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作文（精选106篇）

　　在平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里，大家都尝试过写作文吧，写作文是培养人们的观察力、联想力、想象力、思考力和记忆力的重要手段。那么一般作文是怎么写的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垃圾分类作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垃圾分类作文 篇1

　　我的家乡是一个美丽的“泉”城，以前的泉池清澈见底，泉水味道甘甜，如果你到我的家乡，准会让你流连忘返。可是，最近几年家乡的环境遭到了破坏，大家随地吐痰，垃圾随手乱扔。

　　垃圾的危害使空气变得混浊。每天产生的千万吨垃圾中，好多是不能焚烧或腐化的，如塑料袋、玻璃、橡胶等废物。它们成了城市卫生的第一号敌人。

　　以前每到夏天，我家楼下的垃圾箱上，总是苍蝇乱飞。最近，我发现在我家楼下多了四个不同颜色的垃圾箱，它们分别是可回收垃圾箱、不可回收垃圾箱、有害垃圾箱、餐食垃圾箱。我还看到大家都准备了不同的垃圾袋，分别收集废纸、果皮、包装盒等，每天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尽量做到“变废为宝”。

　　环境是大家的，我们应该人人爱护它。让我们一起携手打造美丽的、健康的绿色家园吧！

　　垃圾分类作文 篇2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垃圾分类我能行，绿色生活我先行！”看着小区里新出现的一条条醒目红色横幅，我的记忆不禁穿梭到了几年之前。

　　记得前几年在德国旅游的时候，我在超市里看到一台陌生的机器，它有点像自动取款机，但面板上一个又大又圆又深的孔洞宣告了它另有用途。正巧此时有人来使用，我便好奇地在一边观察。这人拎着个布袋子，里面装了大大小小十几只空塑料瓶。只见他把塑料瓶条形码朝上依次从圆孔放入，瓶子经过扫描后就“扑通、扑通”地被吞了进去。全部放完之后，旁边的屏幕显示出塑料瓶的总数和一个金额，他按下确认键，机器随即“唰”一下吐出一张卡片，他放进口袋就离开了。这机器挺受欢迎，我饶有兴趣地连着看了好几个人进行相同的操作。同时我发现：人们投进机器的塑料瓶都是干干净净的，并没有残余的饮料和水。

　　当地的朋友看我很感兴趣，热情地向我介绍说：这是塑料瓶回收机，每个超市都有这个机器。因为德国每一瓶水的售价都包含了至少0.25欧元的空瓶押金，远远高于饮料本身，所以德国人习惯了把空塑料瓶洗干净后带到超市投入回收机器，凭打印的小票可以在结账时抵扣货款，或者直接换成现金。也有人会把空瓶送到专门的地方，让无家可归者拿去换钱。

　　“无论是谁拿走，最终都会送进回收机器。你知道吗，德国的塑料瓶回收率达到97%呢！”

　　听着他的介绍，语气中有隐隐的自豪，我心里又惊讶又佩服。心里不由得生出强烈的期盼――什么时候在我生活的上海也有这样的回收机器呢？

　　我们对喝瓶装水和瓶装饮料早已习以为常，喝完顺手扔进垃圾桶，渴了再买一瓶，多方便啊！但是，能主动把塑料瓶投进垃圾桶还算好的，有很多塑料瓶被人们图方便随手丢弃在马路边，草坪中，甚至河道里，虽然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此似乎也习以为常了……

　　上海是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很多方面都毫不逊色于发达国家；但在垃圾分类回收这件事上，我们的观念和行动都落后了。好的观念要有好的措施来配合，才能相得益彰，发挥更大作用。

　　“这个洗发水瓶子是什么垃圾啊？是干垃圾还是可回收垃圾？还有这个……”所幸的是，如今上海正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塑料瓶回收机和更多更强大的设备也能在上海看到，而这些机器设备的使用也会帮助我们把垃圾分类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坚信，垃圾分类很快也成为我们的习惯，而那将标注我们这座城市文明的新高度。

　　垃圾分类作文 篇3

　　5月15日，第十届杭州科技活动周开幕式在西湖文化广场隆重举行，这次活动周的主题是：“低碳杭州城市生活因你更美好”。作为杭州网小记者的一员，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

　　一大清早，我就来到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还有井然有序的一排排各个科技部门和科技创新企业的宣传摊位。很多志愿者向过往的行人发放低碳环保宣传单和调查问卷。我也拿到了一张“市民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卡”。而我也觉得，垃圾分类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低碳行为了。那么，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垃圾分类吧。

　　我们先来看一看生活垃圾全部混在一起会带来什么后果吧！由于垃圾未被分类，势必会增加土地填埋量和垃圾焚烧量，占用的土地和焚烧垃圾所释放的有毒气体就越多，这样，对人类的健康和整个生态系统都构成了极大威胁。知道吗？我国每年都有价值上百亿元的资源被白白浪费了！这些资源既不是石油也不是天然气，而是我们每个家庭每天都在产生的生活垃圾。由于我们没有将垃圾进行适当的分类，不仅使那些可利用而没有得到利用的废弃物成为二次污染，而且还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实在是太可惜了！

　　那么究竟该怎样进行垃圾分类呢？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垃圾分类有可燃与不可燃、可回收与有害垃圾之分。我做了一个小调查：我在几张纸片上写上塑料袋、树叶、电池、果皮、报纸、牛奶盒等……让爸爸来分类，看看他对垃圾分类懂多少。遗憾的是，他只答对了两组，看来，普及这方面的知识还得加油啊！再根据对我家小区的观察我发现，居民基本上都是用一个塑料袋装着所有垃圾放在垃圾箱的。垃圾分类这么重要，为什么大家不去做呢？调查后我发现，很多人怕麻烦、环保意识不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街上和社区里垃圾箱一般只有一个，让人们很难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因此我建议，以后杭州所有的生活小区都能摆放出既醒目又便于分类的垃圾箱，就像交通红绿灯一样，时刻提醒大家要做到垃圾分类。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何乐不为呢？

　　低碳生活是一种态度，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好垃圾分类，保护好人类美丽的家园――地球吧！

　　垃圾分类作文 篇4

　　从一件小的事，就可以知道以后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有些国家，在垃圾桶上用中文写着“请把垃圾扔在此”你们知道吗?这些字写给谁看的

　　这些字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这就是中国的国耻!现在我们就要从“捡垃圾”做起，檫作中国的国耻。

　　有些人认为“捡垃圾”只有穷人才做的事，有些认为“捡垃圾”是义工才做的事有些认为“捡垃圾”是一件可耻的事。

　　“捡垃圾”是我们人类非常应该做的事。“捡垃圾”也是一件可以积福的事。我们在家里“捡垃圾”是为自己积福，在大街上“捡垃圾”也是为自己积福，在学校“捡垃圾”也是为自己积福。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远的不说就说说我在家里吧。

　　我在家里整天娇生惯养吃完一样东西就扔一样东西的包装盒在地上，弄的家里垃圾场一样乌烟瘴气经常感冒。从今天开始我要捡干净家里的垃圾以后决不扔垃圾，还要“捡垃圾”。

　　垃圾分类作文 篇5

　　“哎呦!――”一个塑料瓶躺在地上呻吟。

　　“又来了一个新成员。”苹果皮说道。“唉，你们都和我一样，回不了家对吗”(所谓的家是垃圾桶)塑料瓶叹气道，“对啦，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主人，折磨他，让他以后把我们扔回家。”“塑料瓶的主意好是好，但我们早就不认识自己的主人了。”香蕉皮摇摇头。

