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杆见影打一个动物?

文章来源:依珂时间(ID:yikeshijian)作者:依珂

著名影评人焦雄屏问姜文:“中国这么多导演,哪一个最优秀?”

姜文说:“现在没有,以后会有”。

焦雄屏问是谁。时年二十八岁的姜文毫不避讳的说到:“我!”

无独有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记者问刘晓庆,“你觉得中国最好的女演员是谁”时,刘晓庆停顿了几秒钟才说,“是我”。

那个时候,和已经拿奖无数,名满天下的刘晓庆不同的是,28岁自诩为中国最优秀导演的姜文,仅仅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演员,还没有指导过任何一部影片。

后来,这两位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和女演员,谈了一场轰动全中国的恋爱,然后就有了那个同样轰动全国的,至今还会被人津津乐道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1991 年,刘晓庆实业发展总公司成立。

也是1991年,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发表在《收获》第六期。

“王朔是1991 年年底给我的《动物凶猛》。他很不在意的, 好像是在说别的事, 顺带给我的。他说: ‘这样得了, 你就拿去看吧。'

很不在意地拿了过来, 还继续跟他谈别的事。回家已经很晚, 大约两三点钟吧。临睡前总想看点什么, 顺便拿起王朔给的小说, 一看就没放下。

看到什么时候? 好像天都亮了。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拍电影。于是问自己: 王朔为什么不直说呢? 说你就拿这个拍电影呢?”

这部小说,炸开了姜文内心的埋在他心里的东西,让姜文念念不忘。

1986年,在拍摄《芙蓉镇》的时候,23岁的姜文和32岁的刘晓庆相识,然后开始谈恋爱。

两个人热恋的时候,刘晓庆一直很欣赏姜文的才华,在法国共度浪漫的时候,刘晓庆就向姜文明确表示:“你可以当导演!”

但姜文当时还没想过,他说:“如果要当导演,必须到美国学习十年。”

刘晓庆则说,“导演需要的是才华,不是经验。十年后就晚了。”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看到了王朔的《动物凶猛》,用姜文的话说,“闻到了味道,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涌动。”

或许和王朔年纪相仿,又都是大院子弟,有着相同经历的姜文,能够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气味。

看小说的时候,姜文自然而然会把王朔的文字, 转换成画面,这样的迷恋,让他欲罢不能。

于是,姜文决定把这部小说拍电影,请王朔担任编剧。当时王朔不肯,因为刚刚写完大量小说和电视剧本,王朔感觉写作能力陷于瘫痪。

“尤其痛恨给有追求的导演做编剧,惨痛经历不堪回首。我无法帮助姜文把小说变为一个电影的思路,那些东西只能产生于他的头脑。”

著名导演黑泽明说过:“要想当导演,首先要会写电影。”

于是,姜文开始展现出他的凶猛,这一次,连才华过人的王朔都被他的凶猛给吓着了。

“这是一间6 平方米的小屋, 一张桌子,一张床, 联系外界的是一扇小窗户……

我现在想起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支使我的手这么‘哗哗’地写, 而且笔跟不上脑子,脑里也不知道怎么就稀里糊涂想出这么多东西来了……

连日子都忘了, 关在一个小屋里。BP 机、电话都关了。偶尔打开窗看看窗外, 我恍惚觉得这个小窗户外面的世界是陌生的,不现实的, 这纸上的世界是现实的, 是可触摸的, 是有气味的。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回到了70 年代……

那天有一个朋友找我去了, 我说你在客厅里等我。她是12 号下午去找我的…… 我出来问几号, 她说现在已经是13 号了。”

1992 年6 月13 日,姜文完成了剧本。把六万字的小说改写成了九万字的剧本。

“剧本写了几个月, 拿出来时比小说还长,我学习了一下, 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了。可叹我混了这么些年, 确实有些时候是欺世盗名。”

而且,姜文把演员拉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大院里面,进行封闭训练。

让这帮演员穿上军装,住进部队营房,切断了一切的对外联系,与世隔绝,每天看西哈努克访问中国、读诵毛主席语录、诗词,听红色歌曲。

电影的名字改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虽然这个时候刘晓庆和姜文濒临分手,但刘晓庆自己出一部分资金外,还动员自己的好朋友、香港资深电影人文隽投资了一部分。

《阳光灿烂的日子》于1993年8月23日正式开机,那一天还是王朔的生日。开拍的第一场戏就是马小军他们在澡堂。

第一场戏整整拍了三天三夜,夏雨等一帮孩子在水龙头下淋得都脱皮了。

后来法国片商让·路易看完片后在给姜文的信里写道:“洗澡的那场戏太好了。我肯定女观众会喜欢,使得我们终于看到了‘美’男子。”

片中米兰家里挂有一张照片,马小军一见就丢了魂。王朔的原著中把这张照片也描写得非常精彩。

在姜文看来,这张照片是那么美妙那么重要,但他怎么拍也拍不出那个味道,于是姜文足足用了4天来拍摄,一共拍了23040张照片,再从中精选出一张,耗片比高达23040:1!

