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交出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GDP超过100万亿元，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美经济博弈，我国依靠自身强大的内部市场，实现了经济上的又一个“奇迹”。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经济内循环、新基建等政策指导下，消费、科技的发展将对经济形成巨大的推动作用，助推我国实现综合国力崛起。

　　一、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1、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博弈挡不住中国崛起的步伐

　　2020年以来，特朗普主动对中国发动经济挑战，将约600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实体清单”，导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几乎接近零，并对3700亿美元中国产品施加额外关税。美国和中国经济博弈背后，是美国对丧失世界经济主导权和中国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恐慌和焦虑。

　　但是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经济博弈，无法阻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疫情加大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依赖，中国供应生产口罩的必需原料熔喷布占全世界的80%。期间，美国使用的青霉素有45%为中国制造，而布洛芬则接近100%由中国制造。在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的同时，美国又通过“排除清单”，豁免了防疫物资等部分商品的关税。

　　另外，美国对中国家电、家具等商品进口的需求量庞大。特朗普针对很多商品加征关税，导致本国进口商成本大增，需要通过第三方国家转运、低报进口额等方式来避税，最终这些成本还是要通过涨价的方式，由美国的消费者来承担。增加关税的成本绝大部分都传导到了美国进口商这里，从而导致许多企业的不满。

　　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消费市场，“逆全球化”大幅降低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对拥有大量跨国公司的美国影响更大。

　　实际上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两大强国，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

　　虽然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很激烈，但是2020年中美两国的贸易规模增长8.8%。美国形成以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为支柱的本国土壤，重塑制造业产业链的代价会很高。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国际产业链紧密结合、交织在一起，大家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新就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认识到了“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两国需要加强沟通，给双方以至于世界一个更好的经济环境。

　　当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崛起趋势不可阻挡。总体来看，当前世界格局正在朝多极化发展，中国有充分的意愿加强全球合作，链接更多国家，实现全球经济共赢。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相信未来中美合作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2、新时代的新目标引领中国前进

　　2020年，在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的基础上，我国将要迈向更高的目标。

　　根据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到2035年，我国要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近2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但是从人均GDP和GNP来看，中国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2019至2020年中国人均GDP和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已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但是仍旧相当于世界各国人均GDP的90%，仅达到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2020年中国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0%，然而美国人均GDP是中国人均的6倍。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超过12535美元，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标准还有约20%的差距。

　　从收入群体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9》，5.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占人口总数的4成;3.1亿人月收入在之间;3.8亿人月收入在之间，这三部分人群加起来接近我国人口的9成。

　　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收入在10万到5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目前我国这一群体的规模大约为4亿人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收入为53604元。低收入群体绝大部分在农村。因此，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把注意力放在2.8亿进城农民工身上。

　　目前，发达国家的门槛是人均收入1.8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大概是3万到4万美元。我国未来要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在15年中维持4.7%以上的经济增速。

　　这样的经济增速实际上处于可达到的范围内。据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就可能超过美国。

　　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十四五”期间，我国与技术进步、企业效率改善息息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稳中有升，有望与资本并驾齐驱，共同带动我国经济向好发展。未来三十年，我国有希望快速加入高等收入国家阵营。

　　与此同时，面对艰巨的任务，也不能忽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才能一帆风顺。

　　二、中国当前的困难与解决方案

　　1、中国与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还很大，需要加强创新

　　2020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动“逆全球化”，前有打击华为和中兴，后有封禁TikTok和微信，导致中国在科技领域感受到非常大的被动。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起步晚于美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大多是复制美国模式，当前在互联网标准方面仍旧是受制于美国。

　　我国在高端领域进步很快，在人脸识别系统、基建工程、5G、人工智能、电子科技、无人机等领域迅速实现了弯道超车。

　　过去20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猛增200倍。2019年中国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达58990份，首次超过美国的57840份。2020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比2019年同比增长了16.1%，连续两年排名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科研经费投入达到2.21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技研发市场。按照科技发展规划，我国在2035年将进入创新型国家，到2050年将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未来中国有充分的实力赶超美国。

　　在芯片方面，美国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牢牢占据着全球芯片产业链的顶端。美国正是看到了中国芯片存在崛起并赶超的可能性，才不遗余力地打击中国半导体科技企业，巩固自身优势。我国注重半导体和芯片的发展，在美国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的情况下，会加速倒逼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发力，进行国产化替代。据机构研究，对华禁止或限制半导体供应，将促使中国和韩国加强研发，或许会导致两三年内美股半导体芯片占世界市场比重从48%降至30%。

　　2、金融风险笼罩，需要合理的化解方法

　　除了在科技上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在国内我们同时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需要重点防控金融风险。

