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蔡伦以位尊九卿之身兼任尚方令，总结以往人们的造纸经验，革新造纸工艺，终于制成‘蔡侯纸’。”
本次展览旨在让观众真切的感受到“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更能懂得“纸”作为四大发明的珍贵，懂得“纸寿千年”蕴涵的真谛。
现在充斥在市面上的所谓的“纸”，与真正能够代表中华文明高度的纸，纯然属于两个系统。
一张手工纸实际制作所需的程序大概有：剥树皮、出青、晒干、初选、浸泡、蒸煮、中选、腌料、洗涤、踏揉、洗涤、精选、舂烂、压平、踏料、入笪下槽、耘槽、抄纸、湿压、牵纸、晾晒、收边、整理……
“神舟”三号飞船的发射成功，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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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公元25——220年）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调整统治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 “光武中兴”。
　　图：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　　东汉前期，东汉政府很重视兴修水利。明帝时，王景负责治理黄河，使黄河下游两岸被淹的几十个县的土地又成了良田。利用水力鼓风冶铁，是这一时期生产上的一项重要进步。当时的南阳太守杜诗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发明了“水排”，利用水力推拉风箱，鼓风冶铁，制造农器。经过七八十年的时间，东汉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大多年幼无知, 中央政权实际上控制在外戚、宦官手中，使得东汉后期的统治异常腐朽黑暗。那时候，可以用钱买官做，这些花钱做官的人上任后，拼命搜刮，不顾人民的死活。广大的农民无衣无食。各地农民不断起来反抗，东汉的统治处于危机之中。 　　河北人张角见民不聊生，创立了宗教组织“太平道”。十多年间，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有几十万人参加了太平道。张角把这些人按地区组织起来。张角号召农民起来，推翻东汉统治。184年二月，起义开始了。起义军将士头裹黄色头巾，称作“黄巾军”。黄巾起义是一次有准备、有组织的农民起义。 　　由于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东汉政权瓦解了
东汉的战船
&&&&&&& 船是水军的主要装备，在中国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吴、越、楚等国皆建有“舟师”即水军，不仅用于战斗的船舶增多，而且“以船为车，以揖为马”，在水战中有搁熟的操船技术。 　　　　随着水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东汉时期，船舶被用在军事上的情况显著增多，战船的数量和种类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所出动的战船，往往动辊数干上万之多。如光武帝建武九年(33年)，岑彭军与公孙孙军于荆门对峙，“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挠数干艘”。建武十一年(35年)，岑彭与吴汉等，“发佳阳、零陵、长沙委输槕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同公孙述进行激战。当岑彭攻破荆门后，“长驱入江关，(吴)汉留夷陵，装露尧船，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溯江而上。”伇后，马援伐交趾，为进击“征侧余党都羊等”，曾经“将楼船大小二干余艘，战士二万余人。”东汉末年，“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干数。”建安三年(198 年)，“孙策攻皖城刘勋，收得船干艘，伐黄祖，获船六干余”。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威迫孙刘，“悉浮以沿江。”建安十四年，曹操挥师东征，“大兴水军，凡舟万艘。”这些史实表明，战船在东汉时期已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当时，除了战船数量多之外，为适应航区和战争的要求，其船制亦为复杂多样。查考史文，战船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楼船：《释名》称：“楼船一层曰庐，二层曰飞庐，三层曰雀室。”杜佑《通典》说：“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驾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斗，状如城垒。”这种船的结构，一般为三层。但也有的达五层十层。公孙述据蜀地时，聚兵积粮，曾造10层楼舰。东汉末年，曹操军与孙权军为争夺长江水面控制权，孙权使偏将军董袭“督五楼船住懦须口”，即造5层楼船。楼船的船体庞大，高10余丈，是水军作战的主要船种之 一 　　　　朦冲：《释名》曰：“外狭而长曰朦冲，以冲突敌船也。”杜佑《通典·兵法》云：此船“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掉孔，左右前后有驽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是汉代水军的主力船型。东汉末年，孙权征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两口”。董袭将敢死士“人被两铠，乘大阿船，突入蒙冲里”，结果黄祖战败。刘表建设水军，也曾造有“蒙冲”。这种船形体雄伟，机动性强，便于水战。 　　　　冒突：有时又称“冒突露挠”。史云：“露挠，谓露楫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触冒而唐突也。”它有较完备的防护设施，主要用于袭击敌船。东汉初，岑彭在攻伐公孙述的水战中，这是主要的船型之一。 　　　　赤马：又称“赤马舟”。《释名》曰：“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马也。”王先谦曰：“吴校删'舟’字。”赤马，如马之在陆地上奔驰，行速很快，是一种高速战舱。东汉末年，“孙权名为马舸，言飞驰如马之走陆地也”。由此看来，似乎“舸”与“赤马”，名异实同。 　　斗舰：又简称“舰”。《释名》曰：“上下重版曰舰，四方施版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通典·兵法》云：“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掣掉也，船内五尺，又建栅与女墙齐，栅上又连女墙，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东汉末年，刘表治水军时，就曾建制蒙冲、“斗舰”以干数。 　　　　斥候：《释名》曰：“五百斛以上还(环)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所谓“斥，度也”，“候，即候望。”这是一种专门用于侦察敌情的军用船。 　　　　在古代，军用船和民用船不好绝然分开，以上只是就其用途的初略分类。但当时各色多样的民船，有的也可军用，此乃无可疑。 　　　　东汉时期的造船业比较发达。船舶的产地分布很广。如长江流域的巴蜀、夷陵、江陵、庐江、豫章、会稽等地都有造船的，是造船工业集中的地区。东南沿海的番禺、南海等地，由于水上交通频繁，仍是造船的重要基地。关中的长安及渭河沿岸，在造船业方面也有一定的规模。不仅产地广，造船数量多，而且有的船舶之载重量也很大。如东汉末年，“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直坐之士三干人。”又云：“孙权尝装一舡名'大舡’，容敌士三干人。”可见，当时船舶载重能力之大。
东汉集军权于中央
&&&&&&& 刘秀一再削弱地方的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他在建国不久，就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兵权并归守、相。后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还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从此，守、相的军权也被取消了。郡、国的军队很少，一般不能作战。大的战争要依靠中央的军队。　　&&&&&&& 中央的军队主要有四支。在首都有两支，就是南军和北军。南军又分两部，一部归光禄勋管辖，下设有七署，就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监、羽林右监，掌守卫宫殿和侍从；另一部归卫尉管辖，掌守卫宫门。北军置中候一人，下分为五营，就是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每营设校尉一人，掌营兵，保卫京师。　　&&&&&&& 地方上有两支，一为黎阳营，合幽、冀、并三州兵骑而成，驻黎阳（今河南浚〔x鵱迅〕县东），以谒者监军。主要任务是守卫黄河以北，以为首都雒阳北面的屏障。一为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主要任务是守卫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为西汉皇陵所在地），亦是首都雒阳西面的屏障。安帝时，为了防御鲜卑贵族的侵扰，又增置渔阳（今北京怀柔）营兵。此外，还有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统率的边防驻军，亦直属于中央。
后汉的盛衰
&&&&&&& 后汉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为魏所篡止，共计192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175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前汉了。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两汉400年，同称中国的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光武帝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知道大乱之后，急于要休养生息，所以一味的减官省事。退功臣，进文吏。位高望重的三公，亦只崇其礼貌，而自己以严切之法，行督责之术，虽然有时不免失之过严，然颇得专制政治“严以察吏，宽以驭民”的秘诀，所以其时的政治，颇为清明。公元57年，光武帝崩，子明帝立。亦能守其遗法。公元75年，明帝崩，子章帝立，政治虽渐见宽弛，然尚能蒙业而安。章帝以公元88年崩。自公元36年公孙述平定至此，共计52年，为东汉治平之世。匈奴呼韩邪单于约诸子以次继立。六传至呼都而尸单于，背约而杀其弟。前单于之子比，时领南边，不服。公元48年，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来降。中国人处之于今绥远境内。匈奴自此分为南北。北匈奴日益衰乱。公元89年，南单于上书求并北庭。时和帝新立，年幼，太后窦氏临朝。后兄窦宪犯法，欲令其立功自赎，乃以宪为大将军，出兵击破匈奴。后年，又大破之于金微山。大约系今蒙古西北的阿尔泰山。北匈奴自此远遁，不能为中国之患了。西域的东北部，是易受匈奴控制的。其西南部，则自脱离汉朝都护的管辖后，强国如莎车、于阗等，出而攻击诸国，意图并吞。后汉初兴，诸国多愿遣子入侍，请派都护。光武不许。明帝时，才遣班超出使。班超智勇足备，带了少数的人，留居西域，调发诸国的兵，征讨不服，至公元91年而西域平定。汉朝复设都护，以超为之。后汉之于域外，并没有出力经营，其成功，倒亦和前汉相仿佛，只可谓之适值天幸而已。&&&&&&& 后汉的乱源，共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从前的皇室，其前身，本来是一个强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继承法。当族长逝世，合法继承人年幼时，从族中推出一个人来，暂操治理之权，谓之摄政。