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洪远 赵 海 徐雪高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农村发展制度变迁和工农城乡关系演变为主线，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一百年的农业农村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回顾。重点分析中国在新世纪以来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出今后要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三化”同步发展四个方面进一步推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农业农村 制度变迁 工农城乡关系 全面小康

从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到目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阔步走向现代化，迄今中国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本文从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联系的角度，简要回顾百年来中国农业转型、农村发展与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过程，系统分析农业农村制度变迁与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重点提出今后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加快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思路。

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和总结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和实践；第三部分分析和探讨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环境的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第四部分主要是研究和提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一百年的农业农村发展历史，可以分为1911年到1949年的民国初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和1949年到2011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四个时期。

1.农村制度的变迁。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政府，出台实施了一些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制定《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划一垦荒办法，鼓励人民垦荒；二是制定《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提倡多种经营，奖励发展工业原料农业；三是制定《森林法》和《造林奖励条例》、《禁止乱放蒙荒通则》，为工业开发提供原材料，为农业生产改善生态环境；四是制定《棉业试验场暂行规则》和《种畜试验场暂行规则》，提倡科学兴农，促进优良品种的征集、引进、培育、试植、试养和传播；五是统筹安排水利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六是颁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和《实业学校令》，普及推广农业教育，促进农业专门学校和高等学校农科发展，培养新式农业科技人才。

2.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一是土地占有的集中和租佃制度的变化，农村土地的占有日益向少数人（地主）集中，出现了农民无地化和经营规模缩小的趋势，自耕农不断向半佃农、半佃农不断向佃农转化。二是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资本投入。民国初期，由于化肥和农机等新生产要素使用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影响了新生产要素的推广使用和资本投入。三是农村市场的拓展和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和农村市场逐步拓展，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政府振兴农村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便启动了土地所有权改革，采取许多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一是土地改革与合作运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土地法》等相关法规，进行土地整理和租佃制度改良。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发起了一场以“农村合作”为主的乡村建设运动。二是耕地开发和水利治理。采取保护或奖励、提倡与垦殖有关的各种合作社、奖励移民屯垦等措施，继续鼓励垦荒。政府还加大了水利治理的力度，成立了华北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等机构，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三是推广应用农业生产技术。制定技术推广法规，组织成立专门机构，增设农业试验基地，重点在转化农林试验研究成果，扶助合作社组织，举办种子、种畜和种苗繁殖场圃等方面加强推广。

2.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了创造农村新文化、重构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乡村工业、提高农民素质等一整套乡村建设理论，并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进行试验。

3.根据地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主要内容包括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主要方法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平均分配土地，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

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到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的地方农业人口达4.55亿，约占全国农村人口的90%，建立了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这次土地改革首次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按人平均分配土地，土地所有者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土地边界清楚，产权界定明晰。土地改革的成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粮食作物和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的产量迅速达到和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2.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土地改革后，中国粮食总产量虽稳定增长，但消费需求却迅速增加，加之私商与政府的不合作以及存在的粮食投机行为，市场上反而出现了购销紧张的局面。1953年10月16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品种、价格、数量将余粮售予国家，对城市居民采取组织供应或凭票购买。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同时，棉花、油料等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也相继建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

3.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组织制度变迁，就是对农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它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演进过程。土地改革以后，由于封建剥削造成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长期战争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短缺，农村中出现了以“自愿互利、互助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的农村还出现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两权分离、集体积累”为基本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产生较好制度绩效的鼓舞下，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推动初级社向以“土地及其他所有财产集体化”为主要特征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4.人民公社化运动。关于在我国农村建立“公社”或“大社”的设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已经开始萌芽。1958年8月至10月，中央先后4次发表关于人民公社的评价、决议等，掀起了建设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人民公社的组织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多级管理”；人民公社的生产经营特点是统一经营、集中劳动；人民公社的分配特点是平均主义。

5.农业学大寨运动。1963年，大寨大队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提出“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的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力量与穷山恶水做斗争。1964年，在中央的号召下，“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对中国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大寨原先的基本经验被否定，大寨从农业的先进典型演变成了执行“左”倾错误的典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在农村突破。农村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为中国成功实行经济体制转轨积累了宝贵经验。

