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 赵磊

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从愿景到规划再到实践的发展历程，不仅为加强全球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新平台，而且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新机遇。在这一过程中，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状态的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变，实现了对外开放发展的新突破。其中，处于“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位的新疆已经在陆路运输和国际航空港建设等领域独树一帜，其政策效应与发展效果尤为突出。但是，民族地区发展受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及历史因素等制约，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而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则在于积极整合区域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内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致力于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建设，构筑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发展战略。

　　自2012年以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这对中国的海洋战略构成了一定压力，在此背景下，重视西向战略，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能够有效地进行战略缓冲，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而且能够创造战略机遇，促进地区发展。在此过程中，毗邻中西南亚八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沿边自治区，独特的区域位置决定了新疆必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通道以及核心区。

　　一、“一带一路”的逻辑：“节点—网格”秩序

　　是否有成熟的理论可以概括“一带一路”的学理基础或逻辑，或者说“一带一路”的自身逻辑是否超越了以往的相关理论？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既需要逻辑也需要原理论。从内涵来看，“一带一路”是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超越。世界体系理论的逻辑是“中心—边缘”秩序，而“一带一路”的逻辑是“互利共赢”，即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为节点，节点之间形成网格，每一个国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国家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详见下表）。

　　在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而且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land-locked country)，如东南亚的老挝、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东欧的捷克等。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等使这些“内锁国”可以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land-linked country)，实现了陆海统筹，由此共享全球化的红利与福祉。

　　虽然有人认为中欧班列运量有限，纯粹是“形象工程”，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意义重大。截至2018年10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超过1.1万列，开行中欧班列的地方城市达到45座，目的地包括欧洲15个国家、亚洲11个国家，运送货物92万TEU(标准箱)。虽然中欧班列尚未达到海运的规模，但从国际关系层面和从全球公共产品层面来看，其对地缘政治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使途经的国家能够同时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实现真正的开放与全球化。波兰前总理瓦尔德马·帕夫拉克（Waldemar Pawlak）认为，中东欧16国是位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潜力巨大的地区，“一带一路”有效促进了欧洲与亚洲的贸易。他说，原来这些国家靠海运，但时间漫长，中欧班列的开通对中东欧国家特别是不靠近海洋的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欧亚一体化（Eurasia）这个概念原来离中东欧国家很远，现在感觉很近了。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把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看作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个岛，并称之为“世界岛”，把欧亚大陆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心脏地带乃兵家必争之地，是“供血”最不足的地方。而中欧班列大多数经过这一地带，这些班列如同欧亚大陆的“动脉”以及“毛细血管”，使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家之间的活力逐步增强。

　　“一带一路”倡导新型的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在政治上，“一带一路”强调“互利共赢”，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的原则，不追求霸权地位。在文化上，“一带一路”价值观强调“通”，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即承认差异，不是要改造对方，而是要在个体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集体的文明互鉴，并据此构建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总之，“一带一路”不能只是政策分析或政策解读，而是要有“原理论”阐述；不能总是讲“一带一路”不是什么，而是要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即它的具体内涵以及衡量指标究竟是什么。本文认为，“一带一路”的逻辑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三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每一个层次都各有主体侧重、衡量指标以及理论基础（详见下图）。

　　二、我国民族地区把握“一带一路”机遇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逐步由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迈进。坚持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当前，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发展实现了新突破，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以全面开放新格局为目标，以实现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为路径，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切实推动民族地区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一）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模式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至今，在沿边开放政策的带动下，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我国同苏联开始恢复经贸往来至1999年止，以新疆口岸重新开放为标志。这一时期国家陆续颁布了促进沿边地区开放而制定的政策法规，广西、云南、内蒙古等数个边境省（区）的口岸得到开放，西部沿边地区对外贸易稳步发展，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拉开序幕。

　　第二阶段起始于2000年持续至2012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相继开展了西部大开发和富民兴边战略，涉及了民族地区所有省（区、市），国家出台了诸多专业性优惠政策，使得对外开放进程逐步加快，地区开放水平显著提升。

　　第三阶段从2013年起至今。在这一阶段，我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地区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朝着高层次、多途径、宽领域的方向迈进。经过40年的探索奋进，民族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对外开放路径与模式。

　　1.沿边沿海的民族地区，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地缘优势，打造交通枢纽、文化科教和商贸物流中心，建立面向国外的贸易和交往平台，形成了经济辐射中心，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广西以推动区域联动发展为主轴，构建了中越“两廊一圈”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融入了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加快了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东盟国家的近50个港口建立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从而打通了面向东盟的交往通道。云南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对外开放模式注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联通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促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通过举办中国—南亚博览会，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对内开放则主动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新疆以打造对外开放核心区为目标，在陆路运输和国际航空港建设领域独树一帜，积极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举办中国—亚欧博览会，深化与周边国家科教文卫和旅游、人文领域的合作。内蒙古以雁阵模式搭建对外开放架构，着重发展农牧业及其衍生产业，着力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推动铁路运输和口岸、开放试验区建设，借助中蒙博览会平台，深化对外贸易发展。西藏以强化口岸联通引领对外开放，推进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着重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合作，借助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平台推动农牧、旅游、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由此可见，边疆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抢抓机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2.深居内陆的少数民族省（区、市），凭借自身突出的优势资源，构建战略通道，打造枢纽省（区），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促进内陆地区的对外交往与经济发展。宁夏以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为目标，凭借突出的人文优势资源，以中阿博览会为机制平台，促进了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建设面向南亚、中亚、西亚的物流运输通道和商贸物流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青海形成了以生态环保为基调的对外开放模式，紧抓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机遇，融入国家自贸区战略，打造特色轻工、新能源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以青洽会等对外开放新平台促进重大经贸文体活动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贵州形成了产业链条的对外开放模式，依托西南陆路交通枢纽区位优势，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平台，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区域合作，融入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扩大酒博会等品牌国际影响力，围绕先进制造业、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等产业链实施对外开放。