　　“哎呦!――”一个塑料袋躺了下来。“对啦，可以让塑料袋帮我们，他刚落，主人走不远。而且身子轻，走路不容易让人怀疑。”塑料瓶跟塑料袋说了自己的计划，塑料袋便出发了。

　　塑料袋时而缠在主人的脚上，时而飞到主人身上。主人把他扔走他又回来了，只好把他扔到垃圾桶，塑料袋胜利了。从此，这个人总把垃圾扔到垃圾桶，还告诫别人。

　　现在，天异常的蓝，地异常的绿，路异常的干净。

　　垃圾分类作文 篇6

　　我是一个小小的可回收垃圾桶，我的身上标有循环的箭头，颜色是绿色的。

　　如果在家里，妈妈和爸爸会把一些不用的瓶子，还有其它的废的纸箱扔到我这里，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当废品卖掉，循环利用。不可回收的垃圾桶，上面的箭头不循环，而且颜色是黑色的，说明不可回收垃圾桶里边的东西，是要经过垃圾处理掉的。

　　可是，有些垃圾桶非常的生气。因为有的人，把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扔到了一起，导致可回收的，没有利用起来。还有的人们不自觉，有的人高空抛物，太危险了，一不小心会砸到别人。有的人随手把垃圾扔到马路上，如果是香蕉皮会把人滑倒。还有更让人苦恼的，大海里的游客，随便把垃圾扔到了海里，导致海水污染，许多鱼类，得不到有氧呼吸，活蹦乱跳的鱼类，就这样死去了。

　　垃圾是生活在垃圾桶里的，他们就像好朋友一样，永远形影不离。

　　我希望人们爱戴我这个小小的垃圾桶，让垃圾回家，爱护环境，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垃圾分类作文 篇7

　　由于垃圾分类成为当今社会的大难题，而我们家虽然早已知晓，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带头示范。于是，在吃晚饭前。

　　“老爸老妈，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可以呀”！说完两人便走到餐桌前。“什么游戏啊？”“你猜”。“猜明天早餐吃什么？”老爸一脸惊喜。”“难不成是垃圾分类？”老妈试探地问道。“恭喜老妈猜对了。还有一个游戏规则，等游戏结束，输的人可要送赢的人一样小礼品哦！”老妈在那高兴得手舞足蹈。不过可别高兴得太早，笑到最后才是王者。

　　比赛正式开始了，请问电池属于哪一类垃圾呢？3、2、1！“当然是有害垃圾了！”老爸“热血上线”，飞快地报出了答案。“恭喜你答对了1：0”。下一题：牛奶盒属于哪一类垃圾呢？“Three，two。one”！“当然是厨余垃圾了”！老妈自信满满地回答。很可惜您答错了。正确答案是可回收垃圾。下一题soeasy，废纸属于哪一类垃圾？“肯定是可回收垃圾。”“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恭喜双方都答对了，比分2：1，老爸暂时领先，“请问课本，梨与矿泉水哪一项与其他两项不一样？”“应该是梨”！老妈率先抢答。老爸紧接着说：“我也认为是梨。”您俩都答对了，但是老爸慢一丢丢，所以比分2：2追平。请问卫生纸是属于哪一类垃圾呢，是其他垃圾？还是可回收垃圾？哈哈，是干垃圾，老妈越战越勇。老爸还一脸懵的状态。什么干垃圾，就是厨余垃圾吗。俩人争的面红耳赤，还是我来揭晓答案吧，最后比分是：2比3，老妈获胜！履行刚才的规则，输的人要送小礼物，老爸说要送一个多功能垃圾分类垃圾桶，这样我们全家都可以分类，不再乱丢垃圾了。

　　晚饭后，我们要进入“实战演习”了，我们准备好工具。首先，老妈需要将吃剩的剩菜剩饭装进厨余垃圾袋。只见她转身拿了餐布，大“手”一挥，满桌的厨余垃圾都纷纷进了“宝贝”垃圾袋里。餐桌也变得干净如新，老爸也将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垃圾，如废电池，旧电灯泡等。他迅速地抓起一把，三下五除二，把成“山”的废品，全被垃圾袋吃进了肚子里。当然我也不甘示弱地，将喝完的矿泉水瓶，牛奶盒等装进可回收垃圾袋。看着“满山遍野”的瓶子，我“毫不畏惧”，看我左右开弓，嘿，这些小瓶子就成了我的“手下败将”。

　　这次垃圾分类游戏，让我们家更好地了解垃圾分类，并开始实践垃圾分类，希望我们会越做越好。

　　垃圾分类作文 篇8

　　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这其中，只有少部分的垃圾能够得到填埋，集中焚烧，堆肥等无害化处理，而处理这些需要很多钱。所以大部分的垃圾，往往被简易地堆放或填埋。这不仅使得垃圾堆放地臭气熏天，甚至会污染土壤及宝贵的地下水资源。人类大量地消耗着资源，同时又大量地制造垃圾污染着资源，长此以往，后果必然是资源的枯竭与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办法，使得垃圾可以得到有效的回收利用，垃圾得到更好的处理，甚至一定程度上解决垃圾污染环境的问题呢？

　　答案是肯定的，而方法就是对垃圾进行分类。

　　垃圾分类由分类投放，分类搬运，分类存储三部分组成。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我们很少看到这类的宣传，在学校也很少学到这类的知识。在绝大部分人的家里仍在用一个垃圾桶装着所有门类的垃圾。但反观我们的邻国新加坡，他们在学校食堂的垃圾桶分类都达到了四种之多。新加坡的几乎每一位普通民众都曾经阅读过，每一户普通家庭中都保留着一本垃圾分类手册。有时一个区级的垃圾分类手册就能够达到三十页，内含518项条款。一位旅居新加坡的华人曾笑称“垃圾分类这件事，在新加坡难倒了无数中国人”。这位华人刚到新加坡时，租住在某个小区，那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新加坡人居民区，鲜有外籍人员的身影。当时房产中介就曾经暗示他：“如果你不好好分类垃圾，很容易就能查出是你干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新加坡人能够很好地进行垃圾分类，同样的工作却足以将中国人难倒呢？问题的关键无非是两个字“教育”。新加坡人从小被教育应该对垃圾进行分类，如何分类，所以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久而久之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我以为，依据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中国的垃圾分类教育也应从娃娃抓起。

　　对孩子们进行垃圾分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以我所在的三明实小为例：学校可以每周定期开设有关环境卫生的课程，以垃圾分类手册等为教材，让我们了解垃圾的分类。同时，增加校内的垃圾桶种类，让我们在学校里就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我们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意识去影响我们的朋友，影响我们的长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垃圾分类将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自觉地进行垃圾分类，越来越多的人能意识到：垃圾分类，刻不容缓。

　　垃圾分类作文 篇9

　　垃圾与环境污染是现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每个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我希望通过调查引起同学们对环境污染的关注，使同学们从经济，卫生，健康，伦理文明社会和人的道德修养等多方面认识和分析环境问题，让同学们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的好习惯。

　　在我们农村通向镇内的大路旁，有许多垃圾，这些垃圾都是从镇内运输倒在这里的，主要垃圾是袋子，一次性饭盒，衣服等。等到堆积成小山丘状的时候，在用火焚烧，这样大大污染了环境以及空气，也破坏了人们的身心健康，据我统计，每天到这来的车子不知十辆，每年近十几吨倒在那里，接着用火焚烧，这种不科学的方法大大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由此看来，垃圾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应该形成保护环境是我们的意识，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垃圾分类作文 篇10

