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桌子的生活观（zzdshg）

目前来说，国内的情况越来越好了。

湖北省外新增病例降到了个位数，治愈出院人数超过27000人，第一批疫苗已经产生抗体......

然而就在我们松一口气的时候，病毒却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

之前钟南山院士反复提过，我们千防万防，一定要防住超级传播者，然而这样的超级传播的情况却在国外频频上演。

那个61岁的大妈，凭一己之力摧毁一个庞大邪教的事情相信大家都知道了，里面的所有感染者都是因她而起，一个人感染300多人。

还有一个令人崩溃的事情，韩国一个医院的科室，只有102人，竟然有高达99人确诊。

这样惊人的概率，相当于是100%了。

韩国这几天疫情的上涨的数据，让人揪心。

这是在呈几何级的爆发，短短三天内翻了十几倍，截止到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893。

相比于韩国，日本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如果算上“钻石公主”号上确诊的人数，日本有850例，是除中国外确诊人数比较多的国家。

而且日本很多地方也出现了“超级传播者”。

东京的一名出租车司机，确诊了新冠病毒，他搭载游客去过羽田机场，东京市中心等地。

更可怕的是，他带着家人参加了一个在“屋形船”上举行的新年聚会，船上一共有100多人。

目前，已经有10多人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出租车司机的岳母，也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去世。

除此之外，意大利的情况也非常严峻。

21日的时候，意大利仅确诊了拉齐奥地区的3例及伦巴第大区的1例。

但是短短几天内开始猛增，到24日，已经有了229例。

最棘手的当属那个社交达人，他发病之前参加了半程马拉松、小镇跑步比赛以及足球赛，累计影响50000人。

而且这些人参加完活动之后全部分散了，这吓得世卫组织的专家不得不紧急抵达意大利商量对策。

我们中国的病毒快要控制住了，然而它却在别的国家“全面开花”，这让人有点始料不及。

之前我们中国疫情爆发的时候，世卫组织的一个官员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

中国一定要将病毒控制住，不能让它传播出去，哪怕是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指部分国家暂停航班）。

因为我们担心的不是中国控不控制住的问题，而是别的国家控不控制住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如果连中国都控制不住，传入别的国家，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我觉得他是危言耸听，可是没想到真的是一语成谶。

就是一面照妖镜，真的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应对的。

日本主要就是官员的各种骚操作。

靠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事件大家都有所耳闻，这艘邮轮上载有2666名乘客和1045名船员。

但由于日本政府的低效率，最终这艘邮轮634人确诊新型肺炎，感染比例高达21%！

首先是迟迟不进行本应进行的检查，理由是：担心阳性太多影响工作。

后来千拖万拖，日本政府还是安排人上船了，但一天的时间也仅仅检测了80人，要知道这船上有几千人，得拖到猴年马月？

对此，日本的官员对外解释说，时间不够充足，人员少，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要正常上下班。

日本神户大学传染学教授岩田健太郎急的要死，他换了几个身份上船查看，据他说，上面的情况非常混乱，令人恐惧。

嗯，后来的结果你们也知道了，这名教授被赶下船，发布的东西都被删了。

1月20日启程，2月3号开始隔离，2月19日开始下船，整整用了31天，这真是一艘魔鬼邮轮，船上的游客每天生不如死。

检测和隔离的事情真的很难做么？一定要拖这么多天。

当时也有同样一艘邮轮停留在中国的天津码头——“歌诗达赛琳娜号”。

这艘船上有将近5000人，当时船上有十几个人有发热的情况，但是我们中国政府只用了12个小时就处理完了。

而且，即使后面游客的可以下船了，日本政府的操作再次令人大跌眼镜。

首先是漏掉了23人，没给他们做病毒检测，就放他们下船了，成为一大隐患。

另外，只要核酸检测为阴性的人都被允许下船，而且不需要再进行隔离，可以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回家，也可以自由活动。

有位女士按捺不住雀跃的心情，当即奔向寿司店。

日本显然对病毒的认识不足，以为核酸检测的结果百分百精准，只要阴性就万事大吉。孰不知，还有一种情况叫作假阴性，有一种感染者是无症状携带者。

一名女性检测的时候为阴性，19日下船回家后，出现不适症状，22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同样的情况是否存在？这些潜在的感染者回家过程中接触了多少人？能不能追踪到？细思极恐。

这是骚操作，还是各种对病毒的迷之自信。

厚生劳动省官员发言称：“只要没有像哥斯拉一样大声咳嗽，就不会传染新冠肺炎。”

还有一位官员直接对公众说：没有症状，就不会传染。

日本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日本目前可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检疫所只有三个，一天只能进行300次检查。

有日本电视台大概算过，照现在这个速度，如果日本全国人都接受检查的话，需要1150年。

于是日本采取的对策是什么呢？除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症状，否则不给测。

因此，大批出现了疑似症状，只是症状还比较轻的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检测与救治，只能等待着越拖越重。