　　（二）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凭借区域内资源优势，已步入稳定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与东部省（区、市）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较大差距。正确认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是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当地民众幸福感的重要条件。

　　1.缺乏结构合理的产业支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产业布局不合理。地区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民族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例如，2017年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广西14.25%、云南13.98%、贵州14.92%、新疆15.49%、内蒙古10.23%、宁夏7.56%、青海9.02%、西藏9.37%；东部沿海部分省（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上海0.33%、江苏4.75%、浙江3.90%、广东4.22%、福建7.56%。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远高于东部沿海省（区）。其二，民族地区基本无现代产业基础。由于民族地区缺乏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发展，导致地区产业发育程度不高，对外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来自内陆地区，沿边靠海的少数民族省（区）虽起到了较好的桥梁通道作用，但远未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聚集群，难以有效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传统的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低价格消费品而获取矿产能源的贸易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其三，经济产业模式较为单一。目前，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大多集中在“通道经济”层面，能源经济也成为一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主打口岸经济、中欧班列等经济项目，但仍然无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基础。

　　2.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层次较低。1983年以来，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进速度惊人，但与东部沿海省（区）相比，差距依旧明显。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而我国民族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较低，如广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904.76元、云南为18348.34元、内蒙古为26212.23元、新疆为19975.10元、青海为19001.02元、贵州为16703.65元、宁夏为20561.66元、西藏为15457.30元。上述数据显示，除内蒙古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民族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居民购买力和富裕程度与东部地区相比，均呈现落后之势，这从侧面反映出其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另外，由于一些民族地区周边国家大多属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相对狭窄，产品需求层次也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我国民族地区出口产品以低端和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也主要以矿产和能源等初级产品为主，致使对外开放层次较低。

　　3.高精尖人才依然匮乏。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信息闭塞不畅，使得民族地区居民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商品经济和市场意识长期落后东部沿海省（市、区）。加之，自身教育基础落后，人才培养难度较大，难以满足对外开放和经济交往对复合型高端人才的需求，直接制约和阻碍了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

　　4.依赖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惯性较强。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拥有较中部和东部地区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对外开放肩负着更多的任务要求，既要促进民族团结和区域协调发展，又要实现稳固边防和睦邻友好。对象国和对象区域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成为民族地区实施对外开放的前提和保障之一。这种“依赖惯性”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省（区、市）对外开放的基础较为脆弱，该类型开放易受对象国和对象区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战略影响，从而制约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建议

　　1.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全球产业链加速转移的背景下，我国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强烈。由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基础特殊，其产业发展不仅是简单的通道经济、能源经济以及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而且是注重发展培育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开放特区深圳为例，其作为“试验田”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经历了从简单商品贸易、外向型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三个发展阶段的升级，到现在重点明确文化产业成为第四大支柱产业的新定位，其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工业企业与生产型服务业企业相互助益。深圳既有国内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通讯巨头——华为，也有优质的金融服务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还有快递行业领头羊——顺丰。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对外开放建设展现出生力军特点，国有企业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推动力量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同时，多业态相互融合、彼此成就的“深圳模式”，为民族地区外向型企业发展提供了借鉴。

　　2.在文旅产业领域“做文章”“下功夫”。这是世界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普遍模式。比如意大利，近年来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为当地第三产业带来了持续的增长动力。有数据显示，意大利旅游业产值占国家GDP的近12%，为12.8%的意大利人提供了工作岗位。2017年意大利时尚产业、奢侈品产业产生的附加值达242亿欧元，占意大利制造业总附加值的10%，从业总人数达50万人，约占到意大利总就业人口的15.5%；2017年意大利时尚系统的贸易顺差高达200亿欧元。由此可见，以文旅产业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我国民族地区有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资源，但是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品牌化与国际化程度不够，导致我们有功夫、有熊猫，但没有“功夫熊猫”。因此，要深度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做到精耕细作、精准供给，改变以往的大杂烩式的打包供给；要通过品牌性论坛以及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真正孵化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艺术大家和艺术产品；同时，集中创建有市场前景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形成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助力产业结构优化的独特模式。能源资源越用越少，文化资源越用越多。民族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逐步走出一条以市场运作为主，以全面开放倒逼改革、带动创新，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3.抢抓“一带一路”为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其一，因地制宜制定民族区域发展规划，突显平台作用。选择与区域实际相适应的开放模式和路径，对于提高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至关重要。2015年国家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了新疆、宁夏、内蒙古、云南、广西等省（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为其初步指明了发展方向，明确提出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迄今为止，中国—东盟博览会共举办了200多场会议论坛，促成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合作，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合作机制，为各领域的信息交流和工作衔接提供了广阔平台，促进了双方更深入的沟通交流与互惠合作，真正实现了“10+1大于11”。中国—亚欧博览会已经举办五届，先后有30位中外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及1100余位中外部长级嘉宾出席，遍布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政治、外交、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高层论坛和专题活动50余场次，共集中签约内联项目总金额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对外经贸成交总额近300亿美元。中阿博览会举办了五届，共有29位中外政要，336位中外部长级官员，140位外国驻华使节，8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139家大型商协会，6500多家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代表以及4.7万多名参展商、采购商参会参展，为推动中阿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展会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的品牌性项目，是实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其二，合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配套的相关要素，展现联动作用。高铁经济、中欧班列、文化产业等诸多要素，有可能将以往所谓改革开放的末梢升级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前沿。由于建设资源的有限性，我国民族各省（区）在制定实施政策过程中还应加强沟通，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其三，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定位发挥带动作用。判断 “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区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该地区是否存在“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否具备“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基础条件。企业发展关乎民族地区的税收状况，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更是有效促进民族工作持续推进的支撑点。如果民族地区缺少优质企业，不仅不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必然影响民族的团结进步。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企业分布呈现出国有企业占比多、民营企业占比少、“世界500强企业”寥寥无几的现状，企业建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4.推动精准扶贫做实走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战略，致力于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但西部地区依然有近1100万少数民族群众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主要集中在新疆、云南、贵州等省（区）。在当前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仍在法律制度供给、管理体制、识别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影响了扶贫的效果，延缓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很多民族地区的干部认为，民族地区的关键任务不是开放，甚至认为开放会“引火烧身”。有一次笔者去西部开会，主题是“一带一路”。当地一位干部说，本省的核心任务是精准扶贫，不是参与“一带一路”。可见，这一思想不是一个缩影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它不仅不会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反而会限制脱贫进程。

