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低成本适合夫妻开的店吗?

最好的生活,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

因为这份喜欢,85后小夫妻邓永林和卢飞放弃了朝九晚五的写字楼生活,选择每天凌晨3点起床,只为做一杯像极了卢飞东北老家后门大爷磨的豆浆。

“很少有人会花4块钱买杯豆浆当早餐,你们买的大多是1块钱一杯的。刚来杭州的时候,我总觉得这里的豆浆不好喝,就特别怀念老家的。”

2018年生完孩子,宅家享受了一整年四川好男人邓永林的高超厨艺,爱折腾的卢飞突然萌生了在杭州开家早餐店的念头。

只花了几天时间,她就相中了杭州余杭一个小区对门的店铺,开了这家叫“橙子姑娘的店”卖手工早餐和简餐。

小时新闻的“社区小店生存启示录”,第二篇就来听“橙子姑娘的小店”讲述——

我的店开在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临城社区,是从一家小美容院接手的,它关门了。

房租加物业费一年7万元,加上其他投资,一共花了15万。

第一次路过,很多人会把门口满是花草的店当成花店,而不是早餐店。

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有一种歪打正着的味道。

最初的流量可以说是靠小店拗造型拉来的

这家30平方米的小店并不沿街,位置在家对面写字楼的中庭广场,只有楼里来来往往的上班族能发现小店的存在。

我们没开过店,不懂什么人流量,是开了以后才知道这里位置并不好的。

当时选择店面的时候,就觉得店面门口挺宽敞,可以养花,就看上了。

接手后,花了7万多块钱买餐饮设备,一楼设计成厨房和前台,二楼10平方米的阁楼,放了一张二手市场淘来的大木桌,最多能坐14个人。

刚开店,充满了各种憧憬。

我用自己种的花花草草,还有旅游淘来的手工艺品,把小店装点得很温馨,就这样忙乎了一个月,店开张了。

中庭广场周边有10来家商户,七八家是做餐饮的,因为不沿街,似乎大家的生意都没什么太大起色,老板也是隔三差五地换。

反倒是这些花花草草帮了忙,我们的店因为颜值比较出挑,走过路过的人便也会多看几眼,最初的生意算是靠拗造型挣来的。

是第一个要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就想到,每次自己回东北老家,妈妈总是去后门大爷家的豆腐坊买豆浆来喝。

大爷家的豆浆特别俏,要提前一天把盆放在他家排队,第二天早晨7点过去才能领到豆浆。

我老公喜欢研究吃的,闲来无事就跑去大爷家看人家做豆腐、豆浆、豆腐脑,没想到还真学会了。

所以,店里的头牌就要做豆浆。

为了这杯正宗东北豆浆,全家人的作息都进行了调整。

过去,全家每天晚上10点半睡觉,现在8点半就上床了;原先,大家早上8点来钟起床,现在每天3点钟就要起来做豆浆、豆腐脑。

做豆浆是个技术活,我在杭州喝到的豆浆,经常不是有豆腥味,就是有烟熏味,这都是煮的时候火候没掌握好。

我们家的豆浆,豆子是东北老家寄来的,制作工艺是传统的石磨磨浆,再用布兜手摇过滤去渣,做出来的豆浆会结一层奶黄色的豆皮,口感香浓、细腻醇厚。

豆子必须提前一晚浸泡10个小时以上,从凌晨3点半开始,全家要一直要忙到早上5点半,豆浆、豆腐脑才能新鲜出炉。

早晨6点,手机上就会有外卖单子,还有附近小区来广场晨练的大伯,是最早来小店买早餐的人。

除了豆浆、豆腐脑,我们还有荤素馅的包子、水饺、大馄饨、五谷杂粮磨馍等。

和南方人家做面点不同,我们东北人喜欢自己擀皮子做水饺、包子,馅料也必须是现剁的,店里点心口味清淡,都是家常做法,很多顾客反馈说,吃出了家的味道。

毕竟是新手上路,开店之前,我和老公也想过去专门学习怎么做点心,一周的速成班学费3000多元,可以选择学用添加剂制作点心,也可以学传统制作点心。

我们不想做添加剂的点心,就觉得,自己家的传统做法就挺好吃的,所以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带着爸妈就直接上手开店了。