《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初计划投资400多万,很多场合下,姜文临场发挥,特别注重捕捉现场的即兴灵感,导致最后姜文花了1000多万。

影片从夏天拍到了冬天。在姜文拍摄资金遇到严重困难时,刘晓庆全力以赴支持,她在成都找到一位朋友借了300多万,支持姜文完成了拍摄。

1994年1月22日剧组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用25万尺胶片的影片创下了中国耗片比最高纪录。

《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之后,取得了1995年中国最高票房记录,共计5000万人民币。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全球十大佳片中,《阳光灿烂的日子》排名第一。

有人说,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拿过三座奥斯卡小金人的李安,看了《太阳照常升起》后赞叹: “姜文的才气远高于我” ,王朔对姜文极其欣赏:“中国需要这么个人。”

1994年年底,姜文和刘晓庆平静的分手了。

紧接着,他做了第二件凶猛的事情。拍摄的电影《鬼子来了》并且未经中国电影总局的审片,就私自前往参加戛纳电影节。

当年电影局对这部影片的部分回复内容如下:“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

电影取材于小说《生存》,拍成电影后改动较大,用笔锋大胆的直指国人弱点,将更多忧患意识注入影像化的故事中。

虽然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夏威夷电影节Netpac奖等多项国际荣誉,仍被官方封杀。

但必须承认,《鬼子来了》是反映“战争与人” 主题的国产电影中最有突破性的一部作品。

2001年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评价这部电影“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于迄今为止来自于中国的任何一种创作特点,它是一部迎刃而上的电影。”

同年法国《观点》周刊以《霸气与绝技》为题评价姜文,“与他的同胞张艺谋和陈凯歌相比,他的风格更接近费里尼和库斯图里卡,一部推陈出新的电影杰作标志了一位才艺非凡的电影人横空出世。”

《阳光灿烂的日子》将姜文的青春回忆留驻在胶片之上,《鬼子来了》则进一步确立了姜文在当代中国影坛的独特地位。

由于“违规参赛”,姜文受到了电影局“五年内不能担任导演”的行政处罚。

处分归处分,电影局还是开了口子,让他修改后上映,他又死活不肯改……

这种事情,只有姜文能做出来。他说:“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的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 ”

即使面对不能拍电影的处罚,他依旧凶猛又淘气。

鬼子来了姜文法国版限量电影剧照(展示品)

2002年6月,刘晓庆因涉嫌偷税漏税被逮捕,这个事情当时轰动全国,很多人都唯恐避之不及。

这个时候,只有姜文挺身而出,而且说出了,“这个时候,我不帮她,谁帮她”,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全力帮助她。

为了加强辩护力量,姜文在很短的时间不惜斥巨资又请到4位知名律师联手为晓庆的案子尽力。霸气外露加上情义无价。

2003年春节前夕,姜文托律师给晓庆送去一条丝巾,丝巾上绣了一只振翅欲飞的苍鹰。

苍鹰,凶猛,霸气,桀骜。比喻刘晓庆,也是在鼓励他自己,早晚还会一飞冲天。

接下来,姜文的世界里面只有电影。看剧本,查资料,“不喜欢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做。”

但是在这个时候,美工出身的冯小刚异军突起,以一年拍摄一部电影的速度,拍完了七八部电影,成为了当时有票房号召力,并且是深受人民喜欢的电影导演。

对此,姜文不以为然,姜文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评价冯小刚的话。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也得是酒。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姜文就是要用时间酿酒,在细节中体现才华,而不是急功近利,这事就透着一个讲究。

冯小刚当年说过这么一句话:

“姜文如果想通了要好好拍商业片,他就是我最大的威胁。要把电影拍得好看,对他来说很容易,无论是色彩,还是节奏,还是语言,他都掌控得特别好。哪天他醒过神来,我的好日子就结束了。”