　　5.探索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其一，加强整体规划，专门出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人才规划或纲要，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涉及的人才进行科学分类梳理，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其二，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型人才，分级建立省市县等人才数据库，为对外开放人才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其三，促进东部地区为民族地区提供人才支持，建立由省（市、区）一把手挂帅的省级决策咨询机构，汇聚八方英才，为民族地区科学决策提供“金点子”，发挥“最强大脑”效应；其四，重视海外华人华侨资源优势，引导更多华人华侨专业人士到民族地区发展和创业。在政策给予倾斜，鼓励华人华侨在民族地区开展科技合作交流、技术指导等活动，支持其选聘为相关行业顾问，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6.加强对全球民族事务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视域下的区域协同开放，与全球民族事务发展演变息息相关。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对外开放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为保障我国民族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尊重，既要促进社会公正，又要消除国际合作对民族事务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强化对民族事务的学术研究，加强民族事务的智库建设，从而在国际民族事务上发挥建设性影响，提升在世界民族事务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学术贡献。

　　三、政府是主导，企业是主体，建设国际化核心企业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了一个清晰的概括——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实现强起来，没有像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强起来的。就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而言，“补短板”主要有两组内容、六大关键词：一组是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另一组是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

　　（一）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过去十几年，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取得很多成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国际市场走出去容易，走进去、走上去难。目前，国内企业“走出去”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在海外拿项目、卖产品或置换能源，给国际社会的印象是“中国人来了，中国人走了，中国人又来了，中国人又走了”，很多反应是物理反应而不是化学反应，没有产生共振。所以，企业更多需要思考如何在标准、资质、知识产权等“软联通”方面发力，即“走进去”，以及如何在文化、理念、价值、管理经验等方面实现全球共振，即“走上去”。

　　中国企业国际化布局有三个阶段——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第一阶段，中国企业“抱团取暖”，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借船出海”。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但短板是中国企业还是“扎堆”存在，本土化程度不高，与驻在国的融入不够。第二阶段，中国企业“由点及面”，通过绿地投资解决技术、资质、知识产权、标准等“软联通”问题。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中国企业“走进去”的问题，要在关键技术、关键原材料、关键工艺等领域发力。第三阶段，中国企业要提升软实力，在文化、理念、价值观等无形的领域发力，通过价值共振，增强“一带一路”的“通心能力”。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中国企业“走上去”的问题，中国企业不仅要关注靓丽的销售数据，也要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以及“一带一路”的欣赏与认同。

　　在这个问题上，本文以新疆地区为例给予讨论。当前，新疆的企业发展就面临着转型升级，笔者对此提出四点具体建议。

　　第一，摆脱“汗水经济”“飞地经济”“通道经济”“能源经济”模式，走向智慧经济、品牌经济。应鼓励新疆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如江苏无锡红豆集团在柬埔寨建立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浙江华立集团在泰国建立的罗勇工业园区等可供新疆企业学习借鉴。但总体而言，境外经贸合作区所实现的物理反应多，化学反应少。笔者在埃塞俄比亚、越南、柬埔寨等境外经贸合作区调研时发现，诸多园区的入园企业多以劳动力密集企业为主，主要业务是为欧美名牌企业做代工，其社会贡献主要是为当地居民解决就业，但中国企业自身发展基本上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汗水经济”。因此，要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基点，由点及面，增强绿地投资比重，走智慧经济、品牌经济的路子，要真正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

　　第二，要建立多元主体开发模式。目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进行境外园区开发的还比较少，要鼓励驻在国或第三国企业以入资入股的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要增强各方的经济粘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特别是要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合作，积极吸引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企业入园。意大利的普拉托，可以说是没有围墙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此种模式值得持续关注与研究。普拉托常住人口为19万，其中3万多是移民（记录在案），而移民中近2万是华人。华人的努力加上意大利人的时尚创意使这一小城成为欧洲最大的纺织与服装中心。华人企业对该地区的GDP贡献达14%，这里原来多是面料企业，现在生产服装，华人把这里的产业链拉长了，使得各方的经济粘性也增强了。

　　第三，增强中国企业文化软实力，切实提升“软联通”能力。中国企业比较擅长做通路、通电、通水、通气等“硬联通”项目，为了能够在国外地区获得持续性发展，中国企业既要通商脉，也要通文脉。为此，要建立“一带一路”企业以及项目的动态评估机制，通过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随时为企业发展把脉，及时调配资源、解决问题。要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地项目进行科学引导。目前，加工业、轻工业或制造业类型的合作基本饱和，要根据相关国家的实际需要，尽快打造现代农业、文化产业等类型的“一带一路”合作，并为企业提供系统的培训服务与战略咨询服务。中资企业的特点是建设能力长于运营能力，为弥补这一短板，园区建设要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第四，避免“简单重复”，尽早打造旗舰项目。新疆的传统思维惯性是面向中亚五国开放，但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有需求导向式发展思路，要在东南亚、中东欧甚至非洲、拉美发力，只要有需求，新疆企业都可以精准对接。要鼓励新疆企业带动西北五省企业的集群式发展，但要避免“简单重复”，避免企业之间相互懈力，要形成合力。故此，建议在全球重点区域、重点国家，打造一两个旗舰项目，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总之，“一带一路”不缺产品，缺精品，要精准定位、循序渐进，“点穴式”地解决中国企业特别是新疆企业国际化布局的关键问题。