　　在地方债方面，自2009年发行，经过12年的扩张，已成为债市第二大品种，仅次于金融债。地方债券的偿还高峰将于2021、2022年到来，还本付息的压力将逼近3万亿大关。目前城投平台的债务压力也很大，2021年到期、回售的城投债规模将超过3.3万亿元。

　　长期来看，为了减轻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的压力，需要合理分配事权和财权，增加地方税收来源。近些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50%，而支出上地方占比高达80%，中央政府需要更多承担具有全局协调性以及较大外部性的事权，例如养老、教育等。还需要对税收体系进行完善，适当提高地方的共享税分享比例，增加地方主体税收来源。

　　其次，需要地方政府减少资本性支出，更多的将其交给民营部门。这就要求打破市场准入壁垒，打破“卷帘门”“玻璃门”，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

　　除了地方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债务率较高，需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补充实体经济资本金。与直接融资相比，通过银行信贷间接融资的规模更大、更集中，更易引发金融风险。

　　2018年国内资本市场共实现融资7.1万亿元，股权融资只有1.41万亿元，占比不足20%，比重明显偏低。未来，要立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导向，积极稳妥推进主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以及股权众筹市场建设，协同发展场内和场外、公募和私募、股票、债券和期货等分层有序、功能互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持续丰富资产证券化等各类直接融资工具，拓宽投融资渠道。

　　3、低生育率及老龄化社会困境

　　截至2020年11月，全国房价平均水平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071元/平方米。

　　过去20年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黄金20年，促成了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高房价造就了“房奴”，成为社会低生育欲望的助推器。同时“老龄化社会”成为未来社会的重要现象，生育主力80后、90后，很多人面临赡养4个老人的压力，想生也不敢生。

　　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我国百姓自有住房率在全球也是前列。未来应当把大量的社会资源从房地产行业解放出来。

　　坚持“住房不炒”，解决居住问题，去除“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各类限制政策不能放松。与此同时，面对低生育率和养老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生得起、养得起”。

　　三、中国应该如何走好未来的路

　　如今广东一省GDP就超越了包括俄罗斯和韩国在内的90%以上的国家。从经济体量来看，未来中国会稳步发展，科技实力和创新实力将再上一个台阶，达到创新国家的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首先要做好“内循环”。在全球经济萎靡的情况下，我国GDP增速快速恢复，依靠的是自身强大的市场。要通过内循环，让老百姓有钱消费，让民营企业有销路，让社会创新有动力，让社会资本愿意投资，形成良好的内循环。技术方面，中国要加强研发，从芯片到技术行业标准等方面逐步脱离对欧美的依赖。

　　其次，要减少贫富差距，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改革开放40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今“先富起来”的人已经远远跑在前面，在“带动后富”方面没有形成足够的拉动。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将开启“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再次，需要促进国际大循环。贸易方面，2020年东盟以4.74万亿元的进出口额，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以4.5、4.06万亿元分列中国第二、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应继续加强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积极布局亚太经济中心。

　　最后，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为经济发展打好基础。当前各地“十四五”规划中，新基建崭露头角，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等12个重点领域。从短期来看，传统基建、新基建能够快速拉动国内投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持续恢复贡献力量;从长期来看，能够增加有效供给，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培育新技术、新产业。

　　政府应当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投资于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和“两新一重”、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基建是逆周期行业，是提振经济的有效调控手段，是未来我国托底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大量投资机会、创业机会，也创造了许多造富机会。

　　2021年我国经济不仅要维持6%增长率，更需要高质量的增长。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有困难，也有机遇，总体上是机遇大于困难。中国当前走的是和平崛起的道路，未来世界的主题是合作共赢，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中国作为一个自信的大国，要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着眼点，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作者 何晓宇 征信投资 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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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如果出现重大灾情疫情，朝廷为了恢复民生，促进经济的发展，大都会“以工代赈”，时至今日，演变成“国难思基建”。

记忆犹新的要属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四万亿”基建工程。主要涉及的“老基建”，铁路、公路、桥梁等。只要一提到基建，有人就会“上纲上线”，说是刺激“铁公基”（铁路、公路、航空等）、是信贷放水、是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重来。这或许是一种误读、误解。把“新基建”与2008年“四万亿”“老路重来”等说法混淆，可以说这种思想认识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

一时间，“新基建”成为经济大热词。5G、云计算等板块纷纷掀起涨停热潮。如何概括此次“新基建”？两个字：硬核。四个字：硬核科技。

简单来说，“新基建”就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涉及的领域全都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短板，有些还是被国外“卡脖子”的环节。哪怕现在不干，将来总有一天还是得干。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疫情使经济陷入短期“停摆”；经济处于转型阵痛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向着深水区推进。那么，该怎么对冲这些风险？据任泽平的观点，“新基建”短期来说，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定就业；长期来看，有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改善民生福利。