如由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则即所谓母后临朝。宗室分封于外，而中朝以外戚辅政，本来是前汉的一个政冶习惯。虽然前汉系为外戚所篡，然当一种制度未至崩溃时，即有弊窦，人们总认为是人的不好，而不会归咎于制度的。如此，后汉屡有冲幼之君，自然产生不出皇族摄政的制度来，而只会由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要任用外戚。君主之始，本来是和一个乡长或县长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为接近的。到后来，国家愈扩愈大，和原始的国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较低级的官吏，遂至因层次之多而自然隔绝。又因其地位之高，而自成养尊处优之势，关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简出。遂至和当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宫妾习狎。这是历代的嬖倖近习易于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败坏的一个原因。后汉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章帝的皇后窦氏是没有儿子的。宋贵人生子庆，立为太子。梁贵人生子肇，窦后养为己子。后诬杀宋贵人，废庆为清河王，而立肇为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后兄窦宪专权。和帝既长，与宦者郑众谋诛之，是为后汉皇帝和宦官合谋以诛外威之始。105年，和帝崩。据说和帝的皇子，屡次夭殇，所以生才百余日的殇帝，是寄养于民间的。皇后邓氏迎而立之。明年，复死。乃迎立清河王的儿子，是为安帝。邓太后临朝，凡15年。太后崩后，安帝亲政，任用皇后的哥哥阎显，又宠信宦官和乳母王圣，政治甚为紊乱。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保，立为太子。后谮杀李氏而废保。125年，安帝如宛，道崩。皇后秘丧驰归，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懿。当年即死。宦者孙程等迎立废太子保，是为顺帝。程等19人皆封列侯。然未久即多遭谴斥。顺帝任用皇后的父亲梁商。商死后，子冀继之，其骄淫纵恣，为前此所未有。144年，顺帝崩，子冲帝立。明年崩。梁冀迎立章帝的玄孙质帝。因年小聪明，为冀所弑。又迎立章帝的曾孙桓帝。桓帝立13年后，才和宦者单超等5人合谋把梁冀诛戮，自此宦官又得势了。&&&&&&& 因宦官的得势，遂激成所谓党锢之祸。宦官和阉人，本来是两件事。宦字的初义，是在机关中学习，后来则变为在贵人家中专事伺候人的意思，第十五章中，业经说过了。皇室的规模，自然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宫中服事他的人，此即所谓宦官。据《汉书·本纪》，惠帝即位后，曾施恩于宦皇帝的人，此即是惠帝为太子时，在“太子家”中伺候他的人。本不专用阉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但到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宫刑的；如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谒者今，即其好例。又有生来天阉的人；又有贪慕权势，自宫以进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渐渐提高，而可以用为宦官了。后汉邓太后临朝后，宫中有好几种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阉人，宦官遂成为阉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词。虽然阉人的地位实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虏和罪人，社会上自然总还将他当作另一种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伤后汉的元气的是羌乱。中国和外夷，其间本来总有边塞隔绝着的。论民族主义的真谛，先进民族本来有诱掖后进民族的责任，不该以隔绝为事。但是同化须行之以渐。在同化的进行未达相当程度时，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的。因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异，不能使其生活从同，顾欲强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纠纷。这是五胡乱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汉时的羌乱，业已导其先路了。今青海省的东北境，在汉时本是羌人之地。王莽摄政时，讽羌人献地，设立了一个西海郡。既无实力开拓，边塞反因之撤废，羌人就侵入内地。后汉初年，屡有反叛，给中国征服了，又都把他们迁徙到内地来。于是降羌散居今甘肃之地者日多。安帝时，遂酿成大规模的叛乱。这时候，政治腐败，地方官无心守土，都把郡县迁徙到内地。人民不乐迁徙，则加以强迫驱遣，流离死亡，不可胜数。派兵剿办，将帅又腐败，历时10余年，用费达240亿，才算勉强结束。顺帝时又叛，兵费又至80余亿，桓帝任用段颎，大加诛戮，才算镇定下来。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将帅又渐形骄横，隐伏着一个很大的乱源了。&&&&&&& 遇事都诉之理性，这只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中能够。其余大多数人，和这一部分人出于一定范围以外的行为，还是受习惯和传统思想的支配的。此种习惯和传统的思想，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说的，若要仔细追究起来，往往和我们别一方面的知识冲突，所以人们都置诸不问，而无条件加以承认，此即所谓迷信。给迷信以一种力量的则为宗教。宗教鼓动人的力量是颇大的。当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义，亦只限于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别部族人。到统一之后就不然了。各种小宗教，渐渐混合而产生大宗教的运动，在第十八章中业经说过。在汉时，上下流社会，是各别进行的。在上流社会中，孔子渐被视为一个神人，看当时内学家东汉时称纬为内学。尊崇孔子的话，便可见得。但在上流社会中，到底是受过良好教育，理性较为发达，不容此等迷信之论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对迷信的玄学打倒。在下流社会，则各种迷信，逐渐结合，而形成后世的道教。在汉时是其初步。其中最主要的是张角的太平道和张脩的五斗米道。道教到北魏时的寇谦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协，前此，则是很激烈的反对政府的。他们以符咒治病等，为煽动和结合的工具。张脩造反，旋即平定。张鲁后来虽割据汉中，只是设立鬼卒等，闭关自守，实行其神权政治而已，于大局亦无甚关系。张角却声势浩大。以公元184年起事。他的徒党，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河北各省之地。但张角似是一个只会煽惑而并没有什么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败。然此时的小乱事，则已到处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黄巾的余党亦难于肃清。于是改刺史为州牧，将两级制变成了三级制，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称刺史的人以及手中亦有兵权的郡守。分裂之势渐次形成，静待著一个机会爆发。
东汉王朝统一之战
&&&&&&& "先关东，后陇蜀"，重建刘姓天下　　东汉王朝的统一之战，是指东汉光武帝刘秀利用新莽政权被推翻后群雄并起、中原无主的有利时机，以武力进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先后镇压赤眉农民军，兼并群雄的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刘秀夺取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在血泊中重新建立起封建统治秩序。由于这场战争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社会经济，所以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战争历时多年，先后经历了平定关东、攻占关中、并陇灭蜀几个主要阶段。堪称为我国古代封建统一战争中的一个范例。　　绿林、赤眉大起义推翻新莽王朝反动统治后，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阶级和局限，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样，整个中国依旧陷于混战状态。然而人民渴望平息战乱，恢复安定的生活，所以统一全国，重建社会秩序也就成为历史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刘秀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始了统一全国，恢复刘家天下的战争活动。　　刘秀出身于南阳豪族地主集团，政治资本雄厚，个人又具有敏锐的政治才能和丰富的军事韬略。绿林、赤眉大起义爆发后，刘秀和他的兄长刘縯一起，打着"复高祖之业"的政治旗号，在舂陵（今湖北枣阳东）一带起兵，汇入农民起义的洪流。在推翻新莽统治的斗争过程中，刘秀多有贡献，尤其在昆阳大决战中，刘秀的杰出指挥，为起义军赢得决战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来，起义军内部发生内讧，导致其兄刘縯被杀，在这危急关头，刘秀本人以其高度的政治成熟性，忍辱负重，巧与杀兄仇人相周旋，终于重新取得更始帝刘玄等人的信任，得到前赴河北（黄河以北）独当一面的机遇。这一转折，对刘秀来说具有关键意义，从此他就一步步走上逐鹿中原、并吞天下的胜利之路。　　刘秀抵达黄河以北地区后，以复兴汉室为号召，不断壮大自身的势力，先后镇压了铜马、高潮、重连、尤来、大枪、五幡等部农民起义军，并将农民军中的精壮收编入自己的队伍之中，扩充自己的实力。待羽翼丰满后，刘秀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更始三年（25年）六月，刘秀在鄗南（今河北柏乡）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并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称帝后，虽然基本控制了中原（今河南、河北大部和山西南部）要地，但是仍处于各种武装势力的包围之中。东有青州的张步，东海的董宪，睢阳的刘永，沪江的李宪；南有南郡的秦丰，夷陵的田戎；西有成都的公孙述，天水的隗嚣，河西的窦融，九原的卢芳；北有渔阳的彭宠。此外尚有赤眉等农民军活动于河水（黄河）南北。刘秀根据形势，采取了"先关东，后陇蜀"，先集中力量消灭对中原威胁最大的关东武装势力，再挥师西向的战略决策，并针对割据势力众多而分散的特点，采取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建武二年（26年）春，刘秀命大将盖延率军5万进击直接威胁洛阳的刘永集团。盖延兵分两路，夹击进围刘永于睢阳（河南商丘南）。数月后城破，刘永逃奔谯县（今安徽亳县）。汉军乘胜追击，夺占沛、楚、临淮等三郡国（约今河南周口、商丘，江苏徐州，安徽阜阳、宿县地区）大部，并击破刘水部将苏茂等人所率的三万救兵。次年，刘永复据睢阳，刘秀命大司马吴汉及盖延再击刘永，围城百日，刘永粮尽突围，被部将所杀。建武五年，汉军全歼刘永余部于垂惠（今安徽蒙城），从而消灭了关东地区的最大割据势力，解除了对京师洛阳的最大威胁。　　刘秀在以优势兵力进击刘永集团的同时，也派军队进攻睢阳（今河南新野北）的邓奉和堵乡（今河南方城）的董沂。　　建武三年三月，汉军岑彭部迫降董沂，击杀邓奉。尔后汉军消灭南阳刘玄余部，进击秦丰。秦丰坚守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被困两年始降。