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大趋势、新特点及相应养老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高潮期，迅猛的老龄化趋势将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叶。在老年人口规模不断膨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社会养老负担日益沉重的背景下，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点：老龄化速度将在“十三五”时期明显放缓，为中国完善养老政策、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机遇；空巢独居老人规模庞大，亟需实施家庭支持类政策推动家庭养老功能再实现；新一代老年人文化水平更高，且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为“智慧养老”和“资产养老”理念的落实创造了条件；更加宜居友好的老年生活环境，将有助于老年人口自理状态预期寿命的延长，进而有望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老年照料负担。

关键词：中国老龄化；社会抚养；家庭支持政策；智慧养老；资产养老; 老年宜居环境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十分严峻、老龄化问题异常突出。长期以来，基于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和特点分析的研究数见不鲜，应对老龄化的相关政策方案也层出不穷。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只要推行全面两孩政策甚至于更进一步地取消生育数量限制，老龄化的形势就会得到有效逆转，老龄化问题也会随之迎刃而解。但实际上，生育政策调整完善不仅无法扭转老龄化持续加深的形势，无法解决老年人规模膨胀的问题，而且对于减缓老龄化速度、控制老龄化水平的作用也相对有限。未来中国老龄化的趋势应当在全面两孩政策启动实施的背景下重新加以认识，绝不应当单纯寄希望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老龄化方向性的趋势变化。当下，应更加关注老年人口内部结构和外在环境呈现出的新特点，并据此设计和制定相应的老龄政策和养老措施，促进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中国老龄化趋势

在充分考虑到全面两孩政策施行对人口影响的条件下，在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老龄化依旧延续着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比例逐渐提高的总体趋势。这一时期，老龄化的持续发展与高龄化的加速推进相伴，不仅中国人口整体将会呈现出明显的老化，老年人口群体内部也将发生着急剧的老化。老龄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抚养压力加重，养老负担与抚幼负担相互交织，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一）老年人口规模稳居世界第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21世纪的前半叶是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幅攀升的时期。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大约2.2亿人[①]，位居全球各国首位，约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4.3%。在这一规模基础上增加的第一个1亿人大约用时12年，到2026年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达到大约3.1亿人，约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5.0%。而增加的第二个1亿人大约用时10年，到2036年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达到大约4.1亿人，约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5.6%。204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比现在翻一番，约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4.5%。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达到4.7亿人，这基本上是其在整个21世纪中的峰值，仍居全球各国首位，约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2.5%。可见，在未来二十年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高于但又不会大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此之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增长速度逐渐趋缓，可能将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规模增长带动比例提升，中国老龄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程度将会随之不断加深。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目前已占中国人口总量的16.1%。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在全球各国中的老龄化程度最深[②]，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高达32.7%，高于中国约17个百分点。与中日两国同处东亚地区的韩国的相应比例约为17.8%，高于中国近2个百分点。在老龄化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在2024年前后跨过20%的“门槛”，在2041年前后突破30%的“边界”。到21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可达34.0%。相比之下，日本的老年人口比例将在2050年达到42.5%，高于中国约8.5个百分点，而韩国则会陡然增至41.5%，年均提升约6.6个百分点，而中国同期年均提升约5.2个百分点。可见，虽然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稳居世界第一，但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并不是最高的。

（二）老年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扩大

中国未来老龄化的总体趋势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总体规模的膨胀，还突出地表现为老年人口内部年龄结构的快速老化。从老年人口金字塔形态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见图1），便能大致看出中国老年人口“增龄”的情况。2015年时，中国的老年人口还呈现为从低龄到高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的标准金字塔型。到2035年时，老年人口金字塔的塔基相比于2015年已经出现较大收缩，而塔身则出现一定程度的膨胀。到2050年时，老年人口金字塔的顶部已出现非常明显的膨胀。

图1中国老年人口金字塔变化趋势（2015年、2035年和2050年）

从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所占比例）程度的变化情况来看（见图2），从2015年到205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60~79岁的中、低龄老年人所占比重从88.5%持续缩减至76.8%，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所占比重则从11.5%持续扩大至23.2%。也就是说，到21世纪中叶，大约每4个中国老年人中就有近1个人年龄高达80岁及以上。