1、“新基建”是稳增长政策的发力点

中国经济今年一个很重要的稳增长举措在于稳投资，而稳投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在于稳基建。而传统基建投资的边际效益正在下降，需要推动“新基建”来优化投资结构，使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相匹配。

2、“新基建”与中国经济长期转型方向一致

据中信证券宏观经济团队分析：第一，“新基建”与高质量发展相关，聚焦点在于科技创新，包括5G建设、大数据中心等。第二，“新基建”与新型城镇化相关，聚焦点在于扩大城市圈的经济辐射能力以及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包括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第三，“新基建”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聚焦点在于“补短板”，包括公共卫生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

3、“新基建”背后有着巨大市场需求

“新基建”背后藏着大生意，无论是5G基站建设，还是大数据中心，每一个领域身后都是千亿、万亿、乃至数十万亿的大市场，投资潜力巨大。不少人正“虎视眈眈”。以5G建设为例，中国信通院预计，到2025年，5G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带动的产业链上下游及各行业应用投资，将超过3.5万亿元。更关键的是，5G建设还有助于培育繁荣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带动10几万亿产值的新经济，为中国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基础。从这次疫情不难看到，整个中国经济“在线”进程迫在眉睫，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新经济一夜崛起，这背后也意味着对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巨大需求。

新基建那么好，我们这些散户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俗话说的好“有多大锅下多少米”，我觉得可以从自身的资金量，风险偏好等维度进行综合考量。

近期A股的基建板块走强，跟政策传导紧密相关。但小编不建议将传统基建板块作为主要资产配置，因为这类企业属于政策驱动型，主要依靠政府回款，且投资规模巨大，杠杆率和负债率都较高。虽然是基建大年，但目前还都处于喊口号和做计划阶段，能否落地，落地多少，主要看配套资金能否到位。所以传统基建公司能够走多远，还需持续关注。
另外，今年的方向是“新基建”，跟传统基建的逻辑不一样，比如科技基建和医疗基建，可以重点关注5G、工业互联网、生物安全、医疗设施等。但由于这属于全新的行业，投资者需要深入研究个股，才能准确判断。
股市“一赢二平七亏”的铁律一直没有被打破。如果您有专业的技能技巧，在这板块轮动中踏准节奏，及时的做到低位吸筹高位获利清仓，那么股市适合您。否则建议您还是观望的比较好。如果能把握合适的行情可以做一波。但是往往都是--凭运气赚来的钱，靠实力亏出去。

大部分普通人对债券型基金的了解很少，原因很简单：普通人大概率是在股市行情好的时候关注股票、基金，都怀揣着一颗当年翻倍的心，所以只会在排行榜上找靠前的产品。债券型基金的策略比较保守，不可能冲榜，普通人也看不上年化3-4%左右收益率的债券型基金。节后市场上股票型基金发行火热、债券型基金无人问津的局面就是如此。

今年的大基建，城投公司一定是非常活跃的。为了完成投资任务，城投公司需要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其实个人觉得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在运行的政信信托，融资方的融资渠道更加多样，而且成本更低，可以缓解其未来的还款压力。此时的信托可以实现安全退出。另一方面，未来政信信托会相对减少，很多基建项目会换其他渠道融资。这些项目除了政府出资之外，肯定需要向金融机构募资，但是像这类有具体还款来源的项目，会被银行和保险公司瓜分走，信托10%的融资成本没有优势，这类项目基本抢不到，此外人家也会考虑低成本的债券资金。

所以小编建议投资者选择政信信托产品，应该尽量避免债务负担过重、经济体量较小、财政主要依靠上级拨款、网红地区信托产品。

2020年10月17日下午，由中国政信研究院、政信产业联盟主办，政信投资集团承办，政达投资、政胜财务、政宇财务协办的《新时代金矿：政信金融投资指南（二）》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市中粮置地广场隆重举行。此次新书发布会特邀多位政信金融行业领域的知名人士、行业大咖倾情助力发言，为广大读者答疑解惑，揭秘新时代的造富浪潮。

《新时代金矿：政信金融投资指南（二）》是国内第二本讲述政信金融的书籍，是对政信金融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作为国内政信金融专著，本书得到了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先生的高度认可并亲笔作序，由行业专家鼎力推荐。

会前，《新时代金矿：政信金融投资指南（二）》副主编及政信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先生、政信投资集团副总裁董峰先生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对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答。本次采访部分内容受到了行业顶流媒体的认可，并刊登在10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的头版头条。

“政府投资领域就是新时代的金矿”