　　淡红色的纸巾在母亲的手上留下了一滴滴缨红的汁水，我的双眼渐渐模糊……

　　钢琴考级未过的我把包往床上狠狠一摔，扑在床上，过往训练的辛酸画面在脑中出现。不甘，愤恨，难过……种种情绪让泪水把枕头染湿了大片……

　　母亲见状，去厨房切了西瓜端进来。她知道，吃是让我缓解情绪的最好方法。上海最近正在开展垃圾分类，母亲也细心地拿进来两个垃圾桶。可哭红眼的我此时怎么会有闲心分类呢？无论纸巾或是西瓜皮，我都统统扔进了一个垃圾桶。一边吃，我也一边愤愤地跟母亲抱怨评委的不公和我内心的无限委屈。小小的垃圾桶很快就被西瓜皮和湿透的纸巾填满，我的不满也渐渐消散，而母亲自始至终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听着我的抱怨，看着逐渐被填满的垃圾桶……

　　短暂的休息后，我又要跃入学习的海洋，被作业团团围住。正在和一道数学压轴题做斗争的我却听到房门外

我不期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中国封建社会唯一获得朝廷三代一品封典的王炽，成为滇商中的佼佼者。

作为褚发珍的小儿子，也就是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选择了一条大胆冒险的路：做运输生意。20世纪初期的云南省，处在群山包围中，有着云贵高原历来贫困落后的历史。但是，因为地处边境，这里却有着不同于中国内陆省份的别样商业氛围，茶马古道已经开了云南地区商业贸易的先河。自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世界弱国，与云南相邻的几个东南亚国家也逐步沦为欧洲强国的殖民地。由此之后，云南的军事、经济地位显得尤为不同，云南人对于商业的敏感神经也开始被触动。在19世纪末期，就在距离褚家生活的华宁县不远，云南红河地区（现在的红河州）的弥勒县，出了一位后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商人之一的王炽。王炽从赶马帮贩运货物开始，逐渐钻研出商道，开设了著名的商号“天顺祥”。从天顺祥开始，王炽在财富之路上一帆风顺，代办盐运、经营房地产、广置田产大量收租收息，其积累的钱财数量之巨，堪比清廷国库，被世人称为“钱王”。王炽乃地道云南人，他的出现并非偶然，有时代的因素，也有地域的原因。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在历史上算不上非常特别的年份。年初的2月，被后世称为“云南王”的龙云发动了云南政变；4月，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紧接着武汉的国民政府就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8月，武昌起义爆发；10月，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华夏大地政局不稳，战事频频，可想而知当时百姓的生活是如何不安宁。国际上，BBC（英国广播公司）在这一年成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美国航行家查尔斯·林白驾驶单翼机耗时33小时多独自完成不着陆飞越大西洋……这一年，革命家李大钊被处死，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康有为在山东病逝。有人离世，就有人出世：台湾著名企业家王又曾、泰国国王普密蓬、教皇本笃十六世相继出生在这一年。人的生命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一样，此起彼伏，生生不息。

特别的是，不同于国际通行的标准宽轨，这条铁路的轨道距离仅为1米。这是因为修建之初，法国人考虑到规划的铁路线路正好经过地震断裂带，而且云南山区山多坡度大，地质条件复杂，不适合建成标准轨。已经工业革命经年的法国人调整修建技术，将轨道间距改为1米，并且将线路稍微东移，使之适应云南的地理条件，同时还节省了工程建设费用，所以这条铁路还有一个美妙的别称：米轨。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法国人给当时落后中国上的一堂现代工业科学课，首先得益的，当然就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人。

1940年6月，法国对德国作战失利，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同意德军的盟国日本要求，自1940年6月20日起断绝援华物资通道，即切断滇越铁路中方物资的越南入口。9月，日军彻底占领了越南，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近在咫尺的日军沿滇越铁路进犯云南，下令炸毁了河口的中越铁路大桥，拆除了从蒙自碧色寨站到河口站之间170多公里的铁路线，只保留了碧色寨到昆明之间的线路依然发挥残余的运输力量。不过，战争中已经红了眼的日本军队依然没有停止轰炸。日本人担心滇越铁路剩下的路段依然有军备物资运输，因此开始持续不断地对昆明——碧色寨铁路进行轰炸。仅仅在1940年，日军就先后出动52批次669架次轰炸机轰炸滇越铁路，炸毁铁路沿线站房、水塔、宿舍无数，死伤无数。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就在1942年日本人对滇越铁路的一次轰炸中严重受伤，这次受伤直接导致了一年后他的离世。

特别是大伯家的褚时俊，在褚时健心目中是读书好人也好。堂哥高中毕业时，大约有七八千人参加高中联考，著名的西南联大只在昆明招收两个人，大哥褚时俊就是其中一个中榜者，而且就读的是当时人看来非常高深的机械专业。褚时健每次去大伯家，和堂哥最聊得来。但在内心里，他知道自己和堂哥不一样，堂哥家庭条件不错，可以全身心求学，而自己则要承担起长子的责任。

烤酒过程中发酵是最重要的过程，发酵期间要有37~38摄氏度的温度。苞谷蒸熟以后，把酒曲撒进苞谷，放进发酵箱里。箱子里面温度只要够，一次升温，出的酒就一定多。这个道理也是我慢慢琢磨出来的。刚开始烤酒时，大人也不怎么往细了说，只是让我发酵时要关门。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只回答我说“怕冷风”。我就想：哎哟你还不告诉我，不就是温度的问题吗？关门我肯定学会了，另外每次蒸苞谷时灶里会掉一些炭下来，我不扔它们，用烂铁锅装了，塞到发酵箱下面和边上，这样一来屋子里的温度慢慢就高起来，发酵就有了保证。我记得用了这些方法后，第一、二次出酒率一下就高了15%。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我经常和那些作业长说：你们不要傻做，要学会掌握技术，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了，井冈山的时候驮枪又驮炮，但它什么也评不到，为什么？它不进步嘛！人家求进步的，评大将评上将，你不进步就是不行，格合？（云南话：对不对？）

我希望他们把日子过好一点，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么穷，让人心里难过。江边可耕种的地本来就不多，大部分还在山上，灌溉是个问题。我给了他们70多万，让他们架一条水管，搞一台水泵。听说他们架了20多公里，可能管子还是小了点。现在卫生的水能进厨房了，也能帮到一点灌溉，山上的地不至于说荒就荒了。去年省里要帮村子里搞“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他们的住房问题，省里拨100多万，这个数已经不容易了。但我估算了一下，40多家人，100多万可能搞不美丽，到时就成了拿石灰刷刷外墙就算了。一幢房子，只是穿个衣戴个帽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说还是要把以前的土墙房子拆了，重新建。我靠自己的老面子去省里争取了一下，他们说要重建的话，省里就出300万。民革的人也帮忙，拿了100多万。我个人出个200多万，这下有了600多万。40多户人，一户出8万，差不多就能重砌新的砖房子了。我跟冯主任说了，重新修的房子必须钢混结构，要保证8级地震来了也不垮，不然就不合格，就算不上美丽乡村，我这个钱也就白出了。你看前段时间昭通地震，6.5级的地震，房子噼里啪啦地倒，那叫什么房子？