图2中国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2015年、2035年和2050年）

除了高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的绝对规模也加速膨胀，从2000年时的1200万人，到2015年时达到2500万人，2032年将超过5000万人，2048年将超过1亿人，最终于2050年将攀升至1.09亿人。21世纪中叶的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为21世纪初的9倍多，而21世纪中叶60岁及以上全部老年人口规模将仅为21世纪初的不到4倍。中国高龄老年人口规模的膨胀速度远高于全部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速。

（三）“养老”负担快速加重，成为最主要的社会抚养负担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未来中国社会中照料者（即劳动年龄人口）和被照料者（即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之间的数量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见图3）。其中，作为被照料者之一的少儿人口的规模因受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会出现一定的波动，但在整个21世纪前半叶大致稳定在2亿多的水平上，而另一类被照料者——老年人口的规模在近期与少儿人口规模基本相当，但随后则将出现明显的膨胀，并大大超过同期的少儿人口规模。作为照料者的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则随时间推移出现明显的收缩。可见，未来中国社会的抚养结构将出现很大变化，全社会的抚养负担日益加重，且逐渐以老年抚养负担为主，这也是人口老龄化的必然结果。

图3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年）

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绝对数值来看（见图4），年间，中国的少儿抚养比由于受到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将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波动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水平大体保持在27%左右；老年抚养比则因21世纪前半叶迅猛的老龄化进程而呈现出持续大幅攀升之势，将于2023年左右突破30%，2029年左右突破40%，2036年左右突破50%，2047年左右突破60%，并于21世纪中叶抬升至高达66.2%的水平。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相对关系来看，在2022年之前，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大体相当，甚至略低于少儿抚养比，但从2022年起，老年抚养比将开始超过少儿抚养比，且二者间差距不断拉大，到21世纪中叶时，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比少儿抚养比高出近38个百分点，是届时少儿抚养比的两倍多。

图4中国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变动趋势（年）

二、中国未来老龄化进程中的老年人口新特点及相应养老政策

在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膨胀、比例持续提升、高龄化快速推进的老龄化进程中，未来二三十年即将步入老年的“新一代”老年人呈现出许多重要的新特点。不同于人们印象中保守落后、体弱多病、经济窘迫的老年人旧形象，未来的老年人无论在自身的知识素养、经济状况等方面，还是在居住模式、生活环境等方面都将发生明显变化。今后的老龄政策设计需要紧密结合中国未来老年人的新特点进行调整，才能引导中国的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一）老龄化呈现波浪式发展进程，“十三五”时期的社会养老政策需要相应跟进

自21世纪初迈进老龄社会的门槛后， 21世纪前半叶，中国将面临着老年人口规模不断膨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大趋势，而且整个老龄化进程将表现出波浪式的特征。

具体来说，“十三五”时期将会是中国老龄化速度的一个明显放缓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带来更多的新生人口，更大幅度地提升少儿人口比例，从而在整个人口年龄结构中进一步压低了老年人口比例，实现对底部老龄化迅速演进之势的遏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第一次出生高峰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出生的人口队列在“十二五”期间步入老年之后，“十三五”时期新进入60岁的人口规模将明显下降，从而实现对顶部老龄化迅速推进之势的缓解。在底部和顶部老龄化进程同时放缓的作用下，“十三五”时期老年人口比例年均提升仅0.3个百分点，比老龄化快速推进的“十二五”时期少了约0.2个百分点。从“十四五”时期一直持续到“十六五”时期，随着第二次出生高峰时期（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逐渐步入老年，每年新增的老年人口数量明显大幅提升，中国的老龄化将步入21世纪前半叶最为迅猛的提速推进阶段。这一时期，老年人口规模将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突破3亿人和4亿人，老年人口比例则相继突破20%和25%，老年人口比例年均提升高达0.7个百分点，比“十三五”时期高了约0.4个百分点。“十六五”时期过后，由于每年新增的老年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将迎来继“十三五”时期后的第二个阶段性放缓期，此次放缓期将持续到2045年左右。自2046年起，随着第三次出生高峰时期（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相继步入老年，每年新增的老年人口数量又将出现大幅增加，进而使中国的老龄化迎来新一轮加速推进的时期。