2007年,《太阳照常升起》在大多数人看不懂中,票房惨败。

这一年姜文已经年过不惑了,他没有想冯小刚说的那样醒来,和其他导演一样扎着堆去拍商业片。

更确切的是,他一直都是醒着的,他无比清醒的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电影。

“别人拍戏可能为了发家致富,我拍戏主要是因为迷恋于创造一个世界。”

“表演不是在装模装样,演员拍戏是把自己的内心,包括自己的时间都搭出来,作为导演,是要把演员他们的生命和角色生命融在一起拍下来。”

值得庆幸,中国还有姜文这样一个导演。

2010年12月,《让子弹飞》进军贺岁档,与多部大片一起厮杀,这一次让我们再次领教了这位导演的凶猛。

《让子弹飞》上映11天票房破4亿,当时能达到这一成绩的只有《阿凡达》。6.7亿元的票房,豆瓣评分8.7分,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刷新了国产电影的多项票房纪录,并斩获国内大小奖项共二十余个。

和有20多条的广告植入,票房只有4.8亿票房《非诚勿扰2》相比,姜文是站着就把钱给挣了。

说个插曲,《让子弹飞》片头和片尾的插曲是久石让做的,第一稿没通过,于是姜文跑到日本逼着久石让,写出超越莫扎特的配乐。

结果就这样,天才的导演和音乐天才完成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没错,这就是他的凶猛。

久石让(中)姜文(右)

25年了,算上今年暑期档上映的《邪不压正》姜文拍摄的电影才仅有六部。平均每四年一部电影。

不是那么高产,也很少参加商业活动,深居简出。他有时间去看书,去做研究,和大师讨论。

他可以为还原老北京的建筑,去云南搭了四万平米的屋顶。

瓦片易碎,每拍完一场飞檐走壁的戏,瓦片都会碎裂一摊,又得重新整理搭建。对于电影,对于屋顶,他就是这么执着。

每一个细节都很用心。因为姜文很用心,每一部作品都带有大量的历史隐喻,姜文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让观众看完之后有一个冥想,然后感悟,这个在他看了来是很重要。

姜文不希望电影去代表一些简单的现实,正如葡萄酒的是区别葡萄的。用他的话说,“立竿见影的答案都是廉价的”

人贵直,文贵曲,如果你尊重观众是有思考能力的,你就给他一些有滋味的东西,无论是好文章,好音乐,还是一张好画,如果你仅仅想从观众兜里掏那两毛钱,就告诉他最直白的东西,他不用想,我尊重我的观众是最好的。”

《邪不压正》电影中李天然终于回到北平,他对外公开身份是协和医院的医生。而李天然第一天去协和医院报道,竟然安排在一颗肾脏面前宣誓。

李天然不解,询问了原由。院长称有一位名家来问诊,结果误诊被医院摘除了健康的肾,那颗有病的肾一直在名家身体里,直到他去世。

只有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知道,这个肾的主人是梁启超。喏,这就是姜文的电影用心之处。而且这样的暗喻,在影片中还有很多。

电影中除了有暗喻而且还夹带了私货,每一部都是如此,这是他又一个凶猛的体现。

电影《邪不压正》中姜文了用了影评人史航扮演一个不认识字、也不看电影却能写影评的“北平首席影评人”。这一次,姜文导演又孩子气的“皮了一下”。

六部电影,每一部都不重复,每一部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电影不是姜文赚钱的工具,而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而且是按着自己的性子,一点一滴打磨出来,并且用自己的镜头语言和富有深意的对白表达深刻的电影主题,留给后来人较大的解读空间。

他只拍自己喜欢的电影,你爱看不看,和他没有关系。所以他不仅不讨好、不谄媚,而且他从来不会为钱放弃底线。

在他眼中没有票房,更没有预算,完全没有钱这个概念。

他把自己拍电影,比喻成请客吃饭,作为主人,他愿意用心烹调,而且得是拿出最好的食材好招待客人,这既是作为创作者的态度,也是他对电影和观众的尊重。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俗人是要往高处走的。给人点好东西吃,他会记着你原来对人尊重来着,您天天想着接地气,掏人兜里的钱,人家进步着,回头一看 ,孙子,你当时给我拍什么烂电影看,你这人不靠谱。”姜文说。

就如同把葡萄酿成酒需要时间,品酒也需要时间。今天你没看懂,没关系,等你有一天能看懂了,会由衷感慨:“老姜真对得起我”,足矣!