1.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地农民大胆实行集体土地包产到户，拉开了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发端的农村改革的序幕。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发布，由小岗村率先进行的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获得了中央最高决策层的认同。到1982年6月，全国93%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实现了由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转变。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从农业发展看，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98%，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从消除贫困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2.5亿人锐减到80年代中期的约1亿人，脱贫人口约1.5亿人。从城乡人民生活看，年，农民人均收入和消费的实际增幅分别为169%和94%，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幅只有98%和47%，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57:1降到1.86:1，生活消费支出比由2.93:1降到2.31:1，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2.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是从提高收购价格、调减收购品种和数量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议，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时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50%。在提高农产品统购价格的同时，国家还分品种、分步骤地逐步缩小了农产品统购派购的范围，调整了有关部门分类管理农产品的目录。到1984年底，实行统购派购的农产品由过去最多时的180多种减到只剩下38种，统购派购范围大大缩小。除实行计划管理的粮食、食油、棉花、棉短绒、生猪、紧压茶、黄仁麻、绵羊毛、牛皮9个品种外，其余绝大多数品种都已相继放开。1985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全面取消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逐步放开了水产品、生猪、禽蛋和除大宗蔬菜以外的蔬菜市场，农产品购销体制进入了“双轨制”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农产品购销体制由“双轨制”开始向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由市场购销体制转变。从1993年开始，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推进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到2001年，棉花购销由国家垄断转变为市场化经营，棉花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基本建立了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机制。到2004年，粮食购销完全市场化，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基本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终于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3.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普遍推行，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又难以适应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多样化的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的积累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198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同年3月，中央下发《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一是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明确由原来的“两个轮子”（社办、队办）“一起转”改为“四个轮子”（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一起转”；二是突破了“三就地”的限制，乡镇企业可以广泛外引内联。在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1997年《乡镇企业法》颁布施行，以法律的形式明晰和理顺了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买方市场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效益滑坡，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向企业内部传导，促使乡镇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到2006年9月，全国168万家乡镇企业中95%实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其中有20万家转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139万家转成了个体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已逐步向现代企业过渡。

4.改革农村税费制度。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使用办法。2002年将试点扩大到河北等16个省（区、市），2003年在全国普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从2004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决定2004年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选择吉林、黑龙江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试点。2005年中央确定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在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在牧区开展取消牧业税试点，当年已有28个省（区、市）全部免征农业税。2005年12月，全国人大废除了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农业税条例》；2006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

5.实行统筹城乡发展方略。针对我国工农城乡发展不协调和二元结构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党和政府作出了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五个统筹”之首，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并对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做出了部署和安排。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随着农产品市场化和农业生产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已到了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刻；随着城市的发展、工业的转型升级、农业的结构变革，中国正处在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村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新阶段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和内部发展因素制约，中国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和问题。

在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经营主体、市场结构、技术条件、政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

1.土地和水利。自1957年以来，中国耕地面积一直呈现净减少的趋势。2009年，人均耕地面积1.37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目前，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田灌溉严重缺水。中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为8.68亿亩, 54%的耕地因缺少灌溉条件成为“望天田”；全国有3.7万多座水库存在病险隐患, 60%的排灌工程设施需要维修。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率仅为45%，浪费比较严重。

2.肥料和种子。中国用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0%的人口，与上述成就相伴的是包括化肥、化学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的过量使用，化肥施用量却接近世界总量的1/3。化肥的当季利用率为30%~40%，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退化板结严重。中国种子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弱，缺乏突破性的品种，特别是蔬菜品种和奶牛、猪、鸡等畜禽品种繁育水平落后，主要是依靠国外供种。

3.政策制度环境。年，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持续下降，由20.3%下降到13.2%，下降了7.1个百分点；资金使用没有得到有效整合，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农产品市场和价格信息统计体系建设滞后，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机制不健全，农产品市场宏观调控制度建设不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不健全。现行农业补贴制度需要调整和完善，财政补贴资金规模总量偏小，补贴品种和标准的比价存在问题，部分品种补贴不稳定。家庭经营水平与统一经营层次不完善，农业组织化程度不高，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条块分割比较严重。

4.农业生产服务。从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看，中国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能力不高，2010年中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为52%，与世界发达国家70%~80%的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看，中国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不高，2010年中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52%，部分品种机械化率更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农产品市场流通建设看，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市场体系不健全，服务水平不高，各类经营性服务组织发展不快，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

受农业和农村资金投入不足的影响，资金和项目管理体制不完善的约束，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

1.农村经济发展。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状况看，中国目前农产品加工业水平不高，产业链不健全，大宗农副产品大多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直接进入市场。2010年底，中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50%左右，发达国家大都在80%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为1.7:1，低于发达国家4:1的水平；加工食品总值约占饮食消费总值的25%，发达国家高达90%左右。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业发展状况看，农产品储藏运输、市场营销、科技研发推广、信贷担保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家政、养老、旅游、娱乐等农民生活性服务业发育缓慢。从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看，县域经济发展财力缺乏，发展活力不足，没有形成企业集中、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一些农村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石山地区和草原牧区等，由于体制政策的影响和资源条件的约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明显滞后于其他地区。

