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蝴蝶”小说的主要意思

中短篇小说集《蝴蝶》，是王蒙的一篇充满反思力量的佳作。

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带着自审自责意识反思灵魂异化的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真诚的少见的反思主体。

内容介绍\/《蝴蝶》[王蒙小说]

《蝴蝶》是王蒙的一篇充满反思力量的佳作。

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带着自审自责意识反思灵魂异化的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真诚的少见的反思主体。

张思远原是八路军的指导员，进城以后，由军管会副主任一直到市委书记，职位一天比一天高，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适，头脑中的阶级斗争的弦也一无比一天绷得紧，而与人民的距离却一天比一大远，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公仆异化成了人民的老爷的过程。

他是一贯的左派，一贯革别人的命。

“他主持了一个又一个运动，眼见着一个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一夜之间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可是，到了文革中，他却被别人革了命。

批斗、挨打、低头认罪、最后是进监狱。

这一切使他有恍若梦中之感，自己到底是低头认罪面目可惜的走资派，还是气宇轩昂、神采飞扬、大权在握的张思远，也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一场噩梦，一场差错，是一次恶狠狠的玩笑。

当他走出监狱的大门，是一只孤独寂寞的蝴蝶，他不再是什么了也什么也没有了。

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中，他是背着粪筐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老张头，是爱吃老乡家那缸民国十八年老汤腌的老咸菜的老张头。

在劳动中，他发现自己真实的存在，发现躯体中奔突的生命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与乡亲们亲如一家，是名副其实的老张头。

恢复工作以后，重进市委大院，不断升迁，一阔脸就变，他又拉长声音说话了，当时，他的脸红了。

他发现自己变了，于是，他要找回他失去的东西，找回他的魂。

“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张部长吗，他是张部长，却突然变成‘老张头’

人生沧海桑田，官场升降沉浮，这一切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传说，“庄生梦蝶”。

庄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后却弄不清自己为何物，不知是庄生变成蝴蝶，还是自己原本是蝴蝶而在梦中变成了庄生。

张思远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

然而，张思远不是庄生，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魂。

在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之间他发现一种联系，就是与人民群众息息相连，这是“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只有使这桥坚固而又畅通无阻，才能守住自己的心，守住这颗不再变异的灵魂。

这个魂，就是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最宝贵的品质。

这正是小说所要启发人们思考的严肃的历史性课题。

张思远生活中前后两个女性，也是把握张恩远灵魂异化的重要方面，他与第一个妻子海云由相识、相爱到离异的过程，也正是他从人民公仆转化为人民老爷的过程。

他的第二个妻子美兰似一把老虎钳子，把他拖进安乐享受的漩涡，他心安理得地享用着豪华奢侈的生活，这使他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海云的自杀，美兰的反目，也是他叩击自己那变异灵魂的两个重要因素。

他反思了自己对海云的死应负的责任以及对美兰的错误选择，这些都使小说罩在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的氛围中。

使我们跟随着张思远的思路一同反思自我对历史生活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反思自身在生活当中的位置和价值，对灵魂进行自审，进行自我观照。

张思远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具有丰富复杂内心生活的人物形象，他所走过的路带有某种普遍意义，具有一定的概括性。

这篇小说亦是王蒙复出文坛后，尝试借鉴意识流手法的成功之作。

张思远30多年的升降沉浮，悲欢离合，心理变化，通过自由联想，内心分析，内心独白等形式表现出来。

小说打破时空秩序，多时空交错。

有谁看过王蒙的《蝴蝶》这本书

帮忙写一篇读后感，谢谢了

王蒙先生是文坛前辈，从我二十四、五岁时读到他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至今，我的青春在读着他一部又一部作品中渐渐逝去。

在这期间我和王蒙先生的儿子王山成了同事，于公于私我都有了很多机会走近王蒙先生。

王蒙对年轻人的扶持和宽容我是深有体会的。

记得十年前我们报社约王蒙先生写一篇文章，等着上版，时间很紧，但他挺理解我们编辑的工作，非但没有拒绝，还特别准时地将稿子由王山带给我。

我感动地对王山说，你别认为老爷子是冲着你才给我们稿子，而因为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咱们的领导，还说明他认可了我的记者和编辑工作。

看着我的同事王山，我好生惭愧。

其实我的心里话是：我特别感谢王蒙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特别珍惜和他们两代人的友谊。

但我的感激往往因为调侃而消解了它的分量。

那次由于版式的原因，我擅自把王蒙先生文章原来的标题改了，当时除了沾沾自喜还左观右看，自鸣得意。

第二天报纸出来，正好在会上遇到王蒙先生，他漫不经心地说：修改文章是编辑的职责，但你打个电话，我们商量一下，五分钟我可以想出十个题目啊

再说，我的那个标题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我听出他对我修改后的标题的不满，但没看出他不高兴，就又开始“漫谈”起当天会议的事。

