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愈来愈低迷的乡村里，杀年猪给冬季产生了一抹光泽度和繁华。我觉得，霜降刚过，一阵阵猪的叫声把村子搅得议论纷纷，让内心暖融融的：杀年猪了。

在乡下，杀年猪是一件大喜事也是一件大事儿。前些年，无论是哪个宰猪了，隔壁邻居、亲朋好友都来鼎力相助：男人们挖炉灶、抬水、劈柴；女性们洗米、做饭、洗姜、刷碗；小孩子们有说有笑，乐不可支，一派喜庆的景色。最喜欢看宰猪时的情景了，男人们逮耳朵里面的，抬猪蹄，把猪从后面抱住在长架立刻。但见屠工取出一把杀猪刀来，用大指拇缓缓的刮刮利刃，利刃泛着青光，一刀捅下来，猪刚开始低沉凄凉的哀嚎，大木盘里放满了猪的血。女人家的水也煮沸了，屠工刚开始烫猪刮毛，吹气检查，敲击猪肉皮，一边舀出锅里的沸水淋在猪的身上，一边刨着猪毛，烫猪蹄、烫猪耳朵、烫猪背，不一会儿，一头被弄得整体嫩白的年猪被大伙儿下跌起來。屠工两刀出来，猪肚被破开过。边上的男人们刚开始探讨起來：“膘肥实，主人花了大时间养。”“怕有五指膘。”“这一猪，好。”

秤重是振奋人心的情况下，由2个小伙子抬着称重，屠工则在一旁用浮夸的喉咙报着数： “二百三”。报得数越大，好像幸福快乐的净重也越大，造成的噪动和喧哗声也越大。大家都把羡慕的眼光看向院里的女主，女主的脸部乐开花。在啧啧啧赞叹声中，女主做饭提前准备“黄”了。

那时候的黄真实是用血豆腐、猪肠、猪脸这种制成，猪肉炖粉条，青菜猪肝汤，爆炒腰花……浓浓的一大桌。而生猪肉呢，要不卖成钱，要不制成腊肉香肠，一一年的肉制品。上餐了，亲朋好友们也失礼，大大家喝着酒摆下龙门阵，说着2020年的想象；小孩子们上不上桌，端着碗一会盛饭一会儿盛饭；土狗窜来窜去舔一舔着大家吃扔下的骨骼……

那就是前些年的情景，而现如今，农村早已发生变化详图，走向世界的愈来愈多，杀年猪也不一样了。主人要杀年猪了，就叫屠工帮助，菜呢，销售市场上买，不仅有猪下水，也有鸡、鱼、虾，应有尽有。吃黄的人也是已不帮助了，她们喊着麻将游戏、斗着大地主，等待主人喊用餐，餐桌上说着东父母、西家短……但是，无论怎样转变，杀年猪，全是一种浓浓故乡情，朴实的人情世故，温暖的真情。