官员如此不上心，普通民众自然也不会太当回事。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说：

“听说年轻就不会死。”

“感觉和流感差不多，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就算传染上了自己也不会变成重症。”

于是，万人裸祭，与病毒“赤诚相见”。

马拉松比赛，刚开始还戴着口罩，不久之后，口罩全掉了。

他们嗨得忘形，我们忧心忡忡。

而且在日本，专门为治疗感染症类疾病所配备的病床只有不足1900张，且分布在全国各地，短时间内无法立即调用。

而且医护人员也非常紧缺，整个国家不到30万。

一旦疫情扩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政府还表示，今天夏天的东京奥运会与残奥会，一定要如期举办。

可是疫情如果不控制下来，奥运会又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

与日本的情况不同，韩国的情况就是官员急得要死，但是民众不上心。

韩国的国情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由于美国军队的介入和大财阀的统治，韩国政府的公信力很低，再加上韩国电影经常揭露官员的腐败和黑暗，所以导致官员说的话，基本没人听。

我们看历代韩国总统的下场就知道了。

所以，在疫情之下，韩国政府的执行力非常有限。

21日，韩国首尔宣布禁止大规模集会活动，首尔市长劝告大家不要聚集，却遭到一致辱骂攻击。

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将预警级别从之前的“警戒”提升到了最高的“严重”级别，韩国政府非常上心，但奈何民众拒不配合，我行我素。

清晨时分，夜店里聚满了玩乐一整晚的年轻人。

首尔市长的禁止集会令形同虚设，商家组织者公然挑衅政府：“市长的要求没有任何依据”。

“集会比地铁安全1000倍”。

这样的情况，如果在中国真的不敢想象，应该早就被紧急叫停或者处以严厉罚款了。

韩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强大而有执行能力的政府。

其实韩国也有罚款，但是商家完全不当回事。

于是，22日，首尔街头就是这样一副景象，大批民众聚众集会，戴口罩的寥寥无几。

集会参与者“视死如归”：新冠病毒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可害怕的？反正我们是抱着死的决心出来的。（集会组织者得意洋洋地对众人喊话：在室外没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

清醒的民众在社交平台上表达自己的焦虑，但又感到无能为力。

有能力的韩国人紧急跑到青岛来躲避，青岛目前是零新增，韩国首尔飞青岛的航班机票涨了很多倍。

韩国和我国浙江省的面积、人口都非常接近。

韩国国土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200万。浙江省面积为10.5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700万。

浙江在1月23日，全省累计确诊病例只有几十例的时候，就启动了一级响应，从城市到乡村，角角落落严防死守，最后累计确诊病例数还是超过了1000。

而韩国照目前的防控局面与疫情走势，前路实在是堪忧。

韩国目前全国仅有1027张负压床位，除了首尔（383张）和京畿道（143张）之外，釜山（90张）、庆南（71张）、大邱（54张）、仁川等地的床位均不到100张。

病毒一旦爆发，患者又不能得到有效隔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除了日韩之外，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国家是伊朗，伊朗的确诊人数虽然只有61人，但死亡人数已经有12人，死亡率接近20%，全世界最高！

这与伊朗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有关，在他们国家，医疗资源和医务人员都非常紧缺，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一场疫情。

这其实不仅仅是伊朗，世界上任何弱小的国家，面对病毒的侵袭都没有什么招架之力，比如说之前的非洲一些国家，因为埃博拉病毒的肆虐，差点亡国。

疫情就是一面照妖镜，一个国家强大与否，政府的执行能力如何，民众是否上下一心，一下子照得明明白白。

有人说，中国已经有前车之鉴，日韩一些国家，简直连作业都不会抄，开卷考都能不及格，简直是令人费解。

我想说的是，中国交出的这份作业，还真不是那么容易抄的。

他们只看到我们目前获得的成绩，却不知道中国动员了多大的力量，付出了多少牺牲，做了多少努力。

应对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考验的是一个国家两个方面的实力——调度能力，和医疗实力。

一声令下，一座1000万人口的城市被瞬间封城，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14亿开始禁足，全部呆在家里。

农村硬核防疫，从村到户，大喇叭从大年初一开始，每隔两个小时就要播放一次，巡视组员到每家每户紧急巡视，甚至动用无人机等高科技。

医疗物资紧缺，我们的口罩生产线大年初一就上班，每天紧急生产出50万只口罩，有的地方甚至一个人撑起一条生产线。

十万医务人员奔赴湖北，举全国之力用一个省对口一个市的紧急援助，黄冈女市长在说援助医疗队从他们手里接过重症病人、危重病人的时候，直接哭了。

虽然我们在灾难初起时，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之后的反应速度和调度能力，足以令世界惊叹。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针对中国的防疫举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世卫考察组说：中国方法是唯一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可以在10天之内，指挥7500名建设者和近千台机械设备，让一座现代化的医院拔地而起；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可以通过大数据统计十几亿人员的流动，并顺藤摸瓜地追踪到几十万密切接触者，将他们登记在册，有序隔离；