20岁时,姜文觉得自己挺聪明的;30岁时,他发觉人家活得都不容易而自己相对容易些;40岁以后,他认为人跟人都一样,都是动物而已。

与其说我们爱姜文的电影,倒不如说我们更爱姜文,爱他的爷们做派,不妥协,稀有,讲究,偶尔还很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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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2月27日报道,“动物园里只有一个人,又是园长,又是售票员,又是饲养员,那是我跟他们开玩笑。”虽然面对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谭德才不断重复这句话,但他的动物园确实早已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谭德才被公众关注,是因为他在重庆涪陵区经营的动物园被称为“一个人的动物园”。谭德才身兼“老板、园长、饲养员、清洁工、兽医、保安、门卫、讲解员、采购员”数职。动物园已剩不下几只动物,老弱病残且生存环境恶劣。

以谭德才的动物园为代表,这种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私人动物园,因营收渠道单一而难以为继,正在被整个行业淘汰。当谭德才的动物园引起公众关注之际,涪陵相关部门也开始有所行动,2月24日,涪陵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望州公园内设动物园已于23日起停业整顿。

它的眼睛穿过镜头看着你

谭德才的动物园内,住着20多只无精打采的动物。靠壁一排笼舍,小的两三平方米,大的五六平方米,猫头鹰、珍珠鸡、孔雀、小猴子各占一格。一只腿部受伤的鸵鸟和另外两只同伴挤在同一个笼子里,笼子被废弃的广告布遮住了大半作为御寒的工具。

谭德才从猩红色的污水里捞出两条鸵鸟腿,告诉来访者,这只鸵鸟是晚上睡觉时不小心被邻舍的狐狼咬死的,“肉不要浪费了,可以给狮子吃。”

谭德才的动物园门票10元。由于在媒体到访时,整个动物园里只有谭德才一人,“一个人的动物园”随即引起关注。

谭德才反复对北青报记者强调,说动物园其实并不只有他自己,“养动物很不容易,晚上他还要给它们做升温,动物又脏又臭,动物园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但无论对外怎么说,谭德才也无法否认他动物园的尴尬:活动空间促狭,卫生条件差,动物们状况堪忧,园区内游客稀少。

被媒体关注前,谭德才雇来的工人生病住院了,确实有十来天的时间,园区内只剩下他一个人。如果要出去买东西,谭德才会临时挂上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他的电话。

据涪陵市政园林管理局园林绿化管理处一名谭姓负责人介绍,谭德才的动物园建在望州公园里,望州公园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而谭德才的动物园在望州公园里占地一亩多,从建园开始就作为望州公园的一个附属版块存在。谭德才有资质,于是他承包了动物园进行经营。

这名负责人承认,现在这家动物园在经营上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个动物园里动物很少,因为游人少,钱就少,就没有资金去引进新动物。”据其介绍,目前园内有一只非洲的母狮、一只黑熊、一只鸵鸟、一只狐狸、一条蛇,此外还有一些猴子。“因为经营状况不好,动物吃的伙食肯定要差一些。动物关了很久,都不太有精神。你们看动物觉得很可怜,因为它不像真正的野生动物园,(动物)野性那么强。”

谭德才正在狮笼内打扫卫生

非洲狮被关在狭小空间里

“这家动物园算是一代涪陵小孩的记忆吧。”涪陵人小宇告诉北青报记者,他第一次参观望州公园动物园大概是15年前,是幼儿园组织的一次春游。

作为涪陵当时仅有的一家动物园,彼时这个小小的动物园人气不差。小宇回忆,虽然面积不大,但当时的动物园里人来人往,他记得那时候“狮子的肚子是圆的”,还可以看孔雀、鸵鸟。“记忆里那时的动物园整体经营的比较好。管理人员应该不少于五人,且还专门雇了人打扫兽笼。”

变化大概出现在2010年,或许更早。小宇发现,动物园的售票窗口荒废了,园里一些曾经见过的动物不在了,空笼越来越多。“孔雀是没有了,狮子瘦得可以看到肋骨。”小宇清楚地记得,一次他去动物园玩,发现猴笼里多了几只猴子,有一只没有胳膊,还有一只头上有个窟窿,几乎能看到脑膜,那应该是一个被处理过的伤口。小宇后来听说,猴子是林业局救下来的,被谭德才收留了。