店里的包子只用纯酵母发酵,蒸出来没有外面的包子蓬松洁白,就是有点丑丑的,特别是豆腐包,是用自家每天现做的卤水豆腐包的。

那时候也想是不是就开不下去了

我们每一道点心都很用心在做,其实在2019年11月小店开张时,每天的营业额只有两三百元,慢慢可以到五百六百,一千两千,越卖越好。

第一年销售业绩增长这么快,对2020年小店的生意是非常看好的。

没想到,2个月后遇到新冠疫情,早餐店因为严重缺乏客单量,不得不关门暂停营业。

一直到去年5月,随着写字楼里的企业完全复工复产,店才算恢复了营业,算算营业的时间,到现在刚好一年。

从凌晨3点半到下午5点,除了卖小吃,小店也会接受简餐的团购预定。

我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放在收银台前,吃得满意的顾客会来加,也会隔三差五来订点心,水饺、包子、馄饨都可以生

预定最火的是五谷馍,店里一天做七八百个,经常是不到中午就订完了。

吃过店里的豆腐包子,附近一家四川火锅店的老板提出要和早餐店合作。现在,店里每天限量做20多块豆腐,都被火锅店包下买走了。

我们和火锅店老板也成了朋友,最近正合计着想去合伙开个传统豆腐作坊。

2016年来杭州前,我在老家的外贸公司工作,周末兼职做英语老师,因为喜欢心理学,就跑来杭州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还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后来,我们两人成为同事,一起做心理咨询,2018年结婚买房,算是正式落户余杭。

为什么会从心理咨询改行做开小店?

也可以说是生活让我们要做出改变吧。

心理咨询这一行,我们两个的资历都比较浅,整个行业的接受度也还不是很高,在家里迎来新生命的这一年,我俩决定调整事业方向。

社区小店整个的投入不是很大,对于我们来说就算亏损,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另外小店开在家附近,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也能让家里退休的老人有些事情做。

扛过了疫情,小店现在的生意已经挺稳定了。每天线上线下能接150个左右的单,小店营业额在3000元左右,如果不算自己人的人工,店里每个月的纯利润在1-2万元。

我们都是新杭州人,在这儿没什么人脉,开店的初衷,也是为了多交些朋友,一直没想过靠开店发财。

“橙子姑娘的店”总结的开店建议或启示:

1、有钱的时候,把生活过好。没钱的时候,把心情过好。

2、创业要做自己擅长的事,不随大流,做有特色的东西。

3、从前没有开店做餐饮的经验,在店铺选址的人流量上吃了亏,这个坑大家要注意。

4、一定要用心制作食物,在遇到困难或者瓶颈的时候,边想办法边保持一份平常心。

5、船小好调头,这是低成本小家创业灵活性的体现,即便失败,一家人也不会没有退路。

6、难过的时候给自己积极的暗示:生活在继续,机会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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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退伍兵在汉开军恋主题婚纱店

  为三百多对军人夫妇定格军恋记忆

  “排长目视前方,嫂子看我这边,对对,就是这样。”5日中午12时许,一阵相机的喀嚓声让东湖落雁景区多了份喧闹,28岁的退役军人楼超扭着身子趴在林间草地上,为一对军人夫妇定格下属于他们的军恋记忆。

  去年,楼超和90后战友赵志勇在杭州创办全国首家军恋主题摄影工作室——战地婚纱,专门为现役和退役军人拍婚纱照。今年2月,这两位退役军人将战地婚纱搬到武汉继续创业,目前他们已为全国300多对军人夫妇拍摄了婚纱照,战地婚纱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粉丝累计超过101万。

  放弃20万年薪选择创业

  拿出全部退伍费为军人拍婚纱照

  楼超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军人家庭,他的舅舅当过兵,外公和爷爷更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军人梦在心中生长,20岁时他参军入伍,成为原陆军第31集团军某旅的一名加榴炮瞄准手。

  入伍没多久,楼超被选为连队兼职新闻报道员,在战地采访中接触到了摄影。镜头对准沙场练兵的同时,他也记录了不少艰辛的军恋故事,有时一张抓拍的照片,就能让军嫂潸然泪下。当兵5年,楼超多次被评为连队优秀士官,还立过三等功,2016年12月,他抹着眼泪退出现役。

  27岁的南京小伙赵志勇,退役前是第72集团军某炮兵旅战士,担任过原南京军区“人民前线”、原第1集团军“光荣e家”微信编辑。“人民前线”组织的一次笔会活动,让赵志勇与楼超成了挚友。服役8年,2017年12月,赵志勇光荣退伍。