　　（二）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

　　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以及科技的跨越式进步，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企业的产品可以是实质的，也可以是抽象的，但发展的关键是产品必须具有品牌价值，这是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基础。1954年，美国的《财富》杂志第一次对“世界500强企业”作了排行，中国内地没有一家企业上榜，直到1989年，中国银行才首次入榜。1995年，中国内地也只有3家企业上榜，而日本当年就达到了149家。2015年，中国企业首次“破百”，有106家入围“世界500强企业”。可以说中国只用了20年走了其他国家一个世纪该走的路。之后，中国企业以每年5家递增的速度进入“500强榜”，2016年110家、2017年115家、2018年120家。从2015年开始，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能够做到超过100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不过从结构上看，入榜的中国民营企业相对较少。例如，2017年，在中国的115家“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民营企业只有20家，民营企业的生力军作用体现不足。另外一个特点是，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很难，但掉榜很快，有些上榜企业仅一年就掉榜，如安邦、华信能源等。

　　另一个世界级的榜单是“品牌价值100强”，该榜单看的是企业的软实力，就是企业文化、企业品牌、企业品牌价值。2018年，《福布斯》杂志公布了“品牌价值100强”排行榜，美国苹果排名第一，中国只有1家企业上榜，就是华为。120家中国企业能够进入“世界500强”，但是只有1家中国企业能够进入“品牌价值100强”，这就是“大而不强”的问题，即规模很大，但是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实现了富起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汗水经济”。当前，中国很多企业依然在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可以高效利用中国的“劳动力”红利，但是“汗水经济”决定了其附加值不高。

　　在中国，任何一个行业的企业数量都是海量，但是企业背后有没有品牌、品牌背后有没有品牌价值，这是中国企业一定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企业有品牌、有品牌价值的时候，才会有相对较高的附加值。当前，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臃肿”“虚胖”“体弱”的问题也相当突出。怎么实现“强起来”？答案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五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六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其中，全面开放新格局就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与企业品牌建设。一方面，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消费者不仅在消费产品、服务，也在品味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由于每个企业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因而要发挥错位竞争优势。基于此，民族地区的企业应借参与“一带一路”的机遇，积极开发区域文化资源、民族资源，实现从功能定位走向人文定位，实现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

　　2015年11月，笔者在日本调研时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最初是城市在成就企业，但最终还是企业成就城市。虽然日本知名的城市没有几个，但这些城市都拥有世界知名企业，如三菱、索尼、本田、富士通等，正是这些品牌化、国际化的企业支撑了城市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相比之下，中国虽然有华为、中兴、海尔、海信等知名企业，实现了产业化、品牌化，但国际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晋江作为县级市在企业发展方面成就卓越，众多知名品牌的企业汇集于此，但这些企业的品牌价值不高，依然是“汗水经济”的经营模式，这与民族地区的企业经营模式十分相像。对于新疆等民族地区而言，其企业经营模式、成熟程度较东部地区依然落后，有企业实现了走出去，但很少有企业做到走进去、走上去；有产业规模，但缺乏品牌化，国际化程度不够。

　　评价一家企业是否实现了国际化，主要看海外营收占比、海外员工占比这两个指标是否超过了30%。笔者通过考察美、欧、日、韩的“世界500强企业”发现，其海外营收占比分别为40%、80%，韩、日为60%～70%。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海外营收占比基本是个位数，而民族地区企业在这一指标上整体低于东部地区企业。因此，中国企业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企业应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品牌化建设、提升国际化水平，使企业真正强起来。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核心区定位已经使新疆获得巨大收益，除了可以孵化本地企业外，也开始吸附优秀外来企业，如特变电工、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野马集团、新疆华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金风科技等。2016年底，太平洋建设正式注册落户新疆，完成了挺进大西北的重大战略转移，成为第一家总部设在新疆的“世界500强企业”。迁址新疆后，太平洋建设按照国家“一带一路”的部署，以新疆本土企业身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有力推进同新疆周边国家的良好互动，特别是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地铁项目、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铁路项目、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10亿美元的能源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等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强化了同伊朗、沙特、阿联酋各国的联系，伴随国内外影响的不断加强，美国市场呼之欲出。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是主导，企业是主体，其中，国有企业是主力军，民营企业是生力军。核心区建设，需要新疆企业对标上述定位，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上去；不仅要产业化，更要品牌化、国际化。唯有全面开放才能倒逼改革，唯有全面开放才能带动创新。过去开放，很多省份往往是跟谁挨着、跟谁合作，有什么就卖什么；今天，新时代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求中国企业能够站在世界地图面前谋化发展战略，整合与转化全球资源以补自身短板，通过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培育企业家精神使国家真正强起来。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5期，略去参考文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与新疆社会发展”（16ZDA152）】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积极助力五省（区）高质量发展

——西北五省（区）政协“助推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联席会议发言摘编（以发言顺序）