2020年春节将至，对于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来说，又是一场“大考”来了。近日，深圳一国企在五星级酒店举办年终述职会，仅茅台酒就喝了16万元的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又给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敲响警钟。
事实上，从成都已有的数据也可看出，“节日病”正是近年来“四风”问题的一个典型表现。日前，成都市纪委监委公布2019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情况，数据显示，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99件269人，通报曝光208件次280人次。其中，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使用公车等问题属于“高危地带”。
过年期间，走亲访友、人情往来本是传统习俗，为节日增添几分喜庆。但少数人打着人情的名义违规送礼吃喝、打着福利的名义违规滥发津补贴，就触碰了“廉洁红线”。
微信红包能不能收？节日“福利”能不能发？麻将长牌能不能打？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了成都市纪委监委机关，为您解读春节期间“廉洁红线”，厘清春节期间人情往来和政策规定的界限。
公款吃喝小心了 这些饭不能吃
问：春节期间，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可以参加聚餐吗？
答：《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三条明确规定，“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反廉洁纪律。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严格执行条例，风清气正过节，这些饭千万不能吃：
1、违规组织单位干部职工公款吃喝
4、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
5、出入“一桌餐”等隐蔽场所吃请
6、其他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指出，违规公款吃喝不断出现新的隐形变异问题，例如，“不吃公款吃老板”、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吃请等。一些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为“掩人耳目”，吃喝费用报销“移花接木”。有的以公务名义向下属单位转嫁、摊派公款吃喝费用；有的利用职务之便，将违规吃喝费用转嫁给相关企业；有的利用工作关系，到管理服务对象单位食堂接受吃请等。
【案例警示】2018年6月，蒲江县财政局党组成员、金融办主任张某以个人名义邀请县财政局工作人员聚餐，以蒲江县财政局的名义签单挂账，几天后餐馆以“四川省蒲江县财政局”为购买方开具2张发票共计1330元，经张某本人签字确认后，县财政局报销了该笔费用。2019年4月，张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已全部追回。
福利不能随便发 这样发违规了
问：春节将至，单位可以发放节日“福利”吗？
答：《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四条明确规定“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指出，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转嫁成本，通过企业、社团组织等变相发放，一些单位利用管辖或审批的权限，靠啥吃啥，将发放福利、津补贴转嫁给关联单位。
2、制造假账，使用“小金库”资金发放津补贴或福利，一些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通过购买办公用品、食品等名义套取专项资金，以此来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3、通过巧立名目自行新设项目发放各种津补贴或福利，安全生产奖、招商引资奖、宣传报道奖……未经批准随意开展的考核检查及认定类项目，也是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的高发区。
4、未严格按照规定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像加班费、值班费、未休年假补贴等如何发放都有明文规定，但一些单位无视发放标准，超范围随意发放等。
5、借“集体决策”之名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打着“集体同意”的幌子，通过发放津补贴或福利为个人或“小圈子”谋利，又或者表面上是“人人有份”，但实际上是“领导吃肉”“职工喝汤”，等等。
【案例警示】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金堂县原隆盛镇新开村党总支书记薛某某，利用城乡治理资金中的环境卫生保洁费和治安巡逻费的名义，违规为新开村两委干部发放补助共计5600元。2019年8月，薛某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已全部追回。
超出礼尚往来的电子红包收不得
问：这几年，春节期间大家都流行在微信群里抢红包、用支付宝一对一发红包，作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遇到这种情况，能够点击收取吗？
答：《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电子红包并非绝对不能收，但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一定要把握好发红包的对象和红包的额度。比如：
1、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电子红包不能收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对于其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电子红包不能收，对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电子红包不能收。
2、明显超出礼尚往来的电子红包不能收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慎抢红包，收受明显超出礼尚往来的电子红包，同样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3、不要用微信红包参与赌博
微信红包中的拼手气红包是人们生活中经常玩的一种游戏，然而少数“有心人”利用微信群组织虚拟赌场，通过让他人抢红包的方式牟利，这种行为涉嫌赌博，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不能参与。
4、告诫家人，留意微信红包
现在很多隐形贿赂不会直接针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本人，而是会针对其配偶、子女等亲属。因此，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需提高警惕，提醒告诫自己的家人，要留心抢电子红包的金额、次数及发放人。
【案例警示】2019年3月，成都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处第一管理所工作人员屈某某在对占道挖掘许可证颁发后进行管理中发现，某蛋糕店装修占道施工打围围挡广告设置不规范，在与商家沟通整改的过程中，通过支付宝收取商家“好处费”600元。2019年4月，屈某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已退还商家。
莫“揩公家油” 跑出“车轮上的腐败”
问：能不能“借”公车回乡过年？
答：随着正风肃纪力度的持续加大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车私用等违纪违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逢年过节，“车轮上的腐败”还是时有发生。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指出，公务用车是为执行公务配备的车辆，绝不能私用。公务用车的存放、使用、维修等有一系列明确规定，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不能为了贪图方便而违反相关规定。公车改革推进以来，车辆管理使用越来越严格，部分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便将目光转移到了公务加油卡上，想方设法“揩公家油”。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除了自己不违规使用公车，还要履行管理职责，按照相关规定管理好单位公车。
【案例警示】原成都市排水设施管理处党委书记、处长张某某在2018年市排管处公车改革后，违反单位车辆管理规定，给本人安排专职驾驶员，并长期占用市排管处防汛抢险车辆接送其上下班。张某某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19年9月，张某某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莫让正常娱乐沦为“赌博敛财”
问：春节期间，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可以打麻将、打长牌等吗？
答：四川省纪委监委有关文件中明确规定，2019年2月1日后，凡是与管理服务对象打麻将等输赢财物的，凡是参与或聚众赌博的，凡是通过赌博敛财、索贿行贿受贿的，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重处理。
节日期间，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严格把握区分亲朋好友之间正常娱乐活动与赌博行为的界限。
关于这个问题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不得在公务时间和公务场所，或下基层调研和工作时，违规打麻将、“炸金花”、打长牌、玩扑克等。
2、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不得与管理服务对象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炸金花”、打长牌、玩扑克等。
3、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不得以打麻将、“炸金花”、打长牌、玩扑克等任何形式进行赌博或聚众赌博，挪用公款赌博，在国（境）外参与赌博，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或其他便利条件。
4、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不得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打底”钱，或与管理服务对象打“业务牌”，通过赌博敛财、索贿行贿受贿。
【案例警示】2019年4月29日下午，彭州市天彭街道陈家社区总党支部书记孙某某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王某邀约到某茶楼喝茶，彭州市天彭街道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工作人员任某接受孙某某邀请，在未向分管领导请假的情况下擅自脱岗，到该茶楼与孙某某等人一起喝茶，并在该茶楼与王某等人打带有输赢财物的麻将。2019年5月，孙某某、任某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让艾汪全、王付祥们输掉全部身家的大赌场，在大山深处。这里有一夜暴富的神话，也有跳楼沉江的惨剧。