  退役后,楼超拍过儿童、模特和主播,部队历练出的严谨作风和高度执行力,让他的工资水涨船高,光是底薪就达到了1万元。然而,他总感觉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选择辞职。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成立,让他看到了创业的希望。

  “咱们一起创业吧,为军人和军嫂拍婚纱照。”脱下军装,心里还装着军营,楼超约赵志勇来杭州游玩,在饭桌上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赵志勇二话没说欣然加入,拿出全部退伍费和积蓄,并婉拒了北京某公司20万元年薪的工作。两位老兵动手设计、装修、布置,历时1个月,2018年初,他们在杭州创办了战地婚纱。

  湖北95后退役兵决定入伙

  运营不到一年,战地婚纱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创业资金紧张,去年年底,楼超和赵志勇商量换个城市继续创业。此后,赵志勇去了北京、武汉、南昌、九江考察选址。4座城市,去哪个城市创业合适呢?

  “在武汉当兵两年半,军旅生涯最长的一段时间在武汉度过,那里有我非常想见的人。”赵志勇说。楼超认为,武汉地处中部且交通发达,利于各地军人军嫂前来拍摄,还有着吸引年轻人的创业就业政策。两人拍板,把战地婚纱搬到武汉继续出发。

  来到武汉前,他们认识了湖北随州的95后退役军人左思成。左思成退役前在火箭军某部宣传科工作,他凭借扎实的报道,半年时间帮助连队的宣传工作夺得第一。楼超和赵志勇说出了将来的打算,没想到这也是左思成的一个梦想,他决定加入战地婚纱,还陆续凑齐了30万元的创业经费。

  “你要去就去,干得不好就别回来。”左思成告诉记者,父母和亲友极力反对他创业,大伯更是说出了这样的“狠话”,但让他感动的是,最后是大伯拿出的2万多元才让他凑齐了经费。“退伍后想继续为部队和战友做些事,相信两位战友,他们能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

  今年2月,战地婚纱在汉阳区中南工业园办公楼7楼,有了新的“阵地”。赵志勇介绍,搬到武汉至今的5个多月时间里,他们结合武汉元素将以前的5个拍摄主题扩展到了16个,战地婚纱的军人婚纱照拍摄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0%。

  为军人拍照打八五折

  因特殊原因改拍摄时间成常态

  拍摄的军人婚纱照越来越多,战地婚纱团队也遭遇了更多的意外情况。预约好的时间无法拍摄,甚至多次改期,他们已习以为常。

  “有后悔过,他安慰我让我再坚持一阵,我就一直等。”军嫂范苗苗以前是一名女兵,丈夫在一支保密性很强的部队当兵,结婚6年多,夫妻俩有了两个孩子,老大已经5岁,但是去年在战地婚纱预约至今,全家福里一直缺少丈夫身影。

  因丈夫即将退出现役,怀孕两个多月的军嫂黄叶燕,买了站票坐了一夜火车,赶到战地婚纱工作室。她穿上迷彩服,跟丈夫拍了一组军旅风格的婚纱照。“很难找到合适的婚纱店拍到想要的军旅场景,想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的爸爸当过兵。”

  很多照相馆要求提前交拍摄定金,退或者改时间的话定金无法退还。考虑到军人经常会突然接到执行任务的命令,遇到要改拍摄时间的情况,战地婚纱团队会为军嫂们保留原先交的定金,等待下次再继续拍摄。赵志勇记得,有位军嫂去年四五月交了拍摄定金,可夫妻俩到现在都没有时间来拍照。

  “我们当过兵,军人很特殊,我们一直给他们打八五折。”楼超说,酒店住宿费、去拍摄地点来回的车费,都是战地婚纱在承担。“去一个场地拍摄,很多影楼来回的包车费就收400多元,我们没有收,他们赶到战地婚纱所在的城市来拍摄,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为300多对军人夫妇拍照

  希望到各地的军营为军人服务

  想为战友和军营再做些事,用低成本来运营,这是导致战地婚纱一度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一些军嫂们听说了这样的情况,主动联系战地婚纱,表示愿意无偿提供帮助。“希望你们把‘战地婚纱’继续办下去,如果你们不做了,或许就没有人再为军人军嫂做这件事情了。”一位军嫂留言说。

  新疆、甘肃、云南、厦门、海南……目前,战地婚纱团队成员增加到了8位,其中6位是退役军人。他们已经为全国各地300多对军人夫妇拍摄了婚纱照,战地婚纱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粉丝累计达101万,多幅军旅婚纱照被军报记者、中国火箭军、东部战区陆军等微信公众号选用。