在这期间，占据夷陵的田戎曾率兵援救秦丰，但被岑彭击败，汉军攻占夷陵，使之成为日后西进的战略要地。　　在基本平定了南方地区后，刘秀采取"北守东攻"的战略方针。在派遣耿弇、朱祐等入河北，向渔阳彭宠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东方割据势力。建武五年（29年）二月，彭宠在汉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结果引起内部分化，部将杀死彭宠，汉军遂占领渔阳，统一了燕蓟地区。　　同年六月，刘秀亲征东海郡（今山东郯城）董宪，将其大破于昌虑（今山东枣庄西），董宪退保郯（今山东郯城北）。汉军吴汉部跟踪追击，于八月攻下郯城，全歼董宪主力，董宪逃往朐（今江苏连云港南）。十月，刘秀遣大将耿弇进击张步，攻占祝阿（今济南西）、钟城（今济南南），诱杀其大将费邑，夺取了济南郡（今山东济南）、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张步为挽回败局，倾全军号称20万反攻临淄，耿弇以城为依托，诱敌开进，然后出动奇兵迂回袭击张步军，连战皆捷，张步逃至剧（今山东昌乐西），走投无路，被迫降汉。建武六年正月，吴汉破朐，击杀董宪。接着，汉军又在舒（今安徽庐江西南）消灭独据一方自立为天子的李宪。至此，汉军在短短的4年中，将关东地区各个割据势力全部铲除。　　关东地区的统一，有力地巩固了东汉政权，为刘秀尔后击灭隗嚣、公孙述，夺占陇、蜀，赢得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从事关东统一之战的同时，刘秀也展开了镇压赤眉农民起义军的行动。　　早在绿林军攻占洛阳的时候，赤眉军的势力也进入了中原地区。其首领不满于更始政权所为，另立一帜，与以绿林军为主体的更始政权相抗衡。建武元年（25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　　建武二年九月，占领长安的赤眉军因粮秣不继而西出陇东寻求出路，但结果为当地割据势力隗嚣所击败，只好折回关中。他们击走乘虚盘据在那里的邓禹军，重新控制了长安。　　由于后勤保障仍未获得解决，赤眉军再度陷入饥馑，并为地方豪强武装所包围。不久，被迫放弃长安，引兵东归。刘秀为一举扑灭赤眉军，决定凭借崤函险道，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对赤眉军实施截击。　　为此，刘秀调兵遣将，改任冯异为主将，取代邓禹，急速西进，抵华阴（今陕西华阴西）阻击赤眉军，同时命令候进、耿弇部集结，准备会同进剿。　　冯异在华阴阻击赤眉军60余天后，于次年正月东撤至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北）与邓禹部合兵。不久赤眉军进至这一带，与汉军相对峙。邓禹邀功心切，迎战赤眉军。赤眉军先佯败，后反攻，大败邓禹军，邓禹仅率24骑逃回宜阳。冯异率军相救，也被赤眉军所击败。冯异逃至崤底，后收集散兵和当地豪强武装数万人，与赤眉军继续交战。二月，双方大战于崤底。战前，冯异先派一部分士卒化装成赤眉军，潜伏于道旁。战斗开始，冯异以少数兵力诱使对方进攻，再以主力相拒，待赤盾军攻势减弱后，突发伏兵出击。赤眉军因无法辨认敌我而阵脚大乱，溃退至崤底，8万余人投降。接着，刘秀亲率大军，与先期部署的候进、耿弇部会合，拦截折向东南的赤眉军余部于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予以全歼，赤眉军首领樊崇等十余万人投降。至此，刘秀终于将延续10年之久的赤眉农民起义扼杀在血泊之中。　　刘秀在镇压赤眉军，削平关东群雄之后，西图陇、蜀，统一全国就提到议事日程之上了。当时，窦融据有河西，隗嚣占据陇西，公孙述割据巴蜀。刘秀根据形势，制定了由近及远、稳住窦融、先陇后蜀、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将兵锋指向隗嚣。　　建武六年（30年）四月，刘秀正式发动伐陇之役。遣耿弇等7将分兵进攻陇坻（今陇山，陕西陇县西北），隗嚣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挫败汉军攻势。于是刘秀暂时转攻为守，命大司马吴汉赴长安集结兵力，以资策应。同时争取河西窦融出兵相助，使隗嚣腹背受敌，并让马援煽动隗嚣部属及羌族酋长附汉。隗嚣见处境危急，遂向公孙述称臣，联蜀抗汉。建武七年秋，隗嚣得西蜀援兵后亲率3万大军进攻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另派一部进攻汧县（今陕西陇县北），企图夺取关中，但分别为汉军冯异、祭遵部所击败。　　隗嚣的冒险出击，造成后方的空虚，为刘秀乘虚蹈隙、直捣陇西提供了机遇。建武七年春，刘秀派遣来歙率2000人出敌不备，伐木开道，迂回奔袭，占领陇西战略要地略阳（今甘肃庄浪县西南），隗嚣大惊，即遣重兵数万进击来歙，企图夺回略阳。来歙与将士顽强坚守，使隗嚣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有力地牵制了隗嚣的主力。刘秀把握战机，速派吴汉、岑彭、耿弇、盖延诸将分兵进击陇山，占领高平（今宁夏固原），自己则率关东大军亲征隗嚣。所到之处，隗嚣的部队土崩瓦解，隗嚣本人败逃西城（今甘肃天水西南）。汉将吴汉、岑彭跟踪而至，兵围西城数月。隗嚣大将王元率西蜀援兵赶到，才救出隗嚣，共奔冀县（今甘肃天水西北），汉军也因粮尽撤兵。过后，隗嚣虽然重占了陇西大部，但实力已遭重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建武九年（33年）正月，隗嚣在忧愤交加中病死，部下立其次子隗纯为王。刘秀采纳来歙建议，再次发兵攻打陇西。　　来歙、冯异诸将领兵沿渭水西进，击破西蜀援军，进围落门（今甘肃武山东北）。到了次年十月，终于攻破落门，迫降隗纯。历时四年的陇西之战宣告结束。　　陇西平定后，公孙述割据的巴蜀便成为刘秀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个障碍。刘秀再接再厉，决定对公孙述用兵。他针对公孙述东依三峡、北靠巴山、据险自守的军事部署，制定了水陆并进、南北夹击、钳攻成都的作战方略。派大将岑彭、大司马吴汉率荆州诸军由长江溯江西进，命大将来歙率陇西诸军出天水，指向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相机南进。　　建武十一年（35年）春，岑彭军再克夷陵，突入江关（今四川奉节）。蜀军田戎部退出三峡，入保江州（今四川重庆）。同年六月，北路来歙军击败王元诸部，占领河池、下辨（今甘肃成县），乘胜南进。在公孙述派人暗杀了来歙的情况下，北路汉军改由马成所指挥，继续策应南路主力的行动。　　岑彭军进抵江州后，见江州城坚不宜强攻，遂留冯骏监视田戎，自率主力北上，攻占平曲（今合川西北）。汉军的进展，极大地震动了公孙述，他急调王元军南下增援，集结重兵于广汉（今四川射洪南）、资中（今四川资阳北）一带，保卫成都。又命候丹率军2万屯守寅石（四川江津境），阻击汉军，策应王元。　　岑彭根据敌情变化，也适时调整了部署，分兵两路进击蜀军。一路由臧宫率领，进据平曲上游，攻打蜀军王元、延岑部；主力则由他本人率领，取道江州，溯江西上，攻占黄石，击败候丹军。接着，倍道兼行，疾驰1000公里，攻克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并出精骑闪击蜀之腹地广都（今成都南），逼近成都。与此同时，偏师臧宫溯涪江而进，袭击蜀军，歼敌万余，迫使王元部投降，延岑败逃成都。　　公孙述困兽犹斗，又派人刺杀了岑彭，使汉军暂时退出武阳，但这并未能挽救其覆灭的命运。汉军人材济济，岑彭遇害，吴汉即接替他统领伐蜀诸军。建武十二年正月，吴汉进抵南安（今四川东山），在鱼腹津（今四川东山北）大败蜀军，继而绕过武阳，攻取广都。其他各路汉军进展也很顺利，冯骏军攻占江州，臧宫军连克涪县（今四川绵阳东）、绵竹（今四川德阳北）、繁（今四川新都西北）、郫（今四川郫县）等城。　　吴汉取广都后急于求成，率2万将卒孤军深入，直抵成都城外几公里处立营。公孙述招募敢死之士，攻打吴汉。吴汉受挫，入壁坚守，闭营3日不战，夜间突然撤走，与部下刘尚会合于江南。次日晨合力大破蜀军。此后，吴汉与公孙述交兵于广都、成都间，汉军屡战屡胜。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吴汉又与臧宫会师于成都近郊。公孙述大势尽去，遂孤注一掷，于该月十七日贸然反击汉军，派延岑击臧宫，自率数万人攻吴汉。吴汉以一部迎战蜀军，待其疲惫困顿后，指挥精兵数万突然出击，大破蜀军，公孙述负重伤身亡。次晨，势穷力竭的延岑举城投降。至此，刘秀彻底平定巴蜀，取得了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　　作为东汉王朝统一之战的最高决策者，刘秀在战争中表现出卓越的战略应变能力和杰出的作战指导艺术。他善于观察形势，把握战机；注意占取地利，稳固后方；重视集中兵力，由近及远，分清主次缓急，各个击破；运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心的手段，争取盟友，分化敌对势力；重视利用人和，发现和拔擢将才，放手使用，不多掣肘，使他们充分发挥军事才能；能够适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战法；善于避实击虚，奇正并用，围城打援，运动歼敌；强调连续进击，穷追猛打，不给敌人以喘息和反扑的可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刘秀不愧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芟夷群雄、一统天下，应该说是符合逻辑的归宿。
东汉中后期自然灾害对文人的影响
&&&&&&& 自然灾害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灾害的影响更为严重。自然灾害，历朝历代都有发生，但东汉后期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却是非常突出的。它不仅对社会的政治安危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文学思潮和文人心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东汉自和帝以降，皇权旁落。据《后汉书》“帝纪”所载，和帝至献帝，大多冲龄践祚，享寿不永。也正是在这个政治动荡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出现，据《后汉书》“帝纪”和《五行志》、《天文志》等资料粗略统计，从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间，发生水灾54次，旱灾40次，地震69次，蝗、螟灾29次，瘟疫18次，大风冰雹等41次，基本上每个年头都有灾害发生，甚至一年有多种灾害，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后汉书》记安帝永初元年至六年间，全国范围内地震、洪水、大风、雨雹、地震、蝗虫、山崩，灾害频仍，无年无之，灾害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造成了严重损害。不仅如此，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据《后汉书》，顺帝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献帝兴平元年，“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曹植《说疫气》一文曰：“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干）、陈（琳）、应（劭）、刘（桢），一时俱逝。” &&&&&&& 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汉代，自然灾害给帝王心理造成很大压力，这种压力除了经济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同样，频繁的自然灾害对文人的心理及其创作也产生重要影响。再加之政治的、战争的因素，可以说是天灾与人祸并行，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死亡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于是，文人心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与汉代盛世相比，文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个体生命。如果说东汉政治的压力以及“党锢之祸”使文人在乱世中忧虑国家、保持崇高气节的话，那么，长期的自然灾害，则使文人对个人的生死问题、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多的关注。