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遇构建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崔 波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遇，用好中阿博览会和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平台，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农业方面：创建毛里塔尼亚、约旦等8个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海外分中心，打造3个国家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成功举办了五届宁夏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博览会，获批建设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今年9月，将联合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举办首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
　　经贸方面：获批中国（银川）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获批建设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今年8月将举办第五届中阿博览会。
　　科技方面：建设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建立了阿盟、沙特、约旦、阿曼、阿联酋（迪拜）、埃及、苏丹、摩洛哥8个双边技术转移中心，成功举办三届中阿技术转移暨创新合作大会、高新技术及装备展、技术推介会等活动，推动信息通讯、智能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向阿拉伯国家转移转化。
　　医疗方面：2019年成立了中国—贝宁远程医疗合作中心，利用宁夏“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成功为贝宁一名巨大“甲状腺肿瘤”患者实施了手术治疗。与国务院国资委合作建立了中央企业远程医疗平台互联网医院，为中央企业境外28万中方员工（涉及184个国家、8879个医疗点）提供专业、健全、完善的医疗保障服务。
　　对外通道方面：获批银川国际航空港，开放第三、四、五航权，开通宁夏—中亚、宁夏—蒙古—俄罗斯国家货运班列，累计发运265列1.27万车。
　　西北五省（区）要不断加强区域合作，发挥各自优势，互相借势、互相支持、错位发展，通过大开放实现西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愿景。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联合打造全国最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和清洁能源装备科研、制造基地。建议国家在清洁能源规划和政策层面向西北地区倾斜，在装备科研和制造产业发展、就地消纳转化、外送通道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
　　二是挖掘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技术需求，推动优势技术走出去。充分利用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等国家平台，推动新能源、电子信息、旱作农业、节水灌溉、设施种养、中医药等领域优势技术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转移转化。
　　三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需求为引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调整西北地区产业结构。西北五省（区）应将东部转移、西部承接有效衔接起来，瞄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产品需求和未来发展方向调整产业布局，共同争取将这些产业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四是积极推动医疗健康合作与交流。建议国家加大对宁夏“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建设支持力度，支持宁夏建设国家科技创新赋能医疗健康应用创新中心，进一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技术拓展远程医疗服务。
　　五是推动建立由国家部委牵头的西北五省（区）协调机制。建议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建立西北五省（区）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领导协调机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超出西北五省（区）能力的事情，由国家层面进行统筹协调推进。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构建陆海联动多向并进开放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甘肃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重要指示精神，抢抓宝贵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与沿线国家和省区市的多领域合作、全方位交流，初步构建了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向并进的开放发展新格局。
　　一是加强政策沟通，构建务实合作交流平台。制定《新时代甘肃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打造“五个制高点”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方案规划，成功举办4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和9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对外开放政策体系，形成了经济园区、口岸、保税物流、会展等功能较为齐全的平台体系。
　　二是加强互联互通，打造“立体丝绸之路”。兰州、天水获批建设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其中兰州试验区已建成，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中哈合作中心建成2个跨境电商海外仓。初步实现了与沿线国家和省区的互联互通，立体丝绸之路构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三是促进贸易畅通，不断加大改革创新步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活跃，“十三五”以来累计实现贸易额786.2亿元。仅今年1至4月贸易总额达到84.6亿元，增长71.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4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是促进民心相通，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合作。综合运用“东亚文化之都”“中外文化旅游年”、国际展（博）览会等对外交流平台，通过文艺演出、艺术展览、旅游推介、讲座论坛、文化培训、在线云游及艺术家采风等形式，持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交流，有效扩大了甘肃在沿线国家中的“朋友圈”。
　　西北五省(区）地缘相连、血脉相亲，一条丝路既是连接纽带，也是沟通桥梁，我们只有加强沟通合作、共谋发展，才能实现发展共赢。为此建议：
　　一是整合旅游资源，做大做强丝绸之路旅游品牌。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构建实施西北五省（区）智慧旅游协同应用系统，集中宣传西北五省（区）的精品丝路旅游品牌，提升“交响丝路、如意甘肃”“新疆是个好地方”“文化陕西”“大美青海”“畅游宁夏，给心灵放个假！”文化旅游品牌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加强节会互参，形成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补台的工作格局，合力打造西北文旅交流国际平台。
　　二是加强通道基础建设，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施通道物流产业提速突破计划，构建辐射西北西南、连接中西亚、联通东南亚的国际国内双循环现代流通网络。实施省际及区域通道畅通项目，实施敦煌至哈密等重点公路通道项目，将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通往新疆若羌县的公路项目纳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中，推动重要旅游目的地、产业基地与综合交通枢纽的快速连接和重要节点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
　　三是聚力贸易畅通，塑造区域开放新格局。建议国家将马鬃山口岸列入与蒙古国口岸开放合作双边协议，鼓励内陆口岸与边境口岸合作设立内陆无水港、联运场站等场地；在五省（区）设立自由贸易区、综合保税区等，完善西部地区金融服务、物流服务，建立沿边开放战略规划平台；在甘肃设立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陕西实践发挥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样板作用

杨冠军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近年来，陕西省把打造“一带一路”五大中心作为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陕西实践，形成了开放发展的生动局面。
　　一是全面提升交通商贸物流中心能效。加快建设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累计开行干线15条，2020年共开行3720列，占全国总量的20%，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位居全国第一。持续完善交通网络，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6000公里，高铁营业里程达到1019公里，累计开通国际航线88条。
　　二是有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中心建设。全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外资吸引力，世界500强企业在陕投资设立121家外资企业。2016年至2020年，陕西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累计外贸进出口2070.9亿元，年均增长达到了19.8%。
　　三是不断丰富科技教育中心合作领域。着力打造国际创新合作平台，成立陕西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联盟，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关系，建立了19个国家级、71个省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基地。2015年以来，全省各类创新主体与国外签订技术合同561项，合同总金额80多亿元。
　　四是持续深化国际文化旅游中心内涵。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成功举办了6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3届世界文化旅游大会、6届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等重大活动，陕西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与30多个国家的知名高校和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一批文化交流项目在海外引起热烈反响。
　　五是着力强化丝绸之路金融中心支撑作用。积极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和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截至2020年底，陕西累计实现人民币跨境收付3492.83亿元，辐射126个国家和地区。
　　六是充分发挥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样板作用。4年来，完成165项试点任务，累计形成创新案例511个，21项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83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向西北地区推介70项改革创新成果，为全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和扩大开放提供了“陕西经验”。
　　一是立足区位优势，升级互联互通体系。高标准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抓好瓶颈路段和堵点改造，建设一批大型枢纽站点和铁路专用线，推动“点对点”运输向“枢纽对枢纽”转变，提升亚欧贸易通道综合承载能力。将重大交通建设项目纳入国家相关规划予以推进，加快补齐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短板，推动形成畅通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
　　二是立足产业优势，深化“走出去”“引进来”。主动布局和拓展海外市场，促进域内企业与央企深化合作，利用大企业、大项目、大平台“借船出海”。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协同推进西北五省（区）通关一体化建设，共同支持跨境贸易服务机构通过“单一窗口”提供延伸服务，为经贸活动提供更多便利和更优环境。
　　三是立足科教优势，打造丝路创新高地。目前，陕西正依托丰富科教资源加大创新力度，着眼于建设立体联动“孵化器”、科技成果产业化“加速器”和两链融合“促进器”三大目标，全力打造“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以期带动陕西、辐射西北。
　　四是立足历史文化优势，合力发展文旅产业。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共同开拓境内外旅游市场，携手做强丝绸之路旅游品牌；共同建设“中亚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依托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工匠联盟等组织，不断扩大丝路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建东西贯通南北交通立体大通道