中国调集一切资源，团结一切人民，几乎不计代价地与疫情作战，不让它传播出去，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了的牺牲、付出的代价，悲壮而惨烈。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世卫专家在发布会上这样评价中国战疫：

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很多。

负责翻译的小姐姐在翻译这句话时，声音哽咽了，我也忍不住眼眶湿润。

我为生在这个国度而自豪，也为所有坚守的同胞感到骄傲。

忽然想起“钻石公主”邮轮解除封禁的时候，中国的游客没有任何迟疑，径直走向一台早就停在那里的大巴。

大巴的前面写了5个熟悉的中国汉字，走，我们回家。

我曾经在国外有过那种求助无门的经历，我知道那5个字对在“钻石邮轮”上呆了一个月的中国游客意味着什么。

我们病了，国家从未抛弃我们，我们的国家病了，我们一定会治好它。

此生入华夏，无悔中国人。

*本文作者：桌子先生，著有畅销书《你只是假装很努力》、《我们终将与美好的一切相遇》等。三观比五官更正，思想比套路更深。来源：桌子的生活观（ID：zzdshg），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

“秦皇岛又一任性老板！每月逢8、18、28日，小龙虾都要裸价见客！”

我的朋友圈里经常能看到类似分享。除了日常生活外，大部分中国人都活在手机屏幕里，这几乎成了常识。多达1200万的公众号，占领着话语权。表面上，网红KOL、特稿类媒体、美学生活类账号最受热捧，它们构建了年轻人的理想生活。

但回归地面，深入毛细血管的是众多城市营销号，此类账号做得较大的有数千个。每天，许多人等待着他们的推送，来决定周末的新去处。在新榜公布的民生类榜单中，前五十名中有不少被城市营销号占据：接触重庆、最爱大北京、深圳潮生活........

你所不知道的是，与此同时，就在某个商住两用公寓、高级写字楼，一群年轻人盯着白茫茫的屏幕。通过大众点评、微博、当地都市报、同类竞争的营销号，匆忙着写着最新的内容，并等着主编想出一个讨巧的标题。

工作完后，他们也会搭上公交和地铁，汇入人群，焦急地关注阅读量的走向。他们是年轻人，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非常有影响力，但同时又微不足道。

“我的工作环境很压郁。” 季科对我说道。

在苏州创业园3号楼26层，深度苏州有两间办公室，里面堆满了各种活动物料：易拉宝、周边款充电宝，还有和各类厂家合作的功能饮料、红酒等周边。晚上九点多，是季科和他同事们最紧张的时刻：反复地调整版面，预览，手机查看，并讨论着用什么标题。

从窗外看，能望到远处的苏州市中心，橘红色的路灯与高楼的白织灯光裸露在天空。我们在竹园路209号，周边几乎什么也没有。到了饭点时，基本靠外卖解决，他们一整天几乎都不需走出大楼。我走进最大的办公室，看到会议写字板上写着：枇杷（下周重点）、杨梅、苏大返校季、龙虾…..方向、目标、方法。

季科在这里工作了三个月。他留着短头发，脸上带有胡渣，中等个子。前年，在一所专科学校念完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每天早上八点多，季科要从西山镇驱车一小时到公司。“每天晚上快十一点时才回家，每周只休息一天”，他告诉我。

周日，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日。有好几次，季科在这天也会收到领导的微信，指派完成些事情。季科告诉我：“领导告诉我，新媒体人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和生活分离。

每个月，季科可以领3000多元工资，没有社保和五险一金。这里薪酬最高的是主编，能拿到五千块。不过这也意味着，要牺牲掉周日的休息，几乎每月无休地盯着微信。“我们公司人员流动特别大，尽管成立了六年，待最久的人也就一年多。”季科对我说道。

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某网络公司总监表示，他们的城市营销号同样人员流失现象严重。不过，总有新的人会来。季科告诉我，他有很多同事在国外念的大学。有位刚加入的女生，在苏州大学念了五年医学，她的父母都是医生。她还带有些学生气，不擅长随机应变，正在适应着周遭。她告诉我：“我选错了专业，学医太无聊了。写写字挺有意思的。”

季科和三个同事共同运营“小主饿了”，这是深度苏州的垂直美食号。季科告诉我，稿件主要分为汇集和亲测。汇集的这种，编辑基本不用出门，搜寻资料再动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写推荐。

最开始的时候，"小主饿了"只有一个人运营。季科非常佩服这个人，“她做过一个霸王餐的活动，一个人联系了三十多家餐馆，当时的阅读量不错，平均有几千个打开率。”这个女孩会让每篇推送都有福利，“如果她写一点点奶茶，一定会要求商家给读者88杯福利。” 但没过多久，这个女孩就离开了公司。