聊了挺长一会儿，他话锋一转，非常温和地说，下次再改标题时咱们商量着办啊

我立时像叩头虫一样不停点头。

有一次开会，我搭王蒙先生的车前往。

路上聊起他的《尴尬风流》等新作，他说写《尴尬风流》就是自己常常遇到尴尬、看到别人的尴尬状，就顺手记下来成个乐儿。

我“吹捧”他年过七旬仍坚持创作，声名响誉中外。

他呵呵笑说，70多岁的人了，把什么都想开了。

当多大的官也有退休那天，多大的知名度都不可能永远活着，我不信得了癌症因为“知名”就不疼。

由于工作原因，近年来年年随中国作协领导去给王蒙先生拜年。

尽管经常能见到王蒙先生，但真正采访他只有一次。

那次本想听王蒙先生谈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

但我注意到，他关于作家心态的言论很有意思。

于是，我们便就这个话题谈开去。

我们谈到最近这些年文坛很活跃，但浮躁现象也很突出。

王蒙认为，有人是炒作，有人是看热闹。

有的作品俗赏雅不赏，但市场很看好，而对他们的文学成就就不好评说了，这是一类。

也有一部分作家，他们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市场也看好，但他们不仅仅为迎合市场，有一定的文学含量，这又是一类。

说到这里，王蒙说，我倒真想和作家们说说，要克服一切困难，要克服浮躁，踏下心来写点东西。

我这人思维跳跃，比较适合“漫谈”，所以忽然就说起俄罗斯的经济衰退，说起不管怎么衰退俄罗斯文学仍保持的独特优势和地位。

我问，中国的文学有这样的优势吗

您怎么评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势态

王蒙说，俄罗斯文学作品真正保留下来的也并不多，就那么几个，而认真进行创作，努力追求作品分量的作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

不要说一个国家文坛上出三四十人，就是有这样的作家三四位也不容易了。

有的只是一时气魄很大。

我们国家的文学能有这样的势态很不容易了。

王蒙先生的话很精辟，我再接不上话茬儿，就立马改问，这几年对于鲁迅的争议比较多，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蒙先生迅速接过话题说，现在文坛思想确实很活跃。

鲁迅作品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应该更好地研究、继承、弘扬，但多年来也附加了许多非鲁迅的遮蔽。

我从里面看到几种观点，而这几种观点实际上本质是一致的。

第一种是把鲁迅说成是整个国家、民族、文学的例外，用鲁迅的伟大来论证上至政府下至草民的卑劣。

第二种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包括鲁迅，都不灵，只有外国人行。

第三种就是一有点对鲁迅的议论就积极捍卫，不允许有任何正常的学术上的争论。

我说，听起来这几种表现形式看上去不同，其本质都差不多。

我们尊重鲁迅，不应以贬低民族为代价。

王蒙先生认同我的观点，他说，批评鲁迅也不应以贬低民族为目的。

至于那种所谓政治上的“誓死捍卫”的观点，则加进了许多情绪化的因素。

情绪化的因素加上商业炒作的因素，没有意思，也闹不清他是什么见解。

我又提出了文坛上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王蒙先生说，现在泡沫的东西较多，在泡沫中人们反倒看不见文学的真正之“流”，只看到一大堆泡沫，一会儿觉得这部作品重要，一会儿觉得那部作品重要，其实都不重要，没几年大伙儿就全都忘了。

比如刮过一阵风，有的人在作品里就开始追。

刮另一阵风，就根本不知道那些作品是在描写中国，跟风实在是令人担忧的文学倾向。

王蒙肯定地说，现在有些作家追风，媒体也追风。

这就诱导了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

现在的文坛有几种状态。

有很认真的，有实实在在写作品的；也有游戏人生的；也有炒作的。

这几种状态，有可能产生相互间的冲突，也有可能形成娱乐性强一点的，战斗性强一点的，艺术性强一点的。

我用时髦的词接着王蒙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多元互补，有的偏于怀旧，有的偏于探索。

王蒙先生说，不管你用什么词表述，不管怎么变化，真正的作家要潜心写作，用心写作，写出好作品最重要。

应当如何理解王蒙小说《蝴蝶》中张思远的顿悟

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重读[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王蒙小说《蝴蝶》的主题是张思远的身份危机及其化解，而这个危机本质上是知识分子革命者张思远的忠诚危机，它源于张思远的“革命者”身份突然遭到了他誓死效忠的革命组织的怀疑。

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

这也决定了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的所谓“反思”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文革”社会灾难（包括张思远自己的政治灾难）的根源。

小说把反思的对象转向了所谓的干部“特权”和“作风”，即脱离人民群众，似乎重建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

本文力图证明，这个重建身份认同的努力是经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和矫情的表演。

一、革命文学中的忠诚主题

忠诚（以及与之相关的背叛）是常见于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以知识分子革命者\/革命干部为主人公的革命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

这是因为，忠诚话语只有在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内部才是有效的，它要求该组织成员必须保持对组织的绝对效忠。

不同的政治组织之间不存在忠诚问题（即使它们通过协议方式组成一个更大的政治联盟，其间也只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忠诚关系，国共合作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革命文学中的忠诚问题常常成为纠缠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与反面人物（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等等）无关（革命可以对李玉和、杨子荣等提出忠诚要求，却不会对座山雕、胡传魁等提出忠诚要求）。

与此同时，革命文学作品中有一类人物对忠诚问题又特别敏感，这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或革命者。

