不动，政策调控不起来。应着力于普惠型增长制度的再造政府现在很累。虽然增长率降下来了，但新的经济动态平衡却迟迟难以建立，时见左支右绌。必须警觉就经济抓经济抓不出新常态。不在制度层面除弊，对我们而言将可能跌入的不是其他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可能是失败国家陷阱。东三省就是经济增长失败的片状塌方，全国各地也已出现不少点状塌方。谁也不能说这种经济增长失败的点状、片状塌方不会蔓延。还算繁荣的一线城市和部分省份因正面临高成本的洗劫而很难肯定还能持续增长。经济失败使得民生不保，政府的公共服务亦将不保，社会就会变为丛林。这正是失败国家的图象。因此，新常态首先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建设和打造创新型国家只有重塑经济增长诱因和动力才由可能成功，为此唯有坚决地在制度层出手。以下几个方面是绕不过去的：第一，坚决落实全面深改决议中对国有企业布局的安排，把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益性职能作为国企的首要和主要定位。第二，明确竞争性领域中的国企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主体。不要再不切实际地固守什么“保值增值”的反市场教条，因为已经是负资产了。应坚决取缔行政保护，以市场评价和市场机制来完成三去。对可能发生的职工下岗等问题，政府要勇于承担，与企业、社会力量一起来化解。第三，在住宅、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贯彻社会主义原则(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方式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特别要保证弱势群体在这些方面的权益。第四，切实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产权，坚决取缔侵犯公民财产的各种违法行为。认真吸取造国家牛市消解居民财富的深刻教训。特别要重视创新过程的知识产权保护。重新点燃民众创业创新的热情。第五，当前应特别突出强调人大要真正发挥作用加强对政府预算的审核管理并加压缩。在新常态的入口其实就是要过几年紧日子。政府和公务员如果不带头，同时将预算更多的用于民生，何来亿众一心。以上这些举措的实质，是消解集权式经济增长的制度格局，重新从经济上解放民众，重塑上世纪八十年代普惠型经济增长的诱因和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摆脱困境，进入以创新为动力的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如果没有胆略和决心去触碰旧有利益格局，单靠什么放宽投资领域，减少行政审批，甚至减点税放点贷，都不过是表面文章。新常态将近在眼前却永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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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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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_牛宝宝文章网【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专题：[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China is enter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because of its failure to complete the necessary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中国现在是否已经陷入了中等陷入陷阱？那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是不是如上述所说的因为中国没有完全的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同时想问问有没有相关的或资料是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就看看www.niubb.net小编为您搜集整理的参考答案吧。网友笛明对[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给出的答复：这个问题要说起来会很大。原因是中等收入陷阱本身的概念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明确的定义。其次整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没有一个逻辑性很强的框架。题主引用的观点仅仅只是百家之一罢了。虽然本人水平有限，但也就抛砖引玉简单说说吧，希望大家共同探讨。———————————————————正文—————————————————————1.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你会发现你很难找到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我们从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看一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者已达成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2006年出版的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此观点是与事实相符合的，中等收入国家增速既不如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之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报告《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他们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而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复苏强劲，风险上升》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已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量、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劳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完成其国家价值链提升，也无法进入正在快速增长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业和劳务市场。2011年，Homi Kharas，Harinder Kohli较为详细地解释了中等收入陷阱。他们指出，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后，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与此同时创新技术并未得到显著发展。这会导致该国家在出口市场中即不能在制造业上与低收入、低工资的国家竞争又不能在高技术创新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竞争，出口竞争力下降，这样就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经济的倒退，导致该国家不能发展为高收入国家。这个现象就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此外，他们还将中等收入陷阱比喻为高尔夫球运动中的陷阱，表明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中等收入陷阱会影响每个国家的行为决策。通俗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unable to compete with low-income, low-wage economies in manufactured exports and unable to compete with advanced economies in high-skill innovations.那么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很多学者把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遇到的发展问题都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部份。导致这个概念一直在扩充和变化。有学者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指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一定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它指出了及时调整发展模式、优化增长方式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2. 中国现在是否已经陷入了中等陷入陷阱？我认为没有。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发展问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遭到影响，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导致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很难说明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国内学界主要在讨论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3.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是不是如上述所说的因为中国没有完全的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两问题我理解为一个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一个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还在争论。这里引入一篇论文（高杰,何平,张锐.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J]. 经济学动态, 2012, (3): 83-89.）社会建设滞后论。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建设滞后。许多现在正苦苦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东亚的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建设的滞后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些国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 ＧＤＰ３０００ 美元到５０００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致使拉美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的“拉美陷阱”就是对社会建设滞后的一个形象刻画。