现在换上了四个人接手，但阅读量基本维持在几百个的水平。季科解释了低迷的原因：“送福利是个双刃剑。虽然可以提高阅读量，但读者基本就不看你的内容了。等到你不再送福利时，阅读量就降得很明显。” 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就像无法理解类似“深度苏州”推送内容如此粗糙，为什么总能获得多达几万的阅读。

这也是城市营销号的通病：读者毫无忠诚度，他们是冷酷的。但好在他们同时也是不理性的，似乎对很多东西不太挑剔。

我的前同事叁三给我发了一条“武汉吃货”的推送：《在武汉最朋克的一条街，摄影师拍出了一个90年代的香港》，“这个人大概没去过香港吧。”她调侃道。

我则回复了她来自whatpluse的推送：《你在HK，巧了，我在另一个HK》。不管有人再怎么厌恶，城市营销号总要保持着对本地狂热自豪的姿态，这也是它们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搜寻了“深度苏州”、“武汉吃货”、“重庆全接触”的六月头条内容，城市名都是他们微信推送中高频出现的词汇：“苏州”在标题出现有12次，“武汉”出现了22次，“重庆”则有26次。他们推送的标题基本是这样的：

再过4天，苏州人将涌入这个地方！

高能！在重庆月入3000元，如何吃出月入2万的既视感？

为什么我不去北上广，只想留在武汉？刷爆武汉人的朋友圈！

这些内容对我来说不太陌生，我的第一份工作与此相关。公司在东湖附近的别野（武汉话称“别墅”），一家本土生活方式的杂志社，后逐步转型成城市号。关注武汉的各类新鲜事，呈现方式和观察角度不同于营销号，但有些东西依旧共通。

当时我接到第一篇选题，采访一家叫虾神烧烤的老牌大排档。那时，汉阳片区处于拆迁阶段，老板有些闷闷不乐，不想交谈。市民们都喜欢地道美味，我写道：“除了200米外的归元寺，虾神就是这片的地标。我和摄影师问了路，坐在地上的算命先生马上答道：往前面走，你别把盘子一块吃了咧。”

工作了快半年时，我才了解到引发本地人共鸣，才能收获较高的阅读量。有次，我采访了冯翔，他刚结束了北漂十年回到武汉。他开始用方言写歌，还不被大多数人知道，每夜在老友记小酒吧唱歌。微信推送后，阅读量远高平日，到了两万多。

那一两个月里，几乎所有的本地公众号都写了他，累计阅读量有数百万，冯翔的音乐和故事被不断地消费。他传唱度最高的《汉阳门花园》，讲的是过去的生活，满足很多人胃口：“小时候的民主路冇得那多人，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轮渡可以坐船去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这些住家的人。”

“要煽动城市人的情绪”，我的朋友李茜告诉我。去年夏天，武汉连日暴雨，她写了《致今天的武汉：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阅读量多达几十万。除了冷静的叙事信息，同时采取了道德和荣誉感的攻势，她也认其中有些观点不妥：“这样说或许还有人要称我们是五毛党，替上头说话。那我宁愿五毛更多一点，起码他们不会让一个个在危难关头与灾害对抗的人感到寒心。”

至今，我对这篇当时刷屏的文章很不满意。它代表了许多微信大号的讨巧方式：抛弃理性、注重语感、带有情绪地表达观点。不过，此类城市号做得会更为简单：赞美城市，热爱城市，和居民们站在一起。

城市营销号很容易流水化式生产。很多公司开始抢占这个市场，比如深度苏州，其母公司还上线了成都、长沙、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的营销号。因为人员流失率高，他们总是需要新鲜的人，同时也提供了很多机会。

“这几个月，每天都有人来面试，公司在不停地招人。”楚明告诉我。他今年刚毕业，本科学的平面设计。他去的是另一家“营销号集团”，是“深度公司”有力竞争对手。但它迈得更快，总部在深圳，一口气拿下了28个城市。半年前落地在武汉，开了五个号：武汉同城会、吃货王、接触武汉、武汉闺蜜圈、武汉出发。

我很疑惑，量产化的营销号如何站稳脚跟。楚明一定程度解答了我的疑问，“我们五个号加起来粉丝在十几万左右。” 他们用了最原始的方式积累粉丝：免费照片打印、扫码借充电宝。“如果只靠互联网发文章，花一年的时间也很难增加粉丝。”他说道。

这些粉丝的留存率，需要靠日后的内容，而内容的关键则靠标题。“最开始的时候，主编说文章60%阅读量靠标题。后来自己发现，其实80%在靠标题。” 他负责运营“接触武汉”账号。每周五，他会交出10个选题报表，写出写作思路与标题给主编，这些信息基本来自大楚网、武汉发布等渠道。

我查阅了“接触武汉”最近阅读量，基本在5000左右，按照他告诉我的粉丝数，打开率基本在50%左右。不过，阅读数造假在城市营销号中早已不是新鲜事。去年，九月二十八日，微信团队清理阅读量造假。公众号“贼船”披露出了一系列本地造假营销号：指尖武汉、掌上武汉、武汉号外、武汉范儿等，这些公众号的当日阅读量只有以往平均阅读量的30%。