  楼超告诉记者,他们曾为偏远地区一对军人夫妇拍婚纱照,军人驻守在条件恶劣的红其拉甫边防连,妻子是新疆偏远村的老师,两人坐大巴、转飞机、坐高铁,赶了整整3天的路程来找他们拍照。“偏远地区的军人夫妇,我们会优先安排拍摄时间。”

  “在武汉继续出发,想把战地婚纱开到全国更多的城市。”赵志勇希望战地婚纱能走到祖国各地的军营,到边防、去海岛,帮每一位兵哥和军嫂留存他们最美好的回忆,这也是在继续圆他们的军营梦想。

  文/记者徐锦博 通讯员李志龙 图/记者苗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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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光子星球

线上线下的两声呐喊,似乎吹响了十元店模式重构的号角。

3月23日,淘特上线十元店,3月31日,名创优品向港交所递交IPO。互联网语境热络的讨论氛围,似乎瞬间把人拉回了过去:

小镇商业街尾人头攒动,空气里充斥着《那一夜》与《冲动的惩罚》,大爷大妈的面前摆着大大的喇叭,循环往复地播放着“全场十块钱,随便挑,随便选”——这一现今看来略显魔性的语句。

纷杂、凌乱的十元店亦或是两元店,曾凭借着物美价廉在21世纪初中国的低线城市大杀四方,而日后拼多多、名创优品、淘特涌现所掀起的旧闻或新战事,或许也从未脱离曾经的逻辑。

千禧年以来,国内消费市场物价飞涨,过去的两元店摇身一变成为了十元店。

伫立于三四线城市乃至小镇街头的十元夫妻店多以邻里生意为主,商品组成结构类似“1+1”,即日用品+小物件、玩具等“无用品”,也就是将楼下小卖部的日用区生意与广场玩具地摊贩的生意一块做。

受地域环境影响,夫妻店所处本地市场客流有限,客单价也相对较低,也很难支撑其走量的薄利多销模式,要想活命,唯有暴利。

由于消费市场早已建立对日用品类的价值印象,所以即便夫妻店能靠低价收购库存尾货压低成本,也很难通过售卖日用品赚取暴利,千奇百怪惹人关注、价值印象模糊的“无用品”自然成为了利润来源。

据悉,夫妻店中千奇百怪的“义乌货”进价极低,某些小玩具在市场甚至论斤批发,平均下来成本两元不到,无异于暴利。而十元夫妻店的逻辑就此产生:靠日用品引流,靠“无用品”赚钱。

在信息传播缓慢的过去,这样的打法并无不妥,很多90、00后也将坐落于家乡商业街的两元店、十元店视为孩童时期的“精神乐园”。只是,这一切均基于一个大前提——作为引流的日用品具备价格竞争力。

很快,崛起的电商便击穿了夫妻店的底层逻辑,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显然是崛起于下沉市场的拼多多。即便夫妻店店主能拿到优质库存、尾货渠道,但其根本打不过拼多多几近出厂价的白牌商品。

大爷大妈们互相拿着手机“砍一刀”,好似一把火烧毁了十元夫妻店的大本营。日用品的价格优势的击穿,暴利的“智商税”商品又几乎不存在复购,远不如贩卖零食和烟。因此,低线城市所谓的两元店、十元店,最终在下沉电商的侵蚀下被收束为小卖部,走向衰亡。

其实,回看十元夫妻店衰亡史不难发现,“被杀死”并非商业逻辑的谬误,更多败于夫妻店“开店谋生”的先天劣势。缺乏资金盘的小镇单店,几乎撑不起任何异化的商业模式。

因此,夫妻店模式虽然陨落了,但十元赛道日用品与“无用品”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前者让位给了9块9电商,后者则披着“廉价精致”的外衣登上历史舞台。脱胎于美妆杂货铺哎呀呀(Aiyaya)的名创优品便是后者的集中体现。

名创优品的定位则是“年轻人都爱逛的生活好物集合店”,这里的“生活好物”,多是廉价的非必要之物。这点上,名创优品与十年前吸引着熊孩子拉扯大人衣袖索要玩具的夫妻店一脉相承。