　　2016年6月17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石笋村，42岁罗明康，靠当矿工养家，背后的两层楼是用下矿和借的钱于2010年盖的。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文｜新京报记者罗婷 编辑 | 胡杰校对 | 郭丽琴

　　艾汪全摸着扑克牌，脸色逐渐变得阴沉，眼睛因为紧张而通红。

　　把盖在桌上的牌掀开一条小缝，眯着看了一眼，又放下。

　　“今天点子有点背啊”，他嘟哝了一句，甩出一沓百元大钞。

　　在目击者的记忆里，这是2014年5月的一个深夜，这一晚艾汪全输掉了11万。

　　1个月后，他伙同六人，在山东兰陵的矿井下，故意制造矿难，杀人骗赔73.8万元。他还了赌债，但不久因案件败露被抓。

　　农民艾汪全，内蒙古“盲井案”中的第一被告人。

　　而在他的家乡，云南盐津县庙坝镇，他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赌徒”。

　　不只是他，当地知情人士开列了一份清单，在“盲井案”涉案的74人中，有近50余人来自庙坝，而这50余人至少有一半长期流连赌场，身负高额赌债，陷入赌博欠债、杀人还债的恶性循环。

　　庙坝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小镇，高山深谷，产煤，5万人口，熟人社会，几乎任何两个人之间都能找到一些联系。

　　镇上几乎人人都知道“艾三妹”艾汪全，因为“他赌得太狠了”。

　　他的第三任女友杨敏（化名）也这样评价他。

　　“他不玩微信也不玩QQ，只喜欢玩牌，什么牌都喜欢，这是他最大的兴趣、意义和爱好。”杨敏对剥洋葱说，她至今仍觉得不了解那个比自己大12岁的男人。

　　杨敏24岁，短发，微胖，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儿。她在2009年到2014年间与艾汪全共同生活，并为他生下女儿。

　　按村民们的描述，艾汪全模样并不起眼，他刚好1米7，黑瘦，高颧骨，身上有纹身。他早早成家，有过至少三个妻子或女友，两个孩子。

　　村民说，艾汪全母亲多年前改嫁，父亲早亡，他一直在镇上流浪，已是多年的赌徒。

　　2009到2012年，他与杨敏辗转在浙江、江苏、山西打工，进过厂，下过煤窑，艾汪全还在煤矿冒顶事故中跛了脚。杨敏觉得当时男友的牌瘾还可控。

　　2016年6月20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的菜市场，人们围在菜摊间用扑克赌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转折点在2012年，那年艾汪全的哥哥艾汪前在一次矿难中去世，办完哥哥的后事，艾汪全便回乡修了楼房，流连赌场，再不出门打工。