好在这些只是一时风波，用户和广告商依旧愿意买单。楚明奇的公司在武汉刚起步，目前在武昌某二环的写字楼租几间办公室。十几个年轻人在此盯着屏幕，制定选题与编写内容，同许多当地营销号竞争，抢占人们的手机端。

每天，楚明上班需要花费一个半小时，他正准备在附近租房。楚明告诉我，如果不出意外，会一直呆在这家公司。他给出了我一个很难辩驳的理由：“因为我相信未来前景非常大。”

有一次，季科邀请我去采枇杷。同行的还有两个同事，一个负责摄像、一个负责采写，季科负责开车，顺带拍些图片。

这让我亲身体验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也了解到做原创内容对于营销号的成本。当晚，我们入住在一家农家客栈，每晚200多元，提供早饭。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皮肤黝黑，不善言语。

次日清晨七点多，他带着竹篓和木根，带我们上山采枇杷。要爬很长的石阶，上到半腰能看到太湖水，拿着三脚架的摄像师有些气喘吁吁。走到树前，老板采着枇杷时，介绍些白玉与其他品种的区别、如何吃枇杷这些事情。他们没有任何问题，选择着机位来摄影，偶尔会要老板摆出些动作。

采完后，我们离开了，开车绕道一圈。在事先标记好的地方，停车，下来拍照与摄影。中午两点，我们准时回到创科大楼。他们各自开始工作：剪辑视频、挑选照片、撰写文章。 在九点左右，他们做好了初稿，预览到了群内。

“做的太差了！派你们四个竟然写不出好稿子。小主饿了干脆不做了。” 微信那头岚姐回复道。岚姐是他们的老板，说不上这个名字是她本人的自称，还是别人都这么叫她。

他们已经习惯了岚姐的脾气，改起了稿件。最终，除去网上的交通攻略，这个文章有1461个字，配有45张图片，和一段长达2分钟的视频。文章没有提及任何人名，多为描述性的内容：“虽然果农伯伯已经年过六旬，但依然身形矫健，像一尊佛像一样，下半身稳稳地扎在树上！”、“最后一站，枇杷宝宝来到了白玉枇杷采摘基地，大大的鲜字，迎头撞上！那个feel倍爽！”

“发吧。”岚姐决定道，并想好一个标题，选择推送：《历时24小时，穿越26公里，东山枇杷震撼世界！》。在深度苏州账号，阅读量76195次，获得了273个点赞。不过在小主饿了，同样内容仅获得阅读量1430次。

季科告诉我，遇到订酒店、车费、购买物料时，费用都是几个人先垫着，“每次报销时，岚姐总不满意。有次花了900多买了各类粽子做测评，但阅读量很一般。我们会等到哪天推送效果好时，再集中起来报销。”

最开始工作的时候，季科还充满热情。有一次，他花三天的时间，拍了100张苏州日常照片。拍完了凌晨的酒吧后，在车上睡了几个小时后，又开始拍早起的环卫工人。这些照片里，基本包括了这个城市各地景色，和不同的市民生活，还算有趣。

这也是这几个月来，深度苏州耗费精力最多的一篇稿件。不过推送时放在了第二条，“头条一般都是广告”。季科告诉我：“从阅读量上来看，用心做的内容凸显得不太明显。再说了，就那几个人，根本就没时间做这些啊。”

“吃啊吃，送福利啊送福利” ，胡可可这样总结道营销号特点。

最开始，她在电视台做了五年编导，后来辞职加入了新媒体公司。“刚毕业的时候，在电视台时工资最高能拿到1万，同学们都很羡慕我”，她对我说道。

在她准备离职时，我们一起喝了杯酒。她短头发，有主见，简明的穿衣风格。她爱约朋友们喝啤酒，活泼，一点也不像在体制内的人。几个月前，胡可可有了新工作：运营一个上海本地公众号 。“我一点也不喜欢上海。” 她告诉我。

每天中午十二点，胡可可到公司开始工作，找选题和撰写内容，同时找图和排版。她称自己从不研究爆款，也不想写爆款，“这个东西，不是按照模版去写，只是后来人定义的”胡可可说道。

她抱怨道城市营销号，“这些人对所在城市完全不了解，推荐的吃的一定不好吃，推荐的玩的一定不好玩。” 。她发现京沪的营销号生态，不同于二三线城市，前者的市场被“一条”、“二更”这样的生活方式账号蚕食。胡可可同时认为：“营销号也在慢慢地改变，开始关注这个城市的人和新的变化，试图抓住大众的情感。”