只不过,名创优品崛起于一二线城市,定位商圈、大学周围等人流集中区域,客流显然能支撑起薄利多销的生意。

不必走夫妻店的暴利路线,商品质量得以提高,为其对抗拼多多的白牌商品创造了条件。因此,名创优品没有继承小镇夫妻店城乡结合风格,而是将优衣库、无印良品乃至三宅一生的元素“有机整合”,并在商品包装层面下功夫,以十元精品店之名横空出世。

现在看来,名创优品成功原因有二,一是定位,二是模式。

叶国富曾坦言:“幸福感就是名创优品的秘密。”虽有商务话语自卖自夸之嫌,但正如其所言,名创优品精心包装的“购物幸福”,或许正是其能够掌握十元线下流量的命门。

不过,所谓的幸福,或许更多是贩卖慰藉。经济萧条时,人们会秉持强烈消费欲望购买廉价奢侈品聊以自慰,这种低价产品偏爱趋势在经济学上又被称为“口红效应”。

而深陷住房、收入等焦虑的年轻人,恰恰是“口红效应”最好的践行者,为“十元店”的廉价,叠加精致包装所构建的“高级”调性买单——女青年感受、挑选、欣赏着自带仪式感的小商品,直面消费主义欲望,以不到百元的账单享受富婆式购物的快感。

“廉价精致”虽行之有效,但真正支撑名创优品将门店开到5000家的,还是叶国富为其套上的独特加盟模式。

简单来说,名创优品加盟商只需交钱与分钱,且款项日结,无需负责门店实际经营。因此与其说是加盟,更像是投资。在此模式下,加盟商坐享其成,而品牌则转嫁风险,轻资产快跑,并拿着疯狂扩张带来的流量向上游工厂压价,压低成本。

显然,叶国富对自己这套模式极为自信,2018年,名创优品曾高调推出“百国万店计划”,计划在2022年前将门店数扩充至一万家。

如今限期已至,KPI方才过半,计划亦多次推迟,曾经的“十元店”之王,最终还是对现实俯首称臣。背后的逻辑源于两点,一是没有护城河,二是故事不再吸引人。

围绕是否具备护城河,大致可将名创优品划分为三个时代。

1.0时代,名创优品靠“精致”定位与投资式的加盟模式在十元赛道杀出血路,但二者均能被轻易复制,所谓的性价比也仅仅是与产品细分赛道上中高端品牌相比。可以说这一阶段,名创优品并无护城河可言。

2.0时代,门店陡增、获高瓴、腾讯注资的名创优品意识到了护城河缺失,疯狂购入外部IP,打造矩阵,试图通过海量IP与其他精品店划清界限,并提高商品溢价。该阶段,名创优品企图打造IP护城河,但并不够深。

显而易见,3.0时代的名创优品应具备难以逾越的护城河,但数年过去,3.0时代却迟迟未能到来,反倒是等来了消费市场口味改变及商业模式暴露出的弊端。财报显示,2019至2021财年,名创优品分别亏损2.94亿元、2.6亿元和14.29亿元;单店收入连续下滑,两年间减少80万元。

过去一两年,以潮玩为代表的兴趣消费取代了以往的“精致感”,成为了年轻人新的“精神注脚”。当购物的快感嫁接到拆盲盒的快感上,名创优品只能加入。

另一方面,象征品质消费的新消费赛道走低,使国内消费市场呈现出分化态势:曾被国产品牌“平替”的大牌正在掀起战略反攻;拼多多、淘特的白牌商品亦走向主流。这使得其赖以生存的“廉价的精致”变为了“溢价的精致”,用户买单意愿降低。

摆在叶国福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降价砸市场或向上冲刺。可由于存在着实体门店的制约,名创优品低价位段无法与淘特、拼多多抗衡,抬高溢价几乎成为了唯一的路。

但“廉价”刻板印象早已形成,抄袭、低质等负面舆论层出不穷,不断降低着名创优品的品牌附加价值。而1.0到2.0转型的关键节点,名创优品将“壁垒”押注于外部IP,亦削弱着其品牌自身影响力。

就以名创优品近年大举转攻的潮玩为例,自有品牌“TOP TOY”虽在店铺设计、品牌调性方面刻意规避名创优品的身影,但店内商品仍依靠外采与合作为主,好比翠花更名Vivian,但出身、血脉从未改变。

尽管“TOP TOY”从泡泡玛特、玲娜贝儿的成功经验中获悉自主IP的重要性,但错失2.0时代的名创优品已然很难再打造一个全新的爆款IP,从故事的讲述者沦为复述者。