[1]一方面，作为革命者或共产党员，他们是革命内部的“自己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少工农革命者的纯洁“血统”（阶级出身）。

知识分子的身份是非常微妙的：既可以是革命的对象，又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既是“内部人”又是不可靠的“内部人”，既是“自己人”又是容易变节的“自己人”。

这样，他们很自然地成为革命者内部对忠诚问题特别敏感的部分，是“组织”最不放心的部分，他们必须不断地向组织宣誓，不断表明自己的绝对忠诚。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坛，忠诚主题在以知识分子革命者\/干部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复书写。

因为这两个时期都有大量知识分子革命者\/干部蒙受了冤屈，产生了大量冤案。

所谓冤案，说穿了就是革命者的忠诚受到了组织不应有的怀疑乃至践踏。

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所谓复出“右派”作家。

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他们的身份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或知识分子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书写自己的冤屈—比如是纠缠于自己的不幸遭遇还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原谅组织还是告别组织—就成为考验他们是否能继续保持忠诚的试金石，当然也是检验他们能否经由对自己冤屈的反思，达到新认同的建构和新主体性的建构的检测剂。

王蒙的《布礼》（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

[2]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符合我们上面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所有规定：知识分子兼高级干部（《布礼》中的钟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党，15岁入党的“少共”，《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是党的老干部，官至市委书记、副部长），也都在反“右”或“文革”中被打成“黑帮”、“三反分子”，“文革”后获得平反，重新成为革命干部（毋庸讳言，这两个主人公身上显然有作者的影子）。

这样，主人公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方式，就成为解读作品的关键和枢纽（限于篇幅，本文只解读《蝴蝶》，《布礼》将另文解读）。

二、忠诚危机为什么如此可怕

本篇小说名为“蝴蝶”，取典《庄子》“庄生梦蝶”以隐喻主人公的身份危机，有明显象征意义（这一点也与《布礼》中主人公“钟亦成”的名字相似）。

[3]贯穿于整个小说的，正是张思远反复苦思的身份困惑：“我”到底是谁

张副部长还是“老张头”

“我”是一只变化不定的“蝴蝶”吗

“我”的归宿到底是哪里

首都北京（回到官员身份），还是山乡（彻底化身为农民）

与这个身份困惑相应，整部小说在语言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使用问句：设问、反问、自问自答、问了答答了再问，如此等等。

与钟亦成类似，张思远的认同危机源于他的“革命者”身份被突然剥夺，源于他与组织的血肉联系被突然割断，他一生誓死效忠的组织突然怀疑起他的忠诚了来了。

[4]因此，张思远的身份危机本质上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

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

在张思远的自我认知中，他完全是属于革命和组织的，他甚至就是革命、就是组织，而革命和组织也就是他。

否定革命、脱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

“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09页。

下引此书，只注页码），“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怒哀乐。

他几乎整整十七年没有休过假…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

（第620-621页）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革命组织突然翻脸说：你张思远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叛徒，是“反革命”黑帮。

由于张思远和革命、和组织的二而一的关系，成为“反革命”的结果就是张思远彻底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人还是“臭狗屎”：“然而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远，一个任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却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

这个张思远是“一个罪犯、贱民”，“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

（第621页）于是，张思远产生了深深的迷惑：“这是我吗

张思远是黑帮和‘三反’分子吗

对张思远这样的革命者，不但他的身份认同、思想意识是属于革命的，而且他的身体器官也是如此。

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失去了革命者的身份，不但他的思想意识、而且他的身体器官全都彻底陷于混乱，陷于认同危机：

这个弯着的腰，是张书记—就是我的腰吗

这个移动困难、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

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

可见，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张思远的控制和渗透是何等完全和彻底，渗透到了他的精神和身体器官的每一个细胞。

组织的逻辑、组织的力量就这样不可思议和神秘莫测，它可以转瞬之间把同样一个张思远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不可一世的地委书记，一个是猪狗不如的反革命。

两者之间的转化也是那样不可思议，一会儿威风凛凛，一会儿猪狗不如：“一夜之间，一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便变成了人人所不齿的狗屎，扬起的眉毛塌下来，刺人的目光变得可怜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焕发的荣光变得毫无血色。

人们对这种挨斗的脸色有一种粗野的比喻，叫做被屁熏过一样”。

这或许就是当时环境下张思远和所有其他个人的悲剧：无论干部还是群众，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够在组织之外、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之外获得自己稳定的身份认同乃至身体感觉。

他们对于革命和组织的忠诚是无可选择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平等契约基础上的相互承诺和相互忠诚。

这种效忠是单方面的、强制的：张思远必须获得革命和组织的认可才是人，否则就是畜生不如；而革命即使没有张思远也依然是一项摧枯拉朽的伟业，组织即使没有张思远也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

张思远没有自己定义自己、自己建构身份、自己选择忠诚对象的权利和能力（甚至都没有这种念头）。

因此，即使忠诚被剥夺和否定，他也只能寄希望于革命和组织的回心转意，以便摆脱噩梦一般的变形记：

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个活着不如死了好的癞皮狗一样的“三反分子”、黑帮张思远不是他自身，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躯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