涪陵市政园林管理局园林绿化管理处的谭姓负责人向北青报记者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整个涪陵地区确实只有望州公园内的这一家动物园,“那个时候经营状况是很可以的”。大约10年前,动物园的经营状况开始出现问题,“那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去了。如果想要带小孩去看动物,那么家长一般会选择去重庆市的大型动物园,或者永川区的大型野生动物园,基本不会考虑再到这里来。”

这名负责人称,由于门票收入是这家动物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人们用脚投票的“恶果”立竿见影,加上园区规模小、设施老旧、缺乏办园的专业性等因素,导致了网友所看到的“惨淡”状况。

照片被传到网上,小宇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老人:是谭德才。小宇说:“他换了身衣服,我记得他以前穿那种旧的迷彩服,有味道,有点脏。”

小宇记得,以前有很多次,他和同伴买了瓜子花生之类的食物,想要去喂熊和猴子,都被谭德才吼住了,“他说,有的动物不能吃这种加工食品,对它们不好。”在小宇的印象里,谭德才常常端着一个大瓷碗,坐在园内阶梯尽头。

谭德才治疗的白狐逐渐康复

私人动物园频现经营不善

谭德才经营的动物园所遭遇的困境在国内并非孤例。近年来,私人开办动物园被频繁曝出生存环境恶劣、动物挨饿等问题。

今年春节,有网友爆料称,湖南株洲神龙公园内一个动物园的猴子无法独立进食,且身上有伤,动物园内无人清理,阵阵恶臭扑鼻。据媒体报道,2月初该动物园已停业整顿。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发现,目前该动物园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2010年10月,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叫停各地动物园和其他公园所有动物表演项目。其中,动物园必须恢复公益性质,禁止进行租赁、承包等违规经营。

据一名动物园相关从业者介绍,目前,国内动物园的审批权下放到各地方政府,只要具备相关条件就可以建设动物园进行野生动物保护和公众教育,对经营主体的性质并无严格要求。该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建设部2010年出台了相关文件,但这仅是指导意见,约束力不强,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私人不许承包动物园。

2月23日,重庆市园林局公园处一名李姓负责人告诉北青报记者,对于网友反映的望州公园动物园的情况,市园林局正在协调区里进行核查。

“现在动物园虽然没什么游客,但每天还是会有人去的。”涪陵园林绿化管理处的谭姓负责人告诉北青报记者,“他(谭德才)跟那些动物有感情,我们也在跟他商量。如果他实在经营不下去了,我们会到正规的机构妥善安置这些动物。”

2月24日,涪陵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望州公园内设动物园已于23日起停业整顿。

大量私人动物园或将被市场淘汰

针对谭德才的私人动物园面临的困境,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介绍说,国内私人承包动物园多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目前,多数私人动物园由于难以满足游客需求,导致收入持续下降,经营状况陷入恶性循环,或逐渐被淘汰出市场。

北青报:私人承包动物园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齐新章:最主要的是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如果涉及一级保护动物或者国外动物,需要到国家林业局去办理。

北青报:现在国内一些私人承包动物园是在什么背景下兴起的?

齐新章:是改革开放以后,从一部分类似于耍猴的杂耍艺人演变过来的。当时经济开始慢慢发展了,但是各地文化生活水平相对落后,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些野生动物,在一些偏远地区特别是小县城,人们不方便到大的城市去参观动物园。这时候一部分原本具有驯猴或马戏表演资质的人,他们自己养了一些动物,然后把这些动物进行流动式的展示,以此盈利。慢慢的其中一部分人固定下来,留在小县城,就发展成这种承包式的动物园了。

北青报:这类动物园在国内占到多大比重?

齐新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私人承包式的动物园很多。现在,这种动物园在整个行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游客的总数量也越来越小。

北青报:这类动物园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齐新章:资金几乎全部来自门票收入,有的老板可能会组织一些投喂、动物表演,但这部分(收入)比较小。很多时候政府的投入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没有。

北青报:这类动物园目前存在哪些困境和隐患?

齐新章:望州公园动物园遇到的这种困境可能在同类动物园里会越来越凸显。最大的困境还是收入持续下降的问题,游客可能有了更高的需求,不再满足于集装箱式的展览。动物园自身的规模和经营理念也已经限制住了它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对于圈养的野生动物来说,福利几乎是无从谈起的。在社会上的价值引导层面,它们很难发挥正面作用,动物保护理念几乎是无从谈起的。

北青报:未来这类动物园将往什么方向发展?

齐新章:第一种可能是,未来它逐渐被市场淘汰。第二种可能是,它在以往多年的经营过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社会财富,它依托这种财富,转型成新的野生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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