对于很多人来说，政信金融是一个新事物。但是，通过对中外历史、财富的发展史的探索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事件深究原因都是因为与政府行为关联才取得成果。在中国，从古代就存在商人和政府合作进行民间投资而后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案例，同时，国外也有很多家族、政府通过这种政商合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改革开放40年来，每次财富创造浪潮都是政府进行指引，比如说股市、楼市、互联网，都有政府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支持，以及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今年政府提出的新基建、新型城镇化，作为人们创造财富的重要路径，更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何晓宇先生指出，政信投资集团提出了“与国共赢”、“为国储蓄”的观点，政府所创造的一些投资方向，包括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一些新的布局，指引着人们的投资方向。投资“金饭碗”就掌握在政府手里，中国老百姓要积极响应投资到政府的投资规划里，政府投资领域就是新时代的金矿。

政信金融这个经济细分领域进行实践和理论探索，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当记者问到本书的创作历程和心得时，何晓宇先生提到，希望通过本书能把政信投资集团多年对政信金融的深耕研究做成一个可视化的成果，贡献给广大的读者、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政信投资集团紧跟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老先生的精神思想，用6年的时间在政信金融领域努力实践，积累了很多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经验。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前人的经验和理论基础可以借鉴，这对于主编团队来讲是个非常大的挑战。本书从策划到最终出版历时两年多，花了大量的时间整合大量文献资料，并采访了大量从业人员，几经易纲、易稿，终成定稿。

实际上，本书是国内第二本讲述政信金融的专著，第一本是在2019年出版的《新共赢生态》，它是这本《新时代金矿》的姊妹篇，属于政信金融投资指南系列书籍。何晓宇先生为记者介绍了本书。他讲到，全书包含疫情下的创富路、中国五年内的创富智慧、西方崛起的政信智慧、政信指引中国崛起、新时代金矿政信金融、挖掘政信金矿这六个专题，其中“挖掘政信金矿”章节详细介绍了政信金融家族成员，以及投资者如何通过政信金融追赶新时代造富浪潮，实现财富增长美好愿景。

“政信金额是一种共赢模式”

《新时代金矿》将政信金融投资比喻成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配置有效整合的一种共赢生态。书中展望政信金融行业发展的趋势，为读者描绘政信金矿藏宝图，通过政信金融产品家族，站在下一个黄金时代的风口，挖掘新时代政信金矿，。

当前疫情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大幅锐减，而财政刚性支出并未减少，反而增多。对于政府投资而言，资金来源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政信金融为政府解决了资金难题。政府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政府的财政收入直接投资显然不够。政信金融是撬动民间资金的工具，也就是说是把老百姓的资金吸引到国家建设中，何晓宇先生将政信金融定义为一种“与国共赢”的金融模式。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新老基建成为重点关注的项目。何晓宇先生认为这些投资的回报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长期回报。国家将一些有长期投资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放给民间资本投资，加快项目的落地，实现“国与民共赢”的模式。董峰先生同时补充了政信金融对于基础建设的意义：第一，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活动的支持，能够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很好的民生环境，提高的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指数；第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信金融的支持，能够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第三，对于社会资本参与基建来说，给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财富增值的渠道。在目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国家对政信金融提供了政策支持，董峰先生认为政信金融未来在国内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政信金融是一种稳健的投资渠道”

9月份的社融数据显示，社融信贷超预期，同时M2也超预期。货币流动性充足，这种流动性充足是市场愿意看到的。但是市场也有担忧，尤其是机构担心会不会降息降准。董峰先生指出，第四季度的货币政策依然是稳健的，近期的政府会议释放出货币政策长期保持稳定的信号。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尤其理财市场上频频出现延期兑付的情况，影响着个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董峰先生强调，任何金融活动都有风险，个别公司的情况属于非系统性风险,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而造成的。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未来3年三大任务之首，并明确“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特别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被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同时，资管新规的出台有效防范化解金融市场风险，只有打破刚性兑付，让金融风险充分暴露，才不会让金融风险越堆越多，最后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政信金融的参与方是政府、企业和投资者，政信金融产品拥有强大的政府信用背书。在以投资为增长驱动力的模型中，政府是最大的资源配置方，握有庞大的财政、金融资源，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要发挥资源基础配置的功能，提高效率。董峰先生认为，政信金融指导着企业和普通百姓借力政府平台，实现财富资源的效能最大化。在中国金融系统中，政信金融已经遍布银行、信托、证券等领域的机构中，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过程中提供利国利民的解决方案。

在采访的最后，何晓宇先生和董峰先生表示，希望各级政府、科研院所、高校、金融机构、投资人等能够学习研读本书，指导指正；同时，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政信投资，帮助投资人更好地甄别优质的政信投资产品，共同推动中国政信事业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