标语上说：张思远在革命小将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不，这不是原形，是变形。

他要坚强，要经得住变形的考验。

但尽管张思远死不承认自己是“敌人”，苦苦坚持自己的忠诚，但他却不可能自己判断自己是谁，自己坚持自己的身份，因为极“左”意识形态和革命组织已经剥夺了他自己定义自己的能力，只有组织承认你是人你才是人。

更有进者，组织可以宣告张思远“不忠”，但张思远却既不能拒绝这个宣判，说自己是被冤枉的（那就意味着组织错了）；也不能接受—这是更加荒唐的—这个判断，从而真的变得不忠（那就变成了真正的叛徒）。

他所能作的，只能是老老实实等待组织终有一天承认自己冤枉了一位忠诚的战士并为他平反昭雪。

显然，张思远没有也不可能理解自己的“变形记”“蝴蝶梦”是特定制度和意识形态环境下的身份悲剧。

小说写到被打成“黑帮”、“三反分子”后，对自己命运“百思不得其解”的张思远最终把这一切说成是不可解释的“一场噩梦”，“一个误会”，“一个差错”，“一个恶狠狠的玩笑”，或不可理喻的“魔法”“法术”“变形”：“一个莫名其妙的驱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

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比喻把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灾难神秘化了，仿佛张思远们的命运是不可解释的宿命（这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对理性反思的回避）。

在另外一些场合，张思远又把自己的命运视作“报应”：因为自己曾经积极参与了各种“整人”运动，打倒了从报纸副刊主任到市委宣传部长的一大批干部，“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越抛越把自己裸露到最前线，终于，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

（第620页）一个“轮”字就把张思远的悲剧原因遮蔽过去了，连一个具体的加害者都没有。

[5]这种类似宗教轮回和报应的思想，根本不可能解释清楚张思远所处的特定环境中社会历史灾难的真正本质、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

三、劳动-人民拯救的神话

与《布礼》中钟亦成稍有不同，张思远并不是反“右”和“文革”政治运动的单纯受害者。

小说写到他曾积极参与了从反“右”到“文革”初期的各种政治运动，参与了整人。

在第一个妻子海云被打成“右”派后，张思远怒斥海云并与之离婚。

这一切表明他在成为受害者之前并非清白无辜，他“文革”后自我反思和忏悔的根源也在这里（而《布礼》中的钟亦成基本上没有忏悔）。

但非常奇怪的是：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应该反思的本来是极“左”时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反“右”扩大化、“文革”社会灾难以及张思远个人灾难的根源，也是导致张思远参与整人、给他人造成不幸的根源。

但事实上他的所谓“反思”和“忏悔”根本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触及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本质。

[7]小说把反思的对象转换成了所谓的干部“特权”和“作风”（脱离人民群众），似乎组织和张思远本人以前的错误都在于脱离了劳动，疏远了人民群众，因此，重建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

小说中张思远身份危机的克服就是建立在“劳动”和“人民”这两个宏大能指上的，重建与劳动以及人民的联系使张思远获得了新生。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张思远刚刚重访完自己落难时期劳动过的乡村，此刻正坐在象征特权的高级轿车上，带着“人民”的嘱托回京城上任（他已经升任副部长）。

在后面的几乎每一章，都有大量篇幅写他对特权的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享受着特权，同时又在反思特权）。

他心里装着秋文（“秋文”这个人物非常概念化和抽象化，这是一个代表所谓“人民”的符号，因此虽然比张思远年纪小，但张却觉得她像“自己的母亲”）的嘱托走上新的仕途：“好好地去做官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

（第605页）由此张思远重新得到了“人民”的授权，重建了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而且经过秋文（“人民”的代表）的点拨之后，张思远的另一个纠结和矛盾—回到城市还是留在农村，享受特权还是拒绝特权—也成功地化解了，因为宽容的、善解人意的“人民”说话了：“你们这些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淘换不来的宝贝

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头把子的农民

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骂你们。

（第645页）于是，官复原职、享受特权、与农民之间天差

王蒙的《忘却的魅力》。

读书笔记 就写 这本书 一些段落 你自己的理解 谢谢感想什么的.

哪个帮我写1篇 青春万岁 王蒙 阅读笔记拜托了各位 谢谢

与当时汇聚了青春意向的诗坛相呼应,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是以“序诗”开篇:“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在小说创作中大量运用抒情笔法,使某些章节、段落更近似诗歌和散文,这是《青春万岁》在文体上比较明显的特点。

如果用传统的眼光看,当时不满20岁的作者更象抒情诗人，由于对“生活的爱,这种被生活所强烈地吸引、强烈地触动着的感觉,使我走向了文学”，小说给人印象至深的,却不是精心构制的故事段落,而是作者对“生活的爱”的情感的一次次喷涌。