　　最极端时，艾汪全曾在烟雾缭绕的牌桌上坐了30多个小时，打到眼睛发直。

　　杨敏生了气，当着众人的面，抓了麻将和钱就往地下扔，艾汪全在人前默不作声，回家两人就吵架打架。“我不爱他打牌，以前他打了还会给我认错，然后又犯，又认错，又犯，最后就直接不认错了。”

　　杨敏说，自己并不知道艾汪全在赌场上到底输了多少。

　　随后几年，他作案多起，在遥远北方的煤矿里杀人换取赌资，杨敏仍后知后觉。

　　她解释，艾汪全花钱并不大手大脚，他穿得简单，抽十块的云烟，吃饭就是四五块的面条。“他就是一个赌钱的，就算有这个钱，我还有必要问他怎么弄来的吗？”

　　王付祥是该案的第二被告人，与艾汪全同是石笋村人，人称“王八哥”。村民们说，王付祥也爱赌，个性张扬。

　　2012年，王付祥在自家开牌局，十里八乡的人都开着摩托来打牌。几间屋子里人声鼎沸，牌局日夜不息，一天下来输赢能有几十万。

　　“来打牌的人出手大方，叫我们接送，十公里路随手就给一两百。”一位摩的司机对剥洋葱说。

　　好日子并不长久，知情人称，那一年，王付祥背着三十多万的赌债远走他乡。

　　艾汪全的堂叔艾泽发，同为该案被告人，在今年五月被抓，他也是远近闻名的“赌徒”。村里人都知道，20多年前，艾泽发因为还不上赌债，债主上门把家里两头猪牵走，他一气之下发誓戒赌，砍掉了自己左手小指的第一节。

　　但毒誓并没有起到作用，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依然延续着赌博、借钱的生活。

　　小镇庙坝的赌场，分三个层级。

　　最低级的是棋牌室，开在拥挤逼仄的巷道间，多如牛毛，彻夜不息。人们一般在这里打十块的麻将，四五个小时输赢上千。

　　再高档一些的是农贸市场的牌局，打扑克牌，半天输赢能有一两万。

　　“盲井案”被曝光后，镇上严打了一阵赌场。但6月20日中午时分，市场的扑克场子还是搭了起来。市场门口是巡逻的警察，里面就是围得水泄不通的牌局。

　　背着背篓买菜的人放下背篓，挤了过去；卖菜的人撂下菜摊，也挤了过去；人人伸着头，手里攥着钱，排队等着上桌。

　　市场里一位店主对此习以为常，“这太正常了，卖菜的今天卖了几十块钱，就去输了，明天继续卖，继续输；来买米的先上了牌桌，钱也输光了，米也没买成。”

　　知情者说，棋牌室与农贸市场的露天赌局，这还是明面儿上的，更高级的是让艾汪全、王付祥们输掉全部身家的大赌场，在大山深处。这里有一夜暴富的神话，也有跳楼沉江的惨剧。

　　2016年6月16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到处是小楼。对于当地，拥有一座小楼是大家公认的“梦想”。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又爱又怕”，一位资深“牌友”总结。

　　每到黄昏时分，一辆白色的微型面包车就会在庙坝镇的窄巷中穿梭。

　　它是来接客人去大赌场的，如果想去，给老板打个电话，车就来了。

　　这车上坐过艾汪全、王付祥，坐过石笋村很多村民。

　　这个赌场在2008年左右开门，没有名字。老板的名字就是招牌。去过赌场的人都知道，老板是个女的，叫宋丽，今年约36岁。

　　为防止被警方端掉，它也没有固定地点，一般选在山间的僻静农家院落，屋外安静，屋内喧嚣。

　　在这个场子里，大家都玩一种叫做“马车”的扑克牌游戏。游戏规则简单，摸五张牌，其中三张点数的和凑成整数，十或二十，即为马车，剩下两张牌的点数比大小。“这是纯靠运气的游戏”，一位牌友总结。