由此看来，眼下的“十三五”时期为我国提供了一个老龄化速度明显下降的特殊机遇，我们应当充分把握这一机遇期，集中力量加快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制度设计、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的战略部署和准备工作，以便我国能以更为从容的姿态迎接自“十四五”时期就将开始的老龄化迅猛推进阶段。如果相应养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所迟缓，没能抓住“十三五”这一重要的机遇期实现应对老龄化迅猛之势的整体布局，到“十四五”时期及以后，由于老年人口的规模将会急剧增长，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难度将大大提升，中国社会应对老龄化将举步维艰。

（二）空巢独居老人规模庞大，亟需实施家庭支持政策推动家庭养老功能再实现

现阶段，中国老年人口中有近一半是空巢老人，总量已经突破一亿。其中，单独一人居住的独居老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0%，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则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41.9%。老年人口的空巢化和独居化是快速现代化及城镇化背景下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迁的必然结果。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频繁化以及分户居住现象的普遍化，一方面，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2013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已跌至3人（2.98人）以下，而且家庭内部代际结构也日益简化。当今中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三、四代“同堂而居”的家庭都已不多见，二代户和一代户已成为当下主流的家庭类型，其中，有近四成（37.6%[③]）的家庭内只有一代人，这一代人还通常都是老年人，家庭规模变小以及内部代数的减少，直接导致家庭内部可长期提供老年人照护的人力资源严重萎缩，家庭传统的养老照料功能削弱明显；另一方面，家庭居住的离散化使得家庭关系日益松散疏离。如今早已不是“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快速的生活节奏，子女为了谋生和获得更好的发展，不得不长期在外学习工作，从而与父母两地分居，即便与父母居住较近的子女也大多迫于现代生活的沉重压力而不能常常承欢父母膝下，照顾父母，这导致中国事实意义上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规模非常庞大。可以预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中国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规模还将继续攀升。

规模日渐庞大的空巢和独居老人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为了找到能够有效缓解这一负担的对症之药，需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空巢和独居老人的大量出现是源于国民孝道的衰落还是现代生活的压力。与西方社会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淡漠骨肉亲情，崇尚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国民的家庭观念很重。从古至今，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庭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整个社会呈现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而且中国民众长久以来受到儒家“孝”文化的熏陶和教导，“百行孝为先”、“尊老敬老”、“老有所养”、“养儿防老”等思想观念早已根植于国民的血液之中，赡养父母也已经内化成国民的行为习惯。目前，空巢和独居老人的涌现以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并非源于子女主观上赡养父母意愿的消退或所谓的“孝道衰落”，而实属现代生活多重压力下的无奈之举。二是生育更多的子女是否意味着能够有效避免晚年陷入空巢或独居状态。2014年起，“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启动实施，2016年起，全面两孩政策又相继启动实施，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意味着七十年代以后的出生队列在步入老年后平均将比五、六十年代的出生队列（这一出生队列的生育期恰逢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时期）步入老年后拥有更多的子女，但这在逻辑上并不能推断出拥有更多子女的一代，在晚年需要照料时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子女“侍奉左右”。事实上，我国现如今的空巢老人大多数都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就完成了自己的生育历程，他们大多拥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但他们现在依然处于空巢状态。这说明，现代社会中生育更多的子女并不能避免人们在晚年陷入空巢或独居之中。换言之，老年空巢和独居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并非子女数量太少，而是现代化进程导致的生活工作模式以及家庭结构的变迁。

老年空巢现象和家庭养老功能衰退问题的症结并非子女变得不孝顺抑或生育的子女数量太少，而在于快节奏、高压力、多变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以及财力兼顾自己的工作生活、下一代的抚养教育以及对老年父母的长期陪伴照料。在慢节奏的传统社会，“久病床前”尚且难有孝子，现代社会则甚至连“常回家看看”都成为一种奢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养老模式在现代社会已彻底丧失活力，更不意味着我国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单凭社会的力量就能承担全部的养老责任。事实上，家庭养老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实践积累，不仅年轻一代依然有孝顺和照料父母的自发意愿，老一代也有强烈的依赖子女亲人的情感偏好和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的精神需求，这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激发家庭养老模式的活力，推动家庭养老功能的再实现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由于现阶段家庭养老功能实现受阻的关键原因，在于子女普遍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力以及财力，而且通常与父母居住得较远，因此，为了“对症下药”，实现家庭养老功能的重生，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为子女提供时间、精力以及财力等多方面的支持甚至鼓励，使他们能够有条件，也更愿意与父母住得更近，进而方便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照料和陪伴。