“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郑秉文从“拉美陷阱”导致的“方形轮子”式发展带来的恶果、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消费脱节以及经济长期增长的停滞以及“贫困性增长”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建设滞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蔡昉（２００８）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不能持续提高。马岩（２００９）的研究也指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刘伟（２０１１）指出，经济发展失衡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消费拉动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不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在我国农村居民占多数的现实条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有效消费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增长。转型失败论。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以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转变，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国民收入的中产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带来的“收入差距陷阱”（胡鞍钢，２０１１）将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无法实现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所谓的民主政治转型则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始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后，国民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较大，推进由威权政府向民主的转轨。在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导致 “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２０１１）。胡鞍钢（２０１１）的研究主要从政治转型的失败而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角度进行了生动而有力的分析；而郑秉文（２０１１）则主要从经济转型失败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详实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认为经济转型的失败主要原因是转型过程未能抓住和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郑秉文（２０１１）通过详细分析拉美国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及８０～９０年代的两次转型，得出拉美国家两次转型合计延迟大约５０～７０年，尤其第二次转型的延误，从一个侧面成为解释当今拉美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流动性不足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于社会流动性不足。如蔡洪滨（２０１１）认为，决定一国ＧＤＰ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并且社会流动性比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他认为，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发展模式缺陷论。一些在突破低收入陷阱时成功的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吴敬琏（２００８）通过对超越“贫困陷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后续经济发展中的“锁定”机制的分析对发展模式的缺陷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了细致的论证。他认为，从经济“起飞”到实现早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增加资本投资，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很好的描述。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资本投资可以促使一国的经济很快脱离贫困陷阱，但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首先，持续的高资本投入使得社会经济中资本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初次分配时资本所有者所得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进程的后果是收入分配不断扭曲，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一过程也被描述资本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吴敬琏，２００８）。其次，资本积累的不断上升，一方面使得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造成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必然会遭遇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此时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进一步提高投资率，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但是投资率毕竟不能无限上升，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战略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使得采用这一战略的经济体迟早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福利赶超”引致“增长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陈昌兵（２００９）通过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政府支持系数这一参数，由此得出当政府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技术创新也就增强；当政府公共支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下降，企业技术创新就会减弱，增长就会落入？？增长陷阱 。他的这一结论与樊纲和张晓晶（２００８）对拉美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陈昌兵（２００８）在进一步分析后指出中国财政支出体系由生产支持型向公共支出和行政管理型转变，如果此时公共财政支出超出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中国将难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虽然郑秉文（２０１１）提到了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以实现“包容性”发展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强调社会福利体系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过于超前。他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证明了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所谓的“福利赶超陷阱”。消费不足论。认为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如周学（２０１０）的经济大循环理论。周学认为，社会经济按照农业社会阶段→轻纺工业社会阶段→重化学工业阶段→服务社会阶段的顺序发展是受消费者消费需求支配的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和服务等四大类不同需求在总需求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如果食品需求是主导需求，则社会经济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相应地，衣着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轻纺工业社会阶段，住行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最终服务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服务社会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对应的是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如果在这一阶段的主导需求不够旺盛，即对住行的需求不够旺盛，社会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进入服务社会阶段，即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此时则意味着消费者的住行消费需求是主导需求，但却又不够旺盛。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扩大消费者的住行需求。关于中国能否跨国中等收入陷阱，更是各家所说不一，认为能跨过的、不能跨过的和不确定的都很多，这里等有时间再说吧=-=。转载请保留本文连接：分享到：相关文章声明：《【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由“爱都那么的美”分享发布，如因用户分享而无意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TA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