　　规则简单，赌注却可大可小，可选择五块、十块，也有五万、十万。

　　一位常年在大赌场打牌的村民描述，场子里每天都有七八十人，摆四张一米二宽的桌子，一桌坐四个人。

　　老板派一个工作人员坐在角落“打水”。

　　所谓打水，指的是赌场老板在每局赌博中抽取费用，客人赢十块，老板得一块。

　　没有人知道这个场子一天能有多少流水，但知情人称，老板每天“打水”就能赚到20万到30万。

　　亲历者曾看到人们拖着有密码锁的行李箱进场，一包包现金直接往桌上砸。运气不好者，一夜甚至能输掉几十万或上百万。

　　赌场在此时提供了另外一项服务――高利贷。

　　知情人称，艾汪全、王付祥在赌场上都背上了至少三四十万的高利贷。一般是五分的利息，借一万元，一天的利息是五百。

　　“他们在牌桌上都欠了债，一来二去混熟了，就经常在一起抽烟喝酒，琢磨事儿。”一位牌友向剥洋葱回忆，正是共同的境遇让他们越走越近。

　　“借这么多钱，他们能找什么来还？”当地警方一位人士分析，这是他们开始盲井式作案的直接原因。

2016年6月17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人们正在麻将馆打麻将。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一位资深赌民把这些年当地警察与赌场老板之间的侦查与反侦查，比作“猫鼠游戏”。

　　6月19日，记者试图进入大赌场一探究竟，一位资深牌友连忙摆手，别想了，现在生人根本没可能进去。

　　知情人说，这两年，大赌场曾被端过两次。但每次又死灰复燃。

　　警察杨军（化名）曾亲历过其中一次抓赌。

　　2012年，警方侦查获知，两天后大赌场将转移到庙坝镇某村的一个山头。

　　这是赌场老板选场子的经验：要在深山密林处，但要有大路，方便进车。

　　杨军说，场子周围遍布十多个眼线。在每个路口，至少有两个明哨、一个暗哨。

　　假如把明哨抓了，暗哨会打电话给老板，让其迅速撤离。

　　那一次，杨军与同事提前两天踩点，躲在附近的农户家里。等赌局开始了，他们先控制明哨、暗哨，再冲进去控制了场子。

　　他还记得那天赌场内的场景：

　　房间内熙熙攘攘四五十号人，收缴的现金不下三十万，场内弥漫着散不去的烟味，有入迷者，直到警察走到身边才反应过来。

　　从那之后，进入赌场的程序变得尤其繁琐。

　　一位资深牌友对剥洋葱介绍，首先需要给赌场老板打电话预约，要是第一次去，必须要有熟人推荐，以证身份“安全”；坐上微型面包车，在山脚下接受哨兵盘查，“什么都要问，相当仔细”；通过盘查后，换乘另一辆车，上山；经过第三次盘查，最后进入赌场。

　　知情人说，虽然赌场被端过两次，但宋丽一直安然无恙，在风声过后又迅速重开。

　　随着艾汪全等人背上赌债、杀人骗赔的案件爆出，警方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指责。

　　农贸市场一位摊主抱怨，有时市场里扑克摊子开得太大，她打电话报警，警察从不出现。

　　一位庙坝镇派出所的警察认为，这种质疑对他们而言并不公平。

　　虽然常有人电话举报，但镇上的牌局输赢不过数千，太小，抓了不好处理。

　　而大赌场，都在大山深处。山高路远，把风严密，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马上转移。

　　“要抓，太难了”，他说。

　　在电影《盲井》里，杀人者杀的是从车站物色来的陌生人。而在庙坝，杀人者最先下手的对象，是自己的丈夫和哥哥。

　　民政村45岁的李连翠，在镇上因为两件事而闻名。一是爱赌，二是杀了亲哥哥李连均。

　　李连翠的女儿陈联说，舅舅李连均是个“可怜人”，他40多岁了还单身，穷，又老实巴交的，有时没地方去了，就借住在李连翠家里。

　　2013年，李连均死在新疆哈密的一座煤矿。是李连翠送他去的。

　　一个月后，李连翠自己独自回了家，哥哥死了这件事，她没跟任何人说。

　　直到警方来抓人，目击者说，她没有反抗，神色平静。

　　女儿陈联觉得，如果不是迷上打“马车”，李连翠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6月17日，19岁的陈联独守着空荡荡的三层小楼。她的母亲进了监狱，父亲一个月前刚刚去世。