首先表现在追求生命的不朽。《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彫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这是由自然灾害直接引发的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瘟疫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自然生命在灾难中很快结束了，但著书立说可以使人的生命达到不朽，流芳百世，这是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的积极的人生追求，是先秦以来“三不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生命不朽相联系的是求仙。现实的灾难和痛苦，使许多人幻想着用服药的方式达到长生不老。汉乐府诗《长歌行》、《董逃行》就是这种幻想的真实表现，《陇西行》一诗还对幻想的天界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仙界的自由、长生与现实的灾难、短命形成强烈的反差。汉末曹氏父子的游仙诗也值得我们注意。曹操有五首游仙诗，反映了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在汉末的心理。如《气出倡》、《陌上桑》、《精列》、《秋胡行》等诗表达了人生短暂的忧虑和企求长生的愿望。曹植是第一个用《游仙》诗题的诗人，他的《仙人篇》、《升天行》、《五游咏》等篇也表现的是游仙的内容，虽然曹植对神仙之说持反对态度，但他的游仙诗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苦闷的心情。尽管求仙思想的出现有多种原因，但东汉后期自然灾害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占有一定的成分。总之，无论是以“立言”的方式追求生命的不朽，还是幻想通过求仙以求长寿，都体现了东汉后期文人心态的变化，他们力图在乱世中寻找个体生命的永恒存在。 &&&&&&& 但是，人的自然生命的终结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于是，及时行乐也成为文人心态的另一种表现，这也是东汉后期生命观念的一种新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着文人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人心灵的真实抒写，其中充满着感伤的情调，如《青青陵上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今日良宴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回车驾言迈》：“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驱车上东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人生无常的感伤和感叹，及时行乐的享受思想，虽说主要是东汉政治动荡的产物，但也不排除自然灾害对文人内心的冲击。&&&&&&& 还有一些文人选择了自我安顿的方式，这是保全个体生命最主要的方式。由于在灾害面前，东汉统治者采取消极的禳灾措施，如自责、大赦、改元、祈祷等等，缺少积极的抗御灾害的办法，人在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这就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失去抗灾的信心和决心，不能形成一种集体的抗灾精神。因此，文人的创作较少关注自然灾害，虽有一些关心政治的士人上书言灾害，但往往与天人感应思想结合，如和帝时养奋、张奋，安帝时樊准、李郃、陈忠、杨震，顺帝时周举、黄琼、李固，灵帝时张奂、蔡邕等。也有像《大暑赋》、《愁霖赋》这样以自然灾害为对象的作品，但也缺乏内在的抗灾精神。而面对灾害，更多的士人在心理上转向自我，再加上政治方面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党锢之祸”等原因，他们就逐渐远离社会，寻求自我安顿。许多文人梦想超脱现实，向往清净自由的世界。与汉代的盛世相比，这时的文人低沉了许多。张衡一生经历了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五朝，可以说处于东汉由盛到衰的时期。顺帝时，在“京师大疫”、“京师地震土裂”的情况下，张衡也曾多次上书言对策，与其他上书者一样缺乏积极的抗灾精神。他的《应间》、《思玄》、《髑髅》、《归田》等赋的创作，真实表达了他的心路历程，由早期的积极入世到最后的归隐田园，其心灵的变化代表了东汉中后期文人的普遍心理。这些作品的创作和心态的变化，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自然灾害也应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从奏书可以看出张衡并不是对灾害无动于衷的人。崔駰《达旨》、蔡邕《释诲》等作品，也都表达了自我安顿的心理。《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向往的逍遥生活：“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这代表了当时许多文人的人生理想。文人的这种选择是在多种压力作用下产生的精神追求。政治的压力固然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灾害对文人心灵带来的阴影。 &&&&&&& 总之，东汉中后期的自然灾害对文人心态有重要影响。只有把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政治、思想等因素结合考察时，才会对东汉中后期的文学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东汉名相胡广传略
摘要：胡广位及人臣，有着传奇的身世和辉煌的人生，胡广是地地道道的华容人。通过对胡广及其家族的研究，可知今华容由古华容沿袭演变而来。关键词：胡广 华容 历史&&& 胡广（91-172），字伯始，南郡华容人,即今湖南省华容县人。西汉名臣胡刚六世孙。生于和帝永元三年辛卯五月初五，卒于灵帝建宁五年壬子三月初八，寿八十二。胡广官至三公，位及人臣，是华容县有史以来最大的官。&&&& 胡广的六世祖胡刚（前50-29？），字以直，号介堂。生于汉宣帝甘露四年辛未八月十五，卒年不详。胡刚原居湖北襄阳，汉平帝时，经大司徒马宫荐辟，官大司空掾。大约公元9年，值王莽篡权，胡刚清高有志节，遂解衣冠悬府门，亡命交趾，隐于屠肆之间。公元23年，莽败，胡刚返回襄阳故里，路经华容，喜章华胜景，遂迁居华容。胡刚之墓在华容县城（当时此地不是县城）荷花市场西头，唐代立有文名天下的李邕题写“汉逸士胡刚墓”的高碑，宋代立有华容知县胡绾题写的墓庐联“生前抗节薄新莽，殁后崇封近圣宫，”明代立有礼部尚书黎淳题写的墓庐联“墓宇重刊，贤明有后；汉朝往事，文献足征”。华容胡氏自胡刚迁居华容后，世居华容已有近两千年历史。现在，华容县的胡姓人口基本上是胡刚后裔。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华容胡姓人口有1.36万人。&&&& 胡广的祖父胡善（46-113），字南甫，曾任华阴令，死后葬在华容县城以北石山矶（古名石矶山）。胡广的父亲胡宠（73-150），又名胡贡，曾任交趾督尉，死后葬华容县城荷花市场东南部，其葬地与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夏水又迳交趾太守胡宠墓北，历范西戎墓南”的地理位置是相符的。&&&& 胡广两岁丧母，所谓“少孤贫，亲执家苦”。母亲去世后，胡广的父亲胡宠续娶了原配的妹妹为妻，生了两个弟弟胡康和胡庚。胡广成人以后，曾入郡府为散吏。二十七岁时，胡广得到南郡太守法雄的举荐，被举为孝廉。到京师参加殿试，安帝亲自主持考试章奏，以胡广为天下第一。胡广进入仕途后，虽多次被罢官免职，或因病辞职，但朝廷总是对他“礼任甚优，”每次都是“未尝满岁，辄复进升。”胡广历任过尚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仆射；累升太中大夫、尚书令、太仆、太常、司空、录尚书事；出为济阴、汝南太守；入拜大司农、大司空，授太尉、进太傅。居朝为官五十多年，居公相位三十多年，历事安、顺、质、冲、桓、灵六位皇帝。“五作卿士，七蹈相位，三据冢宰”。可谓显赫一时。熹平元年三月初八，胡广在京师洛阳太尉府去世。天子痛悼，亲自安排丧葬事宜，诏五官中郎将持节奉册，赠以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官署专制梓楠棺木，赐丝帛含敛之备，赐葬洛阳原陵光武帝墓地，谥号“文恭”，允诺其子孙一人世袭郎中爵位。熹平六年丁巳（177），灵帝思感旧德，命画师绘制胡广和太尉黄琼的画像，悬挂在宫内，诏蔡邕撰颂。蔡邕奉诏撰写的《胡广黄琼颂》，也一同悬挂在宫内，供皇帝和百官瞻省。&& 胡广所处的时代，是东汉中后期，是汉室江山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时期。当时的吏治腐败已经开始动摇皇室政权的基础。胡广为挽救走向衰落的汉室江山，在杨雄、崔骃所作《官箴》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增补，出台了作为朝廷规范各级官员思想行为的《百官箴》四十八篇，全力帮助皇帝整顿吏治。胡广的一生以奉行中庸之道著称，具有“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性格，由于他一生“体真履规，谦虚温雅，”“柔而不犯，文而有礼，忠贞之性，忧公如家，”最终获得了“穷宠极贵，功加八荒”的成就。在进入公相之位、担任尚书令起，朝廷给予的俸禄就达两千石。胡广“尊而弥恭，劳思万机，”一直到年迈体衰，在任上去世，没有些许懈怠。&&& 对胡广的评价，东汉末年史学家赵晔在《东观汉记?胡广传》中写得简练而准确：“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裨之益。”南朝宋宣城太守范晔在《后汉书?胡广传》里用两句话作了概括，显得颇为精到。一句话是引京师谚语：“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另一句话是“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这说明，胡广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但受到几代皇帝的器重，受到当朝文武百官的尊敬，而且还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真是难能可贵。&&& 胡广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132—192，字伯喈）的老师。蔡邕为胡广及其家庭成员撰写了碑、表、铭、赞、诰等文章十篇。这些文章是《汉交趾都尉胡君夫人黄氏神诰》，《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太傅胡公碑铭》，《胡公碑》（一作《祭太傅胡公文》），《太傅祠前铭》，《太傅安乐乡侯胡公夫人灵表》，《议郎胡公夫人哀赞》（此胡公夫人系胡广三子胡宁妻赵氏），《陈留太守胡公碑（一）》（陈留太守胡公系胡广四子胡硕），《陈留太守胡公碑（二）》（一作《胡硕碑》），《童幼胡根碑铭》（一作《幼童胡根碑铭》）。这些文章被收入华容《胡氏族谱》之中，也可从《蔡中郎文集》中找到。蔡邕对胡广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他写道：“自汉兴以来，鼎臣元辅，耆耋老成，勋被万方，与国始终，未有若公者焉。”现在，华容县留有胡广遗迹数处。在华一水库西北的靖庐山下，有胡广少时读书处——伯始书堂；在终南乡北里村，有胡广建过别墅的小山——伯始山；在县城南街，有胡广住过的故居遗址——胡太傅宅；在县公安局大院内，即原县署的后面，有为纪念胡广修建的祠堂——太尉祠（曾名太傅祠）；在洪山头沙港村，有传说胡广告老归家，皇帝赐修鳌鱼明亮脊大厦的遗址——明亮脊。华容《胡氏族谱》对胡广及整个胡氏家族自西汉末年迁居华容以来情况，都有详细记载。通过对胡广及其家族的研究，可以澄清华容县的历史沿革问题。胡广及胡氏家族世居华容近两千年的事实，清楚地证明，今华容由汉代的古华容沿袭演变而来。历史学界关于古华容不在今华容的观点是错误的。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修订出版的《辞海》关于“华容”的注解是错误的。
东汉时期军车