2.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目前，全国仍有1.7亿左右规划内农村人口尚未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农村电网老化失修，农村部分地区农民出行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还有相当部分农户仍在危房居住，农村信息化水平偏低。建管机制不健全使农村基础设施水平难以快速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后期管护机制不健全，养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缺乏后续投入和维护管理，农村基础设施老化失修现象较为普遍，直接影响其使用效果和使用年限，难以长期发挥效益。

3.农村社会事业。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教师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明显偏低，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中小学校舍、教学设施、仪器设备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基本标准，农村骨干教师严重缺乏。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医疗保障水平低。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滞后，县乡村医疗机构条件差，设备落后，医疗卫生队伍水平偏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绝大部分地区都以保大病住院为主，门诊补偿比例低；住院报销比例不高，报销封顶额偏低；患有慢性病、大病术后康复等情况的农民得不到有效保障。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制度不完善。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低，2009年享受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仅有1500万；养老标准偏低，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仅为55元。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社保缴费时间相对较长，社保关系跨区域转移接续困难，农民工参保率低。

4.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一方面，乡镇机构职能错位、缺位、越位问题并存。乡镇政府片面重视经济增长，忽视乡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延续传统管理模式，依法行政意识不强，例如，乡镇直接干预村庄自治事务。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执行难。民主选举受到宗族、派性势力的干扰和影响严重；村庄事务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存在村干部等少数人控制问题，农民的参与权、决策权受到忽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缺少权威；民主监督机制发育滞后，村务公开名不符实，公开内容不真实不具体，公开时间不及时，民主理财等监管措施流于形式、难以执行；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难以有效组织和落实。

（三）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

1.农业产值份额与就业份额非均衡递减。2010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0.1%，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6.7%，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差值为26.6个百分点。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把大量人口留在农村，把大量劳动力留在农业，农业规模经营难以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难以加快，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城镇化进程。

2.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2010年，中国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为1.45，工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为8.59，工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5.9倍，比1990年扩大了37.9%。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造成了农业比较效益低，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也削弱了工业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3.土地非农化与人口非农化非均衡递增。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农民非农化”和“农地非农化”不均衡的矛盾和问题。年，中国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增加了50%，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增加了26%，城镇人口密度大幅下降；中国的“半城镇化”问题也十分突出，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6.7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45亿人，他们既没有城市户口，又没有稳定的住房，也没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仍处于“候鸟式”的迁移状态。

4.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扩大。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乡收入差距为3.23倍；如果计入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同时剔除农民收入中不能转化为消费的部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以上。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市场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一直是影响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5.农业和农村要素资源短缺与持续向工业和城镇流出。受市场驱动和资本趋利因素的影响，农业和农村要素资源大量向工业和城镇流动。一是大量的耕地被征占。中国耕地由1996年的19.5亿亩下降到2010年的18.25亿亩，平均每年减少近900万亩，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入工业部门和城镇地区。二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尤其是高素质的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快速流失。据调查，到2011年三季度末，中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64亿人；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到2011年5月末，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53.6%。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农业副业化,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三是农村资金持续外流。据初步估算，全部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远远大于向农村发放的贷款，到2006年末，从农村净流出的资金达1.2万亿元。

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对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针对新时期的新任务，笔者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建设，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思路。

1.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农业农村资金投入力度。要继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和保护。一是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用于农田水利、林草生态、耕地质量、机耕道路、仓储物流、农产品市场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高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二是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完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进一步提高收入性综合补贴标准，确保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三是加大农村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发展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组织等，改革农业和农村贷款担保抵押方式，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四是改革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完善支农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采取税收、补贴、贴息等政策措施，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

2.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作为主要目标，把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改革创新农业农村经营体制机制作为强大动力。一是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二是加快建立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大力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保障国内供给和产业安全，提升农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积极培育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四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3.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着力改善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一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重点，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建设管护机制。二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农村饮水、用电、公路和房屋建设支持力度，统筹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三是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四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城乡平等要素交换关系，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加快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4.发挥工业化城镇化支持带动作用，促进“三化”同步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适时调整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一是统筹城乡非农产业发展，支持和引导城市工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引导和鼓励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扶持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支持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发展。二是调整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地区间合理分工，推动企业集中和产业集聚，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推动形成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三是深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回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村转移人口的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深化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保障城乡平等的公民权利。四是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加快建立政府补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职业培训机制，加强与用工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岗位技能培训，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拓展就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宋洪远等：“‘十二五’时期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选择”，载《面向“十二五”的中国农村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

2.宋洪远主编：《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3.宋洪远等：“中国农村改革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农村改革过去与未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4.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5.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

6.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7.虞和平：《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 ）》，人民出版社，2010年。

8.世界银行：《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从现在起到2000年的农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9.世界银行：《农村发展——从观念到行动》，1998年。

10.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