作者把他的抒情时代谱写成了一首赞美生活的歌。

《红处方》 读书笔记20篇

第三次读毕淑敏的文字，第二次读她的小说，《红处方》中的主人公和《鲜花手术》里一样，仍然以医生、军人两重身份出现，深刻地自身经历和痕迹。

只是后者完全军营式的生活和人物，让人觉得世界纯净而人只是无奈而已，对于人物的命运略觉遗憾加上感叹，而前者因为一个特殊的地点、一群特殊的人物、一种特殊的职业让人见识了整个社会最黑暗最底层最没秩序的状况，在那所戒毒医院里，所有的都可以是不真实的，所有的不善良不正直不合情合理都是那样的理所当然，而夹杂在这些负面东西里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人们看不到温馨看不到希望，那里的救赎与被救赎就像一直长在潮湿阴暗里的植物一样，毫无生命力可言，甚至都不期盼阳光了，因为苍白的面孔和千疮百孔的心灵害怕那刺眼的光芒，对他们来说，那是让他们面对现实的残酷的信号，他们在阴暗里待久了，懒得向往了，失去向往的功能了…

沈若鱼无疑是一个优秀而独立自主的女性，对生活真相的追求，对生命充满好奇，对谎言与虚伪地错愕与愤怒，通通在她笔下的故事与故事里的主人公表现出来。

她去戒毒医院坚持，虽时一时兴起的决定却也是内心挣扎过的选择，纵使自身经济条件所限，也愿意付诸成本去体验，顺便带出了年迈母亲的伟大，作者很难拨动读者心弦。

简方宁是一个很单纯的医护工作者，她的性格、脾性、经历似乎就注定了她会是一个戒毒医生，也似乎注定了会有一个很悲哀而凄惨又颇震憾人心的结局。

我想像不出来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子，但是却可以感受到作者笔下她说话的语气、神情甚至眼神。

年少的简方宁因为要上大学所以迁就着选择了潘岗，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却因为简方宁对工作的无比投入、因为她的无比信任和无比迟钝被上演了最庸俗的“老公有外遇，第三者是自家请的保姆”…潘岗是一个伪善的知识分子，在作者笔下，他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因为他的出轨错全在于简方宁，不能怪他，但是他“勾引”人的手段和策略却是十足的流氓，令人恶心与不齿。

我想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大约都会站在简方宁这一边的，因为不管如何，仅仅因为动物欲望就背叛爱情和家庭，实在是猥琐得很。

庄羽是医院里最丰满的一个人物形象，吸毒与不吸毒她都充满魅力，狂野而放肆，只能用一种鉴赏的眼光去审视，令人很玩味儿的一个女人。

她的故事在她生命的终点画上一个句号，在小说的末尾，我却仍然不知道她的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简院长告诫沈若鱼不要轻信他人信口说来的故事时，我与沈若鱼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些故事听起来那样真实那样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却全是谎言与欺骗

是不是就像毒品一样，让人感觉飘飘欲仙，却是血盆大口地吞噬人的灵魂。

支远对庄羽的爱情是纯真的，我相信他真的爱庄羽。

他也是小说里的希望和阳光，因为有这一点光线的存在，让人觉得原来进了地狱的人，只要你还想重回阳间，仍然也是可以回去的。

至于北凉和琪仁，一个富家子弟，一个穷人子孙，不同的背景，却有着同样变态的行为和畸形的性格。

可怜的不是他们，而是照顾他们、希望他们回头是岸的母亲。

小说人物众多，却各有特色，再加上医患之间的关系，患者患者之间的对话，还有医生与护士的交叉，犹如铺了一张网，将读者笼罩在一片白色之中…

白色，天使；白色，魔鬼。

想起挂在简院长办公室里的那副名了“白色和谐”的油画，闭着眼睛都觉得刺眼。

英雄式的人物去了，又有一个人顶替上去。

2.高中学《我的五样》时，就知道毕淑敏曾经是个医生，文章里带着浓浓的医药味。

最近看《红处方》的时候，才了解到作为一个医生，幸福的是作为医生可以挽救很多人的性命，可是不幸的是我们必须面对很多无能为力的疾病，伤痛乃至死亡。

王蒙先生评价毕淑敏的话我一直印象深刻。

他说毕淑敏有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

不论是沈若鱼还是简方宁，她们的身上都有毕淑敏的影子。

记得学《我的五样》时，就感叹这个作家文字亲切婉转，但是却给人一种直面人生的感觉，无处逃避，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无形的压力排山倒海的过来，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选择。

《红处方》的情节，更是让我无所遁形。

一直以来看书都喜欢一次性看完，《红处方》却花了我一周的时间，断断续续，始终无法一翻到底。

内心的挣扎无助，不知道该说给谁听，不知道该如何去说。

从沈若鱼以特殊的身份潜入戒毒所的时候，隐隐约约的就知道自己迈入了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世界。

只好跟着沈若鱼，听着一个接一个的故事，看着一个接一个病人，内心的折磨使我无法一直下去。

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很难受。

简方宁，这个坚韧，热情，甚至伟大的女性最后选择了死亡。

这是她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和敬重。

她疲惫了半生，说家庭，丈夫出轨；说事业，没想到最后竟会灾在自己的病人手中。

两者在别人看来都是失败的吧

我却那么佩服心疼她，一个女人，作为一所戒毒医院的院长，该是多么的困难。

那里面的人，冷酷，撒谎，疯狂的失去人性。

面对他们，简方宁冷静客观，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有着专业的知识，更是因为她理智，她有着一颗悯人的心。