&&&&&&& 在汉代，尤其到东汉时期，车兵虽然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但各种军用车辆仍大量使用。每次重大军事行动，所使用的车辆常常以数干上万计。例如；　　　　东汉初，于建武元年(25年)，邓禹自箕关(今玉屋县)进入河东，破河东都尉，"获辎重干余乘"。建武五年(29年)，耿弇击败号称20万大军的张步，"收得辎重二干余两"。　　　　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为北击匈奴，率领"铁骑三万，元戎轻武，云辎蔽路，万有三干余乘"。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时，皇甫篙军与张梁部众战于广宗。张梁失利，牺牲8万余人，被"焚烧车重三万余两"。　　　　献帝初乎二年(191年)，青、徐黄巾30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军台。公孙贊率步骑2万人交战。青、徐黄巾失利，"弃其车重数万两"。　　　　不仅中原地区的战争多用车辆，就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已普遍使用车辆运输军需。如安帝水初三年(109年)，南匈奴反叛，汉廷使耿菱等击破之，"获弯庐车重干余两"。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汉廷击北匈奴，"斩数百级"，缴获"车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汉廷击北匈奴，"斩数百级"，缴获"车干余两"。④于此可见，当时少数民族的车辆也为数不少。　　　　车的种类，在东汉时期主要有轻车、戎车、云车、指南车、辎车等种。　　轻车：据《后汉书·舆服志》曰："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藏在武库。"徐广注曰："置努于轼上，驾两马也。"轻车是车士兵种的主要装备，它常常成为车兵兵士的代名词。因为是战车之属，故平时"藏在武库"。可见，轻车就是驰敌致师的战车，为军队的重要装备之一。 　　　　戎车：《后汉书。舆服志》曰："戎车，其饰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劈翳，车胃甲驾之箙"。注引《汉制度》曰："戎，立车，以征伐。"刘熙《释名》称："元戎车在军前启突敌阵，周所制也"。元戎，即大戎。它是用于战争的兵车。 云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昆阳之战中?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注曰： "云车即楼车，称云，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敌"。这是战争中爬城用的车具。　　　　指南车：崔豹《古今注》云："指南车法具在尚方故事，汉末丧乱，其法中绝，马钩悟而作焉。"因为它具有"司南"的功能，可以用之辨别方向，对行军作战有重要作用。　　　　辎车：《释名》曰："辎车，载重卧息其中之车也"。颜师古曰："辎，衣车也，重谓载重物车也。行者之资，总曰辎重"。可见，辎车即载重车。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于运输兵器、衣粮等军需物资的车辆。主要以马、牛牵引。《九章算术》称： "一车载二十五斛"，"空车日行七十里，重车日行五十里。"这里讲到的载重量及行速，当是指一般车辆的情况，辎车的实际载重量可能比一般车辆要大。 ，　　　　此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车，还有所谓 "衡车"、"軘车"、"轈车"、"驰车"等等。这些战车的数量不一，用途有别，或用于征战，或用于攻城、陷阵。皆为军队不可缺少的装备。
东汉的宦官专政
&&&&&&& 宦官又名太监。是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员。史书又称寺人、阉人、奄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宦官本属内廷侍从，不能干预政事，但其上层分子往往凭藉与皇帝朝夕相处的机会，博取宠信，窃夺权柄，广树党羽，凌驾百司，操纵朝政，形成宦官专权局面。明代是中国上宦官专权延续时间最长、为害最烈的朝代之一。 &&&&&&& 第一次是东汉& &&&&&&& 东汉宦官、外戚间的斗争，从和帝时开始，一直斗到东汉末年灵帝时止。灵帝死后，宦官杀了外戚何进，豪族袁绍起来把宦官一网打尽，斗争才告结束。& &&&&&&& 这个长时期的宦官外戚斗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和帝到桓帝初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外戚占优势。桓帝到灵帝死，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宦官先占优势，但最后却是彻底失败。& &&&&&&& 在第一阶段中，宦官外戚有四次显著的大斗争。第一次是宦官协助和帝国外戚窦宪的斗争。窦宪是章帝窦皇后的哥哥。和帝立，窦后为皇太后，窦宪以皇太后之兄的身份为大将军辅政，一门兄弟子侄都作大官，食封邑，还领禁兵典宿卫。地方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官僚士大夫也多依附窦宪，象《汉书》作者班固就是窦宪幕府中的人物。象窦宪这样一位权臣，当然会和皇帝发生冲突的。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征匈奴，大胜还朝。据说，这时窦家有人阴谋杀害和帝。和帝就和宦官郑众合谋诛宪。《后汉书·宦者列传·郑众传》说：“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窦宪死后，郑众以功迁大长秋，自是常参与政事。这是宦官外戚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宦官胜利，宦官在政治上弄权，也就从此时开始。& &&&&&&& 第二次是安帝和宦官同外戚邓氏的斗争。和帝死，皇后邓氏为皇太后，先立了一个皇子，一年就死了（殇帝），又立了安帝。邓太后临进听政，太后兄邓骘为大将军辅政。邓太后临朝十五年，死后安帝才亲政。宦官李闰等告邓氏曾谋废立，于是邓氏宗族皆免官，邓骘自杀。& &&&&&&& 第三次是顺帝和宦官孙程等同外戚阎显等立北乡侯懿（章帝孙、济北王寿子）为皇帝。但不到一年又死了。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迎立废太子济阴王保，是为顺帝。阎显等皆下狱被杀。孙程等十九人皆封侯。宦官的势力，自此大盛。& &&&&&&& 第四次是桓帝和宦帝单超等同外戚梁冀的斗争。顺帝死，皇后梁氏和她哥哥梁冀立太子为帝，是为冲帝。冲帝立不到半年，死，又立质帝。质帝年幼而聪敏。梁冀朝见，质帝目送之，曰：“此拔扈将军也！”梁冀惧，用毒药放在食物里把质帝毒死，迎立桓帝。梁冀的专权拔扈是东汉外戚专横的极点。梁冀为大将军，前后封三万户。他老婆孙寿封为襄城君，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扩建林苑，侵占民田，取良人为奴婢，至数千口。又杀害当时极有名望的大臣李固、杜乔等人。梁冀不仅和皇帝对立，还和世家豪族对立起来。梁太后死，桓帝使宦官单超、徐璜等合谋诛杀梁冀。没收梁冀财产，合三十余万万。单超、徐璜五人同日封侯。& &&&&&&& 桓帝以后，是宦官在政治上占优势的时期。桓帝、灵帝时，外戚、官僚贵族和太学生联合起来反对宦官。但都失败了，造成党锢之祸。
汉献帝与东汉的灭亡
&&&&&&& 公元189年4月汉灵帝死后，何皇后于同月戊午日立她年仅14岁的亲生儿子刘辩为帝，同年改元“光熹”，此为东汉历史上第二个少帝。&&&&&&&&&少帝刘辩继位时，由他的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舅父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大权。 &&&&&&& 当此之时，天下已经大乱，群雄竞起，而朝延内部的流血斗争又一次暴发。何进执掌朝政后，以他为首的何氏新外戚与汉灵帝时的宦官势力发生冲突。公元189年8月，出身屠户的大将军何进听从中军校尉袁绍的建议，准备召请四方豪杰、猛将入京，以胁助太后、皇帝，消灭宦官势力。但事情泄露，宦官先发制人，将何进杀死。何进部将闻信后，与中军校尉袁绍和虎贲中郎将袁术起兵攻入宫中，大杀宦官2000多人。东汉历史上的宦官专权至此以惨剧结束。 &&&&&&& 当宫中混战之时，少帝刘辩与被封为陈留王的弟弟刘协均逃出宫中，并一同在城外遇到应何进之召领兵前来洛阳京城的并州枚董卓。这一偶遇，却导致东汉历史的重大转变，也决定了刘氏天下的灭亡命运。 &&&&&&& 汉少帝刘辩是毫无才能而又轻佻无威仪的纨绔少年，而他的弟弟刘协相比之下却显得精明能干得多。董卓本是个极有野心的人，据说当时董卓与少帝和刘协相遇时，问及祸乱由起，小皇帝刘辩回答不清，而刘协却答得有条有理。于是，董卓便于公元189年9月在京师洛阳废黜少帝刘辩，贬封为弘农王，改立刘辩之弟刘协为帝，改元“永汉”，是为汉献帝。 &&&&&&& 汉献帝刘协即位时年仅9岁，朝政由董卓把持。董卓进入洛阳后，赶走反对他废立的袁绍，杀死少帝生母何太后，又免了司空刘弘，自任司空，执掌军政大权。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横行天下。 &&&&&&& 公元190年正月，董卓将已被废为弘农王的少帝刘辩毒死。二月，董卓逼汉献帝自洛阳迁都长安，走前对京师洛阳进行一次大洗劫：他宣布没收富家财产为己有；又放火尽烧宫庙、官府、房舍，使洛阳200里内房屋荡尽、鸡犬不留；更为可耻的是，他竟使其将吕布拙毁汉室帝王陵墓和公卿以下坟墓，收取墓中珍宝。 &&&&&&& 董卓的残酷暴行，激起全国不满，英雄豪杰纷纷起兵讨伐。公元192年4月，司徒王允诛杀董卓，天下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 然而，董卓虽诛，汉家天下却已然大乱。黄巾起义军在各地暴动，各地豪强地主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讨伐董卓，纷纷起兵，结果形成各地军阀割剧混战的天下大乱局面。 &&&&&&& 公元192年6月，原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入长安，诛杀执政大臣王允。至此，汉献帝又成为李、郭二人控制的傀儡。 &&&&&&& 这时，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县）人曹操已占据衮州，自成一支独立努力。公元195年3月，李傕又与郭汜发生内讧，京师长安再次成为军阀攻打撕杀的屠场。在混战中，汉献帝于公元196年7月被李傕部将杨奉劫持逃回已经残破不堪的洛阳京城。 &&&&&&& 公元196年8月，镇东将军曹操到洛阳。这位野心很大的一代枭雄看中了刘协这个傀儡皇帝，想将他控制在自己手中，便劝得献帝离开破烂的洛阳，迁都至曹操自己的地盘许都（今汉南许昌市东）。这样，献帝便又成为曹操的傀儡。 &&&&&&& 曹操将献帝迎至许昌后，他自任司空兼车骑将军，操纵朝政。公元208年，曹操又罢去三公，改设丞相、御使大夫，并自立为丞相。 &&&&&&& 史载汉献帝刘协自小有才志，他不甘心做曹操的傀儡，曾多次试图诛杀曹操，摆脱受人操纵的局面，无奈刘协自幼受制于人，没有实权，加上才智远不及曹操，因而终其一生也没能摆脱曹氏，拯救即将倾覆的刘氏王朝。 &&&&&&&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相继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征服乌桓贵族，将中国北方统一于他的势力范围。公元213年，曹操逼汉献帝封自己为魏公，不久又封为魏王。曹操又把自己的女儿立为汉献帝的皇后。 &&&&&&& 公元220年，魏王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继为魏王。同年十月乙卯，魏王曹丕自立为帝，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东汉王朝历14帝共计196年，至此灭亡。 &&&&&&&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三月，亡国之君刘协病死，终年54岁，在位31年，葬于禅陵（今河南修武县北），谥号孝献皇帝。 世界历史上显赫辉煌的汉帝国至此陨落，中国历史上由刘姓做君主统治全国（而非割据称雄）的时代从此结束，中华帝国从此进入分裂的悲剧时代。