　　陈联记得妈妈一直爱赌。2008年，李连翠与丈夫到河北张家口的煤矿打工，因为她在矿上打牌惹了纠纷，丈夫被人打到半身不遂。

　　矿主赔了一笔钱，家里本打算指着这笔钱修房子，结果李连翠又把钱输到不剩多少，修房子只好借了钱。

　　陈联不知道李连翠究竟欠了多少债，她只知道，那债，是用舅舅的命还的。

　　红碧村的范厚友与李连均有着相同的命运。他们都大龄、单身，被认为是老实人。

　　2013年，离婚多年的范厚友与邻村的宋述群领了证。

　　他希望能和宋述群过上热乎日子，对宋述群几乎有求必应。

　　宋述群让他去矿上打工，他就一起去了。

　　再往后的发展就是范厚友死于陕西省白水县南桥煤矿“矿难”。宋述群分到了12万。

　　范厚友还有个孩子，叫范贤银。父亲失踪后，14岁的小范找宋述群问父亲的下落。

　　“不知道”，宋述群说。那时候，她正在用这12万装修自己的二层楼房。

　　2016年6月17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红碧村大坪社，17岁的范贤银拿着他父亲范厚友的照片。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2014年8月，陕西渭南法院判决宋述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王付祥的牌友张阳明（化名）记得，大概是2012年，镇上有杀人骗赔的消息在流传，他觉得王付祥有点儿不太对劲――5月，王付祥在场子里欠了15万的水钱，一个月之后回来，一脸豪气地还清了账。打了几天牌，他又开始借钱，过段时间，又带着钱回了乡。

　　张阳明试探性开他的玩笑，你们搞钱太凶了嘛！注意安全。

　　王付祥抿嘴笑了笑，不回答，也不反驳。

　　张阳明对剥洋葱说，到了后期，他们输了钱越来越淡定。艾汪全的表姑艾泽萍也是大赌场的常客，一次连着输了七八万，看起来脸不红心不跳。赌客们在一起吃饭，她曾云淡风轻地感叹，“钱嘛，是人找的，只要人不死，就能找得来。”

　　张阳明听了这话，心下一惊，“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想到曾经的枕边人手上沾了那么多条人命，杨敏如今整夜整夜睡不着。

　　她想起和艾汪全在一起的四年里，两人无休止的争吵和打斗。

　　“再怎么说我也没想过他会做那种事情。”杨敏说。

　　作案后，回到家乡的艾汪全们呈现了不同的生活状态。

　　从2012年回家到2014年7月被抓，艾汪全从没离开过赌场。

　　“他是有多少输多少”，杨敏对剥洋葱说，自己虽然对男友作案一无所知，但算是看透了他，决定结束这段关系，2014年4月，她离家到了浙江打工。

　　但更多的人试图洗白自己。

　　一位与王付祥相熟的人说，2013年后，王付祥还清了赌债，下决心戒了赌。

　　他在昭通开了家餐馆，还在毕节承包工程，喜欢在朋友圈里发自己做工程的照片。

　　2013年，他搬离了被几十年柴火熏得漆黑的木制老宅，在公路旁边修了一栋三层的气派小楼，买了车，还找了个在昭通开服装店的新老婆。

　　朋友圈里，他展示自己的结婚照，穿着西装，笑容憨厚，一副现世安稳的样子。

　　但他陷入了长久的失眠――仅2013年12月，他至少有五条朋友圈信息都在说自己失眠，语义隐晦，“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里面这块石头，什么时候才能掉下”。