面对最后的选择，她没有怨恨任何人，对庄羽也没有太多负面的感情，日落黄昏，在一片阴影中，缓缓的吃下药，看着玫瑰，温柔坚定。

我在流泪却不悲伤，是的，她的选择是正确的。

宁愿有尊严的死亡，也不要毫无感情的活着。

想起看过的一部电影，上面有一句台词：给你一个选择，多活十年死在粪坑里，少活十年死在没有烦恼的净土上，你选哪一个

女主人公说她宁愿少活十年死在人间仙境，也不愿苟且偷生。

人的尊严，真的很难说。

重视它的人，宁愿舍弃生命也不愿出卖尊严；不在乎它的人，觉得它连一块钱都不如。

现实中，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想要守住尊严的

把青春高高的放在舞台上，挥霍享受，委曲求全的保住自己生存的工作，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

无法忍受没有物质的单纯的精神生活，自己的尊严或许早在某一天就已经被人剥夺而不自知。

简方宁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真的是太过理想的存在。

看这篇小说时，你即使身处阳光之中，你都会觉得黑暗阴冷。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中居然会有这么多的阴暗面。

看着窗外缓慢飘落的树叶，听着爸妈若有若无的闲聊，我才真实的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才真正的感受到原来生活是这么的美好。

一直以来的小牢骚，小埋怨真的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生活的世界，其实是那么简单，有一点小欢乐，有一点小矛盾，谈笑风生，冷战吵架。

无论是哪一种，都是那么真实美好。

我若是沈若鱼，怕是在那里一秒钟都待不了了。

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是自己选择的。

简方宁最初选择在戒毒医院可能就已经预见了她以后的结果，只是来的那么突然，那么决绝。

即使是庄羽，支远，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选择。

对于庄羽，我有着很复杂的感情。

她对简方宁的感情很单纯，只是最后的选择实在让我无法原谅。

支远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庄羽的爱使他吸毒，也是因为爱庄羽才能够解毒，重生。

只有沈若鱼，她的选择出乎意料。

没想到她会做出那么的决定来祭奠自己的好友，其实除了简方宁的原因，更多的是她完全了解了吸毒之人的可悲与可怜。

是她的一颗想要奉献的心，选择了简方宁的道路，只是我不希望她的结局如简方宁一样让人难以接受。

看着外面的阴沉，突然觉的即使没有阳光，我们都还是如此的幸福

男，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京。

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

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

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

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

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

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

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四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青狐》、《尴尬风流》，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有《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王蒙评点红楼梦》、《王蒙话说红楼梦》、《王蒙讲稿》、《王蒙新世纪讲稿》，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23卷《王蒙文存》（2003年）等，年出版了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

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

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王蒙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也由初期的热情、纯真趋于后来的清醒、冷峻，而且乐观向上、激情充沛，并在创作中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

王蒙在国内首开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

1955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小豆儿》。

这是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

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春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冬雨》。

1957年：散文诗《新年》、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

另有诗作《错误》、《洗礼》、《春风》等。

1962年：发表短篇小说《眼睛》、《夜雨》。

1963年：发表散文《春满吐鲁番》。

1978年：发表短篇小说《队长 书记 野猫和半截筷的故事》、《最宝贵的》（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光明》；报告文学《火之歌》等。

1979年：发表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歌神》、《友人如姻》、《悠悠寸草心》（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夜的眼》、《表姐》。

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81年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的十本书之一，并于1986年获人民文学奖）。

1980年：发表中篇小说《蝴蝶》（获全国第一届1979一1980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铁事》、《春之声》（获1980年全图优秀短篇小说奖）、《风筝飘带》（获短篇小说北京文学奖）、《海的梦》。

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冬雨》。

1981年：发表小说《杂色》、《如歌的行板》、《湖光》；短篇小说《深的湖》、《温暖》、《心的光》、《最后的陶》；散文《浮光掠影记西德》、《别衣阿华》、《旅美花絮》等。

出版评论集《当你拿起笔》、小说及评论集《“夜的眼”及其他》和《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

同年日本出版中篇小说《蝴蝶》日文版。

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相见时难》（获全国第二届1981－1982中篇小说奖）、《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短篇小说《惶惑》、《春夜》、《听海》；综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

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深的湖》、散文集《德美两国纪行》和《相见时难》单行本。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英、法文版。

1983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息浪止》、《淡灰色的眼珠》、《虚掩的土屋小院》；短篇小说《青龙潭》、《黄杨树根之死》、《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好汉子伊斯麻尔》、《葡萄的精灵》（获第一届1983－1984短篇小说百花奖）；创作谈《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获首届上海文学奖）。

出版评论集《漫话小说创作》。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蝴蝶》英文版。

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逍遥游》、《鹰谷》；短篇小说《爱弥拉姑娘的爱情》、《边城华彩》；综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反应和呼唤》（获《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散文《塔什干晨雨》、《访苏心潮》（获全国第三届1984－1985报告文学奖）。

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系列小说《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散文集《橘黄色的梦》。