&&&&&&& 东汉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制度。东汉郡县多因袭西汉旧制，边郡没有大的增减，唯郡的治所和辖区稍异于西汉，但边郡领县则较西汉骤减一百多，系在光武时废去，以东北、北方、西北诸边郡省并为甚。河西四郡和西南、南方边郡领县不见减少。西南有哀牢内属，增设永昌郡。此外，有“属国别领比郡”之举，即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治民比郡”，安置内附族众，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巩固。&&&&&&& 东北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乐浪、玄菟、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七边郡。是时高句丽强盛，取东沃沮地，光武建武六年（公元30），遂罢乐浪东部都尉，弃单单大岭（今朝鲜北部大峰山脉、阿虎飞岭山脉）以东七县，乐浪郡境缩小。玄菟郡则内迁至今辽宁沈阳、抚顺一带，领县虽同西汉，但已非故地。安帝即位，以辽东郡之高显、候城、辽阳三县划属玄菟，又分辽东、辽西二郡地设立辽东属国，安置内附的乌桓、鲜卑，地位与郡等同。东北合有七郡一属国，受辖于幽州刺史部。边郡境外辽水以东为夫余、高句丽，辽水以西为乌桓、鲜卑。乌桓有内属的，布于缘边诸郡，“招来种人，给以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灵帝中平年间，诸边郡乌桓“各自称王”，至献帝初平中，蹋顿总摄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众皆从其号令”，又与冀州牧袁绍结姻，势倾北州。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东北边郡遂安。乌桓族众随征伐，“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 北方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西河、北地等八边郡；代郡属幽州刺史部，北地郡属凉州刺史部，其余六郡属并州刺史部。汉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次年，北匈奴震怖，“却地千里”。二十六年春，令南单于入居云中；同年冬，徙居西河美稷县。此后，北方缘边八郡悉有匈奴屯聚，分部归属于右贤王和诸骨都侯、左南将军，总辖于南单于，有别郡县之外，“为郡县侦罗耳目”，守卫汉北方边境。章帝建初以后，又有北匈奴部众款五原、朔方、云中、北地诸郡塞下降汉，北方边郡广为匈奴散居，“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世受汉廷优遇。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为汉将窦宪所破，一部分西迁，残留族众为转迁漠北的鲜卑所并。桓帝时，鲜卑檀石槐立国于匈奴故地，北方边郡屡受寇抄。檀石槐死后，鲜卑部众遂离散，边郡稍安。&&&&&&& 西北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陇西、天水、金城、安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八郡。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改天水郡为汉阳郡。安帝又别置张掖属国和张掖居延属国，藉以安置内迁的匈奴。此外，西汉益州刺史部范围的武都郡，东汉划属于凉州刺史部管辖，西北合为九边郡二属国。境内多羌、胡、匈奴各族。羌种繁杂，较著的有烧当、先零、钟羌、卑◆、牢姐、烧何、封养、吾良、当煎、滇零、零昌、当阗等，散居金城、陇西、安定、汉阳诸郡；武都郡有参狼羌；金城郡湟中地区有“月氏胡”；张掖郡有“义从胡”。诸羌“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因不堪东汉统治者的压迫，“群种蜂起”，纷纷反抗，边郡不宁，金城、陇西、安定诸郡都曾一度迁治。河西四郡二属国边地受北匈奴骚扰，自建武至于延光年间，玉门关、阳关曾数度关闭，“西域三绝三通”。&&&&&&&& 西南边郡东汉初因前制，有犍为、◆柯、越◆、益州诸边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五十五万余口内属，以其地设哀牢、博南二县，又以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不韦、云南等六县，合为永昌郡。安帝时又以广汉郡北部都尉置广汉属国；蜀郡西部都尉置蜀郡属国，犍为郡南部都尉置犍为属国；合为五郡三属国。灵帝时蜀郡属国改置为汉嘉郡；又于蜀郡北部都尉地设汶山郡。诸郡和属国境内民族众多，有氐、羌、夷、濮、僚等，史称“参差聚落”，“服叛难常”。&&&&&&& 南方边郡东汉因前制，有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但领县、辖区有异于西汉。日南郡南境原象林县地，顺帝永和后为林邑攻占，郡境较西汉内缩；九真郡西部，安帝永初元年（107），“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较西汉扩展。灵帝建宁三年（170），“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分属于郁林、合浦二郡。
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 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在传承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理论，并大量吸收秦汉以来诸子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当时社会主导思潮。元帝永光年间，依据儒家经典，对西汉初期确立的与周礼不合的皇帝宗庙制度进行了变革。虽然两汉之际因为朝代的更嬗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动，但是，由于东汉统治阶层秉承西汉中、后期尊崇儒学的传统，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观。作为西汉王朝法统上的继承者，东汉建国伊始，沿袭西汉中、后期确立的“一祖二宗四亲庙”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43）宗庙礼议后，由于受政治、思想领域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皇帝宗庙制度逐渐发生了一系列背离儒家礼论的变化：变以往每帝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东汉诸帝（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庙皆因谥以“祖”、“宗”庙号而世世不毁，宗庙毁庙制度废而不行。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毁庙礼制。由于史书记载的歧异、疏略，因而，历代学者在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确定的四亲庙、同堂异室庙制出现原因、蔡邕奏立实行的七庙制度等问题上往往各执一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对东汉一代皇帝宗庙礼制具体形态，及其在不同时期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进行粗略的探讨。 &&&&&&& 一 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与“四亲庙”问题 &&&&&&& 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割据势力利用当时人心追念汉德的思潮，或拥立刘氏宗室为主，或立西汉帝庙以为号召。刘秀为了获取舆论、道义上的优势，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自称是西汉高帝九世孙。东汉自建国伊始，就以西汉王朝法统上的继承者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加之当时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深受儒学的熏染。因此，东汉遵循儒家典籍记载的周代礼制，以及西汉元帝永光年间宗庙改制后逐渐形成的皇帝七庙制度定制。光武帝将为亲生高祖父以下所立四世祖先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中，而置西汉皇帝大宗于不顾。由于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家思想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正统思想，以遵循儒家经典记载的周礼相标榜，秉持以尊祖、敬宗为核心内容的宗法伦理原则的士大夫阶层，难以容忍皇帝对传统礼制的漠视与践踏，遂有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事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否应以西汉四帝庙代替光武帝高祖父以下四庙，是此次宗庙礼议发生的原因所在，但其实质，却是当时“君统”与“宗统”、情与礼的矛盾与冲突的具体体现。由于史书在此次礼议涉及的四亲庙指代问题上的记载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结合两汉时期关于皇帝世数的观念，对此问题略加分析。 &&&&&&& 建武元年，东汉在洛阳立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以明正朔所在。次年，汉军进占长安，邓禹“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1] (p.604) 因为当时与各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尚在继续，东汉王朝暂时无遑“制礼作乐”，于是采取权制，“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一帝主于其中。”[1] (p.27) 随着东汉政权逐渐巩固，一统天下已是指日可待。自然应依据礼经的记载，恢复、健全各项象征皇帝统治源出神授的礼制，重建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社会礼治秩序。而恢复、实行西汉中、后期确立的“天子七庙”制度，则是体现东汉政权作为西汉王朝政治继承者基本国策的重要举措。既然洛阳已经有西汉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三座不迁毁的“祖”、“宗”庙，那么，再建高祖父以下四座随亲尽而依次迁毁的祖庙，就可与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周礼及西汉之制相吻合。出于这种考虑，建武三年，光武帝在洛阳立四亲庙，祭祀亲生高祖父刘买以下四世祖先。这样，从庙数上来说，东汉庙制与古礼及西汉制度虽然并无不符之处，但是，光武帝承统西汉皇帝大宗而崇祀本生私亲的举措却违背了宗法原则。因为，按照宗法原则，宗族大宗的血缘统系不可以中绝。如果大宗统系中绝，则应选择同宗族中血缘关系未尽之支子承嗣“宗统”。承嗣者应虔敬于所承大宗，对其私亲（如亲生父、母及其他直系祖先）所执之礼则相应有所减损。尽管现在难以从传世文献中钩稽出自建武三年至十九年庙议前，尊奉礼教的士大夫阶层对光武帝这种违礼之举有无异议的史实，但是不难推测，这种异议事实上是存在的，并且可能还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以至于光武帝不得不通过廷议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 &&&&&&& 谙习礼制尤其是西汉典章制度的张纯认为，既然光武帝已经确认西汉皇室正统地位，那么，应以西汉四帝庙为四亲庙，代替光武帝亲生高祖父以下四庙。由于刘秀本人受儒学思想浸润较深，所以，他接受了张纯等人的建议。同时，光武帝也采取折中举措以兼顾情、礼：西汉大宗四帝中，只有元帝在洛阳宗庙中受祭，而成、哀、平三帝则在位于西汉故都长安原高庙中，由有关官吏代表皇帝进行祭祀，待亲尽后依次迁毁。此次宗庙礼议虽因光武帝抑情从礼而得以妥善解决，但是问题在于，因有关文献记载歧异，导致后世在当时所立四帝庙的指代问题上莫衷一是。 &&&&&&& 西晋司马彪记载曰：“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今亲庙。”[2] (p.3193) 司马彪实际上是以元、成、哀、平四帝作为光武帝的高、曾、祖、父四世祖先。南朝宋范晔则记载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1] (p.1194) 哀、平二帝既为兄弟同辈，四世自然应向上追溯至宣帝。但是他记载的“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1] (p.70) 却又难免使人感到前后淆乱。既然已经以宣帝以下五帝庙为光武帝四世祖先庙，又为何在宗庙中加祠昭帝呢？范晔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清代学者钱大昕依据司马彪的记载，认为范晔此处记载有误。[3] (p.237) 王先谦则依据范晔的记载，认为司马彪的记载有不实之处。[4] (p.1) 通过对两汉魏晋时关于皇帝世数，尤其是对相继即位为君的兄弟世次观念的前后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表明，司马彪的记载似符合史实。司马氏、范氏记载之所以存在歧异，则是受兄弟相继为君究竟是同世还是异世观念影响所致。 &&&&&&& 稽诸《史记》、《汉书》中关于皇帝世数的有关记载，至少在两汉时期是按照皇帝即位的先后次序来计算其世数的。“从禹至桀十七世。……从汤至纣二十九世”。[5] (p.494、500)《史记·殷本纪》记载的自汤至辛三十王中，依据兄弟同世计算，商王世数应为十七世，而不应该是司马迁所记载的“二十九世”，“二十九世”说可能是司马迁依据父子、兄弟皆为异世观念进行计算而得出的结论。西汉元帝时，翼奉曰：“今汉初取天下，……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解释说：“吕后为主，不得为世，故八世九主矣。”[6] (pp.) 西汉自高帝至元帝恰有高、惠、文、景、武、昭、宣、元八帝，翼奉、如淳“八世”之说盖本于此，“八世”之说也反映出当时以相继即位为君的兄弟为异世而非同世的观念。东汉、三国时期，视兄弟相继为君为异世的观念仍有存留。东汉蔡邕曰：“昔……国享十有一世，……世祖复帝祚，……享一十一世，”[7] (p.899) 如果以相继为君的兄弟为同世的话，那么自光武帝至汉献帝，共计八世十三帝。而如以兄弟为异世，则除被废黜的少帝外，自光武帝至灵帝恰为十一帝，与蔡邕所说“十一世”相吻合。从西晋惠帝卒后，迁毁本是其亲未尽的六世祖豫章府君庙事，可以推测，征西府君庙已经因司马炎庙列入宗庙庙数中而被迁毁了。这表明，西晋时确实以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异世。因而，自两汉至东晋初期，曾依王（或皇帝）在位的先后次序计算其宗庙世数，不仅父子为异世，兄弟相继也为异世。建武十九年立大宗“四世”之庙，无疑应立元、成、哀、平四帝庙。尽管哀、平二帝为兄弟，似乎不宜为二世，但在古代极重家族宗法统绪背景下，许多在后世看来或许是荒诞不经的事情，当时却因受正统观念支配而被虔诚地实行着。 &&&&&&& 范晔之所以忽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为“四亲庙”，忽而又加昭帝庙的原因，大概在于受西汉末年刘歆以及东晋初年贺循的有关论述影响所致。当时已经沿用东晋初期贺循“兄弟旁亲，同为一世”[8] (p.1828) 说，改变了自先秦迄东晋初期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的旧制。范晔以元、成、哀、平四帝为三世。为凑足四世庙数，不得不上溯至宣帝。由于光武帝追谥宣帝“中宗”庙号，依据刘歆之说，宣帝庙不应在随“亲尽”而迁毁的庙列中。这样，“四亲庙”庙数出现空缺，为凑足四庙数，范晔可能进而上溯至昭帝，由此导致范晔的有关记载也前后抵牾。 &&&&&&& 二 “同堂异室”庙制的形成 &&&&&&& 从文献有关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 至少在秦至西汉时期，每个王（或皇帝）都单独立有宗庙，在宗庙建筑形制上实行的是每王（帝）异庙的制度。 ① 东汉在沿袭古礼以及西汉皇帝七庙制度的同时，改变传统的为去世的王（或皇帝）单独立庙的成法，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导致东汉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制度的原因是什么？历来学者虽然对此问题多有阐述，但似乎皆过于注重特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历史阶段中某些因素的影响，忽视了诸多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影响强弱程度的变化。 &&&&&& “同堂异室”宗庙建筑形制出现于东汉光武帝时，定制于明、章时期。建武元年，光武帝在洛阳立一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次年在该庙中合祭西汉高帝以下诸帝。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又在太庙（“高庙”）中合祭高、文、武、宣、元五帝，并沿袭以为定制，不复改作，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雏形开始出现。光武帝卒后，因为有中兴汉室的功德，明帝为其特立一庙，谥曰世祖庙。这样，洛阳就有两所皇室宗庙，一是祭祀西汉五帝的“高庙”，一是祭祀光武帝的“世祖庙”。永平十八年（75），明帝卒，遗诏毋特修造寝庙，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更衣别室，并且规定：“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1] (p.124) 章帝去世前，亦遗令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此后东汉历代诸帝皆承而不违，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于是形成，并为后世历代王朝相沿用。虽然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皆曾经有恢复周礼，实行每帝异庙制度的议论，但是都未曾付诸实施。其对后世皇帝宗庙制度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此亦可见一般。 &&&&&&& 东汉初期既然在洛阳立高庙，合祭西汉五帝。作为刘氏后裔，将世祖及以后历代皇帝神主纳于高庙中序昭穆、享祭祀，属于合乎情理的举措。但明帝为光武帝单独立世祖庙，随后诸帝又皆立神主于世祖庙，却似乎隐隐含有与西汉帝系截然有别的蕴意。因此，此举亦被后世视为违礼之举而加以掊击：“永平所立世祖庙，又与高庙异处，无复昭穆之序。……其渎乱不经，未有如是之甚者。”[9] (p.39) 导致东汉骤然变革往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 东汉蔡邕首先从“遵俭”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孝明立世祖庙，……后嗣遵俭，不复改立，皆藏主其中。”[2](p.3196) 但细思其说，不免有牵强之嫌。如果说东汉肇建之际，因军国事繁、财力匮乏而事事从俭，那么，经过建武、永平将近40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已经初步摆脱两汉之际因战乱导致的残破局面，摹拟古礼釐定庙制亦非难事。单纯将“同堂异室”庙制的出现与“遵俭”联系起来，很难圆成其说。顾炎武则从东汉时期陵、庙关系的演变角度对此问题加以阐释：“后汉……上陵之礼始兴。……故陵之崇，庙之杀也。”[10] 近人杨宽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详细加以论证。[11] 上述二说无疑对探讨东汉时期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问题有所裨益，但其将通过归纳某一阶段现象而得出的观点用于诠释动态的、整体的社会历史的方法却似有不妥，促使东汉一代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因素在东汉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许不尽相同。东汉建国初期之所以权立一庙，可能与当时大乱甫定、财政衰竭有关，其时即便欲有所兴作，可能也无力实现。明帝特立世祖庙，已经隐含有沿袭光武帝成制并以此突出褒崇光武帝的意图。或许出于“遵俭”心理及受当时盛行的陵祭习俗因素的影响，明帝将宗庙“同堂异室”建构制度化。章帝以后历代诸帝沿用此制，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外，两汉时期标榜的“孝”观念也是一重要因素。皇帝在“孝”观念的压力下，只能主动或被动的沿袭祖宗遗制，不便轻易对之加以改正。 &&&&&&& 三 蔡邕“宗庙迭毁议”与对东汉末年皇帝庙制的蠡测 &&&&&&& 东汉光武、明、章时，由于皇帝精明有为，统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自和帝以降，皇帝或年少无知，或昏庸无为，政权为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统治逐渐混乱，礼法败坏，各种矛盾渐趋激化，最终导致东汉政权处于分崩离析，名存实亡的境况。依据古礼对以往违礼的诸制度进行变革，重新构建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礼治秩序，成为当时希冀借此延续东汉政权寿命、稳定社会秩序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共识。变革自东汉明帝以来逐渐背离古礼以及祖宗旧制的皇帝宗庙制度，就是此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 东汉时，受祭于洛阳高庙的西汉高、文、武、宣、元五帝世世不毁。至献帝时，除殇、冲、质、灵四帝庙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因有“祖”、“宗”庙号，世世不毁，皇帝宗庙毁庙礼制实际上已经废弃不行。至灵帝时，皇帝宗庙庙数竟达十二庙之多，这不仅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家礼经“七庙”的规定，而且滥用“祖”、“宗”谥号也无以体现尊崇祖先功德的用意。在蔡邕等人倡议下，于献帝初平元年（190）依礼轨范皇帝宗庙制度。蔡邕撰奏的“宗庙迭毁议”完整地反映了此次宗庙改制的基本思想。或许受转抄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诸文献关于蔡邕奏议中涉及东汉“七庙”问题的记载竟多有不同，由此导致后人往往因依据不同的文献记载而得出互相歧异的结论。为釐清此一疑案，此处拟将诸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先行简要胪列，然后结合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考究其实。 &&&&&&& 司马彪曰：“初平中，……以和帝以下，……不应为宗，……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2] (p.3197) 袁宏曰：“元帝今于庙九世，非宗，亲尽宜毁。……孝安、孝桓在昭，孝和、孝灵在穆，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之号，皆宜省去，”[12] (p.742) 范晔曰：“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皆请除尊号。”[1] (p.370) 刘昭注曰：“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为宗不毁。……光武皇帝受命中兴，庙称世祖。孝明皇帝……庙称显宗，孝章皇帝……庙称肃宗，比方前世，得礼之宜。……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2] (p.3199) 严可均辑录曰：“元帝于今朝九世，……亲尽宜毁。……孝章皇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亲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顺皇帝、孝灵皇帝亲在三穆。