在富春中学读了一学期后，他就希望到更好的学校去读。那时正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堂哥褚时俊便推荐他转学去了昆明小有名气的中学：龙渊中学。“龙渊，龙凤的龙，深渊的渊。”他说。转学之前，他改了名字：褚时健。这个名字来源于“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他喜欢这句话，而且“健”正好是单立人偏旁，合了褚家取名的规矩。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有6000多人，吴晗、闻一多、费孝通等知名教授也在现场并做了演讲，现场气氛甚为悲壮热烈。如此规模的集会令国民党当局恐慌和恼怒，当演讲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冲锋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进行射击，制造恐怖气氛。到12月1日，冲突升级。这一天，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学校被大批国民党特务及军人包围。手持棍棒的他们见学生、教师便打，有学生集中的地方更是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了西南联大学生潘琰和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老师于再四人，史称“一二·一”四烈士。不少学生还被抓进狱中。“听说很多我熟悉的同学被抓后，被电刑，被搞残废的也有好几个。”多年后褚时健记忆犹新，表情严肃。“四烈士”事件后，昆明爆发大规模的群众、学生示威抗议活动，抗议暴行，支持民主。孔祥熙曾经前往昆明高校进行演讲，褚时健当时和堂哥及同学们都到了现场。孔祥熙没讲几句，即被台下排山倒海的口号“打倒四大家族”弄得狼狈不堪。

褚家三兄弟不仅一直坚持从游击队到边纵队，而且都表现上佳。堂哥褚时仁进入游击队后就做了连队指导员，褚时健则被安排做“排服务员”。很快，连长李国真就提出希望他做连队的指导员。李国真是以前号称“云南王”的前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护卫旅的连长，军队经验丰富，也善于打仗。他在褚时健加入游击队不久就看出了这个小伙子尽管不太爱说话，但心里却非常有主见，训练时射击很准，打起仗来也很用脑子，一看就是个读过书有见识的人。于是他找到褚时健，让他做连队的指导员。褚时健一开始还犹豫：“你不要看我二哥做指导员不错，他比我有文化。再说我还这么年轻，没人听我的。”李连长眼一横：“比你年轻的多的是！我看你比我都有文化！你做好大家思想工作，打仗的事情我来负责。小老弟你放心，我两个一起工作，不会比任何人差。”

减租”是指减少地主向农民收取的地租；“退押”，是地主退还给佃户租种土地所支付的押金。而土地改革则是更进一步的运动，是将地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归于国家。

不过马静芬发现自己在学校过得并不是很开心。本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从部队文工团下来教书，有资历有气质，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很认可她。但是她发现地方单位的风气和部队的作风有很大差异，这里有明显的利益之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马静芬自小在家我行我素，在部队也是很简单的环境，自然不习惯这样的地方。特别是每逢周末，马静芬更感到别扭。周末的时候，学校例行有政治学习，学习结束之后，多数要安排一场舞会，年轻女老师必须出席，任务是教首长们跳舞。这是解放初期许多国家单位的休闲例排节目：教首长跳舞。革命队伍里不少年龄或大或小的领导们，因为长期在战场，没有机会放松自己，自然也就不会跳交际舞。解放后，和平生活到来，各国家单位都贴心地安排周末舞会，让有文艺特长的年轻姑娘教首长们跳舞，还借此促成了不少革命姻缘。

所以当已经不再担任“反右”小组副组长，火线调往玉溪地委7亩冬季稻试验田做负责人的褚时健报上3000斤的亩产量计划时，玉溪地委办公室主任发愁了：“太少了。人家和你一样的试验田，报了1万斤。”褚时健告诉他：“3000斤已经多了。我是种过地的人，我们这里是一季稻，一亩地一年产个八九百斤就算好年景了。我报这3000斤算夸张了，根本做不到。”主任觉得褚时健不开窍：“我们是在搞‘大跃进’运动，是搞试验田，你报个5000斤吧！”

专员让大家发言，结果全体沉默，没人吭气。专员火了：“你们不说我说！褚时健你这个人事科长怎么当的？！专员要饿死了你都不知道！”褚时健坐在椅子上，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如此！他不禁笑了起来，心想：“专员啊，你真是肮脏了。”这一笑，让专员更恼怒，专员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专员批评你，你还敢笑！”褚时健觉得深深失望，党内怎么出了这样的干部？只有私利，没有国家观念。褚时健苦恼极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他后来回忆曼蚌糖厂，说这些经历让他想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让相关各方能够利益平衡，都能从中获利。褚时健认为，做生意不能只想着让自己赚钱，适当让利，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利益平衡也成了日后指导他在经营中做出决策的重要思路。

所以褚时健在工厂里是一个当权派中的边缘派、技术派。那时的企业号称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党支部书记和厂长负责抓革命，褚时健就负责促生产。几年的副厂长经历，大家都知道这个厂有他才能有利润。大家闹文斗武斗，最终都不想把工厂斗垮台，所以还是要靠褚时健来管理工厂。褚时健当时的想法是：你们乱你们的，我抓我的生产。

在那样一个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上下都在闹革命，几乎无人关心生产，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的年代，在这个边疆的小县城里，竟还有一个人意识到“光喊口号没用，生产搞不上去，工人生活搞不上去，企业就是要赚钱，企业不赚钱，国家好不起来”。这是多么难得。当年也许让人如听天书，几十年后看来却心中感动。一个人的天职，不就是尽本分吗？！做企业的人不管利润，不管企业前途，不管职工生活，不如回家卖红薯！/好消息一个接一个。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参加了这场号称高考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考试。新平县参加考试有400多人，只有两人过了分数线，褚映群就是其中一个，她被录取到了云南师大。后来统计，当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人数25万，录取率为4.8%。

在玉溪城中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塔。褚时健曾经见过它本来的颜色：白色。到1958年，为了呼应“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背景，几百年的白塔被涂上紫土，从此改叫红塔。红塔也因此少了历史渊源，多了红色革命色彩。及至后来玉溪卷烟厂壮阔发展，红塔几乎成为烟厂的象征，更鲜少人了解此塔本身的深藏内涵。/褚时健为此找了地委书记胡良恕：“我去烟厂，书记要给我一把尚方宝剑。”胡良恕说：“讲。”褚时健说：“我是一个外派的领导，您也知道玉溪卷烟厂的情况，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派系斗争依然存在。我夹在中间必然很难开展工作，您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您答应我一年内，凡是到地委告状、请愿、上访等闹事的人，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

褚时健选择了和广东人做串换。褚时健拿出出厂价，广东商人则用低于国家调拨价的价格把各种高级辅料串换给玉溪卷烟厂。两边相得益彰，皆大欢喜。褚时健很享受这种做生意的过程，大家都把利益拿捏得刚好，对方足够受益，自己也得利。/工时事件，成为褚时健管理生涯中极少受人微词之处。从这件事，能够感受到在80年代初期，国企改革的一线操作者们带着一腔热情，进行各种大胆尝试，有的甚至头撞改革橡皮门，伤痕累累，但也因为此，为以后的改革闯出了一条大道。

褚时健决心已定，他和李振国算过，一台进口设备，日产量高，有效作业能到80%以上。而且最关键的是，进口设备的梗丝膨胀率高，能降低烟叶消耗，仅一年就能节省出价值380万元的原料。这么一个账面，褚时健当然要买。他问李振国：“老李，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们非买不可？”李振国说：“从设备上说当然要买，我现在担心买来以后原料的问题。”褚时健：“车到山前必有路，原料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我们先把机器买了。”/在朱奎的帮助下，褚时健终于拿到了引进设备的合同书。在设备购买合同确定之后，云南省计委和相关部门迅速把全省各个地区和行业的外汇全部集中起来，2300万美元，全数交给玉溪卷烟厂支配使用。设备购买工作正式启动。

烟草本来在中国没有，直到1575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才进入中国，福建的漳州、莆田成为最早种植烟草的地方。1900年，烤烟在台湾试种成功，紧接着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也引进了烤烟。中国大地上的烟草之花越开越多，但最终气候、土壤都符合烤烟生长的云南，成为全国著名的烟草种植地。/应该说，云南天然适合种植烟叶，应该有生产香烟的大工厂大企业。当褚时健在烟厂工作几年后，逐渐也有了这样的宏愿。从1984年开始逐渐引进了大量国际水平的先进设备后，褚时健的下一步必然就是为这些设备找到匹配的原料。“一口好锅还要有好食材配，不然炒出来的菜还是不好吃。我听说现在好多人都在买日本电饭锅，米不好它也不管用吧？”许多年后回忆起当年，褚时健这么说。