牡丹江民族出版社出版《青春万岁》朝文版。

匈牙利欧洲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说客盈门》匈文版。

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深的湖》罗文版。

1985年：发表短篇小说《高原的风》、《无言的树》、《冬天的话题》、《临街的窗》；诗作《柏林墙》等4首。

出版《王蒙中篇小说集》、中短篇小说集《妙仙庵剪影》、评论集《王蒙谈创作》和《创作是一种燃烧》。

墨西哥学院出版社出版《王蒙短篇小说集》西班牙文版。

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相见时难》维吾尔文版。

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获全国传奇文学奖，并被《中篇小说选刊》评为优秀中篇小说）；“新大陆人”系列小说之一《轮下》、之二《海鸥》、之三《卡普琴诺》之四《画家“沙特”诗话》、之五《温柔》；短篇小说《致爱丽丝》、《失去又找到了月光园的故事》；诗作《诗的幽默》（11首）、《纽约诗章》（3首）等32首。

翻译并发表德国俳句专家萨比妮·梭模凯普所作《德语俳句十二首》（英译汉）。

出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报告文学散文集《访苏心潮》、中篇小说集《王蒙集》。

1987年：发表短篇小说《来劲》、《庭院深深》；中篇小说《要字8679号—推理小说新作》、《选择的历程》、《虫影》，并发表一批诗作，累计62首。

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加拿大的月亮》、评论集《文学的诱惑》。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蝴蝶》德文版。

东京德间书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日文版。

瑞士第三世界对话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夜的眼》德文版。

意大利米兰赛维勒书局出版长诗单行本《西藏的遐思》意文版。

1988年：发表中篇小说《一嚏千娇》、《球星奇遇记》；短篇小说《没情况儿》、《夏天的肖像》、《十字架上》、《组接》；散文《苏州赋》；杂文《诬告有益论》；综论《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诗作《访日俳句》（14首）、《阳朔行》（18首）等。

出版诗集《旋转的秋千》。

台湾远景出版实业公司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蝴蝶》。

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加拿大的月亮》。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王蒙小说集》俄文版。

1989年：发表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获第四届1989—1990短篇小说百花奖）、《初春回旋曲》、《神鸟》、《纸海勾沉—尹薇薇》（获第四届1988—1990《十月》文学奖）、《我又梦见了你》；评论《何必悲观：对一种文学批评逻辑的质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刍议—个笔记式的提纲》；发表《王蒙、王干对话录》的主要内容；发表诗作《游》、《雨天》、《蓬莱》；散文诗《落叶、树及其他》；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蘑菇、宝玉与“我”的探求》、《时间是多重的吗

新疆少年出版社出版系列小说集《淡灰色的眼珠》维吾尔文版。

民族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心的光》维吾尔文版。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相见集》、

《雪球集》（均为小说集）英文版。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布礼》单行本英文版。

巴黎人道报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布礼》单行本法文版。

韩国中央日报社出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朝文版。

米兰加尔赞蒂书局出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意文版。

出版新诗集《旋转的秋千》。

1990年：发表短篇小说《我又梦见了你》、《现场直播》、《阿眯的故事》、《话、话、话》、《济南》；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搜捡大观园评说》、《贾宝玉论》、《红楼梦二题》、《天情的体验上—宝黛爱情散论》、《变奏与狂想》；关于李商隐的文章《一篇〈锦瑟〉解人难》、《再谈（锦瑟〉》、《雨在义山》、《通境与通情—也谈李商隐的无题七律》。

翻译并发表了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自我矫治》和《恋歌》；德国东方学家萨比妮·梭模凯的爱情组诗《短歌十二章》（俳句，英译汉）。

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球星奇遇记》。

德国波鸿布洛克迈耶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工蒙小说集》德文版。

民族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心的光》

1991年：发表短篇小说《室内乐三章》、《小说瘤》；中篇小说《蜘蛛》；微型小说《成语新编》系列；散文《海的颜色》、《无花果》、《宰牛》、《我们大队的同事们》、《我爱喝稀粥》等；杂文《作家书简与友谊》、《话说这碗粥》等；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伟大的混沌》；关于李商隐的文章《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锦瑟〉的野狐裨》。

翻译并发表了新西兰作家帕·格丽斯的短篇小说《天地之间》、詹·傅瑞姆的短篇小说《天鹅》、伊恩·夏普的短篇小说《白雪公主》和《天赐马》、弗朗西斯·庞德的短篇小说《简明三联画》和《八角形》、詹尼弗·康普顿的短篇小说《费伯镇》。

出版关于《红楼梦》的专著《红楼启示录》、文学评论集《风格散记》、中短篇小说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王蒙集》、中短篇小说和翻译作品集《我又梦见了你》。

1992年：出版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这是“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

发表短篇小说、微型小说13篇；综论《漫话文艺效果》、《再说文艺效果》、《题材与作家》、《建设与文艺》、《为了民族的生机》、《钗黛合一新论—兼论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

出版随笔集《欲读书结》、中短篇小说集《坚硬的稀粥》、文艺评论集《王蒙、王干对话录》。

东京白帝社出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日文版。

1993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红楼梦启示录》中文繁体字版。

1994年：出版《王蒙文集》（10卷，500万字）、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长篇小说《暗杀—3322》。