具体来说，政府可以通过给予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的家庭税收优惠和多种形式的经济补贴，或通过出台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的租购房优惠制度等手段激励子女与父母同住，直接减少老年人空巢和独居现象的出现。此外，政府还可以尝试建立父母照料假制度，为有照料父母需求的在职子女提供一定时间的带薪假期；为家庭照料者提供无偿的专业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以提高家庭照料的效率和质量；为家庭照料提供适度经济补助，弥补由于部分家庭成员长期脱岗照料老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对于需要长期照料重度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者，应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为其提供“喘息服务”，使其得到必要的休息和调整等等。总之，政府和社会应提高对家庭照料者身心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为其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和指导，从而有效推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再实现，并促进有老年人的家庭的健康、和谐发展。

（三）老年人教育水平持续提升，接受新事物及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增强，为“智慧养老”创造条件

在老龄化的过程中，新一代的老年人受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而表现出更高的知识文化水平。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进扫盲工作和积极发展基础教育使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较之于解放前出生的人口队列在教育程度上大为改观。改革开放后，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又带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教育水平跨上了新的台阶。随着这些人口队列在21世纪中叶前相继步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的知识素养和文化观念都将会发生明显的改变，集中表现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抬升，不识字率降低和高等教育普及率提高。

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来看[④]，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基本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人口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6.0年[⑤]，不识字率高达21.1%，而高等教育普及率只有3.3%。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规模十分庞大，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0年，不识字率约为6.1%，高等教育普及率约为4.3%，这预示着，到2020年时，中国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比2010年高出接近2年，不识字率大幅降低，高等教育普及率略有提升。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数量更为庞大，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9.0年，不识字率约为2.2%，高等教育普及率约为7.4%，据此来看，到2030年时，中国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望在2020年基础上再高出接近1年，基本具备初中文化程度，高等教育普及状况显著改善。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规模同样庞大，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10.8年，不识字率只有0.6%，高等教育普及率高达23.2%，如此一来，中国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几乎可比2010年翻一番，初步具备高中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普及率大为提升。总的来说，在未来四五十年间，随着三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逐渐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迅速增长，而其教育程度也在持续升高[⑥]，这会极大地改变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活质量。

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无疑让老年人口获取新兴事物、掌握现代技术成为可能，这将会成为老年期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以互联网的使用状况为例，数据资料[⑦]显示，截至2010年末，中国网民规模约有4.6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1.9%，据此推算，老年网民数量约有863.8万人，大约5.1%的老年人口使用互联网。而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中，互联网的普及率约为11.1%；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则有24.1%；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中，互联网的普及率高达59.6%，移动互联网应用已经极为普遍。目前，中国的互联网还处在蓬勃发展阶段，各个人口队列中的网民规模还将迅猛增加。可以预见，到2020年时，中国老年人口的互联网使用比例将在2010年基础上至少翻一番（推算结果显示，2014年末已经达到大约7.3%），到2030年时，至少将有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口成为网民，到21世纪中叶，互联网在老年人口中使用十分普遍，保守估计比例也有六成。这样一来，老年人与互联网相结合的紧密程度不断加强，老年人也可有效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机遇，代际互动的模式、社会参与的方式等都会为之一新，这对老年支持和服务体系的影响不可估量。

除了受益于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之外，新一代的老年人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这使得他们无论是主动地模仿、还是被动地接受，新兴事物与老年人的“隔阂”都得以逐渐消除，老年人跨越现代技术的“鸿沟”也将不再成为难事。在改革开放后迎来的大流动、大迁徙的时代，人们的眼界早已不再仅仅囿于所居住的社区，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接触新兴事物的机会、体验现代技术的可能都将增加，见多方能识广，流动迁徙实际上是天然的“社会教育”和自我学习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人口，前往城镇务工经商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他们接受新事物及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2010年），农业户口者跨区县流动到城镇地区6个月及以上的比例约为14.6%，他们的上网比例高于其他农业户口者11个百分点。未来，人口流动迁徙的大潮还将进一步地席卷农村地区，农村人口绝不可能置身于新兴事物和现代技术之外，而是更加深刻地与之相融合。依托新兴事物和现代技术，相继老去的一代可以把自身与社会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全面提高社会适应水平，从而不再表现出传统老年理论所认为的与主流社会“脱离”与“断裂”行为。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的时代同时是老年教育水平大提升的时代，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老年人口知识化与现代化的过程。未来的老龄社会将要面对的已不再是文化素养相对很低、认识水平较为有限的老年人口，新一代的老年人能够更加充分地接纳新兴事物、更加积极地运用现代技术。应当因时制宜地推出智慧养老举措，新一代的老年人不仅使之具备了人群基础，而且也对其提出了相应需求。可以预见，通过物联、互联以及智能等信息技术集成，融入“互联网+”理念，老年人的居家生活能力将会得到延展、居家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改善：例如，网上购物可以让老年人轻松快捷地进行商品消费，远程医疗可以让老年人方便及时地获取诊治服务，社交平台则可以让老年人充分有效地进行联络通讯，这对那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而言意义尤为突出。同时，智慧养老还能够推出多元化的服务模式、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订制，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特别是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老年人口知识技能的提升，必然能够为智慧养老提供更坚实的实施基础。