庙亲未尽，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7] (p.871) &&&&&&& 上述文献记载多提到元帝庙已经亲尽应毁，这表明，献帝时，西汉成、哀、平三帝庙已经因世次递进亲尽被迁毁，而同样应被迁毁的元帝庙却存而未毁。由此可见，东汉初期虽然曾依据古礼以及西汉庙制，实行过皇帝宗庙毁庙制度。但或许受西汉刘歆有“祖”、“宗”庙号皇帝庙不在“七庙”中学说之影响，在将世次等同或低于光武帝的成、哀、平三帝庙陆续迁毁后，就废而不行了。这也反映出东汉初期实行的宗庙毁庙之制与以往传统制度并不相符。 &&&&&&& 尽管上述诸文献都反复提及迁毁和、安、顺、桓四帝庙，但并不是指当时立即迁毁其庙，而是指取消其庙号，将其列为随亲尽而迁毁的宗庙，亲未尽时不毁。[13] (p.200) 考虑到当时尚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四近帝庙应是指安、顺、桓、灵四帝庙，而不是指光武、明、章、灵四帝庙。 ② &&&&&&& 从司马彪的记载来看，蔡邕所说的“七庙”似乎应是指西汉高帝（太祖）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与献帝高、曾、祖、父四世亲庙。就宗法行辈而言，袁宏记载的四帝恰恰是献帝的高、曾、祖、父，符合四亲庙之数。严可均辑文以章、安、桓三帝为三昭，和、顺、灵三帝为三穆。但就宗法行辈而言，章帝是献帝的五世祖，已经越出了四世亲尽的范围。况且，这份文献也没有明确记载太祖庙究竟是指西汉高帝庙，还是指东汉光武帝世祖庙。因此，由于文献记载的歧异、阙略，导致后人在当时确立的七庙问题上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研究者或许囿于上述文献“七庙”的记载，为求与此数目相符，主张七庙是指东汉光武、明、章、和、顺、桓、灵七帝庙，不包括西汉三帝（一祖二宗）在内。[14] (p303) 此说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为什么将上述文献皆提到的安帝庙排除于四亲庙外？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或许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之观念暂且毋论，即便以兄弟为同世，对献帝而言，安帝血缘关系也较和帝为近，就宗法行辈而言，安帝是献帝的曾祖，如果将其排除于四亲庙外，恐未必妥当。此外，持此说者似乎还忽略了上述文献记载反映的一个重要史实，诸文献虽然对迁毁西汉元帝宗庙一事皆有记载，但并未记载一并迁毁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西汉高、文、武、宣四帝庙，这意味着，献帝时上述四帝庙仍被列为世世不毁之庙。如果“七庙”仅指东汉七帝庙，那么，又如何解释西汉四帝庙存而不毁的事实呢？如果将西汉四帝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那么，蔡邕提及殷祭时祭祀因亲尽而已迁毁的西汉惠、景、昭、成、哀、平诸帝意义又何在？“高庙”作为庙号，其指代具有专一性，这与东汉“世祖庙”只能是指光武帝庙相同。两汉时期，“高庙”只能是西汉高帝刘邦庙专有庙号，不能与“世祖庙”名称相混淆。娴习礼制的蔡邕不可能将西汉四帝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同样，有“祖”、“宗”庙号的东汉光武、明、章三帝庙因“得礼之宜”，其庙亦世世不毁。显然，东汉末年虽然仿照周礼，实行七庙制度，但皇帝宗庙庙数并不限于文献记载的“七庙”，而应为十一庙。西汉高帝庙为太祖庙，文、武、宣、光武、明、章诸有“祖”、“宗”庙号之帝庙并为世世不毁之庙，安、顺、桓、灵四帝庙为“亲庙”，四时与祭，亲尽迭毁。尽管这一蠡测与儒家礼书及诸文献记载颇有差异，但是如果对西汉中、后期及王莽新朝庙制略加回顾，不难看出，这基本是沿袭西汉元帝以后，包括王新以及东汉建国初期的有关制度，其中或许还有西汉时尚屡屡被提及的“五庙”说以及刘歆学说的痕迹。所谓十一庙，实际仍是在“五庙”基础上，增加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且世世不毁的六庙而成。 &&&&&&& 由于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家思想正统独尊地位的逐渐确立，由于东汉建国初期就以西汉法统的继承者作为基本国策，因此，东汉自建国至建武十九年前，基本遵循儒家典籍有关记载，沿袭西汉中、后期确立的皇帝宗庙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皇帝宗庙制度逐渐出现了背离古礼和西汉制度的迹象。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才重新恢复宗庙毁庙礼制。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传统礼制对东汉皇帝宗庙礼制的影响仍相当巨大，但社会现实诸因素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师古与适时双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导致东汉一代皇帝宗庙礼制时常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注 释 ① 参见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载《文物》1985年第2期；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7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建筑遗址的定名》，载《考古》1960年第9期、1989年第3期 ② 宋马端临曰：“但以和、安、顺、桓四帝功德无殊，而有过差，奏毁之。则所谓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灵帝也。”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2《宗庙考二》，第8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王柏中持论与此相同，参见王柏中：《汉代庙制问题探讨》，《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参 考 文 献 [1] 范晔．后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司马彪．续汉志 [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 [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 [6] 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7]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M]．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8] 房玄龄．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9] 徐天麟．东汉会要 [M]．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10]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2] 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 [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 万斯同．庙制图考 [M]．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年 [14] 陈戍国．秦汉礼制研究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东汉末年军职制度演变
&&&&&&& 黄巾起义后，汉王朝权威渐渐崩溃，州郡割据之势于斯而兴。自黄巾起义到隋唐重新统一，中国整整400年的几乎就是一部战乱史。魏晋南北朝许多制度与秦汉相较，只能用巨变来形容。巨变的许多萌芽在东汉末年，探究其中官职演变、尤其是军职演变的过程，应能见微知着。 &&&&&&& 一、军职制度第一次严密化、制度化 &&&&&&& 统辖军队的将军在两汉一般不常置，掌征伐背叛，非常尊贵，权臣常以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重号将军辅政。东汉中前期，度辽以及其它杂号将军皆秩二千石，与郡太守地位相等[1]，除度辽外，其它杂号将军一般事罢即撤。将军既贵重，后来许多文职官僚也常常加重号将军，不统辖军队，只是作为殊荣而加赠。 &&&&&& 将军地位尊贵，与将军号少且不常置有关，但更主要是跟秦汉以来社会具有浓厚尚武精神有关。许多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也常因此自称将军，如黄巾的天公、地公、人公将军。东汉末，各割据势力无将军之号则不显其重，其中，朝廷封赠将军比私署贵重，其它军职也如此。 &&&&&&& 战乱长期延续，将军等军职设置也趋泛滥及等级严密完善，原本职位、品阶合一的将军号也渐渐职阶分离，到南北朝，武散阶制度开始建立，直到隋唐宋，将军号渐不见重，宋朝甚至有八品武官称将军者。而到明清，武散阶制度名存实亡，将军号又才见重。 &&&&&&& 汉代以“若干石”构成十七、八级的禄秩等级，中郎将、校尉、骑都尉、郡都尉禄秩均为比二千石，禄秩相当[2]。随军队规模逐渐扩大，以及军旅常设，原来的军职明显不足，因此，杂号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逐渐增多，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需要也将各种军职按照一定等级排列起来，这些趋势由地方开始，最终在建安年间由曹操通过汉王朝中央政府集其大成，并系统化、制度化。 &&&&&&& 黄巾起义始，几位汉朝将领都以中郎将、持节之职带兵镇压起义军，象曹操以骑都尉之职归左中郎将统辖，再如董卓与关东军战，部下也是以中郎将指挥校尉。这些都说明中郎将地位已经渐渐升高，位在校尉、都尉之上。 &&&&&&& 初期，增设的军职主要是杂号中郎将、校尉、都尉，杂号将军还是很少，因为许多割据势力首领自身也才是杂号将军，例如孙权长期都是以讨虏将军割据江东，赤壁战后，刘备方表权行车骑将军；而曹操在建安前也长期为杂号将军。到了建安后期，杂号将军增多，两汉比较久远的杂号将军，如四征、伏波、度辽等，地位也比后设的尊贵，例如夏侯惇曾以伏波将军都督二十六军，夏侯渊以征西将军坐镇关中、汉中。而征镇安平等将军号，随着曹魏都督制的建立，地位也逐渐升高，而原本尊贵的前后左右将军地位则逐渐下降，不过这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总之，直到东汉结束，将军号虽然开始增多，但是将军职位还是为时人所重，不单重号将军，杂号将军的地位也依然很高。 校尉、都尉等军职也是如此，不少人是以校尉、都尉领郡太守职。其中，各校尉、都尉也不可一概而论。五校的地位比后来增设的杂号校尉要高。黄巾起义前，除了边郡，因州郡兵撤销，作为主捕盗贼的郡都尉也被撤销。黄巾起义后，州郡兵兴，加军职不足，都尉之职便重新设置，并主要作为军职使用，跟以往的职能稍稍有异。其中，中央武官骑都尉比杂号都尉地位要高，而少数专门设为牧守的都尉，位在太守与县令之间，属于文职，与武职的杂号都尉不同[3]。 细究曹魏将领的升迁纪录（见附录），可以发现在魏国建立之前，军队的军职已经有一套等级相对严密的升迁制度。曹魏的军职制度与汉朝的禄秩等级制度以及选举制度在陈群等人揉合下，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品中正制”（广义，含官职九品制）。 秦汉“职秩合一”制度的基础上诞生的曹魏军职制度包含了等级严密、覆盖全面的特点以及职阶分离的萌芽，在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中得到强化，最终成为唐宋的“阶职分立制”官僚制度的动力之一，其历史作用不应低估。 二、汉末曹魏军职制度的特点及探微 建安年间，曹魏（以下均指建安年间的曹操军队）的军职升迁制度如下： 伍长—什长—都伯—百人将—牙门将、骑督、部曲督等—别部司马（军司马）—都尉（骑都尉）—校尉（但五校几乎成清贵武职，偏文）—中郎将（五官、左、右、虎贲中郎将类同五校）—裨将军—偏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