最终，公司决定给公众号换了定位和方向”。一家运营了几个月的上海本地号就这么消失了。

我联系了一个朋友，他所在的公司在许多城市开了营销号，各地的城市主编归他管理。他嘱咐我，不要提到他的名字以及工作的地方等细节。他说道：“我们公司对这些很敏感”。

他经常出差，常在青岛、合肥这样的城市呆上一个多月，有时是去建立团队，更多则是对当地分公司做指导。他说：“现在已经过了内容2.0的时代，一切都要靠流量取胜。在一个城市创办几个营销号很简单，但要经过一场肉搏式厮杀。”

他今年27岁，戴着眼镜，一个皮肤白净的留有短头发的大男孩。此前在一家艺术杂志做过几年编辑，每天和策展、艺术家打交道。

我对他的变化很惊讶，竟成了一个“可以和你分析咪蒙和罗振宇的人”。他整理了100种好标题方式，成了公司内部教学PPT的一部分。我想，这种自上而下的模版教学方法，也是营销号可以流水线化的原因。还有众多的“新媒体学院”在收取一定学费教授着这些涨粉、转化技能。

他向我指出，这些想法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以前我做传统媒体，可能抓热点的单位在一周，新媒体则是每小时。但事情的本源没变，要对信息有兴趣，你有分享的欲望。”

对于城市营销号，他的思路就像游戏闯关一般的清晰。“营销号受众跨度大，更多都是社会里中等偏低人群，很底层。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很low，但你们的爸妈在关注这些。”因此，他会要求各地的主编与编辑，“让读者就像看天气预报一样，不用动脑子，只需最短时间来获取信息。”

“我告诉编辑们，你们的解读要么有趣，要么有用”，他在写引言的时候，会要求不能超过一个屏，“人们看手机时是跳跃的”， 他解释道。每天，这个全国新媒体总监会花12个小时看手机，会找好的案例推送给各地的主编。

对于内容用什么方式呈现，他和几个同事每天都在研究：“他们有些从广告公司过来的，更热衷数据，从中研究出好的表达形式。我从传统媒体出发，靠直觉，更注意挖掘人性。”

我问及盈利模式，他告诉我发广告的时代已经过去。“很多营销号会开好几条，按以前话来说，多收些刊例价。一年也就365天，能赚多少钱？我们主要靠卖东西，走销量。” 他继续说道：“后来我们发现，用户远比你想象得更多。与优质号的读者相比，我们的读者更不理性与聪明，更容易有消费冲动。当然我们提供的商品都很便宜，而且实用。”

他继续说：“我很明确了解用户是什么样的人群，根据这些才制定出了内容呈现方式。尽管我非常了解这些套路，但我也一点也不喜欢。”

他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现在打开率基本低于5%”。回到各个城市，营销号间在打着肉搏战，这让每个员工都绷了一根弦。他告诉我，有一个城市主编因为工作，住院了。“主编需要管五个号，压力很大，每天要担心。”

有一件事让他印象很深，当时他被派往某城市做指导，晚上十点多他建议一个编辑做修改。“凌晨三点多，我收到一个电话，她男朋友质问我。还没等我回答，就听到电话那旁的争吵声。”挂了电话，他想了想，得出结论“从事这个行业，这些事情是没办法的。”

谈到最后，他告诉我很担忧公司里年轻人的未来。他接触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年轻人，这些人和他一起工作，受他教育、鼓励与责罚。

“以前的年轻人去传统媒体，可以慢慢地找到自己的风格，但营销号毫无风格。” 他想了想后继续说道：“他们很可能慢慢成为没有竞争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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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中国和全球化不断耦合，偶尔脱离的过程

金华日报9月2日消息，前段时间，北京的一个煎饼摊大妈火了。一名顾客拿到煎饼之后，坚持认为大妈少给自己打了一个鸡蛋。大妈辩解不过，脱口而出：“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消息一出，网上热议，许多网友表示深受刺激，评论区里同时涌现出不少类似这个煎饼大妈这样的路边摊隐形富豪。

月入3万元的煎饼大妈不是传说。在浙江金华市区卖了8年烧饼的杨师傅和记者谈起这个话题时，坦言他靠一个个烧饼攒起家业、养儿育女，最多的时候手头上有7套房子，还不包括店面。

早餐行业是个富矿并不是秘密，作为每个人每天的第一顿饭，有专业机构预测中国人的早餐食品总消费4年后将达到1.95万亿元。尝过投资房地产的甜头，杨师傅始终没有放下卖烧饼这个行当。他说，这个行业很多人看不上眼，但是踏踏实实、稳稳当当，利润也还好。话题一转，谈及子承父业的话题，他犹豫了：“留房子不如留手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没几个能吃得了这份苦了。”

2009年，杨师傅37岁，家住农村，学过烹饪。为了养活一双儿女，他卖过肉、打过工，村里的红白喜事，常请他去掌勺。攒下一些积蓄后，夫妻二人一商量，决定做做餐饮小本生意，于是就在市区的一个弄堂里开了一家早餐店。