（四）新一代老年人在改革发展中实现了财富积累，“资产养老”更具有可行性

房产在中国当前的财富构成里举足轻重，特别是城镇地区，房产甚至可以占到现今家庭财富的八成[⑧]。正在步入老年以及即将步入老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几乎都已经是“有房一族”，这是他们从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中直接获取的“红利”（主要是指城镇地区），明显区别于其他的人口队列。有赖于此，未来的二十余年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生存发展能够立足在相对更为充裕的财富基础之上，养老方式可以赢得创新的动力和转型的契机。

相比于存款、股票等类型的财富，房产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中差别最为突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拥有房产的比例相对最高，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们整体的财富保有量在各个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里最多。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2010年）显示，从城镇居民及其配偶持有的名下财产来看，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拥有房产的比例可达85.7%，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相应的则有80.0%。两者都显著高于在其之后出生的人口队列，而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相应的则为74.4%（与20世纪50年代相差11.3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只有37.9%（尚不及与20世纪50年代的一半）。但是，在存款方面，20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持有比例都在八成以上，代际之间最多只相差大约3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持有比例相对偏低一些，但也约有四分之三；在股票等方面，各个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持有比例都在一到两成，代际之间最多相差不到7个百分点。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越是逼近于老年阶段，理论上财富积累得应当越多。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成为“有房一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惠于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相比之下，在其之后出生的人口队列则不具备这种财富积累的优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由于是在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之前就已参加工作较长时间，他们依靠福利分房制度以极低的成本得到房产。而当居民住房货币化、私有化之后，这些房产出现大幅升值，他们可谓是短时间内坐收丰厚的财富。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口队列基本都是在福利分房制度取消、商品住房价格攀升的背景下参加工作，目前拥有房产的比例很低，未来财富积累的难度也更大。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2010年），以其时仍在工作的城镇居民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享有福利房、经适房等住房福利的比例约在两成，而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队列则只有7.3%。总的来说，未来二十余年间的新一代老年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促成财富积累，相对轻松许多。因此，尽管他们规模庞大，但是房产带来了可观的财富积累，可使他们得到较为充分的养老资金支持。

新一代的老年人在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中积累了财富，也就积累了养老资源，这能够拓宽离退休金（养老金）之外的经济支持渠道。应当创造条件促成这些财富向养老资源的有效转化，从而为“以房养老”等“资产养老”方式开辟道路。尤其是对于那些目前生活在特大城市市区的人群，其中也不乏低收入的贫困者却拥有房产，如果单就离退休金（养老金）这一类的收入而言，他们的养老问题极为突出，但倘若能将房产置换出养老资金，他们的处境将有极大改观。通过鼓励和引导新一代的老年人退休之后迁离市区原来居住的地方，前往环境更加优美、但房价相对偏低的郊区地带定居，不仅可以为老年健康生活营造更加适宜的环境，而且也可以利用房价差为老年优质生活谋取更为切实的福利。这在国外早已屡见不鲜，例如美国老年人口从东北部向“阳光地带”的迁移。当然，推动“资产养老”的实现还离不开养老宜居社区建设以及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文化娱乐设施配套等相关举措，让“资产养老”不止看起来、听起来“很美”，真正做起来也“更美”。