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红楼梦启示录》中文繁体字版。

台湾出版《淡灰色的眼珠》中文繁体字版。

纽约出版《坚硬的稀粥及其他》英文版。

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踌躇的季节》、短篇小说《玫瑰大师及其他》。

发表文章《我心目中的丁玲》。

1996年：出版短篇小说《满涨的靓汤》、《短篇小说之谜》；古典文学论集《双飞翼》、《红楼梦评点本》；散文集《宽容的哲学》。

1997年：出版中篇小说《春堤六桥》。

发表文章《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

1998年：出版意大利文版小说集《不如酸辣汤及其他》、《坚硬的稀粥》。

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论文集《王蒙说》。

2000年：出版《王蒙旧体诗集》、《王蒙代表作》（该书被列入教育部2000年制订并通过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

出版散文集《王蒙散文》、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演讲集《王蒙讲稿》、新诗集《雨点集》。

发表玄思小说《笑而不答》150则。

2002年：出版散文系列《印度纪行》、《访日散记》与《我爱非洲》；古典文学论集《心有灵犀》。

2003年：出版《王蒙文存》（23卷，700万字），出版《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出版论文演讲集《接纳大千世界》。

2004年：出版《青狐》。

发表论文《语言的功能与陷阱》、《〈红楼梦〉中的政治》等。

王蒙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据中新社报道，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共同主席冰凌28日在著名的“一碟盐”中国饭店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以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名义提名王蒙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他披露，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已回信表示接受。

这也是该会连续第四年度提名王蒙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该提名委员会顾问林缉光、董鼎山、唐德刚、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杨皓等出席记者会，向六十余位媒体记者和来宾介绍提名情况。

据悉，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三年前开始筹备提名工作。

去年初，提名小组曾作调查，王蒙、巴金以百分之九十多的得票率名列前茅。

经过一系列规范有序的工作，提名委员会于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将提名王蒙参加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信件和美国八十多位文化界、各界名人和团体支持这一提名的签名信寄往瑞典，并在纽约正式成立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

盗墓笔记王蒙背叛吴邪的小说是哪部

是三叔今年在微博上发的长白山十年后续篇章中提到的，吴邪一行人上长白山接小哥，王盟也带着一队人从阻挠，当然啦肯定阻挠失败，吴邪顺利接小哥回家

要《将军的部队》王蒙的书读后感，字数不限，最少200字。

实在不行文章大致内容也可以，或者是到《月球

落叶是零散的，然而，它们飘落于同一棵大树，因而，又是完整的。

读王蒙的散文《落叶》，不就有这种感觉吗

这篇散文表面看起来，并不成一体，但每一独立的自然段里，都凝结了作家王蒙人到中年后，对生活、人生、社会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他往往能在大家熟视的生活中，捕捉到一种不被人们注意的现象，换个角度，深挖下去，鞭辟入里，起到不同凡响、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

比如生活中，人们是不喜欢说大话的，然而王蒙却发现“说大话有一种特殊的美：勇敢、自由、奔放、浪漫、势不可挡…而且显得高深可敬。

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

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具备在别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发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美来。

在王蒙的眼里：“儿童的美是纯净的，青年的美是热烈的。

成人的美是广搏深厚而令人战粟的…是一种至察至圣的美。

这篇由十二个小段组成的散文，或诙谐幽默，或犀利尖刻、或深刻凝炼，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能有如此丰富的容量，这与它形式的新颖别致是分不开的。

它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摘取、浓缩、提炼了不同的生活现象，所以，在形式上，就像一片片落叶飘飞在空中一般，显得十分自由、潇洒、无拘无束。

求3篇读书笔记中任一篇

读了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

我十分佩服小说中老渔夫的意志，他让我懂得了一个人一定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才能获得成功。

当我读到“老渔夫想：这里离海岸实在是太近了，也许在更远的地方会有更大的鱼…”时，我十分佩服这位老渔夫，因为他这时已经打到了一些鱼，但他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向着更大的目标前进。

再看看我们，平时遇到一点小困难，我们都叫苦连天。

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应该像这位老人一样胸怀大志，去追求更好、更大的目标。

当我读到“大马林鱼开始快速地围着小渔船游动，将缆绳缠绕到了桅杆上，老人右手高举着钢叉，在它跃出水面的一瞬间，竭尽全力地向它的心脏掷去，一声哀鸣结束了大鱼的生命，它静静地浮在水面上…”时，我的心也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我非常钦佩老人那种毫不畏惧、坚持不懈的精神，虽然知道对手实力很强，但他没有丝毫退缩，而是迎难而上。

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老渔夫才获得了这场生死较量的胜利。

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学习老渔夫的精神，做事情不怕困难，才能取得成功。

最后，小说以一个少年看到老渔夫在度量足有十八英尺长的大马林鱼，再次描写了这条鱼的巨大，说明老渔夫所克服的困难之大，非比寻常。

小说歌颂了老渔夫不畏艰险努力奋斗的精神，我们也应该像他那样，不能满足于现状，应该积极向上，做任何事都要坚持不懈，遇到困难要迎难而上，决不能半途而废。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