褚时健带着左天觉和琼斯看了几天玉溪地区的烟草种植后，肯定了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昼夜温差大，适合烟叶生长，但是同样存在诸多问题。他们认为当时云南烟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烟叶成熟度不够；第二，肥料结构错误且营养不足；第三，种植密度太大，光照不足。/而且美国农业完全按工业化方法操作，这一点尤其让他感慨。“我终于知道人家农业发达的关键之处了。”中国农业80年代时基本还是传统农耕的方式，土地和从业人员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现代工业的操作根本进不去，观念也很难灌输。这一点发现让褚时健有些小小的兴奋，但也有些惆怅：“我们为什么就不这么做呢？”

玉溪卷烟厂有什么？利税。他向省委承诺了高额利税，作为企业，这几乎就是一份承诺书，一份军令状。除此之外，他还要争取同盟，那就是必须说服有关领导，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他的“三合一”想法。他去找了普朝柱和朱奎，一个是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一个是分管烟草的副省长。应该说，在褚时健带着玉溪卷烟厂狂飙突进的几年，普朝柱和朱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普朝柱作为褚时健的老友，行事作风以稳健著称，不轻易对人对事做判断。他和褚时健之间有足够的默契，褚时健的做法，向他稍做解释，普朝柱很快就能判断出事情的利弊。朱奎则个性大胆而且睿智，他和褚时健在思想高度上有难得的一致性。在当时褚时健申请外汇额度购买设备时，两人就打过多次交道，彼此也算有了解。

收割季节是工厂和辅导员很紧张忙碌的时间段。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时候，有急于售卖烟叶兑换现金的烟农，在每年8月左右就开始动手收割了，但这个时候的烟叶成色不好，等级不高。在成为玉溪卷烟厂的烟田基地后，有辅导员在身边监督，烟农们被要求必须等到9月、10月才能收割。道理很简单：烟叶必须足够成熟才能有醇厚的香味，成为高等级烟叶的可能性才大得多。“我们养烟叶养到什么时候？必须是花全部掉了，再养十天半个月才能开烤。如果不到这个时间，政府会出面责令各乡镇把烤房全部锁起来不准烤。”赵德才记得很清楚。

对烟农的补贴和扶持，于玉溪卷烟厂的财务来说是一件极其难办的事情。这笔不小的支出到底算成本还是利润？国家财税体制当时不认同这种扶持补贴是成本，但如果作为利润支出，这是国有资产，褚时健就会犯大错。所以，如果不厘清这个问题，褚时健个人和玉溪卷烟厂都极有可能在国家税制上摔一个大跟头。褚时健直接找到了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他在北京找了刘仲藜三次，都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没有开口。倒是刘仲藜觉察了，他说：“褚厂长，你找了我三次，总是有什么事吧？”褚时健便把玉溪卷烟厂对于烟草优质优价、补贴扶持烟农的事情说了出来，同时也给刘仲藜说了自己的苦恼。国家的政策红线不能碰，但是从企业角度讲，没有优质原材料，就没有好产品，没有好产品就没有好利润，也就没有好税收。他给刘仲藜算了一笔账：1元的烟农补助，将会带来5元的利税回报。所以，如果财政部灵活处理玉溪卷烟厂对于烟叶基地的补助投入，将其计入税前的成本部分，那么烟厂交给国家的税收增长每年都不会少于10亿元人民币。刘仲藜没有当时回复褚时健，但仅仅几天后，他给了褚时健一份书面文件，同意玉溪卷烟厂将扶持补贴烟农的费用计入税前成本

事实上，到了1988年，红梅、阿诗玛、红塔山已经成为全国畅销的名烟。特别是价位较高的红塔山，被人说，它让中国人抽烟的姿势也优雅起来。1988年，全国13种包括阿诗玛、红塔山、中华、云烟等名烟的价格放开。经过1989年一年的市场涤荡，一些名烟开始滞销，紧接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刮起了降价风。褚时健选择了纹丝不动，他一再对玉溪卷烟厂有点着急的中高层管理干部们说：“你们不要看别人，看自己。我们的产品是上升期，质量过得了关，不愁卖，玉溪卷烟厂还是卖方市场！”/最终还是专家说了话。我国著名的烟草研究科学家、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朱尊权出面邀请美国烟草专家琼斯和华裔科学家左天觉来做鉴定，一锤定音。据说琼斯打开玉溪卷烟厂醇化烟叶的仓库门时，惊呼：“太香了！”经过各种严格检测，琼斯和左天觉以专家身份向国家烟草公司肯定：玉溪卷烟厂的烟叶已经是国际级水平了。

这个争取还是很难的，历来烟草都是由国家按计划调拨到厂里，厂里的生产计划就受制于烟草调拨的数量，质量上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怎么想这个安排也不科学。要把卷烟的质量提上去，烟草种植生产的环节我们就得自己说了算。所以我们向省里争取“三合一”的体制，把烟草公司、烟厂、烟草专卖局合并到一处，三颗章放在一个抽屉里，该盖哪颗盖哪颗。/红塔山香烟1986年左右卖四五块一包，四五年后，就卖到10块、12块了，基本上每年就是一块上下来提价。不过可惜后来红塔山香烟卖得不如以前了。玉溪烟卖400块一条的时候，最受欢迎的红塔山也就120块钱一条。以当时昆明的物价来说，一碗好的米线1块2一碗，一条烟就是100碗米线的钱。到现在，2015年了，昆明米线大概6块一碗了，但红塔山的价格还是10块一包，不升反降了。

比如在烟农补助的问题上，因为一直没搞清楚给烟农的补助属于生产成本还是利润支出，这一块补助一直不敢放开了做。但烟农对于烟叶质量是决定性的因素，必须把他们安抚好，让他们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和过得去的生活条件。我因为这件事到北京找了领导三次，还好，领导很理解，很快帮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同意把烟农的补助归入税前成本。这个政策帮了大忙，让我们得以放手协调对烟农的各种福利政策。1986年当年，我们对烟农的补助就达到了280多万元，后来逐年都是好几倍好几倍地增长。不是我多有说服能力，要感谢领导确实有理解工业发展的能力和心胸，也得益于当时政策的宽松。/如果回忆烟厂的17年，1986年肯定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我们真正抓住了卷烟发展的重点：原料生产。做事抓重点，不然你做得多费力也白做。一根香烟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烟丝的质量。你手里有这个市场上最好的烟丝，不愁没人买你的烟。而且我们把工业的思路放到了农业上，把传统的种烟叶的农民当作工人一样对待，有标准、有要求，也有合理的补助。烟农对我们玉溪卷烟厂有归属感，自然能和我们想到一处。

褚时健和各个车间主任商量了很久，最后的办法是：定员定额。所谓定员定额，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分析计算，制定出来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要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产品。/从1979年到1989年，是褚时健带领玉溪卷烟厂跑步前进、攻城略地的10年。这10年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玉溪卷烟厂在大把大把地挣钱，也在大把大把地花钱。换言之，褚时健是一个极其能赚钱的企业家，也是一个非常能花钱的企业家。这听起来似乎有迹可循，在购买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时，褚时健动用的甚至是贷款，玉溪卷烟厂自身并没有那么多资金；在建立“第一车间”时，动用大量资金改造土地，改善种植环境，给烟农较高的补贴；在职工的待遇方面，褚时健也表现出一贯的“要把职工生活搞好”的态度，玉溪卷烟厂职工的工资一再提升，福利也一步步完善，职工住房年年在修，每年都有学校、医院、文体活动场地进驻烟厂职工的生活区。玉溪卷烟厂俨然已经成为整个玉溪地区乃至云南省的抢手单位。