　　同样坐立不安的还有王付祥的朋友詹生德。

　　妻子张燕一直认为，詹生德是被王付祥给拉下水的。

　　6月20日，在庙坝镇菜场的自家摊位前，张燕说起丈夫的事情，几次红了眼眶。

　　詹生德本来在石笋煤矿跑运输，一来二往与王付祥混熟，欠下赌债，被叫去作案。

　　2012年，他们在一家煤矿作案，将人打死，詹生德只抬了尸体，分到了三四万块钱。

　　张燕说，那两年，詹生德彻夜叹息、抽烟、喝酒。问他有什么心事，他也不说。

　　2014年，詹生德决定自首。自首前，他将一切向妻子和盘托出，言语中都是悔意，“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就算不做，也得不到清静，他们不会放过我。进了这个圈子，不去也不行了。”

　　也有人坚持了下来，没有被拖下水。

　　39岁的王爱贵（化名）与王付祥相熟，他们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多年的牌友。

　　2012年，王爱贵背上几十万的赌债，王付祥找到他，邀请他一块儿去山西煤矿“找便宜钱”。

　　在王付祥的描述里，那是一个不用下井，一年就能挣到三四十万的工作。王爱贵理解，王付祥是看上了自己的社会关系，想找他帮忙去公安系统开死亡证明。

　　王爱贵劝他，背点账不算什么，迟早会还上的，要是害人，迟早会被发现。

　　王付祥碰了一鼻子灰走了，直到案发，王爱贵依然无法想象，“老同学居然害了这么多人。”

　　2016年6月16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第二被告王付祥的朋友圈，图中人物就是他本人。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公安部门则称，目前案件还在侦办中，不能透露相关信息。“一切都要等案件结束再说。”

　　内蒙古“盲井案”被关注后，石笋村里涌动着大批记者。

　　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嫌疑人家属们更多的是警觉。

　　在石笋村木林社，长不过三百米的巷子，就有十人被抓。他们家中，都立起了簇新的楼房。这些楼房刚建好，屋内依然昏暗，衣服、杂物堆得到处都是。

　　村干部说，建栋楼房，是所有村里人的夙愿。“不管里面好不好看，建起来就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6月16日，王付祥的前妻在堂屋前搓着小孩的换洗衣服，她的孙子刚满一岁。当被问到是谁出钱修房子时，她眼神凌厉地上下扫视，声音泼辣：我自己出的钱，和他（王付祥）一点关系也没得。

　　20多岁的儿媳也跟着附和，对！房子是十多年前修的。

　　但所有邻居都证明，房子建于三年前，是王付祥一手操持建起来的。

　　男人们被抓后，女人们面对外界的询问，最多的回答是“我和他感情早就破裂了”、“我们不熟”、“他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6月19日中午，艾汪华坐在自家堂屋里，摩挲着头皮，把一条毛巾放在桌上揉来揉去。他是第一被告人艾汪全的堂哥，被告人艾汪银的亲哥。

　　他对记者的造访表示愤怒。

　　“你们做这个很无聊，又不能挽救他们（指涉案村民），还来做什么？”

　　“全国每年这么多意外伤亡的，我关心得过来吗？你们怎么不报道报道我们被冰雹砸坏的玉米地？”他脖子一梗，不再说话。

　　2016年6月16日，云南昭通盐津县庙坝镇石笋村，第一被告艾汪全2012年建的两层小楼，独自建在一个小山头上。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当地政府同样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在盐津县，没有领导对全县出了这么多的“杀猪匠”表态，当地媒体也都缄口不言。

　　宣传部门表示最近不便接受采访。

　　公安部门则称，目前案件还在侦办中，不能透露相关信息。“一切都要等案件结束再说。”

　　6月20日上午，剥洋葱记者试图就盲井案及赌博问题采访庙坝镇镇长王存能，他反复强调自己马上要开会，回复了一句“将有法律会追究他们的责任”，便重重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盐津县一位人大代表认为，政府态度消极，一是因为确实不知从何下手，二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外地犯案，追责追不到本地政府头上。

　　“他们在外地犯案，我们又能怎么办呢？”这位人大代表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