王振昌 青海省政协副主席

青海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兄弟省区市协同配合下，各方面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是全省公路“东部成网、西部便捷、青南畅通、省际连通”路网格局基本形成。格敦铁路、格库铁路建成投运，西成铁路开工建设，铁路运输和保障能力不断提升。西宁机场升级为国际机场，西宁机场三期扩建、玉树机场改扩建工程开工，六个支线机场建成投运，“一主六辅”格局形成。西宁、海东、格尔木三个区域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建设稳步推进，初步构建形成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立体大通道。
　　二是培育出铁合金、农产品、高原牛羊肉、碳酸钠、中药材、铝材、文化产品等11种出口千万美元以上产品。设立了3个国家级和7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三是青海曹家堡保税物流中心（B型）建成运营，货物转关通关能力不断加强、货物种类不断增多。西宁、格尔木列入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西宁机场升级为一类航空口岸，开通7条国际（地区）航线和朝觐包机。开行８列中欧班列和10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并实现常态化运营。西宁综合保税区和西宁、海东两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相继获批开建，综合保税区封关验收在即，跨境电商综试区首单业务正式开通。依托藏毯展，打造形成新型国际化特色化会展经济平台。
　　四是在30多个国家开展了青海特色产品展示和文化产业发展交流，举办了“新时代的中国：大美青海从三江源走向世界”外交部全球推介活动。可可西里申遗成功，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成功举办首届国家公园论坛，与厄瓜多尔、智利国家公园正式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
　　青海省希望在以下方面得到国家支持：
　　在设施联通方面：一是建议将串联青川两省的西宁至色达公路纳入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二是建议将格尔木机场、玉树机场升级为国际航空口岸，建设青藏高原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将西宁、格尔木铁路口岸纳入国家规划。
　　在贸易畅通方面：一是支持青海申报建设以西宁至海东都市圈为中心，联结格尔木青藏国际陆港枢纽城市为主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二是通过内陆公铁联运方式，由青海格尔木经西藏吉隆口岸运输至尼泊尔，推动中尼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三是整合西北省区中欧班列资源，采取拼箱集货的方式，把各省优质产品通过编组的方式发运出去。
　　在产业提升方面：一是恳请国家将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家层面建立省部协调机制，统筹谋划推进产业发展布局、政策措施、要素保障。二是支持青海建设国家储能发展先行示范区和全国清洁能源交易中心，青海打造全国光伏板回收利用系统建设和无害化处置示范区。三是支持推介“青海牦牛”品牌，提升“牦牛之都，藏羊之府，枸杞之乡”公共品牌国际知名度。四是推动西北地区承接东中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特色农牧、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转移。
　　在民心相通方面：一是支持青海建设国家中藏药产业基地和国家级中藏医药技术研发中心，提高藏医药海外影响力。二是支持强化青海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生态旅游合作，形成文旅产业互补、文旅资源共享、文旅企业共赢。

高质量推进核心区建设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作出新疆贡献

巨艾提·伊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质量推进核心区建设，切实把自身区域性开放战略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中，聚焦“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勇于探索谋发展、主动作为求实效，推动核心区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了新疆实践。
　　（一）深化国际合作，区域影响力不断扩大。持续加强政策协调、完善对接机制，不断深化政策沟通，为维护国内外供应链产业链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大力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与周边国家建立边境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积极开展医疗援助和国际医疗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口岸疫情防控安全和常态化通关便利。二是持续加强政策沟通。持续巩固深化中哈、中蒙等双边口岸合作机制。累计缔结国际友好城市45对，不断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空间。三是中欧班列和口岸通道安全畅通。优化口岸疫情防控措施和通关作业流程，2020年，经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口岸过境中欧班列首次突破10000列。
　　（二）完善基础建设，设施联通水平不断提升。围绕“疆内环起来、进出疆快起来”，全力推进公路、铁路、航空、通信、管网“五位一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是公路通道不断畅通。公路互联互通大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常年开放的公路口岸通达二级以上公路。与周边国家开通双边国际道路运输线路118条，居全国之首。二是航空网络基本成型。乌鲁木齐国际枢纽机场改扩建工程加快推进，新建和改扩建了一批关键节点机场。三是能源通道作用凸显。建成投运“疆电外送”工程线路2条、“西气东输”工程线路3条，“疆电外送”第三通道前期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四是信息通道加快完善。与周边国家对接开通跨境光缆21条，电信、联通、移动均已开通乌鲁木齐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
　　（三）拓展经贸合作，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一是对外贸易稳中提质。“十三五”时期，自治区与17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合作。成功举办了6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及19次新疆境外商品展览会。二是双向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十三五”时期，全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3.45亿美元，利用19个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国外贷款15.07亿美元，累计实际对外直接投资46.3亿美元，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是贸易便利化水平明显提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推广，铁路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进入全国领先行列。四是创新业态模式。积极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在政策上予以保障，在监管和服务上进一步优化。2020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在乌鲁木齐设立综试区。
　　（四）做好平台建设，开放型经济载体不断丰富。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龙头，加快推动霍尔果斯、喀什经济开发区和各综合保税区、沿边口岸建设发展，不断丰富对外开放载体，努力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一是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成效初显。突出抓好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推动和田—喀什—乌鲁木齐集拼集运班列常态化运行。多式联运中心、海关清关中心等一批支撑性项目建成使用，智能场站平台具备上线运行条件，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加快形成。二是霍尔果斯和喀什经济开发区加快发展。用好政策措施，推进实体经济发展，“两区”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三是口岸经济带建设有序推进。着力完善口岸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新增6类15个进出境货品指定监管场所，与周边3个国家开通5条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五）积极探索金融创新，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围绕本币贷款、本币互换、本币结算，创新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金融支撑开放发展的作用得到增强。截至目前，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169家、证券机构129家、保险机构34家，已形成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资产管理公司等多层次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的金融服务体系。
　　（六）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民心相通不断促进。稳妥推进与周边国家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医疗卫生等交流合作，不断夯实核心区建设的民心基础。一是医疗健康合作积极推进。围绕医疗服务中心建设，大力实施国家区域医疗服务中心试点工作。积极拓展国际医疗服务，与中亚国家开展医疗交流合作，积极开展国际医疗人道主义救援。二是文化旅游合作不断深入。先后举办了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等系列文体交流活动。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和“旅游+”，稳步发展跨境旅游、边境旅游。与吉林省签署了共同创建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区域冰雪产业提档升级和规模集聚发展。三是科技合作水平持续提升。联合科技部、中科院、深圳市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试验区建设，科技国际合作覆盖45个国家和地区（组织）、400多家科研机构。四是教育国际合作成效初显。成立了中国—中亚大学校长联盟、中俄哈蒙阿尔泰区域高校校长联合会等，举办了中亚区域研究学术交流会议等多场交流活动，与23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300余份校际交流合作协议。
　　联手打造西北五省（区）组团发展新格局，需要各方加强协作，共同争取国家更多支持。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支持智慧旅游区域合作。建议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在国家层面上制定西北五省（区）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帮助推进五省（区）精品旅游景区、线路的提升、改造和互联工作，实现精品旅游线路联通，提升整体区域旅游竞争力。增强区域旅游市场客源共享，实现区域旅游四季无障碍通行。
　　二是推动口岸扩能提效。建议国家加大对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并将西部省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纳入重点和优先支持范围，补强交通发展短板，不断提升服务全国中欧班列换装和通行需求的硬环境。强化西部省区海关、铁路的协调配合，推动各环节有效衔接、高效运转，加快推进“关铁通”“铁路快通”项目实施，协同推进通关一体化建设，打造服务功能更优、运行效率更高的中欧班列快速通行软环境。
　　三是构建物流枢纽新格局。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强对西北五省（区）商贸物流建设的政策支持和指导，在土地、投融资、财税、物流补贴等方面出台倾斜和支持区域发展的保障性政策，加大对五省（区）在铁路、公路、航空、管道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构筑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物流枢纽。
　　四是强化开放发展保障措施。在优化政策环境方面，五省（区）应加强与国家相关部委的衔接和联系，用好用活国家赋予的财税、金融、土地、产业、人才等方面支持扶持政策，强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政策支撑。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五省（区）应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各类开放平台建设，鼓励先行先试和大胆创新，不断提升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方面，五省（区）应围绕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方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在注重“横向联合、差异化布局”的前提下加大产业项目对接和招商引资工作力度，积极承接中东部省区市产业转移。