2002年，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刚刚面世时，褚时健看着新闻，对身边人担忧地说：“怕是以后它的生意难做。”他的理由就是磁悬浮列车的成本太高，花了几十亿的钱，成本高必然导致后面的票价高，不会有太多人去消费。如此一来，国家就要贴着钱运转，时间长了，亏损无法承受，收回成本、赢利就很是问题。“我们搞经济的人会先问一问成本多少。”他说，“不问问成本多少，利润多少，最后市场会把它灭掉。”

儿子褚一斌高中毕业后到昆明理工学院上了大学，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当时炙手可热的玉溪卷烟厂工作，但小伙子年轻气盛，觉得人人都认为自己以后会靠着能干的父亲，所以干脆自作主张去了一家机械厂工作。但是，那几乎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工厂，刚刚大学毕业的褚一斌根本找不到事情做，每天到厂子里混一混也就过去了，日子实在不好过。熬了几个月，他还是觉得到玉溪卷烟厂去比较好，虽然在父母眼皮底下有诸多不自在，但毕竟那是云南最前列的企业，自己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而且国企工厂历来有照顾子女到厂工作的传统，褚一斌在工厂里还有不少一起长大的伙伴。

如果说在1988年之前，褚时健成就了一个企业，而1988年之后，他开始成就一个品牌：红塔山。玉溪卷烟厂生产的品牌有红梅、红塔山、阿诗玛等，其中高档烟是红塔山，中档烟是阿诗玛，低档烟是红梅。实际上，红塔山“师出有名”。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玉溪卷烟厂推出了“红塔山”品牌的香烟，并且在上面印有“送给毛主席”几个字，托人专门送到了中南海。这是一款带着浓厚时代色彩的卷烟。

按照现行的国家香烟生产销售政策，香烟的价格分为调拨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指导价格三种。调拨价是烟草工业企业也就是烟厂卖给烟草公司或者烟草局的价格，相当于一级批发价。批发价指的是烟草公司卖给有香烟经营资格证的商户的价格，然后就是零售价。以红塔山为例，调拨价为每条30元左右，批发价为60元，零售价就到80元。中间的价差很大，因此就有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希望以调拨价格购买。除了正常渠道销售的香烟之外，国家规定每个烟厂可以留出10%的香烟自主销售，称为浮价烟。浮价烟的销售需要出具香烟的预售证和准购证，褚时健才能予以放行。褚时健主要用浮价烟串换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料，当然，也有灵活处理的一部分——不得不预留出上级领导特批的香烟。这个10%的销售空间意味着两方面：一是意味着拿到批条的人拿到了一笔财富；二是意味着褚时健的权力的确很大很管用，他的一张批条就意味着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的财富。

这是一项让人如履薄冰的权力，有能力揣着准运证和准购证出现在褚时健面前的人，按当时的标准，都不“简单”。他们要么手中握有许多进口优质原料，是准备和玉溪卷烟厂进行串换的商人，他们是“富”；要么背后有当权人物撑腰，他们是“贵”。这些非富即贵的人整天围绕在褚时健身边，别人看着风光，褚时健内心却苦不堪言。批还是不批，这是个问题，很多时候还是难解的问题。褚时健性格直接，不太会拒绝人，特别是别人“有求”于自己的时候。来的人手里基本都有合格的两证，但毕竟烟厂的烟有限，批给谁不批给谁？

但领导还是要见的。许多和褚时健共事或相识的人都认为褚时健其实很懂政治，因为他很懂得如何与领导打交道。那时玉溪卷烟厂的每一项特殊政策，都是褚时健去争取，并且大都成功。褚时健自己不认为，对于领导对自己的建议很支持，他的解释是因为自己比较直截了当，而且在领导面前从来不说无用之话。他自己也喜欢这样的属下，自然对领导不会绕弯子，最重要的是他做事都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领导没有拒绝的理由。“大多数领导都是为国家考虑的。”他说。很多人习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褚时健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四川省涪陵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王鸿举就此事拜访了褚时健。褚时健在办公室和王鸿举聊了不到一小时，把烟灭在烟缸里后，痛快说道：“领导你客气了，这种情况我们不帮就不对了，我心里也会不安。你放心，这件事我们办好。”紧接着，玉溪卷烟厂从厂里的创汇储备里拨出了3000万美元资助涪陵卷烟厂，并且表明只需要按国家汇率还钱即可。当时外汇兑换还是双轨制，中间差距颇大。除此以外，褚时健还派人将一部分设备和烟叶送往涪陵卷烟厂，“帮就帮实在点，有了机器和原料，我看几个月生产就上去了”。到1993年，涪陵卷烟厂的年产量近8万箱，收入2亿多元，利税突破了1亿元，成为四川省烟草业的明星企业。涪陵卷烟厂生产的“宏声”牌香烟在卷烟订货会上被评为“阿诗玛风格宏声”，进入了高档烟的行列。

褚时健找来工厂的领导，仔细询问了情况，几天下来，心里已经大致有了数。回到玉溪，褚时健在第一时间就和厂里的领导班子定下帮助延安卷烟厂的具体方案：三台设备低价转让给延安卷烟厂——褚时健本来想送，但这些设备并不属于淘汰物品，涉及国家资产，不能妄自送出；赠送一些烟叶作为延安卷烟厂的原料；派遣几位技术员长驻延安卷烟厂进行技术帮扶。

面对调查组的查问，褚时健解释说：“红塔山已经供不应求，烟厂需要更加强大，如果不抓紧时间进口设备，就会延误商机，丢失大片市场。如此一来，烟厂就会遭受巨大损失，从而影响国家的利税。”褚时健多次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深知他们对利税的重视程度，而玉溪卷烟厂又是纳税大户，因此他经常拿利税说事儿。这种方法也是百试不爽。要知道，玉溪卷烟厂一年几十亿人民币的利税，相当于国内上百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经过这次设备革新，玉溪卷烟厂的生产效率又有了大幅提升，无嘴烟彻底被淘汰。从产量、香烟质量、设备、管理等方面，玉溪卷烟厂已经超越了日本烟草公司，成为亚洲烟草业的领头企业，褚时健也由此被誉为“亚洲烟王”。褚时健向来的观念是：好上加好，乘胜追击。

也是天助褚时健，关键时刻，国务院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朱镕基来玉溪卷烟厂视察。那几年，视察玉溪卷烟厂的领导数不胜数，但常务副总理来，毕竟还不是常事。褚时健当然向朱镕基副总理提出了外汇额度的申请。“你们自己有外汇吗？”朱镕基问。“我们有很多。”“配套有人民币吗？”“也有，我们用不完。”“好。我来协调。”朱镕基常被别人说火气大，褚时健并不这么认为。往往这样的人是做事的人，是有责任心的人。朱镕基还问了一个专业问题：“投这么大资，你有把握增加你的利税吗？”对此，褚时健还真有信心：“总理您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您放心，一年最少能增加30个亿。”30个亿，在那时几乎是半个中等发展省份一年的利税。朱镕基笑起来：“哈，老褚，你不要吹牛啊！”“总理，我们到时一定向您做汇报。如果做不到您唯我是问。”褚时健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很有些感慨：“我很喜欢有这样的领导，他对我严格点，不怕，能激励我们把事情干好。要做事，没有点火气是不行的。”