杨师傅做烧饼，他老婆炸油条，维持生计不成问题。此后8年，杨师傅的青春就耗在了面团和烤炉里。杨师傅做烧饼，从零基础入行，受到吃货们的追捧，还一度成为“网红”，现在每天要卖三四百个。一个烧饼卖3元，一根油条卖2元，店里还卖包子、馒头、馄饨、豆浆、福建羹……70个平方米的小店，7个人轮流招呼，还忙得晕头转向。一个月下来能赚多少？杨师傅说，刨除成本，至少有3万元。

刚开店的时候，杨师傅的烧饼卖2毛钱一个，现在的价格是原来的15倍。“原来吃份早餐两三块钱，大家吃得实惠吃得饱最重要。现在，一顿早饭吃下来，十几块钱很普遍。大家对口味的要求高多了，大老远开着车来我这吃早饭的大有人在。”在金华早餐界，杨师傅并不是最赚钱的一个，“江南有一家卖红糖馒头的和市区一家连锁煎饺店，一年可以赚7位数。”

2009年底，杨师傅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从那一年开始，他每隔两三年就会投资一套房产，最多的时候，手上攒了7套房，还不包括店面。房产投资为杨师傅带来了不菲的收益，但也有两处商铺投资，砸在了手里，卖不掉、租不出，自己也用不上。“我不是个做大生意的人，尝试过很多投资方式，还是凭手艺吃饭最稳当。这个行业很多人看不上眼，但是实打实、风险小，利润也还好。”

烧饼漂洋过海去了加拿大、日本

说起自己做的烧饼，杨师傅还是挺骄傲的。从进货、和面、调味，再到火候、时间的把控，他都有自己的一番摸索，最终抓住了一群顾客的胃。杨师傅的烧饼，外酥里嫩，第一口下去，尤其惊艳。饼皮上是密密麻麻的黑芝麻，被烘烤得饱满喷香，一口咬下去，内里裹着的是翠绿的香葱。和普通的烧饼不同的是，杨师傅烧饼的葱用料十足，薄薄的一层夹在饼间，其鲜嫩的口感与香脆的饼皮对比鲜明……每天，杨师傅的烧饼炉子前，都是等饼出炉的人，饼等人来买的情况少之又少。他说，做了这么多年烧饼，最难的就是保持产品新鲜、稳定的质量，从顾客的反映来看，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

“今天早上5点钟，店里来了个大妈，说要买32个烧饼。当时我还在买菜进货，6点回到店里，她还在等我。”一炉烧饼25个，32个得等两炉。杨师傅一边烤饼，一边和大妈闲聊起来。原来，这么多烧饼都是要寄到上海的，大妈的女儿在那里。

“上海的餐饮比金华发达啊，想吃什么吃不到，再说这烧饼寄过去也没有刚出炉的时候好吃吧？”杨师傅有点纳闷。“她小时候我常带她来你这儿吃早餐，她就喜欢吃这家的烧饼，每次回来都来吃一趟。最近，她刚换了工作，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这不就馋了吗，打电话让我给她寄去。”大妈说，平时她也会给女儿寄吃的，但都是自己做的，饺子、饼、面包都寄过，每次寄东西，还会贴上一张用便利贴写的纸条，一条条地列好保存方式、加热步骤、时间。这次的烧饼便利贴，她是这么写的：“1.收到就放速冻；2.要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3.洒些水在表皮；4.微波炉中火加热1分钟。注意：容易上火，不要暴饮暴食。——妈妈”

前不久，还有一个60多岁的大爷在杨师傅店里买了30个烧饼。这个大爷，杨师傅看着眼生，不是常客。谈话中，他告诉杨师傅，自己旅居日本，这段时间回来探亲。在国外的时候，常常想念家乡的味道，特别是烧饼油条加豆浆的早餐组合。这次回来，他特意跑了好几家店吃早餐，吃来吃去，觉得杨师傅的烧饼做得好，就决定带些回去消解乡愁。

暑假里，一个店里的常客还带来了一个大部队：儿子的台湾游学生朋友们。“我儿子在台湾的时候，跟着他们品尝了台湾味道。这次他们来做客，我带他们来尝尝金华早餐。”

还有一次，一个老年人订烧饼，说是在加拿大定居的女儿想吃了……

“我的小姨子在北方做生意多年，一开始回去带的都是酥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改为带我家的烧饼了。”烧饼漂洋过海之后还好吃吗？杨师傅笑着说，他也不知道，倒是从顾客口里听过千奇百怪的加热方法，烤的蒸的煎的都有。“主要吃的还是一份乡愁吧。不是有部片子叫《深夜食堂》吗。其实我的店可以叫清晨食堂，客人来来往往都很有人情味的，做烧饼的时候我可以听到各种信息。天天来的客人一段时间没来，我也会惦记。你们坐办公室的人可能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杨师傅说，他店里的食材，用不起市场上最好的，但都是自己家里人也都在吃的。“包子里的蔬菜，是批发市场里的中等货；炸油条的油一个早上换两次，是大豆油而不是棕榈油；添加剂都是达标的食用级，烧饼里没有添加剂。大家来我店里吃就是信任我，砸自己招牌的事不能做的。”