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研究暨学习贯彻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研讨会”，深入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提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宣传阐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积极构建新疆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推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光明日报特摘登有关发言，敬请关注。

发挥智库在新时代党的新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左锋（中央宣传部人权事务局一级巡视员、副局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全面总结了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效，深入分析了当前新疆工作面临的形势，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方针政策、战略举措，全面部署了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点工作，为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是指导新时代新疆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是引领新疆工作守正创新、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作为从事新疆研究的专门智库，在新时代党的新疆工作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在研究宣传阐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新疆智库要在以往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智库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充分发挥专业研究力量强、人脉资源丰富、对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在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贯彻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对外宣介真实的新疆方面承担更多任务，作出更大贡献。

要服务大局，紧靠一线。要将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首位，自觉服务外交外宣工作大局。围绕党中央涉疆重大决策、外交外宣重点方向和重要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新疆发展稳定多出一些聚焦现实问题、符合实际需要的学术成果，多提一些针对性强、有价值、可操作的对策建议。

要巧设议题，创新研究。要围绕国际社会关切，创新方式方法，主动讲好新疆故事，积极对外宣介新疆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取得的新成就，展现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谐、文化保护、生态文明等良好风貌。

要应对反制，主动作为。要及时揭露批驳境外敌对势力在涉疆问题上的不实之词和污蔑诋毁，澄清事实真相，阐明严正立场。同时，要深入研究和揭批美西方在人权、反恐等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以及炮制涉疆议题干涉我内政、遏制我发展的险恶用心。

要善于传播，注重效果。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要注重成果转化和国际传播。要充分运用融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多渠道、多平台、多语种、多形式对外推送研究成果，努力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集中展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学术成果

作者：万建武（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新疆智库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需要主动作为，为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闭幕后，新疆智库组织专家学者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服务新疆治理工作大局的强烈政治意识。大家一致表示，要发挥学术专长和优势，深入宣传阐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积极构建新疆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推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多作贡献。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具有坚实实践基础，是在新疆治理实际中逐步形成和提炼概括的。我们要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阐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完整准确理解和长期坚持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确保新疆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深刻阐释“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的具体要求和内在联系，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保持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

加强涉疆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增强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党中央涉疆重大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是做好新时代新疆工作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新疆治理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也提出加强涉疆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课题。要结合各领域的学术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和重要论断，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深入人心、更好指导实践，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利用区位优势实现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邹治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新疆应抓住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在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新疆的特殊优势。党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格局，是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决定的。在构建“双循环”格局中，拥有巨大资源优势的新疆理应发挥重要作用。“双循环”格局重视国内市场、资源的利用和挖掘，而这对地大物博的新疆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占全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矿产、油气、旅游、农业资源十分丰富，而我国拥有14亿人口，消费能力、市场需求巨大。如何开发、利用好新疆的海量资源，这对于新疆今后发展建设既是一个战略问题，更是一个重大机遇。

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新疆发展。新疆是中国连接中亚、西亚、欧洲的重要地区，新疆又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北、中、南三条通道的交汇之地。新疆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处于关键地位，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新疆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全面规划、布局自身的发展建设，着眼于交通物流、过境贸易、产业园区建设、旅游业发展等，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全面提升新疆的发展水平。新疆在发挥“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作用的同时，也应基于国内发展布局，充分利用好其他省市特别是东部发达省市的资金、技术、产业、人才和市场等优势，加快自身发展建设。