兜兜转转几个话题后，褚时健终于把话题引到了自己的难题身上。邹家华毕竟是管理工业多年的副总理，一听就明白了褚时健的麻烦所在，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们用自有资金发展，不用国家掏钱，这有什么不让干的？”最后褚时健顺利地让邹家华在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一道险关，又一次闯过。

值得提及的是，仁恒的掌门人是新加坡著名的华人企业家钟声坚。他和褚时健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相识，只不过那时他是众多拿着准购证和准运证，与玉溪卷烟厂进行串换的有着纸厂、铝箔厂等企业的广东企业家。钟声坚经营企业有方，也很有商业理想。他在广东商业成功后移居新加坡，奋斗几年后，在新加坡也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天地。他与褚时健这次合作红塔仁恒纸业，显然有把当年的商业合作继续提升的意思。钟声坚对褚时健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中后期，一次两人在昆明翠湖宾馆见面，褚时健一直兴致勃勃地跟他聊烟草的一些国际厂家，说到哪家的品牌有多少，质量有多好。钟声坚说，那时大家都一心想着如何壮大自己，根本不敢想如何跟国际企业一比高下。但褚时健就说：“玉溪卷烟厂以后应该也能做成这样。”

昆玉高速是从昆明直达曼谷的国际大通道的第一段，全长不到100公里，起点在昆明市官渡区的鸣泉村，终点在玉溪市的高仓，是云南省的第一条六车道高速公路，也是第一条有企业出资控股参与建设的高速公路。这个企业就是红塔集团。1996年，红塔集团与云南省交通厅签订共同出资建设协议，将原来的二级公路建设为高速公路。从玉溪到昆明，当时确实路况很差，经常出车祸。作为云南省第一条由企业出资兴建的公路，红塔集团享有30年的收费权。

最终谈判的结果是成立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红塔集团的提议通过了。在最终的股权比例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云南红塔集团、云南省投资公司、云南省电力公司四家股东分别为5∶3∶1∶1，也就是说红塔集团占有30%的股份。时至今日，红塔集团新的领导班子采取了收缩战略，不断割让股权，现在持股仅为12.6%。但是即便如此，这一项投资每年为红塔集团带来的收益也非常可观。

在华夏银行的网站上，股东介绍页面有这样的内容：“×××，董事，现任红塔集团董事长。”红塔集团也是华夏股份制改造后的第一批股东。华夏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在1995年开始的，也是在这一年，褚时健带领的红塔集团开始涉足金融业。/在对华夏银行的投资成功之后，褚时健又陆续投资了光大银行、交通银行、富滇银行等多家银行企业。按照褚时健的金融布局，他要通过这种参股和控股的方式，逐渐打造一个中国最具实力的金融帝国。/如果褚时健的人生没有出现转折，那么中国制药业中也将有红塔集团的身影，并且很可能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他的继任者虽然没有放弃医药领域，相继控股了云南白药、昆明制药等云南省著名的医药企业，但是尚没有在业内占据优势地位。

1993年12月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到玉溪卷烟厂来视察。视察结束后，临上车时他转身和我握握手说：“老褚，我知道你们做企业有许多不容易的地方，坚持自己做企业的想法，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我听了心里特别感动，胡书记实在体察民意。1993年玉溪卷烟厂已经发展到巅峰时期，当年创利税达到85亿元，差不多是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但是，同时我也面临了许多对我们企业高速发展的非议，什么说法都有。我自己倒也想得开，做事总是要面临各种议论，除非你什么都不做在家躺着。

1994年，中纪委接到举报，检举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的夫人，时任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阎建宏贪污及收受巨额贿赂。中纪委立即派工作组进驻贵州，一查再查，牵出了阎建宏的系列犯罪活动。在系列罪名中，有一条是阎建宏利用自己和丈夫的职权，通过云南烟草系统的领导，在玉溪卷烟厂拿到了1000件红塔山香烟的批条，转手倒卖指标后得到40多万元的分赃款。这一条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关于领导子女亲属利用职权受贿、谋取经济利益的事一直都有人举报，红塔香烟一张批条价值上百万上千万的也早有耳闻。中纪委索性将调查从贵州延伸到云南，直接的目标就是云南烟草系统，中纪委的王德瑛副书记带队到了昆明。1995年初，国家审计局派出工作组进驻玉溪卷烟厂，深度查账。

然后就出了河南林正志的案件。这件事直指褚时健的枕边人：马静芬。最直接的事件是马静芬用烟与河南三门峡烟草公司串换了几盆价格昂贵的五针松盆景。在串换这项经济行为里，有太多所谓的“漏洞”可抓。在没有完善的法规政策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被赦免，一切都可以被提起罪名。玉溪卷烟厂绿化科科长马静芬正好就处在这个政策真空之中。

但任何人都看不出他心情的起伏，他不对任何人讲，也没有什么人敢问他。那个时候那种情况，人与人之间的屏障似乎不可逾越。但如果有家人在身边，也许又会有些不同。但褚时健恰恰没有，儿子褚一斌远在东南亚，听说家里出事，好几次买好机票准备回国，身边的朋友几乎要把他捆绑起来才拦下了他。即便褚时健，这时也不同意儿子回来，伤痛，不敢再有第二次。孙女褚楚和妈妈生活在广州，褚时健每次到广东出差都会去看看小孙女，但现在也有心无力了。最让他难过的是圆圆，在亲戚家暂住的外孙女已经10岁。家里的一切，其实她都懂了吧？

其实中纪委已经对褚时健下了限制令，不允许他离开云南，特别是境外和港澳。但大家都对河口没有想太多，云南本身就是边境省份，去境外且当天来回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赶一次集，来来去去早就习惯了。褚时健其实是有足够政治理解力的人，但也许所有的敏感都放在了商业上，他却生性对政治不敏感，所以想到以前去过的河口老街，安静中有一份活力，他就想到那里去走走。

“59现象”引发了大规模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国企领导的待遇问题上。体现在褚时健身上则非常典型：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工作17年，领到的工资不到80万元，平均每年仅为4.7万元。国企领导的天职是为国有资产增值，为国家赚取财富利润。但是，作为“公家人”的同时，国企领导当然又是“个体人”。他们处于财富的中心，又处于不可调和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矛盾中心。过渡时期，褚时健的错误不可谓没有争议。

开完庭后，马军提出了一个特赦申请，他希望趁即将到来的1999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赦免70岁以上高龄罪犯。

他的确是个特殊的罪犯，第二监狱因为他显得很是热闹，几乎天天都有好几拨人申请来看望他，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老朋友们更是三天两头都有人来，邱建康、任新民还有司机张启学和小丁，都是隔一阵子就会到监狱看望他。当年在业务上有往来的商人们也来探望，走时还悄悄留点钱给他，褚时健也没在意，随手就把钱放在了图书室的书架上。后来他离开监狱时，把书架上的那些钱拢过来数了数，竟然将近100万。联想到他的罪名，此情状颇有些讽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营街在任新民的带领下，已经成为富裕安定的“云南第一村”，而这，都来源于褚时健时期玉溪卷烟厂的扶持。任新民觉得邀请褚时健到大营街度过人生晚年，是对褚时健最好的回报。

马静芬回到玉溪后，在任新民帮助下，曾经承包了大营街的20亩地种植百合花。这是她擅长的事情，而且云南气候适合种花，百合花长得很是不错。到花开的时候，她就请人拉上成捆的鲜花到昆明附近著名的斗南花卉市场去卖。种花赚不到什么大钱，只有小小的利润，但马静芬倒也很知足，因为总有点事情忙，不至于每天想东想西。就这么做了一两年，褚时健回到玉溪后，觉得种花不痛不痒地做着意思也不大，就把地退了。褚时健又想着是不是可以去卖卖米线，但很快也打消了念头。玉溪街上一个卖米线的摊档，一碗1元钱的利润，一天大概能卖上千碗，天天出工的情况下一个月平均能挣3万元。但卖米线耗费的精力太多，褚时健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而且米线摊搞连锁不容易，很难标准化。这显然不是褚时健要做的事。