机器暂时还代替不了烧饼师傅

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传统行业，实体商品店受到电商平台的冲击，餐饮行业则插上了外卖的翅膀。17年来，杨师傅的早餐店，倒是变化不大。

“外卖不敢做。店里等烧饼的人都排起长队了，本来就是供不应求，哪里有工夫接外卖的单子。”杨师傅也没考虑开分店，店里的核心技术———做烧饼，除了他没有人能顶上，再开一家店，谁做？

机器换人的想法，杨师傅倒是一直都有。早餐行业招人、留人太难了。店里的5个工人，就做上午的早餐生意，杨师傅包吃包住，每人给3000元一个月，时不时还有人抱怨工作累、收入低。再说传统手工做早餐，速度有点慢，如果机器能帮上忙，杨师傅就可以考虑扩张的问题了。这些年他陆续买了六七台机器，光是压面机就有3台，大多都已闲置。两台和面机和的面只能用来做包子，做烧饼还远远不能达到杨师傅的要求。

17年来做一块烧饼，杨师傅说，很多微妙的变化、技巧，目前的机器还难以匹敌。比方说发酵，冬天的时间和夏天的时间就不一样；再说口味，夏天就应该比冬天淡一点；而火候、气温不同，同样的温度烤出来的饼也大不一样。“我烤了这么多年饼，每次开工前，都要放一块面粉进炉试试心里才有底。光靠一成不变的机械程序，现在还做不出品质好的烧饼。至少在我的店里，机器还代替不了烧饼师傅。”

杨师傅最近听说，上海一家著名的小笼包连锁店引进了全自动包子机，他正打算去尝尝，如果口味不错，他准备买一台回来。

月薪3000元留不住年轻人

早餐行当不轻松。杨师傅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凌晨1点半起床，和面、发面、醒面、买菜、进货、拌馅……做好准备工作。发面的时候，可以打个盹，但是又不能睡死。清晨4：30，工人们来了，包包子、蒸馒头、做豆浆，食物的香气在店里弥漫开来。到了5：30，杨师傅就开始生火，擀面，准备迎接第一个顾客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上午10点左右，杨师傅就一刻也不离开烤炉了。从擀面到烤饼，十几个步骤，他要一个人一气呵成，再循环往复，一天要做掉100公斤面粉。顾客排起长队，络绎不绝，他忙得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最多只有拿起案板上的凉茶喝上一口的时间。围裙下面的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手臂上的烫伤红痕总是在“推陈出新”……客人走了，盘点生意、准备第二天的进货清单、打扫卫生，直到吃完中饭，杨师傅才能休息。下午，是杨师傅补觉的时候。晚饭后，他睡得很早，因为第二天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的睡眠总量不少，但是跟大多数人的作息时间都不一样，人家睡觉的时候我干活，人家上班的时候我睡觉。”早餐生意是停不下来的，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才能放个假，探亲访友都来不及，哪还有旅游度假的时间。杨师傅夫妻俩，几乎没有带两个孩子一起外出欢度过周末，店里忙不过来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得过来帮忙。杨师傅的娱乐时间比较少，和朋友聚会的时间也不多，大多数朋友也都是做餐饮行业的。有空的时候，杨师傅最喜欢去顾客口中新开的美食店，尝尝东西好不好吃，看看人家的店是怎么管理的。

45岁的杨师傅是店里最年轻的一个，当年与他一起学厨艺的师兄弟，有的成了酒店大厨，有的自己开了饭店，只有他守着一家早餐店，日以继夜地做烧饼。曾经也有90后的年轻人来他的店里工作，有的是来拜师学艺的，有的是来打工的，但都没留下来。干得最长的，做了两个多月；最快的，三天之后就走了。“吃不了苦，耐不住寂寞。在我这里每天工作大概6个小时，赚3000元，他们更愿意去送外卖。”杨师傅轻叹了口气说，勤快点的外卖员，一天可以做70单，每单至少能挣3块钱，相比坚守一家小店，跑腿的活更受年轻人的青睐。

会不会让子女做早餐行业？杨师傅沉思了一会儿，说了句：“太辛苦太枯燥了，至少现在他们还不会想做。”杨师傅说，他一直在考虑转型升级的问题，希望换个大一点的店面，把环境、卫生、产品都做些提升，采取入股的方式再引入几项特色小吃，换种经营模式来做烧饼油条店。到那个时候，店里做的也许就不只是早餐的生意了，自己就不用从早到晚地为烧饼忙活了，或许就可以问问儿子愿不愿意来做烧饼了。“毕竟，留房子给他不如留手艺给他，踏踏实实地打拼过，就不容易学坏了。”

（原题《不得了！金华烧饼大叔靠早餐行当攒了7套房》）