新疆各族群众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治疆要“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就是治疆的根本。

第一，用铁的事实证明新疆各项工作措施的正当性。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美西方打着人权的幌子，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措施和人权状况肆意污蔑诋毁，这是别有用心的。对此，我们要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事实上，新疆各族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已展开坚决斗争。目前新疆已实现社会基本稳定，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了安全保障。

第二，加强新疆内外宣工作，讲好新疆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这为我们做好新疆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疆各民族群众享有充分的人权保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进行帮扶和支援，人民群众的生活不断改善，少数民族的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享受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加强对新疆各民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打牢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思想基础。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曹前发（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指导新时代新疆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提供了根本遵循，对更好领会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是进一步增强“团结稳疆”的自觉性。新疆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将其贯穿于新疆的一切工作中。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树立库尔班大叔这面民族团结的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团结稳疆”思想可谓一脉相承，是新时代民族团结治疆的最新表述。

二是从“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看待新疆的发展地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即强调，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也是不行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完善党中央统一领导、中央部门支持指导、各省市支援配合、新疆发挥主体作用的工作机制。

三是充分认识“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毛泽东同志历来高度重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丰富对外开放载体，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

四是不断增强兵团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更好发挥特殊作用。设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战略决策。要不断增强兵团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持续深化改革，更好发挥特殊作用。

五是扎实开展生态建设，让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新时代新疆工作的基本遵循

作者：李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牢牢扭住新疆工作的总目标，提出了做好新疆工作的战略、方针和措施，为确保继续全面做好新疆各项工作提供了政治保证。

第一，深刻认识和把握治疆规律，实事求是地提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是指导新疆长治久安、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众安居乐业的根本之策。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是在对新疆实际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基础上，经过准确分析研判，把脉新疆发展现状提出来的。在贯彻执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时，既要坚持新疆与全国的整体性，也要考虑新疆地区的特殊性；既要坚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在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疆工作总目标的同时，也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第二，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取得突出成效，充分说明其符合新疆工作实际，经受了实践检验，必须长期坚持、坚决贯彻执行。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可以看到，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实施下，新疆呈现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为迈向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是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措施，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举措，必须落到实处。“依法治疆”是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团结稳疆”是巩固新疆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是新疆的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化润疆”是中华优秀文化在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繁荣发展中的重要体现。“富民兴疆”和“长期建疆”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确阐明新疆历史 服务文化润疆大业

作者：许建英（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文化润疆被首次正式提出。正确阐述新疆历史，不仅是重要历史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是文化润疆的基础。按照中央的新要求，新疆历史研究要为文化润疆承担起更大重任。

一是深化国家史观对新疆历史研究的统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化国家史观对新疆历史研究的统领，以凝聚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历史观为核心，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研究新疆历史，开展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教育。

二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新疆历史研究历来有着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在正确阐述新疆历史的同时，深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分裂斗争。

三是要把新疆历史研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中考察，并建构起新疆历史话语权。为解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新疆历史研究话语体系的侵蚀，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需要，将新疆历史研究置于中国历史、中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加以研究，要全面建立起中国关于新疆历史的话语权。

四是坚持做好多语种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关系到能否掌握研究的主动权。新疆历史资料极为丰富，特别是境内外多语言的档案和文献，应该充分重视，陆续整理，以利于深化新疆历史研究。

五是兼顾研究与普及相结合。必须进一步重视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国家史观的普及教育，只有这样新疆历史研究才能更好发挥其社会效益，才能转化为各族人民加强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行动。

随着学习贯彻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不断深入，新疆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凝心聚力，致力于正确阐明新疆历史，充分发挥文化润疆的作用，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新的贡献。

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作者：吴要武（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要深刻领会这个重要论述，正确处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是新疆的发展与稳定是互补关系。稳定是发展的条件，发展则是稳定的保障。在社会稳定目标实现的前提下，要把更大的力度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来。新疆的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在有速度、有就业和有民生福利改善的高质量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这才是可持久的。

二是新疆的发展需要中央、内地省市和新疆的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变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要着力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三是新疆的发展是个长期过程，要准备做长期的努力。新疆群众的生活水平落后于内地省市，追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疆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说明新疆经济仍然蕴含着增长动力。新疆未来的发展需要将富余劳动力转化为人口红利，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教育质量。

四是新疆要在发展过程中找到并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新疆的区位优势明显，要抓住开放的机遇；新疆资源禀赋优势突出，要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产出与民生福利的转化。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资金、技术和人才，开发新疆；另一方面要鼓励本地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学习发达地区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建设新疆。

经过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六年的发展与治理，“新疆呈现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为迈向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个新起点上，我们要更加关注新疆的经济发展，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的民生福利水平，使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增强。

　　实现新疆宗教健康发展

　　作者：李林（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实现宗教健康发展。”要引导新疆信教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要正确认识新疆宗教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新疆各种宗教的信教群众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建设幸福家园。

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确保新疆宗教活动始终沿着法治化轨道进行。提升新疆伊斯兰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不仅有利于宗教工作的规范化，更体现了信教群众积极融入新时代的决心，是新时代背景下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要宣传爱国爱教传统，铸牢新疆信教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爱国爱教是中国穆斯林的优秀传统。要深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根源，牢固树立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意识。

要坚决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抵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宗教极端主义者企图把极端思想与宗教捆绑在一起，否定和排斥一切世俗文化，企图割裂中华文化与新疆各民族文化的联系，是对现代文明的否定，是对人类进步的破坏，是对公民人权的粗暴侵犯，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要重视新疆宗教人才培养，继续着力改善宗教场所环境。广大教职人员肩负着向信教群众宣讲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教育群众的历史重任。新疆高度重视爱国宗教人士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宗教活动场所的条件，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得到了充分尊重。

要深入研究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经验与规律，提升新疆对外文化交流的影响力。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促成伊斯兰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深度融合，向世界推出独树一帜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