可是,毕竟是多年不在一起的兄弟俩，血缘关系也挽救不了做事的不默契。褚时健很快就发现弟弟褚时佐经营果园的做法和自己很不相同，而且是自己不能容忍的那一种。比如没有财务预算，比如给帮工的农户发工资完全没有标准。褚时健按一人一天15元把钱款拨给了褚时佐，但很多农户每人每天只拿到8.3元，以至于农户纷纷撒手不干了。“不能这么搞，你怎么能没个规章制度呢？”“不用，我几十年来都是这么搞的，也没出事。”这样协调了大半年，无果。为避免以后更多的冲突，兄弟只能分开。褚时健做主，将1500亩地，不管有没有投资，一家一半平分，褚时佐还把褚时健在狱中为冰糖橙取的品牌名“高原王子”一并带走。2002年10月，两兄弟分割清楚，正式掉头各自经营。

为保证水源，褚时健还就近从棉花河引了一条水管到果园。他最精明之处在于，把引水管沿途经过的较大一点的鱼塘，也扫荡般全部承包下来，原因很明显：把鱼塘变为蓄水池，在丰水期引水进来将鱼塘灌满。——只有极大量的储水，果园的浇灌才能得到保证。云南有一个令种植户尴尬的季节：旱季。每年春节过后的三四月份是云南的干旱时节，雨水少，日照强，河流水量低。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储备的水供应上，果树的生长就会大打折扣。

第一年，靠着以前留下的几千棵果树，收入了400多吨冰糖橙。怎么卖？老两口一下有点犯难，去摆摊？去找水果贩子？褚时健和马静芬叫上公司的人，准备制订一下销售计划。任新民听说了，急了。“你们两个咋个卖？我全买了！”每年年底大营街村委会都要给村民们安排各种生活福利，2003年的福利之一就是：褚大爹的橙子。

头两年老果树产出的几百吨收成，任新民和红塔集团以及邱建康的红河卷烟厂负责消化了大部分，剩下的小部分褚时健让人推销到了玉溪和昆明的一些水果摊上。因为量不大，销售起来倒没有什么难度，不过褚时健还是从零售商那里收集到了一些关于果子的评价。/2006年，金泰果品公司的冰糖橙因为口感不错，在昆明和玉溪的零售店开始受到欢迎。到2007年，果园的冰糖橙总产量超过了2006年的1000吨。除了邱建康、任新民和其他烟厂依然团购走了一大部分橙，剩下的橙几天之内就被昆明和玉溪的批发商买走。到2007年，褚时健已经把借的钱全部还清。“褚大爹，你其实可以迟几年还。”借出钱的人都说。“有嘛，就还上，以后好再借。”褚时健拉着家常说。财务状况改变了，马静芬却开始担心。她有一天突然问褚时健：“如果以后有钱了，怎么办？”褚时健笑了：“有钱了还不好办？”马静芬想了几天，告诉褚时健：“我是学佛的，有钱了要去做善事。”褚时健点点头：“当然。我有分寸。”

就在去上海治病的几个月前，褚时健还被马静芬狠狠抱怨了一通。那是邱建康邀请褚时健和马静芬去红河州的弥勒，也就是邱建康任职的红河卷烟厂所在地去休息两天。褚时健对红河的美食很感兴趣，他在口味上嗜辣，所以邱建康安排的辣菜比较多，褚时健吃得很开心。但马静芬那段时间正好对辣味并不感兴趣，所以吃得很少，但褚时健丝毫没有注意。回玉溪的车上，褚时健兴致勃勃地跟马静芬感慨红河的辣椒的确美味，马静芬终于忍不住，有些生气了：“你难道都没注意我没怎么吃？你还这么高兴。我看你到现在还是不关心我。”褚时健愣住了：“哪里有吗？”

褚时健总在有意无意影响着李亚鑫和圆圆，有时和他们一起出门吃饭，米线店、包子铺……在小店里他总要和这两个小辈算上一笔账，看看小店挣不挣钱。圆圆和李亚鑫曾经想做电影院的投资，因为在加拿大习惯了去电影院看大屏幕电影，回到玉溪后发现不仅玉溪，连昆明都还没有IMAX（巨幕电影），两人就想在玉溪也搞一家电影院。褚时健一点不排斥他们的想法，相反搬了椅子和两个人一起坐到桌子边，在纸上把电影院的客流量、一张电影票的分成、电费、人工、装修、五年的折旧，林林总总全部算了一遍。最后三人得出结论，在玉溪建一间电影院是完全能挣钱的，褚时健也愿意拿出钱来投资。但最后还是李亚鑫和圆圆自己放弃了，因为想来想去，两个人回来是为了帮助外公外婆的种橙事业，做其他事情的话势必就分心了。

工业化管理，精细化操作，让褚时健的果园与同行的距离越拉越大。经过七八年对果树的精心管理和培育，褚橙基地的冰糖橙成就了独特的口味：清甜、化渣、易剥皮，外观圆润，平均个头比一般冰糖橙要大。最早果园基地购买的2号冰糖橙果苗在华宁或在原产地湖南结的果，与褚橙差别甚大。褚橙已经具有了独一无二的识别性。

农户的开心主要在于收入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褚时健说：“农民不太懂条文契约精神，但是他们有坚定的感情契约。”早在玉溪卷烟厂期间，褚时健就不遗余力地对种植烟叶的烟农给予各种补助。他的道理很直接：把利益共享问题解决了，农户比自己都要对工作负责。

褚时健对农户开始采取另一种薪酬制度：每人每月按时会领到2000元的借发工资，到年底果子收获后，按农户交出的橙子总量、橙子的等级两个标准算出收入总量，把借发工资刨除后，剩下的发给农户。

另外，在丽江金沙江边的永胜，1500亩的甘蔗林也在2012年被改造成种植冰糖橙。/褚时健为什么不尽量争取平原地带的地？以他在云南多年的影响和人脉，其实不难，但他有自己的理由：“算了。云南山地多，农民们难得有块平地种粮食，粮食比水果重要，我们还是多开发点山地出来。我们费点力，但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就像当年有人质疑玉溪烟厂的辉煌是因为国家专卖政策一样，也有人认为褚橙如今在市场上如此受热捧是因为褚时健的个人故事和人脉所致

也许贡献还不止于此。在褚时健打造褚橙之前，中国的水果种植基本还是传统的散户种植模式，自然经济的痕迹比较浓重，而褚橙树立了当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下农业规模化的可能，即便是在现行条件下只能小型规模化。/褚时健从1963年进入企业，在企业经营者这个角色上停留了几乎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是中国社会最变幻莫测的半个世纪。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各种经济模式、各种商业形态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但褚时健自岿然不动，初衷不改，姿势不变。他俯下身，从土地里寻找财富和希望；他永远把自己置身生产第一线，产品质量是他一辈子都穷究的事情。他始终执着于传统中国人的精神：认真做事、注重生产、有劳有得。这些看似简单朴素的精神实质让褚时健超越了时代的变迁——他在任何时代都取得了企业经营的成功。作为企业家的褚时健，战胜了时代。

我曾经也考虑过引进职业经理人到我们这里，但后来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中国没有很好的职业经理人的生存土壤，一个职业经理人如果股份低甚至没有股份，他的积极性不够。如果我扩大他的股份，他受到的攻击就会很大，同样也干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