因此,致力自主IP或许曾是名创优品3.0时代应有的护城河,但市场语境早不复当年,姗姗来迟的名创优品充其量跻身2.5时代,距离真正的护城河仍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

与重视年轻人、缔造“廉价精致”的名创优品不同,拼多多、淘特面向整个消费市场,取胜的门径仅有一条——物美价廉,亦或是表面上的物美价廉。

十元赛道,“价廉”已被限制,打造“物美”的白牌商品成为了这场战役的关键。

对高线城市而言,白牌商品是消费降级的产物,但大量过去不存在于县域、农村场景的商品从无到有,走入下沉市场,却是明显的消费升级。

两面市场皆具,主营品类也必须做到大一统,所以二者并没有像名创优品一样沉迷于“花里胡哨”,而是专注过去十元夫妻店中的日用刚需商品,按汪海的话说就是:“专注于日常生活中大家每个人都需要的小东西。”

拼多多与淘特的对狙之中,拼多多作为守方仅是默默延续着9块9商品,并没有刻意标榜“十元店”,而淘特作为挑战者,除明确定调并分出板块外,还辅以大肆宣传,意欲十分明显。

与其说淘特是业务创新,不如说是以讲述“产品”故事的打法拔高自己。

这个故事是这么展开的:“基于消费洞察,淘特与工厂在研发、制造、品牌、履约上全面合作,通过M2C模式,从根本上简化和变革商品流通方式,用高时效、低成本、好服务的优质性价比商品,打开广袤下沉市场,服务好消费者。”

这段业务描述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与工厂合作”;二是“优质性价比商品”中的“优质”二字。显然,淘特想通过商品“产品化”与拼多多的白牌商品划清界限,顺带为后者刻上“低质”的烙印。

但这个故事或许根本无法讲通:合作制”并不能直接指向“优质”;市场亦不会为所谓的“优质”买单。

尽管拼多多没有官方下场同工厂合作开店的先例,但早在2019年,拼多多就已有所谓的“扶持工厂”、“打造优质工厂”计划,故事层面并没有本质区别。

前文已述,拼多多与淘特争夺的焦点在于“物美”,而支撑“美”的并非“优质”“美学”,而是粗暴的价格。

以纸巾为例,淘特十元店包装出了一个平台与工厂合作缔造的“优质纸巾”,可即便其纸巾质量确为上乘,在用户简单的浏览-下单的消费场景下品质也无法透过屏幕传达给消费者。

这并非商品质量的问题,而是优质”逻辑的结构性问题,好比中餐明明比寿司好吃,但外国人都喜欢寿司,却连中餐的菜名都叫不上。

诚然,故事讲不通并不意味着淘特的合作模式一无是处,“N元N件”的集单模式能制造虹吸效应,使淘特产地厂成为快递价格洼地,将快递成本无限压低,进而助其控制成本,打价格战。但这一切均建立在用户愿意为“N元N件”模式买单的情况下。

但事实上,绝大部分拼多多、淘特用户为刚需而来,目的性较强。倘若是纸巾等高频消耗品还好说,可如果是鼠标垫、充电线等非消耗品,“N元N件”的降本逻辑反倒会成为桎梏。况且真打价格战,淘特未必有拼多多那般野蛮。

退款场景来看,淘特秉持退货退款,且退款过程需商家同意,用户无运费险退款需自担运费,即便有运费险,运费也由用户垫付。

上述流程合理合法,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拼多多,用户若发现低价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只需拍照上传平台,拼多多大概率会同意其退款不退货的申请,无需商家同意。就算商家拒绝退款,申诉成功率也无限趋近于0。

对商家而言,拼多多的退款场景无疑是强盗逻辑,这也映射出拼多多对用户的极度偏袒。在十元赛道,此番不对等、不合理的处理流程正是低价表象下的强背书,仿佛一刀砍在商家的脊梁骨上,引得台下看热闹的观众血脉喷张。试问在如此野蛮的打法面前,淘特何以迎战?

其实,十元店赛道上商业模式变了又变,但内在逻辑却始终如一,即为特定人群对接需求。过去,两元店在大人眼里是便宜日用铺,在孩子眼里却是缤纷的乐园,大人买锅铲,小孩买玩具,自洽且安然。

因此,决胜十元赛道的要点并不在于讲故事、人为制造需求,毕竟十元也好,百元也罢,终归是价值符号,与其刻意站在此番逻辑下思考,不如简单地将对的商品贩卖给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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