（五）更加宜居友好的老年生活环境将为自理状态预期寿命的延长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受此推动，人民生活得到有效改善，其中一个直观表现就是生活的环境更为宜居、生活的条件更加友好。对于老年人而言，这实际上使得生活自理的身体要求在持续地下降，也就是说，纵使生理机能没有得到明显提升，老年人也有可能伴随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优化而从自理十分困难变为自理相对简单。如果使用自理状态预期寿命[⑨]对此作出量化分析，将会看到，在更加宜居友好的老年生活环境推动下，自理状态预期寿命将会不断提高。

例如，洗澡本是一件颇令老年人感到棘手的事情，在没有淋浴设施的生活环境下，光是集水排水就会耗费相当一番体能，因此，手腿无力的老年人在洗澡方面往往需要借助他人之力方可完成，难以实现自理。而一旦淋浴设施逐渐推广，老年人洗澡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在洗澡方面实现自理也就更有可能。根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三类地区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2012年），像生态环境脆弱、地处边境范围、少数民族聚居这几类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配置太阳能设备的家庭也已将近两成，可以推断，目前全国的家用太阳能设备初具规模，未来必将极大缓解老年人洗澡自理的难题。另如，家庭中的主要炊事燃料也是一件比较困扰农村地区老年人生活的事情，因为农村地区长期依赖柴草做饭烧水，而柴草的收集和搬运并非老年人可以轻松完成，自理具有一定的难度。而随着燃气燃煤技术的普及[⑩]，主要炊事燃料更加趋向于获取自动化、使用简便化，做饭烧水也可达到自理的水平。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2010年）显示，大约65.7%的农村老年人已经很少需要再做砍柴等家务，主要炊事燃料的转型促成了老年人自理能力提升。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老年生活环境的宜居化、生活条件的友好化主要还是依托家庭和社区环境的整体改善，还未形成大规模、专业性的开发和建设行动。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养老服务市场开放将带来为老设施和助老设备产业的繁荣，在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驱动下，新一代老年人的自理水平必然还会继续提升，自理状态预期寿命随之有所延长。在这种背景下，应当着眼于居家养老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保证居家设计能够面向老年人的需求、体现老年人的特点、留足老年人的空间：在卫生间等的设计上要为老年人提供便捷、安全的环境，以便于老年人洗澡和如厕，适当增加老年人行动的辅助设施；推动居家养老与当前的物业管理体系相互衔接，依托现代通讯设备建立健全老年居家紧急呼救系统，并在物业管理中纳入老年紧急呼救的响应服务，从市场着眼更好地发挥物业管理体系在居家养老中的作用。

21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处于快速推进之中，老年人口规模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伴随规模不断膨胀、程度持续加深以及年龄结构日益老化的大趋势，全社会的老年抚养负担越来越重。到21世纪中叶，攀升至近5亿的庞大老年人口规模将使中国社会在养老资金支出和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背景下，大量涌现的失能老年人口则给中国政府提出尽快建成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及配套服务体系的要求。

在把握中国老龄化总体趋势的基础上，要特别关注中国未来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将呈现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新特点，针对这些新特点来设计中国今后的老龄政策并调整中国未来养老事业的战略和策略。第一，快速推进的老龄化进程将在“十三五”期间出现阶段性放缓，这使“十三五”时期成为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期，政府应抓紧在这个机遇期实现全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整体布局，为迎接之后更为迅猛的老龄化之势做好准备。第二，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使得中国老年人的空巢和独居现象日渐普遍，家庭传统的养老照料功能削弱明显，政府应积极推行各类家庭支持类政策，采用多种手段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并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照料和陪伴。第三，未来老年人口的教育水平将持续提升，知识素养和文化观念发生重大改变，接受新事物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明显增强，随着老年人口的知识化和现代化，“智慧养老”理念的实践成为可能。第四，正在步入老年以及未来二十年间即将步入老年的人群在改革发展中实现了以房产为主要内容的财富积累，政府应创造条件促成这些财富向养老资源的有效转化，为“资产养老”方式开辟道路。第五，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民的整体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宜居和友好，这使得老年人能够在生命历程中更容易地实现自理，政府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快面向老年人的老年宜居环境的建设，推动老年人自理状态预期寿命的延长，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老年照料负担。

该论文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征、规律与前景—老龄社会的人口学基础研究”（项目号：）。

作者简介：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陈佳鞠、李龙，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